抗戰時期重慶地區的匈牙利文學譯介（1937—1945）

尹曉琳，畢賢慈

（長春理工大學文學院，吉林長春，130022）

匈牙利作為弱勢民族國家的一部分，其“文學創作自周氏兄弟始便進入中國革新者的視域”［1］?；?0 世紀初至五四時期對“弱小民族國家”關注的傳統，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譯介與傳播一直活躍，即便抗戰時期也無例外。而重慶在抗戰時期一度成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與軍事的中心，眾多的高校、出版機構、報刊與文化精英遷往重慶，重慶因此步入了“四千余年歷史未曾有的最輝煌的時期，成為中華民族不可征服的精神堡壘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揮中心”［2］。重慶的文學譯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發展，同時也掀起了匈牙利文學在中國譯介的高潮。較之于抗戰時期同樣處于翻譯熱潮的文化城桂林與孤島上海，重慶地區中外文化的交流更為緊密，翻譯文學的政治性與時代性也更為突出，在譯介匈牙利文學上顯示出與其他地區文學翻譯不同的身份特征和審美旨趣。

一、抗戰時期重慶的匈牙利文學譯介概況

抗戰時期重慶的譯介文學，是中國文學翻譯史上較為厚重的單元，也是中國文學翻譯史的有機組成部分。近代的重慶譯介活動可以追溯至19 世紀末期。宋育仁創辦了重慶最早的近代報紙《渝報》，其章程第一條便提出：“本局為廣見聞開風氣而設。凡有關經世、時務、中外交涉條約諸書皆宜印布”［3］。1936 年，重慶最早的文藝期刊《春云》創刊，繼承了自《渝報》以來譯介外國文學的傳統，極具歷史感?！案遄拥膬热菀钥箶碁橹鳌保?］是當時用稿原則之一。這不是孤例，而是抗戰時期的文學傳統，另如《春云》譯介外國文化的諸多“抗戰”主題也代表了其立場與宗旨。窺一斑而見全豹，在“抗戰建國”與“反法西斯”時代主題下，重慶文藝界更加重視并自覺地進行著外國文化與文學的譯介。

重慶作為戰時的首都，其譯介文學的發展與抗日戰爭的政治語境密切相關，同中國抗戰現實相似的作家作品成為重慶地區文學翻譯的重要選擇，共同的民族命運和相通的時代困境將中國譯者與匈牙利文學無形地聯系在一起，諸多匈牙利作家作品也因而進入到重慶譯者群的譯介視野。重慶匈牙利文學的譯介就是在此環境和背景下產生的。受文化大遷徙與新聞出版潮的影響，當時重慶的期刊雜志與出版機構在匈牙利文學譯介方面承擔了更多的責任，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時期重慶譯介匈牙利文學的期刊與出版機構多達17 種，都以“抗戰”為宗旨，堅定著反文化侵略與反法西斯的態度。其譯介體裁多樣，以小說、詩歌為主，兼及戲劇與其他文類。

首先，譯介小說7 篇（見表1），多為現實主義創作。作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現象與問題，并用具體的、典型的與客觀的方法反應社會現實?！稜奚摺贰毒啤贰逗柮裟取返刃≌f極具感染力地描寫主人公超人的性格與無畏的精神，并在戰爭背景下產生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正如茅盾在抗戰初期提出：“戰時文學，宣揚抗戰，需要的是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保?］文學創作如此，文學翻譯亦如是。其次，抗戰時期匈牙利詩歌在重慶的譯介也呈現出獨特景觀，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歌一枝獨秀（見表2），譯介數量頗豐且意義深遠。所譯介的作品《從窗外看》《起來吧！馬加爾人喲！》《生呢？死呢？》《被囚的獅子》《狗的歌》《狼的歌》等均是特殊年代與環境下譯者表達自由與反抗的媒介，窗外的士兵、馬加爾人、獅子、狗以及狼等意象都成為暗喻與深意豐富著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在重慶的譯介活動。

表1 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在重慶的小說譯介情況

表2 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在重慶的詩歌譯介情況

除了小說與詩歌之外，所譯介的體裁還包括戲劇與其他文類。其中3 部匈牙利戲劇，包括莫爾納·費倫茨的《天上人間》（重慶中國書店，1942年）、貝拉·巴拉茲的《安魂曲》（重慶文化出版社，1943 年5 月）、柯曼地的《撒旦的悲哀》（重慶獨立出版社，1944 年5 月）；5 篇其他文類作品，包括盧卡契文論《論新現實主義》（刊載于《文學月報》第1 卷第1 期，1940 年1 月15 日）、《敘述與描寫》（刊載于《七月》第6 集第1、2 期合刊，1940 年12 月）、《論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尼采思想》（刊載于《民主世界》第2 卷第7 期，1945 年），K.Kartla 的作家介紹與評介《匈牙利的近代作家們》（刊載于《文藝陣地》第2 卷第3期，1938 年11 月16 日）、凱士特勒的《小說家的三大危機》（刊載于《時與潮文藝》5 卷第3 期，1945 年11 月15 日）。

這一時期，重慶約有14 位譯者譯介了匈牙利文學作品，這些譯者組成結構多元，大部分接受過高等教育，其中重要者包括覃子豪和焦菊隱。覃子豪曾就讀于北平的中法大學、日本的中央大學，他在戰時主編文學副刊，也寫詩、譯詩。他深受魯迅譯介裴多菲詩作的影響，認為：“像裴多菲這樣偉大的詩人，在目前被日寇侵凌的中國，是值得介紹給讀者的?！保?］因而在東京留學期間他通過日文轉譯了裴多菲的眾多愛國詩歌，1940 年5 月，其譯作的《裴多菲詩》由金華詩時代出版社出版。焦菊隱不僅是戲劇家、導演藝術家，而且是當時重要的翻譯家?？箲鸨l后他拒絕了法國教學之職，回國加入了桂林的中華文藝界抗敵協會，在此期間他所譯介的匈牙利文學的作品包括《安魂曲》《小說家的三大危機》，均站在國家與現實的立場推動抗戰文藝的進步。此外，企程、呂熒與鐘憲民等譯者同樣作為戰時主流話語的實踐者，積極地進行匈牙利文學的譯介，其中不乏裴多菲的詩歌、盧卡契的《敘述與描寫》、尤利·巴基的《犧牲者》與約卡伊·莫爾《海爾敏娜》《復仇》等名作。

與20 世紀20 年代相比，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的翻譯活動有著更為明確與更為全面的目標。20世紀20 年代的譯介大多是從“感時憂國”［7］、改造社會的目的出發，譬如米克沙特·卡爾曼的《旅行到別一世界》《皇帝的衣服》、莫爾納戲劇《馬額的羽飾》《盛筵》、莫爾納小說《雪人》《偷煤賊》等?？箲饡r期的文學翻譯《敘述與描寫》《小說家的三大危機》《安魂曲》等作品，在繼承其傳統的基礎上，更加注重選擇切合中國國情并能直接推動新興文學發展的優秀作品，這些作品“就其政治傾向而言，是抗日救亡的；就其思想特質而言，是民族解放意識?！保?］可見，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在重慶的譯介活動，總是站在服務于戰爭時代主題的立場，描寫時代、反映時代并以此來喚醒備受壓迫的民族意識。

二、抗戰時期重慶地區匈牙利文學譯介的文學傾向

抗日戰爭為重慶提供了全國文化中心的歷史機遇，社會矛盾激增、民族意識高漲與一切為著抗戰救國的文藝大潮，更加推動了匈牙利文學在中國譯介的進程。而弱勢民族文學作品的譯介，一直是中國現代文學翻譯史上的傳統。雖然周氏兄弟格外關注弱勢民族文學的問題，并在《域外小說集》等實踐中表明“立意在反抗”的譯介意圖，但是比較系統地全面譯介弱勢民族文學，則體現在《小說月報》“被損害民族的文學”?？?。?？癁橹蟮男傺览膶W譯介提供了樣板性價值，爾后無論哪個時期，弱勢民族文學的譯介都備受重視并從未中斷?？箲饡r期的文學翻譯承擔著更多的時代使命，且在選取作品、作家時具有一定的思想傾向與內容的倚重。

從譯者選取的作品來看抗戰時期重慶匈牙利譯介的傾向。以文學譯介的主題與內容為切入點，無論何種體裁的譯介作品均帶有明顯的抗爭精神與愛國主義傾向。一是抗爭精神。1940 年《文學月報》創刊時就提出：“需要的是年青的、戰斗的姿態，是健康的、堅實的精神”［9］，抗戰時期重慶所譯介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作《被囚的獅子》《狗的歌》《狼的歌》（刊載于《文學月報》第2 卷第1、2 期合刊，1940 年9 月15 日），詩中被囚禁的獅子，在沙漠中發出雷鳴般的怒吼；吃殘羹剩飯并被鞭笞的狗，仍在主人的“慈悲”之下忘記傷痛，舔舐他們的腳；平原上生存的狼，在不斷奔跑中，用疼痛與鮮血換來了“自由”。在這些詩作中，均可以看到主題與內容上反壓迫、求自由的精神。二是愛國主義傾向。意識形態影響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的選擇，在受壓迫民族文學譯介主題的選擇上，多為政治意圖的反戰與愛國主題。鐘憲民譯介的《犧牲者》是尤利·巴基具有自傳性質的現實主義小說，借以喚醒人們反侵略的意識與愛國精神。也正如正中書局的圖書廣告所說“弱小民族文學向不為人所注意，但實際上弱小民族文學的園地里有異常美麗的花朵，而且把人生的意義和民族的呼聲——被壓迫的民族的呼聲——表現得更真切誠實，令人深為感動?！保?0］

從選取的作家來看抗戰時期重慶的匈牙利文學譯介，具有反抗侵略與愛國主義傾向的作家也成為了譯作家的首選。一是裴多菲·山陀爾。裴多菲是19 世紀上半葉匈牙利文學史上享有盛譽的偉大詩人，其愛國情懷與對自由的向往成為匈牙利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影響著世界上的各個民族?？箲饡r期重慶地區關于裴多菲詩歌的譯介數量頗豐，包括覃子豪譯《從窗外窺看》《沒有結果的計劃》《起來吧！馬加爾人喲！》《生呢？死呢？》以及企程譯《回家》《裴多菲詩三章》（《被囚的獅子》《狗的歌》《狼的歌》）。之所以當時存在如此多裴多菲的譯介，既是因為從周氏兄弟至殷夫、茅盾、孫用等譯作家對裴多菲創作的譯介，使裴多菲的詩歌與精神逐漸深入中國，又是因為裴多菲的詩歌“是真正的時代與民族精神的贊歌”［11］，具有偉大的反抗精神、愛國精神與強大的感染力。

二是約卡伊·莫爾。他是匈牙利著名的浪漫主義小說家，匈牙利少數幾個世界知名的作家之一，早在周氏兄弟留日期間就被周作人譯介到中國。茅盾認為他將“改良主義，武力革命，以及革命后的黑暗政治”“熱情洶涌”地反映了出來［12］?？箲饡r期，鐘憲民在繼承前輩的基礎上，推動了約卡伊·莫爾在中國的譯介，其翻譯的《鞋匠》《海爾敏娜》（又譯為《陣亡者之妻》）等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特別是20 世紀40 年代多家期刊發表的《海爾敏娜》，以陣亡者妻子的視角來表露戰爭的殘酷與英雄的無畏，其在抗戰時期的重要意義便可見一斑。

三是G·盧卡契。他是匈牙利著名的哲學家、美學家、文學史家和文藝評論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鼻祖［13］，被譽為20 世紀西方四大批評家之一?？箲饡r期重慶對盧卡契的譯文包括《論新現實主義》《敘述與描寫》與《論德國法西斯主義與尼采思想》。其中兩篇關于現實主義討論的文章影響最著，《論新現實主義》強調作家的真誠和正直；《敘述與描寫》強調作家世界觀和積極參與生活的重要性。盧卡契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觀點鮮明，論證有力，“并熱衷于剖析知識分子與社會的沖突”［14］，契合當時中國文藝界關于現實主義的主張。

四是尤利·巴基和貝拉·巴拉茲。他們均是匈牙利文壇極具影響力的創作者，作品也多具深刻的思想性與現實意義?？箲饡r期的鐘憲民，在尤利·巴基《犧牲者》中感受到其憂郁意味的同時，看到了作品所蘊含的希望與抗爭意義，即殘酷的戰爭中主人公的反抗與犧牲精神，呼應著時代主題，表達著反戰思想。譯者焦菊隱在談及選擇作家貝拉·巴拉茲原因時，也看到了其作品的價值“在于適合人類生活之動向”［15］，而其譯介的劇作《安魂曲》以莫扎特的悲劇命運反觀當時國統區文藝家們政治上遭壓迫、經濟上受困頓的狀況，在對殘酷現實的控訴與觀眾的共鳴中迎來了文藝界與社會的同聲之應。

概括而言，隨著抗戰的全面爆發，“民族認同與民族反抗意識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的主流”［16］，時代需要直截了當的民族呼聲。這些在世界上享有盛譽的作品與作家均代表著匈牙利偉大的民族精神，在中華民族危亡時刻，翻譯此類作品、介紹此類作家更易激發人民的憂患意識與責任感，促進社會各階層投身于抗戰的洪流。無論是反抗精神還是愛國傾向，無論是愛國詩人裴多菲、浪漫主義小說家約卡伊·莫爾還是文藝理論家盧卡契，都吸引著遠隔千里的中國譯者，在強烈的民族使命感下不斷進行譯介工作，以此來滿足大后方讀者對抗戰文學與自由文學的迫切需求。

三、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在重慶譯介的特征與意義

如前所述，伴隨著現代民族國家意識覺醒，此時期重慶地區政治、軍事與文化的復雜性將文學與意識形態的關系向著更深層次發展，翻譯的政治性與功利性也愈來愈強。相較于此前的翻譯活動，抗戰時期的譯介在時代環境的推波助瀾下呈現出多元之勢，并有計劃、有目的地開展著。尤其是抗戰語境下，作為弱勢民族國家代表之一的匈牙利，其文學作品在重慶的譯介具有很強的時代性。

在政治性上，是主流意識形態下共同集體經驗的關照與譯介活動的宣教功用。如魯迅所言，備受壓迫的國家“雖然民族不同，地域相隔，交通又很少”，但仍然“可以相互理解，接近的，因為這些民族都曾走過苦難的道路，現在還在走——一面尋求著光明”［17］。通過對匈牙利文學的譯介來表明不只是中國這一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世界上具有相同經歷的國家和人民也在進行著反抗和革命?？箲饡r期重慶地區對愛國詩人裴多菲的大量譯介正體現了此特征。1938 年，覃子豪在《文藝月刊·戰時特刊》發表了裴多菲詩歌《起來吧！馬加爾人喲！》《生呢？死呢？》。其在翻譯過程中使用連續的感嘆句式，來喚醒并號召中國人民與顛連于列強侵略的匈牙利人民一起：“起來吧！為著祖國的獨立！”正如《文藝月刊·戰時特刊》在抗戰爆發后將其創刊宗旨改為“為這神圣的戰爭而效勞”［18］，不免使文學創作與文學翻譯披上了政治的外衣。1940 年企程在《文學月報》發表的《裴多菲詩三章》是詩人裴多菲積極思想的表現，是其屢見匈牙利下層社會的愚昧、落后與不覺悟而產生的一種急切的心情?！白杂?，一切都被剝奪得毫無影蹤/但是他的目光還是那么炯炯”［19］，譯者將“自由”置于句首，以示強調，呈現出一種強烈的號召之聲與反抗之力。

在大眾性上，是抗戰語境下受眾需要與譯者取向互動的結果。五四時期文藝界關于“白話”的普及，開啟了中國文藝大眾化的趨向，這一時期的翻譯受眾基本上是學術界與革命者，大眾化的旨趣在于振國興邦的雅俗共賞。隨著三四十年代民族危機的加深，文藝大眾化問題政治化，“文藝為抗戰服務”“把抗敵除暴的決心普遍地打入民間”［20］是文藝界的職責所在，譯者為了所譯作品能夠適應文化水平不高的廣大軍民，往往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與自由的形式。覃子豪翻譯裴多菲詩歌《從窗外窺看》“看呦！看呦！”“有時候，我也”與“我也是”等，簡單句式的重復，沒有多余的修飾詞，不僅便于大眾的理解與記憶，而且類似口號的形式更利于鼓動軍民氣勢，促進抗戰的宣傳。同時，匈牙利文學的譯介除了“歸化”于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和革命訴求外，也沒有徹底舍棄文學立場，仍然顯示出抗戰語境下對文學審美價值的堅守。梁實秋1938 年12 月1 日在重慶《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公開歡迎“與戰爭無關的材料”［21］，此舉雖引來了眾人的口誅筆伐，卻也為純文學翻譯開辟了空間。1942 年，由中國重慶書店出版的《天上人間》（原名《里里奧姆》），是一部典型的浪漫主義作品，以布達佩斯市民階層生活為題材，描繪了地獄、人間與天堂的悲喜，揭示了作者憤世嫉俗而感傷的內心世界。譯者李嘉對于題目的改譯，既是與作品主題內容的吻合，又是其思想感情的升華，比原名更具審美性?？傊?，抗戰建國雖然是這一時期文學領域的重大主題，但文藝界仍然需要具有藝術性的作品去滿足大眾閱讀的需求并鼓舞滿目瘡痍的中國，仍然存在政治訴求外的自主創造性。

在民族化上，是探索民族發展道路中時代與譯者的選擇，更是政治化與大眾化的進一步發展。一切外來文化進入本民族的文學視域，必然會經歷民族化的過程，其本質是兩種異質文化彼此碰撞、交融，并在借鑒、吸收與創新中逐漸融入本民族的文學體系。簡言之，民族化是一種對異族文化的改造與同化，也是文藝作品從語言、風格到思想內容民族特征的普遍形態?？箲饡r期重慶譯介活動有關民族化的特征的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焦菊隱1943 年5 月發表于重慶文化出版社的《安魂曲》（原名《莫扎特》）。在其翻譯過程中，有兩方面民族化實踐的表現：一方面是語言的民族化，即突破原文語言形式的桎梏，具有本民族語言的結構特征與思維慣式。焦菊隱《安魂曲》的譯本中“四塊大洋”“牛馬”“久仰久仰”“皇帝”“指教”與“請您容許我向您見個禮兒”等語句多具有本民族語言特色。另一方面是思想內容的民族化?！鞍不昵北疽馐翘熘鹘掏綖樗廊伺e行彌撒祭時所奏的一種安慰亡魂的歌曲，焦菊隱將劇名《莫扎特》進行改譯，追根溯源，其一是莫扎特以一種近乎死亡的預示在病床上創作了《安魂曲》，此舉不僅是莫扎特最后杰作的意義凸顯，更是紀念其偉大創作與不朽精神的體現；其二是“安魂曲”這一命名更能彰顯劇作內容的思想性，即莫扎特苦難中所創作的爽朗與愉快的音樂給貧弱之境的中國以信心與力量。因此，民族化實際上涉及了兩點問題：一是大眾的內容，一是民族的形式。在翻譯域外作品過程中，用本民族獨特的表現方式來反映中國社會，反映大眾命運和社會現狀，正是民族化探索的必經之路。

抗戰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一段歲月，重慶作為抗戰時期中國的文化中心，“創造了抗戰文化”［22］，而重慶地區文學翻譯成果的顯著也使其成為整個中國文學翻譯史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與此同時，在繼承“弱小民族”文學翻譯傳統的基礎上，匈牙利文學的譯介也不斷地革新與推進。在特殊的抗戰語境下，重慶的匈牙利文學譯介活動有著全國翻譯戰時性的共性，其政治性、大眾性與民族性也呈現出一定的區域文化特征，為抗日戰爭貢獻精神層面的力量。從文學范疇著眼，抗戰時期匈牙利文學的譯介對于本國的文學創作有著極為重要的借鑒意義，現實主義文學傾向下作品的譯介不僅滲透在本民族文學的創作中，而且在與匈牙利文學的理解與共情中，民族文學也爆發出了更強的生機和活力。從歷史意義出發，隨著時代的推移，抗戰時期的資料越來越難以尋找和統計，有關抗戰時期大后方文化中心關于匈牙利文學在重慶的譯介統計和總結，有利于保存珍貴的抗戰文化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