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滿足人民需要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研究

劉鳳義, 潘 璐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天津 300071)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保?］(P.29)2021年,“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中首次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至今已成為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新范疇。

目前,學界對于宏觀經濟治理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主要從宏觀經濟治理的基本內涵、特征、探索歷程、完善路徑以及理論創新意義等方面展開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周文、何雨晴(2020)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系入手,認為要從黨的領導能力、制度執行能力、資源動員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四個方面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進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2］孟捷(2021)研究了黨的領導與國家經濟治理的關系,認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經濟治理是一種特殊的資源配置和經濟協調機制,同市場的有機結合刻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鮮明特點。［3］龐明川、寧賦憲(2022)基于歷史邏輯總結了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制度和經驗,并基于科學制度體系要求構建了“1+6+1”框架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4］劉偉、陳彥斌(2022)梳理了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的發展脈絡,指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治理展現出以中長期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相結合、多政策協同、注重跨周期政策設計等特征。［5］張占斌、王學凱(2022)從目標體系、政策體系、決策協調體系、監督考評體系、保障體系五個方面提出了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國家宏觀調控制度體系。［6］程霖等人(2023)以標識性概念演進為線索,回溯了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過程中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的創新發展,并將這一歷程分為“綜合平衡—宏觀調控—宏觀經濟治理”三個階段。［7］

已有研究為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規律性認識奠定了基礎,但由于宏觀經濟治理問題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也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性問題,因此有較多需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而進入市場的主體生產的直接目的是利潤最大化,如何協調二者之間的矛盾是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問題。本文嘗試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根本目的出發,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實現從宏觀調控向宏觀經濟治理的轉變展開研究。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

任何社會的生產活動都是有目的的,其根本目的決定了生產依靠誰、為了誰的問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追求資本價值增殖為根本目的,通過雇傭勞動創造剩余價值,滿足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以滿足人民需要為根本目的,利用市場經濟生產使用價值、滿足需要成為目的本身,而價值則是手段。［8］但是,在市場經濟中,進入市場的微觀經濟主體的直接目的依然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如何破解滿足人民需要的根本目的與微觀主體追求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就成為國家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任務。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社會生產的目的理應是滿足人民需要。但人都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滿足人民需要的具體內容各不相同。在私有制社會,社會剩余被剝削階級所占有,勞動人民只能滿足生存需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私有制被消滅,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推動人的全面發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滿足人民需要作為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1956年黨的八大報告指出:“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保?］(P.353)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保?0］(P.172)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保?1］(P.11)無論社會主要矛盾如何變化,“滿足人民需要”的社會主義生產的根本目的沒有改變。

可以從不同角度將人民需要劃分為不同類型。馬克思恩格斯雖然沒有明確定義和劃分需要的范疇,但是他們對于人民需要的劃分卻散見于不同著作的相關論述中。其一,可以將人民需要劃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如前所述,物質生活需要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因此,滿足物質需要是人民生存發展的首要前提。其二,可以將人民需要劃分為生存需要、發展需要和享受需要。馬克思在對勞動力商品價值構成的闡釋中指出,勞動力的價值含有歷史的、道德的因素,其中既包含了需要是歷史的范疇,也包含了需要的層次性。從生存需要看,“生活資料的總和應當足以使勞動者個人能夠在正常生活狀況下維持自己”,具體包括“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12］(P.199);從發展需要看,“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總和,包括工人的補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資料”,以及使勞動力“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12］(P.200)恩格斯明確提出,需要包括生存需要和發展需要,甚至還包括享受需要。他指出:“通過有計劃地利用和進一步發展一切社會成員的現有的巨大生產力,在人人都必須勞動的條件下,人人也都將同等地、愈益豐富地得到生活資料、享受資料、發展和表現一切體力和智力所需的資料?！保?3］(P.326)其三,可以將人民需要劃分為個體需要和公共需要。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了按勞分配先扣除公共需要,然后再按勞分配滿足個體需要。個體需要通常是指滿足個人和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這種需要往往是家庭勞動力通過獲得工資來滿足的,必要勞動創造的價值是滿足這部分需要的。公共需要是社會提供的滿足人們共同需要的部分,這種需要的滿足程度和范圍與社會剩余勞動密切相關。在社會主義社會,剩余勞動越多,個體需要越由社會來提供,這些需要就越具有免費的性質。這與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方向是一致的。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個體需要表現為市場需求。公共需要往往不是完全由市場決定價格,而是由政府定價甚至免費提供。［14］

以上關于人民需要類型的劃分不是完全無交叉的。物質需要是最基本的人民需要。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勞動者通過價值規律和價格機制在市場中比較和交換“個別勞動”,因此,大部分物質需要都可以轉化為能夠由價值和價格表達出來的“市場需求”。(1)嚴格來說,物質需要與市場需求是有差別的。在商品交換關系中,物質需要是以市場需求的形式出現的,此時消費者的購買力或其持有的貨幣便成為一種“社會權力”,沒有貨幣,物質需要就無法成為市場需求,也就無法得到滿足,只能是一種潛在的“欲求”。馬克思指出:“以貨幣為基礎的有效需求和以我的需要、我的激情、我的愿望等等為基礎的無效需求之間的差別,是存在和思維之間的差別,是只在我心中存在的觀念和那作為現實對象在我之外對我而存在的觀念之間的差別?！眳⒁姟恶R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但是,高品質的物質需要、人民的非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卻難以做到這一點。首先,在短期內人民群眾的購買力難以達到滿足高品質物質需要的水平,貨幣支付能力不足,這使得高品質的物質需要只能停留在心理欲望層面。其次,人民的非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只能從“使用價值”即“有用性”的視角加以把握,難以折算成能夠被價值和價格反映出來的市場化需求。最后,不像物質需要可以被歸結成個人需要,公共需要是作為一個“整體”需要而存在的,這就更難以將其折算成個人承擔的貨幣金額。很顯然,要完整地把握人民需要,就不能僅僅盯住價值、價格和貨幣這些市場化概念,而是必須深入產品和服務對人們的有用之處——使用價值——來展開分析。因此,只有把價值和使用價值結合起來,把產品的有用性和人民群眾的支付能力結合起來,社會主義社會的人民需要才能完整地呈現在我們面前。

由于人民需要擁有多層次的豐富內涵,且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社會主義生產活動與滿足這種需要的要求之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距離,因此,社會主義宏觀經濟治理要從宏觀經濟政策著手,使得社會主義生產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各種類型的需要,這就勾勒出了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總體輪廓。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保證了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無論采用哪種手段,都是從最廣大人民的根本需要出發,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15］這便是破解市場主體逐利性與社會主義根本目的沖突的關鍵所在。也正因為此,人民需要的滿足始終貫穿在我國宏觀經濟治理歷程中,并隨著我國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現代化而更加堅實。

二、以滿足需要為目的:從宏觀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

從計劃經濟時期的一元管理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探索時期的多元調控,再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經濟治理,人民需要不但沒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潮中被淹沒,反而在從宏觀調控到宏觀經濟治理過程中得到了更好的滿足。

(一)計劃管控向宏觀調控轉型過渡(1978～1991)

1978年初,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的主要方式仍以行政命令和直接管理為主?！昂暧^管理”和“宏觀控制”等概念是理論界和實務界在1982年提出的。1985年召開的“巴山輪會議”引進了西方經濟學的總需求調控理念,并提出要把宏觀控制和市場調節結合起來,由此在1986年形成了“宏觀調控”的提法。1987年,黨的十三大通過的《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提出,“國家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調節市場供求關系”［16］(P.462),為市場經濟體制多元管理奠定了基礎。我國宏觀調控既包含了西方市場經濟中的微觀規制和參數誘導功能,也允許政府對宏觀經濟實施行政控制。因此,我國宏觀調控的手段和方法是多樣的,既有經濟和法律措施,也包含必要的行政干預手段;既包括供給管理政策和需要管理政策,也包括市場環境管理政策。［17］

手段的多樣性為充分滿足目標提供了條件。與西方市場經濟單一目標量化下的周期性危機不同,我國在長、中、短期連續遞進的經濟規劃和經濟目標的牽引下,宏觀調控著眼于經濟增長、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的均衡,力求處理好長期和短期、改革與發展、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多重目標統一于滿足人民需要的根本目的,一以貫之的政策保障人民需要能夠持續穩定地得以滿足。物質需要在快速的經濟增長中得到滿足,精神文化需要在就業和公平的環境中得到滿足。到1990年,人民群眾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為人民需要的進一步滿足奠定了基礎。

(二)宏觀調控政策體系基本形成(1992～2011)

黨的十四大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此后,我國在1993～1997年、1998～2002年、2003～2007年和2008～2009年先后實施了四次宏觀調控,成功應對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實現了我國經濟長期穩定的中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一時期的宏觀經濟管理方式由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擴展到了市場下的經濟、政治、法律等手段。［7］與此同時,宏觀經濟管理目標不再僅僅是指標數據,而是在市場體制下變得更加靈活、多元,人民需要通過多種方式得到體現和滿足?？傮w來看,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經濟管理模式開始從一元管理向多元調控邁進。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我國通過市場機制下的經濟手段直接對滿足人民需要發揮作用,通過政府管理下的行政手段間接對人民需要發揮作用,從而使每個人的需要能夠最大限度地得到滿足,共同構成中國特色的國家宏觀經濟管理。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主要依賴政府的貨幣政策,而貨幣政策作為對貨幣總額的管控政策,試圖通過利率變動左右經濟運行,在實際應用中具有天然的保守性。［18］究其原因,利率成本的變化無法改變整體經濟形勢,對復雜的資本行為影響有限,尤其是在推動經濟增長時“進難退易”,無法驅動經濟發展的內生動力。政策理論邏輯和現實邏輯的差異性決定了政策不能過于剛性和單一,需要多措施配合發力來增強政策的柔性和靈活性。我國的多元調控以國家為主體,發揮國家經濟職能,不僅包括所謂的宏觀層面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包括中觀層面的產業政策、區域政策、城鄉政策(城鎮化政策)、對外經濟政策和微觀主體的經濟行為。多維度的政策舉措更能夠影響經濟主體行為,以內源動力作用于整體經濟發展,從而以直接和間接的方式滿足人民需要。

在宏觀層面,從人民現實需要出發制定經濟計劃、中長期發展規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重大戰略,闡明國家戰略意圖,明確政府工作重點,引導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尤其是在草擬五年規劃建議稿的過程中,黨中央始終堅持群眾路線,廣泛聽取群眾對規劃編制的意見和建議,實現了制度完善與民主弘揚的有機結合。這也保證了在政策制定的前置環節就充分了解人民需要,將每一時期的人民需要貫穿于政策的制定、實施和評估的全過程。

在中觀層面,價格政策、收入政策、產業政策、區域發展戰略和對外開放戰略得到有針對性的實施,著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足的問題。不同政策間互相協調,共同組成中觀層面的經濟治理。例如,產業政策既遵循三次產業結構發展規律,又對戰略性產業和新興產業重點支持,以維持國民經濟的穩定發展和經濟增長極的驅動。與此同時,注重區域產業政策的制定與區域政策一致。一方面,發揮地區資源稟賦優勢,促進區域間特色產業協調發展;另一方面,契合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定位,在國家整體發展中發揮自身作用。由此,實現整體發展與部分發展的統一?？傮w產業政策注重挖掘經濟發展潛力、力求充分就業,保障人民需要得到滿足,區域產業政策注重區域均衡,確保不同地區的人民需要都盡可能地得到滿足。

在微觀層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是國家參與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微觀載體和觸手,使國家得以通過市場直接調控經濟。而在國有經濟的經濟行為中,國家作為公有制經濟出資人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參與經濟活動的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等各個環節。同時,公有制經濟通過微觀層面的競爭、中觀和宏觀層面的控制和影響兩條路徑,規范和引導非公資本發展。［19］

(三)宏觀調控向宏觀經濟治理轉型(2012～2017)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宏觀調控和宏觀經濟管理出現了新變化。我國經濟制度和體制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逐漸暴露出來,宏觀經濟管理方式也相應地發生轉變,更加注重滿足人民需要的質量、暢通滿足人民需要的渠道。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保?0］經濟新常態不僅意味著中國經濟“三期疊加”(增長速度的換擋期、結構調整的陣痛期、前期政策的消化期)的新特征,同時也暴露出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三大結構性失衡,即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的失衡。經濟結構失衡意味著生產和消費失衡,即供給和需求結構不匹配,商品價值無法順利轉化為使用價值,從而滿足人民需要。因此,從使用價值的實現入手,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側重點從調節社會總需求逐漸轉移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上來,以破解價值增殖和使用價值實現的矛盾。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宏觀經濟治理核心是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相比于經濟高速增長,高質量發展目標更加豐富、更具彈性,結構更加合理、更加聚焦,要求經濟管理更加注重預期管理和柔和管理。因此,宏觀經濟管理體現出由“速度目標”轉向“質量目標”、由單目標轉向多目標、由點目標轉向區間目標、由總量目標轉向結構目標、由“大水漫灌”式目標轉向定向精準目標等特征。［21］

這些特征是由新時代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方向決定的,也對應著人民需要更高質量的滿足。高質量發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著眼于經濟結構調整,立足于經濟長遠發展。經濟結構優化能夠提升經濟增長潛力,在保證經濟質的有效提升下推動量的合理增長,從而確保人民需要得到持續滿足。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是這一時期的政策重點,但是始終與需求側管理相結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眼于提升供給質量,將產品存量轉為產品流量,進而以高質量的產品供給和契合人民需求的產品流動速度來適應和滿足不斷提升的人民需要。需求側管理注重激發總量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通過提升居民收入來構建完整的內需體系,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前提。2015 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就是要深入研究市場變化,理解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在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22］總體而言,供給和需求是商品經濟運行中的一體兩面,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也統一于宏觀經濟管理。雖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期供給側表現為經濟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只有供給側和需求側管理齊頭并進,中國特色宏觀經濟管理的根本目的才能得到彰顯,人民需要才能得到充分滿足。［5］

(四)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完善(2017年至今)

黨的十九大對于我國宏觀經濟調控和治理提出新思路,強調要“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健全財政、貨幣、產業、區域等經濟政策協調機制”［11］。2019年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對提高國家經濟治理提出了明確思路,指出要“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區域等政策協同發力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23］。2020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宏觀經濟治理”概念,指出要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首次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首要內容,這意味著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性顯著提升,涵蓋的范圍比宏觀調控更寬更廣。［5］

在這一時期,更加注重需求側管理對于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作用,將其提升為戰略基點?！稊U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2022—2035年)》提出完善市場體系、暢通經濟循環、激發內需潛能的目標。［24］在這一背景下,宏觀經濟治理注重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將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進而優化投資結構、消費結構和分配結構,暢通經濟循環、優化經濟結構,為滿足人民需要提供必要的保障。新發展格局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擴大居民消費、提升消費層次,使建設國內大市場、構建國內大循環、暢通人民需要滿足渠道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歷史過程。

2020年,面對“新冠疫情”帶來的巨大經濟下行壓力,黨中央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缰芷谡{節著眼于經濟運行的中長期目標,旨在彌補逆周期調節的不足,維持宏觀政策力度適當并預留充足的政策空間。因此,跨周期調節對于穩定地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發揮著重要作用,配合相機抉擇和預期管理,靈活滿足人民最緊迫的需要并樹立人民需要滿足的信心。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保?］(P.61)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的主動選擇,不僅在于需要更好地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更是我國在新發展階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必然要求。國際宏觀經濟政策協調能夠更好地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保障人民需要得到廣泛滿足。

三、以滿足需要為目的:不斷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

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要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中滿足人民需要的根本目的與利益最大化的直接目的之間的矛盾,就必須通過不斷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和功能,通過各種政策協同、部門配合促使產品供給與市場需求相匹配,滿足人民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并以經濟高質量發展沖破生產力發展水平的約束,更好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此外,建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治理目標,需要對宏觀經濟治理的主體和手段進行同步調整。

(一)宏觀經濟治理通過政策協同、部門配合滿足人民需要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目標是運用各種政策手段保障人民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能夠持續穩定地得到滿足,避免出現產品和服務供應與需要在空間和時間上的脫節,這就對宏觀經濟治理提出了兩方面要求。一方面,宏觀經濟治理要把保障勞動力就業擺在極為重要的位置,為勞動者將自己的“個別勞動”轉變為“社會勞動”提供各種便利條件。宏觀經濟治理要以穩定就業作為核心目標之一,加大勞動力市場建設力度,引導人力資源供需雙方高效匹配,高度重視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完善失業人員再就業的各項制度,為各種創新創業活動創造條件。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治理要從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出發,大力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綜合運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區域經濟政策等政策措施,促進產品和服務供需雙方的精準對接。

個人除了對物質文化的需要外,還有較多公共需要。與物質需要相比,公共需要最大的特點在于它難以直接用“價值量”測度。此時,“貨幣”作為一種社會權力的作用得以彰顯,如果經濟主體沒有貨幣,那么需要就停留在潛在的欲望形態上,而不能轉化為“市場需求”。［25］尤其是面對公共衛生健康、生態環境修復、國家總體安全、社會長治久安、民族文化自信等高層次的發展需要時,以市場化為核心運行機制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往往窮于應對。因此,公共需要是“非市場化”需要,不能像物質需要那樣被轉換為由價格和數量等參數來表達的市場需求。這就需要我們的宏觀經濟治理超越單純圍繞市場的宏觀調控,注重使用價值的實現和人民公共需要的滿足。

從宏觀經濟治理的要求看,滿足人民公共需要至少要開展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對人民公共需要進行定量評估和測算。由于人們往往隱瞞或者低估其對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需要,因此,政府必須采取各種科學合理的方式揭示、評估和測算公共產品和服務需要的規模。第二,在對公共需要進行定量評估測算后,要在處理好各種不同經濟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第三,持續開展公共需要滿意程度的評估和監測。根據人民公共需要的滿意程度,動態更新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給策略,不斷優化供給方案,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在民主、法治、安全、環境、文化等多方面的公共需要。［26］

在上述滿足人民物質需要和公共需要的各環節中,各政策和各部門協同具有主體一致性和目標一致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以黨的領導為前提,以人民需要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經濟治理的出發點才不是彌補市場失靈,而是國家深入參與到經濟活動和宏觀管理之中,督促市場為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運行,彌補市場無法滿足的人民公共需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國宏觀經濟治理從根本上不同于西方國家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理念,而是體現國家治理下的市場經濟,政府不是作“滅火隊員”,而是要通過經濟治理防范各種經濟風險,讓經濟平穩持續健康發展,不能出現“起火”問題。

(二)協同發揮各類主體作用以提升宏觀經濟治理能力

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的演進趨勢是實現國家經濟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成“需要”和“供給”在質和量上的雙重匹配。這一現代化進程超越商品經濟范式和資本邏輯的關鍵就在于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的提升,對實施宏觀經濟治理的主體和政策手段也提出了相應的新要求。從調控主體看,西方國家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認為宏觀調控的實施主體是政府,問題在于,他們認為市場和政府是二元對立關系。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思想,政府和市場之間是辯證統一關系,政府是國家權力的代表,維護統治階級利益,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總是不同程度地參與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因此,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本質上是國家與市場的關系,二者不可能是二元對立的關系。［27］今天我國宏觀經濟治理目標不僅僅停留在滿足人民物質需要層面,而是擴展到了政治、文化、民生、生態等領域。因此,不能僅使經濟管理部門成為宏觀經濟治理的實施主體,而是要把更多的國家機構納入進去。此外,要調和各個部門的宏觀經濟治理職能,還需要鞏固黨中央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比如,我國成立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這一專門從事經濟決策和議事協調的機構,后來改組為中央財經委員會,就是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做好宏觀經濟治理的總體設計、戰略管理、通盤籌劃、整體推進、敦促實施等工作。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對治理主體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建立宏觀經濟治理的三重傳導機制。一是建立自上而下的傳導機制,從黨中央集中決策到中央財經委員會的部署,再到下級黨委具體落實,是黨中央決策在基層的有效落實;二是實行從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批準的法律法規、全國重大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到中央行政機關的具體部署,再到相關職能部門具體執行宏觀經濟治理政策措施的傳導機制;三是在中央行政機關統一指導下,地方行政機關具體落實和執行的傳導機制。這三種傳導機制既包括上下級之間的信息傳遞、工作指導,又包括橫向部門之間的溝通協調,橫縱兩向的傳導機制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經濟治理網絡。

除了通過行政手段和行政傳導進行經濟治理外,我國的市場機制還允許執政黨通過經濟手段實現直接經濟治理。其中,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作為國家經濟治理的經濟基礎,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代表全民利益,在參與市場經濟活動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滿足人民需要方面發揮方向性作用。例如,國有企業主動承擔涉及國計民生的非營利項目,在企業利益與群眾需要發生沖突時,優先保障群眾需要;在面對急難險重的重大任務面前,國有企業總是積極響應國家號召,及時有效地滿足國家和人民需要。

(三)以更為豐富的宏觀經濟治理手段滿足人民需要

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進一步完善我國宏觀經濟政策,使得五大宏觀經濟治理政策轉變為七大政策。［28］其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構成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和科技政策構成結構政策;市場秩序治理政策和市場主體激活政策構成微觀政策;企業和政府雙向改革政策、完善政府與市場關系和推動制度完善政策構成改革政策;就業促進政策、民生保障政策、基本公共服務和就業政策構成民生政策;區域重大戰略舉措和協調發展構成區域政策;加強國家科技戰略力量、鞏固市場主體創新地位、改革科技管理體制等政策構成科技政策。［29］優化政府職能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目標,主要表現在貫徹新發展理念,以科學技術、金融財政、產業發展、區域協調、營商環境等方面的政策落實、機制完善為重點,對政府管理和服務方式進行創新,強化國家各項調控制度建設,統籌各項政策手段應用,完善組織體系和運行機制。

在財政方面,加快建立現代財稅制度。加強中央在知識產權保護、養老保險、跨區域生態環境保護等方面的事權,減少并規范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優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的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形成穩定的與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制度。在金融方面,加強貨幣政策的前瞻性管理、增強宏觀審慎政策把控以及金融監管之間的協調。無論是對資本市場的制度機制進行深度的完善和創新,還是對現代金融體系的良性競爭機制、適應包容機制、普惠機制等進行完善,對有效防控金融領域的風險都具有重要意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健全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決策機制,完善基礎貨幣投放機制,推動貨幣政策從數量型調控為主向價格型調控為主轉型。在科技方面,全面完善科技創新制度和組織體系。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解決人才領域“卡腦子”問題,進而解決科技領域的“卡脖子”問題。［30］在產業和區域方面,完善產業政策和區域政策體系。推動產業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轉型,加強對技術創新和結構升級的支持,強化產業政策與競爭政策相協同。健全推動發展先進制造業、振興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建立市場化法治化化解過剩產能長效機制,健全有利于促進市場化兼并重組、轉型升級的體制和政策。構建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完善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江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國家重大區域戰略推進實施機制,形成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推動產業鏈條的各個環節和資源投入在不同的區域實現耦合性發展。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構建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新格局,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在營商環境方面,以一流營商環境為牽引持續優化宏觀經濟治理。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聚焦營商環境優化,激發經營主體活力。在信用體系方面,構建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社會信用體系。完善誠信建設長效機制,推進信用信息共享,構建政府部門信用信息向市場主體有序開放機制。健全覆蓋全社會的征信體系,實施“信易+”工程,完善失信主體信用修復機制,建立政務誠信監測治理體系,建立健全政府失信責任追究制度。

在宏觀經濟治理的輔助配套政策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全流程監控機制。目前,我國宏觀經濟治理在經濟波動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項,主要表現在監測預警能力有待進一步提高、政策評估水平需進一步加強、監督審計機制需進一步完善。［31］打破治理瓶頸、補齊短板弱項,不僅需要大數據、云計算等先進技術及宏觀審慎框架的確立等科學的調控手段,更需要社會力量的廣泛加入。這種加入既體現為民主參與宏觀經濟治理政策和發展規劃的制訂,也體現為宏觀經濟治理政策的部門自我評估和第三方評估,還體現為監督審計階段的財政審計和人大監督。［4］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生產的根本目的上有著本質區別,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生產的根本目的是滿足人民需要,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在如何利用和駕馭市場經濟上,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著本質區別。西方國家對市場經濟主體基本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因為只有放任自流才能讓資本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政府對于市場的干預也僅僅為了解決市場運行中出現的問題,為資本利益最大化保駕護航。而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以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供給來滿足人民需要作為核心特征的。從目標上看,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以滿足人民群眾的個人需要和公共需要為根本的治理目的。從主體上看,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堅持中國共產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構建三重傳導機制實施治理政策,同時將公有制經濟和國有企業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微觀載體。從手段上看,中國特色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擁有十分豐富的治理手段,體現為宏觀政策、結構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民生政策、區域政策、科技政策等七個方面?？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集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立場、協同配合的宏觀經濟治理主體、不斷豐富的宏觀經濟治理手段為一體,推動著宏觀經濟治理能力朝著現代化方向不斷提升,讓滿足人民需要從愿景得以變為現實,不斷走向共同富裕和推動人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