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設立交叉學科門類的責任訴求

陳 亮, 徐 林

(1.陜西師范大學 教育學部, 陜西 西安 710062;2.新疆師范大學 教育科學學院, 新疆 烏魯木齊 830017)

促進學科間的交叉融合、優化交叉學科布局,已成為世界各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與一流學科的時代旋音和政策訴求,也是引領當今世界科學研究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范式。1926年,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伍德沃斯(R.S.Woodworth)首次提出“交叉學科”這一概念;2005年,由美國國家科學院協會出版的《促進跨學科研究》明確指出了學科交叉的推動力量;2016年召開的全球研究理事會將交叉學科研究作為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

近年來,我國十分重視交叉學科的融合研究,鼓勵高校間開展學科交叉融合的創新研究,強化原始創新能力。2010年,教育部出臺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二級學科自主設置實施細則》規定學位授予單位可經論證備案程序,依托相關一級學科自主設置交叉學科。［1］為健全新時代高等教育學科專業體系,進一步提升對科技創新重大突破和重大理論創新的支撐能力,2020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決定設立第四個學科門類——交叉學科。2022年1月,教育部等三部委印發的《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以問題為中心,建立交叉學科發展引導機制,創新交叉融合機制,搭建交叉學科的國家級平臺。［2］

交叉學科屬于新興的學科門類,當前高校在具體實踐中仍處于摸索嘗試階段。目前,交叉學科門類下僅有“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國家安全學”兩個一級學科。學界對交叉學科的研究也停留在交叉學科的模式上,對于交叉學科的基本原理涉獵甚少。本文從交叉學科與大學發展、服務社會以及人才培養關系論出發,探究設立交叉學科門類的時代責任,真正釋放交叉學科的跨界聚合能量。

一、轉變大學與學科發展模式,實現學科跨界交往的集群樣態

從工業社會轉向知識社會、從知識生產模式I轉向知識生產模式II與知識生產模式III是社會發展變革與知識轉型的必然趨勢,遵循著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整個社會變遷過程中,大學將走出科層制的鐵籠與“象牙塔”模式,不再是研究者對于高深學問的好奇,而是與社會的聯系更加緊密,多重學科鑲嵌在大學與社會的多重螺旋結構之中,受到政治、經濟、社會以及學科共同體成員的多方影響,承載著知識創新與社會發展的責任使命。大學始終處于科技發展與時代加速變革的最前沿,在其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存儲了無限多的創新能量。因此,在社會加速發展與深度變革的時代背景下,設立交叉學科門類是國家戰略發展的重要部署,需要大學跳出教育看教育,轉變純知識生產的單一模式,將主動創新、面向需求、瞄準“卡脖子”問題作為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驅動力,融入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為國家競爭力儲能、賦能、提能,強化學科的集群共生意識,形成卓爾不群的學科交叉群落,重點關注交叉學科解決社會新問題的能力。［3］正如埃德·伯恩(Ed Byrne)和查爾斯·克拉克(Charles Clarke)所言,“大學應將研究重點放在解決問題和知識探索上,以闡明我們如何應對變化,特別是在那些最薄弱的學科中”［4］(P.114)。

(一)形塑大學交叉學科研究的會聚觀

在創新驅動發展的新時代,大學應明確設立交叉學科最終要落實到解決問題的層面,任何一個單一學科都無法解決社會面臨的復雜問題,學科跨界交往需要以集群樣態共生于大學場域之中。同時,會聚方法為大學交叉學科的跨界研究提供了指南。知識社會中的大學應借助會聚方法,形成跨界融合的交叉學科會聚觀,融合生命科學與健康科學、物質科學、數學以及計算機科學、工程科學等眾多專業領域的相關知識、工具和思維方式,通過整合不同專業領域的知識,釋放多學科合作的潛能,努力構建一個全面綜合的研究框架,形成合作伙伴網絡。［5］(P.1)會聚觀體現了大學交叉學科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同學科的知識構成研究的“宏觀”板塊,各個“宏觀”板塊又在協同互惠的合作中組成了一個更大的研究整體。一旦促成學科聚合,這些會聚在一起的各個“宏觀”板塊將為交叉學科的研究提供新想法與新思路,推動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在會聚過程中真正創造出價值,進而促進交叉學科形成知識整合的社會效應。

在某種意義上,知識社會中的學科交叉會聚觀強調在知識螺旋的創新生態中高質量解決知識應用中出現的具體問題。這就需要研究者在知識創新中形成會聚意識。在學科交叉的過程中,研究者需要針對具體問題臨時組建學術團隊,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導向,將暗默知識與形式知識作為中間紐帶,形成臨時聚合的“研究場”。這兩類知識構成交叉學科研究的螺旋知識結構觀:暗默知識是一種高度個人化、被內化的知識,交叉學科若想創造價值、解決實際問題,就必須將暗默知識轉化成形式知識;形式知識與暗默知識相反,它是一種可見的、系統化的知識,形式知識在轉化為暗默知識的同時,也是交叉學科產生新的重大突破與發現的源泉。在會聚觀的影響下,無論是知識從緘默到具象化,還是實踐研究過程中的自我內化,都體現出交叉學科的臨時聚合效應與創新創業的工匠精神,是一種相互轉化、相輔相成的動態螺旋上升過程。

(二)創新大學交叉學科研究的組織和制度文化

2022年,教育部印發的《關于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推動高水平自立自強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高校是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6］高校有組織科研是高?？萍紕撔聦崿F建制化、成體系服務國家和區域戰略需求的重要形式。從一定意義而言,有組織科研為交叉學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增長點。因為開展交叉學科研究必須要有組織的體系化布局,從高校學科組織與科研機構的自我凈化和革新出發,對準國家需要重點解決的“卡脖子”問題,以任務驅動為導向,堅持戰略引領、組織創新、深度融合的發展原則,要在繼續充分發揮好自由探索基礎研究主力軍和主陣地作用、持續開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礎上,加快變革高校的科研范式和組織模式。

交叉學科研究既源于解決社會問題的需要,也來自于學科知識系統更新迭代與持續變革的需要。交叉學科研究并不僅僅是滿足社會與政府的需要,大學組織與知識系統變革才是交叉學科存在和發展的內生力量。唯有大學能夠從自身的學科發展實際出發,將知識創新與社會發展緊密結合起來,打破保守型的學科發展路線,建立國內與國際聯盟的交叉學科跨校研究中心,創新交叉學科組織運行機制與制度保障,鼓勵跨校組建交叉學科研究中心等研究性機構,在大學內部組織和制度上進行創新與變革,在經費投入、組織建設、軟性文化建設等方面給予充分支持。除此之外,高?？筛鶕F有的國家級、省部級以及校級研究中心、實驗室等組建多元學科交叉的基礎研究創新中心,主動布局建設面向重大攻關項目的區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聯盟,如成渝高校創新驅動交叉研究聯盟、西北高校創新驅動交叉研究聯盟等。此外,各高校還需要充分保障交叉學科組織系統中的教學與科研設施能夠互惠共享,弱化交叉學科的組織邊界,將各類交叉學科組織有機銜接起來。唯有如此,才能從根本上改變被動“接單式”的科研困局。

二、創新人才培養觀,強化非共識性創新理念

設立交叉學科門類是我國高等教育人才強國戰略的深層寫照,也是科技創新和交叉領域高層次人才培養的創新之舉。高校要在扎實領會國家設立交叉學科門類意義的基礎上,明確交叉學科門類下設的“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國家安全學”一級學科的國家戰略,從學科實踐出發,直指相關領域人才的培養,打破千校一律的人才培養格局。創新人才培養觀、強化非共識性創新理念已成為新時代交叉學科在微觀層面的重要發力點,因為“現代學院和大學是人類文化曾經興盛的最為典型的代表。作為培養心智的沃土,它們是前所未有的;作為知識的溫室,它們沒有千篇一律。它們是人類培養智力進步的最有效的機構之一。盡管如此,如果學院和大學不能創造性地應對它們所面臨的挑戰,它們會變得無足輕重”［7］(P.140)。教育作為人類追逐美好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本身釋放出來的正義能量與創新因子即是目的,后工業時代的高校人才培養要立足當下社會發展實際,形塑受教育者的可持續創新創業精神,而不僅僅是為今后的工作做準備。杜威(John Dewey)指出:“把教育看作為將來作預備,錯誤不在強調為未來的需要作預備,而在把預備將來作為現在努力的主要動力?！保?］(P.65)

(一)激發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的想象力

在新發展格局框架下,大學需要弘揚久久為功、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以“以不變應萬變”的心態重置學科發展邏輯,各類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需要在國內大循環體系中進行更新換代。在中美貿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的激烈國際競爭中,我國的產業結構供給以及物質流通能否順暢,能否滿足國內、國際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才培養的創新度。而提升人才培養的創新度又源于交叉學科創造價值的想象力。因為想象力是驅動知識生產的動力因素,也是學科交叉融合創新的心智品質,正是因為有了想象力,人們才能借此來表達他們最為堅定的學術信念,形成尊重共同學術利益與權力制衡的發展共同體,避免“把社會科學當作一套科層式的技術手段”［9］(P.18)。

在雙循環經濟發展格局的驅動下,大學需要激發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的想象力,增強交叉學科知識在生產質量、技術加工以及應用創新等層面的國際認可度,拓寬校企合作、產教融合的深度與廣度,使人才培養與知識生產嵌入到交叉學科發展的各個環節之中,疏通人才鏈、學科鏈、產業鏈之間的封閉堵塞狀態。在此基礎上,高校需要深入實施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和國家急需高層次人才培養專項計劃,在“雙一流”建設學科與博士點布局中,強化與國家科技戰略部署的有效銜接,形成名校間的區域協同人才培養創新機制,推進知識生產、知識創造價值與知識迭代更新的一體化進程。在經濟結構的調整中,大學與學科高質量發展需要健全和優化人才培養的諸多要素,全面提升創新型、應用型、復合型人才培養能力,協調交叉學科知識結構與產業需求、科學研究成果轉化、大學學科資源配置之間的關系,進而為行業產業鏈提供多元服務和技術支持。［10］除此之外,大學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應注重交叉學科知識(內在性)與企業需求的應有情境性(外在性)的有機結合,即以知識生產與企業需求的同頻共振來解決產業發展中的難題,將企業管理中的“創造性模仿”運用到知識創造價值的實踐層面,從市場需求和社會發展著手,努力將原始的創新變得更加完善和系統化。

(二)強化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的非共識性創新理念

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的《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指出,完善大學創新體系,深化科教融合育人,重點支持基礎性、前瞻性、非共識、高風險、顛覆性科研工作。［11］設立交叉學科旨在促進新時代人才培養能夠更加適應復雜的社會環境與知識更新的速度,將非共識性創新作為行動律令,通過知識創新帶動大學人才培養模式的更新。高校的交叉學科人才培養需要融入不同學科的通識性知識、學科專業知識等基礎性知識,集中力量開展拔尖創新型人才的聯合攻關項目研究,打破傳統學科發展范式與既定思維方式,嵌入非共識性創新,激發每個學生走出一條“非同尋?！钡膭撔轮?努力將集體的創新活動轉化成每個學生自生自發的創新行為。交叉學科關鍵領域的核心技術攻關需要凝聚每個共同體成員的非共識性創新精神。在此,非共識性創新是一種自下而上的學科組織內的共同體協同與競爭的利益表達,需要將不同學科的知識結構與生態鏈系統組合起來,產生出新的方法論,在學術研究與社會應用之間形成穩固的價值鏈。

當下,高等教育發達的國家在開展非共識性創新時已經逐步將商業因素、更加多元開放的社會因素融入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等諸多環節中,著眼于現實問題來塑造高等教育創新驅動發展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選擇?！按髮W在當地社區中扮演著一種獨特的角色。他們能夠提供一個平臺,讓所有的利益相關者齊聚一堂,共同解決尋找撥款和其他資金來源這樣的地方發展所面臨的重要問題?！保?2］(P.51)從這方面來看,大學在發現人類發展中的問題時要更加敏捷和專業。這就要求大學打破舊有固化的人才培養模式,將集體創新生產轉化成個體的非共識性創新,保持理念與行動上的統一。因為“新的知識總是源自個體。研究者的真知灼見很可能會引出一項新的專利,中層管理人員對市場趨勢的直覺可以成為一個重要新產品概念的催化劑”［13］(P.30)。

三、凸顯知識的應用邏輯,形塑顛覆性創新的生態觀

如果存在于大學中的知識生產方式不再基于單一學科的知識邏輯,而是基于社會實踐導向,那么交叉學科知識生產就需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應用情境中被創生,凸顯知識的應用邏輯與社會屬性。這種知識的社會應用情境即是吉本斯(Michael Gibbons)所說的“社會性的彌散”,強調知識在大范圍的潛在知識生產場所之間和不同的應用環境之中進行傳播,注重人、知識以及社會組織之間的多維互動性,凸顯知識的默會性。由此可以看出,交叉學科知識中的默會部分比明言部分更為重要,這些非線性的默會知識以多重知識關聯為基礎,是知識生產應用于企業產品研發、提升科技成果轉化能力的顛覆性創新源泉。

(一)強化交叉學科默會知識的社會情境性與應用性

“一種跨學科模式存在于特定應用情境之中的臨時聚合在一起的知識的集群和配置之中”［14］(P.25),交叉學科具有較強的解決問題導向,并非知識邏輯的簡單疊加與組合,而是應社會與經濟發展的需要進行制度設計的產物。高校設立交叉學科需要充分發揮交叉學科服務社會發展的應用功能,凸顯交叉學科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知識整合與創新能力,形成非線性的默會知識觀。交叉學科的知識創新需要在具體的問題應用情境中促使研究者以研究任務和興趣為導向形成默會知識。因為默會知識屬于高度內化的實踐性知識,扎根于個人的行動和切身體驗,內嵌于特定的社會實踐與應用情景之中,不容易被發現,這就需要個人在跨學科研究以及具體的職業訓練、經驗積累中不斷反思、觀察、模仿和總結,敢于將自己在社會實踐中習得的真知灼見進行分享,將自己的暗默知識與社會情境中需要解決的問題有機結合起來,促進交叉學科默會知識的共同化、聯結化轉向,不斷內化和吸收系統的形式知識,同時將形式知識融入到自身的實踐情境之中,構設知識生產與知識創新持續上升的螺旋。

從一定意義而言,與知識生產模式I相比,知識生產模式II更加強調知識的社會情境性,在知識生產模式I的框架下,知識的有效性是由一個較為確定且權威的專家團隊來認定的,但在學科交叉的知識生產模式II中,相關參與者的范圍會逐步擴大且圍繞具體問題可以是臨時性的,他們可以為了解決一個重大的現實問題,組建一個臨時性的跨學科研究機構或研究團隊,將臨時性的會聚觀應用到科學研究的復雜社會情境中,會聚交叉學科的研究力量與創新智囊在社會情境中發揮知識創造價值的聯動效應。因為“科學并不是置身于社會之外來分配它們的禮物——知識的智慧;科學也不是一個自治的國中之國,它正日益被狹隘的商業和政治利益所打壓。相反,科學始終都在以一種復雜多樣的方式塑造著社會,也在被社會所塑造;科學不是靜止的,是動態的?？茖W所要應對的問題范圍是無限大的,因此研究的議程不可能以純粹的學術術語來理解”［14］(P.19)。

總而言之,強化交叉學科默會知識的社會情境性與應用性的意義在于凸顯后工業社會知識創造價值的創新創業精神,應對時代變革的發展,大學需要在“認識世界”與“改變世界”兩個方面做好權衡。一方面,大學開展科學研究需要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從“0到1”的重大突破,拓寬知識的廣度與深度;另一方面,大學需要轉變觀念,構建新興研究型大學,形塑大學與城市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己任,堅持需求導向和前瞻引領,在實際問題和社會情境中推動技術革新與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二)營造顛覆性創新的交叉學科知識生態

知識社會的生產工具不再是機器,而是人富有創造力的頭腦和知識。這一切又源于人在后工業社會中獲得的自由探索和創新的自由?！昂蠊I社會里知識被賦予的新的重要性為選擇話語增加了權重……知識、思想和創造力不僅在工作上,也在生活里讓我們獲得更多的自主權。如果知識、思想、創新和創造力是我們私人生活中的重要特征,那么它們便無法長時間與公共生活隔離。隨著公眾對權威的尊崇的減退,知識順勢崛起,它扎根于富足生活,借著個性化和多樣化的東風,為選擇的文化帶來了肥沃的滋生土壤?！保?5］(P.241)在知識爆炸與創新發展的大背景下,大學若想在加速社會發展的“快車道”中取勝,不被社會發展所淘汰,就必須營造顛覆性創新的交叉學科知識生態,“在打破舊有格局中建立新格局”［16］,要敢于突破常規的持續性創新路線,善于發現真問題,將經濟發展對于創新創業的需求作為交叉學科乃至大學發展的主要因素。與持續性創新不同,顛覆性創新倡導把新的生產要素與條件組合引入舊有體系之中,對舊有體系作出徹底改變與顛覆,變革舊有生產結構和生產理念等,最終建立起適應大變局下的全新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

基于此,大學需要更新教學和研究理念,打破原有“小修小補”的教學變革范式,激活大學教學與科研從現有“教”的范式轉向面向社會需求應用“學”的范式,賦能大學與城市互動新的價值使命和新的增長點。大學需要根據自身發展與社會聯動的關系制定課程計劃,努力成為新時代社會創新的引擎和創業的孵化器,踐行創新創業的企業家精神,抑制創新創業的制度“適應性”,腳踏實地地開展具有基礎性、前瞻性的創新研究。在此基礎上,大學需要將“創造性破壞”作為構建交叉學科知識生態鏈的行動指南,將“創造性模仿”作為交叉學科知識更新的方法論,在變化與發展中尋求突破常規的顛覆式創新路徑,在變化中探究新技術應用產品研發與供給市場的新思路。正如彼得·德魯克(Peter F.Drucker)所言,“系統的創新存在于有目的、有組織地尋找變化,存在于對這些變化本身可能提供的經濟或社會創新的機遇進行系統化分析中”［17］(P.42)。加利福尼亞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密歇根大學等大學在顛覆性創新的戰略發展影響下已創建了有組織的區域技術轉移中心,用以協調區域內大學研發的商業化的相關事宜,確保大學在源自合作的創新商業化的過程中能夠相互幫助和互相支持。未來我國大學在堅持“四個面向”的實踐邏輯指引下,可與區域經濟發展相結合,開展具有前瞻性的創新研究,充分利用就近資源,聯合當地建立研究園區(設立技術轉移和戰略辦公室、孵化器和催化劑),通過協同創新中心、科技創新平臺、成果轉移轉化中心建設,推進科技資源的共享。

四、增強學科融合的協同性,回應交叉學科服務全球共同利益

當下,“我們面臨的挑戰是:要么高等教育的利益相關者決定其未來發展方向,要么高等教育被無法抗拒的外力無情地重塑。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外力都不會被服務公共利益的精神所鼓舞”［18］(P.48)。大學作為社會中相對獨立又富有建樹的專業性組織,有責任利用交叉學科的專業性與融合性研究來促進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服務于人類發展的能力以及創造經濟增長所需的知識和創新”［18］(P.49),積極應對全球突發危機,將大學自身的發展與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利益聯系起來,發揮知識創造價值的社會服務效應［19］,不斷提高國家和全人類的福祉。

(一)明確交叉學科服務全球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

倘若交叉學科的設立僅僅是為了迎合量化統計方法中設定的變量之間的相關性,重視數字背后的改進成效與排名攀比,那么勢必會背離學科發展的本真,是徒勞無意的?！芭琶葳鍖嶋H上繞過了同行控制,并被機械決策代替?？茖W研究沒有理由向邏輯和內部規范完全不同的要求屈服”［20］(P.60),而學科發展與學科評估有其自身的邏輯脈絡與責任指向［21］,一流學科最終要服務于全球的共同利益,為世界的可持續發展貢獻力量,“那些看似精確實際上充滿不確定性的‘一流’話語無法為我們時代的大學發展提供真正有價值的指導”［22］。

“我們面臨著多重相互交織的危機。不斷擴大的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對地球資源的過度利用、民主倒退,以及顛覆性的自動化技術,是這一歷史關頭的重要標志?！保?3］(P.8)在這樣的緊要關頭,交叉學科承載的是一種社會契約責任關系,能夠為不同領域學科共同體成員謀求共同利益,進而通過合作建立起默會協議。新時代,交叉學科的存在與運行勢必要內嵌于共同的文化規范、承諾和學術規則中,將社會公共的共同愿景作為出發點。從一定意義而言,交叉學科能否實現高質量發展取決于學科服務社會共同利益的效率,交叉學科在多大意義上解決社會乃至全球面臨的公共性難題決定了交叉學科在世界中的站位。大學在設定交叉學科時需要明確服務全球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將共同利益作為學科群體發展的善意,在共同團結努力的狀態下形成解決全球公共性難題的凝聚力、向心力,增強知識生產回應社會需求的能力。對此,交叉學科應積極整合各自的知識內容體系,避免將社會復雜問題簡單成幾個公式或數據方案,“不受事實或理性支持的論斷及其衍生出的政策規劃”已不是解決知識社會全球公共性難題的最佳方案?！霸诠矊υ捓?特別是當美國總統如此貶低對真理的承諾時,大學就有特殊的責任作為反作用力,向社會宣告這些奠定了大學根基的主張:所有的知識都是積累得來的……對學術的最終考驗是時間,那些挑戰當前思維范式的觀點可能最終會被證明是真實的?！保?4］(P.25)交叉學科不能只關注學科排名與運行效率,還要在繼承、批判的對話互動中承認理論的多樣性與包容性,關照實踐問題,積極推動解決全球性難題。例如,如何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環境破壞、溫室效應,如何保護持續緊張的全球資源,如何有效應對全球“新冠肺炎”等公共健康安全,等等。交叉學科唯有形成發展合力與向心力,才能將彼此排斥和惡性競爭的自私行為拋出公共空間,以備在社會、經濟和環境正義的基礎上開創面向所有人的可持續與和平的未來貢獻智慧。

(二)增強學科融合的協同性

交叉學科作為一個整體性學科門類,需要融合不同類別學科的精髓,形成邊緣科學、橫斷科學、綜合科學和軟科學之間的互動聯通,打破學科領地的邊界意識,突破現有一級學科的理論范疇,構建文理兼容的學科交叉融合知識理論體系與方法論脈絡,產生重大原始創新的前沿研究成果。若想實現這一責任愿景,高校在世界一流學科的建設征程中就要發揮交叉學科主體的跨學科研究協同性,各主體需要共同分擔責任、精誠團結,促進由“金字塔”轉向“蜘蛛網”的分散性知識生產體系的形成。唯有在這種“蜘蛛網”的學科知識融合環境中,才能形成扁平化、平級化的學科融合與交叉的組織群落,增強學科間的互動與“異質內聚”效果,減少科層化的不平等狀態,強化主流學科知識體系與支流學科知識體系間的融通,“必須探究主流知識模式之外的其他各種知識體系,必須承認和妥善安置其他知識體系”［23］(P.22),探究其他學科知識對社會而言具有“無用之用”的基礎性和普適性價值。

在學科交叉融合的新發展格局中,分散性知識生產正在成為推進世界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學科建設的助推器。諸多大學越來越多地進行學科資源整合,參與合作與聯盟,與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解決問題團隊”共享人力和其他資源,而不是僅僅集中于某一個研究機構中。分散性知識生產的學科融合更強調多學科組織的扁平化、去中心化與易流動性,網狀的學科交融生態體系能夠增強學科組織信息傳遞的便捷性、開放性與靈活性,革除學科決策緩慢和缺乏活力等弊病,不再以等級階層的權力來劃分學科組織的歸屬與類別,而是依據“問題識別—問題解決—回應需求”的基本訴求來搭建臨時聚合的交叉學科研究團隊,“通過跨學校、跨區域組建研究團隊, 實現不同層次的人才合作、碰撞”［25］。在技術革新與多重制度供給的支配下聚合硬學科與軟學科、趨同學科與趨異學科的創新能量,識別不同種類學科在集群過程中的交叉沖突樣態與特質,以便能夠正確認識這些多重交叉沖突給學科集群帶來的正向功能,促進學科集群在穩定的結構中持續發力。［26］

值得強調的是,在增強學科融合協同性的過程中,難免會出現軟硬學科、趨同趨異學科間的沖突,但這些沖突只是軟硬學科、趨同趨異學科中的部分知識參與部分對抗,并非完全對抗,雖然沖突界限分明,但并不是學科交叉與學科集群中的唯一沖突?？迫?L·Coser)在論及沖突的正向功能時指出:“一個沿多種對立方向發展的社會可能比僅沿一個方向發展的社會被暴力分裂或肢解的危險要少。因為每一新的分裂造成若干狹窄的交叉裂縫,使得人們可以說社會被內部沖突聯絡在一起?！保?7］(P.64)進一步而言,這些沖突主要是依據彼此間的松散結構與緊密結構來劃分的,有的沖突是交叉疊加的,有的沖突是此消彼長的,當他們共同致力于解決社會難題時,就會形成一個多樣動態穩固的學科共同體。例如,“經濟學與數學有一個共同的鄰接領域,與政治學有另一個共同的鄰接領域;與歷史和社會學有某些貿易關系,與心理學、哲學和法學則有較小的共同領域”［28］(P.69)。

結語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大學及其學科組織是創新人才的培養基、創新驅動的策源地、科技自強的生力軍。大學學科組織形態受內在知識生產模式與外在科技創新范式雙重驅動。當前,知識生產模式已從傳統的基于牛頓模式的以單一學科研究為主的模式Ⅰ轉向基于應用環境的利用交叉學科研究方法的更加強調研究結果的績效與社會作用的模式Ⅱ,并加速邁向政府、大學、產業和社會實體之間多層次、多節點、多形態與多邊互動的創新網絡和知識集群的模式Ⅲ。相應的知識生產終極旨趣也從學科基礎研究轉向社會問題解決,再到促進全社會創意生成、創新涌現與價值創造。在此背景下,學科交叉、交叉學科、交叉科學成為大學學科發展的演進軌跡。正是大學學科交叉融合、跨界協同的持續深化,促動社會創新生態系統歷經三重螺旋、四重螺旋直至五重螺旋,推動社會加速邁進高級知識經濟社會。故此,為促進內在知識生產與外在社會需求的融通轉化、互動互促、螺旋上升,各國紛紛設立交叉學科門類及其專業,并將其作為大學變革、社會創新與科技競爭的能動之策。

邁步建設教育強國、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時代,為切實承擔交叉學科門類及其專業在新時代的責任訴求,大學建設交叉學科門類需遵循人的發展、教育發展、社會進步的辯證協同規律,樹立交叉學科研究的會聚觀,融合諸多學科領域的專業知識、思維方式和研究工具,促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會聚中創造價值,高質量解決知識應用中的具體問題。變革交叉學科的組織及制度文化,弱化交叉學科組織邊界,瞄準國家戰略需求的“卡脖子”問題,建立國內與國際聯盟的交叉學科跨校研究中心,主動布局建設面向重大攻關項目的區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聯盟,實現知識創新與社會發展的緊密結合。激發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的想象力與非共識性創新理念。致力于受教育者源于想象力的創新素養,合力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拓展產教融合的廣度與深度,打通學科鏈、人才鏈、產業鏈的堵點、淤點,凝聚校內外共同體成員的非共識性創新精神以解決產業發展難題。營造交叉學科顛覆性創新的知識生態觀,凸顯其在解決實際問題中的知識創新再生產能力,形成非線性默會知識觀,探究交叉學科默會知識的情境性與應用性,統合“認識世界”與“造就世界”,增強學科融合的協同性,發揮交叉學科主體的跨學科研究協同性,形成蜘蛛網式的知識生產體系,明確交叉學科服務全球共同利益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