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自由與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從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展觀談起

黃翠新

(1.臺州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318000,臺州;2.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100091,北京)

中國要發展,必然要走現代化之路,這條道路既與其他國家存在相同之處,又具有中國自己的特色。如何全面理解和把握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指明了方向,即需要圍繞人口的受益數量、文明的協調發展、對自然的保護、對世界的作用、社會主義方向的堅守等方面評價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評價指標極大地彰顯了自然生態的維度,即發展不僅僅是人的發展,也包括對自然生態的保護,是“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1]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聚焦人類自由,以自由看待發展,認為:“發展可以看做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盵2]這種觀點認為,傳統發展觀局限于把國民生產總值、工業化和社會現代化等經濟指標的增長作為發展的目的,事實上這些方面僅僅具有工具性的意義,發展最終要服務的是人本身,是使人不斷享有和拓展真實的自由。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不僅超越了單純經濟增長的發展觀,以人為本,同時也關照到自然生態環境,既指向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指向自然的解放,確保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從這個方面來看,我們也可以“以自由看待發展”,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與西方現代化發展不同,更凸顯自然生態的維度,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這就面臨如何解讀自由以及豐富自由的生態內容問題,從而以全面、合理的方式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既彰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高度,又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價值旨歸。

1 作為可行能力的自由觀

對自由的理解,一般訴諸于人的身心狀況的描述,即沒有限制、阻礙和束縛,無拘無束,人的行動自如和心理自在。讓人不自由的因素有很多,既有來自自然界方面的阻礙,也有來自社會方面的阻礙,還有來自人的內在方面的阻礙?？偟膩碚f,自由是個關系范疇,涉及到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我的關系,因為“自由就是不受他者束縛,那就要有‘自’和‘他’的區別。有機體有了‘自’和‘他’的區分,就可以‘依自不依他’,就可以擺脫‘他’的束縛”。[3]如果從外在于自我的“他”者入手,則有人在社會中的自由,也有人在自然(雖然自然基本上已經人化,但還是與人及人組成的社會異質)面前的自由。如果從“自”方面分析,與主體的能力結合起來,則會有消極方面的自由和積極方面的自由,大體上類似于伯林論述的“兩種自由觀”:“消極自由”從否定、被動方面理解,即不被干涉、不被侵犯,這是“免于……”的自由;“積極自由”從肯定、主動方面理解,則是“去做……”的自由,是主體的理性和意識的目的推動,而不是外在的原因推動。[4]積極自由彰顯的是自由主體的積極主動性、理性決策能力和行動能力。但當每個主體都追求積極自由,發揮自己的主動性和能動性,又容易和其他人的自由起沖突,甚至會侵犯他人的自由,最終走向自由的反面。所以伯林更為強調對消極自由的擁有和保障,因為消極自由不會背叛自由的本義。伯林的擔憂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為了提醒世人,警防以自由之名行專制或集權之實。然而,現實的人是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是具有意識能動性的類存在者,必然既要消極自由,更要積極自由。

阿馬蒂亞·森對自由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的劃分,僅僅是政治哲學上的劃分,重視的是自由的過程。經濟學家則側重自由所提供的機會,比如線性規劃經濟分析法的創立者特加林·庫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和世界博弈理論研究的領軍人物戴維·克雷普斯(David M.Kreps)。在阿馬蒂亞·森看來,不能偏頗于自由的某一方面,而應該從過程和機會兩種不同的視角去把握自由的內涵,即自由應該包括自由的過程和自由的機會,因為二者是不可分的,“對過程的考慮并不能與對機會的評價完全割裂開來?！覀冊u價一個‘綜合結果’的時候,其中往往包括取得‘頂點結果’所經歷的過程”。[5]阿馬蒂亞·森注重自由的過程和自由的機會,但并不是簡單地把政治學的自由觀和經濟學家的自由觀簡單地相加,而是認為即使擁有了平等的自由過程和機會,仍然有可能因為能力的不平等導致結果的不平等,這仍然是不公平的、不正義的。阿馬蒂亞·森不贊同羅爾斯正義論中的差別原則,即對結果進行再分配以獲得“基本善”的平等,而是聚焦于如何獲得和運用真正自由的平等。他提出把自由與人的可行能力,即基本能力密緊密結合起來,“按照以能力為依據的爭議評價,對個人權利主張的評價,不應根據人們各自所擁有的資源或基本善,而應該根據他們實際上享有的選擇各自有理由珍視的不同生活方式的自由”。[6]在阿馬蒂亞·森這里,自由不僅僅意味著有選擇的機會,還意味著有能力去判斷、去選擇對自己更有利的偏好,即更珍視的事物,有能力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能如此行動,既意味著一種可行能力,也意味著一種實質自由?！皩嵸|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7]阿馬蒂亞·森結合人們的具體生活內容、選擇的機會來探討可行能力和自由,這種“可行能力方法正式提出了超越對于生活手段的關注,而轉向實際的生活機會的視角”,[8]使自由更真實,更具有實質內容。

美國前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于1941年在美國國會大廈的演說,曾結合人類的基本需求,提出人類基本的自由包括免于匱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懼的自由。阿馬蒂亞·森則系統論證了自由與人類需求及可行能力的相關性,認為自由既包括生存條件和能力發展的保障,也包括理性選擇所珍視之物和擁有參與的機會。這種實質自由觀是對馬克思自由觀的進一步推進。眾所周知,資產階級為了聯合廣大人民群眾的力量,共同推翻擁有特權的封建地主和貴族的統治,提出了振奮人心的響亮口號“自由”和“平等”?；谧杂珊推降鹊拿篮孟蛲?人民積極參與到革命的歷史洪流中,與資產階級共同戰勝了封建貴族,奪取了政權。掌握政權的資產階級雖然以法律形式確定了自由、平等的地位,但并沒有使人民群眾獲得實質的自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描述了在勞動力市場領域中的買和賣確實體現了自由和平等,“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者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契約的”。[9]但馬克思的話語是嘲諷的,在他看來,勞動力的買和賣體現的僅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形式的自由和平等。事實上,看似自由和平等的交換市場背后其實掩蓋著真正的不平等和不自由。馬克思通過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深刻揭示勞動者不得不到勞動力市場出賣勞動力的根本原因,不是自愿被資本家雇傭和剝削,而是因為沒有占有生產資料,為了生存只能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而且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這就是說,法律雖然規定了你有賣或者不賣勞動力的自由,但現實中為了活下去,你只有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一條路。類似于你有財產自由卻沒有財產,你有繪畫自由卻沒有繪畫能力和繪畫工具,這樣的自由僅僅是形式的自由而不是真實的自由,不是實質的自由。馬克思曾指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10]然而,在資產階級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遵循的是資本的邏輯,追求的是源源不斷地獲取剩余價值,彰顯的自由主要是擁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的貿易自由和買賣自由,以及對工人奴役和剝削的自由,而工人只有貧困和畸形發展,這是對資產階級提出的自由和平等口號的諷刺。在全球化的當代社會,雖然勞動者的環境和待遇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存在自由、平等的形式與其實質內容相悖謬的情況。

阿馬蒂亞·森基于對窮人和發展中國家的關切,把人的基本需要及基本的可行能力與自由結合起來,致力于尋求自由的形式和實質內容的統一。他把真實的自由分為兩種:一般性人類自由和工具性自由。一般性人類自由,有其自身的內在價值,工具性自由則作為手段而存在,目的在于促進可行能力的增強和一般性人類自由的拓展,主要表現在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保證、防護性保障等方面。正是看到自由的目的和手段的意義,阿馬蒂亞·森從評價性和實效性兩個方面,論述了自由的重要性,“自由不僅是評價成功或失敗的基礎,它還是個人首創和社會有效性的主要決定因素。更多的自由可以增強人們自助的能力,以及他們影響這個世界的能力”。[11]

2 以自由看待發展的當代價值

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指標一般是以國內生產總值即GDP來衡量,一個社會的發展水平又往往以經濟發展水平來判斷。阿馬蒂亞·森認為, “發展就是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或個人收入提高、或工業化、或技術進步、或社會現代化等等觀點”,[12]是傳統的狹隘的發展觀,把發展的目標局限于數字的增長和技術的進步,這些固然重要,能夠促進自由的發展,但并不是發展的最終目的。他提出,發展應該聚焦于人類的自由,發展理應是為了擴展人們享有真實的自由,即衡量社會發展的尺度,不能簡單地以財富和經濟的增長來衡量,而是以發展的終極目的即自由來評價,以自由來衡量發展,可以確保發展的過程就是擴展人們享受真實自由的一種過程。

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自由指引發展的方向,但并不意味著發展全部完成后才實現自由,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就存在部分自由,也在不斷實現部分自由,這些自由對于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阿馬蒂亞·森把握了自由的總體,并結合自由的兩種類型,即一般性人類自由和工具性自由,把自由的作用分為兩種:建構性作用和工具性作用。前者表現為自由是人們追求的價值目標和發展目的,既有價值,又是一種衡量標準。后者表現為自由能夠通過主體能力的增強推動社會的發展。由于自由具有這兩種重要作用,阿馬蒂亞·森認為,“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13]并提出應該以擴展人們所珍視的自由來看待發展,來評價社會成功與否,而不是以效用、財富來衡量。他進一步結合亞里士多德關于財富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觀點進行深入地論證;認為不能理所當然地把經濟的增長看作是發展的目標,發展的目的應該是如何使人們獲得更多的實質自由,從而過更好的生活。

以自由看待發展,是阿馬蒂亞·森作為經濟學家的重要思想。在他看來,“經濟學所關注的應該是真實的人”。[14]真實的人即馬克思所說的現實的人,有各種需求,既有物質上的也有精神上的,既有財富的渴望,也有自由的追求。由此就需要經濟學研究如何才能滿足真實的人的不同需求和實現自由,而不是單純側重經濟指標的增長。與其他堅持“價值中立”的經濟學家不同,阿馬蒂亞·森認為經濟學并不是中立的,而是有著倫理的維度,特別是福利經濟學,要關注倫理學和研究倫理問題,經濟制度則要應用道德的評價標準。我們從他對個體自由和實質自由的重視,特別是對人的基本可行能力提升的強調,以及對貧困人群和發展中國家的關注和提出的策略,可以看出他高尚的人文精神和強烈的倫理關懷。實踐也證明,具有倫理維度的經濟學和經濟的發展,必然能夠引導和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以自由看待發展,則能夠從目的善進一步規約發展手段的合理性,使發展聚焦于人的實質自由的擴展。

以GDP衡量經濟水平的傳統發展觀,沒有考慮人類和社會福利,沒有考慮資源耗竭和環境破壞的環境代價,也忽視了一些非市場交易活動,但因為其簡易、直接和容易測算,以及“事實上,GDP水平和基本福利構成要素如識字率、營養與衛生保健、通信技術、預期壽命之間的確存在著明顯的相關性,其主要指標都有助于人類福利改善”,[15]GDP方法仍然在現代經濟管理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但對GDP進行了“調整”和“補充”。比如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和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的經濟福利測量(MEW)、赫爾曼·戴利(Herman Daly)和小約翰·柯布(John Cobb)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克利福德·柯布(Clifford Cobb)的“真正進步指標”(GPI)和綠色GDP,就是對GDP方法加以調整,使之包容傳統測量中未涵蓋的經濟、社會和環境要素。歐盟國家則是通過全國性賬目或國民核算和建立社會和環境信息與GDP之間的聯系來補充GDP方法的不足,使之置于更適當的社會——生態背景之下。[16]不難看出,不管是“調整”GDP方法的指標,還是“補充”GDP方法的指標,都極為重視發展中的生態要素和生態維度,這與生態問題的惡化及其對生活福利的影響有密切關系。盡管如此,仍然不能削弱阿馬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衡量高度,因為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視和保護,既需要具備可行能力,其終極目的仍然是保障人的自由,包括呼吸新鮮空氣的自由,飲用清潔水的自由,吃健康食品的自由,詩意地棲居的自由。也就是說,阿馬蒂亞·森的自由觀和發展觀,雖然沒有系統強調自然生態的內容,但卻有其位置,因而可以成為環境保護的理論資源。比如基于阿馬蒂亞·森的可行能力理論,有學者研究農村環保法治實現背后的障礙,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積極的義務和履行相應的責任,提高農村環保法治的“可行能力”,以實現環境平等的自由并最終實現環境公平。[17]基于阿馬蒂亞·森的發展觀,有學者提出人身權、財產權和環境權是解決環境問題和保護環境的重要工具,提高這些基本人權的保障水平也是人類發展的目的和手段。[18]

3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生態意蘊

根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其中,生產力起著決定作用,其發展水平高低取決于依賴生產工具等勞動資料的先進程度,勞動對象的數量豐富程度和質量高低,以及勞動者的技能掌握程度和素質水平等。我國曾經有過一段時間過度側重生產關系,而忽視生產力的發展,結果導致社會經濟發展之路受挫。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凝聚力量,力挽狂瀾,使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致力于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重要的一步棋就是不再陷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爭論,而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實現改革開放,堅持“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

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以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為例,改革開放40年,我國的GDP(衡量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的增長是迅猛的,從1978的3 678.7億上升到2017年的832 035.9億,年均增長9.5%,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擺脫貧困方面,“到2020年底,中國如期完成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9 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20]貧困的擺脫,農民技能的提高,農民自主能力的增強,又進一步反哺和促進農村的發展。顯而易見的是,從擺脫貧困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展民主,實現公平正義等方面,中國現代化發展之路與其他各國的現代化發展之路相同,都發展經濟,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注重勞動者素質和技能,提高勞動收入,致力于提升廣大人民群眾的可行能力和擴大更多的自由。同樣相似的是,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過程中,也遭遇了資源的日益趨緊和自然生態環境的惡化。西方國家較早提出和踐行可持續發展理論,中國提出“科學發展觀”和進行生態文明建設都是應對環境難題之策。評價社會的發展也不再唯GDP馬首是瞻,不再把 GDP 增長等同于經濟增長,而是更多地考量生態指標和民生福祉等社會發展指標。

但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是以人民為中心的,是為了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就指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是奔“小康”。1982年,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指明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盵21]具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既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同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人民至上,堅持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此外,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還突破了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性,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去把握發展,謀劃發展。如推進馬克思關于自然是人的無機身體的思想,全面把握人與自然的統一關系、一體關系,提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對大自然的傷害最終會傷及人類自身,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22]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既呈現出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具有自己的個性特色,體現在主體性、全面性、和諧性、共享性、合理性等方面,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目標指向和道路方向,也是衡量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指標,凸顯的是全體人民受益,是人的物質共富和精神共富,是人與人及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由此可以指證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23]

西方現代化發展是立足于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的發展。如提出并付諸實踐的可持續發展理論,一定程度上能夠通過自由市場賦予自然生態以價值,以及對技術進行革新等手段去改善環境、保護自然,實現綠色經濟的增長,從而發展了資本主義,即生態資本主義或綠色的資本主義。生態資本主義或綠色的資本主義仍然是資本主義,其改革并不觸動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仍然保留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雖然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緩和人類目前所面臨的生態環境危機,但由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追求剩余價值作為絕對律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限制資本邏輯的擴張,致力于可持續發展的生態資本主義理論與實踐必然面臨難以克服的矛盾。郇慶治認為有三個方面的內源性矛盾,一是漸進改善與結構性變革之間的矛盾,二是個體環境意識、責任和行動與國家培育、規約之間的矛盾,三是本土中心與全球視野需要之間的矛盾。比如漸進的生態現代化改革舉措會遇到財產私有權的阻礙,難以打破經濟理性思維和放棄資本增殖的邏輯;追求自由民主的個體難以實現自我規約和擔當生態責任;西方各國生態環境問題的異質性,難以實現均質性的生態資本主義。[24]王雨辰也分析了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解決生態問題的“淺綠”思潮的實質,認為其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立場,其根本目的在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維護資本的既得利益,為資本推卸全球環境治理的責任。由此提出必須堅持“共同而有差別”的原則,必須堅持“全球”和“地方”兩個維度的內在統一。[25]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是以資本為中心,任由資本邏輯肆意發展,追求和保護的是資產階級的利益。雖然在工人運動和新社會運動(如生態運動、婦女運動等)的壓力之下,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一些福利制度改革和環境方面的改善,但仍是在資本主義制度框架下的點滴改良,工人收入的增長和社會工業化的發展并沒有改變工人被壓迫、被剝削的命運。經濟全球化之下,發達國家的資產階級更是把壓迫和剝削的對象延伸到發展中國家及其人民,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態資源,大肆推行生態帝國主義和生態殖民主義行徑。

4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生態自由向度

阿馬蒂亞·森高度評價了中國在教育、醫療保健和土地改革方面令人矚目的進步和發展,認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是對自己觀點的印證,“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互補性,本書的主題之一,在中國的經驗中得到了很好的說明”。[26]也就是說,中國在疾病預防、義務教育普及、溫飽問題、民主參與等方面給予人民更多防護性保障和參與的機會,確證了阿馬蒂亞·森的自由過程和自由機會的統一。但不僅于此,“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27]即在滿足溫飽,實現小康的基礎上,人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生態等方面有了更多的需求。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大力推進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就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把綠色作為底色,除了致力于實現每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也致力于促進作為人的無機身體的自然生態環境的平衡、穩定與續存,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也即是說,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目標不僅僅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還有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僅實現人在社會中的自由,也實現在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由此,我們需要完善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展觀,補充自由的生態維度和增強擔當生態責任的可行能力,從人與人和諧中生成的社會自由以及人與自然和諧中生成的生態的自由去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

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展觀更多地是強調國家和社會如何保障和增強個體的可行能力,側重的是社會中的自由,以社會自由來衡量社會的發展,但在生態危機全球化的當下,缺乏自然生態關照的自由發展理論,其解釋力和引領力是打折扣的?，斏?C·納斯鮑姆(Martha Craven Nussbaum)繼承和發展了阿馬蒂亞·森的觀點,認為人的自由選擇的可行能力,既指涉個體的內在能力,亦強調人的自由實踐能力,國家和社會既要提供相應的條件和機會培養內在能力,也要提供個體選擇和自由實踐以發揮功能的舞臺和空間,即“民眾基于內在能力進行活動的機會通道。[28]納斯鮑姆不同于阿馬蒂亞·森的是,既見人又見其他自然生命,不僅將人視為完整的個體,還將人和其他生命體僅僅聯系在一起,“我們不應該把人孤零零地分裂出來”。[29]此外,與馬克思的自由發展觀相比,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展觀也存在局限性,是“在承認分工和私有制的前提下實現的,是在不改變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實施的改良措施,只是反映了在一個既定的發展過程中福利外延的拓展”。[30]大致來看,西方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和阿馬蒂亞·森的自由發展觀都看到單向度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對生態或人本身的破壞性,并致力于構建經濟可持續發展方略,但西方的現代化發展觀仍然存在不足,從而影響未來社會愿景的構建和實現。

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種自由發展是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為前提的,或者說,人自由也讓自然自在存在。因為自由首先是個關系范疇,黑格爾說,“只有當沒有外在于我的他物和不是我自己本身的對方時,我才能說是自由”,[31]海德格爾也認為,自由的本質是面向無限敞開的可敞開者,與其共在,“向著敞開域的可敞開者的自由讓存在者成其所是。于是,自由便自行揭示為讓存在者存在”。[32]人在社會中獲得的自由即是如此,通過互相尊重對方的人格、權利,遵守社會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個人獲得與他人之間的和平共處、和諧相處,并獲得相對自足的自由。人在自然面前的自由亦然,人類通過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避免與自然發生沖突和對抗,維護人與自然的統一關系、和諧關系,從而實現人在自然面前的逍遙和自由,同時又不干擾自然事物欣欣向榮、按其本性自在生長,即人自由也讓物自在。這種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關系既是生態的本質,也是自由的本質,即自由必在和諧的關系中獲得,而不是在沖突的關系下生成,自由必是與其外在對象的統一,而不是與其外在對象的分裂?；诖?我們可以判斷人在自然面前可以擁有真正的自由,具有生態性質的自由,“這種人與自然整體相統一,人與自然保持和諧與平衡而生成的自由是一種生態自由”。[33]

生態自由是一種實質自由,既彰顯人的完整性,也彰顯人的可性能力。具體而言,既包括人對生態必然性的理性認識,也包括人對自然本質統一關系的感性體悟,能夠依據生態必然性去改造自然界和人本身,獲得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由。恩格斯說,“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34]這與馬克思的自由觀一脈相承,即自由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是不斷發展的現實過程,依賴社會的發展及其對個體基本生活的保障,并提供各種機會促進主體能力的增強,“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夥拧怯蓺v史的關系,是由工業狀況、商業狀況、交往狀況促成的”。[35]阿馬蒂亞·森正是看到自由與能力的內在相關性,把自由的內涵與人的可行能力結合起來,認為發展必須要保障人免受饑餓和疾病等問題的困擾,提供條件使人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這是消極自由與積極自由的統一,使發展的目的指向或者說歸宿點落在具體的現實的人身上,使現實的人有能力有條件追求和實現自由的生活。

從生態自由看待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呈現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凸顯的是人與自然的一體性,維護的是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如此的人就不僅僅是社會的人,而是具有自然生態素養的現實的人,如此的社會發展就不是人或社會單向度的發展,而是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前提下的人與自然共生的綠色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相反,如果發展以生態環境的破壞為代價,人面對資源枯竭的自然界,呼吸著被污染的空氣,喝著被污染的水,時刻擔憂著大自然對人類的報復,此種情形下,人即便在社會中獲得了廣泛的自由,也是沒有保障的,缺乏可持續性的。因為自由體現為沒有外在物與自由主體相對立,或者說,自由主體不受對象的干預和阻礙,如果人與自然相對立和對抗,是沒有自由可言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而生成的生態自由比人在社會中獲得的自由更具有基礎性的地位,能夠保障人類社會源源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得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由此可以確證,生態自由既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目的,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手段。

以生態自由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可以作為衡量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價值尺度,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內在本質。黨的二十大報告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區別于西方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強調“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36]凸顯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從生態自由的視角有助于我們更好把地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高度,即具有生態素養的且追求自由的現實的人,能夠從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的高度去把握參與其中的現實世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人與自然的本質關系。從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維度去看,人類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從自然界演化而來的,人與自然具有本質統一關系。從價值論和方法論的維度去看,人離不開自然,自然對人有價值,人能化自然,但自然自身也有價值,自然也能化人,因而自然也需要人的尊重和保護,需要人對自然講道德,并通過制度創新、技術革新、生產和生活方式綠色化等手段致力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獲得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自由。

以生態自由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可以更好培育人民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和保護自然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致力于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一是能夠突破主客二分的困境,超越原子式個人自由,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自由?，F實的人既具有感性能力,更具有理性能力,能夠認識自然的整體性、有機性和生態必然性,把握人與自然作為生命共同體具有的對立統一關系,重視自由與生態的關系,如此就不再把人與自然割裂開來,不再把自然作為客體任意去征服和控制,而是致力于獲得人與自然和諧的自由,從而保障人在社會中的自由。二是能夠超越傳統的道德責任觀,自覺擔當對自然的生態道德責任,即在利用自然的時候能夠順應自然、善待自然和保護自然。從古希臘的伊壁鳩魯、亞里士多德,到近現代的斯賓諾莎、康德、黑格爾、薩特等人,都認為自由與責任具有內在相關性,通過擔當責任,人的自由主體性得以彰顯。阿馬蒂亞·森也強調責任以自由為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沒有實質自由和可行能力去做某一件事,一個人就不能為做那件事負責”。[37]這里的自由和責任主要探究的是社會領域中的自由和對他人或社會擔當責任,但忽視了對自然的責任。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人作為生命共同體中的人,并作為自由的主體,追求人與自然和諧的生態自由,必然要承擔對自然的生態責任。當自由主體具有改造自然,又能夠承擔善待自然和保護自然的可行能力,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雙重解放、和諧共生發展,則是生態自由的擴展,也是對社會自由的保障。這種生態責任擔當的可行能力,既體現了生態自由作為綠色發展手段的重要作用,不斷滿足人民美好生態環境的需要,守護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又體現了生態自由作為綠色發展目的的重要意義,即發展的最終的目的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每個人獲得自由全面發展,自然也能夠按其生態規律獲得穩定、平衡、和諧的可持續發展。伊麗莎白·安德森(Elizabeth Anderson)認為,如果能力著眼于目的而不是手段,就可以更好地實現公平正義,更公正地指導公共服務。[38]也就是說,可行能力的獲取和運用需要與目的善統一起來,生態自由作為一種可行能力,既有合理性,也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價值旨歸。

5 結語

阿馬蒂亞·森把自由與人的可行能力結合起來,提出社會的發展在于擴展人的實質自由。這明確地指證了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現實的人在生存和過好的生活能夠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具有理性選擇所珍視的事物等方面的能力,享有參與經濟、政治等各領域的公平機會和自由。阿馬蒂亞·森以實質自由看待發展,引領發展,一定程度上可以確保發展以人為本,超越見物不見人的傳統狹隘的發展觀。但在經濟全球化和生態危機亦全球化的當下,還需要把握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的客觀現實,需要拓展實質自由的生態維度,追求人與自然整體相統一、人與自然相和諧,由此獲得人在自然面前的生態自由。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堅持綠色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生態文明理念,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追求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與西方現代化發展存在本質的不同,既不是人類中心主義的,也不是自然中心主義的,而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由此需要完善自由的內涵,充實自然生態內容,既以人在社會中的自由,也以人在自然面前的生態自由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生態自由是一種實質自由,體現為自由主體擁有實實在在的優美的自然生態環境,生態自由也是一種可行能力,即包括對自然規律和生態必然性的認識,也包括對自然的尊重、順應和保護,更彰顯對自然擔當的生態道德責任。以生態自由看待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可以彰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可以確保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