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之中國形象視野中的“哲人王”*

姜智芹

(山東師范大學文學院,250014,濟南)

西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于自身的期待、欲望、恐懼和夢想,塑造出不同面孔的中國形象,其中“哲人王”是一個既體現出延續性又有一定更新性的正向中國形象。柏拉圖(Plato)的《理想國》(約公元前380年)奠定了“哲人王”形象的原型,之后經由圣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上帝之城》(寫于413—426年)、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的《烏托邦》(1516)、約翰·凡·安德里亞(Johann Valentin Andreae)的《基督城》(1619)、托馬索·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的《太陽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新大西島》(1627)、耶穌會士關于中國的書簡,從想象邁向現實,形成富有智慧、德行和政治才干的“哲人王”治理的國家公正幸福的類型化期待,最終落實到中國的康熙、乾隆、毛澤東等具體人物身上。由此,“哲人王”從“原型”到“類型”再到“形象”,一步一步具象化、世俗化,成為中國向世界貢獻的治國理政模式。

對于“哲人王”的研究,國內已有的成果大多從政治哲學角度展開,如程志敏將“哲人王”視為一種理論預設,探討其為現實政治尋找理論范式的烏托邦悖謬,[1]林壯青解析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對于“哲人王”的民主構想,[2]謝清果和王皓然將西方的“哲人王”與我國傳統的“內圣外王”進行比較分析[3]等。周寧則從文化視野分析歐洲在啟蒙運動時期對于中國思想特別是孔子思想的借鑒與利用,探索西方現代性起源中中國思想的燭照作用。[4]本文從西方的中國形象維度剖析“哲人王”的內涵及演變,探索西方的中國形象塑造史上“哲人王”的歷時流變,它有哪些穩定性的特征?又經歷了怎樣的斷裂和超越?詮釋“哲人王”形象背后西方對于中國的文學想象與文化利用,以及“哲人王”在新時代的啟示價值。

1 西方《理想國》里幻想的“哲人王”

“哲人王”最初體現了西方政治文化的理想追求。柏拉圖的《理想國》開啟了西方人想象中的“哲人王”傳統,認為人類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之為國王或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否則,國家將“永無寧日”。[5]因為“哲學家—統治者”能高瞻遠矚,辨識出那些對社會和個人公正的事物,從而成就人類的幸福與正義?！罢苋送酢本哂心男┢焚|使他能夠實現至善統治?“哲人王”又是怎樣從想象渡入歷史,并落實到世界地理版圖上的?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里,“哲人王”是真正具有美德和知識的人,他們博聞強記、智慧仁慈、審慎理智、追求真理,能夠經受住考驗,具有深厚的修養和正義感,用理性和善的法則去保證社會的公正與和諧?！罢苋送酢辈粌H自己善于學習,掌握經世治國之道,而且倡導用教化來啟迪民智,促進公民道德的完善。柏拉圖的“理想國”里沒有法律條文,只有道德智慧,因而道德是“哲人王”治理國家的最高原則,是實現全民福祉的關鍵所在,它主要依靠人類的自律自覺、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使整個社會處于和諧有序狀態,每個階層做適合自己的事情:統治者精于國家治理,輔佐者誠于安邦輔君,各行各業的人盡其職分,促成一個真善得以彰顯、正義得以實現、人民感到幸福的理想社會的到來。

哲人治國在柏拉圖時代只是人類的一個愿景,是純理論的虛構。公元5世紀時,圣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讓上帝取代“哲人王”,道德至善也被神圣的愛所取代,“哲人王”統治的理想國變成天上王國的原型,更加遠離了現實的可能性。真正讓“哲人王”具有現實可能性的,是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管理“烏托邦”的是一個哲學家國王,他品德高尚,知識淵博,賢明公正。是怎樣的歷史機遇讓“理想國”走進了現實?是文藝復興和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激發了人們對古典思想和世俗精神的追求,柏拉圖的“理想國”浮出人們的記憶;而地理大發現拓展了現實世界的邊界,當時的人們很難預料還會發現什么樣的國家、制度和文化。莫爾的《烏托邦》在1516年問世之后,安德里亞、康帕內拉、培根繼續在17世紀初講述幻想中的“哲人王”故事。安德里亞《基督城》中的三個執政者及“教師”、康帕內拉《太陽城》中的“形而上學者”、培根《新大西島》中的“智者”都是充滿智慧、絕對公正的“哲人王”式領袖,他們治理下的“基督城”“太陽城”和“新大西島”興旺繁榮,洋溢著友愛、秩序和幸福 。

西方很早就開始關注中國的帝王,在游記類作品中書寫東方“大汗”的傳奇故事。13世紀末成書的《馬可·波羅游記》當中,忽必烈大汗英氣照人,驍勇而有道德。14世紀中期英國的《曼德維爾游記》更是用了將近70%的篇幅盛贊中國的大汗:他統治嚴明,國土遼闊,擁有無數的金銀財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連歐洲傳說中的長老約翰也不如他偉大。這些作品中描寫的“大汗”形象是西方的中國“哲人王”形象的前奏,而新航路開辟以后,從16世紀開始漂洋過海陸續來到中國的歐洲傳教士特別是耶穌會士,以他們在中國腹地長期生活乃至在朝廷供職的經歷,向歐洲報告了一個“哲人王”式的中國皇帝。西方《理想國》里純想象的“哲人王”,在中華大地上夢想成真了。

2 中華帝國版圖上現實的“哲人王”

在西方是幻想的“哲人王”,在中華大地上卻是現實,這一令西方人振奮的圖景是歐洲來中國的耶穌會士在17世紀以書簡的形式傳到歐洲的,并在他們的著書立說中成為定型。在東方發現“哲人王”帶給西方人的震撼,一點也不亞于地理大發現。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神父整理的《利瑪竇中國札記》(1621)記述了一個具有“哲人王”素質的中國皇帝和用孔夫子的道德哲學培養出來的官員。利瑪竇(Matteo Ricci)贊嘆道,在中華帝國,“標志著與西方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他們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叫做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6]更多的歐洲傳教士頌揚中國的哲人政治。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國志》(1638)、衛匡國(Martino Martini)的《中國歷史十卷》(1658)、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的《中國圖志》(1667)、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等人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1687)、李明(Louis Le Comte)的《中國現狀新志》(1696)、白晉(Joachim Bouve)的《康熙帝傳》(1697)、閔明我(Domingo Fernández Navarrete)的《中國王朝歷史、政治、倫理和宗教論》(1676)等,都不同程度地介紹了中國的哲人政治。法國傳教士李明稱贊康熙皇帝氣宇非凡,是“亞洲最強大的君王”“宇宙間最偉大的統治者”。[7]西班牙傳教士閔明我贊揚康熙皇帝是“人世間最偉大的君主”,是歐洲君王效法的榜樣,[8]輔佐康熙的官員“正直、公正、廉潔,愛民如子”。[9]而在華37年且大部分時間在清庭供職的法國傳教士白晉,更是將康熙皇帝視為“哲人王”的典范:“他生來就帶有世界上最好的天性。他的思想敏捷、明智,記憶力強,有驚人的天才。他有經得起各種事變考驗的堅強意志。他還有組織、引導和完成重大事業的才能……老百姓極為贊賞他對公平和正義的熱心……對各種科學如此勤奮好學,對藝術如此醉心?！盵10]白晉高度評價康熙治理下的中華帝國,稱其“比柏拉圖的共和國(理想國)更為完美,這個政府所有美好的理念,即便是我們最有智慧的政治家,也從未想象得到”。[11]雄才大略、勤以主政、嚴以治吏、寬以愛民是17世紀歐洲傳教士對康熙不約而同的評價,在他們看來,康熙是人世間最完美的“哲人王”。在西方傳教士眼里,不僅康熙皇帝是他們熱烈贊美的“哲人王”,乾隆皇帝也是值得稱頌的對象。一部耶穌會士的《回憶錄》中有乾隆皇帝的畫像,并題詩四句來頌揚:“他勤奮料理萬般事務,他的政府人人仰慕,這位世間最偉大的君主,乃是帝國里的鴻儒?！盵12]

不僅耶穌會士在傳頌中國“哲人王”的故事,歐洲各國的文人、哲學家、思想家們也在各自的著述中豐富著“哲人王”敘事。17世紀英國的博學之士羅伯特·伯頓(Robert Burton)在其《憂郁的解剖》中提供了一副醫治英國乃至整個歐洲“憂郁病”的靈丹妙藥,那就是模仿中國,像中國那樣治理國家。1669年,英國學者約翰·韋伯(John Webb)撰文勸說英王查理二世效法中國君主,實行仁政。而同時代的政論家威廉·坦普爾爵士(Sir William Temple)盛贊中國政府是哲人統治的政府,是柏拉圖“理想國”的實現,是英國政府應當效法的楷模:“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治理得更好,也沒有哪國的人民比中國人更幸福?！盵13]認為“只有中華帝國那樣歷史悠久的政府,才能在最深刻和最智慧的基礎上建立起傳說中的那種政治”。[14]

到了18世紀,法國的伏爾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斷言中華帝國的統治是當時最高級的:“人類肯定想象不出一個比這更好的政府?！盵15]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G.W.Leibniz)希望中國能派哲學家到歐洲傳授道德哲學和政治思想,倡導“用一盞燈點燃另一盞燈”;[16]萊布尼茲的忠實信徒、德國哲學家克里斯蒂安·沃爾夫(Christian Wolff)高度贊揚中國的哲人政治,指出“中國古代的帝王是真正具有哲學家天賦的人”,并追溯到伏羲和他的繼承者,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哲人王的智慧與努力,中國的政體才能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政體”,而“哲人王統治下的人民真正幸?！?。[17]16世紀,英國的國家日志勾勒的是一幅“強大王權統治下的、遙遠東方的、富裕的、市場潛力巨大的”中國形象,而中國皇帝是“能調動將近數十萬人的偉大國王”。[18]不同類型的文本互相印證,彼此聯結,共同將中華帝國的“哲人王”推向西方之中國形象的高峰?！罢苋送酢背蔀?7—18世紀歐洲“中國熱”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西方歷史上的中國夢和理想國,是彼時西方人超越自身的一種價值尺度。

中國的“哲人王”是如何成就的?這關涉到孔夫子思想的教育教化及文官考試制度,是中國古代圣哲和優秀文化經典賦予中國皇帝以及輔佐他的將相以哲學家的智慧?？鬃釉谖鞣奖灰暈榕c蘇格拉底同樣偉大的哲學家。1641年,法國哲學家拉莫特·勒瓦耶(La Mothe Le Voyer)在《論異教徒的德行》一文中稱嘆道:“除了希望看到哲學王子或哲學家們進行統治之外,人們還能希求怎樣的更大的幸運呢?這種非同反響的思想使這兩種值得慶幸的事業在中國得以實現,孔子的崇高美德甚至使君王決不發出與他的(孔子的)戒律不符的命令,皇帝的文武百官都勢必是孔子的信徒,因此可以說,只是哲學家們在統治這樣一個大帝國?！盵19]既然西方人尊奉孔子為中國最偉大的哲人,他的思想便得到重點譯介和宣講?！墩撜Z》及其他儒家經典如《大學》《中庸》于17世紀中期譯成拉丁語在西方出版并在各國流轉;柏應理等人翻譯出版了《孔夫子:中國哲學家》;沃爾夫大講特講孔子的思想……“孔子的禮制、孟子的仁政、儒家哲學所代表的惟道德主義的中國文明”,[20]成為歐洲啟蒙時期的一種文化理想。人一旦有了學問,心靈便高尚起來,由高尚的人治理的國家有可能就是理想的國家。

如果說尊崇圣哲的思想是成就“哲人王”的一個關鍵因素,那么另一個關鍵因素是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制度。在西方人看來,中華帝國在國家層面主持的考試是一種公平的競爭,給每一位有知識、有抱負的人提供參政機會?！独敻]中國札記》中用了很長的篇幅介紹中國的科舉制度,說在中國有三種重要的考試或學位,即秀才、舉人、進士,分別相當于西方的學士、碩士和博士。這些考試都不問門第,只論才學,任何人一旦中第,不分貧賤貴富,都能進入國家的管理階層。[21]羅伯特·伯頓在其《憂郁的解剖》中詳細描述了中國如何通過科舉考試選拔人才來治理國家:“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學之士中挑選官員,他們政治上的顯赫來自于品德的高尚。顯赫是基于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高貴……他們的老爺、高官、學者、碩士以及憑自己的德才升上來的人……是顯赫之人,也就是被認為可以治理國家的人?！盵22]在西方人眼里,中國的皇帝內圣外王,身邊都是飽讀詩書的大學士,他們不僅學富五車,而且品行優秀,以心中的道德律和自然理性輔佐皇帝,治理一個龐大的帝國。高尚的道德、完備的知識、合理的制度鑄就一個完善的國家。

歐洲的文人、哲學家、傳教士不僅僅是在贊美中國現實政治中的“哲人王”,因為“歐洲人塑造的非歐洲人形象,最主要的不是對這些人進行客觀描述,而是歐洲人懷舊和不滿情緒的投射,是他們對自身及其歷史的評價”。[23]歐洲人真正的意圖是要利用異域文化來達到自我超越和自我批判?！伴h明我和其他西方傳教士在稱頌中國皇帝仁慈、無私、文明的同時,也在感喟歐君王在道德方面的局限?！盵24]中華帝國的“哲人王”在歐洲的投射是建立開明君主制。歐洲啟蒙思想家的政治觀點雖然不盡相同,但在1740年之前,“基本上都主張君主制”,[25]而且在君主前面還特意加上“開明”這個限定詞。法國重農學派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sois Quesnay)終生推崇開明君主制,伏爾泰早年是開明君主制的堅定擁護者,認為開明君主統治是他看到的最完美的制度,歐洲啟蒙的理想是要培養出一些仁慈開明的君主,再由他們對普通民眾進行啟蒙,實現道德哲學治理下的自由、平等、博愛。伏爾泰在熱衷于扮演“哲人王”的普魯士王子腓特烈(Friedrich)身上找到了踐行者,也對喜歡同哲學家結交的蓬巴杜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和俄國女皇葉卡林娜(Catherine)充滿好感。1775年,法國阿爾央斯侯爵(Marquis d’Argens)的《中國人信札》問世,在贊美腓特烈國王是足以媲美堯舜的“哲人王”的同時,批評歐洲的腐敗政治。而歐洲國王中也有人愿意在百姓面前扮演“哲人王”。1756年,法王路易十五(Louis XV of France)效法中國皇帝舉行親耕儀式;1769年,奧地利皇帝約瑟夫(Joseph)舉行同樣的儀式。中國“哲人王”形象映照著17—18世紀西方的缺憾和對自身的不滿,也表達著西方人的欲望與夢想。

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后新式的“哲人王”

中華帝國的“哲人王”在西方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欽羨、效仿、流轉,于18世紀中期達到巔峰。18世紀末期,由于清王朝的腐敗無能和閉關鎖國,中國“哲人王”敘事逐漸隱沒到西方的歷史洪流中。到了19世紀,中國在西方人眼中日漸衰微,作為西方進步、自由、文明的對立面,中國被不無偏見地塑造成停滯、專制、野蠻的國家。但“哲人王”作為西方的中國形象鏈條里一個影響深遠的“套話”,具有持久性和多語境性,它可能會長時間處于休眠狀態,但一旦外部條件適宜,就會立刻被喚醒,并釋放出新的能量?！罢苋送酢痹?0世紀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時代又復現了。

20世紀西方政治視野里的中國“哲人王”出現的前奏是英國作家G.洛斯·迪金森(G.Lowes Dickinson)、詹姆斯·希爾頓(James Hilton)和美國作家賽珍珠(Pearl S.Buck)的作品。由于西方人在20世紀初對現代物質文明感到幻滅,文學界便創作出一種田園牧歌式的中國形象作為他們懷舊和追憶的對象。迪金森在《約翰中國佬的來信》中用中國人樂天知命、安詳從容、親近自然、勤勞平等來言說他對西方現代文明不顧道德道義一味追求物質財富的忡忡憂心;賽珍珠在《大地》中以一對中國農民夫婦王龍和阿蘭在水災、旱災、蝗災面前堅韌頑強、執著于土地,最終發家致富的故事,暢想“美國夢”的實現;希爾頓在《消失的地平線》中描繪了一個和諧、寧靜、閑適、美麗、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它遠離西方的戰爭、紛擾、競爭和匆忙。20世紀初期的中國成了西方人懷鄉戀舊的所在。迪金森贊嘆道:中華民族“是一個讓人愉快、友好、美麗、明智、希臘式的、優秀的、人性的民族”,“他們是惟一在禮儀和組織上平等的民族——非常自尊、禮貌和友善,總是謝絕做任何他們認為不理智的事情”,并認為如果一個民族“能夠發展到較高的經濟水平而不失卻這些品質,我們就擁有了這個星球上最美好的機會”。[26]賽珍珠如此描寫王龍和阿蘭的質樸以及他們初夏時節在田野勞作中的詩意:“不用任何言語交流,他和她一小時接一小時默契地配合著,他已感覺不到勞動的辛苦……這里只有完美的勞動韻律……他們在土地上耕作,一起勞動,一起在土地上創造成果?！盵27]西方人在田園牧歌的中國形象里面體驗到西方文明在歷史進程中失落的可貴的也是人類文明最基本的東西。

緊隨著西方審美和想象視野中的田園中國形象,出現了政治視野里中國紅區的“哲人王”。當《大地》和《消失的地平線》在西方走紅暢銷的時候,美國的三位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Edge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nges Smedley)、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幾乎同時發現了中國的紅色邊區——“一個柏拉圖理想國的復制品”,[28]而這里的領袖毛澤東非常像法國傳教士白晉所贊揚的康熙,集學者、哲人和領袖于一身,散發出“哲人王”的魅力。

斯諾于1936年來到當時的中共中央駐地延安,采訪了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導人,走訪了紅區的軍民。第二年,他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英國出版,旋即轟動整個西方世界。在斯諾筆下,毛澤東既是一個政治軍事領袖,又是一個學者、哲學家,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29]而在毛澤東周圍,是一群智慧、無私、樂觀的中國共產黨將領:慈祥質樸的朱德、出色的外交家周恩來、克倫威爾般的彭德懷、紅軍中的羅賓漢賀龍……與斯諾同期致力于報道中國紅色邊區的,還有史沫特萊和斯特朗。她們在延安發現了一個與當時西方人眼中完全不同的中國:到處平等、民主,生機勃勃,尤其是那里的領袖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堪與古今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論,他們領導的紅色邊區預示著中國未來的光明前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在經濟上快速發展。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以“兩彈一星”為代表的重大成就,為中國在世界上的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不同行業的西方人尋找機會來到中國,看到了紅色中國巨大的物質進步和社會主義“新人新風尚”。美國學者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在他的《政治朝圣:1928—1978年西方知識分子前往蘇聯、中國與古巴的旅行》一書中,對1960—70年代西方美好的中國形象進行總結:“在我看來,中國是一個開明的君主制國家,他們有一個牧師式的君主,贏得了全民全心全意的愛戴?？傊?那是一個信仰虔誠、道德高尚的社會……毛澤東的革命無疑是幾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最大的幸事……毛澤東思想……已經開花結果了?！盵30]法國作家安德烈·馬爾勞(André Malraux)于1965年作為總統特使訪華,在同毛澤東會見后,他說自己從毛澤東身上看到了中國歷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的身影。[31]但此時西方人眼中的毛澤東這位新式的“哲人王”已經與中華帝國時期的“哲人王”有著本質的不同?？滴?、乾隆等是屬于“過去時”的“哲人王”,是17—18世紀西方缺憾與自我超越視野中的“哲人王”,而毛澤東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生活在未來的、光明中的國家”,[32]“是一個邁著輕快的步伐、熱情高漲地走向未來的民族”。[33]毛澤東是體現著啟蒙理想的進步觀念、著眼于未來發展的“哲人王”,他領導下的人民“安居樂業、衣食無憂、舉止文雅、幸福和諧地生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34]

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其理想特質表現在物質進步和道德完善兩個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很多西方知識分子前來中國朝圣,他們首先看到的是紅色中國的物質進步。美國的尼爾倫夫婦(Helen &Scott Nearing)于1958年來華,看到中國經濟穩定、生產發展,到處是一派火熱的建設景象,人們干勁沖天,收入大幅增加,他們不由得感嘆自己來到了一個“美好新世界”。①法國學者和經濟代表團來到中國后看到中國正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發展,它在單位時間內取得了其他任何國家都難以取得的成就。加拿大皇家銀行總裁詹姆斯·摩爾(James Moore)訪問中國后贊嘆這里的的確確在發生奇跡:工業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類勞動創造出了豐功偉績。[35]

與物質進步相伴的是中國人道德情操的高尚。建國之初前來朝圣的西方人看到用毛澤東思想教育出來的社會主義新人樂觀向上、互助合作、團結友愛,投身于社會主義建設大潮的中國人民公而忘私、樂而忘憂、自由平等,人性中光明的一面始終占據主導地位,這讓20世紀中期陷入精神困境的西方人刮目相看。美國久負盛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John K.Fairbank)甚至認為中國人身上體現出來的諸如集體主義、大公無私、獻身精神、勇敢、廉潔、勤儉等美德,正是西方人所缺乏的。[36]中國再次成為道德理想國,成為世界進步的榜樣。中國代表著進步的可能性,代表著革命的成功,代表著一種發展模式,而執掌這個國家的毛澤東還是一位詩人,體現了自柏拉圖時代就有的哲人治國的古典理想。

為什么“哲人王”在中華大地而不是其他國家落地成為現實?這和我國傳統文化中對“圣王”的追求不無關系。中國古代諸子都有對能夠最好地治理國家的“圣人”或“圣王”的尋求。墨子言:“凡言、凡動,合于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為之?！?《墨子·貴義》)[37]莊子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無道,圣人生焉?！盵38]儒家經典《中庸》中對“天下至圣”的描述是:“足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边@樣的人“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39]他們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身,最終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宏圖大志,這和《理想國》中的“哲人王”致力于使城邦接近哲學的至善和完美有異曲同工之處?？梢哉f,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這一“圣王”追求為西方“理想國”中的“哲人王”在中華大地上變為現實中的國家領導者奠定了根基,同時也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

4 “哲人王”形象話語在新世紀的啟示

“哲人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歷史沉浮,其歷久彌新的內涵是知識、智慧、德行和政治才能,具備這些品質的領導者能擔當起人類的正義,給社會帶來秩序,給人民帶來幸福。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哲人王”作為一種形象話語,在新世紀仍然不乏啟示和借鑒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幾代國家領導人一直在有意識地、主動地構建一個在世界舞臺上良好的中國形象。具體而言,毛澤東樹立了人民民主的中國形象,鄧小平塑造了改革開放的中國形象,習近平強調讓世界認知一個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

“哲人王”是歷史上西方正向的中國形象話語,為在新時代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供了良好的歷史積淀。中國形象塑造、中國話語建構、中外人文交流是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維度。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5月3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系”,著力提高“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40]指出“要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文交流活動,通過多種途徑推動我國同各國的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41]新時代的中國形象建構和中國故事、中國話語、中外人文交流統合在一起。故事是建構形象的生動形式,話語是形象內涵的重要載體,中外人文交流和中國形象塑造則互為表里。概而言之,故事、話語、形象、交流四位一體,共同作用于提升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讓世界上更多國家的人民了解中國形象所凝結的中國智慧、中國經驗、中國方案、中國理念和中國價值觀。新時代的中國形象對歷史上的中國形象既有更新重塑,亦有繼承延續,歷史上的中國形象是西方接受和建構新時代中國形象的歷史底色,中國文化中的優質因素借助西方歷史上的“哲人王”形象得以傳布世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世界對當代中國的認識和評價。

“哲人王”不僅是18世紀遍及整個歐洲的“中國熱”的重要一維,也是20世紀初期西方新一輪“中國熱”和21世紀以來世界各地學漢語熱的歷史回響。世界曾經是中國的世紀,歷史上中國有過仁定四海、八方來朝的盛況。這一盛況啟示我們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當今時代,應當積極主動地參與到世界的中國形象構建過程之中,以中華文化的感召力,以自我形象的塑造力和傳播力,影響乃至引導世界之中國形象的正向發展。

注釋：

① 尼爾倫夫婦把他們到中國的游記命名為《美好新世界》(TheBraveNew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