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特征探析

劉 勝

(池州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池州 247000)

隨著中國的民族復興和“一帶一路”倡議的高質量發展,中國倡導的一系列全球治理理念贏得了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同與支持,作為文化大國,中國必須“主動肩負起國際和平文化建設者的責任”,以“和”促進世界的和諧發展(1)郎毅懷:《跨越太平洋——中國走向世界強國的核心戰略》,東方出版社2015年版,第229-231頁。。葛賢寧(2013)認為,人文主義交流也是中國民族復興的重要因素(2)葛賢寧:《中國的民族復興與文藝復興》,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88-97頁。。隨著中國與南太平洋社會交流的增多,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也日趨繁榮。國內學者利用改革開放之機遇,不斷深入研究南太平洋文學,相關研究也從早期的零星譯介過渡到如今的系統研究。21世紀初,就有學者關注到庫克群島瑪喬里·克羅科姆(Marjorie Crocombe)提出的“南太平洋風格”(3)王曉凌:《南太平洋文學初探》,《江淮論壇》2005年第2期,第118-123頁。。其后,南太平洋文學研究者不斷增多,研究規模也不斷擴大,彌補了外國文學研究之不足,豐富了外國文學研究的成果。南太平洋文學研究致力于中國對外文化交流的前沿,立足中國,放眼世界,以其全球化的胸懷與國際化視野來觀瞻文學事件與文學交流史,借此吸收異質文化文學的養分,促進文學間的交流互鑒。

一、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發展的階段性

整體上看,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呈現出階段性特征,經歷一個從零星文學譯介、有意識的研究論評到系統研究的過程。

(一)起步階段:1840—1948年

明末清初,南太平洋的一些信息便通過來華傳教士進入中國人的視野?！睹魇贰に囄闹尽肪褪珍浟艘獯罄d會傳教士艾儒略撰錄的《職方外紀》,其中就有關于南太平洋島嶼的記錄(4)趙汝適、艾儒略著,楊博文、謝方校釋:《諸蕃志校釋·職方外紀校釋》,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139-140頁。。早在鴉片戰爭之前,不少廣東福建一帶人員下南洋謀生,他們對外面世界開始有所了解。1820年,廣東海員謝清高在同鄉友人的幫助下輯成《海錄》一書,該書述及南太平洋島嶼的自然地理景觀,文中所列“東洋八島”便是這一時期中國對南太平洋島嶼的最早描寫記錄。晚清呂調陽對此評價說:“中國人著書談海事,遠及大西洋外,自謝清高始?！?5)轉引自謝清高:《海錄》,岳麓書社2016年版,第18頁。因此,該書也算是最早一批研究南太平洋風土人情的著作之一。

自列強用槍炮撬開中國大門后,不少國人到海外謀生,涌入南太平洋島國生存與發展,由此也開啟了中國對南太平洋地區的認知與研究。有關南太平洋文化歷史資料主要散見于西方傳教士創辦的雜志、民間或外交官員的游記或專著中,學術研究層面的著述則在民國之后。其中,傳教士創辦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就多次介紹了南太平洋的地理民情(6)趙少峰、王雅倩:《南太平洋島嶼知識在近代中國的傳播》,《世界歷史評論》2022年第1期,第216-236頁。。民國時期的外交家陳壽彭曾著文《太平洋諸島古跡考》,針對前清之于此方面的研究不足,特地介紹太平洋諸島,以警示國人要有開拓意識,以啟迪民智。隨后國內報界、學界亦有對南太平洋地理文化的零星介紹,至二戰爆發,國人始對南太平洋諸島開展深入研究,主要圍繞戰略地位、政治方略、民族特性、外交事宜等方面。此類研究見于王作成等(2014)(7)王作成、孫雪巖:《20世紀以來中國的太平洋島國研究綜述》,《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1期,第9-15頁。、汪詩明(2017)(8)汪詩明:《國內太平洋島嶼國家研究趨勢前瞻》,《太平洋學報》2017年第9期,第86-95頁。等學者的相關綜述。

起步時期的南太平洋研究主要特征是從政治、戰爭、外交與地理等層面來研究南太平洋社會和文化,限于與南太平洋相關的文學和個別在西方世界有影響的作家,在文學譯介方面相對較少。如,澳門《知新報》在1899年就連續報道薩摩亞的情況,讓國人看到西方對該島國的殖民事實。20世紀初,謝洪賚編纂地理教科書《灜寰全志》(9)謝洪賚:《瀛寰全志》(重訂本),商務印書館1906年版,第4-6頁。,在其下冊專辟一章寫到波利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和美拉尼西亞等南太平洋島嶼,對其風土人情進行介紹,使國人對南太平洋社會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初步認識。彼時,大多數南太平洋國家尚未獨立,其文學作品往往依附于澳大利亞與新西蘭的文學場域。一些關于南太平洋社會的文學作品大多限于西方作家或受西方教育的本土白人的作品,整體研究水平不高,系統性不強。相較于中國的澳大利亞文學研究與新西蘭文學研究,這一時期的研究比較零散,文學研究性不強。

(二)緩慢發展階段:1949—1978年

緩慢發展階段主要指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這一段時期,由于歷史的原因,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相對稚嫩,進展不多。相關的南太平洋研究側重于政治、外交與經濟等領域,在文學上主要以譯介當地作品和時評為主。在早期的文學譯介中,不少資料來源于俄語資料和新華社編輯的交流性讀物,整體上體系性不強。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這些地區的紛紛獨立,中國對這一地區的關注也逐漸增多,尤其是斐濟、湯加、巴布亞新幾內亞、圖瓦盧、所羅門群島、基里巴斯等國獨立后,一些南太平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開始了經濟與文化的往來。

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整體資料偏少,在國內學界還很不成熟,甚至有些文學文本借助于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的英語資料。這主要是因為當時中國與南太平洋國家聯系相對較少,這些國家當時還剛從西方殖民中獨立出來,彼此交流也較少。20世紀60年代之前,南太平洋文學大多是以西方視野觀照的文學,呈現出種族主義色彩(10)馬祖毅:《大洋洲島嶼的新興文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第87-94頁。。新的南太平洋文學才剛剛興起,還沒有及時傳入中國境內而為學界所重視。因而,與南太平洋相關的自然、社會、人文等方面的文學研究并沒有進入中國的世界文學研究視野。這一時期的文學研究主要關注南太平洋社會的去殖民化運動和民族覺醒與獨立,如巴布亞新幾內亞作家毛利·基基(Maori Kiki)創作的不少小說就以此為目標,其自傳體小說《基基:萬年一生》(Kiki:ThousandYearsinaLifetime)就渴望實現民族獨立與自治。

整體而言,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成果主要表現在知識性與譯介性的作品和論文中,譯介性的專著亦有零散出現,但專門性的文學文化研究并未出現。彼時,南太平洋國家剛剛獨立,其有意識的文學創作才剛剛起步,并未完全進入中國學界的視野。尤其在“文革”時期,中國與南太平洋的文化交流處于停滯狀態,文學方面的譯介幾乎中斷。這時南太平洋不少島國產生了側重于介紹當地民族獨立和反霸斗爭的專著,政治性較強,其中最有代表性是《斐濟現代史》(11)J. W. 庫爾特著,吳江霖、陳一百譯:《斐濟現代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當時的譯著在國內影響較大。盡管當時中國對南太平洋島國研究的概念性不如現在這般強,但這些知識性的介紹與島國文化歷史研究也為后來的學者了解南太平洋社會提供了初步的認知。

(三)零星譯介論評階段:1979—2003年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中國與南太平洋島國關系的發展,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也越來越引起了學者的關注。在政治上,中國國家領導人也逐漸意識到南太平洋島國對于中國的戰略作用,李先念、胡耀邦等國家領導人于20世紀80年代先后訪問這一地區,增進兩地間的經貿文化合作和友好往來。這一時期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日益增多,呈現出繁榮的局面。周谷城(1984)強調,要重視太平洋歷史的研究,以避免西方強勢話語的偏頗認知(12)周谷城:《要重視太平洋歷史的研究——在中國太平洋歷史學會成立會上的發言摘要》,《世界歷史》1984年第2期,第18-19頁。。這種研究著眼于中國的現代化與世界眼光,有助于外國文學研究視域的拓展。在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方面,安徽大學的馬祖毅開中國相關研究之先河,并對南太平洋的新型文學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由此引領新中國早期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他認為,新興的文藝復興在南太平洋興起,并樂見其輝煌成果(13)馬祖毅:《大洋洲島嶼的新興文學》,《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4期,第87-94頁。。而且,他于20世紀70年代末成立大洋洲文學研究所,創辦《大洋洲文學叢刊》,填補了國內研究的空白,此后20余年從事大洋洲文學研究,引領了一批學者從事南太平洋文學研究。其中,王曉凌撰寫了關于南太平洋文學的諸多論評文章, 20世紀90年代,她便對薩摩亞作家進行專題研究(14)王曉凌:《談溫特小說的藝術特色》,《當代外國文學》1993年第1期,第164-168頁。,對新西蘭文學(15)王曉凌:《新西蘭當代長篇小說概覽》,《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4期,第43-47頁。、澳大利亞長篇小說(16)王曉凌:《當代澳大利亞長篇小說面面觀》,《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第42-48頁。作出專門研究。曹萍等(2007)專門就南太平洋的薩摩亞作家艾伯特·溫特(Albert Wendt)展開了探討(17)曹萍、潘明霞:《論民族獨立語境下溫特的詩歌》,《學術界》2007年第2期,第139-143頁。。這些學者的研究整體上推動了我國南太平洋島國文學研究,其譯介與理論作品為南太平洋文學研究做了許多基礎性工作。

這一時期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主要有以下特色:一是譯介南太平洋地區的文學作品,向中國學界和讀者推介島國知名作家,諸如薩摩亞的艾伯特·溫特、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文森特·埃里和毛利·基基等作家的作品就是這一時期被引入中國的,并受到中國學界的關注。馬祖毅還與其女馬霞合譯了溫特的《榕樹葉子》,這部作品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部南太平洋文學作品譯著,當時在國內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二是二戰后英語教育與文學在南太平洋的興起引發中國學者的關注,研究視角不斷拓展,文學研究漸趨綜合性、跨學科性,研究視域不斷擴大。馬祖毅(1990)呼喚對南太平洋文學進行譯介(18)馬祖毅:《南太平洋新興的英語文學》,《外國文學》1990年第5期,第78-84頁。,朱希璐(1996)關注南太平洋教育與文化,對南太平洋做文化教育上的溯源(19)朱希璐:《南太平洋島國教育》,《外國中小學教育》1996 年第1期,第31-33頁。。還有學者專門關注南太平洋社會科學的發展,對其人文進行深度了解,展現了中國學界對探索南太平洋世界的渴望。董啟宏(1999)從宗教與文化方面對南太平洋的一些國家做專門考查與研究,幫助人們從更大的視野來了解南太平洋社會(20)董啟宏:《大洋洲宗教與文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妒澜缰R》雜志專門推介南太平洋島國,讓國內讀者知悉當地詳情。三是中國學界開始了與南太平洋世界的初步交流與往來,一些研究機構相繼成立。1979年,澳大利亞布里森登博士專程訪問安徽大學大洋洲文學研究室,贈送了一批南太平洋島國的文學書籍,充實了該校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一些南太平洋研究機構也于此時誕生,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與南太平洋研究中心于1994年成立,旨在通過對南太平洋地區政治、經濟、文化文學等方面的研究,加強與該地區的學術交流。

(四)系統研究發展階段:2004年至今

進入21世紀,南太平洋地區已有10個國家(分別是薩摩亞、庫克群島、湯加、斐濟、紐埃、所羅門群島、巴布亞新幾內亞、基里巴斯、瓦努阿圖、密克羅尼西亞)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或復交,自此中國與南太平洋地區的交流更加緊密,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也得到快速發展。系統性的文學研究逐漸開啟,一大批學者投身于這塊研究熱土,不少研究機構直接與南太平洋島國開展合作,加強文化與文學的交流。2004年,王曉凌出版的專著《南太平洋文學史》為中國南太平洋文學的系統性研究開辟了新天地,對其繁榮與壯大發揮了奠基性作用。此時的文學研究主題逐漸多元化,研究數量逐年增多,從國別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再到文學專題研究,各種與南太平洋文學有關的論文與專著相繼問世,推進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繁榮發展。

目前相關研究主要表現為三點。其一,一批學者從事南太平洋文學研究譯介工作,開始有意識地研究這一地區的文學現象、文學事件及其多元文化特色。例如,劉略昌(2015)對南太平洋文學研究作出積極的評價,認為這種研究大大地推動了南太平洋文學在中國的傳播,拓展了外國文學研究的視域(21)劉略昌:《20世紀80年代新西蘭文學在中國的譯介和出版——基于大洋洲文學叢書的考察》,《燕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第83-88頁。;彭青龍等(2017)通過梳理和分析南太平洋文學中的獨特文化現象、文學理論、文學史、作家作品等研究成果,探析其學術思想演變特點,在多元文化視域的層面上挖掘其意義(22)彭青龍、王敬慧、劉略昌等:《多元文化視野下的大洋洲文學研究學術史綜論》,《比較文學與跨文化研究》2017年第1期,第6-18頁。。其二,南太平洋文學研究呈現出機構化、團隊化的研究傾向。一些大學開設大洋洲文學研究所(院),如中國社科院就設有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南太平洋研究中心。此外,一些高校如上海交通大學、中山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安徽大學和聊城大學等開設專門學術研究機構,組織專業人員進行文化文學專題研究,實現了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的機制化與專業化。這些研究機構有力地壯大了南太平洋地區文化文學研究的隊伍,推進了兩地的深入交流。其三,文學研究范圍不斷拓展,研究主題不斷深化,研究方法多元,研究主體不斷壯大。眾多學者紛紛從南太平洋的英語文學入手,對其文學發展脈絡進行梳理,讓中國學界對南太平洋文學的衍變有所理解與把握,讓人們對文學的“南太平洋風格”予以關注(23)王曉凌:《南太平洋文學初探》,《江淮論壇》2005年第2期,第118-123頁。,促進文學間的和諧交流與發展。不少研究從不同學科視角或微觀層面深度剖析南太平洋諸島的語言、文學、文化、教育、農業、族群等,有助于國人客觀完整地認識南太平洋社會。例如,隋清娥(2018)專門就“薩摩亞書寫”展開專題研究,讓國人了解薩摩亞文學的變遷(24)隋清娥:《論〈海洋·家園〉中“薩摩亞書寫”的多重主題》,《齊魯師范學院學報》2018年第6期,第102-108頁。。還有學者專事探討南太平洋島國文學的譯介問題,如祝綺晗(2020)對薩摩亞第一位當代女小說家西婭·莫吉爾的小說《她們不悲傷》的翻譯工作展開研究,借以加深國人對薩摩亞文學研究和文學翻譯研究的認識(25)祝綺晗:《薩摩亞小說〈她們不悲傷〉(節選)英漢翻譯實踐報告》,長春師范大學2020年碩士學位論文。。

二、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的歷史觀照性

研究南太平洋文學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與文化內涵,這主要源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與發展與南太平洋島國有著相似之處,在地緣政治、歷史文化淵源上亦有一定的契合點,都歷經被西方侵略的苦難歲月,因此,兩地之間有著一定的關聯性。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太平洋國家,有意識地研究南太平洋文學也是其責任與使命。同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這種實踐將構建一種新的文學研究話語,從而與國際間文學研究展開平等對話,發出中國獨特的聲音(26)王寧:《“后理論時代”的文學與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19頁。。

近代以來,南太平洋地區淪為殖民地,其社會與文化自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南太平洋文學在真正獨立地書寫之前,南太平洋社會在西方殖民世界中大多以被歪曲的形象加以展示,許多作家(尤其來自歐美的作家)在描繪南太平洋諸國的社會狀況時,大多從西方中心論視角出發,以殖民者的優越心理來建構南太平洋島國形象,以西方殖民者眼中的東方主義來觀察南太平洋文化與社會。在這些作家眼中,南太平洋社會一方面作為西方文明的參照,有著詩意浪漫般的存在,彌補了西方文明的某種缺憾,顯示出其獨有的自然、原始、神秘、浪漫的氣息。另一方面,南太平洋社會又充滿著與西方相異的精神和生活元素,表現出西方人所認為的那種落后、腐朽、貧窮和無信仰的特征。整體上這種文學要么表現出南太平洋社會中高貴的他者形象,要么呈現出島國未開化的蠻族形象,但更多的是后者,即南太平洋社會與文化在西方作家筆下是以負面形象呈現的。這種文學描述范式不僅對殖民政策產生了影響,也使島國人民自身產生了某種自卑的情愫,并在世界范圍內形成對南太平洋社會的偏見認知。

而對南太平洋的本土文學及其作家而言,殖民時期的西方文化在南太平洋社會中已經深深扎根,并成為一種獨特的文明形態融入當地文化。在白人作家筆下,南太平洋社會變為他們旅游見聞、奇聞軼事的發生地。在他們撰寫的短篇故事集、散文游記和紀實作品或小說創作中,土著人充滿異域特色,混血兒身處尷尬境地,白人則是被歌頌的對象,雖然也有反映殖民者偽善狡詐的情節,但整體視角還是站在西方文化立場,從外圍視角審視南太平洋島國的歷史事件和各色參與者。也有些作家表達了對“高貴野蠻人”的同情和敬佩,對殖民者和殖民行為的批判與痛斥,以及對西方教化的諷刺和質疑。典型如作家米契納(James A. Michener)獲得普利策獎的作品《南太平洋故事》(27)Michener J A, Tales of The South Pacific, Random House, 2014.。這種西方書寫是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的文化觀照,其刻板的表述進一步加深了原住民“絕對他者”的形象,在人文道德關懷的背后體現了西方殖民思想的潛在影響。這種文學書寫承載了西方的政治意識與文化意識,目的是迎合有這種文學旨趣的讀者對象,以實現西方文化觀念的認同。在后殖民時代語境下,這種文化認知在多元文化視野下不斷遭到解構。

與之相應的是,東方文化與文明也在南太平洋這塊土地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形成了東西方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的交雜與融合,給南太平洋社會文化與文學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在文學上,印度南亞次大陸文化和中國文化也在產生影響,因而東方文化也與南太平洋文學密切相關,本身也構成了南太平洋文學的一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南太平洋文學是溝通東西方的文化橋梁。其文學創作上開始從“向西看”過渡到多元文化視角,多方開拓創作領域,譬如“向東”瞻望,從本地區和東方文化中汲取營養,將多元文化融入民族特性,超越西方的“殖民文化”,突破西方文化的藩籬與范式。不少作家重新審視本族特色的文化與文學傳統,融合東西方文化元素,顯現出本族文學的現代性。以印度人的生存狀態為例,作家米契納認為,理想化的殖民主義會讓斐濟印度人找不到身份所在,無視斐濟復雜的歷史事實,他嚴厲批評了白人政府對斐濟印度人破壞殖民烏托邦的虛假神話(28)Michener J A, Return to Paradise, Random House, 1951, p.123.。

眾多本土作家開啟了以自身體驗的方式來尋找本族文學的特性,用自我的民族審美經驗感知特定時空的人的變化,試圖找到民族身份的歸宿。在此文化背景下,作家們也想超越歐美文學模式,準確反映南太平洋社會的真實情況。夏威夷大學教授維爾索尼·赫倫尼科(Vilsoni Hereniko)曾指出,文學也是一個民族身份的標志之一,包含了文化的方方面面,諸如種族、地理環境、性別、政治等。外國學者(白人)慣于將這些因素分開討論,但對南太平洋社會來說,這些無疑都是確定身份的不可分割的整體(29)Vilsoni H, Representation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Tides of History: The Pacific Island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pp.406-434.。而以作家溫特為代表的文學創作中的“東方”轉向,恰恰是南太平洋社會中有識之士尋求自我突破的一種嘗試。這種創作轉向說明東西方文化開始在南太平洋社會中產生了某些微妙的變化,同時表明了在民族獨立意識不斷增強的情況下,南太平洋地區的一些作家開始審視本族社會的歷史演變、身份特征與人際關系,已有的西方化特征的生活意義與社會規范,試圖通過民族特色的文學創作沖破固有的教育觀念與文學觀念,從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層面對南太平洋島國的社會現象進行批判。

不少南太平洋作家在接受西方教育與學問時,往往站在本民族的文化立場上進行嘗試性的革新,甚至創造新的概念與西方價值觀對抗,其目的是要以另一種方式來表明民族身份的獨特存在。拉塞爾·索阿巴曾以新的概念建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人民結構,將人物分成不同的類別,以此強調它與西方社會性質還是有些本質的不同,盡管他所創造的概念也是脫胎于西方文化。他的小說《萬皮斯》就帶有典型的存在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30)Steven W E, Cultural Invasion, Negative Knowledge, Self-Expression and the Prose Narratives of Papua New Guinea,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91.,書中直接使用新美拉尼西亞語中的“魯斯曼”(Lusman)、思舊懷鄉者(split-egg nostalgia)和“萬皮斯”(Wanpis)指代后殖民時期巴布亞新幾內亞社會中的各色人等,將人們的分類與外部世界的結構聯系起來,直指民族身份問題。索阿巴這種借西方哲學思想行本土語言之實的文學現象,說明南太平洋社會這一類作家開始融合西方價值觀與本土文化,并有所創新。因而,南太平洋作家在承認和移植西方文化的同時,在維系自身主體身份或者南太平洋主人翁的前提下強調自身的文化價值。這不僅是一種正視歷史與現實的積極表現,而且具備了通過反觀西方他者文化來回歸自我主體身份、通過外來文化實現自我文化再生的內涵。辯證地來說,南太平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正反合的契機在后殖民影響的同時也具備了某種積極的意義。

站在中國的視角來解讀南太平洋文學,無疑是用一種全新的視角去觀察、理解南太平洋的社會與文化,并通過他們的文學敘事方式來解讀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文學等之間的關系。相對于南太平洋社會本身而言,中國視角即是一個陌生角度,從東方這個相對的文化視野出發來觀照本土文學,其實也是幫助他們重新思考這一古老而又熟悉的地域空間。保羅·夏拉德(Paul Sharrad)曾指出,溫特橫跨東西方文化,視野開闊,文學目標直指南太平洋文學的現狀,認為文學不唯西方是從,尤其在訪問中國后,他看到了不一樣的文學境界(31)③Sharrad P, Albert Wendt and Pacific Literature: Circling the Voi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79-209;p.257.。夏拉德也談到溫特作品《榕樹葉子》(LeavesoftheBanyanTree)、《新西蘭聽眾的故事》(NewZealandListenerStories)等在中國《大洋洲文學》上的譯作(32)③Sharrad P, Albert Wendt and Pacific Literature: Circling the Voi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79-209;p.257.。即使在南太平洋島國,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重視島國歷史與人文研究,他們試圖擺脫西方價值觀的影響,注重本土的視角和東方的視角。當地學者羅恩·克羅科姆(Ron Crocombe)和瑪喬里·克羅科姆(Marjorie Crocombe)有意識地搜羅庫克群島、薩摩亞和波利尼西亞島的早期本土書寫資料,找到屬于本土的人文歷史,共同編輯庫克群島拉羅湯加的塔溫伽(Ta’unga),將其早期的本土敘事進行譯介,并對庫克文化進行研析,以找到南太平洋文化根脈(33)Crocombe R, Crocombe M, The Works of Ta’ung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1968, pp: ix-xiii.。研究此類文學是了解這一地區文學文本所承載的文化歷史演變過程,讓中國的學者能通過他們的語言特征、詩學觀念、神話傳說等來達成某種交流的意愿。其實,文化一經接觸,便會產生交流的可能與意指(34)Stephen J G, Marvelous Possessions: The Wonder of the New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91, pp.98-99.。人們甚至可以一種民族志的方式來理解南太平洋文學,畢竟這些國家的文學創造了有別于其他地區的“他者”形象,并通過文化描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這一區域的文化事實,從而為不同文化文學間的友好交流提供契機。

這種獨特性文學研究話語其實也是中國文學研究走出自我封閉或僵化參照西方范式圈子的良好方式,通過與南太平洋社會的異質文化接觸和交流,相互鑒照,吸收彼此優點以實現互補和進步,豐富文學研究成果,呈現多元文化魅力。通過這種文學研究,中國學者對自己文化文學的理解也會上升到一個新的層次,明白中國文化與文學在這片海域的地位和特征,由此豐富相關的文化文學素材?？梢?通過此類文學研究,不管是對中國學界的文學研究,還是對南太平洋社會的文化繁榮,都起到一定的推進作用。在這種研究中,彼此能找到文化上的契合點,找到共同合作、發展的歷史文化淵源和情感基礎,為兩地的和平發展提供參照與借鑒。盡管中方是以東方語言來關注南太平洋文學,但其本身已經超越文學語言,摒棄了文化上的先見,超越了語言的異質性。更多的時候,人們因為受到了政治現實先入為主的思想影響,而忽視了這些文學作品中真正蘊含的文化內涵。

如今,南太平洋地區的文學已經呈現出混雜多元的現象,這片海域中不同國度的文學也具備了復調與多聲部的文本性特征,眾多本土作家常常借鑒他者(多以西方文化為參照)提取本族社會中的歷史片斷與生活敘事作為意識形態樣本進行文學創作,并以此作為本土文化文學的回望,找到真正屬于這一海域的尊嚴與新生?？肆_科姆(1973)指出,移居在此的中國人到處都是,應當與其他族群一樣融入南太平洋社會當中,因為文化的融合才是關鍵(35)Crocombe R, The New South Pacifi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19-42.。

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是中國文學研究的開放性使然,絕非是為了突出某種文化優越感而強調異域研究的自得。這種研究往往是將南太平洋地區的文學經驗與其歷史特殊性結合起來,對中國文學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甚至也會為南太平洋地區提供文化上的借鑒與參考。

三、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的反撥性

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有著重要的文化交流意義。眾所周知,中國歷來有“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文學研究也要服務于政治、經濟和文化間的交流,促進國與國人民之間的平等友好交流。南太平洋文學研究可以觀此地風俗之盛衰,考見其得失,從而揭示政治和社會的真理。這種文學對真理的揭示和對歷史的再現,即是“文以載道”。這種研究服務于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交流與文化對話,避免了文化差異所導致的沖突與誤讀,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對西方殖民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的反撥。

以南太平洋文學中的中國人形象研究為例,南太平洋文學即是對自身的他者視角認知,也是對文化自我的反撥。在早期文學中,中國移民通常處于底層,與當地土著一樣是庶民形象,講著一口標志著文化身份的混合語,折射出殖民話語對中國人的想象。近現代以來,在一百多年的文化碰撞中,這種帶有中國本土特色與文化烙印的中國人艱難而頑強地在這片區域生存下來,并與當地人一道為太平洋地區的發展貢獻了力量。中國人這種艱難調適與尋求理解的生存體驗不斷反映在白人作者或當地土著作者的作品中。而今,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也主動融入當地主流社會,并試圖在這片區域發出自己的聲音,畢竟在混雜多元的南太平洋地區,也需要重新定義或改造傳統的南太平洋文學。這種形塑代表了一種新的文化內涵,在南太平洋地區也是一部異于本土文化而重生的民族志,畢竟異鄉最終也會是故鄉。以混血兒為例,蘇布拉曼尼(Subramani,2001)認為,南太平洋社會中混血現象值得研究(36)Subramani V H, An Interview with Subramani, The Contemporary Pacific, 2001, No.1, pp.184-198.。在薩摩亞社會中,混血兒的身份也有高低之分,土著與白人混血的孩子就高人一等,相反地與東方人混血的孩子地位較低。而在蘇布拉曼尼認為,要以公正的眼光來看待這種混血現象,其實溫特小說《馬背上的小惡魔》(Pint-sizeDevilonaThoroughbred,1974)中的薩摩亞流浪漢即華人混血兒皮利(Pili)。這部小說是多元文化背景下薩摩亞的產物,溫特以西方敘事者的視角來審視皮利的身份與文化、城市與鄉村問題,折射出殖民思想影響下薩摩亞內在的文化矛盾性以及如何重建文化身份的問題。因此,審視這一類文學作品,往往能夠從文化他者來觀照自我,實現文化上的反省。

在西方文化(明)優越論的基調下,西方學界對東方和南太平洋的研究存在著不少鏡像式的誤讀,甚至出現了將東方妖魔化的傾向。自賽義德(Said)提出所謂的“東方主義”以來,其核心思想只不過是西方文化與知識建構的學術范式和權力話語方式,不少西方學者從殖民主義或后殖民主義視角研究南太平洋文學時都會用到這個理論,以此來詮釋東方主義對南太平洋地區文化與文學的影響。西方學者或作家在其研究成果或作品中往往擺脫不了西方知識階層為主體的他性建構,暴露了其內心深處的東方主義思想。在賽義德看來,東方主義至少不只表現現代政治知識文化的某個方面,而是基于東方與西方的本體論和知識論差異的思維方式,并以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思想來對待或處理長期以來被主宰和重構的東方,體現出東西關系不平等的現狀(37)Said E W, Orientalism, Vintage, 1979, p.12.。

南太平洋文學對中國人的關注與理解,一方面來自殖民作家的片言只語式的描述,另一方面來自他們對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中國人生活樣式的考察,甚至有些作家親自來到中國進行考察,或是閱讀中國的文化經典,研習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及東方的著作,由此作為參照豐富當地的文學創作,從而跳出西式文學寫作的框架,給其文學作品帶來生機與活力。文學本質上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對話,是心靈的直接交流與建構。兩地的互通與理解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文化文學間的對話和交流,因此,當中國的孔子學院在這些國家或地區落地時,兩地的互通與理解就更進一步。作為南太平洋文學的研究者,必須胸懷世界,在面對南太平洋和自己的國家時,態度和立場要超越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超越由殖民者構建起來的帝國主義,要以平等、包容、理解、互通的態度來對待這種文學樣式。這不僅是對認識中國和自我的精神探險,也為理解南太平洋文學、溝通中國與南太平洋的交流提供了一個具有重要參照意義的“他者”形象,更是解構西方殖民本質的最好視角。

因此,要想深入了解東方文化與文學對南太平洋社會的影響,首先必須厘清南太平洋社會中殖民文化的本質特征,通過文學文本找出東方文化因子;跳出西方學界和思維范式的視域,以平等眼光看待東方文化與南太平洋文化,認識到兩者都是特色鮮明、有著自身優勢的文化,都曾給南太平洋社會帶了積極的影響。目前國內相關研究并不多見,中國人對南太平洋的認識,除了前文說到的簽約勞工和香港商人之外,也見于中國明清以來的相關史書雜說,雖然資料甚少,但也有部分雜志記載了中國人對南太平洋的印象與認知。近代外交家陳壽彭曾對南太平洋有所認知,可惜資料不多(38)陳壽彭:《太平洋諸島古跡考》,《海軍期刊》1931年第1期,第1-10頁。。隨著國門的打開,中國人對南太平洋的認知開始多了起來,民國時期的陶履恭和楊文洵曾編譯《中外地理大全·外國之部第二編:大洋洲》,對南太平洋社會進行了具體介紹。新中國成立后,相關的研究資料逐漸增多,但文學研究方面的資料數量較少,對南太平洋地區的中國人研究也不多(39)王作成、孫雪巖:《20世紀以來中國的太平洋島國研究綜述》,《太平洋學報》2014年第11期,第9-15頁。。

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相對于南太平洋社會而言,也是文化交流的一種突破,能為他們自己的文化與文學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讓這些國家或地區擁有更多觀照自身的方式與途徑。隨著中國在當地的影響力逐漸上升,這些國家通過交流、合作與比較,發現了已有的文化藩籬。他們需要蕩除殖民文學的污垢,以恢復本族自信心與文化傳統,并逐漸突破西方文化的界限,如斐濟、所羅門等國一些本土作家熟練掌握多種語言,既能用英語進行創作,也能用本族語或印地語進行文學創作。在以白人為主的國度,人們對文學的理解往往有失偏頗,如澳大利亞學者阿什克拉夫(Ashcrof)等(2002)在其編撰的《帝國反寫》中就把這一地區的文學統稱為后殖民文學,并將美國因素摒棄在后殖民以外(40)Ashcrof B, Grffiths C, Tiffin H, The Empire Writes Back, Routledge, 2002, pp.1-2.。這種描述方式無疑是站在西方的立場來觀照南太平洋文學,忽視了南太平洋文學自身的某些重要特質,忽略了諸如作家、民族性、語言傳統和文化等特征。而南太平洋本土詩人溫特則從東方視角來觀瞻彼此文化,跳出了薩摩亞及南太平洋文化圈,邁向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溫特曾到過中國,訪問過北京,還寫過中國組詩,謳歌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表達了對中國文化、政治的一些積極看法,相當程度上改變了南太平洋地區以往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在《晚班飛機》(41)Albert W, Photographs: Poems by Albert Wendt,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1-89.組詩(主要有《QF93航班》《毛主席書法》《影控》《桂林山水》《逃亡列車》《西安寶塔》等)中,他描繪了廣州、長江、桂林、西安等地的山水美景和人文景觀,頌贊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以嫻熟的手法對照片加以想象與感悟,將古老的波利尼西亞文化、當代的中國文明與奧克蘭的西方生活方式聯系起來,發出不同的聲音,借以表達對人類文化和文明多元化與多樣性的渴望。

整體而言,南太平洋殖民社會并不是直接依附于某單一文化的殖民文化統治,而是發展成為一種混雜多元的文化形態。這里面既包含了(后)殖民形態文化,也涵蓋了被殖民的文化樣式。尤其是被殖民的文化樣態,它并不是作為殖民文化的附庸,而是有著自己頑強的生命力。但在殖民話語體系中,這種文化形態或多或少地以歪曲的方式呈現出來。吳正英(2020)認為,異質性空間建構才是南太平洋社會的獨特文化架構,體現出三大特征:混雜多元、他者反抗和無限包容(42)吳正英:《南太平洋三大區域 “異質性”空間之建構》,《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年第3期,第96-102頁。。其中,混雜多元正是南太平洋社會的典型特征。

阿里(Ali)從斐濟中國移民的苦難史出發,挖掘中國人內在的精神。他通過敘事的方式追溯中國人自1875年從故國來斐濟扎根生存的苦難經歷,其間中國人為了在斐濟生存下來,做出諸多犧牲,以及中國人通過教育與實業來進行自我拯救,最終在這片土地安家(43)Bessie N K A, Chinese in Fiji, Institute of Pacif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002,pp.208-213.。類似的還有南?！?Nancy Y. W. Tom)的作品,其作品主要介紹中國移民在薩摩亞的歷史(44)Nancy Y W T, The Chinese in Samoa 1875-2015: The Dragon Came from Afar, Samo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ust, 2015, pp.153-155.。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引起了西方學界的關注,一些學者開始對中國在這片區域的影響進行研究,其中就包括軟實力影響、戰略發展協議、當地中國人的離散遷變等研究(45)Graeme S, Terence W S, The China Alternative: Changing Regional Order in the Pacific Island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2021, pp.427-450.。

整體上,南太平洋文學研究有其自身獨特的價值與意義。魯斯·芬尼根(Ruth Finnegan)等(1995)認為,南太平洋所有的文學與文化傳統展現了海洋民族的生存智慧和悠久傳統,盡管他是從西方視野來觀瞻南太平洋文學,但也能看出研究這片區域文學對人類的價值(46)Finnegan R, Orbell M, South Pacific Oral Tradi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 pp.6-27.。當溫特、豪奧法、蘇布拉曼尼等作家充分意識到本族文學的后殖民性與后現代性時,文學的東向瞻望也許就是另一個值得南太平洋文學參照的文化他者。溫特的《榕樹葉子》有下述細節描寫:佩佩撒因肺結核躺在醫院奄奄一息時,他多么希望自己是史蒂文森,能夠尋求治療的良方。這是一個絕妙的諷刺,即使這些有著本族思維的作家,最終也逃脫不了后殖民思想的擺弄,歐洲的領主與他們留下的文學傳統依舊在他們的思想里作祟。在這些作家及作品的潛意識背后,依然殘留著讓他們無法看透的那種不平等的權力話語關系,其所擁有的他者意識盡管存在,但很微弱(47)Edmond R, South Pacific Literature: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modernism, Wasafiri, 2008, No.12, pp. 20-21.。不論是蘇布拉曼尼的短篇故事、科納·撒曼的詩歌,還是維爾索尼·赫倫尼科的戲劇,它們所展示出來的文學特征顯示了南太平洋文學的某些不足。因此,東方視角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至少能為他們提供一種文化他者的借鑒。

四、結 語

中國的南太平洋文學研究發展經歷了一個艱難到繁榮的過程,本身也為外國文學研究提供了一個范例,它不僅是中國與南太平洋地區友好交流的重要媒介,也是中國了解“南太平洋風格”的重要渠道,更為南太平洋社會提供了一個觀照自己文化文學的樣本,以此促成自身文學的進步與發展。在當下文學研究的形勢下,加深對南太平洋文化與文學的認識,對中國而言有著重大的民族意義,因為無論是對文化實踐的考察,還是對文學文本的考察,都構成了文化文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太平洋文學不僅是中國文化文學審美的對象,也是民族志視域的對象,本身就是文化反思的方式。文學研究要避免殖民時期灌輸給這一地區人民的先見思想和一知半解,而借此認識文學中存在的多樣性、復雜性,尋求表象背后的真實。

如今,中國的國際化促進了世界文明的發展,中國的和平發展經驗也為世界諸國的發展提供了參照與借鑒,由此向世界分享新的經驗、學術思想及其理論成果。一方面,通過觀照南太平洋地區的文學事實促成中國優秀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以開放的姿態與之平等對話,實現兩地文學的交流互鑒。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深入,以孔子學院為代表的文化交流實踐等活動在南太平洋地區陸續展開,中國人以更加自信的姿態研究南太平洋文學與文化,讓世界深入理解中國,也讓中國更好地理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