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與規制:打造通識選修“金課”的“兩只手”
——以A校法學類通識選修課為例

郜名揚

(浙江樹人大學 現代服務業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15)

“高教大計、本科為本,本科不牢、地動山搖?！?1)陳寶生:《在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國高等教育》2018年增刊,第4-10頁。在2019年1月召開的全國高教處長會議上,時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巖指出,依據“新時代高教40條”,教育部將進一步深入實施高水平本科教育的總體目標,大力推進一流專業和一流課程建設,分別實施一流專業和一流課程建設的“雙萬計劃”,打造新時代本科教育的“金?！薄敖鹫n”,全面夯實本科教育基礎(2)高教司司長吳巖:《2019年,打好全面振興本科教育攻堅戰》,2019-04-07,http://www.moe.gov.cn/s78/A08/moe_745/201901/t20190128_368232.html。。淘汰“水課”、打造“金課”,是實施“雙萬計劃”的落腳點,是堅持“以本為本”、踐行“四個回歸”的必然要求,是打造一流本科教育、實現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貫徹“雙一流”重大戰略決策的基礎和前提。通識教育是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打造通識選修“金課”是本科高校的一項重要任務。

2018年6月,教育部在《關于狠抓新時代全國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落實的通知》中首次提出,淘汰“水課”、打造“金課”。此后,相關教改論文層出不窮,但針對高校通識課如何淘汰“水課”、打造“金課”的探討不多,直接以此為題的更少之又少。在中國知網上將“金課”“水課”兩個主題按照“或”(OR)的關系來檢索該通知頒布以后發表的論文,共檢索到4 600余篇(3)檢索日期為2023年8月12日。;但如果其他條件不變,增加“和”(AND)主題“通識”這一條件來檢索論文,檢索結果為82篇,其中篇名中出現“通識”兩字的論文僅38篇。這些論文大部分探討的是如何從教學內容、方法或手段等方面打造通識“金課”,僅少數幾篇有針對性地探討了通識“水課”產生的原因(4)劉洪彬、于桂娥:《破除高校通識課考評制度阻礙“水課”變“金課”全面提升教學質量》,《黑龍江教育(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2期,第53-57頁。田杰、吳艷云:《基于話語分析的我國大學通識課程“水”的表征與歸因研究》,《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145-150頁。。由此可見,該領域的研究亟待充實。

本文選擇A校為調查對象,該校是一所致力于培養高層次應用型人才,以經濟學、管理學、法學為主的多學科型財經大學。本文將基于對A校法學類通識選修課教學情況的調研,運用經濟學中有關市場和規制關系的理論闡釋,對高校尤其是地方普通高校通識選修“水課”存在的成因展開深入分析,進而提出打造通識選修“金課”的若干建議。

一、市場與規制:通識選修“金課”研究的視角選擇

開展通識選修“金課”研究,視角的選擇直接決定了研究的深度和有效性。之所以探討打造通識選修“金課”,恰恰是因為現實中通識選修“水課”普遍存在;而之所以選擇市場和規制視角開展研究,是因為經濟學中關于市場與規制關系的闡述,對于揭示通識選修“水課”的成因和找尋通識選修“金課”的打造之路,既具可行性,又有必要性。

(一)通識選修“水課”現象

“水課”是一個與“金課”互為對稱的概念?！敖鹫n”是指“一流課程”,其特點是高階性、創新性以及挑戰性。相應地,“水課”則代表了低水平的課程,其特點是低階性、陳舊性,教師不充分投入、不用心上課(5)吳巖:《建設中國“金課”》,《中國大學教學》2018年第12期,第4-9頁。。開設通識課是素質教育的內在要求,“專業的精深非常重要,但通識教育、人文素養也不可或缺”(6)周珊珊:《涵養人生的詩意》,《人民日報》2019年2月20日,第5版。。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輔相成,共同構建起一個全面培養人才的教育體系。通識教育強調跨學科的視野和思維方式,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從而為他們的職業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而專業教育則著重培養學生在特定領域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使他們能夠在職業領域中具備競爭力。兩者相互交融,使學生不僅擁有廣博的知識,還能在特定領域內深入發展,為個人成長和社會進步做出貢獻。但現實中,通識課的受重視程度遠遜于專業課。雖然教育界對于通識教育的含義認識不一,各高校對通識教育的定位也不盡相同,但能達到“高階性、創新性、有挑戰度”標準的通識課并不多見。相較專業課,通識課是“水課”泛濫的“重災區”,而通識選修課則是“重中之重”。即便教師用心上課,內容也不陳舊,仍很難擺脫低階性的特征,也就是通識課大多停留在教師灌輸簡單知識、缺少課堂互動(或僅有簡單互動)、學生學習輕松、過程考核簡單、期末考核流于形式的狀態。即便有少數學生肯投入精力學習通識課,也是出于自律、感興趣或者認為課程比較實用等因素。

通識課在人才培養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如果任由其低質量發展,不但有違通識課開闊學生視野、培育學生人文和科學素養的設置初衷,而且影響到本科人才培養的質量,甚至動搖高等教育的根基。因此,打造通識選修“金課”是構建本科教育“金課”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是夯實本科教育基礎的一項重要任務。

(二)經濟學中關于市場與規制關系的闡述

“作為資源配置的兩種制度安排,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一直是經濟理論關注的焦點問題?！?7)黃新華:《從市場失靈到政府失靈——政府與市場關系的論辯與思考》,《浙江工商大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68-72頁。經濟學界以其對“看得見的手”“看不見的手”的理論研究而聞名?！翱吹靡姷氖帧贝碇袌鰴C制,其運作基于供需關系和價格信號,能夠有效地分配資源。這一概念最早由亞當·斯密提出,他主張市場可以自動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追求,將通過競爭的方式引導資源流向效益最大化的方向,形成一種自發的調節機制。政府被視為“守夜人”,主要負責維護市場秩序、保障產權和契約的執行,以確保市場正常運行。然而,現實中市場并非總能完美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由于信息不對稱、外部性、公共物品等原因,市場失靈不可避免。這時,政府干預這只“看得見的手”成為必要手段,對市場進行調控和規制,以糾正市場的偏差。規制也稱管制,“規制的經濟學實質是政府等公共機構的強制力對市場機制的替代”(8)湯自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論規制理論的發展》,《學理論》2011年第25期,第59-60頁。。然而,政府的干預也有其局限性。政府的信息獲取和處理能力有限,可能導致干預效果不佳甚至適得其反。此外,政府的官僚體系和利益訴求也可能引發局部利益,影響資源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過度干預可能導致資源配置僵化、創新受阻、市場機制扭曲,進而出現“政府失靈”的問題。

不論是市場失靈還是規制失當,都將對供需關系產生不良影響,因此,市場和規制兩種手段不可偏廢,尋求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成為關鍵。經濟學的規制理論提供了一種框架,旨在界定政府在市場中的作用。這一理論演進過程中,從強調公共利益、規制俘虜現象和尋租行為,到關注激勵機制,體現了對政府規制作用的深入思考,使人逐漸認識到“只有‘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同時得到解決,資源配置才能達到帕累托最優,社會福利才能實現最大化”(9)湯自軍:《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論規制理論的發展》,《學理論》2011年第25期,第59-60頁。。規制不僅僅是簡單的市場干預,而是通過制度設計和法律約束,引導市場參與者的行為,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效率與公平。經濟學的目標是在理論和實踐中尋找平衡點,確保政府與市場的合理互動,以實現資源配置的最優化。

(三)從市場與規制視角研究通識選修“金課”問題的可行性

第一,通識選修課存在市場機制。通識選修課的教學雙方不但依托理想、情懷而形成了道德關系,還存在著一種市場關系,即教師承擔通識選修課的主要動機是完成工作量,在此之上衍生出課時費利益,其次才是授業解惑的成就感、教學激情的釋放等精神動機。學生選修通識課的主要動機是修滿學分,其次才是拓寬知識面、滿足興趣愛好等精神需求?？梢?教師與學生在通識選修課上存在著互為供需的市場關系。市場的存在離不開需求,但需求的形成可能是人為和扭曲的,市場運行可能失靈。既然通識選修課存在市場關系,就可以運用市場和規制理論加以剖析,真正揭示其市場形成和運行機制,從而發現這種市場關系并不是選教制度所假設的那種市場關系,更不是高等教育管理者所期待的那種良性的市場關系。

第二,學校對通識選修課存在規制。各高校均會通過教學管理制度規制通識選修課,A校主要依靠選教制度和課程開設規則。選教制度是基于對市場機制資源配置能力的信賴,將師生視作市場供需雙方,雙方交易的商品是課程,對價是工作量,試圖通過作為需方的學生對任課教師的自由選擇,對作為供方的教師優勝劣汰,迫使教師端正態度、加強學習、提高能力。課程開設規則主要包括通識選修課設置、開班人數要求和課程系數規定。與專業課設置不同,設置通識選修課的主導者不是學院、系部、教師,而是教務部門。而開班人數要求,則是指在選課階段達不到最低選課人數的選修課將被直接取消,已選該課的學生須另行改選。至于課程系數,則是一種關于教師講授課程的課時量計算標準,一般根據新開課、合班課、平行班以及選課學生數等因素設置不同的課程系數。既然對通識選修課存在規制,就可以運用市場和規制理論對其加以分析,最終會發現規制失當。

(四)從市場與規制視角研究通識選修“金課”問題的必要性

第一,從市場與規制視角開展通識選修“金課”的教學理論研究是必要的。關于通識“金課”的既往研究中,以探討如何打造特定課程的“金課”為主要類型,這類研究即使描述了“水課”現象,也很少分析現象背后的原因,而將重點放在闡述如何通過完善教學內容、方法或手段等技術性事項去打造通識“金課”。但這并不等于說,既往研究從來不曾觸及本文所指出的問題,從實質內容來看,有些研究看到的就是通識選修課師生間的市場關系,但他們并未提煉出這種市場關系,而用“合謀”“博弈”“消極行為選擇”“均衡”等術語來表達(10)⑦劉洪彬、于桂娥:《破除高校通識課考評制度阻礙“水課”變“金課”全面提升教學質量》,《黑龍江教育(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2期,第53-57頁。(11)⑧田杰、吳艷云:《基于話語分析的我國大學通識課程“水”的表征與歸因研究》,《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145-150頁。(12)潘浩、皮武:《場域壓迫、主體共謀與大學“水課”的生成邏輯》,《江蘇高教》2020年第8期,第49-54頁。;也有研究發現了“水課”產生的制度原因,如評教、評聘、考核制度的缺陷(13)邵光華、魏僑:《“水課”形成根源分析及遏制措施探索》,《寧波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87-92頁。李婧蕓：《錦上添花的“痛”與“通”：我國高校通識教育的困境與未來》，《煤炭高等教育》2022年第2期，第29-35頁。劉洪彬、于桂娥:《破除高校通識課考評制度阻礙“水課”變“金課”全面提升教學質量》,《黑龍江教育(理論與實踐)》2023年第2期,第53-57頁。田杰、吳艷云:《基于話語分析的我國大學通識課程“水”的表征與歸因研究》,《黑龍江高教研究》2020年第8期,第145-150頁。,但未從規制的角度加以理解和分析,甚至還繞開了評教缺陷這個復雜問題。既然未提煉出通識選修課的市場因素和規制因素,自然不會運用市場和規制的關系理論去分析通識選修課存在的市場失靈及規制失當問題,因此,很難發現“水課”產生的“要害”,進而探討問題解決之道。事實上,當從市場和規制的視角運用經濟學理論進行分析后不難發現,通識選修課“水課”泛濫的現狀,恰恰是市場失靈和規制失當造成的,而解決之道則是協調市場和規制的關系,同時預防市場失靈和規制失當。

第二,從市場與規制視角開展通識選修“金課”的教學改革實踐是必要的。通識“金課”教學理論的研究者大多數是教學一線的教師,他們作為一門具體課程的任課教師,熟知如何運用技術手段來改善教學內容或方法,從而打造一門通識“金課”。但理論探討多年,“金課”仍難以付諸實踐,原因何在?究其根源,在于通識選修“水課”的市場失靈和規制失當。

二、市場失靈與規制失當:通識選修“水課”的成因

“我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現實,就是我們身處一個功利主義、更確切地說是短期功利主義的大環境中。無論做研究還是學習,人們總喜歡先問‘有用’‘無用’?！?14)錢穎一:《不妨學些“無用”的知識》,《新華日報》2012年9月26日,第B06版。通識課提供關于真善美或者公平正義等價值熏陶,短期看“無用”,學生不愿像學習專業課那樣投入時間、精力和熱情。而教師想要打造通識選修“金課”,需投入比專業課更多的精力,體驗更多的挫敗感。師生在權衡利弊后,往往“理智”地選擇迎合交易對象,從而出現市場失靈。學校通過適當規制,可以扭轉市場失靈。規制失當則可能強化或者制造市場失靈,通識選修課師生供需關系中的市場失靈現象,都與學校教學管理規制失當有關。

(一)不正當競爭催生通識選修“水課”

馬斯洛將人的需求劃分為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實現等不同層次。通識選修課作為一項強制性安排,常常使學生不得不在其中進行選擇。正如A校的調查結果所顯示的那樣(15)筆者在A校開展了“法學類通識選修課程供需調查研究”。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通過超星“學習通”軟件,面向A校2018/2019學年第一學期全校選修各門法學類通識選修課的非法學專業的學生發放。發放方式為邀請任課教師動員所教學生填寫問卷,調查期限接近1個月。最終,收回問卷1025份。,較大比例的學生是被動選擇法學通識課程(16)調查問卷中,有一個問題是“若非學校強制要求,而是可以自由選擇,您選修法學類通識課的可能性是多大”。對于這個問題,作答學生中有41.7%選擇“仍會選修”,26.1%選擇“可能性較大”,29.6%選擇“可能性較小”,2.6%選擇“不會選修”。。學生首先要確保順利獲得學分,其次最好獲得高分,至少避免低分。如果學生某一門課程得分偏低或因不及格而補考、重修,輕則遭受批評或嘲笑,重則影響其評優、轉專業、畢業、就業或升學,那就得不償失了?？梢?學生希望通識選修課分高、易過,主要源自安全需求,其次才是尊重、自我實現等需求。

教師開設通識選修課主要出于安全需求。教師完不成基本教學工作量,會被扣工資或考核不合格,前者影響生活,后者可能導致被低聘或解聘,而上通識選修課是“湊課時”的重要途徑。如教師為“湊課時”而臨時開課,往往不愿投入太多精力。教師若長期依賴通識選修課彌補課時,容易對學生管理患得患失。有些教師并不缺課,寧愿選擇精力投入少、課時產出高的通識課,以便有更多時間用于科研或兼職,提升職稱或增加收入,因而往往會迎合學生需求。的確有教師出于興趣而開設通識選修課,但如果對學生要求高,可能造成學生用腳投票,且一旦教師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受挫,也會選擇放棄。

教師吸引學生選課的“捷徑”是給學生成績和考勤“注水”,推動學生之間的“口碑”傳播,尤其在網絡時代效果顯著。每學期選課期間,高校學生群中頻繁討論教師講課、評分及考勤等情況,甚至流傳著“選課黑白名單”。從目前掌握的幾份A?！昂诎酌麊巍笨?進入“黑名單”的教師多因考勤和評分嚴格,少數因教學效果不佳。而“白名單”的最高標準是講課棒、態度好、打分高、考勤松,但講課和態度一般、打分超高、考勤超松的教師也能上榜。還有“洗白”現象,原本在“黑名單”的教師若提高評分、放寬考勤,則會進入“白名單”。這說明,在強大的市場機制面前,要求嚴格的教師會妥協,導致其尊重和自我實現的需求減弱,更容易引發懈怠情緒。調查問卷結果也印證了“黑白名單”對學生選課的影響(17)調查問卷設計了兩個問題:其一是“您選修法學類通識選修課時是否受到‘選課黑名單’的影響”,作答學生中有58.9%選“是”,其余選擇“否”;其二是“您選修法學類通識選修課時是否受到‘選課白名單’的影響”,作答學生中有65.2%選“是”,其余選“否”。。不正當競爭最直接的負外部性就是學風下降、師生關系扭曲、“劣幣驅逐良幣”,即“水課”漸多,“金課”漸少,幾年下來影響明顯。

(二)壟斷催生通識選修“水課”

受“選課白名單”等選課建議的影響,學生選課時向分數高、易通過、內容通俗易懂、教師平易近人的熱門課高度聚集。個別教師的熱門課,每學期有近千人選修,需要增設多個大班教學才能滿足選課需求。于是,課程壟斷產生了,其弊端顯而易見。課程壟斷會導致課程供給單一,少數性需求無法滿足。在調查問卷的開放問題部分,有學生認為可選擇的課程太少,建議增開法學通識選修課。而事實上,A校教務系統核準開設的2018級本科生培養方案中,法學類通識選修課程有30門左右,但在2018/2019學年第二學期,實際開設12門,其余課程或是多年沒有教師申請開課的“死課”,或是因選課人數不足而未能開設。

“死課”之所以存在,可能是任課教師工作量飽滿或工作繁忙,無暇開設通識選修課;也可能是開設后課堂效果不佳,任課教師主動放棄;還可能是選課人數不足無法開班或只夠勉強開班,性價比不高。申請開設但最終未能開設的課程一般是由于選課人數不足,達不到最低開班人數的要求。當然,課程不足開班人數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因為課程名稱不夠吸睛,有些是因為任課教師上了“黑名單”,但主要原因是熱門課的強大“吸人”作用。這樣一來,其他通識選修課因為人數偏少,對教師的吸引力就大幅降低,如果連續幾個學期開不起來,教師便不會為一門不確定的課程投入備課精力,久而久之,成為新的“死課”。與此同時,那些因為所選課程人數不足而停開的學生,不得不重新選擇其他課程,而由于重新選擇的課程并不一定是其感興趣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學習積極性。

形成壟斷的熱門通識選修課教師同樣難以嚴格要求學生。熱門課教師要維持其課程熱度,除了保持課程質量以外,還不能隨意提高難度,如果較多學生期末考核不及格或教師考勤過頻等,只要上一次“黑名單”,前面的良好口碑可能就全部歸零,再“洗白”就不容易了。任何一門課,如果教師不敢嚴格要求學生,即便是熱門課也難以成為“金課”,正所謂“受學生歡迎的課”并非都是“金課”(18)鄒維、張東嬌:《“金課”就是“受學生歡迎的課”?》,《現代大學教育》2020年第4期,第105-110頁。。

(三)選教制度催生通識選修“水課”

第一,選教制度對利益的認識單一化。經濟學以理性人假設為前提,認為“作為經濟決策的主體都充滿理智,既不會感情用事,也不會輕信盲從,而是精于判斷和計算,其行為始終都是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9)呂秉梅:《微觀經濟學原理及應用》,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6頁。。但在選教過程中,學生非理性的選擇廣泛存在,而且理性也有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選教的理性到底是誰的理性,是學生的理性,還是學校所認為的學生的理性?所謂的有利與不利、利大與利小是針對哪種利益,是學到知識的利益,得到高分的利益,取得學分的利益,還是輕松愉快學習的利益?選教制度設計者假設學生均是求知欲強、判斷力高的“好學生”,需求均是向最負責任、水平最高的教師學最多的知識,這是學校所認為的學生的理性,而非學生實際的理性。需求不同,選擇也會不同?！皩W霸”可能并不在意學習輕松愉快,更愿意選擇負責任、水平高的教師,甚至希望考勤、考核更嚴格,這在調查問卷開放問題的回答中有所體現?！皩W渣”則“求過”—“求高分”—“求輕松得高分”?，F有的選教制度只激勵選擇,無法判斷選擇動機,更不能抑制不良選擇。

第二,選教制度將師生的關系簡單化。高等教育不是商品,大學師生間不是簡單的買賣或服務關系。高等教育是學歷教育和機構教育。學歷教育意味著高校管理學生、評價學習成績和授予學位,行使國家學歷教育職權。而機構教育則意味著高校自身不能教學和管理,只能雇傭教師和行政人員,由教師評價學生成績,承擔部分管理學生的職能,由教務處等職能機構的行政人員承擔其余的管理學生職能,最后在學生學習成績、日常表現、畢業設計、畢業答辯都合格的基礎上授予其學位和學歷?？梢?教師是權利實際行使者之一。

選教制度中,學校一方面假定學生是熱愛學習、追求真知的理性人,忽略了其獲取學歷、學位等功利目的,另一方面假定教師是無私奉獻的道德人,忽略了其作為普通人趨利避害的天性,或者雖然意識到教師趨利避害的天性,但忽略了教師手中的權利,以為教師除了努力提高教學水平、端正教學態度別無他選。殊不知,教師亦有可能降低道德標準,以權利交易利益,結果是學校期待的優勝劣汰沒有實現,寬勝嚴汰卻發生了。

(四)課程開設規則催生通識選修“水課”

第一,通識選修課設置欠缺專業性。一方面,設置通識選修課時外行指導內行。A校設置通識選修課通常按照“教務部門通知申報—教師通過學院自主申報—教務部門審核、篩選后確定”的程序開展,但教務部門的審查缺乏專業性,存在以名取課(20)A校教務部門曾以名稱不正式為由取消課程,如“影視中的法律”“《紅樓夢》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隨意停開課(21)A校曾經開設“合同法”通識選修課十余年,但在一次通識選修課調整中,教務部門未征求任課教師意見,直接將該課刪除,理由是該課與另一門課“合同法分則精講”重復。實際上,前者側重合同法總論,后者則屬合同法分論,即便只保留一門,也顯然應保留前者。在2018級學生培養方案調整過程中,大量法學類通識選修課被刪除,其中有不少是廣受學生歡迎、任課教師前期投入大量精力備課的課程,如“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生活中的物權法”等。的問題。另一方面,缺乏團隊化、常態化、專門化的課程建設機制。申報通識選修課名義上有“團隊”,實際上是掛名,教師間幾乎不存在共同備課和教案、案例等資源共享或交流。課程建設純屬任課教師的個人選擇,學校不組織或評估課程建設。很多教師為了湊課時而臨時上一兩門通識選修課,行為的短期性、功利性決定其基本不會投入很多精力進行課程建設。而學生培養方案中通識選修課部分流于形式,缺少對師生的充分調研、一線教師的參與以及專業間的交流。

第二,開班人數限制忽視少數人的學習需求。如A校在2020年以前曾規定,教學班開班系數為20人,選課人數不足原則上不開班。通識選修課只開一個課頭,一個班停開等于一門課停開。已經選擇這門課的學生被迫放棄感興趣的課程,他們的學習需求被忽視。甚至某些被已修學生一致認可、教師認真負責、教學水平較高、學生收獲很大的“金課”,由于課程初選階段未到20人,教師為避免課程停開,不得不請學生做宣傳、拉人頭,這種情況下,開課后教師還能否對學生嚴格要求,值得懷疑。

第三,課程系數規定鼓勵大班教學。以A校2011年出臺、至2020年初仍適用的教師教學工作量計算辦法為例,一門課的選課人數越多,課程系數就越大,211—240人的大班級的合班系數是2.0;隨著班級人數的減少,合班系數逐檔降低,當班級人數少于36人時,合班系數為0.8。而重復班系數為0.8,即同一課程號的課程,從第二個教學班開始,課時數就要乘以0.8的系數,這意味著教授小班和重復班的工作量將大打折扣,如果既是小班又是重復班,則課程系數僅有0.64。在利益驅動之下,教師更愿意教大班,而這與打造“金課”所推崇的小班教學背道而馳。A校目前已取消了小班的打折系數,但重復班系數仍然保留,班級越大課程系數越高的原則沒有改變。

三、重塑“兩只手”:通識選修“金課”的打造之路

在談到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問題時,習近平總書記說過:“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22)習近平:《“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2014-05-27,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7/c_1110885467.htm。這句話用在打造通識選修“金課”上同樣適用。近年來,我國高校師資質量顯著提高,高校打造不出通識選修“金課”,問題不是出在人才上,而是出在用人的制度上。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以及復旦大學等通識課程建設全國領先的高校,并非僅僅因為大師云集或者教師師德更高尚,其通識選修課的制度建設、管理水平及校方在市場與規制之間的平衡,才是關鍵所在。普通高校應重塑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規制這只“看得見的手”,量身打造真正適合本校學生的通識選修“金課”。對于市場的重塑,應將重點放在對教師和學校之間市場的強化上。而重塑規制不但要完善現有制度,即完善學生成績管理制度、開班及工作量計算規則,還要建立新制度,即建立專業化、常態化、團隊化的通識選修課建設機制,從而克服選教等規制手段的弊端,阻斷教師和學生間不正當的市場交易,同時幫助教師和學校間建立起良性的市場關系。

(一)強化教師與學校間的市場關系

在慣常的規制過程中,高校往往緊盯著教師與學生這一供需關系不放,圍繞這一關系反復調整規制手段,但收效甚微。這種做法是必要的,卻是不夠的,因為它犯了“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錯誤。在完善規制機制的過程中,管理者還須把視線投向一種長期被忽視的市場關系,即教師與學校之間基于雇傭關系而產生的市場關系。如果說通識選修課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工作量和分數的交易關系是必須抑制的,那么,教師與學校之間基于雇傭關系而產生的市場關系則是必須強化的。必須認識到,高校通識選修課不應當成為教師向學生提供的商品,而應當是學校向學生提供的公共物品或者準公共物品,所以,應當在學校與教師之間建立市場關系。換句話講,要由學校向教師購買教學服務,再由學校提供給學生。這是一個依照法律本應存在卻因歷史原因被忽視的市場。我國高等教育以公辦為主,公辦高校作為事業單位,在用人制度上具有明顯的體制內特征,強調教師作為成員對學校的人身依附性,而淡化其作為雇員與學校關系的市場性,但在法律上,高校與教師之間基于聘用合同形成的就是一種市場關系。

對于通識選修課,要強化教師與學校間的市場關系,高校就得摒棄無為而治的教學管理方式,也就是不能像現在這般,把有利益糾葛的教師和學生通過選教制度赤裸裸地拋到“市場”上進行交易。學校應把鑒別和評價教師教學水平、教學態度以及給予相應獎懲的工作留給自己來做。學校應建立起一套科學的評價機制,將學生的評教結果作為評價教師教學水平、教學態度的一個參考而非唯一標準。對于教學確有問題的教師,學校要有針對性地開展培訓,對于經培訓仍難以勝任者,可以采取調崗、解聘等方式優勝劣汰。要形成正向激勵機制,使教師為了切身利益愿意投入精力去提高教學水平、改善教學態度;使教學水平高、教學態度好的教師真正能夠得到回報,不論是物質上還是精神上的正當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從而形成良性循環。這個“市場”并非天然就能形成,而需要恰當的規制才能促成,換句話說,這是一個需要由制度來構建和保障的“市場”。

(二)完善學生成績管理制度

不考慮師德師風的原因,“水課”泛濫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師權利和學生權利的濫用。要想激發教師提供優秀通識選修課的積極性、阻止師生間不正當交易、實現建立選教制度的初衷,核心是通過建構合理的制度來約束教師對學生進行教學管理、評價的權力以及學生自由選教的權利,當教師“送分”的路徑被阻斷、學生“混學分”的目的無法達到時,交易自然就會停止。要想阻斷教師“送分”,必須對教師的成績評價自由予以適當約束和監督,具體而言可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

一方面,應加強學習過程的考核。學生的最終成績不應僅僅取決于期末考試的成績,還要取決于其平時學習中的表現,比如出勤、回答問題、課后提問、參與討論和平時作業完成情況等。雖然過程考核已被提倡多年,但以往受教學手段比較落后的影響,對學生學習過程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導致平時成績很難準確量化,淪為教師給打的“印象分”。隨著“學習通”“雨課堂”等教學平臺的開發和引進,過程考核變得更容易實現。如果教學管理部門能夠對過程考核制定一個合理、可量化的標準,想要“混學分”的學生就不得不參與到過程考核中來。這樣不但敦促了學生學習,而且由于每門課的學分都不好“混”,也就降低了“水課”載入“選課白名單”的機會,使“選課白名單”更加接近“金課”名單。

另一方面,應對考試成績的分數分布比例加以規定。通識選修課的成績之所以容易“放水”,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通識選修課大多采取比較寬松的考試形式,如小論文、案例分析、學習總結等。由于通識選修課側重于理念的傳輸而非知識的灌輸,采取這些靈活的考試形式也是合理的。但其不良結果就是考試成績隨意性太大,高分普遍,拉不開層次。所以,有必要規定通識選修課分數分布的比例,即明確每個分數段的人數不應超過總人數的比例,教師結合期末考試與過程考核審慎地給出最終成績。如此一來,教師不用顧忌因打分低而被打入“選課黑名單”,學生也打消了不學習而獲得高分的非分之想,師道尊嚴和學紀學風都能得到很好地維護。

(三)完善開班及工作量計算規則

選教制度之所以對通識選修“金課”經?！罢`傷”,而對通識選修“水課”“推波助瀾”,與選課階段開班規則不合理及工作量計算規則不科學有很大關系。因此,必須改進選課階段的開班規則,使其合理化,并完善工作量計算規則,使其科學化。

第一,改進選課階段的開班規則。如果選課階段有最低開班人數要求,學生想學的課可能學不到,教師想上的課可能上不了。所以,A校每次選課期間,教師往往對選課人數變動比較敏感,有些教師一旦發現選課人數太少,課程可能開不起來,就不得不請學生動員推介。這也導致教師上通識選修課期間不敢對學生要求太嚴,以免給學生留下不好的印象,影響下次的選課人數。但正如前文所言,學生選課的動機是不同的,有些學生就是對某些“小眾”的課程感興趣,還有些學生就是喜歡教師要求嚴格一點。而一個正常的教師不會無緣無故地嚴格,一個真心熱愛教學的教師也不在乎小班教學,相反,在對A校的調查中,有的教師還表示希望小班教學,因為課堂教學效果好。因此,取消選課階段對開班人數的硬性要求,才能使師生雙方各取所需。A校在2020年出臺新規定,選課人數低于20人的,經教師申請報備,仍可開課,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第二,完善工作量計算規則。如果工作量計算規則是教學班規模越大,課時數越多,其市場導向就是鼓勵大班教學,那么,通識選修課“放水吸人”、擴大規模甚至形成壟斷就難以避免。不妨從完善工作量計算規則入手,引導教師小班教學。教學活動是一系列工作的集合。課堂面授只是教學投入的一部分,備課、過程考核、期末考試是不同的教學活動,就教師在備課和課堂面授方面投入的工作量而言,大班教學和小班教學差別不大,但教學效果顯然不如小班教學。這兩種教學組織形式中,教師投入工作量的區別主要體現在評價環節,也就是過程考核和期末考試。由于大班的學生數更多,教師批改試卷、錄入成績等需要投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對此,可以細化工作量計算規則,按教學工作的實際內容分類計算工作量,這樣多勞多得、少勞少得,教師就不會因利益驅使,只想大班教學而嫌棄小班教學了。

(四)建立專業化、常態化、團隊化的通識選修課建設機制

高校應重視通識選修課,提高其地位,建立專業化、常態化、團隊化的通識選修課建設機制,從課程設置、教師選任到課程管理,都應有利于打造通識選修“金課”。高校應設置專門的機構負責通識選修課的開發和管理。通識選修課建設走在前列的高校,均建立了專門機構,負責通識選修課的開發和管理。以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為例,該中心設置核心課程委員會,下設七大模塊建設專家小組,再往下設置各基本課程單元教學團隊,并配備核心課程辦公室秘書機構,其機構設置的成功經驗可供普通高校學習借鑒。

高校應配備專業教師開展通識選修課的教學。通識教育辦得好的高校,其通識教育機構普遍配備專業教師。如,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各級機構均由專業教師組成,從基本課程單元教學團隊,到七大模塊建設專家小組,再到核心課程委員會,層級越往上,成員越權威,且各級機構間職責明確(23)《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簡介》,2020-05-15,http://gecc.fudan.edu.cn/content.aspx?info_lb=279&flag=274。。再如,清華大學設立教授崗位專職負責通識課程建設,武漢大學由本校各學科領域領軍人物擔當首席專家,其基礎課程、核心課程和一般課程均由主講教師或團隊負責人擔任。普通高校雖然師資力量不如名校雄厚,但若能整合本校優勢師資進行通識課程建設,定能顯著提高通識課程“含金量”,避免外行指導內行,促進專業間磋商與交流。

高校應打造專業化的通識選修課教學團隊。專業化要求甄選并穩定通識選修課教師隊伍,避免教師僅為了湊課時數臨時上一兩次通識選修課的情況發生。團隊化則變教師間的競爭關系為合作關系,預防不正當競爭和課程壟斷。通識教育辦得好的高校,在打造通識教育專業化團隊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不但有通識課師資培訓機制,還設有培訓專項基金,普通高校均可借鑒。

高校應運用激勵機制,引導教師主動投身通識選修課教學。出臺通識課程開發、通識教學研究獎勵制度,將教師在通識課程建設領域取得的成績與績效考核、職稱評聘掛鉤,從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兩方面引導更多的教師投入到通識選修課程建設中來。把更多的課題和資源向一線教師傾斜,對教學“細枝末節”的研究給予更多投入,不因教師的職稱、學歷、職務等來限制其對課題和資源的獲取。

四、結 語

運用經濟學基本原理分析高校通識選修課普遍存在“水課”現象的原因,發現根源在于市場失靈和規制失當?！八n”的產生,從某種程度上講是教學雙方在落后的教育理念、不完善的教學管理體制之下,受不恰當的市場導向作用所達成的一種對教學秩序和教育質量存在巨大破壞力的供需交易的必然結果。為解決這一問題,高校應當改變教育理念,提高教學管理水平,認清通識選修課建設中需要抑制和強化的市場關系,合理運用規制手段,抑制教師與學生之間工作量和分數的不正當交易關系,激勵和引導教師投入到通識選修課建設中來,確保學校能從教師手中購買到優質的通識選修課,從而給學生提供較好的教育資源。淘汰“水課”、打造“金課”,“以本為本”、打造“雙一流”,都不是僅靠良知、道德或情懷能夠做到的?？傊?沒有打造不出通識選修“金課”的學校,只有打造不出通識選修“金課”的制度。運用好市場和規制“兩只手”,普通高校一樣能夠打造出適合自身的通識選修“金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