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異走向高低:地域歧視的社會建構邏輯
——基于“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審視

李三輝

(河南省社會科學院 人口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河南 鄭州 451464)

一、問題的提出

單論地域歧視,它并不是一個新出現的問題,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存在已久。從世界范圍內看,東方歧視屬于地域歧視,是現代文明進程中西方國家對欠發達的東方國家的歧視行為,其中,種族歧視是更為極端的歧視行徑。在國內,香港人歧視內地人、上海人歧視外地人、蘇南人歧視蘇北人等,都是真實發生過的地域歧視行為。關于地域歧視及其成因,現有的觀點和看法甚多。有研究分析認為,地域歧視是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的文化表現,主要是基于經濟發展差異,并由此反映到社會發展中的文化心理層面(1)③《地域歧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2012-02-09,http://www.71.cn/2012/0209/658544.shtml。。顧俊則進一步分析了地域歧視的心理基礎,他指出“優越感”是歧視行為發出者的重要心理動機,其背后是地區發展的優越感,而外地人融入所帶來的優越感消解的失落感,也是促使本地人強化地域歧視情緒的重要影響因素(2)②轉引自趙展慧:《你是哪里人?》,《人民日報》2014年6月13日,第 17 版。。審視地域歧視產生的原因,要注意“區別對待”問題,基于發展差異而生發的區別對待是形成地域歧視的內在基礎(3)①《地域歧視是怎么制造出來的?》,2012-02-09,http://www.71.cn/2012/0209/658544.shtml。。其實,區別對待中隱含的話語權力、經濟權力、社會文化權力的不對等,是一種人為的對被歧視者、被歧視地區的刻板形象認定?；诖?郭宏斌(2010)分析社會記憶、話語權力等因素在地域形象建構中的作用(4)郭宏斌:《地域歧視形象的社會建構分析》,《甘肅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第74-77頁。。劉順義等(2010)認為,地域歧視對象的形象演化有兩種路徑:一是貶低性形象記憶定格化,二是象征性符號傳播的推動(5)劉順義、李正春:《中國地域歧視的集中效應與反歧視體系建構——兼論丑化與歧視河南人現象》,《哈爾濱市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4期,第87-89頁。。許多學者都贊同,信息傳播中的“第三方壓力”在地域歧視的形成中起到了助推的作用。徐頑強等 (2013)(6)徐頑強、譚偉:《網絡新聞跟帖中地域歧視現象的現實解讀與理性反思》,《電子政務》2013年第9期,第9-13頁。和江昀等 (2017)(7)江昀、羅靜雅:《微博傳播中的地域歧視現象研究》,《新聞愛好者》2017年第9期,第41-43頁。則分別研究了網絡新聞跟帖、微博傳播中的地域歧視現象,認為地域歧視是基于社會認知偏差的刻板印象強化,惡俗化、標簽化、情緒化的地域攻擊狂歡助長了地域歧視現象的發生 。

既有研究已經表明,地域歧視得以形成的因素有很多,其產生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是在一定的“素材”上構建出來的。從國內實際情況看,20世紀90年代,就出現了明顯且范圍較廣的“河南人被歧視”典型現象,“河南人”成了被公開歧視的對象。一個奇特的現象是,隨著社會的變遷和社會生活的交織互構,“河南人”的地域意蘊越來越被賦予區域差異、地區素養、發展態勢、品性特質等社會文化內涵,脫離了原生意義。事實上,河南人的污名化是一個長鏈條式的過程,其經歷了遷移、接觸、偏見、刻板印象、標簽化、隔離、社會歧視直至污名傳播的“被建構”。

因此,本文試圖借助分析“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歷史演進與基本動因,進一步“走進”地域歧視現象,探討歧視對象的匹配選擇、地域歧視的產生機理,揭示其在區域分化背景下的經濟社會基礎和文化價值取向本質,闡明地域歧視社會建構的內在邏輯。

二、“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生成及演進

考量河南人形象轉變的時間節點發現,“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產生和發展顯現在20世紀60年代、90年代,這與中國社會發展轉型、區域分化演進的大背景關聯緊密。地域歧視產生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區域分化,它是綜合地區發展差距、生活現實壓力、社會傳播等一系列主客觀因素的結果。

(一)前期不被尊重的河南流民形象認知

河南人形象的演變與由來已久的河南流民史緊密相連。由于自然災害等多重原因,歷史上河南曾出現過多次因生計問題而引發的大規模流民遷徙,如被搬上熒屏的《一九四二》,而作為“域外人”的流民普遍是不穩定因子,遭受排斥。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社會生活環境下,河南的流民涌入周邊省份、走向全國各地,各地根據所接觸到的河南人形成了不同的河南人形象,如流動到武漢的因多居住在“棚戶”被稱為“河南棚子”,挑著擔子逃難至陜西、甘肅一帶的被叫作“河南蛋”。自然災害、資源匱乏等是造成河南流民的客觀原因,但一系列河南流民綽號、惡名形象的獲得,則是主觀與客觀交互影響的結果,而河南人的流民形象、坑蒙拐騙等“惡名”正是在社會建構中逐步形成的。不可否認,綽號形象本身就是主體間的不平等對待,屬于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河南人綽號類名聲的發展更多的是流出地與流入地區域發展差異下的社會觀念映射,是基于經濟實力、文化水平、城市生活經驗、現代規則習得等方面而形成的優越感,是外界對河南人生活貧窮、顛沛流離、外在衣冠形象的鄙夷?？梢钥隙ǖ氖?20世紀90年代之前的社會輿論環境,還只停留在不同地域的人表達著各自對河南人的形象評價,并未過多地對河南人群的品性、人格、道德等社會屬性做出刻意評述、非公正對待或歧視踐踏,沒有將流民形象的鄙夷上升為河南人整體印象的定性,也未形成全國范圍內的河南人等同于壞人的群體想象。因為河南與國內其他區域的發展差距拉大、河南人高密度高頻率流向全國、媒體傳播提速發展等,都是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才日漸明顯并急劇加速的,相伴與此,“河南人被歧視”現象也慢慢轉變為了一個獨特的社會問題存在,延續至今。

(二)流民形象淪落為“河南人真壞”

1.污名陡生:夾裹在民工潮中的“河南人被歧視”形象。河南人形象污名是伴隨遷徙產生的,而20 世紀90年代以來的“民工潮”無疑是規模最大、范圍最廣、影響最強的人口流動。由于人口眾多、地理位置居中,河南人口流動呈現走向四面八方的顯著特點,這為各地民眾感知河南人提供了條件,也為“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全國鋪開埋下了基礎。無論從人口總量比重,還是人口遷徙范圍的覆蓋面,外地人的身份最有可能是河南人,而如果外地人做出了不好的事情,也最容易歸罪于河南人,認為河南人里充滿了小偷和騙子。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十個河南人九個騙”的順口溜逐漸流行起來,“河南人被歧視”現象呈現迅猛擴散態勢。因此,要理解“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演進史,必須結合區域發展不平衡和現代化進程的背景。在這個大的社會背景下,“民工潮”得以產生,流動人口的社會文化適應與本土居民的社會排斥問題日益突出,人口交互流動為地域間評價提供了接觸條件和擴散傳播渠道,而壞事發生所涉及的河南人概率更高無形中強化了偏差認知。

2.擴散崩塌:河南人惡性事件的全域曝光。河南人形象的全面崩塌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的,彼時的河南發生了一系列惡性事件,如“毒大米”“假藥案”。不巧的是,這些惡性事件的集中爆發趕上了信息革命下的媒體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電視等媒介的大范圍普及,極大擴展了河南惡性事件的影響范圍。隨著河南多地虛報產值案、黑心棉、詐騙等事件不斷被報道,河南人形象陷入“負面”旋渦,給人留下了“坑蒙拐騙”的不良印象。令人遺憾的是,世紀之交前后,河南又相繼發生了多起“連環殺人案”“滅門案”“殺人狂魔”等極端事件,全國輿論聚焦度、社會恐慌度在當時都是空前的。由此,“河南人都是殺人犯”“河南人太壞”等言論不斷發酵、擴散,帶來更大范圍的河南人負向價值確認,形象被一次次抹黑。盡管“河南人都是XX”體的錯誤邏輯顯而易見,但在河南惡性事件全域曝光的背景下,對河南人整體形象的黑化偏見能夠在社會通行,也暴露出“河南人被歧視”心理的逐步形成與穩定。

(三)從心理歧視到現實歧視:河南人社會生活的歧視阻隔

無論是偏見、成見,還是刻板印象,都屬于歧視的心理層面。在地域歧視心理的影響下,人們將日常生活接觸、媒體報道、各種社交渠道等不同信息源傳遞的相似信息加以整合,對某個群體產生一種相對固定的看法,并對屬于該群體的所有人給予一致的看法或評價,進而形成一個內化了的地域形象。心理是行動發生的先決因素,地域歧視行為的出現也是歧視心理轉向現實的過程。具體到地域歧視的社會事實,一方面是對特定地域群體的話語攻擊和辱罵,如“地域黑”,另一方面是對特定地域群體的生活阻隔與排斥,包括就業機會、經濟交往、社會認同等方面的歧視行動。河南人遭遇就業歧視的事件曾頻繁出現,不管是公告寫明的“河南籍已招滿”,還是某公司內部郵件標注的“今后河南人盡量先過濾掉”,都昭示著河南人就業受歧視一直或明或暗地存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不招河南人”的就業歧視規則或隱晦規則,是對河南人最嚴重的歧視,尤其是對外出務工的河南人而言,這等同于剝奪了公平獲取工作的機會。就業歧視中的涉事單位不乏影響力較大的知名企業,甚至有的公信力部門也表現出對歧視用工的無視,如“2005年深圳公安懸掛歧視性橫幅事件”,這類涉及官方層面的地域歧視,社會影響巨大且負面效應明顯,相當于公信力部門默認或助長了隱形就業歧視之風,進而加劇了河南人社交生活環境的惡化。受限于地域歧視,河南人不得不承受偏差印象之重,遭受各式刁難、異樣眼光、不公待見、惡意排斥,深刻影響河南人的就業、社交等生活體驗。大量事件都已證明,地域歧視不會只簡單地停留在偏見、妖魔化的言辭之中,地域歧視心理必然會投射到社會行動中從而轉化為地域歧視行為,給被歧視地區的個體、群體、社會發展帶來負向阻隔。

(四)“河南人被歧視”的文化現象:“又是河南人”的全網黑

從河南人污名的產生,到嘲弄河南人的段子大規模流行,特別是網絡空間的歧視狂歡,導致河南省成為我國被黑的最慘的地域,遭遇了“全網黑”歧視浪潮,似乎形成了一個奇特的“河南人被歧視”文化現象。一提起河南人就會被“地域黑”們蓋棺定論為特定壞人形象標簽,甚至遇到壞事就會慣性發問“又是河南人吧?”,形成了可怕的潛意識思維方式。河南人的污名在有意無意之中成為生活的調劑品,使人們對河南的地域歧視也在調侃中成為日常、趨于普遍,演化為口中的事實、歧視行動的投射。人們的思考邏輯同河南人做了壞事就武斷“你們河南人都這樣”相一致,容易上升為“地域黑”,屬于典型的地域歧視心理和行為?？梢?人們依賴標簽化的想象會不自覺地戴上“有色眼鏡”來審視河南人,刻意或無意識地留意河南事件,甚至本無關聯的惡性事件也被交纏在一起討論。一種獨特的思維方式似乎產生了:所有的壞人都是河南人,“騙子”“人販子”“殺人犯”“偷井蓋的”等都是河南人,好像所有的壞人和壞事都在河南,至少是人們想象中的事實。于是,“又是河南人”一度成為流行短句,用“又是河南人”跟帖評論負面報道,發出“又是河南人”的鄙夷定調。其實,他們根本不關注事件本身,興趣點只停留在是否涉及河南,“又是河南人”折射出河南“地域黑”的一貫態度。社會輿論之于河南人,一部分人是一如既往地抵制、攻擊河南人,驕傲地去印證河南人的壞,甚至生怕河南人萬一不壞了就顯得自己沒拿準;另一部分人是為了順應輿論潮流而肆意攻擊河南人。令人疑惑的社會現象是,一旦有壞事或負面新聞發生在河南人身上,總能引發網民的過度反應,負面符合他們“河南人就是那樣”的心理預期,進而上升為“地域黑”,引起更大規模的關注,從而陷入地域歧視的無窮怪圈。

三、動因分析:地域歧視邏輯下的“河南人被歧視”

一段時間以來,地域歧視地圖在網絡上不斷流傳,它以調侃、喜劇化的方式勾勒了不同省份人眼中的地域形象,其思維邏輯是“出發者的省份是獨一無二的”,而其他地區則帶有明顯的地域特質甚至是污蔑性的形象。盡管各地之間都存有歧視心理,看似互相矛盾、沖突不斷,但詭異的是,各地在歧視河南人上似乎不約而同地達成了“共識”,河南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歧視河南人。一談起河南,“騙子”“偷井蓋”等各式各樣的污名詞匯全部都飛來加身,可以說,河南處于國內地域歧視鏈的最底端。這就讓人不禁發問,為什么是河南人,為什么河南人成為共同被歧視的對象,或者說河南人是怎么匹配地域歧視的對象選擇的?

事實上,“河南人被歧視”這個問題一直是縈繞在河南人心頭的痛。當人們開始對這個問題質疑時,其內心實際上已經承認或者不得不接受河南遭遇全網地域黑的客觀事實。關于“河南人被歧視”的形成原因,諸多學者和社會人士發表過觀點看法,指出了一些表層或內在的要素。較具代表性的是,馬說在《河南人惹誰了》一書中分析了河南人被歧視的一些原因:河南省是發展中的窮省,河南人具備了一些比較鮮明的特征,集中了一些被嘲諷的層面;河南人群中存在一些素質低下的民眾,他們被當成河南人的代表,惡化了河南人的形象;河南人可以代表中國人,丑化河南人為“丑陋的中國人”找到了一個樣本,歧視河南人是丑化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延續(8)馬說:《河南人惹誰了》,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211頁。。分析歧視者的心理活動可以發現,多數歧視者以大城市市民身份自居、自我優越感突出,有些是基于經濟實力充足的暴發戶心態,有些是為了尋求內心失落的平衡感而轉向歧視更弱者,還有一大部分是出于隨大流的盲從心理。凡此種種,構成了地域歧視得以形成的因素,而基于發展差異所引起的區別對待是其內核。從形成機制上看,地域歧視由地域形象的污名化擴展而來,是基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分化發展上的不同權力分配,以偏概全、類別化的話語體系是地域歧視的思維模式。當某一地區或群體顯現出不好的、奇特的現象,或者因差異性有別于其他地區或群體,歧視邏輯就會給其貼上貶低性、污損性的負向標簽,罔顧地區或群體內個體差異性存在的社會事實,將地區或群體間的外在差異內在化、本質化,將差異中內含的問題看成地域或群體的品性問題。而受到地域歧視的地區,其民眾生活交往、地區發展則由于擔有或承受“惡名”,不得不忍受社會加之的不公待遇、地位貶損、價值輕視、社會排斥。

綜合來看,地域歧視的形成有內外兩大層面的原因,地域歧視的對象選擇也有其內在對應標準。于內而言,被歧視地區一定具備鮮明特點,或缺陷性、負面性特征足以引發外界的關注嘲諷,如發生了重大的或一系列不好的事件,遭到外界民眾的普遍不滿和鄙夷。對外而言,被歧視地區的負面形象通過口口相傳、大眾傳媒、網絡平臺等途徑廣泛傳播,形成了地域污名形象的輿論氛圍,在此過程中,民眾對被歧視地區的刻板認知逐漸強化,反過來又加深了地域歧視程度。此外,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是刻板印象下受眾發出歧視行為、社會隔離排斥的無意識性,這一點在網絡輿論空間中尤為突出,網民們很容易急切地將某個人、某個群體標簽化、符號化,網絡狂歡鮮有理性思考和獨立判斷。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個無意識行為的放大、聚集,最終凝結為集體性的地域歧視行為,形成最大范圍的有意識、有影響力的社會歧視事實。對照上述內外因素,是否只有河南才符合被歧視的特征標準?難道別的省份沒有引人注目的顯著特征,沒有負面事件?莫非其他地域的負面形象不會通過媒介傳播而被外界所知?難道別的群體的污名不會被放至網絡空間中討論?無可爭辯,河南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產生過且必將還有負面事件出現,但河南之外的其他地區都不可能盡善盡美,多少存有缺點。既然每個地方都存有缺點需要審視,為何外界要針對性地指責河南,苛求河南做到無暇?為何外界的偏見一致指向河南人,使河南成為眾矢之的?

不幸的是,在地域歧視演進的邏輯中,河南人被教科書式地選中了,“河南人被歧視”成了范圍最廣、規模最大、特點最突出的地域歧視案例,全景式展示了地域歧視的生成因素。一是人口遷徙流動為部分河南人不良形象走向全國搭建了通道,少數素質低下的河南人被視為河南人的代表。從歷史上看,多災多難中原大地中的河南人形象沿襲了“流民”形象,強化了外界對河南的原始認知。河南是人口大省,出現不良事件、負面形象的概率較大,為外界一致歧視河南人提供了素材支撐。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河南人”就被大規模妖魔化,其最早發生在人口流入集中的沿海發達地區,南方工廠“不招河南人、警惕河南人”的事件時有發生。彼時,流傳甚廣的“十個河南九個騙,總部設在駐馬店,剩下一個是教練”的段子就是真實寫照?？梢哉f,伴隨著全國大規模社會流動的發生,河南人負面形象、外界對河南人的刻板偏見等得到了極大的傳播和擴散,河南人的不良標簽得以塑造與延伸。

二是短期內密集發生的重大惡性事件加劇了地域污名形象的形成。一段時期以來,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之后,在河南省域內、河南人流動的外省,河南人負面新聞事件頻發,構筑了河南人不良形象的實體例證,提供了地域歧視形象標簽來源。一些人對河南人的“差評”印象是根據真實的不好遭遇,如果多次親身經歷河南人的傷害、多次聽到河南人的負面新聞,內心深處會埋下地域歧視的種子,很容易誘發個體對河南人整體的仇視、憤怒、不信任。事實上,更多的人對河南人群產生感性認識來自河南新聞事件,尤其是重大惡性事件?！爸芸诩偎幇浮薄霸柖敬竺住薄昂谛拿蕖薄奥尻柎蠡稹薄斑B環殺人案”“蘇丹紅事件”“洛陽性奴案”等一系列負面事件,在世紀之交及其后一段時間內密集發生,導致社會上持續彌漫著“河南人真壞”的輿情?？梢哉f,借助于負面新聞的不斷曝光和廣泛擴散,河南人擁有了足以引人注目的標志性特征,這些案例中個體性的人格缺點、局部性的行為偏差被徹底放大,給社會大眾帶來了“河南人都壞”的錯覺印象,使反對和抵制部分危害分子的行為延伸為地域性的污損,變成了對全部河南人的歧視。

三是媒體報道是污名形象傳播的重要方式。河南人形象的媒體傳播交互有兩種路徑:第一,對河南客觀事實的陳述;第二,對河南新聞的傾向性報道,這又涉及新聞框架選擇和媒體職業人的素養缺乏問題。一方面,河南壞人壞事行為客觀存在,因為媒體報道大部分是要有具體事例支撐的,沒有一定的依據也無法過多評論解讀或打造標簽。另一方面,不管是基于追求真相還是追求行業影響的新聞選擇,河南的負面新聞很容易受到廣泛關注,似乎某些媒體和媒體從業者也會挖空心思來制造河南新聞點,將各類問題盡可能與河南人相關聯,二次打包進行消息傳播,這也是近年來河南人不斷出現躺槍事件的原因。媒體報道是讓更多人對河南人產生感性認識的最主要途徑,媒體人在河南人形象建構中起到關鍵作用,因為多數公眾并不直接接觸河南人,或不與河南人深入互動交往,而是依靠媒體信息匯集來認知河南人。而熱衷于炒作“河南人話題”則給廣大受眾提供了片面的、傾向性的污損印象,很容易將問題的成因歸咎于地域,大眾會在無形中形成對河南人群體印象的負面價值評判。

四是社會互動中的地域歧視被強化,尤其是網絡空間中的歧視心理與行為認同。從民眾的心理認知看,歧視心理認同是歧視現象形成的主導內因,一方面來自個人固有的刻板印象認知,另一方面來自民眾對河南人污損形象的認知強化和思維定式,它受到生活現實、媒體報道、社交互動、網絡歧視跟風等有意無意的互動影響。雖然刻板效應有時可以幫助人們更加簡單直接地了解某些人或事物的顯著特征,但從生活實踐上看,其在更大程度上表現出來的是偏見、非理性,人們往往會將某個人或事表現出來的單方面特征看成是全貌概況,將某個人或事看成是此類人群或事物的典型代表,干擾正常的分析判定,造成各種各樣的誤會與歧視。此外,許多地域歧視行為尤其是網絡社交空間中的歧視現象,大多數是從眾心理和集體無意識作祟,極易將某個群體“標簽化”“類型化”“符號化”,從而一步步將原有的歧視固化和擴大。

四、內在邏輯:地域歧視的社會建構

從本質上看,地域歧視是基于地域差異而形成的一種“區別對待”的文化價值偏差取向,其產生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建構邏輯?？疾斓赜蚱缫暤男纬膳c發展,要認清區域分化發展的社會運行脈絡,識別因不平衡進階帶來的客觀差異,但是差異本身并不是問題,人們對待差異的態度才是關鍵。從宏觀背景上看,區域分化所帶來的地區間失衡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習慣等維度,這是建構地域歧視的經濟社會基礎。而區域分化下的差異成了主觀建構地域歧視的素材,人們把經濟、社會等外在差異內在化、本質化,將秩序中生發的問題看成人的問題,視發展進階中的問題為地域屬性問題,這是地域歧視建構的思想基礎。同時,思維方式影響行為方式,社會外界一旦形成針對某一地域的歧視心理,將會不斷增加歧視素材,自覺傳播歧視信息,擴展歧視言行。生活歧視匯集必然帶來地域歧視的“社會事實”,影響更大范圍內民眾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類型化、標簽化、他者化,這是地域歧視形象建構的行為強化邏輯。

(一)區域分化:地域歧視現象生成的社會基礎

從本質上說,區域分化是發展區域化、發展失衡的具體體現,它又進一步體現在各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式發展指數、發展質量、發展階段的分化狀態,不平衡性比較明顯。全球視野中,區域分化下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分,有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之別。相應地,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和地區,其在國際社會秩序中的地位、話語權重也千差萬別,國家交往間的地位懸殊、心態走勢可想而知,不同國民間的心理感知高低與歧視事實由此產生,將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發展差異當作文明與粗鄙、先進與落后的判斷依據,其背后是國家發展程度的序列支撐。應當看到,區域分化所帶來的只是經濟、社會層面上的差異,并不能將一部分人帶入“文明”的境地,而只能賦予其“文明”的外形。而所謂的“序列”“發展階段”“文明秩序”本身就是由人類構建而來,尤其是先期發展國家、擁有強勢話語權地區的權力群體。從西方中心主義到“東方學”,再到國內的地域歧視,歧視背后的思維范式普遍是將“差異化”轉變為“問題化”。一段時期以來,河南人、東北人、新疆人都曾受到過全國范圍內民眾的歧視,尤其是20世紀90以來“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的常態性持續。地域歧視行為的發生是對被歧視對象社會屬性的判定,分析被歧視地區的社會特征就會發現,它們多為欠發達地區,經濟實力、社會建設、文明程度相對落后,而區域分化帶來的社會、文化“差異素材”很容易轉化為心理認識上的“負面素材”,污名在社會交互中產生。當欠發達地區的河南民眾走向全國時,流動的河南人群在流入城市經歷著艱難的融合,河南地域歧視的“素材”取自分化發展的方方面面,歧視“創作”“強化”來自分化阻隔下的刻板偏見、污名標簽的反復加持。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地域分化越來越具有負向社會特征,分化發展的客觀差異被建構成品性差別。

(二)從客觀差異到主觀區別:社會歧視建構的內在機制

區域分化特別是國內貧富分化中的人口大省河南,其人口不斷外流到富裕地區謀生,河南人外在的差異性、內在的素養性被集中地暴露出來,給“差異”走向“高低”的地域形象構建提供了素材。由于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的不同,流入人口與當地民眾在語言、飲食生活、行為習慣等方面都存有差異,社會層面上的個體收入、教育水平等也呈現分化差距。并且,區域分化越嚴重,區域群體總體上的差異也就越明顯,區域間的人口流動也就越頻繁,而流入人口與當地人的明顯差異交互也越突出。事實上,個體、群體或區域間的異同再平常不過,差異本身不會引發歧視,對待差異的態度才最為關鍵。應當看到,無論是區域分化下的經濟社會發展快慢,還是貧富分化下的民眾生活狀態與個體形象,這些差異性的產生與發展都不是自然而然的屬性,其背后是社會競爭、社會分野下的產物,與“人為世界”的主觀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只有當客觀差異走向了社會性的高低,“俯視”“仰視”便被人為地區別出來,社會性歧視也隨之而來。換言之,地域歧視是區域分化與發展失衡的表現,又是社會、文化、心理問題,因為地域歧視的特定思維方式,會不斷將地域分化的外在差異、客觀發展差距轉化為地域形象的設想,從經濟、文化上的差別轉向道德異類建構,進而加深社會偏見,加劇社會群體間的對立,阻礙社會有效融合。其主要邏輯設定是,外在的或經濟發展的差距被人為地轉化為本質上的區隔,編排在先進與落后、理性與愚昧、高尚與低俗、文明與野蠻的序列之中,從而形成社會性或結構性的問題,被建構為地域群體的素質或道德問題(9)殷輅:《地域歧視相關問題辨析》,《天中學刊》2023年第1期,第29-34頁。。從本質上來說,針對河南人的地域歧視是同文化價值、同宗同源群體間的歧視行為,是典型的社會“文明人”“先進人”對裝扮出來的“野蠻人”的分別,是被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不同組織、個體所交互建構的產物,完全是人為化的塑造。

(三)由個體性上升到整體性:地域歧視擴散的思維誤區

歧視是個體或群體發出的社會行動,多源于看不慣或看不起某些人、某些事,而被歧視行為、被歧視事件的制造者也多是某個體或群體,即使是較大規模的群體也不可能覆蓋域內全體。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歧視行為的范圍應該是個體性歧視、群體性歧視,地域性歧視則無相符的生活現實。然而,地域歧視現象卻長期真實存在,個人或群體歧視會不自覺地升級為“地域黑”。改革開放之前,河南人的刻板印象就在某些地方存在,隨著區域非均衡發展的社會分化加劇,河南人污名形象不斷強化,全域性的“河南人被歧視”現象加速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內外因素的影響下,某些“河南的人”的“素質低”“沒文化”“騙子”“小偷”“壞蛋”形象等被認為是“河南人”全體的潛在特征,河南人“標簽化”的刻板印象在社會交互中被固化。只要生活中、大眾媒體上出現了“河南的人”做了壞事或發生了負面新聞,就會被習慣性地說成是“河南人”整體的問題。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河南人被歧視”的擴散還遠不止于此,社會上有這樣一種現象:不管是批評哪里的壞人,總能扯到批評河南人,同時“河南人”還被延伸為貶損人的用語,說“某某像河南人”就是對其的辱罵,反之,夸一個河南人的最好方式則是“你看起來真不像個河南人”。由此可見,個體性的問題被異化為整體性問題,是地域歧視擴散的思維誤區。當某個地區發生了重大的或一系列不好的事件,伴隨著外界民眾的普遍不滿和鄙夷,刻板印象就會不斷擴展固化,區域內部分人或事的形象被認為是總體特征,而抵制和聲討的對象也容易被上升為全域,“區域內的人”這一個整體性概念被“區域內的個人”個體性所偷換。此外,地域歧視帶給被歧視地區人群的現實阻隔也是整體性的,個體的品性一旦被肆意否定就意味著處處受限,被歧視人群很容易在現實生活中遭到就業、升學、社交等多方面的不公正對待。

(四)地域歧視:人為的社會文化分隔

地區間的差異伴隨區域分化發展的不平衡而來,帶來經濟、社會、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這些發展中的差異是植根于經濟程度、資源配置等因素的客觀存在,每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階段性,處在每一個發展階段的人群更不具有品性高低的天然屬性。再者,國內各地區、各民族都同屬于一個國家共同體,有著大致相同的價值取向和追求,也具有現代“文化”的同質性。然而,國內地域歧視者卻無視同質性的地區差異,硬是將不同地域、不同群體間所處發展階段與發展程度的相對差距,異化為文明地區與野蠻區域,進行質的差別對待,進而將地域中的人群做出優劣的品性區分,固執地將外在差異看作本質性的認定。在地域歧視的認定中,區域分化帶來的差距特征被人為地選擇為歧視的“素材”,發展競爭中的差異被標簽化,負面形象被刻板化、道德化,進而產生社會貶損下的外界疏離、蔑視行動,衍生出社會排斥和地域歧視。其邏輯錯誤在于,在相同的文化價值背景之下,沒有認識到差異多是同質性下的外在不同,并非異質性的,異質性的差異是本質不同,同質性差異卻只是形式的不同。對照“河南人被歧視”問題,河南地域發展與其他地域尤其是河南人口流入地區存在經濟社會差異是不爭的事實,河南人與國內其他省份民眾的差異不在于文化價值觀、道德感,但發展境遇不同的河南人更多地被刻畫為劣勢文化品性特征的“想象”,部分河南人的問題被標注為整體性的問題。事實上,河南人與其他人群擁有共同的價值取向,是同質無差的,皆有好人與壞人之分,而地域歧視中的“河南人”卻是妖魔化的河南人、文化上的另類,并漸趨在社會中被習慣、固定強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河南人被歧視”不是因河南人問題而生成的,是整個社會所建構出來的,換言之,地域歧視造成了當今的“河南人問題”。從行動指向上看,地域歧視是基于差異的區別對待行為,它是人類社會內部主觀建構出來的,其營造過程充斥著歧視者對被歧視者的社會權力施壓。

五、結 語

地域歧視是對特定區域的人或群體持有的厭惡、蔑視、敵視等否定性態度,以及由此而來的貶損性言論、不公平對待及排斥性行為?，F實中,“河南人被歧視”就是地域歧視的典型代表,通過審視“河南人被歧視”現象發現,地域歧視雖然是區域發展失衡的表現,但更是一種文化價值問題,是由社會建構而來的。研究發現,地域歧視是綜合地域經濟差異、社會發展不平衡、人類心理活動等因素引發的一種刻板、片面的觀念和認知,是合理化了差異的敵意。從建構過程上看,同質性的外在差異經由認知、情感、價值等主觀因素的區分后,差異原因被抽離、差異結果被絕對化、同質文化價值取向被隱去,人為地將差異編排在先進與落后、高尚與低俗、理性與愚昧的對立序列之中,客觀差異被割裂成道德異類,個體性問題擴散為整體性認定,外在差異被本質化為品性高低。換言之,從區域分化到地域歧視,從外在差異到道德異類,這是社會問題的相互轉化,也是社會互動中的地域歧視建構。

雖然本文對地域歧視的生成邏輯、動源結構等內容進行了集中探討,但限于地域歧視問題的宏大系統性和篇幅問題,沒有對反地域歧視的具體路徑問題進行過多分析,這是今后需要深化研究和補充討論的角度。為進一步系統討論地域歧視的應對之道,需要明確四個方面的基本立場。一是作為社會問題的地域歧視,與個體性歧視行為有本質不同,單個或孤立現象的地域歧視可以很容易從個體心理偏見中找尋原因,而社會性歧視是具有群體性的社會偏見與社會行為,當從社會結構或秩序中找尋答案。二是客觀差異本身不是問題,也并不一定產生歧視,但基于地域差異而形成的一種“區別對待”的文化價值偏差取向,會將刻板、片面的錯誤觀念合理化,“差異素材”在價值取舍中走向敵意。三是反地域歧視不是抵制對某個地域的歧視,而是反對“歧視”本身,否則改變的只是歧視對象,歧視框架內的社會性矛盾并沒有消失。四是要真正解決地域歧視問題,必須從剔除支撐其排斥性價值取向出發,關鍵在于消除產生歧視的文化價值環境,提升全社會的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