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一流”：西方學者視閾下大學質量話語的歷史考察與現代詮釋

郭芳芳 柳 亮

現代大學的建立與發展都是基于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弗萊克斯納(Abraham Flexner)在1930年曾言：“大學像其他人類組織一樣，不是處在一個時代的社會總體組織外部，而是在其內部。它是時代的表現，是對現在和未來都會產生影響的一種力量?！盵1]現代大學在與外部環境協調的過程中，“一流正在迅速成為大學的口號”[2]3?！耙涣饕馕吨w躍，大學將‘一流’確立為中心理念，認為通過這個理念，大學就能得到外部世界的理解?！盵2]3“誰都想要世界一流大學，每個國家都覺得不能沒有世界一流大學?！盵3]在這樣的時代和國際背景下，2015年10月，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2017年1月，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并于同年9月，公布了首批“雙一流”建設名單。2022年1月，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又聯合印發《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同年2月，公布了第二批“雙一流”建設高校及建設學科名單和給予公開警示(含撤銷)的首輪建設學科名單。

雖然建設一流大學成為國際共識與政策行動，但是，何謂“一流”依然在學界存在爭議。雷丁斯(Bill Readings)指出：“現代話語中的一流完全沒有內在的意義，更準確地說，沒有所指?！盵2]20目前，學生類型、畢業率、教師隊伍、論文數量、資金、聲望等已被認為是“一流”的通用等級標準。但是，一方面，衡量這些因素各自的占比、等級存在任意性；另一方面，這種對質量評價的量化指標具有不可靠性。什么是好學生、好老師？好大學一定是最富有的？圖書量與知識是什么關系？這些問題大多是不能產生認知確定性答案的哲學問題。[2]23

事實上，現代大學的特征就是在不同階段都有一個可作為其所指、目的和各種活動之意義的“一流”理念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質量話語體系。話語中的新詞匯和新意義可以開啟新的思想時代。[4]作為一個普適性的概念，質量話語是現代性的一部分。質量話語進入高等教育領域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各種歷史條件耦合的產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5]。本研究嘗試對不同歷史階段西方學者對現代大學理念及其對應的“一流”的價值取向和質量話語的解讀進行文本分析，重新審視現代大學理念及其質量話語的歷史流變，并在此基礎上探尋面向未來變革的“一流”之現代意義。因為描述大學理念的詞語及其對應意義的流變，反映了不同歷史階段大學“一流”價值取向和大學質量話語從相對模糊和內隱的學術聲望逐漸轉向相對清晰和外顯的社會貢獻的過程。它體現了大學的祛魅化，即“一流”褪去質量的神秘不可言說性和質量話語的道德感召色彩，逐漸浮現出質量的普遍性、實用性、標準化和質量話語的現實性、工具性、功利性等特點。

一、作為自由精神的“一流”

現代大學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中世紀。大學在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之后，開始從外在的神正論轉向內在的對理性的追求，強調作為精神自由的“一流”和教授自治的質量內控話語。

(一)理性理念的肇興與擴散：對神正論的超越

啟蒙運動強調人的獨立思考和自主判斷，強調一切事物需用理性判斷而不是外在權威。它瓦解了基于超驗正義的神權政治對世俗的絕對統治，促進了大學對理性的思考。作為啟蒙運動代表人物之一的康德(Immanuel Kant)指出：“人們按照自律，即自由地做出判斷的能力稱為理性，只有通過理性才能認識和獲得真理?！盵6]13因此，他首次設想出被理性所指引的大學，即大學就是由學術共同體構成的追求真理的場所，不承擔外部賦予它的其他職能。[6]23大學的最終目的是要培養具有思辨能力、自由、廣博的理性人?？档聦F代大學建立在理性基礎上，賦予現代大學以理性理念[2]41。紐曼(John H.Newman)在倡導理性大學理念的基礎上，進一步詮釋了其內涵，明確了自由精神的“一流”價值取向。

紐曼處于英國工業革命興起的時代，工業革命推動“新大學運動”的出現，“新大學”強調回應社會需求，與工業之間形成緊密的聯系。但是，英國傳統精英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堅持大學應開展自由教育和理性培育。紐曼對大學理念論述的邏輯起點正是建立在堅持大學教育應回歸傳統、回歸理性自由的基礎之上。他認為，大學是一個傳授普遍知識、培育理性和自由精神進而獲取真理的場所。大學教育的真正且充分的目的不是學問或學識，而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之上的思想或理智。[7]29理性作為世界上真正有影響作用的動因需要在大學中探索。[7]43他進一步提出[7]59：

我們要使人性變得完美，就要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東西，并指引它瞄準比自身更高的目標。雖然有用的東西帶來收益，但是自由的東西才是可以享受的。

因此，只有通過實施自由教育才可以有效地增加學生辨別真理的能力，且只有在自由教育中通過學習各門相互聯系的學科知識，才能促進學生心智的發展和理智的培育，培養出兼具高雅情操、純粹理性和自由精神的紳士。在此理念下，紐曼認為大學就是一個通過自由教育追求真理、培育理性的地方。

(二)教授自治與質量內控話語的制度化

在這種追求自由精神的“一流”價值取向下，大學的質量話語體現出自治內控的制度化特征?？档抡J為[6]24：

教授作為這些(神、法、醫、哲)專業的受托人，一同構成一種自治的學術共同體——大學。只有大學自治和學術自由才能有助于智力的訓練和真理的探索與掌握。

大學中的教授擁有全部管理權限，校長的功能是純學科性質的，即完全站在理性的立場對院系間的沖突給以裁決?？档聫娬{要通過教育藝術培養自由的人。這種教育藝術體現出人基于理性有目的地和自由地思考與行動[8]。傳承大學理性理念的紐曼認為，大學應強調其自身的功能，理想的大學是自主自治的，要培養主體理性的自由精神，實現人的自由個性[9]。其質量評價標準要基于人格養成的智識標準。因為自由教育是心智、理智和反思的操作活動，以心智訓練、理智發展和性格修養為目標[7]101。

總體上，理性理念下的大學質量話語強調自治內控，具體表現形式是基于學科內部的教授治校和治學。學生可以自由地學習純粹的知識，培養理性思維的習慣。教授亦將精力用于追求真理、傳播理性、培養理性人的自由精神等領域。大學無需向外界負責，外界也不應干預大學的內部事務。政府可以為大學提供一定的物質資助，但應尊重、信任并保護大學的自治。伴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大學的理性理念逐漸被文化理念取代。大學作為知識和理性傳播的場所，通過自由教育培養紳士和全人的功能變得不再重要；追求理性和自由精神的價值取向在大學逐漸變得模糊。[10]同時，自治內控的質量話語也逐漸出現教授放棄教學、學院紀律應付差事、大學辦學封閉化和僵化等現象，由此導致大學質量的信任危機。因此，大學的“一流”價值取向和質量話語也不得不進行調整。

二、作為精神貴族的“一流”

像理性一樣，文化對大學起著特定的整合作用，大學系縛于民族國家，強調作為精神貴族的“一流”和國家有限干預的質量保障話語的合法化。

(一)文化理念的確立與發展：對民族國家的呼應

“古代歷史基本上是城邦的歷史，中世紀是普世世界國家的歷史，近代歷史是民族國家的歷史?！盵11]在近代之前，羅馬教皇凌駕于城邦之上，之后形成基督教的統治結構，它將整個歐洲社會聯合成一個政治體系。但是，宗教改革和工業革命動搖了基于基督教形成的聯合政治體系，形成基于不同文化下的民族國家。這種社會文化結構的轉變，影響認知結構的變化，進而引出新的話語和文化模式。在某種程度上，大學加速了這一進程的演變。有學者認為[12]16：

基于民族國家的大學在建立民族特征的自主文化根基上起了重要作用；與此相對應的則是認知結構的改變，引出新的文化模式，引發機構的革新，進而產生了精神貴族的文化大學模式。

柏林大學(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創始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認為，科學研究與教學相結合是柏林大學建立的首要認知和意識形態。[13]114這不僅明確了科學研究是大學的重要職責，同時也意味著認知結構的變革，科學研究成為探求真理、生產高深知識的合法途徑。大學不僅僅是一個保存、傳遞高深知識的地方，更是一個創造高深知識的場所。在提高學生修養方面，洪堡強調實施基于新人文主義精神貴族的教養教育。這意味著大學要基于學生自我修養的提高來實現民族國家文化自主性格的塑造和精神力量的培養。

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成為洪堡及其德國大學的辯護者與頌揚者。他認為有必要重申老的大學基本理念，科學應以民族和國家為前提。[14]在他看來，民族國家中的大學已經發生了文化和認知結構的改變。大學是將有志于學術的精神貴族匯聚一堂進行科學研究、知識傳播和文化教育的場所。雅斯貝爾斯認為[15]168-169：

精神貴族的意思是每個人對自己嚴格要求，并非表示高過他人和要求他人。大學里每一位教授及學生的基本意識是，他要努力工作好像被召喚去做最偉大的事業一樣，但另一方面則始終承受著不知自己能否成功的壓力。因此最好的態度是以這種想法來反省自己，嚴以律己，同時也不必過分期待得到外界的承認。

這樣，大學教育就是一個潛移默化的過程，不僅能促進教師和學生間的靈魂交流，更能幫助學生塑造個性和建構他們完整的精神貴族世界。[16]83大學的核心職責是作為文化自主和自我修養精神貴族的守門人。

“作為大學理念的文化主義者”[12]51，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雅斯貝爾斯一樣捍衛大學的文化理念。發展至20世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理性所蘊含的豐富人性被過度追求理性過濾掉了，人與世界變得更為狹隘。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海德格爾把大學看作是傳統的心聲和民族共同體認知結構的保護者。他認為，大學首先要具備保護大學本質即獲取理性和探索真理的意識，并培養能獨立走在科學最前沿且時刻保持清醒頭腦、認知能力的人。其次，在大學教育中要注重科研與教學相結合，強調科學研究在德國大學中無可替代的地位，這就意味著大學文化精神貴族理念的前提是科學研究。最后，大學應承擔起復興德國民族命運的責任。大學本質的意志是作為德國民族歷史的精神使命的科學意志。[17]129德國大學正是這樣的高校，它從科學出發，并通過科學來教育和培養德國民族命運的領導者和護衛者。[18]科學原初和完全的本質是由民族的知識、國家命運的知識和精神使命的知識共同構成。[17]133

(二)國家有限干預與質量保障話語的合法化

在這種追求文化精神貴族的“一流”價值取向下，大學質量話語出現了國家有限干預的發展特點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質量保障話語的合法化。洪堡認為，大學本身就是國家事業的一部分。[13]152大學教育在追求真理的前提下成為復興德意志民族的一種重要手段，故而國家有權對大學事務的管理進行監督。有學者提出[19]：

國家決不應指望大學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地聯系起來，而應相信大學若能完成它們的真正使命，則不僅能為政府眼前的任務服務，還會使大學在學術上不斷地提高，進而開創更廣闊的事業基地，其成效遠非政府的近前部署所能意料。

這就意味著政府對大學的管理不能影響大學內部探究高深知識的學術自由，政府可以在保證學術自由的前提下對大學事務進行適當管理。[20]雅思貝爾斯進一步指出，大學的生存要歸功于社會，要仰仗政治的關照。[16]85但是，國家與大學之間訂立的“文化契約”也意味著，如果國家對大學提出什么非分要求的話，大學也有義務義正詞嚴地拒絕，并且要把拒絕的學術原則縷述清楚。因為只有大學方面對自身理想的這種表述才能使得國家逐步了解其精神狀況，從而采取適當的行動。雅思貝爾斯特別強調在大學的勢力范圍之內，除了不可窮盡的真理之外，不尊崇任何權威。[16]173-178真正的教育總是要靠那些通過不斷自我教育從而不斷超越的教育家才能實現。教育絕不能按人為控制的計劃加以實行。[15]24海德格爾認為德國大學存在的意義不僅是發現真理和捍衛理性，還摻雜著守護民族國家命運的政治目的。[17]130這使得大學在摻雜政治目的的同時必然會受到政府部門的監督。

總體上，在文化大學理念下，“一流”的價值取向是學生通過與同伴和教授的雙向交流成長為自主的學術貴族，提高其在未知世界自由探索知識、捍衛真理的能力，并將自己同民族使命聯結在一起。教授通過教學和科研的結合，促進學生自由的發展和完美人性的塑造，為民族命運培養未來的精神貴族。然而，伴隨著高等教育的政治化進程，高等教育作為國家頭等重要的事業以及經濟與社會政策的關鍵因素，其活動原則必須符合國家需要和被廣泛接受的社會標準[21]。就狹義而言，政治化意味著大學內外的各種群體，均可以通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形式參與高等教育決策。這體現了高等教育卷入社會事務以及社會涉入高等教育的一種雙向滲透的過程與狀態。一方面，政府不斷通過使用行政權力合法地干預大學事務，大學質量及其監督機制在某種程度上演變為政府用來管理高等院校的一種政策工具。另一方面，大學越來越多地與其他行業形成聯盟，對社會做出越來越多的反應。曾經是自由理性和民族文化標志的傳統大學開始向公司性質的現代大學轉變。

三、作為績效優先的“一流”

20世紀末，隨著全球化經濟導致的跨國公司的興起，民族國家作為社會粘合劑的作用變弱。大學，特別是美國的大學不再把自己看成是民族文化的集大成者，而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強調作為績效優先的“一流”和市場競爭的質量提升話語的外在化。

(一)卓越理念的崛起與蔓延：對大學組織的再造

大學不得不策略性地回應全球競爭。排行榜，尤其是全球排行榜成為衡量大學競爭力的主要路徑，基于績效優先的卓越理念迅速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并被認可[22]。到目前為止，已有30多個國家在國家層面出臺了建設一流大學的卓越政策。但是，追求績效卓越的“一流”標志著這樣一個事實：不再有大學的概念，或更確切地說，大學這個概念已失去了它的意義。[2]51這不僅意味著大學失去了理性和文化理念時期的靈魂，還意味著現在大學需要重新發現自己是否有“腦子和身軀”[23]11。

20世紀后期，美國的政治、經濟等外部環境發生巨大變化，大學與社會、市場的關系愈發緊密，大學借助生產知識的功能活躍在國際交流和市場競爭之中?？藸?Clark Kerr)是最早認識到現代大學理念又處于轉折點的學者之一。他認為，現代美國大學既不是牛津大學，也不是柏林大學，而是世界上的一種新型組織——巨型大學。巨型大學正被號召教育數量空前的學生以滿足政府、社會、企業等的用人需求?？茖W研究在巨型大學活動中占據絕對主導位置。教師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科學研究領域，從忠于大學轉變為忠于給其提供基金的資助者；學生雖然發現自己被一套非人格化的規章籠罩著，但是，選修制和消費者的身份讓他們有機會幫助大學決定發展的領域和學科。[23]70

雷丁斯與克爾一樣將大學看作是世界上的一種新型組織，并指出它不再是民族文化理念的生產者、保護者和傳播者，而是一個官僚系統。[2]87-88根據他的觀點，思想活動及其所激活的文化正在被對市場聲譽的追求及其績效優先所替代。大學的性質不再是理性的或文化的，而是具有跨國公司的性質。在走向市場的過程中，大學從國家的意識形態機構變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經營機構，甚至類似于公司、企業。大學像企業一樣追求績效優先的卓越。換言之，“一流”的實質就是根據自由選擇、顧客導向等市場競爭的原則來改造傳統的行政管理方式，不斷提升大學的運行效率和消費者滿意度，它凸顯了績效指標的適切性及其組合形成的排名制度的重要性。

(二)市場競爭與質量提升話語的外在化

在教育市場化、產業化以及學術資本主義盛行之際，教育成為世界范圍內新型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全球范圍內的大學排名大行其道。阿特巴赫(Philip Altbach)認為：“建設一流意味著大學要適應國際高等教育體系?！盵24]但是，阿特巴赫也指出了建設一流大學的弊端：過分強調一流大學的建設可能會危害到具體大學的學術生態，導致整個大學學術系統的同質化。因為，一方面，建設一流大學可能會將精力和資源從更為重要的事情中轉移出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會給高等教育的長遠發展帶來危機；另一方面，與“一流”相對應的層次是全球，這必然要求大學與世界上最好的學術機構競爭，這樣就很難顧及國家和區域層次的發展需求。因此，大學和國家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之前需要審慎地評估自己的需求、資源和長遠的發展目標。[25]

無論怎樣，基于績效優先的“一流”標志著大學對自身命運的控制大大削弱，更加關注資源的獲取和績效排名的結果。在克爾看來，巨型大學這個名字就是某種基于效率應用標準的績效。它不再是一個“有機體”，增加或者減少部分對整體沒有影響；它更多的是一種由行政規章聯結在一起的以金錢為動力的機制。[23]167這意味著：管理者會結合市場導向，縮減難以表示績效優先的學科；校長作為調節者更多地在校外乞求財富，更多治理權流入非學術的權威之手；被稱為學科專家的教授為保障科學研究的進行，會努力爭取各種資助、出版機會以及服務買主；被稱為消費者的學生擁有更多管理學校的權力，可他們的影響一般是降低而非提高學術標準。[23]171在這種情況下，大學質量事務的管理權力進一步外移，市場借助在稀缺資源方面占據的優勢產生更為明顯的驅動作用。大學亦主動制定符合市場競爭的基于績效排名質量提升的話語體系。

綜上，隨著卓越理念的發展，大學逐漸變為一個被資本所影響、以計算績效排名為手段、基于效率應用提升質量的系統。大學的管理人員轉移精力關注排名，市場滲透限制了高等教育非市場功能的發揮，對真理的追求讓位于對收入的貪求。[26]另外，目前大多數國家制定的卓越政策只是針對少數研究型大學。這樣的政策溢出效應不僅不能提高整個民族國家高等教育生態系統的質量，還通過強化競爭而非合作的方式降低系統的整體效能和效率。[27]實際上，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不應僅僅以擁有眾多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大學為標志，而是應該構建一個多樣使命、定位明確的高質量高等教育機構網絡，以滿足不同個體、社群和國家的全面需求。這種需求的多樣性也反映了經濟體的活力和社會的健康狀況。

四、作為生態責任的“一流”

本研究追溯了大學理念及其質量話語傳遞出的價值轉變?，F代大學最初以理性理念為核心，抵抗外在的神正論，是一個可以在知識學科中自由追求真理的社會場所，強調作為自由精神的教授自治的質量內控“一流”話語。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大學與民族國家建立起新的契約關系，在知識民族化的環境中發展，以文化理念為核心，堅持科研與教學相結合，強調作為精神貴族的國家干預的質量監督“一流”話語。隨著全球化、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和知識、教育市場化的出現，大學從企業的卓越理念中找到替代民族文化的著眼點，用商品形式規范知識生產，形成了強調作為績效優先的市場競爭的質量提升“一流”話語。但是，正如學者的批評所言，作為績效優先的“一流”措辭存在泛化和盲目的巨大風險?；谟嬎憧冃琶馁|量話語會造成高等教育系統的潛在破壞。盡管我們不可能退回到已經失落的理性和文化時代，但是，進一步明確“一流”當下和未來的本質，直面問題與不足，調和大學內外部主體間的關系是必須的。我們永遠不能忘記，支撐一種大學系統的終極理念更多地來自未知而非已知。[28]

(一)大學理念的“生態”意蘊：對大學使命的新詮釋

早在21世紀初，就有學者提出我們已經跨越“后現代”進入了“超現代”，這是一個流變的世界，是一個全球知識經濟與學習經濟的世界。[29]其中，知識資本是核心?？ɡ拍崴?Elias Carayannis))和坎貝爾(David Campbell)就是在這樣一種知識全球本土化情境中構建了“知識生產模式3和五螺旋創新生態系統”，強調當今的大學不再是社會活動邊緣的象牙塔，而是作為一個重要的資本子系統，與產業、政府、社會和自然環境等資本子系統一起構建了復雜的五螺旋系統，共同關注社會與自然的協同演進，勾畫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30]以大學為核心的高等教育系統是“知識生產模式3和五螺旋創新生態系統”運行的邏輯源點。大學要努力尋求各種創新方式，整合不同的知識生產與應用，進而鼓勵多樣性與異質性，與產業、政府、社會和自然環境協同發展，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這樣大學中的所有學科，尤其是那些能夠融合人文與自然科學的跨學科和超學科，才能對提升未來的創新能力產生至關重要的影響。這些領域不僅能夠推動創新，還能夠為解決當下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生態問題提供重要的解決方案。

如果說卡拉雅尼斯和坎貝爾更為強調作為社會子系統的大學與其他子系統之間的生態關系，那么，巴尼特(Ronald Barnett)則更為強調高等教育系統中的每一所大學都應承擔的社會生態責任。巴尼特大學理念的理論傳統源自德國和英國，并借鑒當代學者在哲學層面探討的生態學和當代哲學家關于批判理論和批判現實主義的討論，結合當今大學所處的獨特封閉與開放空間，總結了目前大學遭遇的認知和社會兩方面的雙重削弱：一方面大學已經喪失了對知識和理性的保障，另一方面大學也不再是社會上被清晰合法界定的有價值的組織。[31]5在此基礎上，巴尼特提出了大學的生態理念，他強調：大學內部的科研、教學、課程、學生及其學習等應與更廣闊的外部世界緊密聯結；知識、學習、經濟、文化、人、社會以及自然環境與大學一起，構成了大學的深層生態學。因為這7項生態系統內在地嵌入于大學之中，所以每一所大學都能發現其潛在的生態發展機會。同時，這種潛在的機會只有當大學本著生態精神和智慧心無旁騖地參與時才能被發現。生態大學本質上就是倫理大學，需要想象和勇氣，是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批判主義與激進主義的有機結合。生態大學應承擔起如下正義職責：創造更公平的經濟環境，創建更開放的思想交流平臺，讓文化更富有生命力，讓學習體驗更具解放性，讓社會制度更為有效，將人視為目的而非消費者，形塑一種指向生命價值、以人為本的科學體系和一種為地球上所有生命提供更多可能性的自然環境。[31]26-28巴尼特指出，生態大學雖然不可能完全實現，是一個烏托邦，但卻是一個可行的烏托邦。

(二)多元協同創新與質量治理話語的一體化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大學的“一流”取向和質量話語體系正在逐步發生改變?？ɡ拍崴购涂藏悹柍珜г诖髮W內部和高等教育系統內外實施質量治理。[32]27即通過強調高等教育系統內外的潛在認知結構、認知基礎和認知范式，將目前泛化的質量保障、提升和管理聚焦到質量自身，進而提升大學和其他類型高等教育的適應性與創造性，進一步支持知識生產、應用與創新的多元性與異質性。其中，治理強調的是在去權威的情境中相互依賴、持續互動地制定并執行決策的過程網絡。當今，高等教育治理的本質應將“科學是一種公共產品”和“科學是一個網絡”以及“學生是正在成長著的成年人”作為有機體，協同創新和演進，建立和推廣高等教育機構間以及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其他系統之間的生態發展網絡，強調自我導向與自我組織的能力，明確地聚焦于聯合問題的識別與解決，組織學習和傳播前沿知識，采取能凸顯柔性、分散領導力的團隊合作模式。通過審視質量的潛在生態認知結構，治理視角下的高等教育質量就有其內在的合法性。高等教育創造、生產、應用和傳播知識的質量的具體維度包括“質量、效能和效率、適切性，生存力與可持續性”[32]51-52。其中，質量強調學術卓越和問題解決；效能和效率強調科學研究的高深和前沿；適切性一方面強調與高等教育組織內在邏輯的適切性，另一方面強調與社會、經濟、自然環境等應用目的的生態適切性；生存力與可持續性指未來的組織與制度環境的生態發展特征?；诖髮W理念的充分性標準，即制度適應性、能力與機遇的契合性和限制性、時效性、地區性、特殊性、普遍性、應激性、福祉性、批判性與可行性，巴尼特指出生態大學理念可以處理真實性與責任性之間的張力，建構以自身主體為中心的聯結大學7項生態系統的關聯網絡，以社會責任實現大學與現有生態系統的共同利益。[33]

總體上，治理無論是作為概念上的還是實踐中的大學質量話語體系，本質上是生態、開放和責任的代名詞。但是，如果大學以及其置身其中的世界對未來沒有充分的想象，那么就會出現巴尼特所言的“實質上和程序上的認知混淆”[31]177。這種想象一方面源自對過去的反思，另一方面則源自對現實的知識、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自然環境，特別是對人文和人性的理解?？紤]到歷史傳統的繼承性和未來變革的可能性，我們認為，大學應在傳承理性與文化理念的基礎上，切實將高深知識和學習體驗作為其核心，與產業、政府、社會以及自然環境協同演進，建構包容開放的創新生態系統，開展松散耦合共同體的質量治理。只有這樣，大學才能在未知世界中一往無前地應變、反思與擔當，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發展中的困境，并推動高等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系統向全新的發展階段或形態躍遷。

一流大學建設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教育發展的共同趨勢和本土改革的強烈訴求，但是，何謂“一流”，學界依然存在爭議?！耙涣鳌本哂絮r明的歷史性、文化性和價值導向性的特點，大學的“一流”取向與特定時期的大學理念及其思想表征的質量話語相互關聯?；趯ξ鞣綄W者觀點的系統考察，“一流”的大學理念核心由“理性”轉向“文化”再轉向“卓越”并可能達至“生態”，與之相對的大學質量話語也呈現出由教授自治的內控轉向國家干預的監督再轉向市場競爭的提升，進而達致松散耦合協同治理的流變軌跡。從現實的大學實踐議程來看，基于歷史演進視角分析的理性、文化、卓越與生態大學理念及其相對應的質量話語和質量評價，并非絕對的界限分明，而是包含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大學、高等教育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正如布魯貝克(John Brubacher)所言：“我不相信會有一種可以通過共同捍衛其純潔性而永世可靠的、單一的、不變的、理想的大學理念?！盵34]因此，現代意義上的“一流”價值取向與質量話語也應該從大學教育實踐出發整合并體現傳統精英氣質和現代卓越應用的兩幅面孔，產生有思想的行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為應對時代變革帶來的不確定性與復雜性，面向未來的“一流”大學應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秉持生態發展理念，體現多元治理的質量話語。當前，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政策框架下，高等教育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為中國學界研究的熱點與難點問題。本研究既契合了西方學者對于大學質量多元協同治理的話語轉向，也體現了鮮明的公共政策驅動與高校能力本位相互結合的本土特點。在這個意義上，加強對“一流”大學的學理比較分析，有助于為超越“一流”的西方維度，推進建構中國特色的“一流”大學發展模式提供空間與可能?！?/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