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21年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關系研究

郭孟子，李紫航，陳湘婉，陳藝璇，湯質如

安徽醫科大學衛生管理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2

中醫藥衛生資源是我國獨特且具有巨大潛力的經濟資源［1］，對經濟發展有著重要影響。中醫藥服務水平與經濟展水平是相互影響的兩個系統，二者的協調發展對于社會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至關重要［2］。協調發展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中提出的新發展理念之一［3］，是一個長期性基礎性理論研究與管理實踐命題［4］。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中醫藥傳承創新的重要陣地，在中醫藥發展大局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戰略地位［5］。在推動長三角地區一體化發展的過程中，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適應性成為重點關注的問題?，F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醫藥服務能力評價指標的構建［6-7］、中醫藥服務能力現狀的調查［8-9］，以及中醫藥服務能力的影響因素分析［10-11］。此外，張鳳鑾等［12］構建了耦合協調模型，對我國中醫藥人力資源的耦合協調度進行了實證研究；梁錦峰等［13］在全國范圍內，從宏觀層面探討了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之間的關系。然而，基于耦合協調理論對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進行關聯分析的研究較少，特別是針對特定發展區域，如長三角地區（包括上海、江蘇、浙江、安徽）的研究報道尤為匱乏。因此，本文旨在利用耦合協調模型，計算過去五年長三角地區各省份的綜合評價指數和耦合協調度，探討其空間相關性，以推動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為推進長三角地區的經濟提升和中醫藥創新發展提供更具生命力和持久性的政策參考。

一、資料和方法

（一）資料來源

依據《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的區域劃分標準，選取長三角地區為研究對象，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和經濟發展的評價指標數據來源于2018—2022 年的《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對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后，計算指標權重；利用指標權重，計算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值；將綜合評價值代入耦合評價模型，依據耦合協調層次劃分表，劃分各區域耦合協調等級。為更好評價相對發展狀況，引入相對發展度R?；隈詈蠀f調度，可進一步運用全局莫蘭指數（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蘭指數（local Moran’s I），探究系統的空間關聯和分布特征，具體研究方法如下。

1.數據標準化

由于不同指標具有不同的量綱，它們之間缺乏可比性。本研究采用極差法對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可以將各個指標的值映射到相同的范圍，以便進行后續的計算和比較。對于正向指標和負向指標，采取不同的處理方法。中醫院平均住院日和恩格爾系數是負向指標，而其他指標是正向指標。為了避免0 值對后續計算的影響，在處理后的數據上加上0.001。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i表示地區，j表示評價指標，Xij表示原始數據，maxXij和minXij分別為j指標序列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確定指標權重

依據以往研究［14］，采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

3.耦合協調分析

計算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值：

U1為中醫藥服務能力的綜合評價值，U2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值。Ui值越大，說明系統發展層次越高。

耦合評價模型［15］：

其中，耦合度（C）的取值范圍為0～1，數值越大表示系統間的耦合程度越高；T表示協調綜合指數；α、β是待定權數，用來平衡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滿足α＋β=1，本研究認為二者具有相同重要性，因此待定權數設為相等，即α=β=0.5；根據耦合協調度（D）數值劃分耦合協調的層次和程度。參考以往的研究成果，對耦合協調的類型進行劃分，見表1。

表1 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層次劃分表

4.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的相對發展度

為了更好評價系統的相對發展狀況，本研究引入了相對發展度R，計算公式為R=U1/U2。其中，R≤0.80 表示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滯后于區域經濟發展；0.80＜R＜1.20表示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相互促進；R≥1.20表示區域經濟發展滯后于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

5.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度的空間自相關分析

基于耦合協調度分析結果，可運用全局莫蘭指數和局部莫蘭指數，探究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協調度的空間關聯和分布特征。莫蘭指數取值范圍為［-1，1］，當全局莫蘭指數＜0，表示區域間存在明顯差異，呈趨異聚集；當全局莫蘭指數〉0，表示有空間正相關聯系，呈趨同聚集；當全局莫蘭指數=0，表示屬性值在空間上隨機分布［16］。通過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可以探究哪些省份在空間上形成了耦合協調的聚集性。本研究使用Arc GIS 軟件進行空間自相關分析。

（三）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

基于數據可得性、科學性和合理性等原則，通過文獻閱讀、專家咨詢、系統分析等方式，明確相關指標體系的構成［17-20］。依據《“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相關要求選擇中醫藥服務能力評價指標，并結合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新時代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理念與新要求，從中醫藥衛生資源配置、中醫藥服務量和中醫藥服務效率這三個維度選取11 個指標來評價長三角地區的中醫藥服務能力。另外，從經濟總量、經濟結構和經濟效益這三個維度選取9個指標綜合評價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發展。具體指標見表2。

表2 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二、結果

（一）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得分與相對發展程度

2017—2021 年，長三角地區4 個省份的中醫藥服務能力綜合評價得分（U1）、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綜合評價得分（U2）及相對發展度（R）如表3所示。結果顯示，除2017年和2018年區域經濟發展滯后，2019—2021年長三角地區整體上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呈同步發展，R值逐年減小。具體來說，上海市的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相對滯后，江蘇省的發展相對同步，安徽省的區域經濟發展滯后，浙江省則由原先的區域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同步發展，這與梁錦峰等［13］的研究結果一致。

表3 2017—2021 年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綜合得分及相對發展程度

（二）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度與耦合協調度

2021年與2017年相比，長三角地區的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值整體變動幅度不大。長三角地區各省份的耦合度接近于1，表示系統協作具有較高強度。根據耦合協調度，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向更高層次協調發展邁進，上海市維持在初級協調層次（表4）。

表4 2017—2021 年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度與耦合協調程度

根據不同年份的耦合協調度結果來看，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從初級協調上升為中級協調，整體呈穩定上升趨勢。2021 年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耦合的協調度整體值比2017 年增加了0.087 6（圖1）。

圖1 2017—2021 年綜合評價指數、耦合度及耦合協調度發展趨勢

（三）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全域及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

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全局莫蘭指數在2020—2021 年均小于0，且P值均小于0.05，整體在-0.600 左右變化（表5）。根據表6 的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結果，可以看到在2020—2021 年，上海市和安徽省被分類為低—高聚集的省份。

表5 2017—2021 年全局莫蘭指數

表6 2017—2021 年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空間聚集模式

三、討論

（一）長三角地區的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同步發展，但中醫藥服務能力趨向滯后發展

2021 年長三角地區的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相對發展度均值為1.038 2，保持了同步發展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長三角地區的中醫藥發展得益于國家對中醫藥事業的政策支持，包括《“十四五”中醫藥發展規劃》（2022 年）、《中醫藥振興發展重大工程實施方案》（2023 年），以及滬蘇浙皖聯合印發的《協同推進長三角中醫藥一體化高質量發展行動方案》（2021 年）。另一方面在于長三角地區不斷增加對中醫藥資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財力等）的投入，推動中醫藥服務機構產業的優化和升級。同時，居民的中醫藥健康素養不斷提升，促使中醫藥服務能力不斷提高。以上綜合因素使中醫藥資源優勢得以轉化為產業優勢，從而反哺區域經濟發展，由此促成了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的同步發展局面。但應注意的是，相對發展度數值逐年下降，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趨向滯后發展。

具體來說，上海市的中醫藥發展相對滯后，江蘇省的發展相對同步，安徽省的區域經濟發展滯后，而浙江省由原先的區域經濟發展滯后轉變為同步發展。表明上海市中醫藥發展尚未與經濟發展保持同步，安徽省經濟發展較中醫藥發展落后，江蘇省和浙江省更注重中醫藥發展，并且在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方面也具有優勢，有助于推動中醫藥與區域經濟的協同發展。

（二）長三角地區的耦合協調度呈現穩中有升的趨勢，但仍有提升空間

2017—2020 年，長三角地區的兩個系統整體耦合協調度處于初級協調階段。隨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和中醫藥服務能力的提升，兩者之間的差距不斷縮小，從而提高了耦合協調度。到2021 年，長三角地區的兩個系統整體耦合協調度已提升至中級協調階段，整體呈現穩中有升的趨勢。

具體來看，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在協調發展上邁向更高層次，上海市則維持在初級協調層次，仍有提升空間［21］。原因在于江蘇省頒布了《江蘇省中醫藥條例》，提出加強中醫藥服務體系建設，提供覆蓋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醫藥服務。浙江省創新中醫醫療服務模式，推動“互聯網＋”中醫醫療，發展了中醫遠程醫療、移動醫療、智慧醫療等新型醫療服務模式。安徽省擁有豐富的中醫藥資源和深厚的中藥文化底蘊，近年來實施了“打造世界中醫藥之都，促進中醫藥強省建設”戰略，從而提高了中醫藥發展水平。上海市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普遍維持在初級協調層次，其耦合協調性能有待進一步優化。從地域角度看，中醫藥在長三角地區具有資源優勢、環境優勢、需求優勢和文化優勢［22］，中醫藥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創新與長三角地區密切相關。應看到，長三角地區耦合協調度處于中級協調階段，和高層次的優質協同仍有較大差距。

（三）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度存在空間負相關性

根據全局莫蘭指數和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的結果，2020—2021 年長三角地區各省份之間存在空間異質性和趨異聚集的現象?？臻g自相關程度整體趨于不變，表明各省份之間存在穩定的空間負向協調關系，即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可能對鄰近省份的發展產生負面影響。這種現象的原因在于各省份之間的中醫藥服務能力和區域經濟發展缺乏優質的雙向交流與合作，無法形成有效的正向促進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23］，長三角地區各要素之間的空間聯系更加緊密。然而，隨著國內發展階段和國際發展環境的變化，現有的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已不完全適應當前階段的高質量發展要求。

具體來看，上海市和安徽省呈現低—高聚集模式，表明這些省份的耦合協調度水平較低，而其周邊省份卻展現較高水平的耦合協調。原因在于上海市經濟發展迅速，中醫藥服務能力未能跟上經濟發展的步伐，使得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脫節現象”，阻礙了協調水平的提升。安徽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再加上地理環境和交通便利性等因素，形成了“中部塌陷”［24］的趨勢，周圍省份對安徽省的人才和中醫藥資源存在“虹吸效應”，這可能導致當地中醫藥資源的浪費和配置效率較低，而其他區域的中醫藥醫療資源則相對緊張。政府在醫療衛生方面的投入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經濟實力［25］。江蘇省和浙江省較為發達的經濟為當地中醫藥服務能力的發展提供了支持，從而促進了二者的協同發展。

四、建 議

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存在相互影響和相互制約的關系，評估二者的耦合協調發展狀況是評價其可持續發展水平的重要標準。為促進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的長遠可持續發展，提出以下建議。

（一）倡導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高質量協調發展

2023年10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進一步推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26］，作為長江經濟帶的重要組成部分，長三角地區應提升對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態的研究，倡導二者高質量協調發展，以滿足日益增長的中醫藥服務需求?？紤]到不同時期的區域經濟社會需求，應制定合理的中醫藥衛生資源配置政策，與經濟發展同步，實現有效互動。例如，針對安徽省經濟發展滯后、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超前現象，應結合其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保持適當的中醫藥服務能力發展水平，避免服務冗余和錯誤；上海市應在關注經濟發展的同時，利用其中醫藥資源優勢，制定相關政策，促進中醫藥的發展。

（二）積極提升中醫藥服務能力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拓展耦合協調度的上升空間

2017—2021 年，盡管長三角地區的耦合協調度穩步增加，但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黨的二十大提出了關于推動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重要論述。盡管長三角地區富含中醫藥資源，但目前受眾較少和標準化發展程度較低。應借助文化傳播力量提高中醫藥的知名度，并提升中醫藥機構的服務水平。利用“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機會，可提高長三角地區中醫藥的對外交流和合作質量，加強海外的中醫藥文化傳播。在上海市，其耦合協調等級趨于穩定，可以此為基礎，構建國家級中醫藥產業基地，快速建設區域醫療中心，從而實現顯著的提升。同時，也應抓住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所帶來的新的經濟機遇，進一步提升長三角地區中醫藥服務質量和經濟效益。在穩定提升中醫藥服務能力的基礎上，推動長三角地區中醫藥產業與第三產業的融合。如借助浙江省豐富的旅游資源，將中醫藥與旅游業結合，以提升中醫藥在第三產業中的占比。

（三）推動長三角地區各省份協調發展

針對長三角地區各省份的空間異質性和趨異聚集現象，應在提升各地自身協調發展的基礎上，注意其對周邊地區的影響，需要制定合適的發展戰略，從而實現對周邊城市的積極影響，實現“先富帶后富、區域共同富”的發展模式［27］。一方面，應加強協調度高的省份與協調度低的省份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以發揮區域學習效應。例如，作為核心區的上海市可以帶動其他省份，實現區域間的均衡發展和結構調整，推動區域一體化。另一方面，在制定中醫藥服務與經濟發展的干預措施時，應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尤其是兩個系統的空間聚集模式，充分考慮到各省份之間的差異。在低—高聚集模式的地區，如上海市和安徽省，政府應確保中醫藥政策的落實，同時保證中醫藥服務能力的提升。對于經濟欠發達且中醫藥資源匱乏的地區，需要更大力度的支持，比如建立“長三角優質中醫藥醫師聯盟”和“長三角名中醫診療中心”，實現經驗、技術和知識的共享，促進優質中醫藥資源下沉。此外，各省份還應提升自身的中醫藥服務能力，發揮各自的優勢。例如，安徽省可以利用其勞動力成本優勢，接收長三角其他省份的制造業轉移，以提升自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在獲取外部支持的同時，也應提升自身的創新發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