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轉型與中國應對

羅會鈞 查云龍

(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長沙 410083)

作為一種模擬人類智能行為的顛覆性技術形態,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有可能推動人類社會運行模式和發展形態發生深層次、根本性的變革,并對全球治理施加復雜影響,甚至改變全球治理的內涵與形式,引發全球治理的“治變”。近年來,學界已對全球治理“智變”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就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的沖擊、人工智能在全球治理中的價值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前瞻性研究,加深了我們對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認知。不過,系統研究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轉型的成果還不多,對中國因應的思考也有待進一步加強。鑒于此,本文擬基于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的影響,探討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適應性變革,并就中國應對提出初步建議。

一、 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的初步影響

當前,人類社會正快速步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如何維護世界安全、如何增進人類福祉的復雜治理問題。在人工智能影響下,全球治理進入機遇與挑戰并存的新時期。一方面,人工智能將釋放巨大能量,從物質基礎和技術手段等領域賦能全球治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也為全球治理帶來新的不確定性風險和挑戰,對全球治理有效性、適應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工智能作為全球治理的新變量,將在一定程度上重塑全球治理的面貌。

(一) 加深全球治理的不平等性

國際政治理論強調人類社會是相互依存的整體,但在結構上的權力并不平等,一般認為,全球治理中的權力是向發達國家和精英群體傾斜的。在人工智能時代,“智能鴻溝”會拉大先進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的差距以及社會精英與社會大眾之間的差距,進而加深全球治理的不平等性。

一是加深了全球治理“精英—大眾”間的不平等矛盾。人工智能具有高專業門檻特征,普羅大眾難以實質性參與治理進程,精英治理成為全球治理實踐的邏輯必然。在人工智能時代,掌握核心科技資源的創新技術人才成為技術精英,作為知識權威占據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領域,同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一道左右著全球治理的走向。資源和信息的不對稱可能引發利益分配不均,將精英群體和社會大眾之間的緊張關系上升為社會結構化對立。從逐漸疏離到強化對立的過程事實上成為社會階層結構的固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反智主義思潮獲得發展空間。反智主義是一種特殊社會思潮和文化現象,主要表現為對知識權威及其所追求的價值觀的敵意和不信任,具有強烈的反理性、反精英色彩,學界普遍認為反智主義的興起與社會階層結構的嬗變高度相關。(1)闞道遠、梁靖宇: 《歐美反智主義的興起: 一個社會階層結構嬗變的視角》,《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52卷第4期,第82—93頁。在人工智能領域,專家的意見顯得格外關鍵,而反智主義的核心訴求就是反專家及專業知識,隨著人工智能負面問題的不斷暴露,反智主義對精英階層的理念和技術專家的知識的攻擊恐將日趨激烈。反智主義已經成為社會大眾對精英治理不滿的一個發泄口,反智主義的激烈度直接反映著“精英—大眾”不平等矛盾的強度。

二是加深了全球治理“中心—外圍”的不平等矛盾。全球治理存在著“中心—外圍”的結構性矛盾,雖然中心國家的權力大于外圍國家,但全球治理目標的實現需要多元主體基于一定的價值認同基礎,來達成全球一致的行動。實踐證明,處于權力結構從屬地位的治理主體也有清晰的價值主張,然而,當西方世界視西方價值觀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全球價值共識時,并沒有滿足多元主體不同的價值訴求,這對外圍國家來說是極不平等的?？梢?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中心—外圍”的分化問題不僅得不到解決,反而可能進一步加劇,居于權力結構中心的國家可能將獲得全球治理中的“寡頭壟斷權”。在國際政治發展中,不平等不僅來自政治、經濟或文化的實力,更來自科學技術的支配性權力,技術上的“高人一等”是最不容易被超越的優勢,因而是更穩固的權力來源,也最受霸權國的重視。人工智能時代,科技霸權將進一步激發西方世界的優越感,其構建“以西為尊”的全球文明與價值秩序的企圖將更為強烈,這對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來說是致命的打擊。

(二) 加劇全球治理的“泛安全化”問題

安全始終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議題之一,但學界對安全概念及適用范圍的分歧與爭議卻是史無前例的。所謂“泛安全化”就是泛化安全概念及適用范圍,這種濫用安全概念的行為實質上不承認安全議題有邊界,追求的是“絕對”的安全狀態。盡管過度安全化并不鮮見,但在人工智能影響下,全球治理“泛安全化”的問題值得高度關注。

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和大規模應用的當下,安全問題再一次實現“C位出道”,維護人類社會安全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核心議題。首先,發展安全的人工智能成為全球治理的前沿領域。2023年3月,世界著名的安全機構——生命未來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發布了一紙題為《暫停大型人工智能實驗的公開信》(Pause Giant AI Experiments: An Open Letter)的請愿書,呼吁所有AI實驗室立即暫停至少6個月的時間,不要訓練比GPT-4更強大的AI系統。包括“人工智能教父”杰弗里·辛頓、特斯拉和X(原名為推特)CEO埃隆·馬斯克、圖靈獎得主約書亞·本希奧等人紛紛簽字,表達支持和關切。人工智能引發的安全挑戰和風險,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全球治理安全性的擔憂。暫停是為了更好的前行,旨在技術層面來解決包括如何發展人工智能、如何使用人工智能,以及如何監管人工智能等問題,目的是發展安全、可信、可靠和可擴展的AI技術。其次,霸權國在安全泛化論域下追求自身“絕對安全”。在安全上,美國的目標是確保美國保持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領先地位和壟斷收益,保持世界霸主地位,打壓潛在大國的發展?！爸辉S美國創新,不讓別國進步”的科技霸權主義甚囂塵上,以國家安全為由,不擇手段地發動“科技冷戰”、拉起“數字鐵幕”,將人工智能發展應用上升為國際競爭的主要內容,這種將技術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錯誤行為,嚴重干擾全球發展和安全合作,對全球治理進程和各國人民福祉造成嚴重沖擊,消極影響是不容低估的。再次,在人工智能時代,“安全碎片化”問題越發凸顯,對監管的要求越來越高。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應用場景的碎片化帶來的算法多樣化的挑戰,另一方面是人工智能終端和產品的碎片化帶來的攻防不對等挑戰。這種“孤島式”碎片化帶來的安全隱患,對全球治理的負面影響是巨大且顯而易見的,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規則、路徑和效果都難以走出碎片化的狀態。最后,當前人工智能還處于起步階段,所探討的都是潛在的問題,對其進行準確畫像還很困難,但是從發展趨勢看,人工智能安全問題在不遠的將來可能會成為全球治理的現實問題,對全球治理能力形成考驗。

(三) 加重全球治理的失靈危機

全球治理失靈即治理在全球層面失去效力,反映為各類全球性問題挑戰不斷產生和積累,出現全球治理赤字日益嚴重、世界秩序日益失調的狀態。(2)秦亞青: 《全球治理失靈與秩序理念的重建》,《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第4—18頁。人工智能作為新一輪產業變革的核心驅動力,將進一步釋放歷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積蓄的巨大能量,受益于此,人類社會得以將更多的財力、物力投入到全球治理領域,擴大全球治理供給,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治理效果自然增強,相反,目前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全球治理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全球治理失靈的風險在上升。

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要求更為充分的國際合作。在叢林法則下,自主性是國家生存的原則,因此全球合作不充分是“自然狀態”。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空間依然難以開拓。一是政治博弈的介入加劇了全球戰略分歧。面對新的時代背景,全球治理規則競爭成為爭奪全球治理權的關鍵,這將在極大程度上加劇國際競爭并激化大國矛盾。當前,不同國家對人工智能顯然有不同的戰略利益解讀,目標上的分歧正制造國際社會的分裂,破壞國際合作,成為阻礙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向縱深推進的最大挑戰。二是大國領導力缺失將制約全球治理能力的提升。今天的超級大國并沒有將重心放在應對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上,而是視人工智能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工具。超級大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缺位消解了世界各國的努力,即便新興大國就全球治理發揮新的領導力量,也只是在彌補大國退出造成的領導力缺口,并沒有增加領導力總量,因此全球領導力赤字呈現整體上升的趨勢。

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對全球治理體系的適應性要求也更高。全球治理需要適應人工智能帶來的新變化新趨勢,方能有效應對出現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但當前的全球治理體系適應性不足。一是全球治理體系未能體現權力的消長和分布變化。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權力發展趨勢出現兩大新變化,一方面,新興大國的快速發展重塑了全球權力結構格局,另一方面,權力不斷從正式制度向非正式制度流散?，F行全球治理體系未能體現這些變化趨勢,將會影響守成國與新興大國的互動,成為推動全球治理國際合作的制約因素。二是面對人工智能的沖擊,現有治理方法和手段也存在失能的風險。人工智能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技術進步的速度超過治理體系和能力更新的速度,由于人工智能自身算法不可控,以及應用場景和領域不通用,因而技術監管的難度極高。今天,各種習俗、慣例、文化和價值理念等非正式制度對全球治理的影響越來越大,(3)薛安偉、張道根: 《全球治理的主要趨勢、誘因及其改革》,《國際經濟評論》2020年第1期,第94—107頁。但全球治理還沒有適應這一變化,治理手段的創新不足,治理能力的迭代優化也遠未實現?？傊?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全球治理的面貌,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做出適應性改革變得更加迫切。

二、 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的轉型趨勢

雖然當前學術界對全球治理仍沒有統一的定義,但一般認為,全球治理是指多元化、多層次的治理主體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制,共同解決全球性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秩序,增進彼此利益、促進共同發展。全球治理至少應包括“治理主體”“治理客體”“治理手段”三個核心要素也已是基本共識。面對人工智能革命性沖擊,全球治理面臨著智能化轉型,未來全球治理在治理主體、治理對象、治理模式等三個方面的發展趨勢值得關注。

(一) 全球治理主體的權力結構發生深刻轉型

全球治理格局以國際權力格局為基礎,主體權力分布消長變化是全球治理轉型的動因和主要內容。參與全球治理的主體可分為主權國家行為體和非主權國家行為體兩類,各主體在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來說,主權國家行為體全球治理權高于非主權國家行為體,發達國家高于發展中國家。由于人工智能會加速全球化進程并加劇全球發展的不平衡性,全球治理主體權力結構將出現新的分布。從主權國家主體來看,在智能時代,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所占的全球份額逐年增長,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提升。從非主權國家行為體來看,一是非國家行為體的數量愈來愈多,二是領域專業化趨勢明顯,三是能力和影響力更強,成為全球治理主體結構中的最大變量。

第一,主權國家的權力消長與互動出現新的發展趨勢。國家實力對比變化會引起國家間權力再分配,而權力轉移是全球治理格局轉型的決定性因素,在人工智能影響下,權力轉移進程將加速。一方面,中國有望保持對其他國家的競爭優勢。據普華永道的測算,由于人工智能的加速發展和應用,中國有望成為人工智能的最大受益國之一,總獲益相當于7萬億美元,占據全球增長比例的44.3%(見表1)。(4)Pricewaterhouse Coopers,Sizing the Prize,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analytics/assets/pwc-ai-analysis-sizing-the-prize-report.pdf, April 19, 2023.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將會助推發展中國家經濟適度發展。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認為,人工智能發展的受益并不均衡,領先的人工智能國家可以額外獲得20%至25%的凈經濟效益,而發展中國家能獲得約5%至15%的經濟效益,實現自身積累。(5)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Notes from the AI Frontier: Modeling the Impact of AI on the World Economy,” September 4, 2018,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artificial-intelligence/notes-from-the-AI-frontier-modeling-the-impact-of-ai-on-the-world-economy, April 26, 2023.隨著總體實力的不斷增強,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已成長為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轉型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主體結構出現歷史性變化。

表1 2030年人工智能對全球GDP的影響(按地區劃分)

第二,以科技巨頭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的治理權在快速增長。在人工智能時代,參與全球治理的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人工智能行業的領軍企業等非主權國家行為體的權力有所擴大,尤其是大型人工智能企業在全球治理進程中的作用將更加突出。高科技跨國公司是新科技革命最主要的載體,對科技發展起著其他組織形式無法替代的作用,在技術、資金、市場三大方面都有優勢的跨國公司便有著超級權力。(6)蔡翠紅: 《高科技跨國公司的全球影響力探究》,《人民論壇》2019年第34期,第34—37頁。在人工智能深度影響下,這些企業在全球治理中的發言權將大增。一方面,高科技巨頭在人工智能發展布局、技術創新、推動完善國際規則和標準等方面有很大的話語權,是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領域的知識權威;另一方面,它們還能為解決全球性問題提供專業的技術支撐和科技服務,是全球治理智能解決方案的技術提供者。雖然全球治理的核心機制仍由主權國家來主導,但僅靠各國政府已很難圓滿解決人工智能時代復雜的全球性問題,未來,以人工智能巨頭為代表的非國家行為體扮演著日益重要的跨國協調角色,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全球治理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依賴全球治理各類主體的充分合作。

(二) 全球治理對象從“確定性風險”走向“不確定性風險”

不確定性是當前國際政治的特征之一,也是全球治理發展的主要表征。(7)一般認為,不確定性是指事先不能準確知道某個事件或行為的結果,表示未來發展的可變性和偶然性。國際問題研究語境下的不確定性通常是指國際關系和全球治理中的那些難以確切認知或不可有效預測、沒有規律和必然性可循的現象、狀態、結果和趨勢。參見吳志成: 《保持戰略定力應對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變化》,《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20年第10期,第41—45頁。全球治理不確定性的出場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但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是加劇全球治理不確定性的重要誘因和加速器?；谌斯ぶ悄芗夹g特征的新風險正在深層次上推高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出乎意料”的新挑戰層出不窮,“黑天鵝”事件逐漸成為新常態,另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影響下,全球治理的傳統風險也不斷聚集聯動,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梢哉f,人工智能時代是全球治理不確定性不斷上升的時代。

一是人工智能發展應用中存在較大的技術風險。當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尚處于弱人工智能階段(也普遍被稱為第二代人工智能階段),存在不可解釋,不可預測,以及魯棒性差等問題,這會導致部分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后果具有不確定性。一方面,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本身具有不安全性,且很難被預先發現或者覺察,改變其算法模型中的任意一個權重、結點或層數,可能都會對整個模型的表現產生難以預測的影響。人工智能算法的不安全性,導致人工智能在實際使用中處于不可控狀態,由于數據幾乎不可避免會混入誤差,導致計算結果病態化,在過度依賴人工智能而缺少人為干預的情況下,計算結果和實際情況會出現很大偏差,所以人工智能的行為決策也往往不可靠。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統的非魯棒性使其易受攻擊。如果有人惡意利用智能系統魯棒性差的缺陷來對算法進行攻擊,就將導致基于該算法的人工智能系統失效,甚至可以做出諸如“深度造假”等一系列破壞行為。與傳統的公共安全(例如核技術)需要強大的基礎設施作為支撐不同,人工智能以計算機和互聯網為依托,無需昂貴的基礎設施就能造成安全威脅。以較小的技術難度就能造成較大的安全風險,這是人工智能治理面臨的嚴峻現實。人工智能之于人類社會還是個新生事物,人們對它的發展規律和特征的認知還不甚明確,但深度學習算法的不透明、不可控以及不可靠等弊端帶來全球治理議題的不確定性,無疑將增加未來全球治理的難度。

二是人工智能可能會深刻改變全球性問題的表現形式并加大其復雜程度,進而增加全球不穩定因素,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應勢增加。在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舊秩序下,全球發展存在諸多結構性矛盾,人工智能發展應用的負外部性將從多個方面加深這些現有矛盾,增加了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首先,大國博弈會因人工智能而加劇,導致冷戰思維沉渣泛起。世界主要發達國家都視人工智能為國際競爭的新焦點,力圖搶占人工智能發展先機,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中掌握主導權。例如,美國為維護本國的戰略利益和壟斷利潤,從政府層面出臺各種技術封鎖、脅迫、制裁等措施以限制和打壓中國科技的發展,便是典型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心態,不利于大國關系的穩定,也不利于全球的安寧與發展。其次,人工智能會進一步導致保護主義抬頭。在人工智能時代,逆全球化思潮上揚的勢頭有增無減,世界不確定性大增。當前西方國家普遍將人工智能發展與國家安全利益掛鉤,因此其推行保護主義的政治動機更強、保護主義的手段更多,措施也更堅決,既防止外國相關商品進入本國市場,又防止本國高技術產品對外出口,既有經濟手段更有行政手段。最后,數字鴻溝會擴大,導致南北差距進一步拉大。發達國家具有資金和技術積累方面的優勢,可快速利用人工智能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并利用技術賦能來吸引傳統制造業回流,而發展中國家由于數字基礎設施不完善,專業技術人員缺乏等原因,難以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和相關產業,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的差距會進一步拉大,使得南北矛盾加劇,全球不穩定因素增加,全球治理面臨巨大風險。

(三) 全球治理模式加速向敏捷治理轉型

人工智能時代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在增長,加深了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的矛盾,對現有全球治理模式造成巨大挑戰。人工智能技術具有快速更新迭代的特征,且技術本身已經超越傳統治理模式的覆蓋范疇,這就使得既有的全球治理模式“招架無力”。適應治理客體的時代性變化,提升治理適應性和靈活性應成為全球治理模式轉型的主要方向,敏捷治理為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模式的轉型提供了新的選擇。(8)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將敏捷治理定義為:“適應性強、以人為本、具有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決策,政策制定也不再局限于政府,而是越來越多的多方利益相關者的努力?！眳⒁娛澜缃洕搲?018年發布的白皮書: World Economic Forum, Agile Governance Reimagining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January, 2018,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Agile_Governance_Reimagining_Policy-making_4IR_report.pdf, October 18, 2023.

本文認為敏捷治理是基于智能技術新特征而對傳統全球治理模式進行的改良,這是一種以加強多元主體合作、完善頂層設計、實現關口前移為主要內容,允許政策快速迭代以適應全球治理的不確定性的新型治理模式。敏捷治理的治理理念更先進,治理機制得到了完善、治理目標實現了提升,有能力在更加不確定的情境下處理紛繁復雜的全球性問題。當前,敏捷治理仍是一種摸索階段的治理模式,但其基本框架已經清晰。

一是重視多元合作,強調社會共治。敏捷治理追求構建多層次的治理體系,包括政府部門、頭部企業、行業協會、研究機構、用戶群體等多元主體參與,顯然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體系要比單一維度的治理模式更能適應前沿科技所具有的快速發展迭代、日益復雜化等特征。(9)范旭、劉偉: 《“敏捷治理”: 重塑前沿科技領域治理體系》,《國家治理》2020年第35期,第28—31頁。在敏捷治理模式下,頭部企業要主動承擔主體責任,通過建立人工智能倫理委員會等形式加強內部審查,并且針對法律法規的出臺加強與政府乃至學界的交流。(10)《薛瀾教授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會治理論壇: 人工智能邁向敏捷治理,需建立政府企業間互信》,2022年9月2日,http://aiig.tsinghua.edu.cn/info/1296/1637.htm,2023年10月18日。敏捷治理的多元參與強調整體協同治理,有利于調動多主體的治理積極性,有利于提升治理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各主體在多元合作的敏捷治理框架內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仍要強調政府的引導作用。適合企業做的部分,政府要盡快放權交給市場,在需要政府主導的領域,政府要加強宏觀把控的能力,因此,傳統治理模式向敏捷治理模式轉型的關鍵是建立政府和市場的新型合作關系。

二是加強頂層設計,填補治理盲區。為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復雜性挑戰,要提出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動指南。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的影響是個“新生事物”,沒有可以參照的經驗,可以說是盲區。頂層設計的優先等級應該從人工智能治理逐漸擴展到受人工智能影響的其他全球治理領域。人工智能治理的原則框架是從零開始的,一方面要在廣泛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提出,另一方面要全面回應人工智能治理的關切,同時也應該快速反應、及時發布章程,以免規章制度滯后。自2017年以來,美國、中國、英國、歐盟等國家或地區已陸續發布人工智能發展原則和治理準則,隨著實踐的推進,全球范圍內關于人工智能治理的準則和戰略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各國和地區不再僅局限于制定宏觀層面的指導戰略,而是日益細化至各個具體層面。近年來,美國作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領頭雁,為了確保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全球領導地位,出臺的與人工智能相關的立法和規章顯著增加。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規則既要全面、精準、專業,又要快速反應及時發布,這對頂層設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為了實現對治理目標的趨近,必須加強政策的前瞻性,要允許規則試錯并允許規則快速迭代。這是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規則頂層設計面臨的重大挑戰,也是不可避免的趨勢。

三是加強源頭治理,治理關口前移。提高危機事件早發現能力是有效治理危機源頭的關鍵所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模式將發生較大轉變即由事后治理向事先預警轉變。(11)沈本秋: 《大數據與全球治理模式的創新、挑戰以及出路》,《國際觀察》2016年第3期,第15—27頁。傳統全球治理在方式上采取事中事后監管并重、以事后監管為主的路子,很難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等困境,而治理前置就是變事中事后監管為源頭治理。由于人工智能的自動化特征造成了風險預見和管理上的困難,治理前置和源頭管理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人工智能系統帶來災難性風險的情況下,事后監管措施變得無效;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發展具有隱蔽性和分散性、人工智能應用后果具有不可預知性,又讓事中監管變得難乎其難。(12)馬修U.謝勒: 《監管人工智能系統: 風險、挑戰、能力和策略》,曹建峰、李金磊譯,《信息安全與通信保密》2017年第3期,第45—71頁。治理前置需要讓包括治理對象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者都參與到實時監管中來,實現專業化、全天候、全場景的監控,并完善預案體系,為快速發展中的任何變化做好持續準備。源頭治理和事前監管是治理的一種手段,既強調“治理重在源頭”,但也不輕視“末端治理”,而是要摸清治理全流程各環節的關系聯結,確保全球風險得到良好的解決。雖然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模式的轉型剛剛起步,人們對敏捷治理的認識還不夠充分,但與傳統治理模式相比,敏捷治理模式能以更強的靈敏度和適應性來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各類全球風險挑戰,其作為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新模式的趨勢日漸明朗。

三、 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轉型的中國應對

作為顛覆性技術形態,人工智能對人類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加強全球治理以妥善應對人工智能的影響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雖然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仍具有高度不確定性,但我們可以根據已有認知,摸索人工智能背景下全球治理的應對之道。中國既是全球性大國也是人工智能發展大國,如何在未來全球治理進程中更好發揮負責任大國的作用值得期待。

(一) 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新規則的競爭,增強規則制定的國際話語權

規則制度改革是全球治理轉型的核心內容,西方國家一直以國際規則為手段主導全球治理進程。在人工智能時代,中國能否參與引領全球治理的首要條件是其能否在制定全球治理的新規則中發揮應有的作用,若只是一味地接受游戲規則,則只能扮演全球治理的邊緣角色,無法在全球治理中發揮積極主動作用,并通過更加合理的規則去約束他國。(13)龐中英、王瑞平: 《全球治理: 中國的戰略應對》,《國際問題研究》2013年第4期,第57—68頁。作為新興發展大國,被動參與全球治理不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也不利于維護發展中國家的集體利益,中國要抓住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規則變革的歷史性機遇,在全球治理中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當前,國際新規則制定的競爭已經升級,中國可以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規則來凝聚新的“北京共識”(14)“北京共識”的概念最早是美國學者對中國發展模式的概括,表明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適合中國,也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效仿的成功榜樣。本文借用這一概念來描述中國全球治理規則的全球適應性。,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權的爭奪戰。本文初步將中國倡導的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核心主張概括為三方面原則,即安全原則、福祉原則和共享原則。

安全原則是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的基本價值取向。該原則最先運用于機器人學,指機器人(人工智能技術)不得危害人類,在全球治理視域下,人工智能對安全的影響非常廣泛,既包括人工智能技術自身的安全隱患,也包括人工智能誘發的全球經濟、社會、國防、國際政治等多方面安全問題,安全原則的應用也逐漸覆蓋人工智能影響下的全球治理全過程。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之于全球治理是一個全新的且難以妥善解決的安全挑戰,不論是克服人工智能算法本身的不安全性還是加強人工智能應用的安全治理都將是長期任務。福祉原則即人工智能的發展應服務并促進人類共同福祉和利益。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除了能增加人類社會的物質財富外,還能不能解決其他重大全球性問題,以提升人類整體福祉?例如幫助人類走出經濟發展困境,以及利用“人工智能+”助力全球氣候治理、全球公共衛生治理等全球治理。以福祉原則來指導人工智能的發展應用,強調的是要建設有人文溫度的智能社會。共享原則是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全球治理成果應該由全人類共享。目前的研究普遍認為人工智能將帶來可觀的全球財富增長,但是財富在國家間的分配將更加不平衡,人工智能技術采用率高的國家受益多,反之則受益少,人工智能將進一步拉大國家間經濟總量和質量的差距。共享原則表明,只有不斷提升邊緣群體的適應性,消解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的不平衡性,才能真正推動人工智能技術造福全人類。

作為世界上人工智能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中國在推動構建科學合理的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規則體系方面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中國探索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規則,能夠為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提供重要借鑒。

(二) 以豐富的中國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實踐,助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全球治理的開展離不開充分的全球公共產品供給。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有效性不足主要表現為全球治理赤字居高不下,而全球治理赤字的實質則在于全球治理供需結構的不平衡矛盾。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實踐,隨著新型公共產品的不斷涌現,中國已經從全球公共產品消費大國轉向了供給大國。(15)曹德軍: 《中國外交轉型與全球公共物品供給》,《中國發展觀察》2017年第5期,第33—35頁。面對人工智能時代更加不確定的全球治理形勢,國際社會勢必要籌集更多優質的全球公共產品,以妥善解決各類全球性問題。作為人工智能高速發展的大國,中國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源、案例、理念和規范等全球公共產品,助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

第一,堅持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相互促進,集中力量辦好自己的事。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互促共建是由國內問題國際化和國際問題國內化雙向運行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16)方世南: 《大變局下的國家治理與全球治理》,《國家治理》2021年第Z1期,第24—27頁。在人工智能時代,各類全球性問題交織互嵌趨勢更加明顯,全球有效治理越來越有賴于各國內政的協調。未來全球治理對象將向縱深調整,這就意味著全球治理深入到各國內部,對各國內政進行調整,以解決大量的跨國性、全球性問題。(17)蔡拓: 《全球治理的反思與展望》,《天津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第108—113頁。應對好內部挑戰是中國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的關鍵。中國通過人工智能賦能國家治理是通過人工智能在國家治理中的應用,不斷增強國家治理主體的能力,進而不斷提升國家治理效能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18)許勇、黃福壽: 《人工智能賦能國家治理: 定位、邏輯與實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4卷第3期,第60—66頁。一方面,中國人工智能治理的效果直接關乎全球治理的效果,就人工智能技術治理而言,要減少負外部性、提升正外部性,至少不出現風險外溢,同時要積極探索人工智能背景下推進全球治理的新方案。另一方面,中國要積極利用人工智能“頭雁效應”鞏固發展優勢,賦能中國式現代化,增強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中國只有推進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全球治理的能力,才能在人工智能時代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進程,并發揮好負責任大國的作用。

第二,不斷豐富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實踐,展現全球治理的勝任力。中國在擴大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問題上要關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要考慮不同議題領域對公共產品的差別性需求,量體裁衣提供高質量公共產品。二是要在以政府為主體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基礎上,充分挖掘私營部門貢獻公共產品的巨大潛力,通過加強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的合作等方式,鼓勵更多非政府主體增加公共產品供給。三是在擴大公共產品供給規模的同時,也要促進全球公共產品分配機制的優化。顯然,擴大各類公共產品供給主要關乎一國的經濟科技實力,而分配問題則是事關利益如何實現的政治問題,如何優化公共產品分配是對中國參與引領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勝任力的最大考驗。在人工智能背景下,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要著眼給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定規則、定方向的目標,高質量供給理念制度類公共產品,為自己在國際秩序和國際體系的長遠制度性安排中贏得更加有利的地位和角色。人類社會發展到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性挑戰已不再是以一國之力就能應對的,而是需要各國的通力合作,因此,在貢獻全球公共產品問題上也要處理好能力與責任的平衡關系。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綜合國力得到顯著提升,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硬實力仍需加強,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很突出,在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方面,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發展中國家定位,既盡力而為、主動承擔國際責任,同時也要注意量力而行。

(三) 推動智能時代全球治理體系包容性改革,搭建全球治理新框架

對于不同議題領域的治理活動,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尚未發展出成熟的統籌協調機制。(19)劉宏松: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31卷第1期,第25—35頁。在人工智能時代,推動現行全球治理體系包容性改革并搭建良好的新機制新框架,是推進全球治理國際合作的重要舉措。

一是積極推進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改革,以適應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新要求。當前的全球治理機制脫胎于美國主導的霸權穩定體系。(20)何帆、馮維江、徐進: 《全球治理機制面臨的挑戰及中國的對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4期,第19—39頁。新形勢下,一系列長期積累的矛盾和新出現的問題,放大了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不公正不合理性。全球治理體系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主要表現為西方大國處于全球治理的核心地位,而廣大發展中國家處于依附地位。一方面,西方大國通過掌握全球治理權來維護和實現自身在人工智能時代的霸權利益與主張,另一方面,廣大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卻仍得不到有效保證甚至受到擠壓。真正的多邊主義要求所有受治理機制影響的國家在平等的基礎上參與協商過程。①因此,推進現行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必須監督和防止發達國家“公器私用”,保證廣大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時代享有平等的發展機會。改革方向是要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更深入地參與全球治理規則的制定,營造有利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制度環境。要推動改革重要全球治理組織決策層的產生機制,讓發展中國家更廣泛更有效地參與到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決策機制中來,發揮發展中國家在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治理中的建設性作用。此外,還要加強現行國際治理機制的約束力和制度執行力建設,提升現行國際機制在應對人工智能時代全球性問題時的能力和效率。

二是要建立新機制新框架,對現行國際機制進行有益補充和完善。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越來越有賴于高效的多邊合作機制,加快構建全球治理新機制,實現對現行全球治理機制的有益補充,正在成為國際社會共識。一方面,要為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新的有效溝通對話平臺。新的對話平臺以各國平等對話關系替換以往“中心-邊緣”的支配關系,做到信息對稱,充分保障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發展利益。新的對話平臺必須是區別于傳統領域的專業平臺,為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的高級官員、學界專家以及科技行業的領軍人物提供深度對話與交流的渠道,探討智能時代的全球性機遇與挑戰,凝聚智能時代全球治理共識。另一方面,是要打造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機制。根據智能時代全球治理新形勢,構建針對性實效性更強的專門機構與機制,實現對現行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如法國、加拿大、德國、美國、日本等15國于2020年6月成立的全球首個“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組織”便是在人工智能領域全球治理機制建設方面取得的實質性進展。未來可以設立類似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國際人工智能監管機構,深入開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國際合作,制定人工智能治理的規范性框架。中國是人工智能發展的大國,在推進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國際合作中大有可為,為提升中國在全球人工智能規則制定中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中國各界需要加強對人工智能治理相關議題和進程的早期參與,保持與全球的認知同步和建立共同的話語體系。(21)伊萊克利·伯利茲、魯傳穎、悟思·蓋瑟等: 《人工智能,呼喚全球治理機制創新》,《人民日報》2018年4月19日,第23版。

結 語

雖然人工智能的技術發展還處在弱人工智能階段,但其對全球治理的深刻影響已經展現,加強人工智能時代的全球治理、推進全球治理適應性改革是國際社會的共識。本文基于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的影響,分析了全球治理轉型的主要趨勢,對中國應對做了初步探討。受人工智能的影響,全球治理的不平等危機、“泛安全化”危機以及治理失靈危機都在升級,全球治理進程處于歷史的十字路口,全球治理的轉型成為勢所必然。為推動全球治理健康發展,維護好全人類的福祉,全球治理體系有必要盡快適應世界格局的歷史性變化和全球性問題的新特征,實現由傳統治理模式向敏捷治理模式的飛躍。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和人工智能發展大國,敢于擔當勇于作為,為加強全球治理的國際合作、推動全球治理體系包容性改革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隨著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全球治理的內涵與形式也不斷發生著歷史性變化,未來,要做好人工智能發展新趨勢和世界局勢新變化的前瞻性研究,對面臨的機遇與挑戰都要有所準備,推動全球治理取得更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