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大國成長:身份、視野、價值

黃 平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上海 200030)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正信心百倍推進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書寫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新篇章,我國發展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1)習近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國際關系理論學界對于中國成長具有怎樣的國際政治內涵已經展開了大量的討論。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現實主義關于中國高速發展會帶來沖突與對抗的預言具有內在缺陷。(2)秦亞青: 《作為關系過程的國際社會——制度、身份與中國和平崛起》,《國際政治科學》2010年第4期,第1—24、132頁。正如建構主義論者所主張的那樣,中國的發展不僅是中國國力在客觀上的增長,也與國際大環境與各國如何看待中國、中國如何看待自己有關。(3)朱云漢、黃旻華: 《探索中國崛起的理論意涵: 批判既有國關理論的看法》,《從國際關系理論看中國崛起》,中國臺北: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第37—38頁。在理解中國成長及其影響的諸多探索中,研究中國如何認識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和地位成為非常重要的一類。這些討論是本文寫作的大背景,筆者贊同建構主義論者的主張——國家行為同時受到“物質結構”和“觀念結構”的影響,國家對于“安全”“威脅”和“利益”等重要問題的認知具有很強的主觀建構的成分。要理解中國成長的國際政治內涵,必須深入了解中國對自身身份和地位的認知。有些學者主張從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找答案,(4)John Bryan Starr, Understanding China: A Guide to China’s Economy, History and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Hill and Wang,2011.而筆者認為,分析中國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處理對外關系和國際事務的各種新理念和新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在理論和實踐層面均進行了不斷的創新。2012年,“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被旗幟鮮明地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構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中非命運共同體等地區性命運共同體的想法。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的一般性辯論上發表演講,明確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愿景,(5)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1—526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從此成為中國外交的重要理論指南,上升為“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特征聯系在一起的國際戰略理念”。(6)陳錫喜: 《“人類命運共同體”視域下中國道路世界意義的再審視》,《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7年第2期,第87—92、109頁。此后,中國領導人又在不同的場合多次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展示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擔當。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成為引領時代潮流和人類前進方向的鮮明旗幟。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確認了中國外交政策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中國始終堅持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7)習近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引起了國內外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國外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內涵、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背景和動機,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現路徑及對世界產生的影響等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8)Raoul Bunskoek, Chih-Yu Shih,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as Post-Western Regionalism: Rethin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Uluslararas kiler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70(2021), pp.85-101; Andrew J. Nathan, Boshu Zha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31, no.133(2021), pp.57-71;胡里奧·里奧斯: 《遵循全人類共同價值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張敏譯,《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9期,第56—59、126—127頁;弗朗切斯科·瓦萊里奧·德拉克羅齊、盧卡·凡齊尼: 《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中國經驗》,陳文旭、張金曦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4期,第48—52、204頁。但總的來說,國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學理性不強,而且存在諸多誤讀。(9)宋婧琳、張華波: 《國外學者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研究綜述》,《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5期,第198—208頁;王雪冬: 《西方國家歪曲抹黑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幾種論調及辨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11期,第89—97、134頁。從國內學者的研究來看,一般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第一,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內涵和價值意蘊等問題;(10)曲星: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55頁;吳志成、吳宇: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論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3期,第4—33、155—156頁;王澤應: 《論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倫理意義》,《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5—14頁。第二,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發展歷程和思想淵源等問題;(11)賀來: 《馬克思哲學的“類”概念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哲學研究》2016年第8期,第3—9、128頁;張靜、馬超: 《論習近平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承與超越》,《學術論壇》2017年第4期,第150—155頁;熊杰、石云霞: 《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來源、發展邏輯和理論貢獻》,《國際觀察》2019年第2期,第1—28頁;張立文: 《中國傳統和合文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2—8頁。第三,從政治學、法學等各個學科的角度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實踐進行解讀。(12)金應忠: 《試論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兼論國際社會共生性》,《國際觀察》2014年第1期,第37—51頁;阮宗澤: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1、133頁;丁工: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路徑和中國角色論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4期,第181—187頁;楊劍、鄭英琴: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新疆域的國際治理》,《國際問題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6、136頁;李贊: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法原理與路徑》,《國際法研究》2016年第6期,第48—70頁;張輝: 《人類命運共同體:國際法社會基礎理論的當代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第43—68、205頁;龔正偉、劉星: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下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我國體育治理方略》,《體育學研究》2020年第2期,第34—40頁。本文屬于第三種類型,希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以及相關外交實踐為研究對象,與國際關系研究關注的重要命題形成對話,探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涵與意義,并在實踐的層面對這些意義進行進一步的印證。

一、 身份: 建設和平、貢獻發展和維護秩序的大國

根據國家統計局2022年9月發布的報告,2012年以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穩居世界第2位,從2013到2021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6.6%,極大地高于2.6%的同期世界平均增速,經濟增長率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我國經濟占世界經濟總量比重也在逐年上升,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2013—2021年期間,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38.6%,超過G7國家貢獻率的總和。2012年以來,上榜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數量持續增長,2021年,我國上榜企業營業額占全部500強企業的30.6%。(13)國家統計局: 《綜合實力大幅躍升 國際影響力顯著增強——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十三》,2022年9月30日,http://www.stats.gov.cn/sj/sjjd/202302/t20230202_1896690.html,2023年5月30日。

一般認為,秩序內權力分布的變化會顯著地改變國際秩序。大國往往在國際秩序的變化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因為大國的實力變化會帶來其國家利益的變化,并形成新的戰略要求,由于大國的行動在地區層面和全球層面都會造成影響,因此最終會引起國際秩序的變革。(14)肖晞: 《國際秩序變革與中國路徑研究》,《政治學研究》2017年第4期,第38—48頁;唐世平: 《國際秩序變遷與中國的選項》,《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3期,第187—203、208頁;高程、王震: 《大國崛起模式與中國的策略選擇——基于大國崛起歷史進程的比較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12期,第4—27、155頁。新中國成立之初,盡管中國是國際格局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對當時由美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而言,中國是一個長期被邊緣化乃至“局外人”的存在。1971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復以后,中國開始逐步融入國際秩序,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是一個有限參與者。隨著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這種情況有了改變,中國對融入國際秩序更為主動,日益參與并引領國際秩序改革和全球治理實踐。王毅曾經在演講中指出:“中國已成為國際關系演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動者,為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全球發展發揮著建設性作用?！?15)《2015,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全面推進之年——王毅部長在2015年國際形勢與中國外交研討會開幕式上的演講》,2015年12月12日,https://www.mfa.gov.cn/web/wjbzhd/201512/t20151212_352913.shtml,2022年8月20日。有學者認為,在黨的十八大以后,中國外交的根本性變化與中國這些年舉世矚目的成長密切相關,一方面中國實力不斷增強,中國所獲得的國際認同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中國的外交行動也變得更加積極進取。(16)王俊生: 《重塑戰略重心: 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周邊外交》,《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7年第2期,第167—173頁。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的《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一書中將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共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作為開篇文章相當具有深意。在這篇文章中,習近平總書記開宗明義地提出:“走和平發展道路,是我們黨根據時代發展潮流和我國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抉擇?！?17)習近平: 《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1頁。由此可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中國的高速發展這一背景密不可分,是中國在成為“世界強國之際的政策宣示”,(18)阮宗澤: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1、133頁。是中國對自身與世界、國際秩序關系的思考與答案。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首次明確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時,就已經清晰地談到了中國的身份定位問題: 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19)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5—526頁。之后,中國領導人在各個場合不斷重申這一身份定位。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外交政策觀念和實踐之間存在一個“戰略判斷—身份定位—理論指南、方針和原則—外交布局及政策實踐”的邏輯鏈條。(20)周桂銀: 《當代中國外交史的思想維度——概念史研究的視角》,《中共黨史研究》2022年第3期,第109—123頁。因此,理解中國對自己的身份定位是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重要而關鍵的一環。

第一,中國對自己的身份定位是基于中國對于當前國際局勢的戰略判斷,也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外交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升華。(21)這一問題已有多位學者進行了論述,如熊杰、石云霞: 《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思想來源、發展邏輯和理論貢獻》,《國際觀察》2019年第2期,第1—28頁。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如何認識世界秩序和時代主題一直是中國外交的重要命題和戰略基點。黨中央對大國力量對比的基本格局和兩極格局的基本特點與矛盾都有著重要的論述,從而發展出了“三個世界”等國際形勢判斷和戰略構想,這些判斷和構想成為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處理對外關系的基本依據,中國在美蘇兩極格局下能夠團結大多數國家,這些戰略判斷功不可沒。改革開放后,鄧小平作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的科學判斷。鄧小平睿智地指出:“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22)鄧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2頁。時代主題的轉換為中國外交達成了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推動中國發展的共識。江澤民認為,多極化趨勢更加明顯,時代呼喚一個更為公平、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極少數大國或大國集團壟斷世界事務,支配其他國家命運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23)江澤民: 《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513頁。后來的領導人繼承了這些戰略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判斷,“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有和平國際環境。沒有和平,中國和世界都不可能順利發展;沒有發展,中國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24)習近平: 《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頁。因此,中國之“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的身份定位也就形成了。

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國對于自身“大國”身份的確認和對大國外交理念作出的革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提出的新的外交思想、理論、政策無不體現了中國對自身的重新認識和定位,一個重要的新內涵就是對“大國”這一身份的強調,這代表了中國的國家定位和中國在對外政策上作出的一系列承諾。(25)張清敏: 《理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9期,第64—87、157—158頁。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中國作出這樣的思考和承諾是極其難得的。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外交往往會對國際議程、國際規則進行安排,并通常會選擇結盟政策,最不能否認的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外交具有強權色彩,這種強權色彩也為二戰前的國際關系史蒙上了濃厚的陰影。二戰以后,這種強權色彩雖然有所減弱,但遠遠談不上徹底消除。(26)王棟、朱曉凡: 《淺析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及實踐》,《國際展望》2017年第6期,第113—130、153—154頁。然而,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打破了以大欺小、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中國再三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大國并會堅定支持廣大發展中國家發展,同時承諾自己絕不稱霸,永不擴張,更強調要“共商共建共享”,這些都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出來的新的大國特色。

第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表明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中國將自身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緊密相連,中國將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靶聲r代”既是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飛躍到“強起來”的時代,也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27)習近平: 《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靶聲r代”的提出對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大意義。一方面,它表明了中國對自身不斷發展成果的確認;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國對自己與世界關系的確認。中國在不斷發展壯大,中國在世界事務中變得更加舉足輕重,中國可以為人類作出更多貢獻。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本身就是將中國發展與世界發展統一起來的意涵,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推動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28)習近平: 《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二、 視野: 從國家化到全球性的范式轉換

危機和難題的出現,往往會催生新的理論和思想,對實踐產生巨大影響。2017年1月18日,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習近平總書記闡明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出現的背景和緣由,他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這兩個重大的時代命題,并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正是回答這一問題的中國方案。(29)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37—549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非西方國家對于新國際關系理論和新外交實踐的探索,是中國向世界貢獻的中國智慧。(30)秦亞青: 《〈十九大報告〉與中國外交的新時代》,《亞太安全與海洋研究》2018年第3期,第1—4、121頁。這一點可以從兩個方面得到理解:

第一,就國際政治的現實而言,自冷戰結束以來,西方中心世界(West-centric World)正在逐漸見證非西方世界的興起。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西方中心世界遭到進一步削弱。(31)這一歷史趨勢被很多學者所認可,例如,朱云漢認為,這一歷史趨勢還與其他三個歷史趨勢同步存在,它們為: 以美國為核心的單極體系式微、“第三波民主”的退潮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朱云漢: 《高思在云: 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3—6頁。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甚至用“新亞洲半球”(The New Asian Hemisphere)這個詞作為著作的名字。他明確提出: 在進入21世紀以后,世界權力的中心明顯在向亞洲移動,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時代已經在逐漸落幕,亞洲將成為世界舞臺上的主角。(32)Kishore Mahbubani, The New Asian Hemisphere: 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9.非西方世界的興起,讓以西方為中心的權力運用、制度安排開始逐漸有不合時宜之感。有學者認為,現實的改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意義深遠,“一元現代性”的歷史框架被“多元現代性”格局所取代,非西方世界在選擇社會制度和價值體系時,具有更大的思維空間,產生了更多的“文化自覺”。(33)朱云漢: 《高思在云: 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8—9頁。

第二,從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來看,近年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在解釋和解決真正的全球性問題時愈發顯得捉襟見肘?？植乐髁x威脅、環境污染惡化、全球化帶來的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是困擾各國的重大危機和難題。有學者提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來源過于狹窄,然而其影響力又過于巨大,以至于限制了我們更好地理解所處的這個世界。(34)Amitav Acharya,Barry Buzan, “Why Is There No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 Introduction,” Amitav Acharya,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2.例如,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依憑的歷史經驗主要覆蓋的是《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后的近代國際體系,它們對鴉片戰爭之前的東亞解釋力極為有限。(35)朱云漢: 《百年變局與中國政治學的新征程》,《政治學研究》2021年第1期,第18—26頁。也有學者曾提醒人們注意這樣一個問題: 由于西方的國際關系理論未能突破民族國家這一政治單元劃下的牢籠,這些國際關系理論有先天不足的嫌疑——以國家為視野并以國家利益為關懷的理論,真的能去思考和解決真正的“國際”問題嗎?(36)趙汀陽: 《天下的當代性: 世界秩序的實踐與想象》,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2—20頁。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如何用一種整體性的思維來處理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事務,這是時代給每個國家出的考題。有學者認為,如中國和印度這樣的新興大國,它們對國際體系帶來的核心挑戰不在于讓全球治理體系產生領導地位、規范和準則的改變,它們帶來的核心挑戰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例如,中國的全球治理觀體現出了中國傳統中對“治”的看法和信仰,這與一直以來居于主流地位的西方自由主義治理性的全球治理觀截然不同。(37)石之瑜、皮查蒙·約范童: 《中國式不干預主義: 治、治理性與全球治理》,王驍譯,《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第3—11頁。就看待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視野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確實體現出了鮮明的全球性,呈現了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不同的視野。(38)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首次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也體現了應對全球性問題而產生的“全球性”視野,展現出對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揚棄和超越。參見王玏、劉軍: 《全球安全倡議的核心要義、理論創新與世界意義》,《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3期,第16—28、122—123頁。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實現了從以國家為中心到以全球為中心的范式轉換,它的形成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胸懷與全球秩序觀有關。(39)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的國際秩序觀正變得更加具有全球性。例如,郭樹勇認為,“全球秩序觀”比“國際秩序觀”帶有更多“全球化”等方面的內涵,且與“全球治理”這一概念聯系緊密。參見郭樹勇: 《論100年來中國共產黨全球觀念變遷的主要規律》,《國際觀察》2021年第1期,第1—25頁。趙可金則認為,中國正在經歷從“國際秩序觀”向“全球秩序觀”方向轉變的過程。參見趙可金: 《中國的國際秩序觀與全球治理的未來》,《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4期,第6—16頁。2021年11月11日,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強調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一百年中,“堅持胸懷天下”是中國共產黨的十大歷史經驗之一,強調“黨始終以世界眼光關注人類前途命運,從人類發展大潮流、世界變化大格局、中國發展大歷史正確認識和處理同外部世界的關系”。(40)《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人民日報》2021年11月17日,第1版。中國共產黨的全球秩序觀是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進程中發展起來的,它既是馬克思主義國際觀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體現,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發展。中國共產黨從自身的歷史經驗和實踐認識出發,對當今的時代主題、世界局勢和國際秩序等重大問題進行的系統性和體系性思考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性”視野的重要思想基礎。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寫道:“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41)毛澤東: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55頁。1988年,鄧小平在同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會面時提出了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張;第三代領導集體進一步提出了新安全觀、世界文明多樣性等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是把國際秩序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了新的認識,形成了不斷豐富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外交思想。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現出來的這種全球關懷,還體現了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特色。趙汀陽等人力推的“天下主義”“天下體系”等概念和術語一經提出就成為海內外學界十分關注的話題。趙汀陽認為,中國傳統的文化和智慧可以對解決當今世界(乃至未來世界)的諸多難題有所貢獻。趙氏通過分析周朝的政治制度和概念,提出了試圖建構未來世界政治制度的“天下”模式。他認為,中國之所以成為這樣一個開放性兼容性的系統,并非因為擴張帶來的紅利,而是源于早期中國的四方萬民自發性的博弈性活動,而這種博弈活動由于具有巨大的物質和精神吸引力,從而成為無法拒絕的誘惑,四方的參與者自動地卷入了這場爭奪中國主導權的博弈活動,形成了巨大的漩渦,而漩渦一旦形成,則具備自己的生命力和持續性,不斷地卷入新的角逐者,成為中國之所以得以生存的動力。(42)趙汀陽: 《惠此中國: 作為一個神性概念的中國》,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6年。學界普遍認為,包括“天下觀”在內的思想學說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知識和思想來源。(43)Andrew J. Nathan, Boshu Zhang,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Rhetoric and Realit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31, no.133(2021), pp.57-71;

外交思想中出現了更多傳統文化思想資源和中國的成長有密切關聯。從客觀上而言,不同于以往主要以被動融入為主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國的情況,中國自身實力的提升和世界影響力的增強讓中國外交擁有了能夠展示自身文化傳統的更大戰略空間;從主觀上來看,一方面,中國擁有了更多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自己的身份定位變成了“世界大國”,中國對自己應該做什么、自己與世界的關系等問題都在進行再認識,而這種再認識的過程本身就是對自身文化傳統重新認識和發掘的過程。(44)孫吉勝: 《傳統文化與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話語體系構建》,《外交評論》2017年第4期,第1—31頁。

三、 價值: 共商共建共享的大國承諾

西方對中國外交存在兩種誤解,他們詬病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實踐過于實用主義,或以現實政治為導向而缺乏價值追尋,或讓經濟收益損害了民主、人權等發展目標,或表明中國還沒有準備好發揮權威性力量,有效地參與全球治理。(45)這種觀點在上個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的文章就頗具代表性。參見Thomas J. Christensen, “Chinese Realpolitik,” Foreign Affairs, vol.75, no.5(1996), pp.37-52?？傮w來看,西方學者普遍對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反應悲觀,甚至刻意低估它們在全球治理改革中起到的積極作用。而隨著中國的實力和影響力逐漸增長,另一種論調又變得越來越普遍,他們批評中國變得日趨驕傲,作風也越來越咄咄逼人,所謂“中華帝國”的標簽也開始貼在了中國身上。(46)石之瑜、王宏仁: 《雙邊外交: 應對“中華帝國”指控的政治方略》,《文化縱橫》2016年第2期,第40—45頁。這兩種誤解都有強烈的西方中心的色彩,要么是從自身價值出發,錯誤地批評中國不能追隨他們的規范,要么是從歷史經驗出發,猜忌中國在力量增長的過程中必有圖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蘊含的巨大價值正是對這兩種錯誤觀點的有力批判,這可以從下面三點加以理解。

第一,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就證明了中國始終堅持把“中國夢”和“世界夢”緊密相連,始終在尋求人類共同價值的新內涵。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形成和發展經歷了兩次認識論意義上的飛躍。(47)李君如: 《中國共產黨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飛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第16—23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第一次飛躍發生于黨的十六大到十八大之間。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中國的經濟發展開始為世界所矚目,“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等言論也開始甚囂塵上,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贏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48)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中國的和平發展》,2011年9月6日,http://www.gov.cn/jrzg/2011-09/06/content_1941204.htm,2023年10月27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開啟以后,世界局勢和中國自身都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全球化進程進一步深化的同時,逆全球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等思潮卻泛濫成災,讓全球治理深陷困境;但與此同時,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其他的新興經濟體一起成為可以改變全球治理體系的有生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黨的十八大以后,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說法,并從各個方面豐富和充實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至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實現了第二次飛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在發展過程中的第一次飛躍解決的是中國如何和世界相處的問題,而在第二次飛躍時處理的則是如何解決世界問題這一命題。在實現第二次飛躍后,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已經明顯具有了價值基石。(49)李君如: 《中國共產黨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飛躍》,《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22年第2期,第16—23頁。

第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回應當前的人類社會困境而提出的“中國方案”,具有時代正當性和進步性。中國提出的“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從具體內容上針對了當今世界面臨的各種重大挑戰,引導國際思潮向積極方向發展,呈現了極強的正當性和進步性: 和平與發展針對的是當今世界仍然存在的沖突、戰亂與貧困等問題;公平與正義針對的是尚有不公正不合理現象的國際秩序;民主和自由既是代表了全人類的追求,也是對西方“唯我獨尊”的價值體系的批判。(50)李巖: 《三重視角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現代國際關系》2022年第7期,第20—22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自提出以來,不僅已經被寫入了《中國共產黨章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且也多次被寫入重要國際組織的文件,在國際層面逐漸形成共識。2017年2月10日,聯合國社會發展委員會第55屆會議協商一致通過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次正式寫入聯合國決議,這說明這一理念所倡導的價值已經得到聯合國成員國的普遍認同。

第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價值還體現在實踐方法上,它是對西方所謂“普世價值”的批判和超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共同價值?！?51)習近平: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 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22頁。但中國倡導的這種共同價值絕非“歷史終結”式的強橫與傲慢,而是充分尊重他者的包容。全人類共同價值和西方“普世價值”最大的區別不是價值觀或者價值本身,而在于實踐方法,中國倡導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絕不包含“強迫”和“強加”。(52)徐堅: 《全人類共同價值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國際問題研究》2022年第5期,第22—25頁。中國曾多次表達,并無對外推銷自身發展模式的想法,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也不“輸出”中國模式,不會要求別國“復制”中國的做法。(53)習近平: 《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514頁。這種實踐方法上的批判和超越可以從兩個方面理解: 首先,中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堅守自己的道路、理論和制度,并能夠不斷強大自身與逐步融入國際體系,這是人類社會發展多樣性景觀的展現,這本身就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批判和超越;其次,中國始終堅持不干涉他國內政,在與他國相處中尊重“和而不同”的精神,這也是對西方“普世價值”的批判和超越。石之瑜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實際上體現了一思想史傳統,這一思想史傳統里設想的人間秩序是這樣的: 群體之間關系的本質是人心向背,因此,群體的實力強弱并非構成秩序的依據,秩序的關鍵是要贏得人心,而為了贏得人心,能夠提供福利和安全的強大包容力才是關鍵。(54)張西平、石之瑜、亞·羅曼諾夫等: 《70年來的中國發展與海外中國研究》,《國外社會科學》2019年第6期,第61—73頁。秦亞青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的初衷和核心包含了“共商共建共享”,這是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提出的新的理念和實踐,一個“共”字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理念: 獨立個人有“自在”的需求,但整個群體也有“共在”的要求,個體的“自在”和個體權力與群體的“共在”和“共同權利”都需要得到尊重。

四、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

近年來,中國政府不斷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實踐領域進一步深化,學者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發展的豐富內涵各有不同理解,例如,有學者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實踐可以從人類發展共同體和人類安全共同體兩個方向得到理解。(55)熊李力: 《中國倡議: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方案與實踐路徑》,《人民論壇》2022年第22期,第52—55頁。本文認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踐可以為分為話語實踐和行動實踐兩大類: 一方面,中國政府不斷在各個外交場合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及其相關的各種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加強同其他國家的交流,將中國話語真正轉變為國際共識;(56)這一問題已有多位學者進行過論述。參見孫吉勝: 《中國國際話語權的塑造與提升路徑——以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外交實踐為例》,《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3期,第19—43、156頁;凌勝利: 《主場外交、戰略能力與全球治理》,《外交評論》2019年第4期,第1—31頁。另一方面,中國政府通過自身發展、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提供各種國際公共產品等方式,切切實實用行動兌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

(一) 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實踐

第一,中國反復向世界系統性地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將這一理念不斷系統化、深化和細化,更針對這一理念持續性地提出具體的行動指南和實踐路徑。有研究顯示,自2013年以來,中國話語開始有了快速增長,尤其是2017年黨的十九大以后,國家領導人、駐外大使和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發言占了中國話語總量的絕大多數,中國正在向世界發出越來越多的聲音。(57)吳瑛、史磊、阮光冊: 《國家身份的建構與認同: 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分析與反思》,《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第130—147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話語實踐也是如此,2013年3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的演講就開始倡議構建“命運共同體”,此后,他又在印度尼西亞國會演講、在出席巴西利亞舉行的中國—拉美和加勒比國家領導人會晤時提出“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2015年9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70屆聯合國一般性辯論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了“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此后,他又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氣候變化巴黎大會開幕式上、華盛頓核安全峰會等多個國際場合反復倡導這一理念。與此同時,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體系也在不斷充實和發展。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承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具體實踐路徑“一帶一路”重大倡議;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又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提出了破解發展難題的全球發展倡議;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了彌補人類和平赤字和應對國際安全挑戰的全球安全倡議。

第二,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話語實踐的一大特色是通過舉辦大量的主場外交活動來提供國際交流的平臺,幫助塑造和凝聚國際共識。(58)凌勝利: 《主場外交、戰略能力與全球治理》,《外交評論》2019年第4期,第1—31頁。例如,習近平總書記于2013年、2015年、2018年、2021年和2022年先后5次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上發表主旨演講,發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2015年,中國在博鰲亞洲論壇上提出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并倡導亞洲國家為此共同努力,開創亞洲的新未來。中國倡導亞洲國家不但要加強地區認同,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構建凝聚亞洲國家的共同體,更要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59)習近平: 《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03—213頁。2022年,同樣在博鰲亞洲論壇上,習近平總書記針對新冠疫情之下的困難和挑戰再次強調,“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各國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向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向,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60)習近平: 《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2022年第13期,第6—8頁。

(二) 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行動實踐

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豐富的內涵,包含了“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和“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態體系”。(61)習近平: 《論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254—256頁。中國一直在用實際行動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些豐富的內涵,這可以從三個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中國作為擁有超過14億人口的大國以和平的方式走出了一條不同于歷史上西方國家發展的現代化道路,這既對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貢獻,也為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種新的走向現代化的發展路徑。西方國家為非洲制定過的發展路徑已被證明并不可行。20世紀80、90年代西方在非洲強制推行結構調整方案,削弱了國家在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減弱了國家能力,讓非洲失去發展機遇,陷入了長期依賴外部援助的困境。隨著西方方案的失敗,非洲國家希望能夠重新探索發展道路,尋找真正適合非洲國家國情的發展模式,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以和平方式實現的快速發展,對非洲國家產生了巨大吸引力。(62)周瑾艷: 《作為非洲道路的民主發展型國家——埃塞俄比亞的啟示》,《文化縱橫》2019年第3期,第29—39、142頁。因此,有學者認為,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大的國際關系意義,中國式現代化這種合作共贏與和平發展的模式破除了對西方式現代化道路的迷信,是國際關系的解放。(63)蘇長和: 《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與國際關系的解放》,《國際論壇》2023年第1期,第31—33、3、155頁。

第二,中國通過各種雙邊合作和對外援助,切切實實幫助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以中非關系為例,習近平總書記在訪問非洲時提出要共建“中非命運共同體”,在對非援助時充分尊重非洲國家的發展現狀和發展訴求,并且在進行對非援助時不附加任何政治條件,發揮非洲國家的自主性,并幫助培育非洲國家的自主發展能力。(64)宋微: 《中國對非援助70年——理念與實踐創新》,《國際展望》2019年第5期,第73—93、155—156頁。2021年12月10日,摩洛哥主流期刊《挑戰者周刊》曾發表文章積極評價中非合作成果,認為中非合作與西方傳統列強對非合作具有本質區別,在殖民地時代,國際合作是建立在國家間不平等、西方傳統列強單方面追求自身利益基礎上的,在后殖民地時代,西方傳統列強盡管采用了新的殖民方式,但它們的目的仍然是維護自身的利益。(65)《中國與非洲致力于探索新型國際合作模式》,2021年12月13日,http://ma.china-embassy.gov.cn/xwdts/202112/t20211213_10467397.htm,2023年10月27日。與西方國家不同,中非關系體現出了真正的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色彩。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后,不斷加大對非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中國已在非洲修建了超過13 000公里的公路和鐵路,并援建了130多個醫療設施、45個體育館、170多所學校,為非洲培訓各領域人才共計16萬余名。中國還宣布免除了與中國有外交關系的非洲最不發達國家、重債窮國、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償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66)《新時代的中非合作》,2021年11月26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20/kjgzbdfyyq_699171/202111/t20211126_10453869.shtml,2022年12月27日。

第三,中國政府通過推動多邊合作機制的建設和改革,為世界提供各種國際公共產品,切切實實用行動兌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承諾。在如今反全球化運動此起彼伏,逆全球化思潮泛濫成災的情況下,“一帶一路”重大倡議就是中國為國際社會提供的一件公共產品,它有效地應對了逆全球化挑戰,幫助了眾多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增長、共享發展成果?！耙粠б宦贰背h所提供的國際公共服務產品和各種深化南南合作的機制,打造的可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直接參與全球經濟分工的數字經濟與網絡社會,以及建設的互聯互通的各種基礎設施,都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實現更多的經濟增長,共建“一帶一路”成為經濟融合的新路徑,并為全球化注入更多的動力。(67)朱云漢: 《全球化的裂解與再融合(四)》,《經濟導刊》2021年第12期,第36—43頁;朱云漢: 《全球化為什么不可逆——探索新冠病毒危機后的世界》,《文化縱橫》2020年第3期,第34—44頁。世界銀行曾于2019年發布《“一帶一路”經濟學: 交通走廊的機遇與風險》報告,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了評估,報告指出,“一帶一路”走廊沿線國家基本上都存在基礎設施服務不足和政策缺口巨大的問題,在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上的潛力都發揮得嚴重不足。中國共建“一帶一路”所架設的交通走廊能夠壓縮交通運輸時間、成本,并進而帶動貿易和投資的增加。據世界銀行估計,“一帶一路”交通項目可使走廊的沿線經濟體貿易增加2.8%到9.7%,世界貿易增加1.7%到6.2%,而且由于“一帶一路”倡議的網絡效應,世界上所有國家的貿易成本都會出現下降。世行還估計,貿易增加將使全球實際收入增加0.7%到2.9%,其中走廊沿線經濟體的收益最大,實際收入增幅在1.2%到3.4%之間。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將進一步增強這些效果。世行報告還認為,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有可能大幅改善沿線國家的貿易、外國投資和公民的生活條件,“一帶一路”將有助于走廊沿線經濟體的760萬人口擺脫極端貧困(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日均生活費低于1.90美元),3 200萬人口擺脫中度貧窮(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日均生活費低于3.20美元)。(68)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he Transport Corridors,” June 18, 2019,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 October 27, 2023.

結 語

當中國實力明顯上升以后,西方學者從傳統國際關系理論視角(尤其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視角)出發去理解不斷發展的中國對國際秩序的意義,往往會產生很多誤讀,他們往往將之視為一種“威脅”——認為中國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在試圖改變當前的國際秩序,通過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直至挑戰“西方的”自由主義“核心”。(69)Chengxin Pan, Knowledage, Desire, and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 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China’s Rise,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2.這些觀點不僅出現在學術討論中,也大量充斥于西方國家的政策表述里。(70)The White House, “U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 2020,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October 27, 2023;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October 27, 2023;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gety”, October 12, 2022,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October 27, 2023.然而這種觀點有很大的缺陷,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從西方中心的“狹隘”的視角出發的世界觀強加給中國。(71)Raoul Bunskoek,Chih-Yu Shih,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as Post-Western Regionalism: Rethink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Uluslararas kiler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8, no.70(2021), pp.85-101.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出現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政策體現的是成為世界大國的中國所具有的大國意識和大國擔當。(72)孫吉勝: 《理論、機制、能力: 加強中國外交研究的思考》,《太平洋學報》2020年第5期,第1—13頁;張清敏: 《理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9期,第64—87、157—158頁。因此,要理解中國的發展與成長,必須拋棄西方中心的思維,聽懂看懂包括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內的中國外交的新理念、新政策和新實踐,才能真正搞清楚中國所思所想?！叭祟惷\共同體”理念強調從真正的全球性關懷出發,以負責任大國的胸懷和擔當,堅定不移地維護世界和平,和其他國家一起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積極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為合作、包容,更可持續發展的方向變革。從理論意義而言,它打破了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中的西方化敘事,從實踐意義而言,中國以一個成長中大國的身份積極倡導人類共同發展和共同安全,成為世界進步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2019年,《經濟學人》(Economist)雜志一篇名為《全球化已經步履蹣跚》的文章,重點討論了“全球化放緩”(slowbalisation)現象。該文章在考察了常用的衡量全球一體化的十幾個指標后發現,其中有8項指標正在倒退或停滯不前,而這8項指標中的7項在2008年前后就失去了動力。例如,跨國供應鏈出現了萎縮,各國進口中間產品的數量在2008年之前的20年里都一直保持了快速增長,但這一指標在2008年以后出現了停滯不前乃至倒退。(73)The Economist,“Briefing Slowbalisation,” January 24, 2019, 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9/01/24/globalisation-has-faltered, October 27, 2023.自2020年以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更是對全球化進程造成了巨大的沖擊,逆全球化力量更加橫行無忌,而全球化的前進動能遭到進一步削弱。在這樣的情況下,要讓全球化深化演進,聯結和深化融合的力量就至關重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中國夢”與“世界夢”相連接,展示了中國所具有的大國意識和大國擔當,“實現中國夢給世界帶來的是和平,不是動蕩;是機遇,不是威脅”。(74)習近平: 《在接受拉美三國媒體聯合采訪時的答問》,《人民日報》2013年6月1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