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標下的全面鄉村振興探索

陳 健, 曾世強

(1.上海師范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0234;2.上海應用技術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上海 201418)

黨的十八大以來,經過中國人民的不懈努力,脫貧攻堅戰取得歷史性勝利[1]。習近平總書記在建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向全世界鄭重宣布,中國社會全面進入小康[2]。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勝利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全體中國人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創造的歷史奇跡,充分顯示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然而,脫貧攻堅戰的勝利并不意味著鄉村振興任務已經完成。中共中央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就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1]。脫貧攻堅戰只是解決農村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仍然很大,要實現共同富裕,必須進一步通過全面鄉村振興,提高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黨的二十大更是明確提出要把“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作為新時代新征程“三農”工作的主題[3],這意味著在脫貧攻堅戰勝利完成后,鄉村振興的重點開始轉向如何通過全面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

一、全面鄉村振興的內涵

全面鄉村振興是中共中央在中國已經消除絕對貧困人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際對“三農”工作做出的重要戰略調整[4]。與脫貧攻堅聚焦農村的絕對貧困問題不同,全面鄉村振興的內涵更具全面性和整體性,它不僅關注鄉村各個領域的發展問題[5],而且還致力于通過城鄉融合來促進鄉村的轉型發展[6],即通過構建城鄉協調發展和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來破除城鄉發展過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縮小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逐步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7]。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曾明確提出共同富裕目標,要求到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顯著縮小,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8]。中國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9],而這些問題在農村尤為突出。共同富裕不是少數人富裕,也不是少數地區的富裕,而是全體人民的富裕[10],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11]。雖然脫貧攻堅戰的勝利為促進城鄉共同富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脫貧攻堅只是解決了農村居民的絕對貧困問題[12],距離城鄉共同富裕還有很大差距,全面鄉村振興戰略必須要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量促進農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和農民富裕富足[13]。因此,全面鄉村振興的內涵就在于希望通過全面鄉村振興戰略進一步促進農村高質量發展,徹底解決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充分、不平衡問題,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最終實現城鄉居民共同富裕。

二、全面鄉村振興面臨的挑戰

(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較大

經過多年脫貧攻堅努力,農村居民貧困狀況得到徹底改善,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表1列出了2010—2021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通貨膨脹后收入實際增長率,以及農村城鎮收入比,時間跨度是脫貧攻堅戰實施的前后6年。通過對比發現,農村居民每年的實際增長率都要高于城鎮居民,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在逐漸減少;進一步比較農村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可以發現,在實施脫貧攻堅戰之前的6年,農村城鎮收入比從33.4%提高到36.61%,但之后的6年,農村城鎮收入比只是從36.78%提高到39.93%,表明雖然脫貧攻堅戰在更大幅度上縮小了城鄉收入差距,但農村城鎮收入比仍然不到40%。這些數據表明,脫貧攻堅戰只是解決了農村居民的絕對貧困問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較大。如何進一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全面鄉村振興面臨的一大挑戰。

表1 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對比

(二)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不合理

表2比較分析了脫貧攻堅戰實施前后6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結構,發現兩者存在較大差異。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最高,占比超過60%;其次是轉移性凈收入,占比大概在16%到19%之間,經營性凈收入和財產性凈收入占比均在10%左右;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和經營性凈收入構成,兩者大小差不多,占比都在40%左右,其次是轉移性凈收入,占比在20%左右,財產性凈收入最少,占比約為2%。

表2 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結構的比較 單位:元

雖然農村居民經營性凈收入比城鎮居民更高,但其他3項都遠低于城鎮居民,尤其是工資性收入差距最大,其次是財產性凈收入和轉移性凈收入,表明城鄉居民在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凈收入上的差距擴大了城鄉居民貧富差距。12年間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結構總體變化不大,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占比小幅下降,財產性凈收入和轉移性凈收入占比略微上升;農村居民經營性凈收入占比下降,工資性收入、財產性凈收入和轉移性凈收入占比略有上升。這些結果表明,脫貧攻堅戰并沒有顯著提高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凈收入占比,沒有解決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不合理問題。因此,如何通過大幅提高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和財產性凈收入來優化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縮小城鄉居民貧富差距,成為全面鄉村振興面臨的又一挑戰。

(三)大批當地農村勞動力流失

實現全面鄉村振興需要共建共享,特別是要充分發揮農村居民的主體作用。目前農村面臨的較大問題是大多數農民在當地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只能靠外出打工謀生。表3列出了2013—2021年(國家統計局2013年開始公布農民工人數和月平均收入數據)農民工人數和月平均收入的統計結果,數據顯示,農民工人數2013年為2.689 4億,2021年增加到2.925 1億,雖然這9年間本地農民工人數占比略有增長,但即使在2021年,外出農民工人數仍然高達1.717 2億,占比為58.71%。農民工月平均收入每年也有所增長,但增長幅度有限,即使經過脫貧攻堅戰,農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仍然偏低,2021年只有4 432元。

表3 農民工人數和月平均收入的統計結果

這些結果表明,我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非常豐富,但缺乏合適崗位和有競爭力的工資收入。農村居民作為全面鄉村振興主體,共同幸福需要依靠農民群眾自己去創造,如何通過產業振興給當地農民提供更多高收入崗位,讓農村勞動力能夠留在當地參與美好家園建設,通過振興家園提高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全面鄉村振興面臨的又一挑戰。

(四)鄉村主導特色產業基礎薄弱

脫貧攻堅期間,扶持和培育鄉村特色主導產業較大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提升了農村居民的就業和收入水平的增長。但現有鄉村主導特色產業仍然普遍存在規模小、基礎薄弱、產業鏈條短、產品深加工能力不足、附加值較低、抗市場風險能力弱等問題[14],大多數產品難以形成較大的規模、較強的品牌效應和可觀的經濟效益,從而制約了這些產業的發展潛力。而且,鄉村主導特色產業發展不充分,無法對當地其他產業發展起到有效引領和帶頭示范作用,還會制約當地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和當地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續提升。因此,如何通過全面鄉村振興繼續規劃和調整農村地區的產業布局,做強鄉村特色主導產業,有效發揮其引領和帶頭作用,釋放鄉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給農村居民提供更多有吸引力的工作機會,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成為全面鄉村振興面臨的又一挑戰。

三、制約全面鄉村振興的深層次原因

(一)人多地少,農業生產難以支撐農村居民收入持續增長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1年)顯示,我國有5.097 9億農村人口[15],人均耕地面積低,耕地質量不高,人多地少。大多數農村居民分散經營,農技水平不高,現代化程度低,很多時候“看天吃飯”,而農業生產投入相對較高,農產品價格偏低,導致農村居民單靠農業生產很難支撐收入持續增長,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迫切需要通過參與非農生產活動來實現就業和收入增長。人多地少的客觀現實嚴重制約了全面鄉村振興的發展。只有在農村大力開拓鄉村振興產業,滿足當地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需求,才能在促進農村居民收入持續穩定增長的同時,實現共同富裕。

(二)土地流轉配置效率低下制約農地價值提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實行土地承包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有效激發了農民生產積極性,但同時也帶來了土地碎片化和小農戶分散生產的局限性。之后,“三權分置”改革進一步優化了農村集體土地產權關系,明確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可以依據法律和市場原則進行配置,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權和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同時,放活土地經營權,實現了從傳統的土地使用權分配到市場經濟下土地流轉增值收益分配的轉變[16],為農村居民通過土地經營獲得財產性收入提供了切實保障。但在實施集體土地入市流轉過程中還存在很多現實問題,如流轉土地規模小、交易成本高和使用效率低,導致土地流轉配置效率低下,土地難以通過適度規模經營產生規模效益[17],嚴重制約農地價值提升和農民財產性收入增長。

(三)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導致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不充分

與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為了集中資源促進經濟增長,長期以來,中國實施城鄉有別、以農補工的政策,直接導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出現,不僅造成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而且還導致城鄉就業機會不均等,嚴重制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18]。之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大幅提升和城鄉統籌發展戰略的實施,尤其是在鄉村振興戰略提出后,各級職能部門開始逐漸調整和改變這些不適應當前時代發展的政策。但是這些政策調整的力度和速度與實現全面鄉村振興的要求還存在一定差距。為了實現全面鄉村振興,迫切需要對這些不合時宜的政策進行調整和扭轉。

四、促進全面鄉村振興的建議

(一)做精做強龍頭特色產業

產業振興是實現全面鄉村振興的經濟基礎。全面鄉村振興應該首先繼續做精做強龍頭特色產業,同時也要因地制宜,繼續優化和調整當地的產業布局,重點引進和發展培育一批適合當地農村發展的特色龍頭產業。例如引進一批產業鏈頭部企業和上下游配套企業落戶農村,進一步推進鄉村旅游特色小鎮、農業產業園區和農業強鎮建設。在引進和發展龍頭特色產業時,要進一步完善龍頭培育和幫扶助力機制,幫助其補上技術、人才和營銷等短板,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同時打造產品品牌,擴大產品的市場影響力和競爭力。只有把龍頭特色產業做精做強才能給其他產業發展起到帶頭和示范作用,促進當地更多產業的蓬勃發展,給當地農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當地農村勞動力的工資性收入,持續促進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

(二)完善財產性收入增長制度

在全面鄉村振興中,應該繼續探索和推動農村土地制度、集體產權制度和農村土地市場資本產權制度的改革,提高農村土地流轉配置效率,允許農民以土地經營權作為資本入股,采取“企業+合作社+農戶”等組織形式,參與企業或合作社的產業化經營,讓農民也可以從企業產業化經營中獲得長期的分紅,增加財產性收入。同時,要繼續開展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試點,在保障農村居民基本居住權利的基礎上,處理好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和使用權的關系,尤其是宅基地被閑置浪費和農村居民財產權益難以保障等問題。根據當地農村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權,通過建立規范、統一和公平的農村宅基地產權流轉市場,盤活農村居民閑置的宅基地,合理推動宅基地的流轉,維護農村居民的財產權利,增加他們的財產性收入。

(三)繼續鼓勵農村居民返鄉創業

在全面鄉村振興過程中,外出務工的農村居民是當地農村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和人才資源。這些農村居民在城市學到了技術、積累了資金,對家鄉有很深的感情,有著返鄉創業的強烈愿望。政策層面應該繼續做好農村居民返鄉創業的政策制定、引導和服務保障工作。例如可以建立外出務工人員服務平臺,以村、鎮為單位成立外出務工人員服務中心,和外出務工人員經常保持聯系,了解他們返鄉創業的想法、顧慮,進一步完善有針對性的鼓勵和扶持政策;同時優化營商環境,簡化農村居民創業項目的審批程序,做好農村居民創業的服務保障工作,讓外出務工人員能夠看到家鄉的潛力和機會,感受到家鄉創業的溫暖,堅定返鄉創業的決心。大批農村居民的返鄉創業必將推動當地農村各種產業的繁榮興旺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吸納和帶動更多農村居民在當地就業,持續增加他們的收入水平,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共同富裕。

(四)明確政府和農村居民的關系

全面鄉村振興一定要明確政府和農村居民之間的關系,即農村居民是全面鄉村振興的主體,政府主要起到政策扶持和引導作用。政府職能應該集中于探索和完善與全面鄉村振興有關政策和制度的制定,同時加強基層黨組織能力建設,提升基層黨組織的政策引領作用[19],不斷釋放鄉村振興活力。通過組織職業技能培訓,培養更多懂技術、懂經營、懂管理的新型農村居民,提高農村居民參與全面鄉村振興的能力。加強宣傳,讓農村居民意識到參與全面鄉村振興,就是構建美好家園。只有在全面鄉村振興中明確政府和農村居民之間的關系,才能真正釋放億萬農村居民的創造潛能,為全面鄉村振興提供強大動力,農村居民也能在全面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提升幸福感和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