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基于組織韌性和環境不確定性視角

李曉翔,孔夢情

(安徽大學 商學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數字經濟正在顛覆傳統經濟背景下的企業經營理念,驅動企業管理模式的變革與重構,為企業創新注入新的活力。目前,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關系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發現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1][2]128,但也有部分學者指出數字化轉型并不一定提升企業創新績效[3]9,可見學界對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的關系仍是當前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議題。

數字化轉型與創新均具有長周期、高不確定性和高風險的特征,需要企業自身具備靈活應對風險的能力和適應能力。在此背景下,組織韌性作為企業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關鍵能力,對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起著重要作用。關于組織韌性的研究,以往學者大多從單一維度闡釋組織韌性[2,4],將組織韌性視為組織承載沖擊并從中復原的能力,而對組織在沖擊中學習改進實現反超成長的能力關注較少。在數字經濟時代,數字化轉型能夠賦能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中整合與重構內外部資源、流程和結構,推動企業流程優化和提高管理效率,增強組織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促進組織的恢復反彈。另外,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捕捉外部環境中的新發展機遇,獲取更多外部知識與信息,及時學習并改進,在反彈之后繼續反超,打造可持續的競爭優勢[5],從而賦能企業創新。因此,組織韌性為解釋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關系提供了新思路。與此同時,在“黑天鵝”和“灰犀?！笔录l發、國際形勢愈發嚴峻的不確定性發展環境下,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勢必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6],然而已有研究多是聚焦信息管理、內部控制、融資紓困[7-9]等內部作用機制發揮的協同效應,而忽視了外部環境動態變化對數字化轉型和企業創新的影響。

綜上,本文利用2011—2020年滬深A股上市公司數據,基于組織韌性和環境不確定性視角,從反彈和反超兩個維度對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進行識別檢驗,并進一步探討環境不確定性對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關系的影響效應,以期深化對二者關系邊界條件的探討。

二、文獻綜述

數字化轉型是指企業依靠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對企業組織結構、業務流程和生產經營進行變革與創新,以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過程,其能夠為企業創新活動提供新動能?；仡櫼酝墨I,關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研究,學者們從不同視角進行了探討。其一,從公司治理角度看,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企業內部的信息共享,使得人員及內控等管理過程更加透明,從而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賈西猛等[8]從信息管理、內部控制等方面出發,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和減少研發操縱行為促進企業創新。安同良等[10]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引致組織管理創新和提高人力資本水平來推動企業創新。Niu等[7]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有效改善公司治理促進企業創新。其二,從融資約束角度看,數字化轉型向外界釋放自身轉型升級的積極信號,有利于獲得更多投資者的關注,有效緩解企業與投資方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提高信貸資源分配效率,從而降低企業融資成本,賦能企業創新。黃雋等[9]發現數字化通過融資紓困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倪克金等[11]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提高勞動效率和降低營業成本促進企業成長。其三,從創新失敗容忍度角度看,數字化轉型使得企業信息環境更加透明,能夠幫助利益相關者更為有效地監督管理層行為,增強對企業創新活動的可理解性,提升創新失敗容忍度,進而促進企業創新。王靖茹等[12]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緩解管理層對薪酬降低和解雇風險的擔憂,提高企業對管理層創新失敗的容忍度,從而提高企業創新意愿。潘紅波等[13]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提升風險承擔水平有效促進企業創新。其四,從組織間關系角度看,數字化轉型在不同企業間搭建了信息共享的橋梁,有助于匯聚各方資源,加強知識、技術等要素的交流與傳遞,促進企業間合作關系的建立,從而發揮創新協同效應。張國勝等[14]認為數字賦能通過促進企業間研發協作推動企業技術創新。Ciriello等[15]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企業跨組織合作來實現創新。董瑤等[16]基于合作伙伴動態性視角,發現數字化轉型通過影響合作伙伴的穩定性和拓展性,進而影響企業雙元創新。

綜上所述,已有研究從公司治理、融資約束、創新失敗容忍度、組織間關系等視角對數字化轉型的創新賦能效應進行探討,卻鮮有文獻研究組織韌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之間的作用機制。在當今復雜多變的發展環境下,組織韌性作為企業靈活應對外部不確定風險、快速恢復穩定甚至促進企業反超成長的重要動態能力[17]73,對數字化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均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從組織韌性視角揭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機制,以期拓展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研究。

三、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數字化轉型作為一種新的生產要素和資源獲取方式,是微觀企業提升核心競爭力、激發創新活力、提升創新績效的關鍵手段和路徑。具體來看,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驅動作用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方面,從創新資源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創新資源共享,激發企業創新活力。數字時代背景下,互聯網等數字技術平臺為眾多的企業利益相關者搭建了橋梁,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能夠促進不同主體間的創新共享,幫助企業從更多渠道獲取異質性創新資源和創新思維,打破企業內部和外部協調溝通的邊界壁壘,增加企業間不同創新要素和技術融合的可能性[8]22[18]。另一方面,從創新效率角度分析,數字化轉型能夠幫助企業降本增效,賦能企業進行創新。創新是一個投入周期長、風險和不確定性較高的過程,在瞬息多變的外部環境中,傳統的技術手段難以高效完成對外部海量信息的獲取、分析和處理,而企業通過數字化技術能夠發揮“精、準、快”優勢,快速獲悉市場趨勢,及時響應市場需求,準確把握創新機會,有針對性地開展創新活動,從而能夠有效降低創新風險和創新成本,提高創新效率[19]。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1: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二)數字化轉型、組織韌性與企業創新

組織韌性是韌性理論在組織管理領域的延伸,最初用于衡量一個系統在經歷危機后自我復蘇的能力?，F有研究通常采取能力視角,認為能力觀更能體現出組織韌性的本質特征——組織能力的提升和組織成長。根據動態能力理論,能力根植于企業的組織和管理過程之中,代表了企業在面對環境變化時感知、追求和重新配置資源以應對的能力[20],這與組織韌性的能力在本質上高度契合。Ma等[4]和趙思嘉等[21]將組織韌性視為組織成功應對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負面事件甚至沖擊的重要能力,能夠幫助組織擺脫困境、恢復穩定,在總體上被歸納為承載沖擊并從中復原的能力。另外,Kahn等[22]和Dai等[23]認為組織韌性不僅包括承載沖擊的能力,還在恢復原有狀態上具備反超改進的功能,促使組織反超?？梢?組織韌性不只限于承載沖擊、反彈恢復原有狀態的單一維度,也包括在恢復原有狀態后實現反超成長的維度。因此,參考現有文獻[24]27,本文基于動態能力理論,從反彈恢復和反超成長兩個維度來闡釋組織韌性。

1.數字化轉型對組織韌性的影響

數字化轉型作為企業創新的重要驅動力,能夠賦能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中整合與重構內外部資源、流程和結構,驅使組織動態能力的進化與升級,獲取和維持可持續的競爭優勢[25]23,從而提高企業在不確定環境下的組織韌性。

從數字化轉型對反彈韌性的影響來看,首先,數字技術是企業數字化轉型中的關鍵支撐資源,能夠幫助企業洞察內外部環境的變動,使企業根據內外部環境特性及時調整組織結構,變革與重構管理模式,從而提高應對外部環境沖擊的能力[26]75。其次,數字技術的創新應用是數字時代企業降本增效的基礎支撐,通過運用數字技術對業務流程進行改造升級,能夠幫助企業降低運營成本,提高生產效率,從而有利于企業保持充裕的現金流和資源儲備,進一步增強抵御風險的能力[27]。最后,資源基礎觀認為,企業擁有的獨特資源是其穩定發展的關鍵。而數字技術的應用能夠拓展企業邊界,使企業獲取更多的內外部資源與信息,豐富企業的資源基礎,提升資源利用和配置效率,使企業能夠快速靈活處理不確定性事件,從而促進組織的反彈恢復。

從數字化轉型對反超韌性的影響來看,一方面,數字化轉型本質上是企業的一種深層次組織變革,目的就是讓企業順應數字化時代的發展趨勢,實現可持續發展,是由外到內沖擊破壞,再由內到外調整蛻變的過程,促進企業動態能力的進化與升級,激發組織在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下的發展更新能力,從而促進組織反超成長。另一方面,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不斷獲取企業眾多利益相關者分享的知識,賦能企業快速連接內外部信息源,擴展信息的廣度和深度,實現內在認知與外在環境的互動學習[8]21。因此,企業內部知識的更新和外部知識的交流能夠有力促進資源調整和價值挖掘,將支持數字化轉型的運營能力進化為不易模仿和難以替代的高層次動態能力[17]78,在反彈之后繼續學習與改進,實現組織的轉型升級,從而提升組織在反超方面的韌性。

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設:

H2a:數字化轉型對反彈韌性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H2b:數字化轉型對反超韌性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2.組織韌性的中介作用

反彈韌性對企業開展創新活動起到積極作用。一方面,反彈韌性強的企業具備柔性高效的組織架構和充裕的資源儲備,能夠增強組織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柔性組織結構簡單靈活,能夠提高企業內部信息交流的速度,具有快速的執行能力,可以增強組織的應變能力。資源儲備則為組織提供面臨外部環境沖擊時的緩沖帶,維持組織相對穩定地正常運行,從而為企業創新活動的持續進行提供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反彈韌性強的企業具備較強的資源整合能力和協調能力,能夠依據外部環境特性及時進行戰略調整和資源重配,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協調好現有不同創新活動間的知識、資源和技術等多種要素,平衡組織在動態環境中的穩定性與靈活性[28],有助于企業更好地開展創新活動。

反超韌性對企業開展創新活動起到積極作用。一方面,反超韌性強的企業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當企業從外部獲取知識與技術時,組織韌性幫助企業吸收外部資源,及時進行內外協調與耦合,促使組織依據環境變化和資源重構情況進行戰略調整與變革以適應新局勢[22],進而促進企業創新。另一方面,反超韌性有助于企業增強外部環境識別能力,捕捉戰略機遇,及時進行學習與改進,打破原有的思維慣性,發明新的商業模式和組織形式、轉換業務流程以及重組資源實現競爭優勢的建立[24]36,使企業內部更有效地利用相關的創新資源,并將其轉化為相關的創新技術,搶占新市場,獲取可持續競爭優勢,從而提高企業的創新績效。

由前文可知,數字化轉型會對組織韌性產生影響,因此,可進一步推導出,組織韌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關系中起中介作用。數字化轉型能夠提高企業整合及重新配置內外部資源與能力的效率,驅使組織動態能力的進化與升級,增強組織在反彈和反超方面的韌性,使組織更為有力地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從而為企業開展創新活動提供有力保障[29]?；诖?提出如下假設:

H3a:反彈韌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H3b:反超韌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關系中起中介作用。

(三)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

根據動態能力理論,環境對組織能力有塑造作用。在當今VUCA時代,環境不確定性是企業存續與發展必須要面臨的環境特征。環境不確定性是指企業對所處的市場環境、技術環境的未來發展變化難以進行準確感知、判斷的狀態[2]123。外部環境特性的變化給企業發展既帶來挑戰,也帶來機遇。數字化轉型中數字化能力的發揮與企業創新自然也會受到所處環境的影響[30-31]。盡管數字化轉型有利于拓展創新資源、降低創新成本和提升創新效率,進而推動企業創新,但實現這一效應的前提是企業的數字化轉型程度與其現有資源、認知水平的承載能力相匹配,否則企業數字化轉型對創新績效產生的積極效應將減弱[3]3-4。

數字化轉型是全方位的組織變革,需要企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在環境動蕩時期,未來局勢相對不明朗,當企業一味地推進數字化轉型時,很可能超越企業承受范圍,導致組織間缺乏戰略協同。而過度占用有限的生產資源,完全脫離原有生產秩序的同時又難以支撐新的業務板塊,最終導致企業不能及時做出調整以應對外部環境變化,不利于企業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16]。另一方面,有些產業處于萌芽期或建設期,在資金、技術和研發以及經營經驗上都相對匱乏,組織結構和能力相對不穩定,并不能靈活應對數字化轉型以及外部環境帶來的不確定性[9]49。因此,在環境不確定性較大的情況下,這類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很可能會對企業的生產能力產生較大的沖擊,超過企業承受能力時,甚至會影響到企業的生存和內部的穩定,從而對企業創新績效產生負面影響。

基于此,提出假設如下。

H4:環境不確定性負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關系。即環境不確定性越大,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促進作用越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的理論模型如圖1所示。

四、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1—2020年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并對樣本數據做如下處理:(1)對金融類公司予以剔除;(2)剔除樣本期內被ST和*ST的企業;(3)剔除關鍵數據缺失嚴重的企業;(4)為規避異常值對模型估計的不正常影響,對所有連續變量進行縮尾調整,縮尾對象為上下1%的觀測值。經過篩選,最終共獲得16 783個樣本觀測值。數字化轉型數據來自上海證券交易所、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搜集到的企業年報資料,其他數據來源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本文使用的數據處理軟件為Stata16。

(二)變量測量

1.被解釋變量

被解釋變量為企業創新(Innovation)。由于發明專利的申請需要通過嚴格的審查程序,能夠較好地反映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創新成果,因此,基于已有研究[19,25,32],本文采用發明專利申請數加1后取對數來衡量企業創新。

2.解釋變量

解釋變量為數字化轉型(Digital)。借鑒已有研究[13]111[33],本文使用年度報告中“數字化轉型”相關詞語出現的頻次來衡量數字化轉型程度。首先,下載樣本企業的年度報告,將其轉換為文本格式,作為后續匹配關鍵詞的數據庫。其次,從底層技術和技術實踐兩方面來界定關鍵詞。底層技術具體又包括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四類。技術實踐具體又包括移動互聯網、智能醫療、數字金融、工業互聯網等業務場景中的數字技術應用。具體細分指標名稱見圖2。最后,基于文本數據庫與界定數字化轉型程度的關鍵詞進行匹配,將關鍵詞詞頻求和來構建數字化轉型指標。為避免該數據“右偏性”特征的影響,進行加1后取對數處理。

3.中介變量

中介變量為反彈韌性(Bounceback)和反超韌性(Bounceforward)。依據動態能力理論,本文擬從反彈維度和反超維度兩個方面構建組織韌性指標[24]27。反彈韌性是組織承受挑戰打擊后反彈恢復至原有狀態或功能的能力,參考已有文獻對企業韌性的研究[34-36],采用樣本企業速動比率、沉淀性冗余資源、非沉淀性冗余資源和凈資產收益率四個指標來綜合評價,對這四個指標的數據分別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取均值得到反彈韌性綜合值。反超韌性是超越承受打擊,不但反彈恢復,而且組織變得更加堅強的能力,代表了企業的成長能力,借鑒已有學者的做法[37-38],選取衡量企業成長能力的指標:總資產同比增長率、營業收入同比增長率、凈利潤同比增長率,并對這三個指標的數據分別進行標準化處理,然后取均值得到反超韌性綜合值。

4.調節變量

調節變量為環境不確定性(EU)。借鑒申慧慧等[39]的做法,采用企業過去五年非正常收入經過行業調整后的變異系數作為環境不確定性的測度指標。首先用企業過去五年的數據,以銷售收入為因變量對年份做OLS回歸,所得殘差值作為非正常銷售收入;其次,通過計算非正常銷售收入的標準差與平均值的比值得到未經過行業調整的變異系數e;最后將變異系數e除以同一年度內同行業e的中位數,即為當期經行業調整后的環境不確定性EU。

5.控制變量

為了保證結果的穩健性,借鑒以往學者的相關研究[26]78[40],對可能影響企業創新的其他變量進行了控制,具體包括:資產負債率(Lev),總負債與總資產的比值;托賓Q值(Tobins),市場價值與總資產的比值;流動比率(Liquid),流動資產與總資產的比值;固定資產占比(Fixed),固定資產凈額與總資產的比值;股權集中度(Share),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高管平均年齡(Gage),高層管理人員的平均年齡;獨立董事占比(Indep),獨立董事人數占董事會總人數的比例;產權性質(Soe),虛擬變量,國有企業為1,民營企業為0;兩職合一(Dual),董事長兼任CEO為1,否則為0。另外,本文也對年份(Year)和行業(Industry)進行了控制。

(三)模型構建

為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以及兩類組織韌性在其中的中介效應和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本文構建如下計量回歸模型:

Innovationi,t=α0+α1Digitali,t+αmControlsi,t+
Year+Industry+εi,t

(1)

Resiliencei,t=β0+β1Digitali,t+βmControlsi,t+
Year+Industry+εi,t

(2)

Innovationi,t=λ0+λ1Digitali,t+λ2Resiliencei,t+
λm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3)

Innovationi,t=χ0+χ1Digitali,t+χ2Digitali,t×
EUi,t+χmControlsi,t+Year+Industry+εi,t

(4)

式中:Innovation表示企業創新,Digital表示數字化轉型,Resilience表示組織韌性(包括反彈韌性Bounceback和反超韌性Bounceforward),EU表示環境不確定性,作為調節變量,Digital×EU表示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Controls代表控制變量,Year和Industry分別代表年份和行業固定效應,ε代表隨機擾動項,i表示企業,t表示年份。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1為本文所有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企業創新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6.014,標準差為1.540,表明不同企業間的創新程度有較大差異。數字化轉型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5.796,標準差為1.253,表明樣本企業在數字化轉型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反彈韌性最小值為0.009,最大值為0.940,標準差為0.106,反超韌性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1,標準差為0.095,表明樣本企業在反彈韌性和反超韌性上呈現出較大差異。環境不確定性最小值為0.017,最大值為23.440,標準差為1.202,表明企業在樣本區間內面臨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差異性較大。另外,控制變量與已有研究無明顯差異。

(二)相關性分析

表2列示了本文主要變量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基本小于0.4,同時,本文對所有解釋變量進行方差膨脹因子測算,結果顯示所有解釋變量的平均VIF為1.63,最大值為3.85,遠小于閾值10,表明本文的解釋變量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三)實證結果分析

表3列示了基礎回歸分析結果。表3模型(1)檢驗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可以看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回歸系數為0.293,并且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因此,本文的假設H1得到驗證,數字化轉型能夠正向促進企業創新。

本文采用“中介效應檢驗三步法”進行組織韌性的中介效應檢驗。首先,對“數字化轉型—反彈韌性—企業創新”的機制進行識別檢驗,表3模型(2)中數字化轉型系數為0.004,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反彈韌性,假設H2a得到驗證。模型(3)為企業創新對數字化轉型與反彈韌性的回歸,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為0.280,反彈韌性的回歸系數為3.534,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模型(1)的回歸結果相比,在加入反彈韌性后的模型(3)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值有所降低,但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反彈韌性的正向中介機制存在,因此,假設H3a得到驗證。其次,對“數字化轉型—反超韌性—企業創新”的機制進行識別檢驗,表3模型(4)中數字化轉型系數為0.006,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反超韌性,假設H2b得到驗證。模型(5)為企業創新對數字化轉型與反超韌性的回歸,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為0.289,反超韌性的回歸系數為0.721,且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與模型(1)的回歸結果相比,在加入反超韌性后的模型(5)中,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值有所降低,但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反超韌性的正向中介機制存在,因此,假設H3b得到驗證。

為確保中間機制的穩健性,本文使用Sobel檢驗方法對上述中介路徑進行檢驗,結果顯示反彈韌性的Soble檢驗Z值為7.33(P<0.01),反超韌性的Soble檢驗Z值為2.33(P<0.05),表明兩類組織韌性的中介效應仍然存在。

最后,本文使用交乘項回歸分析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貧w結果見表3模型(6)?？梢钥闯?數字化轉型與環境不確定性的交互項回歸系數為-0.016,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其與數字化轉型系數相反,表明環境不確定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起到了負向調節作用,假設H4得到驗證。

(四)穩健性檢驗

1.工具變量法

本文選取同城市同行業均值作為工具變量,應用兩階段工具變量法(2SLS)進行內生性處理。因其既與單個企業的產業鏈數字化相關,又不會直接影響單個企業的創新行為,因而兼具外生性和相關性。表4列示了回歸結果,模型(1)為第一階段估計結果,顯示工具變量IV系數在1%的統計水平上顯著為正,符合工具變量的相關性。此外,工具變量通過不可識別檢驗、弱工具檢驗(第一階段F值大于10)。模型(2)為第二階段估計結果,說明在控制了內生性問題后,結論依舊穩健。

2.替換變量法

本文采用發明專利授權數加1后的自然對數作為企業創新的替代變量。另外,以“是否實施數字化轉型”測量數字化轉型指標。若企業當年進行數字化轉型,Digital-1賦值為1,反之賦值為0?；貧w結果見表5。由表可知,各關鍵變量的估計系數與顯著性相較于原模型未發生顯著變化,結論依然成立。

3.更換回歸模型

本文采用“時間×行業”的高階聯合固定效應方法重新對模型進行檢驗,結果見表6,與前文基本一致,說明結論穩健。

4.變更樣本選取范圍

由于高新技術企業本身研發水平較高,也更可能進行數字化轉型,因此,為避免這類企業對結果的影響,本文剔除高新技術企業進行穩健性檢驗。此外,為了避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本文剔除了2020年的樣本數據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7,與前文基本一致。

(五)異質性檢驗

1.所有權結構異質性

由于所有權結構的差異,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資源基礎、高管激勵、投資決策等方面存在顯著差別,進而影響企業創新。因此,本文基于樣本企業是否屬于國有企業賦值虛擬變量,嘗試從所有權結構維度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異質性影響,結果見表8前兩列。國有企業組回歸系數為0.339,民營企業組回歸系數為0.270,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該系數通過suest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0.01)。這表明,不論是國有企業還是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都能顯著促進企業創新,但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作用效果更明顯。這可能因為,與非國有企業相比,國有企業本身資金實力較為雄厚,且具備先天政策優勢,能夠為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提供強有力的資金和政策支持,加大企業研發投入力度,提高創新能力。

2.企業規模異質性

由于企業規模的差異,大企業與中小企業在經濟實力、受政策扶持力度、組織結構、靈活性等方面存在顯著差別,進而影響企業創新活動的開展。因此,本文嘗試從企業規模維度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異質性影響,選擇企業總資產的對數衡量企業規模,并根據企業規模的均值對全樣本劃分為大企業和中小企業,進行分組回歸,結果見表8后兩列。大企業組回歸系數為0.313,中小企業組回歸系數為0.218,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該系數通過suest組間系數差異檢驗(P<0.01)。這表明,無論是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均能促進企業創新,但大企業促進效應更明顯。這可能因為,相比大企業,中小企業資金實力和知識信息資源不足,不易受到投資者的關注,外部融資機會較少,融資較難,且受政策扶持力度小,進行數字化轉型的難度較大,因此其轉型效果低于大企業。

六、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本文基于動態能力理論,以中國滬深A股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數據為樣本,研究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影響以及組織韌性的中介效應,并進一步探討了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得到如下結論: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創新,該結論驗證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積極影響。數字化轉型有利于企業匯聚眾多創新資源,拓展企業創新機會,還能降低企業創新成本,提高企業創新效率,從而顯著推動企業創新。第二,數字化轉型能夠增強企業反彈韌性和反超韌性,且數字化轉型通過增強兩類組織韌性促進企業創新。數字化轉型能推動企業流程優化和提高管理效率,增強企業抵抗外部沖擊的能力,同時,企業通過數字化轉型獲取更多外部知識與信息,促進組織學習與改進,在反彈之后繼續反超,打造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從而為企業創新提供有力保障。第三,環境不確定性負向調節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的作用關系。當外部環境較為動蕩時,未來局勢相對不明朗,會加劇數字化轉型的風險,此時企業若盲目進行數字化轉型,很可能超越企業承受范圍,導致企業現有資源和能力無法與之匹配,不利于企業的創新與發展。第四,考慮到企業所有權結構和企業規模等異質性特征,分析得出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促進效應在國有企業和大企業中更加明顯。國有企業和大企業普遍資金與技術實力雄厚,受到政策扶持力度大,更容易獲取數字化轉型過程所需的各種資源,在促進企業創新中發揮更大作用。

(二)研究貢獻

本文的研究貢獻在于:第一,聚焦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的關系,從組織韌性視角出發,實證檢驗了反彈韌性和反超韌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的作用,探究了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的內在機理,為數字化轉型影響企業創新的相關路徑研究提供新的視角。第二,針對組織韌性這一變量,以往研究多側重于從單一維度來界定其概念內涵,本文則基于動態能力理論,從反彈恢復和反超成長兩個維度來闡釋組織韌性,彌補了已有研究的不足,豐富了組織韌性相關文獻。第三,將環境不確定性納入研究框架,并進一步探討環境不確定性在數字化轉型與企業創新間的調節效應,豐富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影響的情境研究。

(三)管理啟示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管理啟示:

第一,高度重視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創新的積極作用,積極推進企業數字化轉型。企業要抓住數智化、信息化發展機遇,加快數字技術的創新與應用,建設智能工廠和數字工廠,在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數字技術領域加大研發投入,大力引進數字技術人才等。另外,政府要鼓勵和支持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完善數字基礎設施,加快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數字產業,積極搭建一批開放共享的數字化服務平臺,增強數字化服務能力,從而為企業數字化保駕護航。

第二,充分發揮數字技術在增強組織韌性中的積極作用,提升企業創新水平。在環境不確定性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企業要善于捕捉不確定性環境中的發展契機,抓住數智化、信息化發展機遇,積極應對、變中求勝,借助數字技術的力量規避不利風險,維持組織結構的柔性特征,增強企業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同時,企業應著眼于長遠利益,利用數字技術、數字治理等賦能企業創新,打造長期競爭優勢,實現企業可持續成長。

第三,企業在進行數字化轉型時,必須充分考慮環境不確定性的影響。較高的環境不確定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數字化轉型的風險,因此,在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企業不應盲目地進行數字化轉型,而應準確分析外部環境形勢,綜合考慮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自身資源稟賦與發展現狀,在合適的時機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以最大限度利用數字技術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第四,加大對非國有和中小企業的扶持力度,引導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在不確定性加劇的時期,非國有企業和中小企業等抗風險能力較弱,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普遍面臨基礎薄弱、融資難、研發資金不足等困難,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完善數字化產業政策體系,加大對非國有和中小企業的政策支持,從稅收優惠、創業孵化扶持和金融支持等方面,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約束,補齊資金和技術短板,推進非國有和中小企業數字化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