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效應研究

趙為民,汪孔春

(安徽大學 經濟學院,合肥 230039)

一、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為新時代的稅收征管指明了方向,要將“以數治稅,數據賦能”作為實現稅收現代化的重要渠道,推動稅收現代化更好地服務中國式現代化。稅務機關的海量涉稅數據在支撐決策、治理和創新等領域具有無限潛力,隨著稅收征管數字化升級和智能化改造日趨完善,稅收現代化將推動中國ESG實現新的發展。ESG是目前金融市場興起的重要理念和企業行動指南,由環境(environmental)、社會(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的英文縮寫構成,代表了企業在市場中的綜合表現,倡導企業在發展中要關注環境保護、社會發展和公司治理。推進企業ESG發展對于我國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實現碳達峰與碳中和的戰略目標具有重要意義。后疫情時代,為了提振國內企業發展信心,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我國政府已考慮從稅收角度推動企業ESG發展,加強對ESG企業的稅收調節,以稅收政策驅動企業ESG目標的實現,稅收已成為促進ESG發展的關鍵要素。

近年來,企業稅收信息披露不完善、偷稅漏稅現象頻發,嚴重損害了企業的形象,阻礙了國內ESG的發展。作為一項外部治理機制,稅收征管可以促進企業完善內部治理體系,使相關稅收政策落到實處并發揮良好的激勵作用,有助于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注重環境保護。稅收征管數字化使信息技術與稅收征管系統有效融合并產生良性互動,不僅在宏觀層面優化了國內的稅收征管體系,也在微觀層面改善了企業的內部治理狀況[1]。在中國稅收征管數字化建設進程中,金稅工程是一項代表性的成功舉措,其中“金稅三期”工程憑借其對數據的高效共享和集中化處理,顯著提升了稅務監管部門對企業涉稅信息的監控能力,在降低企業代理成本、提高信息披露透明度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促進企業ESG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以“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構建準自然實驗,采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分析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效應,同時從代理成本渠道和信息環境渠道進一步驗證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作用機理。此外,為了厘清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在不同主體間的差異性,本文分別從產權性質、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視角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影響的異質性。本研究有助于揭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作用機理,為進一步完善稅收征管體系與規范企業ESG發展路徑提供有益參考。

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一是將外生于企業的宏觀財稅政策引入企業ESG的研究中,拓展了企業ESG表現的研究思路;二是從稅收治理角度剖析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作用機制,為設計一套契合企業發展的稅收政策提供了決策參考;三是從現實意義角度來看,研究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也為智慧稅務的構建提供了新的方向。

二、文獻綜述

(一)關于企業ESG表現的研究

ESG表現基于環境、社會和治理三個維度,代表了企業在資本市場中的綜合表現。學界對企業ESG表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業ESG表現的經濟后果及影響因素。

對于企業ESG表現經濟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對企業價值和投資效率的積極影響,部分研究顯示其對企業創新也具有一定的激勵作用。Attig等[2]認為,ESG表現能夠推動企業合理運用和配置資源,使其形成持久的競爭優勢,從而創造價值。高杰英等[3]研究發現良好的ESG表現能夠降低企業代理成本和緩解融資約束,進而抑制過度投資和投資不足這兩類非效率投資行為,提高企業整體投資效率。王治等[4]進一步研究發現,ESG表現能夠通過聲譽效應和資源配置效應有效提升企業創新績效。

目前涉及企業ESG表現影響因素的研究較少,部分學者從企業數字化轉型、稅制綠色化和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等角度對企業ESG表現的驅動要素進行了探索。王海軍等[5]認為數字化轉型提高了企業運行效率和感知能力,通過企業創新能力、信息互動和財務績效三種渠道有效提升了企業ESG表現。王禹等[6]研究發現稅制綠色化能夠顯著改善重污染企業的ESG表現。李國龍等[7]認為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能夠加速企業數字化轉型并緩解信息不對稱問題,從而提升其在資本市場的表現,推動企業ESG發展。

(二)關于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研究

稅收征管數字化憑借其在數據收集、傳輸和分析等方面的優勢,顯著提高了稅務機關的分析能力和監管效率?，F有文獻對于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效應的研究聚焦于企業避稅和公司治理兩個方面。

除了減少企業避稅行為,稅收征管還具有溢出效應,能夠對公司治理產生一定影響。Desai等[11]首次借助理論模型,將稅收征管納入公司治理體系,研究發現強有力的稅收征管能夠抑制內部人轉移公司資源的行為。廖歆欣等[12]發現避稅帶來的信息不對稱和自由現金流節約為管理層進行在職消費提供了便利,降低了公司的治理水平。近年來,在深入研究中,部分學者發現稅收征管數字化還會對企業的金融化程度產生一定影響。范潤等[13]認為減少避稅活動通過降低企業可支配現金流和代理成本兩條路徑抑制了實體企業金融化程度。

(三)文獻述評

綜合上述,現有關于企業ESG表現的文獻主要集中于ESG表現的經濟后果,而關于增強企業ESG表現的驅動因素的研究較少。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和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背景下,能否通過提升稅收征管數字化水平推動企業ESG發展,鮮有文獻進行研究。同時在研究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效應時,現有文獻聚焦于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稅負的直接影響,分析其對企業經營治理的作用,注重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經濟效益而忽視其社會效益。本文從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潛在社會效益出發,探析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作用機理,為完善稅收征管體系和規范企業ESG發展路徑提供理論支撐和經驗證據。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ESG表現

企業的ESG表現由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的綜合表現來體現。從環境保護角度而言,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顯著提升稅收治理水平,有助于稅收優惠政策精準落地,進而有效調節社會發展中的“負外部性問題”,如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等,推動環境保護目標的實現[14]。從社會責任角度而言,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緩解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沖突,降低企業的逐利性動機,促使企業將更多資金用于履行社會責任[15]。從公司治理角度而言,上市公司的避稅活動往往會損害其企業價值[16]。稅收監管體系的完善有助于規范企業的盈余管理,通過提高數據源的信息透明度,及時監控企業是否存在操縱盈余等現象,推動公司治理體系日趨完善[17]。同時,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有效降低涉稅企業的代理成本,使管理層重視有助于企業可持續性發展的投資決策,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體系。因此,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驅動作用,優化現有稅收征管體系,有效降低企業代理成本并提高企業信息環境質量,為推動企業ESG發展提供有力支撐?；谝陨戏治?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有效提升企業的ESG表現。

(二)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ESG表現的作用機制

一方面,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緩解股東與管理層之間的代理沖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管理層的逐利性動機,進而提升企業的ESG表現。管理層的報酬基于企業的經營績效,其投資決策往往以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為原則。當股東與管理層存在嚴重的代理沖突時,管理層為了追求自身的高收益,可能會做出有損企業價值的行為。管理層通常對于企業的投資決策具有較大的自主權,利用金融產品的高收益率及強流動性謀取私利的現象層出不窮[18],易對企業的ESG投資產生不利影響?！敖鸲惾凇惫こ桃劳鞋F代信息技術,顯著提升了稅收征管強度,有助于監管部門實時監控企業的經營投資,對異常投資行為及時進行檢查和處罰。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管理層虛構交易或利用關聯關系掩飾其代理成本的行為,降低管理層利用金融資產進行投機套利的可能性[19],促使其積極履行對股東、員工等的社會責任。當企業的管理層摒除逐利性動機時,就能將更充裕的資金用于環境保護、社會責任的履行及公司治理,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企業的ESG表現。

另一方面,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提高企業信息環境質量,規范盈余管理,增強企業與社會各階層黏性,促使企業在社會輿論和政府監管下主動進行ESG投資?！敖鸲惾凇惫こ汤脭底旨夹g對企業的涉稅數據進行實時監控,能夠有效提高企業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及時評估企業各項費用的合理性。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提升企業與利益相關者的信息互動,吸納其對公司經營管理的合理訴求,充分發揮利益相關者對公司治理的監督作用。尤為突出的是,企業信息環境的改善有助于緩解股東和管理層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20],使股東廣泛參與到企業的經營治理中,從而選擇有助于提升企業價值的經營決策,強化其進行ESG投資的動機和意愿。同時,盈余管理程度是企業經營情況的重要體現,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評估會計賬目是否存在虛假問題以及各項費用是否合理來判斷企業是否操縱盈余[21],有助于規范企業的盈余管理,推動其進行合理投資規劃,將資金更多用于提升企業的ESG表現。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2: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降低代理成本提升了企業的ESG表現。

假設3: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改善信息環境提升了企業的ESG表現。

四、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金稅三期”工程漸進式的推進為本研究構建了良好的準自然實驗基礎。為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本文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模型進行實證研究,具體模型如下:

ESGit=α+βGTPct+γControlit+δi+μt+εit

(1)

式中:ESGit代表企業ESG的綜合評分;下標i表示企業,c表示所處地區,t表示年份;GTPct表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的虛擬變量,若企業所在地區當年進行了“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則GTP取1,反之取0;系數β表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Controlit代表企業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合集;本文控制了企業層面(δi)和時間層面(μt)的固定效應,并在企業層面上聚類調整標準誤。

(二)主要變量定義

1.企業的ESG表現(ESG)

隨著ESG投資理念不斷深化,眾多ESG評級體系蓬勃發展。華證ESG評級運用國際主流的評級方法,融入符合我國國情的特色指標,向市場提供A股上市公司及發債主體等證券發行人的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三個維度的評級結果,目前已得到商界和學術界的廣泛認可與應用。其他ESG評級較之于華證ESG評級存在一定劣勢。例如,商道融綠評級覆蓋范圍較窄,且其更新頻率處于較低水平;嘉實ESG評級在更新頻率上表現較好,但其尚未在WIND、CSMAR等數據庫上線,數據獲取難度大。結合評級覆蓋度、更新頻率及數據可獲得性,本文選取華證ESG評級度量企業的ESG表現。華證ESG綜合評級主要分為AAA、AA、A、BBB、BB、B、CCC、CC、C九檔,本文依次賦值為從9到1,數值越大代表企業ESG表現越好。

2.稅收征管數字化(GTP)

金稅工程是我國稅收征管數字化的重要實踐?！敖鸲愐黄凇焙汀敖鸲惗凇被凇耙云笨囟悺彼枷?實現了對增值稅發票各環節的實時監控?！敖鸲惾凇蓖ㄟ^信息共享、數據交換和業務聯動,實現了全國稅收數據大集中,顯著提升了稅收征管數字化水平?！敖鸲愃钠凇痹凇敖鸲惾凇钡幕A上將非稅收入納入監管范圍,建立各部委、人民銀行等參與機構之間的通道,實現“以票控稅”向“以數治稅”的轉變。由于“金稅四期”目前未被廣泛應用,難以評估其政策效應,本文選擇“金稅三期”工程作為稅收征管數字化的衡量指標?！敖鸲惾凇惫こ滩捎梅峙圏c的方式逐步上線,2013年在重慶、山東、山西進行第一批試點,2014年,廣東(不含深圳)、河南和內蒙古加入試點,截至2015年底擴展至湖南、安徽、四川和吉林等14個省市,最終于2016年完成全國覆蓋?！敖鸲惾凇鄙暇€初期采用中國稅收征管信息系統與“金稅三期”工程系統雙軌并行的方式,本文選取各省份“金稅三期”的單軌運行時間作為試點時間以識別政策的凈效應。參考張克中等[22]的處理方法,將下半年實施“金稅三期”工程的地區視為下一年度開始試點。

3.控制變量

為了精準識別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本文借鑒閆華紅等[23]的做法,設置了以下企業層面的控制變量:企業規模(Size)、負債水平(Lev)、盈利能力(ROA)、現金流量(Cashflow)、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管理層持股比例(Mshare)、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Inst)。此外,為了控制地區經濟發展差異、地區財政支出差異等因素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本文還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Pgdp)和地區財政支出占比(Finance)納入控制變量范圍。變量的具體定義見表1。

(三)樣本選擇與數據描述

本研究選取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為樣本,ESG評級數據來自Wind資訊金融終端,上市公司財務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地區層面數據來源于各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處理方法如下:鑒于金融行業商業模式和報表項目較為特殊,刪除了金融行業的樣本;“金稅三期”工程自2013年開始實施,為保證樣本在政策實施前后均有觀測值,刪除了2013年及以后上市的樣本;剔除財務異常的樣本;剔除變量觀測數據缺失的樣本。本研究最終得到21 285個觀測值。為了防止離群值對實證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對連續變量在上下1%分位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表2為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其中,企業ESG表現評級數據的均值為4.1160,表明樣本的ESG平均評級在B到BB之間,同時不同企業之間的ESG表現存在較大的差異;GTP的均值為0.4430,表明樣本期間共有44.30%的上市公司所在地實施了“金稅三期”工程。

五、實證研究

(一)基準回歸分析

為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本文進行了多期雙重差分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3。列(1)僅控制了企業固定效應和年份固定效應,未加入其他控制變量,列(2)和列(3)分別逐步加入企業層面和地區層面的控制變量。由表3可知,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有效提升企業ESG表現。在完整控制相關變量的情況下,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估計系數為0.0816,較樣本ESG表現的平均值而言,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提升幅度約為1.98%(0.0816/4.1160)?；鶞驶貧w結果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充分發揮其治理作用,顯著提升企業的ESG表現,假設1得到實證支持。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假設檢驗

雙重差分模型要求在受到政策沖擊前,實驗組與對照組對于結果變量所造成的影響呈現一致趨勢,即“金稅三期”工程實施前實驗組與對照組企業的ESG表現無明顯差異。為滿足雙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條件,本文構建如下模型進行平行趨勢檢驗:

(2)

式中:POST-4、POST-3、POST-2、POST-1、POST0、POST1、POST2、POST3、POST4分別表示“金稅三期”工程實施的前四年及以前年度、前三年、前兩年、前一年、實施當年、后一年、后兩年、后三年、后四年及以后年度,以“金稅三期”工程實施的前一年POST-1作為基準年,運用式(2)進行回歸分析。根據實驗結果,在95%的置信區間上繪制平行趨勢檢驗圖,如圖1所示。結果顯示POST-2、POST-3、POST-4的回歸系數均不顯著,而政策實施后POST1、POST2、POST3、POST4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符合雙重差分模型的基本假設。

2.安慰劑檢驗

為了消除實驗的偶然性和隨機性,本文進行了安慰劑檢驗。參考魏志華等[24]的做法,采用隨機選擇“金稅三期”工程試點區和隨機設定各地區“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時間兩種方法分別進行檢驗。從理論角度出發,實驗中設定的處理組和試點時間均隨機生成,不會對企業的ESG表現造成影響,其估計系數應分布在零點附近。本文分別重復500次上述設置過程,根據實驗結果繪制核密度圖,如圖2所示。結果顯示,在兩種隨機模擬下,估計系數的均值均位于0附近,絕大多數樣本的P值都超過了0.1,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實際系數(0.0816)獨立于該系數分布之外。安慰劑檢驗結果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促進作用不受偶然性事件的影響,實驗結果的穩健性較強。

3.排除“營改增”政策的影響

自2012年開始,“營改增”政策在我國逐步推行,至2016年完成了政策的全覆蓋?！盃I改增”政策優化了增值稅的抵扣環節,有助于減輕企業稅收負擔,使其能夠以更加充盈的資金開展ESG投資。由于“營改增”政策產生的影響集中于房地產業、生活服務業、金融業及建筑業四大行業,而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不易受政策影響,因此本文參考鄭建明等[25]的做法,僅選取樣本中的制造業、批發業和零售業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4列(1)。其中,GTP的回歸系數為0.0768,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排除“營改增”政策影響后,實驗結果仍與假設1相符。

4.更換企業ESG表現的度量方法

考慮被解釋變量的測度可能會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本文參考胡潔等[26]的做法,更換企業ESG表現的度量方法,采用彭博咨詢公司的ESG評級替換華證ESG評級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結果見表4列(2)。其中,GTP的回歸系數為0.4313,且在5%水平上顯著,說明在更換ESG評級指標后,稅收征管數字化仍對企業ESG表現有顯著提升作用,實驗結果與假設1保持一致。

六、機制分析

前文的研究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ESG表現,為進一步揭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內在影響機制,本文參考溫忠麟等[27]的研究構建如下中介效應模型,從代理成本渠道和信息環境渠道分別進行機制檢驗:

Mit=b0+b1GTPct+b2Controlit+δi+μt+εit

(3)

ESGit=c0+c1GTPct+c2Mit+c3Controlit+
δi+μt+εit

(4)

式中,Mit為中介變量,其他變量定義參照前文所述。

(一)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ESG表現:代理成本渠道

稅收征管數字化強化了政府的監管作用,降低了管理層利用避稅活動掩蓋其代理行為的可能性,使其將資金更多地用于環境保護、履行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F有文獻多用管理費用率衡量代理成本,管理費用率越高,企業的代理沖突問題形勢越嚴峻。本文選取管理費用率(Mfee)作為中介變量,進一步探究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與代理成本之間的聯系,機制檢驗結果見表5列(1)和列(2)。列(1)的GTP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顯著降低企業的管理費用率(Mfee),起到降低企業代理成本的作用。列(2)實證結果體現了稅收征管數字化(GTP)和中介變量管理費用率(Mfee)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結果表明管理費用率(Mfee)對企業ESG表現具有抑制作用。同時,在控制管理費用率(Mfee)后,稅收征管數字化(GTP)對企業ESG表現的回歸系數較基準回歸結果有所下降。綜合上述分析,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業的ESG表現,與假設2相符。

(二)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ESG表現:信息環境渠道

稅收征管數字化借助現代化信息技術,實現了稅收數據的集中與征稅標準的統一,能夠有效提升企業涉稅信息透明度,使企業在政府監管與輿論監督下主動進行ESG投資。因此本文著眼于信息環境渠道進行機制分析?，F有文獻主要以修正Jones模型運算得到的盈余管理程度(DA)度量企業的信息環境質量,DA取值越大,企業的信息環境越差。本文沿用這一做法估計企業的盈余管理程度(DA)并將其作為中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機制檢驗結果見表5列(3)和列(4)。列(3)顯示,GTP的估計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顯著提高企業涉稅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列(4)實證結果體現了稅收征管數字化(GTP)和中介變量盈余管理程度(DA)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結果表明盈余管理程度(DA)能夠對企業ESG表現產生顯著抑制作用。在控制企業盈余管理程度(DA)后,稅收征管數字化(GTP)對企業ESG表現的回歸系數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上述結果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改善企業的信息環境提升企業的ESG表現,與假設3描述一致。

七、異質性分析

前文實證分析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降低代理成本和改善信息環境對企業ESG表現產生顯著促進作用。本部分將從產權性質、內部控制及外部監督視角,進一步考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影響的異質性。

(一)產權性質視角

產權性質決定了企業的經營目標,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在不同產權性質的企業之間可能存在差異?；诖?本文分組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ESG表現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列(1)和列(2)。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于非國有企業的ESG表現在10%水平上具有顯著促進作用,GTP的回歸系數為0.0621,對于國有企業的ESG表現在1%水平上具有顯著促進作用,GTP的回歸系數為0.0941,且此分組通過了組間系數顯著性檢驗。國有企業的回歸系數和顯著性水平均高于非國有企業,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國有企業ESG表現的治理作用更強。其內在原因可能在于,國有企業的經營目標需兼顧更多的社會責任,如環境保護、穩定就業等,當企業的信息披露透明度得到改善后,在政府規范和社會引導下,國有企業往往具有更強的ESG投資意愿。實證結果說明,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ESG表現均能夠產生積極影響,但對國有企業的ESG表現具有更強的促進作用。

(二)內部控制視角

作為公司治理的基礎設施,內部控制情況影響著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對企業的投資決策至關重要[28],可能會對企業的ESG表現造成一定影響。本文選取“迪博·中國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衡量企業的內部控制質量,內部控制指數越低,則公司內部控制質量越差。當企業的內部控制狀況表現不佳時,易對其信息披露透明度產生負面影響,預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更顯著?；谝陨戏治?本文將樣本劃分為低內部控制組與高內部控制組分別進行檢驗,回歸結果見表6列(3)和列(4)。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于低內部控制組企業的ESG表現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對高內部控制組企業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表明當企業內部控制環境較差時,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對企業的ESG表現產生更顯著的治理效應。

(三)外部監督視角

外部監督強度與企業的信息披露透明度關系密切,而企業的信息環境質量易對其投資規劃產生影響[29],進而作用于企業ESG表現。本文以企業是否受“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來衡量其所受外部監督強度。當企業受“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時,企業面臨較強的外部監督,預期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其ESG表現的治理效應較弱?；谏鲜龇治?本文分組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于非“四大”審計組企業及“四大”審計組企業ESG表現的影響,回歸結果見表6列(5)和列(6)。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于非“四大”審計組企業的ESG表現具有顯著促進作用,而對“四大”審計組企業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也意味著稅收征管數字化與外部審計監督在提高企業ESG表現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替代作用,當企業受到的外部監督作用較弱時,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充分發揮其治理作用,顯著提升企業ESG表現。

八、研究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基于“金稅三期”工程的實施構建準自然實驗,運用多期雙重差分法分析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影響效應。研究結果表明,稅收征管數字化能夠通過緩解代理沖突問題和提高信息環境質量促進企業ESG發展,同時異質性分析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在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當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較差或所受外部監督強度較弱時,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促進作用更強?；谏鲜鼋Y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積極推進智慧稅務建設?，F階段我國應當積極推進智慧稅務建設,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現代信息技術對現有稅收征管系統進行智能化改造,搭建政府與企業之間的涉稅信息共享平臺,同時將金稅工程的監管范圍拓展至更多非稅業務,利用數據分析技術建立稅收風險識別和預警系統。通過以上措施提高企業信息環境質量并緩解代理沖突,推動企業加大對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公司治理的資金投入,實現高質量發展。

第二,不斷優化稅收營商環境。利用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數據集成優勢,搭建與社保、工商等部門的信息共享平臺,從整體上提高涉稅信息披露透明度,為民生項目建設、重點工作推進提供有力保障。重視稅收政策的間接治理效應,對企業的ESG實踐適當釋放政策紅利,鼓勵企業進行節能減排化生產并積極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不斷創新納稅服務舉措,落實各項稅費優惠政策,助力企業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

第三,構建內外結合的公司治理體系。本文研究發現,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ESG表現的治理效應在企業內部控制質量較差和受外部監督強度較弱時效果更加顯著。這啟示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制度建設,例如采取管理層激勵制度促使其關注有助于提升企業價值的投資決策,建立全面預算體系以提高內部控制水平等。同時應結合外部監督力量,如在稅收征管中引入政府的評價機制以提升企業信息披露的透明度等,積極構建內外結合的公司治理體系。由于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治理效應在國有企業中更加顯著,政府還應重視引導非國有企業關注環境保護并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為企業的ESG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第四,完善企業ESG的發展路徑。ESG表現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指標之一,對于推動經濟社會綠色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政府應聯合行業協會等力量,不斷完善ESG的發展路徑。政府應搭建企業間相互學習的橋梁,積極引導企業更加高效地進行ESG實踐。行業協會應充分發揮自身力量,牽頭搭建ESG展示平臺,動態展示在ESG實踐中表現突出企業的實踐成果與發展心得,同時制定更為嚴格的企業ESG實踐標準,以規范行業ESG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