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文化發展進路探究

王善銘 楊玉成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方法論研究”，項目編號：20BKS063。

作者簡介：王善銘（1994—），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楊玉成（1969—），男，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哲學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摘要：西方在工業化現代化發展模式下，不僅人在被異化的過程中喪失了主體性，而且文化也成了“祛魅”的對象，這是其現代性弊病的重要成因?！爸袊浆F代化”的提出，為人類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提供了新方案，同時強調了文化在現代化發展中的重要性，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化發展指明了方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化發展需要在“第二個結合”的思想解放中促成飛躍，讓經由“結合”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在這一過程中，要堅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也應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容之間的交流互鑒。不僅如此，新文化之“新”還應體現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語境轉化成果和對世界之問、時代之問的具有中國智慧與中國特色的理論化解答當中。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兩個結合”;新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2? ? ?文獻標識碼：A? ? ?文章編號：1003-1502（2023）06-0085-08

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的提出有一個重要的“他者”，那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西方文獻中的“現代的”（modernus）一詞最早出現于5世紀，指涉的是皈依了基督教的歐洲國家開始告別野蠻或者異教而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直到19世紀，它才開始作為編年史概念而得到廣泛使用，指代的是區別于“古代的”與“中世紀的”的第三個歷史分期[1]?？梢哉f，現代性存在于任何人類文明能夠自我意識、自我覺醒的歷史時期，對于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探索也并不是某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利。當前，西方工業化模式下的現代性危機已然暴露無遺，馬克思在對以拜物教為核心的資本邏輯的批判中揭示了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危機和弊病，并初步指出了現代文明轉型的新方向。在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努力以及不斷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實踐進程中，最終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理論成果，為人類社會現代化模式提供了新思路，具有獨特的先進性。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先進性體現

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為人類的現代性發展問題提供了中國方案。在這之前，資本主義的發展的確如馬克思所說，在現代生產過程中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但是資本現代化發展造成的勞動異化讓社會矛盾愈發尖銳，工具理性也逐漸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將世界“祛魅”成為冰冷的物質與財富的造物。從當前西方工業化的現代化發展結果來看，單純依靠社會財富的增加并不能帶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評價：它們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兩極分化的現代化、物質主義膨脹的現代化、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2]。人類的現代化需要擺脫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桎梏，走出一條更具先進性的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模式應運而生，具有獨特的先進性。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而不是滿足少數人利益的現代化

馬克思透過資本運動的過程揭示資本主義現代性的流變，認為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是全部現代社會體系運轉的核心，它在資本邏輯下造成了一種盲目地奴役人的力量，這種力量反映了勞動和資本的“抽象人格”之間的關系，讓人與人相異化，與自己的勞動產品相異化。占社會人口小部分的資本家只有通過無限榨取廣大工人的剩余價值，滿足自己貪婪的欲望，而這種欲望的主人甚至也不是他們自己。這種對抗性關系貫穿于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全過程，所以說西方現代化道路實質上是滿足少數人利益的現代化模式。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我國，中國式現代化之所以一定是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最核心的保障就是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因此成為歷史和人民的共同選擇?；仡櫄v史，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無數仁人志士孜孜以求地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政治制度和模式。但是在無數次嘗試與失敗的過程中，中國人民深刻認識到，不管是避免革命的自強運動還是任何名目的改良主義，抑或借鑒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制度的模式，都不能讓當時中國的局面穩定下來，更談不上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中國共產黨自誕生起就自覺扛起歷史使命，主動擔負起救亡圖存、實現民族復興的重大責任。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3]，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社會發展的成果也自然屬于人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要有所作為，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研究導向”[4]。在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下，不管是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創新，還是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都必須恪守人民至上的話語本色，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話語創新準則。這不僅要求在文化理論的研究和傳播中充分把握和考慮人民群眾的思維方式和語言習慣，將學術化、專業化的成果轉化為人民大眾易于理解、入腦入心的日常語言，還要充分認識到人民的主體性地位，在新時代文化事業的發展過程中扎根人民群眾，在人民群眾中汲取智慧和營養，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文化事業的發展。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堅守文化定力的現代化，而不是追求“祛魅”的現代化

在西方現代化進程中，作為歷史意識的人的現代性思想也愈發強烈，資本主義的自由契約關系取代了農奴制的身份依附關系，個人的“理性”和“自由”逐漸成為時代精神的標志，但這背后也帶來了現代性的危機和隱患。按照馬克斯·韋伯的觀點，理性化的過程即祛魅化的過程，西方人通過理性主義的興起和科學工具的進步，逐漸祛魅了宗教的神圣和神秘，宗教圖景的瓦解也進一步讓政治、經濟、宗教、道德相互獨立，再也沒有人能從家族出身中獲得榮耀和高貴，也不會有人因為道德的崇高而成就光輝的一生，有的只是成功至上和金錢至上，以及祛魅之后的此岸世界。

相較于西方而言，“在現代化階段缺少工具理性價值的文化資源，被西方價值觀視為無價值的東西，也可能具有超越的價值”[5]。事實上，文化資源之所以被西方價值觀認為是無價值的東西，更大的原因是其文化資源的底色和形式都難以為社會發展提供指導作用。西方的哲學熱衷于探索世界的本原，這種精神在某種程度上與科學的工具理性同質;而宗教的精神來源于世俗的痛苦，并不能夠真正用來指導現實的生活和社會的發展。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歷史悠久。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上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集中體現在修身立德、民本思想和治國方略等方面，本來就是一座關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富礦。不僅如此，在對現代性弊病的反思中，中國學者也普遍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或許能夠為西方現代性問題提供答案。有學者就從中西比較的視角，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也蘊含著“普世價值”，可稱之為“中華價值”，并認為“中華價值”可概括為源自《周易》的“太和”，源自道家的“自然”，源自儒家的“仁義”，源自中國佛教的“慈悲”[6]。以儒釋道三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其內向超越的思維模式，恰好能擺正人與自然的關系——人在天地間，不在自然之下，也不在自然之上，可以克服現代性的弊端。

所以，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能成為祛魅的對象，不然就成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相反，我們要堅守文化定力，進一步鞏固文化主體性，在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養分;同時也要發揮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濡化作用，堅持“兩個結合”，尤其是“第二個結合”，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二、 “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 [7]。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用時代精神激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成為當前文化工作的重要目標。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在五千多年中華文明深厚基礎上開辟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8]。這就要求我們在新時代始終堅定“四個自信”，踐行“兩個結合”，充分認識到“第二個結合”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既要看到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的天然同質性，也要認識到二者之間具有一致的實踐性，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歷史主動，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

（一）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天然的同質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8]。在堅持“第二個結合”的道路上，要注重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質性內容的闡發。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高度的同質性，是馬克思主義行的重要原因。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與中國古代的樸素辯證法在哲學風格上具有內在一致性，如老子哲學中的“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中關于矛盾的基本觀點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僅如此，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和中國哲學看待歷史的態度也有共通之處。荀子在《天論篇》中講：“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唯物史觀思想?！疤煨杏谐?，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蘊含著對英雄史觀的否定以及對自然規律客觀性的清醒認知?！皬姳径澯?，則天不能貧;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則道出了遵循自然規律，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促進物質生產的重要意義。這也與唯物史觀的根本觀點，即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歷史發展的本質是生產力的發展相趨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因其獨特的傳承性和連續性，十分重視歷史意識。所謂“生生之謂易”?！疤觳蛔?，道亦不變”，不變之道是通過歷史實現的，在中國文化語境中，“變”本身才是唯一不變的。這種觀點也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 “運動是絕對的”運動觀相契合。

不僅如此，二者在內容上也具有高度的同質性?！爸腥A優秀傳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文明的智慧結晶”[3]，這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總體評價，闡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中華文明的關系;“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是中國人民在長期生產生活中積累的宇宙觀、天下觀、社會觀、道德觀的重要體現”[3]，這是根據唯物史觀中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本原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的高度概括和總結，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方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具有高度契合性”[3]這一重要判斷，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可能。

（二）馬克思主義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一致的實踐性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9]，實踐的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顯著特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注重“知行合一” “經世致用”，同樣具有改造世界的宏偉愿景。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不斷深入的進程中，二者共同的實踐性是“兩個結合”的動力所在，也是二者必然走向“結合”的客觀原因。

《共產黨宣言》指出，世界市場的開辟造成了“東方從屬于西方”，決定了革命重心由西歐移向東方，馬克思主義學說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恰逢其時地被中國選擇。正如馬克思所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取決于它能夠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作為一種“實踐能力的明證”，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深度介入和落地生根，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傳統文化價值觀產生碰撞和融通。這種融通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初就已經表現出來。用漢語翻譯敘述馬克思主義，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其中包含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語言基因。另外，在歷史進程中用馬克思主義指導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實踐層面的融通體現。再者，在實踐反思中總結形成的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結晶——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以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成果。

列寧在《共產主義》中對馬克思主義本質進行了概括：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國情、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是“活的馬克思主義”。它經過實踐淬煉，在中國的土壤上活學活用，在學理層面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融合，豐富成中國人的精神利器，再通過實踐轉化為物質力量。同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經過馬克思主義的洗禮，實現了自我揚棄和自我超越，在現代化狂飆突進中返歸傳統文化尋找立身之本，在新的歷史語境中獲得新生并發揮積極作用。如果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一定程度上詮釋了“我們是誰”“我們從哪里來”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則更清晰地面向現實與未來，回答“我們要到哪里去”的重大命題，它關乎中華民族成員的身份認知、情感生發與價值導引，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可割裂。更為可貴的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融通和激活，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中，經過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煥發出持久的精神魅力，創立了人類文明新形態。

三、“兩個結合”下的新文化發展進路

2023年6月2日，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8]。努力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推進“兩個結合”的進程中，結合的前提不僅是內容、意蘊的同質性，而且還應正確對待古今思想的時空維度、社會背景等差異，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語境轉換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內容，如何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傳統歷史與現代文明中的能指與所指的統一是值得關注的重點問題。更應意識到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最終目標是形成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的新文化形態。新文化之“新”一方面應是對中華文化的時代化自我革新，另一方面應是對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現象和全球化視角下人類共同問題的理論創新?！皟蓚€結合”的進程正加速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新時代新文化的發展是歷史和現實的必然要求，也正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8]的應有之義。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語境轉化

新時代的新文化是“第二個結合”的目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機結合的生命體，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語境轉化是新文化之“新”的保障。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之間存在著客觀的時空差異，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也必然面臨“傳統”和“現代”的矛盾，所以當下的“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中的文化語言的能指和所指的統一是發展新文化的必要前提。

長期以來，我們對待傳統文化在總體上一直采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態度，在“取”和“棄”之中不斷凝練優秀傳統文化的內核。但是也應注意到，以這種方法繼承的文化只是做了某種意義上的減法，其本質仍然是基于我國悠久歷史的本土文化。而發展新時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既要尊古，又要避免復古，這就要求我們走出一條新時代的新文化道路。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語境轉化是一項繁雜的工作，也是“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4]相關工作的重要前提。在這個過程中，尤為必要的是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內容本身進行考古學、訓詁學深入研究和準確表達，這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得以繼承和發展的保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時間的洗禮中歷久彌堅，逐漸形成了天下為公、民為邦本、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賢、天人合一、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等核心思想，這些思想在不同時代各自呈現了不同的時代表征。如今，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進程不斷推進的時代背景下，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新文化觀的迫切要求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發展需要廣大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工作者在“兩個結合”的視角下再度對其內容進行梳理、對比與結合，積極探索用“兩個結合”回答時代之問，加速推進中國文化、中國經驗形成中國理論。值得注意的是，當今時代的文化創新不應單純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經典文本、觀點與當今中國社會和世界局勢中復雜現象進行淺表的、機械的對應，如果這樣，文化就成了一味地仿古。如果對時代現象的回應仍須過度依賴傳統的語言范式，那么新時代文化的創新性和獨特標識就無從談起。

（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新文化發展方向

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建設一直處于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位置，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重要內容。這就要求文化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不失時機地解放思想，在“兩個結合”中形成新的中華文化形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

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文化的形成，既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的內在需求，也有全球視角下人類生存與發展所面臨共同問題的客觀挑戰，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新文化的“新”應體現在何處？從廣義上講，應包括且不限于理論研究和闡述層面上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比、結合研究的學術成果，還應有用現代化科技手段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素和內容的精確還原、呈現及傳播發揚?？偟膩碚f，黨的十八大以來文化事業的進展都顯現了中華新文化發展成就。從狹義上講，“新文化”的表征應該是具體的、有突破性的。其動力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綿延不絕所依靠的包容性、創新性和馬克思主義永葆生機活力所依靠的自我革命性;其構成一方面應是對中華文化的時代化自我革新，另一方面應是當代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回應社會現象和全球化視角下的人類共同問題所形成的理論創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走向自我革新的道路是“結合”的重要過程和前提。一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包容性決定著其自身文化元素的多樣性，而新時代的新文化形態又應當呈現出有機統一性。這就要求廣大社科理論工作者進一步強化中華文化共同體意識，充分認識到“結合”不光是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或某一派別的中華優秀傳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結合，而是要打破學術藩籬，在中華文化內部進行更深層次的交流，在互鑒中淡化傳統思想的流派之爭，強化中華文化思想的力量，最終形成并鞏固中華文化有機體的觀念與信念。這種內部的自我革新是“結合”的應有之義，也是“結合”不變味的保證。另一方面，當代新文化的發展方向應如習近平總書記對于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期望一樣，“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4]。當今時代的主題不同于過去任何一個發展階段，和平與發展面臨諸多挑戰，新的時代問題亟待我們給出回應和解答。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果不能囿于歷史的桎梏，要以現實發展矛盾為動力，結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方法，為當今時代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在這一過程中形成新的思想文化成果具有時代賦予的天然原創性，也是“新時代新文化”的重要內容。

四、結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打開了創新空間，讓我們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動，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論和制度。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里，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8]。應當意識到，在“兩個結合”的思想解放中，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絕不是傳統思維中“體”與“用”的二元關系，而是以形成有機統一的新文化生命體為目標的和諧共進關系。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偉大進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這種結合應當也必將形成新時代的理論成果，這個理論成果就是新時代新文化形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我們處在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中國經驗向中國理論的轉化需要“兩個結合”的持續深入推進，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基底的新時代新文化形態的形成既是時代使命，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偉大進程的必然要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向新時代新文化發展的路徑和樣態，值得我們為之不斷探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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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6.

Research on the New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Shanming， YANG Yucheng

Abstract： Under the western mod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not only have people lost their 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alienation， culture has also become the object of "disenchantment"， which is an important cause of its modernity malady. The proposal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hich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e i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provides a new plan for the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mode of human society， and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epoch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needs? a leap forward in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of the "second combination"， so that the new culture formed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becomes the cultural mod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is process， we should persist in combining Marxism with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within the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ith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the basic framework. Moreover， the "new" of the new culture should also be reflected i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modern context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theoretical answers to the ques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times with Chinese wisdom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o Combinations";new culture

責任編輯：鄧? ?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