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進展*

劉燕，張超華

(西南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4)

2012年以來，我國持續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積極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機制及路徑，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進入了快速發展階段。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成為研究熱點，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森林生態系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態系統之一，它為人類提供了空氣凈化、水源涵養、土壤保持、生物多樣性保護、碳匯功能、木材和非木質林產品等生態服務和物質產品[1]。森林生態產品的價值能否實現是森林生態系統能否獲得有效利用和保護的關鍵環節，也是森林生態系統能否健康持續地為人類提供服務的關鍵環節。由于森林生態服務及產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不可分割性及公共性，僅依靠市場機制很難充分實現其經濟價值。相關的學術研究在明確生態產品的相關概念、特性、實現機制的基礎上，針對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實踐難點提出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為推動森林生態服務或產品的價值實現提供了智力支持。對森林生態服務或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相關研究進行系統梳理與分析，有助于把握未來研究方向，推進我國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創新，最大程度地發揮森林在生態文明建設中的積極作用。本文基于CNKI數據庫收錄的2013—2023年期間發表的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相關核心期刊文獻，利用Cite Space軟件繪制關鍵詞共現、關鍵詞聚類和關鍵詞突現的可視化知識圖普進行統計分析，進而從相關概念的界定、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與實踐等方面梳理相關研究進展，從而尋找現實需求與理論研究的差距，提出未來需要研究的重點領域。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學術期刊數據庫，檢索設定如下：按照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研究主題，確定檢索主題為“生態產品”或“森林生態產品”和“價值實現”，“森林生態補償”或“森林生態服務付費”，檢索條件 =“精確”，選擇2013年至2023年間發表的北大核心和CSSCI來源期刊的論文，共計檢索到359篇文獻(檢索日期為：2023年10月9日)。然后，對檢索結果進行篩選，剔除投稿須知以及相關性較弱的文獻61篇，最終得到298篇文獻作為本文分析的基礎數據，所選文獻均能夠保證論文質量和研究數據的可靠性。

1.2 研究方法

本文運用Cite Space知識可視化軟件，對檢索到的298篇核心期刊論文進行森林生態產品(服務)價值實現領域共現分析。分析過程中參數設置如下：時區跨度設置為2013-01—2023-10，1年為一個時間切片，繪制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實現相關研究的年度發文量、關鍵詞共現等圖表，客觀分析我國近10年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實現相關研究的熱點問題、研究趨勢。利用文獻歸納法總結了我國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領域的研究進展，并結合現實需求和理論研究差距探討未來有待突破的研究領域。

2 結果與分析

2.1 基礎數據統計與分析

(1)年度發文量分析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在2013—2018發文量保持穩定，每年核心期刊論文基本穩定在10篇上下。2018年至2023年發文量增長較快，2018年呈爆發式增長，由2018年11篇增長至2022年發文量達到76篇(圖1)。究其原因，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講話提出，“‘要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并建立‘反映市場供求和資源稀缺程度、體現生態價值、代際補償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這引發學者對生態價值實現的廣泛關注。近年來國內學者對森林生態產品價值保持較高的研究熱情和關注度。

圖1 CNKI數據庫中以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為主題的論文數量變化Fig.1 The number of the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papers in CNKI in 2013—2023

(2)研究熱點分析 關鍵詞是作者對文章內容的高度概括和總結，可以體現文章的核心主題和中心思想。關鍵詞分析能夠反映時間段內研究的熱點，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研究領域內研究成果的形成和發展[2]。本文將所選文獻信息導入Cite Space軟件，節點類型設為關鍵詞模塊，時間切片設置為1年，然后繪制關鍵詞共現與聚類圖譜，對相關研究熱點進行分析。

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關鍵詞共現圖參見圖2。圖譜關系線顏色由深藍向橙紅過渡這代表著時間的演進順序。圖2中，節點數N=285，連線E=492，出現了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生態補償、森林、森林匯碳等字號較大的關鍵詞，表明這些關鍵詞在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文獻中出現的頻率較高，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領域研究的核心問題。其他關鍵詞，如森林生態、機制等主題也有學者關注。從圖中生態產品與價值實現的節點顏色主要呈現橙紅色，說明相關話題在最近幾年關注較多。

圖2 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關鍵詞共現圖Fig.2 Keywords co-occurrence map of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n recent 10 years

進一步將圖2中的關鍵詞進行匯總形成聚類，得到聚類圖譜(圖3)。依據相關文獻[3]，我國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關鍵詞共現分析圖譜中Q=0.625 8、S=0.888 4，說明該圖的聚類劃分非常顯著，并且是高效率和高信度的。借助關鍵詞聚類圖譜，可以歸納總結近10年來本領域研究狀況和熱點。圖3的關鍵詞聚類圖譜中展示了11個聚類，聚類序號數值越大，包含的文獻量越少。結合關鍵詞和聚類圖譜來看，近 10 年來，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以價值實現、生態補償、森林等為主要內容，以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和生態補償為主要路徑進行研究，還探索了森林生態產業發展和增強生態文明意識等問題。

圖3 近10年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Fig.3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of forest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in recent 10 years

(3)研究主題的演變 研究熱點的切換可以直觀地表現研究趨勢的變化，利用關鍵詞突現測度相關領域中突然出現的概念和研究問題，從而反映該時段的研究熱點或者新的研究趨勢[4]。分析聚類后的關鍵詞突現，得到圖4中的2013年至2023年的20個突現詞。

圖4 近10年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關鍵詞突現圖Fig.4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of ecological product value realization in recent 10 years

圖4中，‘強度’表示突現強度，‘開始’和‘終止’分別表示突現詞開始和終止的年份。結果顯示，2014年至2017年突現詞主要是森林、生態效益、功能價值、森林匯碳、生態補償、扶貧與機制；2018年至2023年突現詞主要是生態文明、公益林、價值評估、生態價值、實踐探索。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突現詞，突現詞的出現與當時社會背景、政策文件、經濟狀況緊密相連，反映出不同研究所處的政策背景和理論及實踐需要。

2.2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進展

2.2.1 森林生態產品內涵與特征

森林生態服務是生態系統服務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國2020年發布的國家標準《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GB/T 38582—2020)[5]中明確，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支持服務、調節服務、供給服務和文化服務，即人類從森林生態系統中獲得的各種惠益。森林生態產品則是基于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而形成的供人們消費的最終商品和服務。

從現有研究對森林生態服務及生態產品概念來看，出現了以下3種傾向：(1)森林生態服務等同于森林生態產品[6-8]；(2)森林生態服務包含森林生態產品，生態系統服務不僅包括提供的有形產品(如食品、木材、藥材等)，還提供調節類服務與文化類服務等無形產品[9]；(3)森林生態產品包含森林生態服務[10-12]。有學者用包括自然要素產品、生態系統服務、生態設計、生態標簽的連續統一模型表示生態產品，并認為生態產品的范圍會隨著研究目的變化而變化[12-13]。

人們對森林生態產品定義的差別和變化，反映了人們對森林生態產品認識的深化過程。借鑒關于生態產品內涵的相關研究[13]，筆者認為，森林生態產品應該包括以下3個方面：(1)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包括森林的調節服務、支持服務及文化服務；(2)農林產品，如木材、藥材、野生菌、林果與森林蔬菜等，是人類勞動與自然要素共同生產的產品，也是森林生態系統供給的主要內容；(3)生態標簽產品，包括通過可持續經營的方式，減少對森林資源的消耗生產出來的有機食品、綠色農林產品、林業制成品等物質產品。同時，依據消費中是否具有競爭性與排他性，森林生態產品可以分為4個類別：具有競爭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產品(木材、藥材、森林食品等)；具有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物品(森林生態效益，包括調節服務、文化服務和支持服務)；具有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俱樂部物品(森林公園、森林康養類產品)；具有非排他性和競爭性的公共資源(森林資源本身)。不同類別的森林生態產品，其價值實現路徑不同。

森林生態產品具有可交易、有用性和終端產品等特征[14]，同時，森林生態產品還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使其價值實現充滿挑戰。森林生態產品還有一定的區域性和整體性[15]?？傊?，森林生態產品區別于普通產品的根本特征在于其生產或消費中生態效益的外部性。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就是要將上述外部性影響內部化，將其生態價值有效轉化為經濟價值[16]。

2.2.2 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

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和前提條件[17]，是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對人類重要性的體現。自Costanza等[18]首次對生態系統服務的全球經濟價值進行全面評估以來，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也受到學者的廣泛關注。2013年以來，國內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在國內外研究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國內學者從不同尺度上對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進行評估：(1)以全國歷次森林資源清查數據和森林生態連清數據為基礎，進行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評估[19-21]。原國家林業局中國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項目組(2018)的評估結果顯示，我國森林生態功能顯著增強，固碳量、釋氧量和吸收污染氣體量實現了倍增，其他各項功能增長幅度均在70%以上[22]。(2)對省級行政區、代表性地市、林區等區域開展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評估[23-29]。(3)對我國林業重點工程涉及的森林生態系統功能的評估[30]。也有研究從Meta元回歸方法在價值評估中的應用[31]、固碳釋氧價值[32]、社會價值[33]、調節溫度等方面進行方法及單項功能價值評估[34]。綜合來看，《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LY/T 1721—2008)》[35]和《森林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評估規范(GB/T 38582—2020)》[5]發布以來，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的探討明顯減少，不同尺度上的應用研究相對增多，加強了不同尺度評價結果的可比性，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技術條件。

2.2.3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

價值實現機制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的核心，也是最具創造性的部分。由于森林生態產品在消費中的競爭性和排他性不同于其他消費品，僅依靠市場機制無法實現生態產品的全部價值，所以還需通過制度安排、政策措施和社會行動等手段，以促進森林生態產品價值的合理實現。因此，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也得到了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王會等[36]從公共物品的排他性理念出發，構建了“排他性-明確的消費主體-制度供給主體-支付機制”的價值實現邏輯，為我國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構建提供了框架。由于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存在生態產品價值核算體系不統一、市場交易機制不完善、交易平臺不規范、綠色金融滯后、市場化激勵機制不完善等問題，有學者探討多元核算方法與熱力學、景感學、經濟學相結合，通過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賦能，構建生態資產加密數字貨幣化的可能性，并進一步形成不同生態產品的價格形成機制、成本監審制度和價格調整機制，完善生態產品市場交易機制[37]。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核心要件包括交易主體、支付標準測度和價值實現方式選擇，而且還面臨生物物理界限、制度界限、倫理界限和權利界限的權衡。有學者將自然資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歸納為3種類型：科層化機制、市場化機制和NGO(非政府組織)機制[38]。針對森林碳匯價值的實現，學者們提出森林碳票制度將森林碳匯資源變成資產，進而變成資本，最終實現森林碳匯價值，其價值實現機制包括碳資源資產資本化、碳匯核算體系和碳票市場化等三方面[39-40，8]

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多元主體利益也得到了學界關注。馬國勇等[41]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構建“政府-市場-家庭-社會組織多元主體參與”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分析了武夷山國家公園的案例，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理論參考與實踐啟示。研究涉及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方式主要有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生態補償、市場交易、綠色金融等[42]。有學者提出，對于生態產品中共公物品類別的產品，在機制設計時，應著力解決公共物品供給不足和外部性的問題，具體機制包括多元主體參與機制、行政與非行政手段協同機制、基于數據鏈的價值核算評估機制以及財政資金分配機制和資源環境稅費定價機制[43]。

綜上所述，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主要有以下3種類型：一是以公共生態補償、轉移支付、政府購買、生態稅費等為主的政府主導型機制；二是以生態產業化經營、生態載體溢價、綠色金融、權屬交易等模式為代表的市場主導型機制；三是以生態權益交易、資源配額交易、生態產品PPP模式為主的混合參與型機制[44]。這些機制各有特點和適用條件，需要根據不同類型和層級的森林生態服務進行設計和實施，并注意效率、公平和可持續性等原則的實現。

2.2.4 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與實踐

在森林生態服務價值核算基礎上，根據不同的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總結國內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模式及實踐案例也是當前研究的重點領域，具體主要涉及森林生態效益補償、綠色金融模式、森林生態產業開發、森林生態產品權屬交易和森林生態載體溢價等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與實踐案例總結[45]。

(1)生態補償模式 森林生態補償是把生態服務的提供方和受益方，以生態服務或產品為標的，通過市場或準市場中契約的形式聯系在一起，實現生態服務產品的價值[46]。按照生態補償融資形式，可分為公共部門森林生態補償和私人部門森林生態補償，其核心都是外部性內部化的問題[46]。森林生態服務產品的生態補償也可以分為庇古式的補償和科斯式的補償。庇古式的生態補償是在政府干預下，采取征稅或補貼的形式將外部成本或外部收益內部化。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就是我國普遍的森林生態補償制度的具體實踐。我國于1981年提出構建森林生態補償制度，并進行了退耕還林還草、天然林保護、森林資源生態補償試點工作[46]。2001年，中央財政設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助資金”，這標志著我國開始進入一個有償使用森林資源生態價值的新階段[47]。2004年，財政部建立中央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為保護公益林資源，維護生態安全。200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林業發展的決定》明確，各級政府按照事權劃分建立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基金。本質上，我國的退耕還林工程補助就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一種公共政策選擇，其目的是以生態補償的形式彌補農戶生態服務產品提供中的利益損失。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意見》(2016)要求建立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提出“以生態產品產出能力為基礎，加快建立生態保護補償標準體系”，將生態補償作為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方式，推動了生態補償在理論及實踐上的發展[13]。

科斯模式是基于產權被清晰界定、交易成本低這兩個條件，通過利益相關團體自由談判，由服務的收益方向服務的提供方進行支付，從而森林生態服務價值得以實現的方式。例如新安江跨省流域橫向生態補償的后期就屬于這種類型。新安江跨省流域橫向生態補償從第三輪試點(2018—2020年)開始，中央資金全部退出，通過兩省的談判確定生態服務付費的規則。按照協議的付費規則，2018-2020年間安徽省從浙江省獲得生態補償資金共5×108元[48]。這種生態補償還具有非常重要的收入及就業的正效應[49]。

好的森林生態補償模式要求模式本身能有效解決向誰補償、補償什么、補償多少，補償標準及如何支付等問題。就目前中國森林生態補償模式而言，還存在產權弱化、項目之間重疊和融資渠道單一(以政府融資為主導)的問題[50]。建立多元化的森林生態補償模式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內容。

(2)綠色金融模式 由于生態產品在提供和生產中面臨資金投入不足、市場有效需求缺乏等問題，綠色金融能夠起到杠桿作用，撬動更大規模的社會資源參與生態產品的供給[51]。綠色金融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以生態產品有用性、稀缺性、產權明晰和交易成本較低為基礎條件，模式運行包括4個關鍵階段：生態產品價值核算、形成明晰可供流轉和交易的產權、生態產品商品化、生態產品市場金融化。同時，森林債劵、碳排放權交易、森林生態銀行也屬于綠色金融支持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模式[51-52]。福建南平“森林生態銀行”，通過構建銀行式的運作平臺，以收儲的形式對碎片化與分散化的林業資源進行整合、優化，通過林權抵押擔保、贖買收儲、托管經營、租賃、合作經營等模式提升森林資源經營收益，打通資源變資產、資產變資本的通道[52-54]。還有學者探討了生態銀行在流域生態補償機制中的應用問題[55]。

(3)生態產業開發模式 對于適宜經營的森林生態產品，如林產品、森林旅游、森林康養類產品，由于其消費中具有排他性，可采用政府+市場的模式實現其生態價值。產品的供需由市場決定，政府則主要進行宏觀引導、規劃和調控。在國際上，一些國家在扶持傳統林業產業的同時，不斷地鼓勵森林資源多功能利用，例如俄羅斯依托森林景觀發展特色生態旅游產業，有效實現了森林生態文化產品的價值[45]。近年來，我國政府加強了對森林相關生態產業發展的引導，木材可持續利用、加工、林下經濟、森林旅游、森林康養等產業融合發展，在發揮森林資源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形成了明顯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使生態產業開發成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模式。在生態產業開發模式中，國家森林公園建設是森林文化類產品價值實現最典型的代表[10]。森林公園的價值實現模式通常是由政府和市場合力而行，政府負責改善森林公園的基礎設施和周邊環境，市場通過滿足消費者對優質生態環境的需求，以旅游產品的形式獲得消費者的支付對價，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得以實現，同時促進了經濟、生態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崇義縣依托陽明山國家森林公園，積極發展生態旅游、森林康養等特色產業，帶動全縣森林康養直接從業人員3 000多人，間接就業人數1×104余人[10]，取得突出成效。

(4)生態產品權屬交易模式 森林生態產品權屬交易包括林業碳匯和林地使用權等交易，通常由政府或第三方機構制定交易規則并搭建平臺，由市場確定供需要關系[45]。國際碳交易的興起源于《京都議定書》設立的清潔發展機制(CDM)，是以市場形式解決外部性問題的典范，也是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重要路徑。我國林業碳匯市場就是首先明確各方減排的義務，然后制定森林碳匯交易規則，進而通過碳市場交易實現碳匯生態產品價值[20]。學界對基于碳票的森林碳匯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探索始于福建省三明市發行的第一張碳票實踐[39]。在當前“雙碳”背景下，國內碳市場發展如火如荼，也為我國森林碳匯產品的價值實現提供了很好的契機。

(5)生態載體溢價模式。針對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私人物品，由于其生產過程中存在著較強外部性，可通過第三方認證模式，將外部成本內部化，從而實現其生態產品的價值，促進森林生態系統持續、健康地為人類提供服務。生態載體溢價模式最早源于生態標簽的應用，本質上是通過產品標簽或認證標識傳遞產品環境的正外部性給消費者，引導其支付高于產品內部生產成本的價格，以生態溢價形式補償給生產者為維持生態系統服務而付出的額外努力，從而鼓勵生產者積極探索更加綠色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實踐中，福建南平森生態銀行模式下，經營主體通過森林認證的參與獲得了額外的效益，從而實現了部分生態產品的價值[56]。當前，我國森林認證開展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的軌道，森林認證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展迅速，在森林可持續經營中發揮了重要作用。PEFC(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sorest certification)和FSC(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是全球公認的兩大森林認證體系。中國森林認證管理委員會(CFCC)是我國自己的森林認證體系，也已成功地與PEFC和FSC體系實現了互認。截至2023年10月，中國森林認證體系共認證森林面積達599.74×104hm2，產銷監管鏈(COC)認證企業359家，認證機構數量11家。截至2023年6月，中國有333.47×104hm2的森林經過了PEFC體系的認證，464家企業獲得其COC認證[57]。截至2023年10月，共有106個森林經營單位的165.65×104hm2森林通過FSC認證，19 893個企業獲得COC認證[58]。除了森林認證，綠色食品認證、有機產品認證都能為相關生態產品帶來一定程度的溢價。

3 結論與展望

本文借助Cite Space軟件對2013—2023年收錄于CNKI數據庫中關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相關文獻的年度發文量、關鍵詞及研究熱點進行了統計分析，并對這些文獻進行歸納和總結，可得出以下結論：

(1)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相關研究已經取得明顯進展。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相關研究已經引起了學界廣泛關注，發文量呈上升趨勢，2019年以來，年均發文量都在20篇以上。相關文獻在內涵的確定、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價值實現機制及價值實現模式實踐總結等方面均取得明顯的進展。

(2)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相關研究重點逐步轉向系統應用。通過關鍵詞共現和聚類分析，近年來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研究可以追溯到森林生態補償、森林碳匯、價值估算及生態資本相關領域。2014—2017年間關鍵詞主要集中在森林生態效益、功能價值、森林碳匯、生態補償等，2018年以后，關鍵詞則主要集中在生態文明、價值評估、生態價值及實踐探索等。這也意味著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相關文獻從基礎研究向應用研究方向的轉化。今后，沿著實踐探索的路徑向系統化應用轉變，并整合成系統的機制與路徑，仍然是極富潛力的研究領域。

(3)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理論基礎和制度協調耦合有待深化。從當前的研究進展可以看出，學界對森林生態產品及價值實現的內涵還不統一，導致研究較為分散，研究的系統性還有待增加。未來，在明確森林生態產品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基礎上，依據森林生態產品的不同特征，整合不同的價值實現機制，厘清國家政策制度的協調性，也是未來研究亟待突破的方向。

(4)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亟待實現從價值共識到實踐操作的跨越。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基礎的價值評估工作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隨著相關國家標準的發布，評估指標體系和評估方法的探討明顯減少，不同尺度上的應用研究相對增多，這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不同尺度評價結果的可比性，為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了技術條件。但是對于基礎性工作，只有在國家的統一協調下才能消除分歧，服務于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目前森林生態服務價值評估與不同類別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對接方面的研究仍需進一步深化。

(5)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仍待探索。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的機制認識較為統一，集中在政府主導型機制、市場主導型機制和混合型機制等3種形式。然而不同的機制其實都需要政府與市場的結合才能完成生態產品價值實現，往往政府與市場的界限不是很明確，因此，未來政府和市場在生態產品價值實現中作用機制仍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6)森林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仍是極具潛力的研究領域。本文梳理了5種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模式及相關實踐的研究文獻，結果表明：不同的模式可以在不同的機制下運行，不同模式可以協同運用于某類產品的價值實現中。未來，進一步探索和總結實踐模式，關注不同模式之間的協同應用，為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提供參考，也是值得研究的重點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