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制度:基于教育分流視角的考察

韓雙淼 傅浩東

(浙江大學 教育學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一、研究背景

近年來,“考研熱”已成為社會輿論和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該現象既反映了大學生群體性主觀行動的大規模變化趨勢,也折射出更為宏觀的中國教育系統與社會的嵌入問題。已有研究多將“考研熱”與畢業生的就業形勢相聯系,僅將其視作一種經濟形勢下行階段的就業逃避行為, 這既忽視了教育系統和社會結構對研究生理性選擇行為的影響,也無法系統解釋考研熱度在過去二十余年間的階段性變化。自2016年起的“考研熱”不但在競爭規模和增長速度上遠超過往,而且對研究生招生政策和招生考試制度(以下簡稱為招考制度)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翱佳袩帷爆F象出現的深層原因為何?考研熱度的變化趨勢與教育分流機制和個體教育選擇行為的關系如何?將其放置在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產業就業結構以及社會階層結構三者聯動變遷的宏觀背景下,我們如何去理解并解釋過去二十余年研究生招考制度在性質與功能上的變化?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核心問題。以教育分流視角為切入點,有助于系統地認識并解釋“考研熱”現象及其所反映的研究生招考制度在性質與功能上的變化,并探索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育分流機制系統性改革的路徑。

二、分析框架與研究設計

(一)分析框架

從整體上看,我國學校教育分流機制可分為三個層次:基礎教育階段分流、中等教育階段分流和高等教育階段分流(1)許慶豫,盧乃桂.我國教育分流分析[J].教育研究,2001,(3):16-20;陶能祥.論高等教育分流的基本屬性[J].黑龍江高教研究,2005,(6):4-6.。這些環節在不同時期發揮著不同強度的分流功能。伴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產業轉型進程,我國社會對于高層次人才的迫切需求通過就業市場傳遞給高校與學生。高等教育大眾化至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招考制度已經日益成為高等教育階段人才篩選與分流的關鍵環節。本文將教育系統內部的多層次分流機制看作連貫的、相互影響的整體,進而考察該整體作為開放系統與社會進行資源交換與反饋的互動機制:教育系統通過不同時期對多層次分流機制的調整,整體性地對外部社會環境及其變化——主要是產業就業結構和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所提出的要求做出系統性反饋。本文據此提出研究的分析框架(圖1)。

在教育系統內部,上述三個層次的階段分流主要通過中考分流、高考分流和考研分流構成,其性質與功能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普及化的進程發生轉移與變遷,進而制約和影響個體是否考研的教育選擇行為;個體的教育選擇行為也反作用于教育分流機制,主要體現為考試招生制度改革和招生規模調整政策。換言之,行動者的行為偏好既受到制度的制約,又通過其能動性影響與塑造制度。

在教育系統外部,一方面,產業層次結構的變化制約著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的流動方向,這主要體現在產業結構的變化對勞動力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育分流機制對高素質勞動力進行篩選,并通過學歷信號完成就業市場對人才的分類需求,不斷適應或引領產業層次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制約著新興受教育群體的社會流動,不同社會階層向上流動和保持優勢地位的訴求通過自身的教育選擇行為對教育系統的分流機制提出壓力,教育分流機制的篩選結果也會反過來適應和塑造階層流動,從而實現社會階層的生產與再生產。就此意義而言,該研究框架既關照宏觀層面“結構-制度”的對應關系,又通過聚焦“制度-行動”的雙重作用考察作為教育分流機制重要環節的研究生招考制度。

(二)研究設計

要理解“考研熱”問題的出現及其影響,首先要用相對客觀的數據去描繪其現象及變化趨勢。本文選取“考研報名人數”來反映考研在規模上的絕對變化,選取“整體考研報名率”(當年考研報名人數與普通高校應屆本科畢業生數的比值(2)當年考研報名人數同樣包含非應屆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數。本文聚焦考研報名率的整體趨勢變化,囿于數據可獲得性,將當年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數作為分母,故本文所指的“整體考研報名率”高于實際的考研報名率。)和“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當年應屆本科生的考研報名人數與普通高校應屆本科畢業生數的比值(3)由于“整體考研報名率”高于實際的考研報名率,本文同時引入“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指標。但由于全國應屆本科考生在考研報名人數中的比例未全部公開,本文選取了湖北省公開的歷年應屆本科考生在該省考研報名人數中的占比數據,由此估算而得全國的占比數據以計算“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來反映考研在熱度上的相對變化。同時,如果僅通過年份時間序列來考察“考研”的變化趨勢,則無法將該集體行動的“現象”與行為背后的“個體”進行對應,也無法考察個體在“考研”這一理性選擇背后所面臨的競爭壓力與就業壓力。因此,為了更加直觀、深入地體現“考研”規模和熱度變化與教育系統分流機制的聯系,本文對考研相關的各級學歷數據的處理并未以一般的年份序列為標準,而是選取2002年考研學生(即1995屆初中畢業生)為起點,(4)選取2002屆考研學生作為起始屆別,是因為其對應的1995屆初中畢業生將在3年后的1998年參加高考,是1999年高校擴招之前的最后一屆高考生,未明顯受到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影響,可近似視作教育分流機制轉移進程的初始狀態。2021年考研學生(即2014屆初中畢業生)為終點,回溯追蹤二十年間歷屆考研學生自初中畢業以來所經歷的三次重要教育分流機制(5)選取初中畢業以來的分流經歷是因為到1995年,我國初中階段毛入學率已接近80%,初中教育作為義務教育階段已不再承擔主要教育分流功能。的強度與壓力。通過將截面數據轉化為回溯性數據,將原本孤立的、各個年份的中考、高考和考研等數據與同一屆學生對應起來, 以系統地解釋前置教育分流機制如何影響了個體的考研選擇行為以及教育分流機制的功能變化。

本文通過中考、高考和考研的篩選、選拔比率來表征教育系統內部多輪分流的強度變化:使用“中考篩選率”(當年高中招生數與初中畢業生數的比值)反映該屆考研學生在7年前由初中進入普通高中的分流強度,“高考篩選率”(當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數與高中畢業生數的比值)反映該屆考研學生在4年前由普通高中進入普通高校本科的分流強度,“考研篩選率”(當年研究生招生人數與考研報名人數的比值(6)當年研究生招生人數還包含通過推薦免試招生制度入學的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由于三個群體的比例無法獲得,以及本文關注的更多是考研篩選強度的趨勢變化,因此將當年研究生招生人數作為分子。本文所指的研究生招生考試制度,主要關注碩士研究生招生考試。)反映該屆考研學生當年由普通高校本科進入研究生階段的分流強度,并使用“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當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數與該級本科生所對應的初中畢業生數的比值)來反映該屆考研學生在進入高等教育之前所經歷的教育系統內部的總體分流強度。篩選率反映分流強度,與分流強度成反比:篩選率越低,代表由上一階段學制進入下一階段學制的學生比例越少,即分流強度越大。通過分析不同年份考研學生經歷的多重分流環節的強度變化,可以相對客觀地描述某屆學生在決定是否考研時的本科學歷價值、考試競爭壓力等指標的變化趨勢,并考察過去二十年間我國教育分流機制的變遷。上述統計數據分別來自國家統計局、教育部官網、中國教育在線以及湖北省教育考試院等官方渠道公布的數據(7)湖北省教育考試院.招生考試-研招考試[EB/OL].http://www.hbea.edu.cn/html/yzks/index.shtml,2021-12-23/2022-06-29;國家統計局.教育年度數據[EB/OL].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2022-06-15/2022-06-15;教育部.歷年教育統計數據[EB/OL].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0/,2021-08-30/2022-06-15;中國教育在線.歷年考研人數與錄取統計[EB/OL].https://www.eol.cn/e_ky/zt/common/bmrs/,2021-12-22/2022-06-15.,下文不再具體說明。

三、教育分流機制與研究生招考制度

本文從教育分流的視角審視過去二十年間我國考研熱度與不同教育階段篩選率的變化趨勢(圖2)。以2009年為例,該年度考研報名人數、整體考研報名率、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和考研篩選率均為當年數據;該年度考生(即2009年參加考研的學生)對應的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和高考篩選率均是其4年前經高考分流進入普通本科高校時的2005年(分別為12.7%、35.73%),其對應的中考篩選率是其7年前經中考分流進入普通高中時的2002年(35.55%),特此說明。

“考研報名人數”反映考研規模的絕對變化。自高校(本科)擴招之后的第一屆即2002年的考研學生起,考研報名人數始終處于波動上升的趨勢:從2002年的62.4萬人上升至2021年的377萬人;僅在2008年、2014年、2015年中出現了小幅下滑。尤其是自2016年起,考研人數在177萬人的基數上快速上漲,年均增長率達15%,“考研熱”成為政府與社會關注的重要議題。

“考研報名人數”曲線直觀地反映了考研人數的上漲趨勢,但不能將“考研熱”簡單定義為考研報名人數的絕對增長。相較而言,報名率更能體現個人教育選擇行為形成的社會集體行為趨勢與教育系統內外環境變化的關系。如圖2所示,“整體考研報名率”曲線呈現出明顯的先減后增的“W”型變化趨勢,“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的變化特征雖然不如“整體考研報名率”的趨勢明顯,但整體上仍然與其保持一致。這意味著對“考研熱”現象的考察不能僅僅關注自2016年起的迅速上漲階段,而需將其放置于自1999年高校擴招所帶來的高等教育大眾化與普及化進程之中。本文綜合“考研報名人數”“整體考研報名率”“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三個指標所反映的考研熱度的變化,將過去二十年劃分為“考研冷”“穩增長”“兩連降”和“考研熱”四個階段。

(一)2002-2009年:“考研冷”階段

已有研究中,部分學者認為1999年-2006年前后出現了“考研熱”現象(8)熊倪娟等.經濟人的理性選擇與社會人的流動渠道——對“考研熱”的經濟學與社會學分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2):47-54;上官劍.“考研熱”降溫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高教研究,2007,(4):23-25.。雖然2002-2009年間的考研報名人數因1999年大規模高校擴招帶來的基數擴大而呈現絕對數值增長的態勢,但是其規模始終處于60萬-130萬之間,僅為同期高考報名人數規模的11%-13%;不僅如此,這一階段的整體考研報名率和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均處于大幅下降態勢,考研人數相較于當年普通高校本科畢業生人數的規模一直在減少(若考慮到社會考生則更是如此),考研在熱度上實質性“遇冷”。

在此階段之前,整體考研報名率一直處于較高位置,達90%以上;應屆本科考研報名率也在40%以上。其時,我國本科教育仍然處于精英教育階段,以培養頂尖的學術精英人才為目標(9)潘懋元,謝作栩.試論從精英到大眾高等教育的“過渡階段”[J].高等教育研究,2001,(2):1-6.,因此擴招前的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極低(1998年僅為5%), 教育分流機制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將少數具有極大學術志趣與能力的學生篩選進入本科教育,即“讀書的料”上大學(10)陸一.學業競爭大眾化與高考改革[J].教育研究,2021,(9):81-92.,多由學生個人特質驅動其主動選擇接受研究生教育。

自1999年始,普通高等本科學校開始面向高中畢業生大幅度擴招。這一階段的高考篩選率迅速上升,從1998年處于25%左右至 2001年突破40%(對應圖2中的2002-2005年考研學生)。高考的分流強度大大降低,高等教育本科階段開始邁入大眾化進程,學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目的逐步從學術導向轉向就業導向(11)羅三桂.精英與大眾化:大學畢業生就業特征比較分析[J].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05,(4):82-86.。不過,雖然高等教育的擴招使得大學畢業生不再是“鳳毛麟角”般的存在,但由于中考篩選率始終保持在22%左右的較低水平,高等教育的前置篩選率始終沒有超過15%(即對2002-2009年這8屆考研學生而言,100個當年的初中畢業生中僅有不超過15人最終考上大學), 教育系統的分流功能主要由中考分流和高考分流承擔。學界和社會則仍將培養學術精英視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標,對研究生的擴招持有謹慎態度(12)李亦非.高校研究生招生“大躍進”現象問題研究[J].開發研究,2009,(S1):223-225.,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等教育系統內部維持研究生教育“小規模、高質量”的訴求。

上述內外部原因共同解釋了這一階段考研難度提升(即“考研篩選率”降低)和考研熱度下跌(即“考研報名率”降低)的現象。

(二)2010-2013年:“穩增長”階段

2010-2013年,考研報名人數呈穩定增長態勢,考研報名率則在小幅增長的基礎上維持了短暫的平衡,本文將該階段概括為“穩增長”階段。

專注不等于固步自封，一直以來，國威將前瞻適用的技術應用于裁切設備的研發，早在2009年就推出了67小型切紙機，填補了當時國內數碼切紙機的空白。在林孝國的詮釋中，數碼切紙機就是“傻瓜機”，客戶不需要掌握特別的技藝就能進行操控。而對于最近出現頻率頗多的“智能化”，國威也早有考慮，今年6月，公司將名稱從原來的“浙江國威印刷機械有限公司”更改為現在的“浙江國威智能設備有限公司”或正是其布局之一。在明年召開的PRINT CHINA 2019上，我們或將看到國威推出的智能化的無人操作的設備。

一方面,2006年后,高等教育大規模擴張所產生的教育機會不平等、大學畢業生就業難、高等教育質量下降等問題日益突出(13)湯敏.關于擴招的幾個問題[J].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06,(2):62-71.,使該進程逐漸放緩。2006年,教育部將高校招生計劃的增長幅度限定在5%, 這被視為1999年高校擴招政策在連續多年高速增長之后的“終止”(14)楊崇龍.我國高校擴招政策的提出和終止[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2):151-153.。2006-2009年間,本科生招生規模穩定在250萬-300萬人之間,年均擴招增幅雖未如教育部的預期降低,但最終維持在了10%左右,遠低于擴招初期的增幅。這直接塑造了四年以后(即2010-2013年)該階段本科生畢業后考研報名人數的穩定增長趨勢,后者的增幅與本科生年均擴招增幅基本保持一致,維持在10%上下。

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和就業結構保持穩定的前提下,2009年教育部提出自當年起擴大招收5萬名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并新增設立了30余個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招生目錄(15)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做好全日制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的若干意見[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moe_826/200903/t20090319_82629.html,2009-03-19/2022-06-24.。與同年研究生招生人數的39.7萬人相比,該擴招規模相對較小,故該政策對考研熱度的影響主要反映在2010年考研報名率小幅上漲之上。此次針對專業學位碩士研究生的擴招在一定程度上開啟了我國研究生教育的結構性轉向進程,為此后多輪的研究生擴招奠定了基礎。

(三)2014-2015年:“兩連降”階段

在2014-2015年的兩屆考研學生中,考研報名人數和整體考研報名率均出現了下滑,呈現“兩連降”現象?？佳袌竺藬档臏p少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與之對應的2007-2008年的初中畢業生人數的大幅減少,分別下降了5.2%和4.8%。就考研報名率而言,雖然這一階段伴隨著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的增長,但在2015年以前,該數值始終未突破20%(即100個同屆初中畢業生當中,只有20人可以進入高等教育)。換言之,本科生學歷信號競爭力在就業市場上尚未呈現出明顯的衰減情況,很難大規模地對學生的考研行為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時,自2009年起,研究生篩選率持續走低,考研難度的增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學生的考研成功預期。兩者共同解釋了此階段考研報名率的下降。

(四)2016年至今的“考研熱”階段

自2016年起,考研報名人數和考研報名率均呈現出高速增長的態勢:報名人數從2016屆的177萬人增長至2021屆的377萬人;整體考研報名率和應屆本科報名率同樣不斷攀升,后者接近50%,重新回到擴招初期精英高等教育模式下的高點。

從教育系統的分流機制來看,自2016年考研學生開始,其所經歷的中考篩選率和高考篩選率均已處在較高位置,并先后突破50%;對于2020年和2021年考研學生而言,其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已經接近30%,客觀上使得本科教育信號在就業市場上失靈,直接反映為接受本科教育的收入回報已經不再與未接受本科教育形成異質性差異(16)周揚,謝宇.從大學到精英大學:高等教育擴張下的異質性收入回報與社會歸類機制[J].教育研究,2020,(5):86-98.。此外,教育部于2016年發布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提出,到2020年,我國“專業學位碩士招生占比達到60%左右”(17)教育部.關于印發《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1701/t20170120_295344.html,2017-01-20/2022-06-15.。這次擴招的影響直接反映在考研篩選率的提高上:在考研報名人數持續上升的情況下,考研難度卻在實際上不增反減,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個體考研的行動偏好與行為選擇。

從社會階層結構與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的關系看,從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間正是中國社會從“倒丁字型”向“土字型”社會結構變遷的重要階段(18)李強.當代中國社會分層[M].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9.191.。在這一階段,中國社會的中產階層有了明顯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教育帶來的向上流動),他們多希望子女也通過教育繼承其社會地位、避免向下流動(19)吳愈曉.社會分層視野下的中國教育公平:宏觀趨勢與微觀機制[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4):18-35.。在2010年之后,社會階層不斷分化,階層差異日益擴大,但階層流動趨勢卻逐漸減弱,通過教育獲得階層地位上升的難度加大。與此同時,作為階層分化的結果,是否接受過高等教育成了高學歷和低學歷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重要標準(20)吳愈曉.勞動力市場分割、職業流動與城市勞動者經濟地位獲得的二元路徑模式[J].中國社會科學,2011,(1):119-137.。這進一步使得高學歷勞動者的教育回報率上升, 社會大眾產生更加強烈的選擇高等教育的行為偏好: 由此,大批曾經被高等教育前置分流機制淘汰的低學歷者紛紛選擇通過考研、專升本等途徑來獲得更高的學歷以進入高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普通一本、二本院校的考研熱。同時,階層分化與差異擴大增強了人們對于社會不平等程度的感知,通過教育以維系社會地位或實現社會流動的焦慮也在刺激著已經獲得高學歷者群體(如精英大學本科生群體)的教育獲得期望,進而加劇了教育競爭的激烈程度(21)方長春.利益分化、地位焦慮與教育競爭[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22,(1):64-71.,精英高校的考研熱潮也愈加激烈。

從產業就業結構與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的關系看,1999-2020年我國產業就業結構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過渡期,進而帶來了就業結構的聯動變化:就業人口在第一產業中的比例快速下降,第三產業日益成為吸納大學畢業生主力,如2020屆超70%的本科畢業生進入第三產業(22)岳昌君等.中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趨勢研究報告:來自2003—2021年調查數據[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2023,(9):138.;王伯慶等.就業藍皮書:2021年中國本科生就業報告[R].北京:麥可思研究院,2021.。但社會同時出現了大學生“就業難”和企業“招工難”的矛盾:一是高校的學科專業調整速度和人才培養質量提升需要長期投入,高校人才培養往往無法跟上產業行業的人才需求轉變,導致大批大學畢業生的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達不到企業要求,產生“招工難”問題;二是產業轉型升級對人才需求的增加速度遠遠趕不上高校擴招帶來的大學生供給增長的速度,迅速擴大的大學本科畢業生規模超出了市場的容納程度,產生“就業難”問題。這兩個矛盾在2016年以后得到了明顯激化:一方面,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并接連受到2018年中美貿易戰、2020年新冠疫情的沖擊,下行壓力加大的同時也制約著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進程,進而制約著高學歷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生的容納能力;另一方面,中國18歲人口的高考報名率自2012年起不斷上升,在2015年首次突破50%(23)陸一.學業競爭大眾化與高考改革[J].教育研究,2021,(9):81-92.,高考的學業競爭全面大眾化反映在四年之后的考研學業競爭大眾化上,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和企業招工難的并行矛盾。

上述因素共同解釋了自2016年以來考研學生的集體性行為選擇,即“考研熱”現象。及至2022年,中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已經突破千萬。為緩解本科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減輕就業壓力,同時應對極速攀升的考研報名率,政府通過持續性的專業學位碩士擴招政策來穩定考研篩選率(24)教育部.關于印發《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EB/OL].http://www.moe.gov.cn/srcsite/A22/s7065/201701/t20170120_295344.html,2017-01-20/2022-06-15.:全國研究生招生人數分別在2017年和2020年考研學生中以超過20%的增幅大規模增長。上述政策信號又進一步作用于個體的教育選擇行為,帶動了考研報名率的提升。

四、 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研究生招考制度性質與功能的變化

(一)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教育分流功能:一種遞延效應

從歷屆考研學生中抽取具有代表性的四組,即2002屆、2009屆、2016屆和2021屆考生,追蹤其所經歷的教育分流環節的壓力變化發現:以上四屆考研學生所經歷的歷次教育分流在整體結構保持一致的情況下,分流壓力曲線逐漸趨緩(圖3)。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教育系統所承擔的人才篩選與分流功能出現的“右移”趨勢。在“考研冷”和“穩增長”階段,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始終沒有超過20%,中考和高考均能夠較為有效地發揮其人才篩選和分流的作用。之后,中考篩選率先于高考篩選率依次邁過40%和50%的門檻,使得其分流功能弱化;直到“兩連降”階段的2015年以前,高考始終在整個教育系統中承擔著最大的分流功能,即將高中學生(有超過50%的初中畢業生進入高中)分流進入社會或不同層次、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之中。及至2016年開始的“考研熱”階段,30%的高等教育前置篩選率意味著中考和高考已經無法對同年齡段的學生進行有效的區分,加之就業市場的直接壓力,使得前置分流機制弱化的遞延效應下,研究生招考制度承擔起了越來越重要的高層次人才選拔與篩選功能,最終成為社會前置的關鍵教育分流機制。

(二)研究生招考制度的“類高考”特征

自我國高考制度于1952年建立、1977年恢復以來,其既作為一項教育考試制度具有教育功能,以培養和選拔高素質人才,同時也作為一項社會考試具有社會功能,以促進社會流動、維護社會公平(26)劉海峰.高考改革的教育與社會視角[J].高等教育研究,2002,(5):33-38.;這兩種功能意味著高考制度必須維系效率與公平的平衡。自2016年至今的“考研熱”現象,既是對考研作為高考與高等教育前置分流功能弱化的遞延效應的直接反應,也表征出研究生招考制度開始承擔與高考類似的教育功能和社會功能,面臨與高考類似的難題與矛盾,集中體現為競爭大眾化與備考應試化的特征。

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張必將引起性質的變化(27)潘懋元.從選拔性考試到適應性選才——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試行“套餐式”招生模式的設想[J].高等教育研究,2021,(9):1-4.,考研的競爭大眾化集中體現了研究生招考制度的社會功能的變化?？佳袌竺藬档某掷m大規模增長將原來約100萬考生的競爭規模提高到了近500萬考生的競爭規模,考研競爭逐步從“精英選拔賽”轉向“大眾化競爭”。研究生招考制度雖然不能完全替代高考的人才選拔功能,但在規模上已經接近其同期的一半(2022年高考報名人數為1193萬人,考研報名人數為457萬人)。研究生招考制度所面臨的分流壓力,并不能僅僅從規模上與高考進行比較,而是要認識到考研競爭的大眾化是在高考競爭基礎上的延續迭代,其所折射的教育分流壓力和社會競爭壓力不可小覷。

在這一背景下,考研備考的應試化傾向愈加顯著。一方面,接受本科教育之后的高等教育畢業生主體本可在就業市場中進入多種類型的橫向分流,卻自主選擇了考研這一垂直分流的通道,繼續著曾經在中考和高考中經歷過的應試備考歷程;另一方面,考研的篩選更是一種社會競爭與篩選的前置,考研失敗的考生面臨著繼續二戰、三戰還是轉而就業的困境。就此意義而言,考研的應試化不僅體現著考試制度本身的學業競爭壓力,還有突破教育系統屏障的社會競爭壓力。同時,由于筆試分數線已不再作為選拔考生的主要依據和指標,而僅作為進入復試環節的門檻而存在,選拔人才的壓力則由筆試環節轉移到了復試環節。因此,如何在競爭大眾化和備考應試化下平衡筆試和復試的選拔功能、完善復試環節,進而維系公平和效率的平衡,并實現科學選才和規范選才,成為研究生招考制度改革亟需解決的難題。

上述變化均反映了新時期考研的部分“類高考”特征,也意味著對于研究生招考制度的改革,必須將其放置在教育分流機制的整體性變遷以及招生與考試制度的系統性改革中,明確中考、高考、研考的規范性定位,考慮教育分流環節之間“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影響。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自2016年起的“考研熱”現象,不僅在競爭規模和增長速度上呈現出獨特性,也對研究生招考制度產生了深遠影響,其性質變化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國高等教育自大眾化進程以來規模與質量、內部結構與外部結構、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等多方面沖突的持續醞釀與集中爆發。將其放置于教育分流機制在過去二十余年的變遷進程中時,研究生招考問題就有了更系統性和整體性的解釋視角,也有了與更多教育和社會議題對話的空間。

一是應進一步規范并重塑中考、高考、考研等重要分流機制的功能分工,并以此為依據設計和推進招考制度的系統性改革(28)瞿振元.建設中國特色現代考試招生制度[J].教育研究,2017,(10):4-11.。教育分流功能在教育系統各個階段的轉移機制意味著,如果不能在高等教育前通過各個環節稀釋招生考試制度面臨的分流壓力,那么連接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高考制度以及連接高等教育和社會的研究生招考制度,都正在并將持續面臨巨大的篩選和分流壓力。具體而言,中考階段應當堅持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流與融合,并引導職業教育更高質量發展,滿足市場對技術性勞動力的需求;高考階段應當注重以高校為對象對其招生規模進行調控,進而適當且合理調配人才在地區、層次和專業的分布,并在本科教育階段通過生涯規劃教育鼓勵學生面向科研學術與求職就業的自主分流;研究生階段則應當區分學術型學位和專業型學位研究生的不同培養路徑,進而推進研究生教育規模和結構改革。只有認識到不同教育分流機制的規范性定位,才能從宏觀上系統地、整體地把握研究生招考制度所面臨的問題與改革的方向。

二是解決考研熱問題和緩解就業壓力,不能靠短期盲目擴招。迅速擴大研究生招生規模導致的不可逆的文憑泛濫和過度教育問題(29)范皚皚,丁小浩.誰的文憑貶值了——分割的勞動力市場視角下的過度教育問題研究[J].教育發展研究,2013,(17):7-14.,必將持續加大后續社會競爭和淘汰的分流壓力,同時威脅知識生產和科學研究的人才基礎。在社會側,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擴大就業崗位是短期內“考研熱”降溫的重要手段;在教育側,合理規劃教育分流機制的分工,避免分流過度集中于后端環節,才是緩解就業壓力的可持續途徑。

三是充分認識考研的“類高考”特征與趨勢,進而推進研究生招生考試改革。研究生招考制度與高考具有相似的改革共性,即高考制度中的公平競爭和人才選拔的兩難問題(30)劉海峰.高考改革:公平為首還是效率優先[J].高等教育研究,2011,(5):1-6.延續在“考研”中:研究生招考制度既要平衡好規模擴大帶來的競爭大眾化和備考應試化問題,又要兼顧高層次人才選拔的科學性,如何在服務于就業市場篩選要求的同時,應對可能出現的研究生教育質量下滑的趨勢并保證學術人才的培養,正是研究生招考制度改革面臨的重大難題。

最后,重新理解和認識高等教育及考試制度的邊界。伴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進程,高等教育越來越多地承擔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多重使命,同時也暴露出自身的諸多缺陷和問題。人才培養不能僅靠教育系統,社會分流也不能僅靠教育分流機制?！翱佳袩帷辈⒉皇嵌唐趦扔捎诮洕途蜆I形勢下行孤立存在的現象,而是受到了過去二十余年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進程的持續影響,是此宏觀背景下高等教育前置分流功能弱化的遞延效應。認識到考試招生制度矛盾背后的深層原因,并用系統的、宏觀的、結構的視角去處理考試制度、分流機制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則是研究者與決策者始終需要形成的意識。

本文還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本文更多地關注高等教育大眾化和普及化背景下教育分流機制與個體的教育選擇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沒有具體地考察個體的教育選擇行為的影響因素,特別是個體在教育分流機制變遷下求學動機的變化、對競爭壓力的感知及心理體驗等;二是本文更多地側重于考察社會結構對高等教育層次結構的制約性影響,但對于高等教育層次結構和產業就業結構以及社會階層結構之間的相互影響機制的具體考察尚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