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及其群體差異

魯 肖 麟

(西安電子科技大學 體育部, 陜西 西安 710126)

促進全民健康,是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組成部分。2022年黨的二十大將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作為增進民生福祉、提高生活品質的重要舉措,提出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強調“促進群眾體育和競技體育全面發展,加快建設體育強國”[1]。在以實現健康中國為目標、建設體育強國為落腳點,大力建設國民健康促進體系的政策實踐中,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理論逐漸被引入體育鍛煉與健康中國相關研究。有學者在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的基礎上提出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并用實證分析檢驗其在促進全民健康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2]。但現有的少量研究中,對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界定尚未統一,測量層次也不一致。部分研究或針對農民工子女等特殊群體[3],或聚焦于量表的開發與檢驗[4],難以得到能夠推廣至居民總體的、具有更普遍現實意義的結論。在理論、測量和現實意義方面仍有待進一步拓展與豐富。

本文將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有機結合,拓展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理論建構。使用最新全國大型抽樣調查數據測量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1)本文使用數據來自西安交通大學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組織的“社會網絡與職業經歷”大型社會調查(JSNET),受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13&ZD177)資助。。首先考察體育社會資本在不同地位群體間的分布,進而檢驗體育社會資本對居民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并比較此種影響的群體差異和變遷趨勢。最后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總結其政策啟示。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在理論層面,對體育社會資本這一綜合概念進行拓展,有機整合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豐富健康中國的理論內涵,同時拓展體育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進一步推動健康領域和社會資本領域的交叉與融合;在數據和方法層面,使用多期全國大型抽樣調查數據來驗證體育社會資本的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效應,揭示其健康效應的變遷趨勢;在機制層面,一方面探索了體育社會資本分布不均背后的深層結構性因素,另一方面重點考察了體育社會資本帶來的健康收益中所存在的地位群體差異,揭示了體育社會資本的馬太效應可能帶來的健康不平等。

一、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社會資本相關概念和理論在體育情境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在回顧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本研究對體育社會資本概念進行拓展,并提出研究假設。

(一)體育情境中的社會資本

社會資本概念的提出,已經對不同學科領域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這一概念包括個體和集體兩個層面的存在形式,并有多種不同的界定方式[5-7],但其理論本質是人際聯系。本文主要關注個體微觀層次的社會資本,使用社會學家林南提出并被廣泛接受的社會資本定義,即“社會資本是嵌入于人際關系社會網絡、為滿足行為目標而動員的社會資源”[8]。社會資本具有聯結性和轉化性,在互動中維持、積累和發展。通過直接和間接的關系,朋友的經濟資源、人力資本等可以為個體所調用,能夠為行動者個人提供信息補充、人情幫扶、情感支持,為集體、社區乃至社會提供信任紐帶、非正式約束和集體行動的動力,促進個體連結、集體團結、社會整合[9]。近年來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相關理論逐漸被引入體育人文社會學研究,其交叉點主要包括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及其與體育鍛煉的相互作用。由于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在個體生命周期中對健康具有實質性的影響[10],我國學者在健康生活方式中除了關注體育鍛煉,也越來越強調人際關系和社會參與維度的重要價值[11]。

(二)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拓展與現實意義

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和理論探索體現出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的深度融合。邊燕杰等提出,體育社會資本是指在體育參與過程中通過人際互動而形成的紐帶聯系和網絡結構,以及嵌入其中的社會資源[2]。與此類似,孫中芹等將體育社會資本定義為通過體育運動積累的社會資本,包括社會信任、社會規范、社會凝聚和社會適應等維度[3]。郭銅樑等將社區層次的體育社會資本劃分為5個維度21個指標,并構建了相關量表[4]。這些研究針對體育社會資本進行了創新性的概念和測量建構,在建設健康中國的路徑研究中納入社會資本維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但針對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和測量建構仍處在探索階段,亟需進一步深化與豐富。

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包括兩個核心內部要素:體育參與與社會資本。體育參與的本質特征是群體性,是在群體內外的交往和互動中實現的[12]。由于體育參與具有群體性,個體參與體育鍛煉越積極,其群體感和社會性就越強,身心健康水平也就越高。社會資本的本質屬性是聯系性,人際交往也是個體的基本需求。在現代性背景下,高度的個體化使個人脫離了家族、集體等結構性束縛,但也讓人們日益失去了原有的社會支持系統[13]。而社會聯系和嵌入于人際網絡中的社會資本是克服原子化傾向的社會機制[14]。個體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越豐富,社會聯系越活躍,越能夠保持健康[15],獲得較強的幸福感[16-17]。

對于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本文延用邊燕杰等提出的定義——即體育社會資本是在體育參與過程中通過人際互動而形成的紐帶聯系和網絡結構,以及嵌入其中的社會資源。保持一定的體育參與頻率和社會資本存量,是生成體育社會資本的前提基礎。在體育參與中形成的社會資本處于動態變化中,很難用量化測量直接予以把握,而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這兩個內部要素則更為外顯,測量指標也更為成熟準確。因此本研究利用體育參與和社會資本構建綜合指標,來衡量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其中,體育參與雖然包括競賽觀賞、身體鍛煉、義工服務、職業運動等多種形式和類型[12],但本研究主要將體育參與這一要素落腳于個體的體育鍛煉,并將其作為核心指標和分析重點,有助于簡化理論論述,更契合全民健身、全民健康這一體育強國的建設目標。社會資本的聯系性本質和體育參與的群體性特征,使得體育社會資本成為提升全民健康、實現體育強國不可或缺的概念工具和現實資源。

(三)研究假設

1.社會地位對體育社會資本的影響

由于不同社會地位群體的健康生活方式存在明顯分化[18],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會結構的制約,受到社會地位的影響,呈現出不均衡的分布態勢。而社會地位較高的群體由于在社會結構處于相對優勢位置,能夠在各類資源的支持下做出更優決策,選擇有利于自身健康的生活方式[19]。例如,在我國居民中,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群體體育鍛煉參與率更低,發生健康風險行為的可能性更大,生活方式更不健康[20];同時,較高社會階層的個體往往擁有優勢社會網絡和較高存量的社會資本[5],家庭收入、教育水平越高,社會資本存量水平也相應越高[6]。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個體體育鍛煉偏好和人際聯系偏好的綜合指標。社會經濟地位越高,其上述偏好和傾向就越強。

假設1:社會地位越高的群體,其體育社會資本擁有量也就越高。

2.體育社會資本對提升身心健康的作用

生理學和心理學研究都表明,體育活動能帶來健康的生活方式、良好的教育成就和健康的身體狀況,體能活動不足者自評健康水平更低[21]。體育鍛煉可減少個人的負面情緒,提高生活滿意度、提升主觀幸福感[22-24]。同樣,好的社會網絡位置能夠提高獲得社會支持的可能性,而豐富的社會支持則有助于提升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25]。我國居民的社會網絡規模對促進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都具有積極作用[15]。社會孤立會帶來壓力狀態并加速衰老,而社會融合能夠滿足人們的基本心理需求,是提升健康狀況的重要因素[26]。社會網絡規模的縮減會引起老年群體認知功能的衰退[27],而活躍的社會交往能夠顯著減緩認知功能衰退[28],增強記憶能力和執行能力[29]。社會網絡和社會參與水平均對幸福感有正向影響[30-31],社會資本能夠通過提供各類資源和社會支持促進健康水平和幸福感的提升[9],還能減緩收入不平等對居民幸福感的負面影響[32]。

體育社會資本的兩個內部要素之間相互作用,彼此強化積極效應,減輕負面效應。圍繞社會資本與體育鍛煉關系的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能夠通過傳播健康信息、提供社會支持、促進社會競爭等機制使個體保持和增加體育鍛煉行為[33]。個人關系網絡規模、互動頻率以及網絡成員同質性都對個人的體育鍛煉參與具有促進作用[34]。社會資本能促使居民增加體育鍛煉,進而通過促進健康行為改善心理狀態、提升身心健康水平[35-36],針對我國居民的調查研究也發現,體育鍛煉,尤其是和他人一起參與體育活動,可以促進個體對幸福的積極體驗[37]。而體育鍛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提升個體社會資本[38-39]。諸多研究表明,參與體育活動能夠增強團體成員之間的社會信任、促進互動交往、拓展社會網絡[40-41],從而提高個體的社會資本[42-43]。老年群體的人際社會支持能夠與身體鍛煉共同作用,有效降低老年癡呆癥的發病率[44]。體育活動和同輩群體社交對大學生的體重變化也存在綜合影響[45]。當然,社會資本與社會網絡也可能對健康產生負面效應。例如在信息社會背景下,在線社交的興起,與缺乏運動、健康狀況不良和幸福感降低緊密相關[46]。但針對社交媒體用戶的研究表明,網絡社交平臺的分享行為能夠增強用戶的鍛煉積極性,對健康生活方式的擴散發揮積極作用[47-49]?？梢?體育鍛煉能夠增強社會資本的正面健康效應,減少社會資本的負面健康效應。

由此提出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核心假設:

假設2: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越高,個體的身心健康狀況越好。

由于身心健康分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兩個維度,可以提出兩個子假設:

假設2-1: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越高,個體的身體健康狀況越好。

假設2-2: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越高,個體的心理健康狀況越好。

3.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群體差異

如前所述,由于不同社會群體生活方式和健康資源的分化,體育社會資本不但在存量上呈現出群體差異,同時其健康效應也可能表現出群體間的異質性。體育鍛煉維度,已有研究發現體育鍛煉對不同社會群體的身心健康效應存在差異[19];在社會資本維度,相關研究發現男性的健康水平相對較高,但女性社會資本對健康的積極影響強于男性;年齡越大的群體自評健康水平越低,社會資本對健康的促進效應方面中年群體高于老年群體[50]。針對中國居民的追蹤調查研究發現,社會資本能夠減輕收入差距對健康的負面影響,在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的農村地區這種效應表現得更為突出[51]。因此,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既受到社會結構制約,也受到個體能動性影響,既可能表現為優勢累積效應,在優勢群體中體現出更強的健康效應,也可能表現為補償效應,對弱勢群體的健康紅利提供更多補償。由此提出假設:

假設3: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存在群體差異,在優勢群體中健康效應更強。

4.個人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跨年變遷

我國政府堅持貫徹將人民健康福祉作為現代化建設重要目標的方針,黨中央一直從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重視并引領體育事業健康有序發展[52]。2016年國務院印發《“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開始形成以健康中國為建設目標的國民健康促進體系?！毒V要》強調,共建共享、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戰略主題[53]。2018年,黨的十九大再次提出“實施健康中國戰略”,將人民健康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指標[54]。2019年9月,《體育強國建設綱要》正式頒布。體育強國戰略與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緊密結合,集中體現出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方針。健康中國和體育強國戰略提出后,各級政府通過基層體育設施建設、體育團體扶持、體育志愿活動培育等各類措施,加大力度推進體育強國戰略的落地實施。在政策實踐中貫徹人民主體性原則,實現體育運動與美好生活的深度融合、群眾體育與競技體育的深度融合、全民健身與全民健康的深度融合[55]。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再次強調,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促進政策[56]。2019年新冠疫情爆發后,國家體育總局及時下發《關于大力推廣居家科學健身方法的通知》,積極倡導居家科學健身,強調利用各類媒體廣泛宣傳居家健身的重要性,號召居民在居家隔離狀態下堅持體育鍛煉、保持身心健康。疫情以來我國線上健身App用戶數量明顯增多、健身器材銷量迅速增加、線上健身內容日益豐富[57]。近幾年來,健康中國建設步伐穩健,人民健康得到全方位保障,群眾獲得感不斷增強。2021年我國公民人均預期壽命達到78.2歲,主要健康指標居于中高收入國家前列[58]。這些現象都說明近年來我國積極建設體育強國的各類相關舉措獲得了良好的效果,極大地促進了我國居民身心健康水平的穩步提升。因此,隨著我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體育社會資本的作用在我國體育發展政策的引領和推動下,會呈現出重要性日益增強、健康效應日益顯著的趨勢。

假設4:體育社會資本的身心健康效應逐年增強。

二、研究設計

為了檢驗本文的研究假設,使用我國多城市大型抽樣調查數據,基于理論分析建構體育社會資本的測量,分析居民體育社會資本的身心健康效應及其群體差異。

(一)數據來源

社會網絡與職業經歷大型社會調查(JSNET)由西安交通大學實證研究所發起,是我國針對個體社會資本測量的第一次本土化實踐和跨越年代最久的大型調查,同時也詢問了個體的體育鍛煉情況和身心健康狀況,抽樣方法科學嚴謹,樣本的隨機性、題器的權威性和測量的準確性均有保證。為了分析體育社會資本及其健康效應的跨年變遷,本文使用JSNET 2016和2021兩期數據進行實證分析。需要說明的是,JSNET 2016和2021并非追蹤數據,而是以相同的抽樣框先后進行的兩期調查。由于納入分析的核心變量在兩期數據中均有出現,因此按照變量將兩期數據進行了合并。JSNET 2016調查范圍包括我國長春、天津、廣州、廈門、西安、濟南和蘭州7個城市,JSNET 2021包括長春、天津、廈門、西安、上海5個城市。各城市均采用多階段系統隨機抽樣方法,調查對象共計6 331位城市居民,年齡均在18～69歲之間。

(二)變量測量與描述

1.因變量

分析的因變量是身心健康,將其操作化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兩個變量。

身體健康即自評健康變量。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5點自評健康量表已成為健康調查的標準題器,并多次在大型調查中運用[36]。本調查也使用此題器來測量身體健康的總體狀況。該變量為5點測量(5=很健康,4=健康,3=一般,2=不太健康,1=很不健康),是均值為4.41的連續變量。

心理健康參考已有研究,在心理健康的測量中一方面考察了沮喪和抑郁的心理健康相關癥狀[26,59],另一方面也納入積極心理學的視角,將幸福感作為心理健康的一個維度加以考量。問卷中分別詢問了過去一個月內被訪者出現悲傷抑郁的程度和感覺自己生活幸福的程度,均為5點定序測量,將兩個變量構建為取值0～1的心理健康因子分,因子分析的KMO值達到0.6。因子分的取值越大表示癥狀越輕、幸福感越強,即心理健康狀況越好。

2.自變量

本文考察的核心自變量為體育社會資本,最終進入模型的自變量是在社會資本和體育鍛煉的基礎上構建的綜合測量。首先分別處理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變量。

體育鍛煉:問卷中詢問了被訪者從事20分鐘以上鍛煉活動的頻率,該變量為5點定序測量,1～5分別表示“從不”“一年幾次”“一個月幾次”“一周幾次”和“每天鍛煉”。為了與社會資本變量統一量綱,構建綜合測量,使用極差標準化法(也稱“0～1標準化”)對體育鍛煉變量進行標準化處理。具體方法是使用最大值減去最小值求出極差,進而用每一個原始觀察值除以極差。處理后得到的數據取值范圍在0～1之間,取值越大表示鍛煉頻率越高。

社會資本:基于社會資本的理論和測量傳統,華裔社會學家林南及其合作者開發了基于“定位法”(position generator)的測量方法[60]。邊燕杰等基于定位法,結合中國國情首創了“春節拜年網”的社會資本測量方法,以此捕捉中國人關系網絡區別于西方人的最大特征——以家庭倫理為基礎,親、熟、信一體的義務交換關系[6]?！鞍菽昃W”以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節日為切入點,測量個體核心關系網的規模、網絡成員的職業地位和網絡結構特征。研究者事先確定一系列職位(階層)特征的指標,讓被訪者勾選拜年對象中是否包括這些職業位置上的人員。問卷向被訪者提供了20個職業,請被訪者標明拜年交往者是否屬于這些職業。職業選擇依據國家統計局頒布的350多個職業類別設定。最終根據交往者的職業聲望得分來計算被訪者社會網絡中的資源指標。該測量被應用于多個大型社會調查,信度和效度均得到檢驗[61]。JSNET對“拜年網”社會資本進行了最為細致的測量,最終納入分析的具體指標有四個:一是網絡規模,即被訪者通過線上和線下渠道拜年的總人數;二是職業多樣性,通過拜年對象的職業種類數量加總計算;三是網絡達高性,即拜年交往對象中職業聲望最高值;四是網絡異質性,用“拜年網”中職業聲望最高與最低的對象聲望差值計算。將上述四個題器測量得到的定序變量納入因子分析,獲得因子分,將其轉換為取值區間0～1的連續變量,作為社會資本的綜合測量。最終社會資本因子分的均值為0.54,標準差為0.17。

體育社會資本:如前所述,保持一定的體育鍛煉頻率和社會資本存量,是生成體育社會資本的前提和基礎。在體育鍛煉中形成的社會資本很難直接把握,國內各項大型公開調查中對其也沒有直接測量,因此選用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這兩個更為外顯、成熟和準確的指標來構建綜合測量。將社會資本和體育鍛煉變量納入因子分析,構建體育社會資本的測量。社會資本和體育鍛煉的因子載荷均大于0.7,KMO值達到0.6,α值為0.81,說明因子分測量具有較好的效度。得到的因子分為連續變量,取值范圍0～1,取值越大表示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越高,均值為0.54,標準差為0.24,說明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整體處于較高水平。體育社會資本在全樣本中的分布見圖1,可以看出體育社會資本較高的群體占比較大,體育社會資本較低的群體占比較小。

3.控制變量

如前所述,已有的健康不平等研究發現,性別、年齡等人口學特征,收入、教育等階層地位,戶籍類型、單位性質等結構性制約均對個人身心健康存在一定影響[31],本文據此選取6個控制變量代表個人特征及社會經濟地位,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戶籍類型、單位性質?？紤]到年齡可能存在非線性影響,將其處理為類別變量,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年齡段劃分為青年、中年、老年3個組別,同時,為消除家庭年收入偏態分布的影響將其處理為分組變量。參考李強等研究者的相對收入分層標準,以個人收入相對指標將樣本人群劃分為兩個群體:年總收入小于等于中位值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義為低收入階層[62]。其中歷年城鎮居民年收入中位數數據來自國家統計局。

此外,為了避免兩期調查間的時間差異帶來的干擾,將年份虛擬變量納入模型中予以控制,能夠觀察比較兩期調查中的因變量變化趨勢。所有相關變量的均值及百分比分布等描述見表1。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方法與模型

本文使用的統計方法與模型主要有三種。首先,為了考察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影響,在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均為連續變量的模型中,采用多元線性回歸來進行分析,檢驗核心假設。第二,為了考察健康效應的跨年變遷,使用似不相關回歸對JSNET 2016和2021數據進行分樣本分析,并對兩期樣本的回歸系數進行差異檢驗。似不相關回歸簡稱為SUR(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是指對兩個或多個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關系的方程進行聯合估計[63]。由于兩期數據的樣本基本上來自相同的調查城市,健康行為和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在兩期數據中會存在一定共性,導致一些不可觀測的特征被包含在兩個樣本組的干擾項中,從而使得兩個分樣本方程的干擾項相關。此時,對兩個分樣本分別估計方程就不再有效了,會導致系數標準誤偏高。因此我們使用似不相關回歸對兩個方程執行聯合估計(GLS),將二者干擾項的相關性納入考慮,可得到更為有效的估計量[64]。第三,為了探索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群體差異,將體育社會資本與群體特征變量進行交互分析以及邊際效應圖示分析。

三、實證分析結果

實證分析聚焦于三個方面,首先考察體育社會資本的分布在不同地位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其次分析體育社會資本的身心健康效應及其跨年變遷;最后考察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在不同地位群體間是否存在差異。

(一)地位群體特征對體育社會資本的影響

首先基于不同人口學特征變量、結構制約變量和階層地位變量考察群體特征對體育社會資本的影響。表2模型1回歸結果表明,地位群體特征對體育社會資本具有顯著影響。其中,男性的體育社會資本平均存量顯著高于女性;中老年群體高于青年群體;城市戶口居民高于農村戶口居民;體制內單位就業的居民體育社會資本顯著高于體制外;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高于未受高等教育群體;家庭年收入中高水平的群體顯著高于低收入群體?？梢妰瀯萑后w由于其在社會資本積累和體育鍛煉方面具有時間、信息、償付能力等資源優勢,因此體育社會資本較高。假設1得到支持。

表2 地位特征對體育社會資本的影響

此外,模型2加入年份虛擬變量,以比較不同年份的居民體育社會資本。以2016年為參照項,年份虛擬變量的系數負向顯著。說明2016年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顯著高于2021年,這可能與2019年年底暴發的新冠疫情有關。疫情的傳播和我國各地廣泛實施的防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社會交往并壓縮了其體育鍛煉空間,在數據中呈現出體育社會資本的下降趨勢。

(二)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及其變遷

首先考察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影響。表3模型1和模型2使用JSNET 2016和2021數據全樣本,因變量分別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由分析結果可見,在納入所有控制變量的情況下,體育社會資本對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當體育社會資本增加一個單位,身體健康程度增加0.431個單位,心理健康狀況提升0.040個單位。分析結果說明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有積極影響,假設1得到支持。由控制變量中的年份虛擬變量系數可以看出,2021年居民的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顯著高于2016年樣本。如前所述,2019年國務院頒布《體育強國建設綱要》,2020年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明確在2035年將把我國建設成為體育強國[65]。體育強國戰略是對健康中國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核心戰略措施和重要實現途徑。該部分實證分析結果意味著2016年以來提出的“健康中國”和“體育強國”戰略對提升我國居民的身心健康水平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我國居民身體和心理健康水平均實現穩步提升。

表3 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及其變遷(2016—2021)

為了分析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積極效應存在何種變化趨勢,使用似不相關回歸進行年份分樣本分析,并檢驗不同年份體育社會資本的回歸系數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由表3模型3和模型4可見,體育社會資本對身體健康的影響在不同年份分樣本中均正向顯著。對模型3和模型4中兩期數據的回歸系數差異進行檢驗,卡方值達到4.29,p值小于0.05,說明體育社會資本對身體健康的正向影響在2021年和2016年樣本中存在顯著差異,2021年的身體健康效應更強。由模型5和模型6可見,體育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兩期分樣本中均正向顯著,但系數差異檢驗并未發現顯著差異。也就是說,體育社會資本在不同年份對居民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發揮著較為穩定的積極效應。在身體健康方面,體育社會資本的積極作用隨時間推移出現了顯著的增強趨勢。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隨著我國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家對全民健康的日益重視,體育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也不斷凸顯,使其健康收益不斷增強。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與我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的頂層設計相輔相成,在發展群眾體育、促進全民健康中體現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良好的發展態勢。

(三)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群體差異比較

為了進一步考察體育社會資本對不同群體的積極作用是否存在差異,在表3中的回歸模型1、2基礎上,加入體育社會資本和個人特征的交互項進行分析(篇幅所限,表格中只報告了交互項系數)。

從表4模型1可以看出,在身體健康效應方面,體育社會資本與中年群體虛擬變量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中年群體在體育社會資本的身體健康效應中獲益大于青年群體。進而以圖示呈現表4的交互分析結果(篇幅所限,僅呈現群體差異顯著的結果)。在身體健康效應方面,由圖2可見,在體育社會資本較低的區間,中年和老年群體的身體健康狀況與青年群體差距較大,但隨著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增加,差距逐步減小,在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最大時,中年群體的健康狀況甚至已經與青年群體無差異。結果說明,體育社會資本的身體健康收益降低了中年群體的健康劣勢,在不同年齡群體間表現出顯著的補償效應。中年群體由于生活壓力較大,休閑時間緊張,健康問題也開始凸顯,因此對于身體健康的關注和重視程度遠高于青年群體。同時,由于中年人的社會資本積累達到生命歷程中的較高水平,其體育參與過程中積累的體育社會資本對增加鍛煉頻率、提升身體健康的作用也更為顯著。因此體育社會資本對中年群體的身體健康積極效應更強。

表4 體育社會資本健康效應的群體差異

圖2 身體健康效應的年齡群體差異 圖3 心理健康效應的年齡群體差異

由表4模型2心理健康效應模型的結果可以看出,年齡和體育社會資本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從圖3也可以看出,在體育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積極影響中,老年群體的預測曲線斜率最大,中年群體次之。說明體育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提升作用在中老年群體中效應更強。隨著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增加,中老年群體心理健康的預測值逐步超過青年群體。由于中年和老年群體在整體健康水平上也低于青年群體,該結果體現出體育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在年齡上存在補償效應。說明體育社會資本對心理健康發揮著的積極效應,有利于減少不同年齡群體間的健康不平等。

由表4模型3和4的結果可見,體育社會資本與家庭收入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正,也就是說,體育社會資本對于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的積極作用在中高收入群體中比低收入群體更強。圖4和圖5對交互分析結果進行了圖示,可以看出在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效應中,都表現為中高收入群體的斜率更大。我國城市居民中的中高收入群體,因其社交網絡中的社會資源質量更好[6],在社會交往和體育鍛煉中的償付能力都比低收入群體更強,因此也更容易將體育社會資本轉化為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紅利。而對于低收入群體而言,不但其體育社會資本在存量上較為薄弱,而且其身心健康問題往往與不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現實生活中的困難密切相關[15,66],因此難以通過其資源含量不高的社會網絡和體育鍛煉而得到改善。

圖4 身體健康效應的收入群體差異 圖5 心理健康效應的收入群體差異

從社會分層角度來看,體育社會資本的身心健康效應與經濟收入優勢疊加放大,在不同經濟地位群體間表現出局部的馬太效應。從人口學年齡特征來看,體育社會資本對中年群體在身體健康上的劣勢起到了資源補償作用。除上述差異之外,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不存在顯著的性別、城鄉分布、受教育程度、單位性質間差異,說明體育社會資本對健康的積極作用在不同社會群體中較為均質化,不會加劇社會階層間的健康不平等。該結果意味著體育社會資本的培育和增加,能夠較為均衡地促進全民健康水平的提高,滿足我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與追求。

四、結論、啟示與展望

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可以得出一些有意義的研究結論,并與已有文獻展開對話。

(一)研究結論

第一,研究將體育社會資本操作化為社會資本和體育鍛煉兩個維度。體育社會資本是通過體育參與過程中的人際互動形成的網絡和社會資源。持續參與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源積累是生成體育社會資本的基礎。體育社會資本處于動態變化中,難以直接量化。而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這兩個內部要素較為外顯,測量指標也較為成熟。因此,本研究通過體育參與和社會資本指標的綜合,來評估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整體處于較高水平,同時存在明顯的群體差異。體育社會資本較高的群體占比最大,體育社會資本較低的群體占比最小。此外,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分布存在群體差異,男性顯著高于女性;家庭年收入處在中等以上的群體顯著高于低收入群體;受過高等教育的群體高于未受高等教育的群體;體制內單位就業者顯著高于體制外單位就業者;城市居民高于農村居民。優勢群體的體育社會資本平均存量高于弱勢群體,說明體育社會資本的群體分布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社會地位結構的制約。同時,青年群體的體育社會資本顯著低于中年和老年群體,40歲以下的青年群體作為勞動力市場的主要構成部分,承擔了較大的經濟壓力,往往難以承擔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

第二,健康效應分析發現,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水平越高,其身體健康狀況越好。其中身體健康狀況主要以自評健康狀況來衡量,心理健康體現為抑郁情緒癥狀較少、幸福感水平較高。也就是說,體育社會資本的增加能夠顯著提升我國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狀況。說明培育體育社會資本、發展社區體育,是促進全民健康的重要抓手。

第三,比較分析方面,運用似不相關回歸進行年份比較發現,隨著時間推移,我國城市居民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穩步增強,2021年的積極效應比2016年有顯著提升。分析結果說明,由于國家對全民健康的日益重視,體育社會資本的重要性也日益凸顯,不斷提升我國居民的健康水平。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與我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的建設目標相輔相成,在發展群眾體育、促進全民健康中體現出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良好的發展態勢。

第四,群體差異分析發現,我國城市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影響存在顯著的群體間差異。體育社會資本對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對于中高收入群體要強于低收入群體。說明體育社會資本的健康效應與收入分層相互疊加,在優勢地位群體中呈現出馬太效應。但體育社會資本對于中老年群體的健康促進作用比青年群體更強,對中老年群體的健康劣勢起到了資源補償作用。除了上述局部群體差異外,體育社會資本對我國不同性別、戶籍類型、受教育程度和單位性質的居民身心健康起到了較為均衡的積極作用。

(二) 政策啟示

本文立足于全民健康的戰略目標,拓展了體育社會資本的概念及其測量,實證結果驗證了這一分析工具的有效性,也顯示了其現實意義和政策啟示。

第一,大力培育我國居民的體育社會資本,提升居民健康水平。實證分析發現,體育社會資本越豐富的個體,其身心健康水平也越高。同時,從跨年分析結果中可以看出,在健康中國和體育強國戰略措施的推動下,體育社會資本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顯。因此,在以提升全民健康水平為重要目標的現代化建設中,應從我國本土文化特征出發,大力發揮中國緊密的親情、友情、鄰里之情等人際紐帶作用,在社區層面普及體育鍛煉[12]。大力發揮民間社會網絡的力量,增強基層體育活力,從而發揮體育社會資本在提升全民健康水平、實現美好生活中的積極效應。

第二,在健康中國的建設實踐中應重視社會資本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體育鍛煉與社會資本作為體育社會資本的兩個維度存在相輔相成、相互強化的作用。因此在政策實踐層面,也應注意建構不同部門、不同層級聯動的合作網絡。在全民健身、體育強國的實踐中,在健康中國戰略目標的政策實踐中真正做到以人民為中心、全民參與、全民共建,從而提升全民身心健康水平。

第三,關注重點群體、推進健康平等?？s小我國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健康差距,實現全民健康的均衡發展,是建設健康中國的必然要求。研究發現體育社會資本的存量分布及其身心健康效應在部分群體間存在差距。尤其是在體育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人群中,社會地位群體間會出現健康收益的顯著分化。這就提示我們在健康中國的建設實踐中,要重點關注低收入群體和青年群體的體育社會資本培育及其收益,為保障不同群體的平等權益在政策層面統籌協調、整合資源,提供必要的支持,以保證全民健康戰略的實施能夠切實地提升我國全體居民的健康水平。

(三) 研究展望

本研究拓展體育社會資本這一理論概念,使用最新大型調查數據構建測量指標,檢驗其對我國城市居民身心健康的積極影響。有助于在健康生活方式的研究中整合體育鍛煉與社會資本,指導和推進全民健康的政策實踐。但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學界對體育社會資本這一新的理論概念關注還遠遠不夠,國內大型調查對于體育參與中形成的社會資本也缺乏直接測量,本文是基于調查數據對體育鍛煉和社會資本的測量進行綜合指標建構的嘗試。在大型社會調查中需要增加更有針對性的題器來拓展體育社會資本的直接測量。未來相關研究應注重體育社會資本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對其概念和理論進行進一步探索,并綜合運用調查數據和線上大數據建構更為直接、多樣化的測量,進一步發揮這一概念工具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