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視頻平臺中農村女性的實踐主體性建構研究

連芙蓉 朱 瑋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農村地區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全面強化以及智能手機的廣泛普及,農村地區網民規模達2.93億。其中,短視頻用戶增長最為明顯,尤以中國的鄉村女性群體為代表?？焓肿鳛樯缃幻襟w類短視頻平臺,將目標人群定位于三四線城市及農村地區,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的市場策略,其非一線城市的女性用戶占比明顯高于其他網絡平臺,越來越多的農村女性成為快手的“忠實玩家”。

女性主體性是女性對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一種肯定,是女性清楚地認識到自身作為主體的種種力量,自覺要求自身在地位、能力、生活方式、知識水平、人格塑造、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不斷提高和完善,并為之而努力、奮斗的體現在社會生活實踐活動中的一種自覺能動性[1]。在外婚制和從夫居制的客觀條件下,由于農村女性的依附性身份與外人角色,其主體性經常與她的父親、丈夫、兒子緊密聯系,農村女性的人生歸屬和意義世界遵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亡從子”的邏輯展開[2]?？焓诸惗桃曨l平臺的興起,給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主體行動、人際交往、日常生活等帶來多種改變,為農村女性重新建構自己的主體性提供了機會,本質是對農村女性群體的賦權和增能。在快手短視頻平臺中,有“潘姥姥”“農村會姐”“劉媽媽的日常生活”等擁有上千萬粉絲、有較大影響力的農村女性視頻博主,也有最為普通的農村女性,她們沒有眾多的粉絲、沒有較大的公眾影響力,但隨著快手短視頻深度融入她們的日常生活,這些“沉默大多數”的農村女性,也從現實的“邊緣性”走向一定的網絡“中心”,在主體性呈現與實踐中表達出自身的聲音與力量。

因此,本研究基于甘肅P村的個案調查,通過對農村婦女中的“資深”快手玩家進行深度訪談與參與式觀察,具體探討這些最為普通、同質性較強、沒有固定職業、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農村女性,她們是如何看快手、如何玩快手、如何用快手的?從實踐主體性的視角出發,分析快手的使用對農村女性活動空間的拓展,農村女性主體性在網絡中的呈現與重構,以及農村女性主體性在線上線下的互構與再生產。

二、文獻回顧

(一)從抽象到具體的女性主體性

一般來說,關于女性主體性的研究有兩個傳統,一個是西方女性主義,一個是國內實證的女性研究。

西方女性主義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產生以來,大體上經歷了傳統女性主義與后現代女性主義兩大理論形態。傳統女性主義認為,男人并不是根據女人本身去解釋女人,而是把女人說成是相對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定義和區分女人的參照物是男人,而定義和區分男人的參照物卻不是女人。她是附屬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對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體(the Subject),是絕對(the Absolute),而她則是他者(the Other)[3]。后現代女性主義質疑女性本質主義,認識到女性是作為男人對立面的“他者”而存在,而所謂的“女性氣質”并非是女性生來就具有的,而是在男權社會下由男性制定,并通過一系列強制性社會文化塑造,使其固定化、本質化[4]。他們認為女性和男性一樣是理性的、具有認知能力的主體,即女性的自我與道德雖然是不同于男性的,但本質上這種女性的道德仍然是手段—目的的工具理性,是理性主體的表現[5]。

國內的女性研究一方面繼承了西方女性主義者關于女性主體是一種理性主體的假設,從本土實踐出發,關注女性主體行為中包含的大量“策略”,認為女性正是通過不同的策略來實現自己的目的和意義[6]。另一類研究認為女性自我所具有的主體是一種情感主體,女性以“情感”為基點實踐著自我幸福并進行著意義的闡釋,憑“感”覺辦事,不計客觀后果,在她們認定的事情上不計代價與成本,強調感受性體驗,重視心的感受,不按理性和策略出牌[5]。從后來的研究來看,有不少學者都試圖打破對農村婦女主體性是策略性還是情感性的爭執,或以農村婦女在家庭人情中的行為和角色的變化,去認識農村婦女主體性建構的新變化和社會意義,認為農村婦女主體性建構的突出標志是打破傳統父權制下以男性為中心建構起來的規則體系和意義確認系統,并自我制定行為的規則和確認行為的意義[7]?；蛲ㄟ^對皖東村莊婦女“做會”現象的深描,發現在儀式過程中,鄉村女性主動建構起公共的空間與舞臺,并通過集體表演和社會建構實踐,建構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隱性權力”和具有女性主體性的價值與文化象征體系[8]。這些研究都通過具體深入的事件或現象“深描”,突出農村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性質和實踐特征。

(二)短視頻與農村女性的復雜勾連

短視頻平臺的異軍突起,為農村女性帶來了參與和表達的新空間。短視頻平臺通過身體敘事、關系敘事和場景敘事為女性在短視頻中自我展現提供賦能支持。女性在短視頻中借由基于身體、關系和場景的敘事表達著自我,在一個個“小敘事”中,塑造了更多樣的女性形象,其同性的關系也愈加和諧,并得到了男性的支持和理解,甚至還在兩性中有主導權[9]。短視頻平臺的技術賦權,帶來了農村女性的“可見性”(visibility)[10]。在短視頻這一新媒介的影響下,鄉村女性從主流媒體的邊緣位置建構中逃脫出來,重塑自身形象獲得一定話語權,并利用社交媒體將自己的社會交往網絡從周圍的熟人社交擴大為全國范圍內的網絡社交。但也有學者通過呈現農村婦女快手平臺展演檢視賦權效果,發現其賦權存在經濟收入的“實”與“虛”、虛擬“中心感”與現實“邊緣性”、經濟接納與社會排斥的張力等后果,呈現出主動的被動性、主體的客體性、看見的看不見性等特點[11]。

更多的研究關注鄉村女性在短視頻中的自我呈現以及背后的權力宰制。中國鄉村女性短視頻呈現具有“類型多樣化、內容多元化和形象立體化”的特點,但看似自由的表達背后卻隱藏著意識形態的束縛與操控,包括傳統兩性關系、城鄉關系和資本邏輯三個方面[12]。從身份敘事的角度去看,一方面,數字平臺賦予農村女性組織和管理自我可見性的權利,農村女性博主以身體作為“入場”的可支配資源,以自身的視覺邏輯積極開展身體敘事,在交往和抗爭中展現與自然互構的粗糲身體;另一方面,數字平臺仍以或隱或顯的方式操縱著她們的身體呈現,并通過強調“自我賦權”敘事,將普遍的個體困境與系統性的結構問題相分離。由此,為平臺所監視的身體成為自我規訓的產物,消費社會中的身體淪為可獲利的商品,性別文化中的身體難逃主流的性別秩序,城鄉二元結構下的身體仍需接受城市群體的想象與裁剪[13]。

以上研究為我們理解短視頻中農村女性的形象表達、行為特征等提供了有益的思考。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從關注主體上來看,多是一些在短視頻平臺擁有較多粉絲、較大影響力的農村女性,或是農村女性中的特殊群體,如留守婦女[14],或是將農村女性作為一個泛泛的整體,而對于大多數的普通農村女性則很少予以關注;二是從關注內容上來看,將研究焦點主要聚集于短視頻中的形象呈現與話語實踐分析,缺乏將線上與線下勾連的視角。因此,我們將不僅關注普通農村女性在線上與線下的主體性表達與實踐,同時將研究視野由單一的線上或線下拓寬至線上與線下的相互影響,關注農村女性的主體性在線上與線下呈現的差異性與互構性。

三、理論視角:實踐主體性

實踐的概念,是布迪厄領回來的[15]。布迪厄對于什么是實踐并沒有給出清晰嚴密的定義,也沒有進行清楚詳盡的闡明。他在同霍內斯等人談話時曾經強調:“我要向你們指出,我從來沒有用過‘實踐’(praxis)這個概念,因為這個概念,至少在法語中,多多少少帶有一點理論上的夸大說法,甚至有相當多成分的吊詭性,而且常用這個詞去贊賞某些馬克思主義、青年馬克思、法蘭克福學派和南斯拉夫的馬克思主義等等。我只是說‘實際活動’(pratique)?！盵16]這里的“實際活動”,指的是人類一般性活動,其中包括生產勞動、經濟交換、政治、文化和大量的日常生活活動[16]。

在實踐的特征方面,布迪厄非常強調實踐的策略性。他認為,人的實踐雖然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但又不是純粹偶然和隨機的,而是有著某種合規律性。行動者的實踐是有目標的,為了達到特定的目標,必須從“規則走向策略”,策略是行動者實踐的根源[17]。在后來關于親屬關系的研究中,布迪厄將親屬關系分為正式親屬關系和實踐性親屬關系,正式親屬關系是由系譜學禮儀規范定義的關系,而實踐性親屬關系還包括因日常生活之需而予以調動的全部非系譜關系[18],就體現了對實踐的策略性和個體能動性的強調。

國內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借鑒實踐概念的思路大體上有兩種:一種是從相對于制度的層面上而言,倡導一種“實踐社會學”,強調要對社會現象的實際運作過程加以關注,將社會事實看作是動態的、流動的,而不是靜態的。為了接近實踐形態的社會現象,提倡“過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15];另一種是相對于理論和表述(表達)層面而言,倡導走向從實踐出發的社會科學,這里的“實踐”以長時期歷史實踐變遷為主,更突出了認識論方面的問題[19]。

綜合已有研究,本文提出的實踐主體性主要基于三方面考慮:一是人的實踐活動是較認識活動更復雜更重要的(即關系到主體的現實存在的)活動,實踐活動中常常顯示著人的更鮮明的主體性[20]。因此,對于農村女性主體性的考察需要回歸到農村女性的日常生活,關注農村女性的具體實踐活動,而這種“實踐”是由女性主體和快手同時在場,通過女性和快手之間的持續互動、交流碰撞產生的;二是從方法論上來說,反思客觀主義或結構主義對抽象、整體結構視角的強調,轉而關注行動者(農村女性)具體而微的生存境遇,這種生存境遇通過農村女性與快手之間的互動過程反映;三是從主體性的操作化層次上來說,強調農村女性在實際行動中體現出的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表達農村女性的主體性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實踐語境中體現出變化與變通的本質。具體體現在農村女性“玩”快手中的自主性、線上自我呈現和自我消費中的能動性、自我組織與關系重建中,實現線上到線下延展的創造性。自主性強調在快手平臺營造的新空間中,農村女性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根據自己的需要,相對自由地、獨立地做出選擇。能動性意味著農村女性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限制和束縛時,能夠在新的網絡空間中采取行動改變自身境遇。創造性強調農村女性利用平臺,能夠自我改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客體,實現線上線下的聯結與互動,以滿足自身的需要。自主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之間并非涇渭分明,是為了突出農村女性實踐主體性的演進層次和過程而作的“理想類型”。

四、研究方法與資料收集

本研究的田野地點是甘肅中部偏北的P村。該村人口稠密,現有耕地面積7608畝,戶籍人口369戶1428人,全村主要以種植業、養殖業、勞務輸出為主。選擇該村,是因為一方面,該村的手機和互聯網覆蓋率較高,村中婦女幾乎人手一臺智能手機,且快手APP的使用率也非常高,能為理解農村女性群體的短視頻實踐提供翔實的資料;另一方面,這里是研究團隊中一位調查員土生土長的家鄉,其能更順利地進入田野,更深入地理解當地女性的行為實踐與文化觀念。具體調研時間集中在2022年7—8月,主要是對村中女性群體的快手使用情況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同時參與觀察她們在家庭或田間地頭的線上直播。在選擇訪談對象時,根據目的性抽樣法和滾雪球抽樣法,同時依據年齡、文化水平、短視頻不同使用偏好等,選擇不同背景結構的女性。最終共訪談15名女性,年齡集中在30～74歲之間,見表1。

表1 受訪者基本信息表

這里需要說明一點。我們的研究對象是農村中最為普通的家庭婦女,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主要以從事農業生產、家庭照顧及個體經營為主,相對處于社會弱勢地位,內部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此,研究結論只能解釋這個群體在接觸快手平臺過程中的變化及其實踐主體性的特征,無法延伸至其他一些受教育程度較高或粉絲數量眾多的農村女主播的狀況,但也許這就是“社會變革”的底層性與日常性的最好注解。

數據分析主要根據主題分析方法的原則和步驟進行:①熟悉數據:整理訪談文本資料,將數據轉錄為書面形式,反復閱讀數據,記錄最初的想法;②生成初始編碼:按照不同的特征對整個數據進行初始編碼,整理與每個編碼相關的數據;③尋找主題:將編碼整理成潛在的主題,收集與每個潛在主題相關的所有數據;④回顧主題:檢查主題與初始編碼的一致性,確定不同主題之間的邏輯關系;⑤定義和命名主題:持續分析以細化每個主題的細節,以及分析所講述的整體故事,為每個主題生成清晰的定義和名稱[21],示例見表2。

表2 數據節錄的原始編碼和主題提煉

五、研究發現

(一)新空間中的自主性

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國產手機品牌的崛起,讓智能手機不再是奢侈品。加之近年來手機網費的降低、網速的快速提高以及寬帶的普及,自2017年,開始P村幾乎人手一臺智能手機。與此同時,“快手”也逐漸在P村流行。

快手操作簡單入門快,只需要注冊賬號,打開攝像頭就可以拍攝上傳,技術的賦權讓快手在村里快速流行。打開快手的首頁,右上方就是“同城”,即快手會根據使用者的定位推送同地區或附近的用戶,這讓她們更容易看到同類型的視頻。技術的賦權不僅體現在互聯網的發展,也體現在農業水平的提高。以往除了冬季和下雨天,其他的時間都要用于農業生產活動,甚至閑暇的雨天都要做針線活,給家里人做鞋做衣服,近年來隨著農業機械化的提高,農民有更多的空閑時間,這些空閑時間成為快手快速發展的另一因素。

施拉姆在媒介選擇的或然率公式中指出,受眾從一種信息中能夠獲取的報償越大,付出的成本越小,那么這種媒介被選擇的概率就越大[22]。在調查中我們發現,P村的女性在選擇“快手”之初,賺個“零花”是主要動力之一?？焓制脚_每天推出任務,完成平臺規定的任務就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金幣,金幣又可以兌換成錢然后提現,每個賬號每天可以得到一到兩塊錢。有的用戶還自己購買“聲卡”、架子等設置,開始嘗試直播。P村女性的直播收入主要以粉絲的“打賞”為主?？焓值亩Y物體系是:表演者在直播間里通過表演才藝獲得粉絲的“虛擬禮物”,禮物的金額跨度從1快幣到2888快幣,7個快幣價值1元錢,并且不同價格的禮物被制作成不同的虛擬形狀,一個“棒棒糖”一毛錢,一個“啤酒”一元錢,最貴的“穿云箭”一個288元,主播的禮物平臺會抽成一半。不同的價格體系為用戶提供了更多的選擇,讓經濟條件有限的P村女性也參與互動。

一天發一個視頻,因為有錢,點贊、評論唱得好,點一個紅心30幣,隔三天發一個視頻就是200幣,隔兩天發就是500幣,一天基本操作完,任務完成就是一塊錢,三天三塊。極速版快手三塊,這個快手上就是兩塊。(ZYL,20220801)

城鄉差距迅速擴大,傳統村落逐漸“邊緣化”,同時子女外出、鄉村公共生活的減少、更年期激素等的影響使得這些女性與孤獨和落后常伴?？焓值某霈F模糊了城鄉二元對立,縮小了城鄉差距,也為她們提供了一個觀看外界、展示自我的平臺。在訪談中,她們有的經?？蠢先吮粧仐壍囊曨l,因為目前就自己和老伴在家,擔心未來的養老情況;有的剛做了婆婆,在快手上經常觀看有關婆媳關系的視頻;有的關心子女教育,因為孩子正在上學。觀看和自己有相同處境的快手視頻成了她們情感的依托。也有的會觀看“情感主播”,有情感問題的用戶和主播連麥分享自己的疑惑然后主播回答或提供解決辦法,她們之間也會交流觀看的內容。

我今年53,玩快手也三四年了,在快手上秦腔啥都看,推啥就看啥。在直播間里看有的人實在是太壞了,有時候想評論但是不會寫字,就問娃娃慢慢地也就學了幾個字,還和村上的人聊,像這幾天看的“狗剩媽”就是小燕(化名)媽給我說的。(ZYL,20220801)

我愛唱戲從小就愛唱,但是大人不讓學。這兩年玩快手也是為了看戲、學著唱戲。最愛看的主播就是之前縣劇團的“安滿滿”,他經常直播著唱戲,看的視頻也都是唱戲的。有時候閑了就拍一些自己唱戲的視頻,晚上直播就是和戲友們連麥唱戲。(SLG,20220820)

無論是經濟動力上的“開源”、掙“零花錢”還是情感上的滿足、陪伴,快手都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P村女性的生活需求和情感需求,成為農村女性實踐主體性的一個新起點和新引擎。在這個自主性的新空間中,農村女性根據自身需要,可以獨立、自由地做出選擇,建構自己的愛好習慣,打造屬于自己的個人舞臺。

(二)線上:自我呈現與自我消費中的能動性

麥克盧漢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存在三種演變的形態:部落化——去部落化——重新部落化,在口語傳播時代,人們處于部落化的狀態,交流更多地使用語言符號,信息在小范圍內傳播;文字和印刷技術的出現擴展了視覺,線性的和精英化的社會心理得以呈現,即以知識為中心的“去部落化”時代;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大眾帶來了豐富的信息選擇,以“去中心化”為特征的網絡空間促使人類社會開始重現部落化[23]。不同于微博、知乎等以文字為主的應用,快手的短視頻短小精悍,信息理解不需要門檻且傳播速度快,適合鄉村群體的媒介傳輸特質?？焓职研〕擎偤袜l村的低收入人群作為自己的目標用戶,鄉村女性大規模使用的本質就是重新聚集,她們通過發布和觀看以自己的愛好、鄉村為主題的視頻和直播,建立起一個流動著的網絡虛擬空間。在網絡中,她們的實踐主體性主要體現為自我呈現和自我消費兩部分。

一直以來,農村女性由于“農村”加“女性”的雙重弱勢地位,在傳統媒介中是“他者”和被描述的單一敘事,而快手等短視頻平臺提高了農村女性形象的可見性,呈現出多元的農村女性主體形象。P村的女性在快手上傳的視頻都是直接拍攝上傳,有的會利用平臺的濾鏡或者使用BGM(背景音樂),但都是一些簡單易行的操作。她們發布的作品大都圍繞個人生活、家務勞動、田間景色、外出所見以及自己和家人,上傳以后她們期待別人的點贊和關注,同時也對關注她們的人進行回關及對她們上傳的視頻進行點贊評論。在關于自我形象呈現的部分視頻中,她們喜歡用平臺提供的各種裝飾物,包括頭飾、各種妝容效果等對自己進行包裝。與日常生活中“素面朝天”的形象截然不同,在裝扮的襯托下,平時“普通”的她們也可以有精致的面容和姣好的長相。她們對自己生產和生活的碎片化呈現,通過網絡世界向外界傳達,表現著真實的自我。雖然她們在快手的各種互動行為仍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拍攝作品以方言為主,點贊評論也是對身邊“熟人社會”的一種復制,但是快手的使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地域的限制,線上的關系網絡也擴展到了周邊的寧夏、陜西等地。

直播的內容主要以唱秦腔和聊天為主,調查員在田野中參加了三次線上的直播,主導直播的整個流程都是女性。三次直播的時間兩次是晚上,一次是下雨的午后,直播的內容不同于其他平臺的大主播PK、表演才藝,她們的直播間以連麥唱秦腔和聊天拉家常為主。SWL開始直播前會連好自己的“聲卡”,準備另外一臺手機用作秦腔的伴奏,然后打開快手開始直播。開始以后,會有關注的朋友或者附近刷到的人進入直播間,有兩三個人以后,主播就開始唱秦腔,在間隙還會招呼直播間的其他人“連麥”一起輪流上麥唱戲。一兩個小時之后,她們開始聊天,聊天的內容有剛才的戲怎么樣、最近忙什么、明天天氣等日常對話。在整個過程中,系統會給互關和附近的人推送,觀眾也可以選擇留在直播間觀看還是離開。在直播的過程中,也有從P村出去,生活在外地或城市的人參與,居于外地的“粉絲”或“主播”基于故鄉情更愿意和家鄉的人互動。

消費主義是一種以追求和崇尚過度的物質占有或消費作為美好生活和人生目的的價值觀念,以及在這種價值觀念支配下的行為實踐的消費經濟[24]。在大多數女性看來,消費代表著生活質量的提高和保障。利用大數據的計算和推薦,快手根據用戶的喜好和經常瀏覽的內容推送相關產品,主播也會在直播間推薦相關的產品以獲取利潤。在田野中,發現P村女性的購買主要分為化妝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兩類?；镜纳钣闷钒埥?、牙膏、洗發水等,購買的主要動力是價格便宜;同時她們對于化妝品的購買異常多,她們在直播間里購買,產品主要是面膜和粉底液,但是買回來以后由于忙碌且操作的程序繁多,她們并沒有經常使用甚至閑置。問及購買的理由,一是直播間里主播的話術催促,諸如最后的幾個、歷史最低價等;二是補償心理,她們在年輕的時候由于經濟水平的限制和落后的農村市場,沒有機會和能力去享受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成果,更別說像面膜、粉底液等新奇產品?？焓趾透叨劝l達的快遞產業為她們提供了機會,讓她們也可以像其他女性一樣去購買化妝品以維護自己的樣貌,同時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心理代償。

農村女性在網絡中的自我呈現及消費實踐,突出了她們在面對現實生活中的各種束縛時,能主動采取策略改變自身境遇,形成“自我安慰”,增強自我效能,一定程度上獲得對于生活的掌控感。

(三)線上線下的延展互動:自我組織與關系重建中的創造性

快手的使用讓P村女性在流動的網絡空間建立了社交網絡,線上直播連麥、練習秦腔轉變為線下的“自樂班”表演。秦腔“自樂班”是農村有相同興趣愛好的人在閑暇時間或者紅白喜事上聚起來的免費義務演出,演出的人員和設備包括樂器、話筒、音響都是自己提供,演出的地點則是“自樂班”內部商量,輪流把自家的院子或者房屋收拾出來作為演出場地。人們在聚集起來唱秦腔的同時,也會用快手進行直播或者拍攝視頻上傳。在“自樂班”的表演中,一般由男性負責樂器,女性則是表演和演唱,調查員跟隨訪談對象參加了兩次她們自行組織的“自樂班”活動。

家里種了四五十畝地,還養的牛羊這些,有時候跟著大家出來唱戲也就是為了緩解一下心中的著急,多和人交流了就會心情舒暢些。我還不識字,先是在快手上學著唱,又跟著唱“自樂班”,唱戲既是心里歡喜,把一切煩惱都撇到腦后了,同時還能識些字漲文化。(WRY,20220815)

娛樂中的集體活動加強了參加者之間的社會紐帶,因此它的作用超出了單純的生理休息[25],在參加線下“自樂班”表演的過程中,她們產生了新的社會關聯和社會交流,交流的范圍從日常生活到表演過程中的收獲和進步等,角色的轉換和形象的改變產生了自我滿足感。在從線上拓展到線下的過程中,P村女性參與“自樂班”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2018年剛開始她們主要是“被組織”,每次表演都是別人組織她們。到2021年12月,P村的12位喜歡唱“自樂班”的女性開始自己組織活動,主要原因是原來組織人員的不好相處和村里建的新戲臺為她們提供了新的公共空間。

剛開始唱戲在平頭老唱,組織的人是社長。耍著耍著就沒有人去,因為風氣不好不尊重人,我們一起的上去唱,人家就說“把這還叫戲”,后面就慢慢不去了。去年十月份村上建了一個新戲臺,后面的辦公室平時也空著,我就要了鑰匙開始組織唱戲。先建了微信群,群里的每個人收了50塊錢,交錢的都是女的,一共12個人,旁邊拉伴奏的人辛苦些就沒交錢。我買了些碳、茶葉、紙巾這些,從去年12月份到現在唱了十幾次,來的人多了我就開始組織,按來的先后順序和年齡大小開始唱,每次就是晚上8點到12點。(SWL,20220825)

鄉村公共空間是村民可以自由出入,進行各種社會交往活動的公共場所,具有愉悅身心、提供公共服務、促進社會整合等多重功能[26]。傳統的鄉村公共空間包括水井、磨盤、寺廟、古村落、古街道,現代的鄉村公共空間有農家書屋、鄉村大舞臺、綜合服務中心。在有關鄉村公共空間的研究中,多數學者都關注到公共空間的衰落、其所承載的社會功能的退化或消亡問題[27],或是在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影響下,鄉村公共空間呈現出的公共空間強勢植入、城市文化霸權、主體偏向和公共性缺失等問題[28]。在鄉村振興背景下,鄉村公共空間與村莊的社會認同、社會整合、社會秩序、社會融合密切相關,P村女性以“秦腔”這一愛好為基礎,把戲臺這一公共空間利用起來,自主性的組織、參與機會的公平性與連續性,調動了她們的積極性,建立了新的社會關系和網絡,也繼承和發展了村中“自樂班”的傳統文化,為利用農村公共文化建設促進鄉村公共空間重建這一思路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社會空間是指人類社會中發生的空間關系,就其根本而言即是人與人、人與事物(包括物質環境)之間的關系狀態,其分析上的結構形態即是一種關系結構,而在行動者的內在性的分析層面上則顯示為對這些關系的理解[29]。P村女性在使用快手直播和拍攝短視頻的過程中,重新建立了斷裂的人際關系,建立了新的社會網絡,并在直播演唱和線下表演的過程中獲得了自我認同感。

快手平臺最大的好處就是把一起長大的沒見過的在快手上見到了。直播的時候這個進來那個出去,乍一聽聲音有點熟悉,趕緊點開一看原來都是認識的人。都老了叫的還是小時候的名字,有二三十年沒見過,關注了她們發的作品也都點贊、評論著,就是熱鬧。(ZSF,20220729)

從前年開始我就慢慢在西吉縣唱“自樂班”,去年到今年還在“社事”上唱了三次。今年六月份就是人家廟上祭祀,給“老人家過生日”,去唱了兩段“香山寺還愿”和“郭蓋拜壽”,戲臺底下看的人多,唱完背后全是汗水。我從小七八歲就在戲臺子旁邊看戲,半輩子到現在終于能自己上臺唱了。(SWL,20220825)

交通條件和通信設備的限制,讓P村的很多女性在結婚以后,很難和以前的社會關系和網絡維持關系。因為快手直播的應用讓她們之間的交流和互動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熟悉的人逐漸擴展到陜西、寧夏等地,她們在直播間里和來自不同地方的人連麥唱秦腔,“自樂班”也從本村的表演擴展到附近甚至寧夏的村莊。在表演過程中,相比較作為“他者”的觀眾,她們更容易受到關注和評價進而產生驅動力。通過在紅白事和傳統祭祀活動中的表演,她們獲得較為同等的參與度,這不僅提供了群體身份的塑造力,維持組織內部秩序的穩定,也獲得了來自他人和社會的認同。她們以往只在家庭、村莊的私人領域勞動,快手和“自樂班”的活動為她們的生活撕開了一個口子,她們開始重構公共生活,在互聯網和公共空間中積極交往,重建斷裂的人際關系,建立新的關系網絡,建構自身的主體性。這種關系網絡不是自上而下的組織化方式,而是較為平等和可選擇的社會網絡,她們在自我和社會的聯結中實現了某種平衡。

六、結論與討論

快手“下鄉”既實現了技術和商業資本在鄉村社會的擴散與下沉,也給農村女性群體的主體實踐帶來新的改變?？焓侄桃曨l的出現和使用,讓原本生活空間有限的農村女性開始進入新的線上網絡空間,同時線下活動范圍與內容進一步擴大,互聯網向她們傳遞現代生活的觀念和女性權利的思想,這些思想成為她們自我表達和呈現的動力來源,也是當代鄉村女性發展的重要推動力。本研究以實地調查為基礎,討論了普通女性在快手使用過程中的主體呈現與實踐,這種實踐主體性通過農村女性與快手的同時在場、彼此互動而產生,同時實踐的策略性與農村女性具體而微的生存境遇也圍繞快手進一步突顯。

具體而言,快手使用為農村女性的實踐主體性提供了一種新起點和新引擎,建構了一個新的自主性空間,在使用動機上,體現出鮮明的經濟與情感雙重動力?？纯焓?既是一種“零用錢”的增收途徑,又是一種消磨空余時間、促進情感交流和陪伴的寄托。在線上快手使用過程中,農村女性的實踐主體性主要表現為自我呈現與自我消費中的能動性。自我呈現的特點虛擬與現實并存,一方面是利用平臺推出的各種裝扮特效對自己進行“包裝”,呈現與往日素顏完全不同的形象,反映她們對美好自身的追求和憧憬;另一方面,她們也會發布表現她們真實生活場景、田間勞作時刻的內容以及一些自己擅長的才藝表演,既有陽光積極樂觀的形象傳遞,也有辛勤勞累不易的表達。自我消費,不僅是農村女性經濟自主的體現,就消費的內容而言,主要表現為一些為自己購買的服裝、化妝品及美容產品等,更反映出農村女性對自身身體消費的重視,以及通過身體消費建構新的自我認同。在消費中,農村女性對附著在她們身上的妻子、母親、兒媳婦、婆婆等社會角色暫時擱置,而只專注“自身”需求的滿足,是重塑自我意識與自我價值的重要方式。在線下實際生活中,農村女性的實踐主體性主要表現為自我組織與重建人際關系網絡中的創造性。線上的自我呈現、才藝表演等,技術中的“同城”推送功能,既讓農村女性斷裂的人際關系得以重新鏈接,同時因為共同的興趣愛好,也促進了她們社會關系網絡的拓展,促成了線下集體活動的開展。而集體活動的組織也經歷了由他人組織到自我組織的轉變,有效利用了鄉村的公共空間,改變了原來鄉村傳統文化的展演方式,是對傳統文化的一種新的繼承和發展。農村女性的自我價值不僅在線上網絡中有了表達、實現的機會,更通過線上的自我表現推動了線下的集體活動開展,敢于在線下的公共舞臺上展現自己。同時通過網絡直播,線上與線下實現互動,線上與線下互相強化。

至此,我們看到了一些普通農村女性的主體實踐因為快手短視頻平臺所帶來的改變,這些改變由她們自我主導、自主選擇。在普通農村女性的視頻發布中,我們暫時還未觀察到過多的平臺操控與迎合大眾,雖然她們不是快手中的主角,快手卻是她們生活中的重要空間。但是,我們依然要問,當短視頻為農村女性打開數字時代的大門之后,她們的生活是否就此“全是坦途”了呢?答案是不確定的。短視頻在為農村女性增加線上表達、發聲機會的同時,卻沒有帶來中觀層面村莊社區的性別觀念變化。她們的集體活動依然被貼上了許多負面標簽,她們在家中經常因為“唱戲”的愛好被配偶認為“不務正業”,覺得家里唱戲不好。農村女性的主體性,不僅需要自己實踐,自己創造,也需要社會層面,尤其是村莊層面的氛圍改變。如果“社區情理”(1)與地區亞文化意近?！霸谝粋€相對封閉及文化相對落后的社區中,存在著由地區亞文化決定的某些為在該社區中生活的多數人所認可的行為規范及與此相適應的觀念,這些規范和觀念可能有悖于一定社會的制度和規范,或者與一定社會的制度和規范存在著某種不適應。但因為社區的封閉性且居民文化層次較低,所以這樣的社區行為規范和觀念仍得以存在并發生作用。而在社區中生活的人在選擇自己行為時,則首先考慮自己的行為能否為社區中的他人所接受并把它看作是自己行為選擇的主要標準。換言之,只要他們的行為能夠得到在同一社區中生活的多數人的贊成,他們就認為可行?！睏钌迫A.我國農村的“社區情理”與家庭養老現狀.探索與爭鳴,2003,2:23-25.不改變,很難期望農村女性的主體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鄉村振興需要鄉村社會重建,其中,公共性重建是關鍵。而公共空間與公共文化重建是村莊公共性重建的重要抓手。調研村莊中,大部分女性都愛好“秦腔”。秦腔源于西周,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陜西、甘肅、青海三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陸續在縣級以上建立了專業的秦腔劇團,劇團在逢年過節時會下鄉演出?？焓值钠占安粌H讓她們可以看到西安的名家、劇團的直播演出,她們還可以直播或拍攝自己的“唱戲片段”。她們的活動從線上發展到線下,又通過直播方式,讓線下線上同步,在公共空間的激活、傳統文化的存續方面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這種女性主體性在公共領域的呈現依然十分有限,對鄉村公共生活的參與依然十分不足,對村莊社會秩序的影響也非常小。如何讓女性的主體性實踐突破“自娛自樂”與“自說自話”,突破私人領域的范疇,塑造女性主體性實踐與村莊公共生活的關聯,如何在鄉村振興、鄉土重建過程中發揮女性群體的力量,我們依然需要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