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廣播的情感治理:可能空間、運行邏輯與社會實踐

羅宜虹 陳 帆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重要講話中提出了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新思想新理念。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社會治理體系創新正式進入國家話語體系。2019年十九屆四中全會上又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結合的基層治理體系,建立社會治理共同體;而共同體的內核是人的主觀體驗,其核心和實質就是共同情感。二十大報告更清晰地指出,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無論是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還是暢通和規范群眾訴求表達、利益協調、權益保障通道,都呼喚情感治理的回歸。情感治理是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效舉措,它利于柔化國家剛性的治理體制,增強社會治理制度的結構性張力。

理性治理手段作為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主導治理方式,帶來了高效、合理和穩定,促進社會的平穩運行;但與此同時,理性治理帶來的嚴密的科層制和官僚作風擠壓了社會結構的伸縮空間,社會治理的“麥當勞化”屬性日益凸顯。[1]現代社會生活中政治邏輯與生活邏輯出現沖突,人的主體性地位被忽視,甚至出現信任缺失、社會關系異化、鄉村與國家聯系斷裂等風險。而情感治理可以起到彌合政治邏輯和生活邏輯的分裂,平衡治理效果和主觀體驗等作用[2],彰顯人的主體性地位,回應人本思想的召喚。

鄉村廣播伴隨著鄉村社會的發展,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就扎根于鄉村。隨著傳媒技術的發展,電視、互聯網等媒介擠壓了廣播在鄉村地區的生存空間,但近年來廣播又以“村村響”應急廣播和疫情期間配合鄉村地區疫情防控的形式“卷土重來”。除了發揮傳播應急和疫情防控信息的功能,廣播在鄉村振興中還凸顯情感治理的政治屬性,在提升基層治理能力、連接鄉村社會與國家等方面發揮了顯著作用。

農村在國家治理體系的總體戰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突顯鄉村廣播的情感治理功能既符合創新社會治理的要求,又能切實做到服務農民群眾,建立并密切鄉村與國家二者的聯系。本文從這個視角出發,關注以下問題:①鄉村廣播為什么適合鄉村;②鄉村廣播開展情感治理的運行邏輯;③鄉村廣播在新時代有何新意涵,并對鄉村廣播開展情感治理做出現代性反思和展望,意在探析鄉村廣播的情感治理路徑。本文結合田野調查獲取的資料,以回應鄉村社會治理與媒介發展帶來的諸多變化。

二、鄉村廣播情感治理的可能空間:理論和現實的考量

(一)情感治理內涵演變

對社會治理中情感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彼時哲學家將情感視為一種夾雜著欲望的非理性因素。柏拉圖認為個體只有駕馭“激情”和“欲望”這兩匹馬,才能過上節制和美好的生活[3],此處的“情感”與“欲望”已經具有情感意味的雛形。這種情感治理的范式被稱為“自我技術范式”,強調情感和個體的聯系。亞里士多德認為情感和理性都是人類靈魂的重要組成部分[4],馴服情感可以推動政治發展。這種治理范式被稱為“國家技術范式”,強調情感和政治的聯系,統治者運用情感策略為政治服務。

國內雖沒有直接提出“情感治理”這一概念,但將“情感”作為治理方式的理念卻貫穿了整個中國政治的發展歷程,情感治理在中國擁有深刻的文化基因和豐富的實踐內涵。儒家的天下觀將人心視為形成人類共識的路徑,而情感在連接人與人、天與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中起重要作用[5],體現了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地位。情感是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維度,情感的良性互動和平衡利于維護治理框架[6],而且情感在政治系統中不僅作為一種價值觀念,更是直接落實到政治實踐的制度體系[7],奠定了政治制度人文關懷的基調?，F代治理實踐中也經常出現情感治理的身影,基層開展的“送溫暖”“駐村幫扶”等活動也顯現出基層治理實踐中嵌入的情感因素,情感因素在連接基層與國家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中介和推動作用。[8-9]

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文化都隱現著情感治理的邏輯,突出情感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但中國的情感治理不同于西方的情感轉向,有著自身獨特的邏輯,而且內涵更為豐富,即其不僅將情感作為治理手段,還將情感作為治理的對象和內容。研究中討論的情感治理,指的是在基層的社會治理中所運用的一整套既以情感為治理對象,也以情感為治理手段的柔性治理技藝,目的在于用情感的柔性層面解決基層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積極回應公眾的情感需求,通過營造情感氛圍,加強互動溝通,推動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親密化,促進社會團結,達到社會和諧,進而促進國家治理目標的達成。[9]

(二)聲音政治的再現:廣播參與鄉村發展

鄉村廣播與我國基層治理緊密相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積極推動“廣播下鄉”,通過廣播將農民群體整合進國家的政治議程中。[10]聚焦于特定歷史階段可以發現,鄉村廣播的發展變化隱含著政治邏輯。20世紀50—60年代,我國農村廣播建設處于起步階段,共產黨利用廣播培育農民群體的國家意識和社會主義意識,完成國家與鄉村社會的政治聯系。[11]70年代之后,媒介技術不斷進步,農民群體接收信息的渠道也逐漸多元化。農村稅費改革之后,鄉村廣播更是從“國家象征”淪為“廣告載體”,這一發展演變也展現出鄉村政治、經濟在商品經濟影響下發生結構性轉型的邏輯。[12-13]

中國的鄉村廣播具有多元化、當地化和非體制化的特點,是典型的參與式廣播,它適合“大分散、小集中”的鄉村地區[14],在促進政治傳播、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助推鄉村振興方面起著關鍵作用,還有助于解決城市中心主義的信息供給模式與實際信息需求錯位的矛盾[15]。雖然目前農村廣播的生存狀況受新媒體環境影響而岌岌可危,但鄉村廣播在助力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方面仍然具有其他媒介不可替代的優勢,它可以通過與新媒體合作等多種方式繼續助力鄉村振興。[16]

2012年之后,鄉村廣播出現復蘇趨勢,所以2012年至今被稱為鄉村廣播的“積極回歸”時期。[17]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鄉村廣播因“硬核”喊話“出圈”,它搭建的“國家在場”的儀式場域顯現出明顯且有效的社會動員能力,在疫情肆虐、人心惶惶的時刻起到了凝聚人心、拉近鄉村與國家的距離的作用。[18-19]

(三)鄉村治理中的廣播媒介:隱藏的情感維度

本文的研究資料主要來源于2020年、2021年、2022年分別在湖北省京山縣新市鎮,咸寧市通山縣大畈鎮,武漢市劉集村、陳田村和張家榨村進行的實地調查,但并不局限于此,還包括對農民培訓的參與式觀察。(1)從2017年開始,湖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暑期實踐團隊開展“湖北省智慧農村”的調研與針對農民媒介素養提升的培訓。筆者參加了每年的農民授課培訓,授課期間進行了訪談。之所以選擇以上村鎮,是因為他們涵蓋了現代鄉村最主要的三種發展形態,具有代表性。例如,劉集村以農業種植為主,屬于傳統農業型鄉村;新市鎮、大畈鎮和張家榨村大力發展工業和旅游業,屬于走現代化發展路線的新型經濟鄉村;陳田村依附于種植業的同時積極發展旅游業,是從農業型鄉村向新經濟型鄉村跨越的過渡型鄉村。訪談時間集中在2020年5—6月、2021年6—7月、2022年的7—8月期間;訪談形式為面對面訪談和焦點小組訪談結合的形式;訪談地點分別在郊區各鎮的成人學校教室、村委會;訪談資料為錄音筆記錄、文本整理的形式。其中2021年訪談5個鎮,人數為23人;2022年訪談3個鎮,人數為15人;2022年訪談4個鎮,人數為10人。

通過對這些訪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研究認為:媒介技術在鄉村社會的擴散與城市中的擴散在時間上并不一致,盡管社交媒體的出現給村民提供了便捷的參與平臺,但廣播仍是顯性角色,在鄉鎮之間、村落內部的行政治理中,廣播依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1.鄉村廣播以本土文化為基礎,深化自我關聯性情感

初級群體是最早出現的社群類型,具有親密的面對面交往與合作等特征,中國傳統鄉村社會便是典型的初級群體。[20]每個社區的傳播結構都是獨特的[21],相應的,鄉村的傳播系統也在本土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出一個獨特的傳播結構。鄉村廣播作為鄉村傳播系統中的重要構成要素,也表現出顯著的本土特色,衍生出以本土文化為基礎的傳播機制。

首先,廣播的空間偏向和收發門檻低契合鄉村相對封閉性和整體文化水平低的特點。鄉村的相對封閉性是指村民的流動范圍大多僅限于本村,村與村之間處于相對隔絕的狀態。而廣播是一種空間偏向的媒介,對距離的限制適用于人員流動性不強的鄉村社會,農民不論是在家中還是在田間勞作都可接收廣播內容。廣播無差別對待所有接收者,對受眾不設文化素質要求,所以受教育程度偏低的農民也可無障礙接收。

我們農村人大多都沒有很高的文化,很多我這樣的六七十歲的老年人根本不認識字。但是只要耳朵不聾,都能聽見廣播,就像去年我們村廣播通知我們去鎮上打疫苗,我就聽到后趕緊回家跟我兒子說,當天我們一家人就去打了疫苗。(2)訪談地點:陳田村;受訪人員:村民LMD;訪談時間:2022年7月15日。

其次,鄉村廣播的建設和運營成本低,播報程序簡單、易操作。廣播不僅建設成本低、運行耗費電量少,而且設備的使用年限長,性價比極高,經費有限的村級單位能夠負擔起鄉村廣播的建設、維修、運營等成本。鄉村廣播的操作程序簡單,對播者的要求極低,使用者只需經過簡單的培訓即可進行播報,其時空伴隨性的特點還可在短時間內高效率召集村民,是鄉村社會的適宜性媒介。

鄉村廣播以本土文化為基礎的傳播機制,實質上是對作為鄉村主體的“人”的重視,這是實現情感治理的應有之義。在此過程中,村民可以感知廣播媒介主動向本土社會傳統和文化習慣靠攏的傾向,從而加深與廣播媒介的關聯性情感,提升對廣播媒介的認同感。

2.作為共同記憶的載體,實現情境性情感的再生產

廣播扎根中國鄉村已有70多年,深度參與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農民群眾提供娛樂,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重塑時間觀念和“同時性”想象。[22]“實用”是鄉村廣播固有的媒介特性,它通過在日常的實踐活動中為村民提供便利性服務,全方面、多層次地參與了鄉村社會生活。雖然目前鄉村廣播的生存空間被嚴重壓縮,但它的單一性、主動性、及時性、廣泛性等特征是其他任何媒介甚至是互聯網都無法取代的[23],它仍是鄉村地區不可替代的服務型媒介。除了明顯的生活服務功能,鄉村廣播的文化娛樂功能也十分凸顯。新中國成立初期,文藝節目是有線廣播的重要節目內容,逐漸形成教育性、知識性、服務性和欣賞性四種性質的節目。[24]改革開放之后,流行歌曲在內地發展得如火如荼,鄉村廣播跟上時代潮流播放流行歌曲,以聽覺的文化表達培育了鄉村社會初始的文化氛圍,同時提升了鄉村社會的文化欣賞水平。鄉村廣播承載了現代中國鄉村社會的共同回憶,因此它更容易在與村民的日?；咏煌屑て鸫迕竦那楦泄缠Q,增進村民的認同和同理心,最終實現情境性情感的再生產。

大畈鎮的廣播前身為屋頂喇叭,屋頂喇叭即家家戶戶門前安裝一個小喇叭以接收村里喇叭總部播送的內容,播送內容主要為戲曲和天氣預報。

當時也沒手機電視,沒什么娛樂的,那時候喇叭經常放《站花墻》《雪山放羊》《鮑秀英招親》等戲曲,我們可喜歡聽了!(3)訪談地點:大畈鎮;受訪人員:村民LMY;訪談時間:2021年6月8日。

我們農民種莊稼就是靠天吃飯,什么時候種、什么時候收都得由天氣決定,所以當時的天氣預報可幫了我們大忙了。(4)訪談地點:大畈鎮;受訪人員:村民CHS;訪談時間:2021年6月10日。

如今的鄉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治理制度、文化風貌、鄉土人情、自然景觀都隨著歷史的車輪發生了改變,而鄉村廣播卻成為“變化的鄉村”中的“不變”,它見證了鄉村的歷史性變革,承載了幾代人共同的文化記憶。村民在潛移默化中習慣了鄉村廣播這一媒介的存在,習慣的不僅僅是廣播發揮的實際功用,更是其作為共同文化記憶的載體。

3.鄉村廣播在政治傳播中積極發揮情感作用,優化結構性情感

早在20世紀50年代,初入鄉村的廣播就注重用情感參與的方式與社會產生互動,在“機制層面”有機融入鄉村社會治理進程。[22]疫情期間,鄉村廣播營造“國家在場”儀式,在危難時刻凝聚人心,拉近了鄉村與國家的距離。[19]此外,鄉村廣播在應急治理和提供文化娛樂的過程中采用巧妙的話語策略將情感融入其中,實現了以情治理。[25]

我們村通知我們開會,一般都是先用廣播通知。他通知的時候是用我們的方言廣播的,因為我們村里老年人多,文化水平不高,聽普通話不如聽方言方便。之前有一段時間是用那種錄好的普通話通知我們,后來我們就向村委反映,說我們聽不慣普通話的通知,所以現在廣播通知什么事情就用方言了,這就讓我們覺得我們的廣播還是挺為我們老百姓考慮的,有人情味。(5)訪談地點:張家榨村;受訪人員:村民ZLM;訪談時間:2022年7月19日。

重回現代社會的鄉村廣播之所以能在疫情防控、應急廣播、提供文化娛樂、支持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關鍵原因之一是其攜帶的情感因素增加了鄉村治理的彈性,大大降低了開展工作的難度。與此同時,飽含情感意味的鄉村廣播也促進了結構性情感的再生產。結構性情感與情境性情感相對,它將基層治理視為國家治理在社會的延伸,它的產生是自上而下的。鄉村廣播因帶有溫度的治理方式使得它更易被村民接受,因此擁有堅實的群眾基礎,它的行政功能也能得到更好發揮,此過程中村民的合法權益得到了保障,進而增加對國家的信任與尊重,優化了結構性情感的再生產過程,為鄉村治理奠定了積極的情感基調。

4.鄉村廣播有助于化解鄉村內部的消極情感,促進關系協調

全球治理委員將“治理”界定為各種個人和機構(公共的或私人的)管理、處理其共同事務的總和,它通過持續的聯合行動來調和不同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26],突出了“關系”在治理維度中的地位。因此鄉村治理也不能跳脫“關系”層面,建立關系協調的積極社群更是鄉村治理追求的重要目標。

鄉村社會受“權威主義文化”影響深遠,盡管在政治民主化和經濟市場化的今天其影響逐漸弱化[27],但權威主義在鄉村社會的影響力仍不可小覷。鄉村廣播經?；頌檎邆鬟f者,政治屬性凸顯,是基層治理權力和國家在場的表征,農民對國家權威的敬畏和崇拜便具化為對鄉村廣播的信任。在信息爆炸的后真相時代,村民們身處信息的洪流卻難以辨別真假,越來越陷入“信息孤島”,此背景下的鄉村廣播成為引導村民正確認知信息的“外顯技術”[28],減輕了村民因無法辨別信息真假而產生的迷茫、挫敗感等消極情感。除此之外,現代鄉村經歷多方面的變革,利益分化、信任缺失、矛盾突出等問題日益浮現,造成鄉村內部積聚消極情感,而鄉村廣播的權威性特征使得它處理問題的方式被村民認可,解決問題的阻力小,從而緩解鄉村社會滋生的消極情感。

現在人最關心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誰也不相信誰了,只相信錢,前些年我們村南邊的地租給外邊來的老板了,很多人不滿意自己家的地價,覺得憑什么我們家的地沒有他家的地貴,村里那段時間很多家都鬧得不愉快,然后我們村廣播就說了為啥地的租金不一樣,是按什么標準給的租金。因為是村廣播說的,比較有威信,大家知道之后也就接受了,不愉快啥的也都慢慢好了。(6)訪談地點:新市村;受訪人員:村民ZQX;訪談時間:2020年5月10日。

鄉村廣播媒介的“在場”能有效整合鄉村的社會秩序,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有效監督”,并且樹立了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意見領袖”形象,促進了鄉村內生性力量向治理資源的轉換,推動了村民參與式治理的進程。

三、鄉村廣播情感治理的運行邏輯

鄉村廣播體現的情感表達既是對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也是對人本位思想的回歸。研究基于互動儀式理論、情感交換理論、情感結構理論,從歷史、社會、經濟、政治層面,探討鄉村廣播如何連接起鄉村社會與國家,分析鄉村廣播開展情感治理的運行邏輯。

(一)歷史邏輯:社會轉型、時代特點,塑造情感表達形式

在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進程中,追溯情感治理的歷史邏輯,是描繪一個社會在特定的歷史時代,自身獨有的情感形式和節奏。社會情感是伴隨著社會結構而發展的,社會結構的變化和轉型也會隨之帶來社會情感的變化和轉型。[29]

中國是典型的情理社會,情感治理模式一直存在于中國的治理維度中,鄉村社會更是如此。早在傳統社會時期,中國就滋生了情感社會的土壤:儒家提倡仁、義,仁和義在日常倫理的生活中的實踐要求為“事親”“從兄”,情感要求為“親親”“尊尊”,最終的歸宿皆為人情[8],折射出儒家對人情關系的重視。傳統鄉土社會中的三種主要的關系類型:血緣親密關系、鄉土地緣關系和宗教崇拜關系也都蘊含著豐富的情感內涵。[30]中國共產黨在戰爭年代就注重調動情感因素的力量,在意識形態、組織形式和符號體系等方面運用情感治理模式,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在條件艱苦、設備落后的情況下取得勝利的重要原因。[31]

廣播是農村開展情感治理的重要媒介,我國的鄉村廣播記憶起始于20世紀。1949—1956年,我國鄉村廣播建設開始起步,1950年新聞總署發布了《關于建立廣播收音網的決定》,明確指出廣播的主要作用是宣傳和動員,彰顯了服務農民群眾、凝聚民心的初衷,具有濃厚的情感治理意涵。

渡過起步階段之后,鄉村廣播快速走向繁榮時期。1957—1977年,鄉村廣播迎來了它的黃金時期。該時期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等運動,鄉村的廣播建設也出現了片面追求高指標的傾向,因此這一時期鄉村大喇叭數量激增。此時鄉村大喇叭在黨群聯系工作中發揮了巨大作用,并在農村進行素質教育、衛生宣傳、精神文化建設中發揮作用,進一步凸顯了其情感治理的內涵。

經歷高潮之后,鄉村廣播的發展熱潮逐漸降溫,1978年鄉村廣播開始走向衰落。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邁進,廣播事業也進入了改革調整期。另外,此時期電視網絡建設已經展開,音畫雙渠道的電視逐漸取代了單一聲音渠道的廣播。到了1986年,電視人口的覆蓋率已經超越了廣播,90年代之后又相繼出現了錄音機、錄像機、手機等新媒介,廣播的吸引力大大下降,但是并沒有因此退出鄉村社會,而是持續秉持情感治理傳統,發揮組織、協調等基層治理功能,推動鄉村治理。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該時期鄉村廣播的影響力被嚴重削弱。

自2012年開始,鄉村廣播呈現出復興的趨勢。黨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大喇叭重返歷史舞臺,幫助解決鄉村地區的信息接收和治理問題,為補齊“三農”的短板提供了有益的幫助。2017年黨的十九大又提出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大喇叭持續把握情感脈絡,將情感治理的方式貫徹到新時代的鄉村社會生活中,助力鄉村振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鄉村廣播通過各種“土味喊話”“硬核勸阻”,充分發揮情感治理功能,為阻擊疫情做出了突出貢獻。鄉村廣播蘊含的情感治理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它伴隨和見證了中國鄉村70載的發展歷史,已成為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二)社會邏輯:共同行動、增強團結,維護社會秩序

情感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功能,構成了情感的社會運行邏輯。馬克思指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會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盵32]在馬克思看來,情感是社會精神生活的重要組成,歸屬于意識形態,也是反映一定經濟結構和階級利益等社會存在的觀念形態。社會結構是由人構成的,在主體間交往中蘊含著情感因素。情感不僅是社會構成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還是推動社會運轉的內在動力,更是維系良好社會秩序的重要手段。

涂爾干認為,情感對社會具有重要意義,情感和信仰是構成社會共同意識和生活體系的要素,喬納森·特納更是將情感視為“維持或改變社會現實的能量”。情感雖然不能直接作用于社會實踐,但可以通過引導的方式推動社會實踐,促進社會良性運轉。情感也是社會秩序的穩定器,良好的社會秩序不僅需要理性治理手段來維護,也需要情感上的維系,需要情感來潤滑不同利益群體的沖突,調和不同治理方式的矛盾?？铝炙乖谕繝柛珊透攴蚵芯康幕A上提出的互動儀式理論,闡述了人們通過共同行動、定勢性禮儀、暫時情緒激活“共同在場、與局外人的邊界、交互的注意力集中和共享情感”這些儀式成分,然后通過“集體興奮”產生儀式效果:群體團結、增強的情感能量、標記社會關系的符號與違反對符號的尊重所產生的正義的憤怒,如圖1所示。簡而言之就是參與者通過互動的同節奏活動和實時反應喚醒情緒,情緒符號化后又進而強化情緒。[33]

圖1 柯林斯互動儀式的一般模型

2012年劉集村大力整修村內基礎建設,如修路、挖溝渠、修建居民休閑設施等。在村民參與修路和挖溝渠等集體勞動活動中,鄉村廣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它通過飽含情感廣播喊話等形式號召村民參與勞動,激活儀式成分,構建互動儀式場域。

當時我們村廣播說,修路、挖溝渠這些事都是為了我們以后走路、給莊稼地排水、澆水方便,等這些修好了,不但方便我們這一代人,也方便以后的孩子們,這是個大好事,誰參與誰光榮。后來干活的時候,幾乎每家都出了一兩個人去干活。(7)訪談地點:劉集村;受訪人員:村民LML;訪談時間:2021年6月22日。

儀式的成分包括:共同在場——村民的共同在場,與局外人的邊界——劉集村村民的身份,交互的注意力集中——修路、挖溝渠工作的進度,共享情感——集體勞動和期待建成后給鄉村帶來便利的愉悅。鄉村廣播的號召使得劉集村村民共同參與勞動、共同關注集體勞動工作的進度、共享同一份愉悅等幾種條件同時成立,為村民參加集體勞動的互動儀式提供啟動條件,間接作用于互動儀式的結果。儀式的結果包括:增進群體團結,廣播對集體勞動號召加深了村民對劉集村的認同和歸屬;增強的情感能量,對先進勞動者的宣傳與贊美使村民獲得了個體的驕傲和勞動愉悅;標記社會關系的符號,村委成員帶頭勞動的作用通過廣播即時宣傳,成為村里的符號性人物;而對不參與集體勞動或工作偷懶的村民的譴責,體現了違反對符號的尊重所產生的正義的憤怒。

鄉村廣播充分調動了鄉村社會的情感力量,它積極參與、組織、協調鄉村社會集體活動,推動鄉村地區開展互動儀式,深化鄉村社會的互動關系,在整合人際關系、凝聚鄉村信任、維系鄉村社會穩定方面具有重要價值。鄉村廣播在社會實踐中發揮的情感作用,不僅高效地推動社會運轉,還有力地拉近了鄉村社會主體間的關系,夯實了鄉村社會平穩運行的基礎。

(三)政治邏輯:柔化結構、關系重建,再造鄉村治理權威

情感具有社會性、階級性和強烈的價值色彩。政治制度對人的情感有重要作用,這是因為情感并不只是個體體驗,情感也具有政治性,任何政治運動都包含著人們的情感表達。[34]區別于西方的契約國家想象,中國的老百姓對國家注入更多的情感與道德認知。這就能夠理解中國的治理不僅要基于理性的法律與制度保障,而且更應該給予老百姓更多來自國家的關心和關懷。[35]

在革命和建設時期,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視情感因素的力量,注重以情感的方式獲取民眾的支持,形成了著名的群眾路線。國家的治理話語體系曾多次提及“民心”等詞匯,也足以證明情感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重要地位。情感也是人民群眾對國家形象的感知方式,人民群眾習慣于基于情感與道德來感知國家形象,如我國在治理實踐實施的“精準扶貧”“農村危房改造”等民心工程,這些民心工程不僅是國家對人民群眾的物質幫扶,更承載了國家對人民群眾的情感關懷。[36]

鄉村廣播是基層治理的重要工具,它在日常播報活動融入了情感因素,推動情感治理嵌入基層的治理框架中,并參與塑造鄉村社會的政治空間。在情感社會學中,情感結構理論將情感引入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中,認為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不同影響著情感喚醒的強度,同時“期望”也被認為是喚醒情感的重要動力之一: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越高,人們對他的期望也越高,而且以往的互動經驗也是形成未來互動期望的重要基礎。[33]鄉村廣播是國家治理權力的表征和延伸,承載著獨特的權威意義,因此在鄉村的政治生活和情感結構中均處于高位,對村民的情感進程影響較大,而且被村民賦予高期待的價值預設。

張家榨村位于武漢市黃陂區,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漢暴發時村內人心惶惶。鄉村廣播及時介入,將防疫政策和防疫措施及時告知村民,安撫村民情緒,有效地遏制了謠言,為恐慌無助的村民打了強心針。張家榨鄉村廣播在疫情期間的播報不僅有效地協助疫情管控的實質性工作,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廣播背后隱含的國家和政府對村民的情感關懷,影響了村民個體的情感進程,抑制了村內恐慌情緒的滋長,增強村民打贏抗擊疫情保衛戰的決心和信心,也拉近了村民與政府、國家的心理距離。治理結構的“剛硬”形象得到柔化,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關系也增添了關懷的意味,同時也鞏固、提升了基層的治理權威,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村民對治理權力的認同,為后續的鄉村治理提供了穩固的群眾基礎。

當時疫情來的時候我們都很害怕,聽說這個病毒的傳染性很強,已經有很多人被傳染了,我們村又離武漢市區這么近,所以很害怕疫情傳染到我們這兒,我們也不知道該怎么防治。那個時候我們村的廣播可發揮了大作用,廣播說了一些不讓出門之類的事情,又告訴我們不要害怕,有什么事給他們(村委)打電話,他們都管。聽完之后就感覺國家和政府在管著我們的安全哩,也就沒那么害怕了。(8)訪談地點:張家榨村;受訪人員:村民ZQX;訪談時間:2022年7月20日。

村干部也表示鄉村廣播提升了他們的治理權威:

通過疫情期間的廣播,我發現村民更加配合我們的工作了,之前開展工作的時候村民們配合的積極性不高,現在我們通知個什么事,比如通知大家打疫苗,大部分村民都很快去打,我們的工作開展的順利多了。(9)訪談地點:張家榨村;受訪人員:村委成員CWJ;訪談時間:2022年7月21日。

促進關系和諧是治理含義中的關鍵向度。只有在較為協調的關系環境中,協商議事、民眾參與才能成為可能,各項村事務才能得以理順,進而治理才能取得積極的效果。

(四)經濟邏輯:協商交換,互惠互利,促進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城鄉基層治理遵循的主要是“經濟邏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城鄉基層治理的主要定位是為“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在城鄉基層治理領域,社會管理主體以經濟利益為導向,轉變其治理方式,廣泛形成了以提升績效為目標的經營性治理局面。[37]情感雖屬于意識層面,但也具有經濟屬性,它能直接或間接地對經濟產生影響。研究借助情感社會學理論的情感交換理論解釋情感如何作為一種驅動力,作用于公眾的經濟行為,實現經濟快速發展。

情感交換理論深受經濟學影響,其將“交換”概念引入并作為核心理念:它把情感的互動看作交易,認為互動即資源給予和獲得的過程,參與者期待從交往情境中獲得情感,并且這種期待是建立在自己付出的代價和以往的經驗基礎上。當以較少的付出獲得期望的收益時將體驗積極情感,反之,將體會到消極情感。[33]情感交換理論學派中的愛德華·J.勞勒將交換關系分成四種基本模式,分別是生成交換、協商交換、互惠交換和普及交換,如表1。勞勒將這四種交換模型分為生成的、直接的和非直接的三種類型,并認為這三種類型的交換結構會喚醒不同程度的整體感受、共同責任知覺和情感強度。[33]

表1 四種基本模式的交換關系

隨著鄉村振興的全面鋪開,市場力量更多進入鄉村社會,一些地區的鄉村廣播也順應時代的發展拓展功能,增加經濟功能,陳田村正是如此。陳田村位于武漢市新洲區,耕地多為山坡地形,每戶所屬耕地面積較小,單戶開展種植和收獲成本較大,近年來多數農戶放棄種植耕地。為了解決土地閑置問題,村委積極充當中介,為有意愿在此開展茶葉種植的開發商與農戶之間架起溝通、商議的橋梁,同時鼓勵農戶種植茶葉。據陳田村村委介紹,他們主要是通過廣播和微信給農戶傳遞土地租賃政策、市場行情、茶葉種植技術、相關補貼政策等信息,再廣播號召開會,收集農戶的意見。陳田村廣播傳播經濟信息、組織經濟活動的行為體現了“情感交換理論”的生成交換:經由廣播,村民共同參與土地租賃和種植茶葉的社會經濟活動,在此過程中進行信息交換、意見溝通、合作互助,進而產生情感的交換模式。最終經過多次溝通,本村的全部耕地都被有效利用,實現土地經濟效益最大化。

情感交換會帶來積極情感,提升愉悅度,促進公眾的凝聚與行為的產生。陳田村借助廣播媒介不但實現了農戶增收、優化了鄉村經濟模式,還密切了村民情感聯系,收獲了村民對基層治理權力信任的情感效益。

四、總結與思考:鄉村廣播情感治理的現代性反思與未來展望

鄉村振興是國家發展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也是社會治理的重要單元,現代社會治理呼吁創新,情感治理正是對創新社會治理體系的回應。情感治理注重用情感因素化解矛盾,培育情感共同體,它帶來的情感認同所具備的合法性價值甚至超過法律賦予的合法性。[38]鄉村廣播是鄉村地區開展情感治理的有效媒介,它具備歷史傳統,在社會、政治、經濟等層面有其運行的價值,在重構鄉村社會的情感共同體、增加社會情感資本存量和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方面均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首先,國家層面呼喚創新社會治理體系,鄉村廣播將其濃烈的情感意味注入治理方式中,有助于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創新。鄉村廣播在新時代下繼續保持原有傳播優勢,通過提供“定制化”政策信息和其他便民信息服務村民,同時不斷適應時代變化,在疫情防控、傳播應急信息、脫貧攻堅等領域發揮不可替代的顯著作用。[39]鄉村廣播是國家治理權力的“化身”,其與鄉村居民的互動實質上是國家與鄉村社會的互動,村民在鄉村廣播的傳播活動中觸摸到具象的國家,廣播建構的“同時性”和“公共性”想象也將村民納入“國家的普遍性”中來,從而建構起農民對國家的歸屬和認同關系,加固了家國一體的政治觀。

其次,鄉村廣播與互聯網新媒介的高低技術組合完善了鄉村的媒介系統。新媒介的出現并不意味著要完全取代舊媒介,新媒介是在彌補舊媒介缺點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盡管互聯網在時效性、靈活性、交互性、信息量、傳播范圍等方面都更勝一籌,但毋庸置疑的是廣播在鄉村依舊有其不可動撼的地位,其以“人”為媒介、內容生產草根化、伴隨性、技術和經濟成本低等特點,在鄉村地區更具有“適宜性”。鄉村廣播作為“舊媒介”,與現代互聯網媒介技術相互配合,符合鄉村信息公共服務以農民為主體的宗旨,能更好實現公共信息全員覆蓋,真正打通“最后一公里”。高技術與低技術組合的媒介也豐富了鄉村信息傳播媒介,完善了鄉村媒介系統,提升了鄉村信息傳播系統的現代性和科學性。

最后,鄉村廣播有助于重塑農民自我認同,構建情感共同體。我國農村長期以來一直遵循社群主義的主張,對集體、國家的依賴性較大,受市場經濟影響,現代鄉村主體利益逐漸分化,農民原子化、個體化現象較為明顯。自由主義的轉向使得農民難以適應,農民在情感轉向的過程中易陷入自我迷失的狀態。查爾斯·泰勒認為,人只有處在一定的社會與文化框架下才能深刻地理解與認識自我,而與他人的互動、交流關系是自我認同過程中的關鍵。[40]鄉村廣播兼具大眾傳播與人際傳播的特點,不僅為村民提供共同討論的話題和契機,促進村民交流互動,更能通過鄉音土語、熟人效應消弭疏離感,村民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逐漸加深自我理解與認同,重塑自我身份,創建情感共同體,增強鄉村凝聚力。

利用鄉村廣播開展情感治理有諸多益處,但需要把握情感治理的尺度。由“私情”轉向“公情”是現代社會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如何在控制私情的基礎上在社會治理中投入感情,仍缺乏明確的行動指導,但確定的是單向度的情感治理絕不是解決社會治理問題的良藥。情感治理在現代治理實踐中也面臨諸多困境:如情感“異化”,可能會將情感服務機械化、表面化,偏離真正的情感服務;也可能因過于重視情感而導致規則作用弱化、辦事效率低下。所以,不能將情感治理的邏輯取代工具主義的理性治理,情感治理不是理性治理的對立面,相反,兩者是一對具有極強互補意義的治理方式組合。此外,道德教育也對社會治理起著重要的作用。因而廣播在發揮情感治理功用時也應重視德治和法治力量,建構科學的治理矩陣,以維系社會治理的動態平衡,提升基層治理水準。村干部作為鄉村情感治理的施為方和廣播的管理者,既需要從思想上認識到情感治理的重要意義,又要從日常廣播播報中遵循情感治理的實踐,不僅關注情感治理的功能性作用,還要更加重視情感本身的意義,將價值理性融入日常治理實踐中。[41]廣播自身的情感治理屬性已十分顯著,為了避免情感治理成為束縛鄉村廣播治理方式多元發展的枷鎖,因此基層治理要摒棄單純“情感績效”的思維,要給予村干部選擇治理方式的自由,允許他們在廣播實踐中摸索經驗,根據鄉村社會實際情況把握廣播的治理屬性及運用尺度,切實提升服務質量。

鄉村廣播雖是適宜鄉村地區的媒介,但以手機、電腦為代表的互聯網媒介也逐漸顯現出其技術優勢,成為鄉村社會和基層治理的新晉得力助手,促進了鄉村社會媒介格局的劇烈變革。因此鄉村治理媒介應積極整合鄉村廣播與新媒介資源,以包容的姿態吸納不同的媒介優勢,促進情感治理朝更加個體化、精細化、高效率的現代型情感治理轉型,合力營造有溫度的鄉村公共空間。但是如何平衡新舊媒介參與基層情感治理的比例和路徑,使其共同推動基層治理發展,仍是未來需探索的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