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現實表征、深層根源及減負路向
——基于新浪微博43500條直接評論的剖析

胥興春，左 越，李星宇

(1.西南大學教育學部，重慶 400715；2.成都市實驗小學附屬幼兒園，四川成都 610074)

“雙減”政策[1]自頒布實施以來，隨輿論和研討逐層深入，一方面圍繞“作業設計”“課后服務”“校外培訓規范”等難點開展了更進一步的研究；另一方面，面對欲減反增、既減又增的困局不斷催生出新的問題。層層加碼之下，教師作為基礎的政策執行者，既需要回應延時服務的要求，又需要探索和實施課后作業的設計，[2]同時還面臨身份轉換[3]、閑暇道德教育[4]、家庭教育指導等挑戰，工作負擔和壓力突出。[5-7]

隨著社交媒體時代的到來，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能在短時間內針對社會民生事件建立起輿情陣地。以“雙減”政策為代表的文化教育類話題信息因其貼近生活、關乎公眾利益，使其原本沖突對抗較小的“弱議題”屬性受到沖擊，表現出更為明顯的網絡聚焦效應，呈現出部落化、群體極化、信息級聯、跨媒介和多路徑等特點，造成網絡群體信息博弈，最終引發次生輿情危機，并深刻影響著公眾的選擇和認知。[8]同時，“雙減”政策作為一項旨在惠及民生，改善教育生態的舉措，民眾在其網絡輿情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經從被動接受者轉化成為主動參與者，致使社交媒體逐漸演化為民意的聚集地，[9]受到政府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10]

已有的“網絡輿情+‘雙減’”研究主要采用情感分析技術(NPL)分析網絡用戶在政策實行過程中的情感傾向，或針對課后服務問題收集民眾焦點，尚未有結合網絡大數據探討“雙減”背景下教師的工作和心理狀態的相關研究?；诖?，本研究采用網絡爬蟲技術收集“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網民觀點信息，運用扎根理論、觀點聚類算法等技術對數據進行分析，并針對其中的情感變化和焦點內容展開分析，以探求變革背景下教師的工作訴求。

一、研究設計與分析

(一)研究方法與工具

借助Python爬蟲技術，對新浪微博網絡平臺的數據進行相關挖掘。同時，借助Nvivo 12 Plus軟件并基于扎根理論對網絡評論內容展開具體分析，通過開放式編碼、軸心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3個環節，對原始資料進行不斷比對、修改和概念化，逐步形成不同層級的概念范疇和類屬關系。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研究樣本數據來源于新浪微博粉絲數超過6000萬的7個官方微博，其中包括6個中央級官方微博和1個影響力較大的頭部媒體。它們分別是人民日報(1.5億)[注]注：括號內為該官微的微博粉絲數。、央視新聞(1.3億)、新華社(1.08億)、人民網(8312.9萬)、中國新聞網(7660萬)、中國日報(6494.4萬)和頭條新聞(1.03億)。時間跨度從“雙減”政策正式發布時間2021年7月25日到2022年7月25日。

通過Python爬蟲技術，在選取到的7個官方微博中共獲得20條與“雙減”政策密切相關的博文內容，爬取到微博直接評論43645條，回復評論(對直接評論進行回復的評論)未包含在分析數據內。在數據清洗過程中，剔除了原始數據中的重復和無關內容，進一步篩選出43500條直接評論作為分析數據。最終得到目標數據集，具體字段包括發帖者、博文發布時間、博文內容、轉發數、評論數、點贊數、博文圖片、博文視頻、評論者、評論內容、評論時間、評論點贊數等(具體見表1)。

表1 數據集基本信息

(三)詞頻分析

研究通過對網絡評論進行關鍵詞提取，并經過剔除、清洗、合并同義詞等，形成了詞頻前50的詞云。其中，孩子、老師、家長、教育、學校、作業、政策、學生、問題、培訓等熱詞是公眾對“雙減”政策中較為關注的重點內容(見圖1)。進一步對詞匯進行統計發現，排名第一的詞匯是孩子，頻數為2367次，加權百分比為1.60%。其次是老師、家長、教育、學校等(見表2)。

圖1 數據集詞頻分析的詞云圖

表2 排名前20的詞匯頻數統計

二、場域中掙扎：“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現實表征

為探求“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現實表征，從新浪微博中收集數據集并對其進行編碼。首先，在遵循“本土化”的原則下對數據集進行逐句閱讀以提取概念范疇并進行開放式編碼；其次，對開放式編碼得到的概念范疇進行軸心式編碼，從而得到數據集中概念范疇之間的交互關系；最后，通過選擇式編碼提取出數據集當中的典型實例，最終形成了“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現實表征的3大主范疇、12個副范疇和編碼事例(詳見表3)。從教師所處學校、社會和家庭三大不同場域進行劃分，進而揭示不同場域中教師工作負擔問題的現實表征。

表3 “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問題現實表征的編碼結果

(一)學校場域中的“迷失”

學校作為教師工作的主要場域，其工作負擔的現實表征最為凸顯。首先，較長且不固定的工作時間一直是教師長期以來的工作負擔問題。[11]“雙減”背景下教師的工作時間隨課后服務等配套政策進一步延長，而課后服務也成為了影響教師工作強度的主要因素。[12]同時，“雙減”出臺后校內教學質量顯得更加重要并對教師的各方面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除基本的課堂教學外，如何科學地布置課后作業也成為教師工作中的重點。并且，作業布置還會延伸出與之相關的額外工作，如拍照和拍視頻打卡等。另外，許多繁雜的非教學事務同樣圍繞著教師，如校園疫情防控信息的收集、準備各種材料來應對相關檢查和活動等。這讓教師難以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專注于課堂教學提升。伴隨著各項工作量的增加，許多教師患上頸椎病、咽喉炎等職業病，可教師福利待遇并未得到相應提高，極大地影響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

(二)社會場域中的“誤解”

教師作為一種社會型職業，常常是社會公眾討論和關注的焦點。而公眾在某些方面對教師工作的誤解和不理解，成為了教師工作開展的阻礙。從家長層面來看，許多家長將對孩子的高教育期望寄托在教師工作上。例如，在批改課后作業這個問題上，一些家長認為作業檢查應當是校內教育的任務，家長不需要參與，而教師不僅應該對孩子的作業全批全改，還要做到批改零誤差。同時，一些家長表示“不愿”或“不敢”與教師溝通，班級中建立的家委會或是定期開展的家長會僅僅是形式和擺設，家長與教師之間缺乏真正的良性互動。另外，針對教師有償補課的言論也是社會公眾關注的重點。這類言論稱教師在課堂上有保留地傳授知識，企圖通過課后補課來獲取經濟利益，引發家長和社會公眾的不滿。在社會輿論的誤解和多重壓力下，教師在工作中稍有疏忽或處理不當就可能會陷入社會場域的指責之中，處于被誤解境地的教師也難以為自己正名。這也給部分教師造成了較大的心理負擔。

(三)家庭場域中的“缺失”

在教師自身組建的家庭場域中，多重角色的“缺失”是教師負擔的主要表征。由于工作性質的緣故，教師常缺少照顧家庭的時間。一方面，許多教師缺乏時間和精力照料自家子女，造成教師子女“燈下黑”。且已有研究表明，教師所面對的家庭—工作沖突極有可能會通過自身抑郁影響其子女抑郁。[13]另一方面，教師工作負擔還可能會對其婚姻關系造成影響。有教師表示，他們也與別人一樣有著許多細碎繁雜的家務事需要處理。如果沒有足夠的家庭相處時間，家庭成員間很容易滋生矛盾，身邊同事的離婚率也很高。還有許多尚未組建家庭的年輕教師，因忙于工作而無暇顧及個人的戀愛與婚姻。教師工作所帶來的種種負擔，使其較少有時間和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家庭生活中去，導致教師個人家庭生活難以順利開展，客觀上造成了教師在家庭場域中缺失的現象與問題。

三、矛盾中徘徊：“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深層根源

為進一步挖掘“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的深層根源，研究從新浪微博收集數據集相關資料，并對其進行軸心式編碼和選擇式編碼。結合“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在學校、社會及家庭場域的現實表征，形成包括配套政策、學校管理、教師形象以及家園共育等四個主范疇和對應的副范疇(見表4)，以此探討教師工作負擔問題的深層根源。

表4 “雙減”背景下教師工作負擔深層根源的編碼結果

(一)“完善”與“缺漏”的配套政策

“雙減”政策的出臺是為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但它對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衍生出一系列配套政策。目前的配套政策還存在較多尚未回應的遺留問題，這些問題也成為了教師工作負擔加重的原因之一。

其一，與“雙減”政策配套的課后服務等制度不完善。課后延時服務被視作“雙減”政策頒布后提升學校教育質量的有力舉措，需要切實發揮其對于學生的實踐價值，但卻面臨著教師可能難以提供對學生更有意義的課后服務內容的尷尬局面。[14]由于課后服務的相關實施細則不夠清晰，致使教師在學校場域中需要更多時間與精力規劃課后服務的相關內容，增加了教師的額外工作負擔。

其二，與教師工作時間密切相關的彈性上下班制度尚未得到完全落實。隨著“雙減”政策的落地，教師工作時間呈現出進一步延長的趨勢，而較長的工作時間是教師工作負擔的重要來源。為緩解教師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主管部門提出了教師彈性上班制度的設想?？墒聦嵣?，教師彈性上班制度卻并未達到預想的效果，現實情況是教師上班更早、下班更晚。

其三，教師的薪資待遇未獲得相應提高。有研究表明，幾乎所有教師都將提高薪酬待遇視作提升職業幸福感的主要路徑。[15]有部分教師表示，除正常薪資待遇未得到提高之外，“雙減”后新增的課后服務等工作薪資同樣尚未得到保障，極大挫傷了教師工作的積極性，致使教師難以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學過程中去。

(二)“聚焦”與“失焦”的學校管理

從目前來看，學校層面在制度化管理、職稱評定、績效核算等方面存在“失焦”的情況，導致教師在工作中難以得到獲得感與成就感。具體來講，存在以下幾點問題。

其一，學校管理的制度化程度不足。學校管理層在學校管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管理理念的差異造成了學校管理實踐的混亂。當教師面臨學校管理上的沖突和矛盾時，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應對各種非教學活動或檢查，難以專注于教學事務。這增加了教師在學校場域中的學校管理層面的工作負擔。

其二，教師職稱評定標準難以統一。職稱評定是教師職業發展的重要目標，絕大多數教師都會卯足勁兒去爭取，在這個過程中形成教師職稱評定的內卷化傾向。[16]在“雙減”政策下，不少學校依舊將學生成績與教師職稱評定掛鉤，尚未體現出“雙減”下教師職稱評定的應有變化。甚至部分職稱評定細則與“雙減”政策導向的背道而馳，使教師在制定教學目標時左右為難。

其三，教師績效核算不夠合理?？冃ё鳛樵u價教師工作的有效方式，應當綜合考慮教師工作的質與量。當前，許多學校對教師績效核算并未隨“雙減”政策的落地進行相應的調整。在推行課后延時服務的情況下，很多學校將其納入了績效考核的目標范圍內，卻未在薪資待遇上充分體現。很多教師為獲得更好的績效不得不參與其中，但對于這種“加量不加價”的現象怨言較大。

(三)“有限”與“無限”的教師形象

實際上，我國的減負政策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開始頒布并實施，但在中小學教育中，始終存在著應試教育評價下的教育功利化趨勢。[17]雖在歷次減負政策中均強調要促進學生全面發展，但多年來，這種以考試為評價、以分數為標準、以題海為戰術的應試教育模式深入人心，社會公眾對于教育的功利化追求傾向尚未得到完全扭轉，致使很多家長既要求教師要努力提升孩子的學習成績，又要科學合理地布置作業、減輕孩子的學業負擔。社會公眾和家長對教師的高標準、嚴要求就是希望教師在“有限”的時間和精力中盡到“無限”的責任，而“有限”和“無限”的矛盾成為教師工作負擔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對于教師形象眾口鑠金的社會輿論導向也對教師工作產生了負面影響。在自媒體等新興媒介傳播形式發展迅速的當下，社會輿論能在較短時間內傳輸出極強的意識形象。個別教師的不良行為給整個教師群體帶來了破壞性影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對于教師群體的污名化，導致了教師權威形象喪失、自我認同度低以及教育根基侵蝕等后果。[18]同時也造成了社會場域中對于教師工作的誤解，形成了教師群體不負責的假象。而當教師面對廣泛的社會輿論壓力時，其工作壓力隨之加重，且難以扭轉社會輿論對其的不解。

(四)“有心”與“無力”的家校共育

從目前家校共育的情況來看，家校雙方的了解程度、合作意識及形式等存在諸多問題，致使家校共育顯得“有心卻無力”。

首先，家校合作意識淡薄。家校共育需要家庭和學校雙方都有充分的合作意識，但在實踐中卻發現，家庭和學校都尚未意識到家校共育對于學生發展的重要意義。合作意識缺乏，就無法推進實踐層面的落實。在現實的家校合作中，教師常常成為單一努力的主體，很多家長缺少參與和合作。

其次，家校合作形式單一。家校共育的實踐形式需要進一步優化與完善。家長會、家校通等是學校主導的家校合作的主要途徑，但僅依賴這些方式難以充分發揮家校共育的作用與優勢，而且許多教師對于如何讓家長真正參與到學生的教育中來也感到困惑。較為匱乏的家校共育形式難以真正踐行家校共育的初衷，只能形成家長和教師之間的淺層次溝通關系。另外，很多教師與家長之間缺乏深入了解。教師在日常教學中很難時刻關注到所有學生的具體動向，但很多家長針對學生在家庭場域中的成長問題和表現情況，不愿和教師進行交流和反饋，只是主觀地認為教師缺乏對自家孩子的關注和關心。

四、擢升中前行：“雙減”背景下教師減負的實踐向度

對基于微博數據集的教師工作負擔形成的深層根源進行分析，研究認為應采取相應的舉措，以緩解“雙減”背景下的教師工作負擔。

(一)拾遺補闕：加快制定相關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的缺失是造成教師工作負擔的重要原因。在“雙減”背景下，需要加快制定配套政策以緩解教師工作負擔，如課后延時服務細則、彈性上下班、薪資待遇等方面的相關政策。因為它們已經成為教師工作的額外負擔，使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學校教學質量的提升當中。同時，各級教育管理部門應關注各項政策制度的落實情況，杜絕政策制度實施中的走樣與變形。在政策制度實行過程中，教育管理部門可通過督導組、巡視組、回頭看等多樣化形式壓實學校主體責任，監督“雙減”等政策的實行情況，并督促其及時糾正實行不到位之處。通過配套政策的“拾遺補闕”，真正促使“雙減”等政策在學校場域中落地生根，修繕“雙減”背景下政策制定和實行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緩解一線教師的工作負擔，提升學校教學質量。

(二)賦能創新：切實提升學校管理水平

學校管理水平直接決定著教師的工作績效。采用制度化管理形式，積極發揮學校作為教師管理組織的作用。學校制定管理制度前，要通過調研等形式與教師進行充分溝通，聽取并吸收合理意見，這樣才能使學校管理制度在實行時讓教師信服。同樣，在學校管理中教師也應當被賦予表達和提出意見的權利。學校在推行某一新管理制度時，教師對學校管理制度的積極反饋有利于促進管理制度的修正，同時保證一線教師自身的利益。因此，教師應對與自身相關的學校管理制度積極發表意見，與學校管理層開展良性互動，促進學校建立科學管理制度，提升學校管理水平，減少教師對于學校管理的不滿以及緩解其帶來的工作負擔。

(三)糾偏扶正：大力營造積極社會輿論

新聞傳媒應當意識到社會輿論對于教師群體的影響。媒體給予教師以積極正向的社會輿論環境，有助于減輕教師工作壓力、緩解教師工作負擔。值得注意的是，媒體要審慎報道教師群體的負面新聞。在自媒體時代，一些媒體為追求新聞時效性而不顧及真實性，出現不少“爆炸性”新聞在后期發生反轉的現象。但新聞熱度過后，公眾對于反轉已不再理睬，只保留了較為負面的印象。對于學校和教師來說，要保持開放務實的心態應對隨時可能發生的社會輿論，同時也要倡導學校主動宣揚學校和教師的觀念，在社會輿論場中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既是對于輿論的正確引導，也有助于將教師的所思所想表達出來，減少社會場域中輿論對于教師的誤解。此外，學校還應支持教師發聲，發揮好學校對于教師的組織支持作用。當發現不良社會輿論可能會對學校和教師產生消極影響時，學校和教師也應在第一時間闡明自己的立場以正視聽，破除有關學校和教師的謠言。

(四)提質增效：積極編織家校社共育網絡

緩解教師工作負擔離不開學生家庭和其他社會主體的支持。高質量的家校社共育網絡是減輕教師工作負擔的有力支撐。編織家校社共育網絡，首先應在家庭與學校之間培育積極的合作意識。家庭和學校都應當認識到學生的教育不是某一方單獨的責任，而是需要雙方共同教育引導，以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在建立合作意識基礎上，家?？赏ㄟ^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加強互動，加深教師和家長之間的相互了解。這樣既有利于家長了解學生在校內的情況，也有利于教師了解學生的校外情況，從而有助于家長和教師全面掌握學生校內外的學習生活情況。此外，充分利用好圖書館、體育館等設施開展相關活動，以實現家校社共育形式的多樣化，使家校社三者緊密聯結，促進學生校內和校外的全面發展。

“雙減”背景下緩解教師工作負擔不僅能增強教師職業的獲得感，更能有效提升學校的教學質量?！半p減”背景下教師負擔表征在學校、社會、家庭三大場域當中，表現出其復雜繁瑣的特征，勢必需要多方發力，以真正緩解教師工作負擔，讓教師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學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