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解耦態勢研究

楊秀平，劉利利，楊凱銘

（1.蘭州理工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甘肅 蘭州 730050；2.中國地質大學（北京）經濟管理學院，北京 100083；3.甘肅農業大學 信息科學技術學院，甘肅 蘭州 730070）

0 引言

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是一個動態演進過程，二者所包含的要素眾多，綜合作用強，生態環境不僅為人類提供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更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Baumol等，1988；杜祥琬等，2015）。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同時也付出了資源過度消耗、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環境惡化的沉重代價（段長桂等，2017）。因此，在新發展格局引領下，探索如何減小生態環境壓力、加強生態環境綜合治理，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向前協調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和現實意義。

目前，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關系的研究頗豐。Grossman等（1992）提出環境庫茲涅茲曲線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假設，Ekins（1997）等多位學者驗證了這一假設，并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關系的研究之中（Caviglia-Harris等，2009）。關于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關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集中于投入產出模型（韓瑞玲等，2012）、環境庫茲涅茨模型（王陸軍等，2015）、引力模型（唐曉靈等，2020）等，也有學者采用耦合度（李強等，2019）、模糊分級評價（錢娟等，2017）、灰色關聯度（李建輝等，2021）等方法對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進行測度。研究尺度方面主要分布在全國（李茜等，2015）、長三角經濟帶 （張榮天等，2015；李建新等，2020）、黃河流域（吳艷霞等，2021）、京津冀城市群（劉玉鳳等，2019）、省域（吳清等，2021）、市域（原琳娜等，2016；段長桂等，2017；劉薇等，2020）、縣域（李苒等，2014；馬亞亞等，2019）。綜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較多的是測度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發展指數來研究二者的耦合協調度，即通過定量評價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交互耦合的協調程度，來了解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而對經濟增長與生態環境污染解耦的研究成果較少。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解耦是通過破除生態破壞或環境污染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耦合關系，實現經濟綠色健康的可持續發展，其能夠深度刻畫二者協調發展階段內部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之間相互影響的復雜關系。

陜西省10個地級市具有生態脆弱、環境敏感等特征，是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交互影響深遠、脅迫關系復雜的地區，因此，研究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解耦過程與狀態具有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本文以陜西省10個地級市為例，基于經濟高質量發展視角，借鑒PRESS模型、PSR模型（pressure-state-response），根據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理論框架（圖1），從經濟發展子系統、生態環境子系統兩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深入研究陜西省10個地級市2010—2019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耦合過程與解耦狀態，以期為實現陜西省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參考。

1 研究方法

1.1 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

用熵值法確定指標權重，使權重體現出各指標的相對重要性（楊秀平等，2018）。根據表1所構建的指標體系中的各項指標，構建初始數據矩陣，如公式（1）所示。

表1 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指數解耦狀態判別標準Table 1 Criteria for telling decoupling st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al pressure index

式中：X為初始數據矩陣；Xij（tk）為第i個地級市第j項指標在tk年度的初始數值。

為了防止標準化過程中任何指標值都為零，需要對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參考相關文獻（Baumol等，1988），本文對數據進行歸一化處理的具體過程如公式（2）— （3）所示。

式中：Sij（tk） 為 歸 一 化 處 理 后 的 標 準 值；min Xj（tk）、max Xj（tk）分別為第j項指標的最小值、最大值。

根據熵值法原理，首先計算第tk年第j項指標的比重，其次計算第j項指標的熵值，再次計算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對于第j項指標，指標的差異值越小，則信息量越大，熵值越小，得到的值越大，相應的指標也就越重要），最后計算第j項指標的權重（表1），如公式（4）— （7）所示。

式中：Pij（tk）為第j項指標第tk年的歸一值；Ej（tk）為第j項指標的信息熵值；k＞0。

式中：Ej為第j項指標的差異系數；Wj為第j項指標的權重。

1.2 線性加權評價模型

利用公式（7）計算出的權值和線性加權函數分別構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子系統發展評價模型，如公式（8）— （9）所示。

式中：EEi為生態環境發展指數；REi為經濟發展指數。

1.3 解耦模型

解耦（decoupling）理論反映某一時間節點兩子系統間異步演進態勢（張建威等，2021）。本文在構建綜合經濟發展指數與生態環境壓力指數的基礎上，借鑒相關研究成果（Tapio，2005），構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解耦模型，具體公式為

式中：εtk為第tk時期的解耦指數；ΔEco和ΔEnv分別為第tk時期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壓力的變化率；Ecotks、Ecotke分別為第tk時期期初和期末經濟發展水平；Envtks、Envtke分別為第tk時期期初和期末生態環境壓力指數。

根據解耦模型對解耦程度進行劃分，以εtk＝0.8與εtk＝1.2為閾值，將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壓力的動態解耦關系劃分為8類（表1）：強解耦，表示生態環境壓力隨經濟發展水平提升而降低；弱解耦，表示生態環境壓力與經濟發展水平雙向提升；衰退性解耦，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壓力同時衰退；擴張性連接，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壓力同時提高且增幅相當；衰退性連接，表示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壓力雙向降低且降幅相當；擴張性負解耦，表示生態環境壓力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提高，且增速大于區域經濟發展；弱負解耦，表示生態環境壓力和經濟發展水平同時弱化，但經濟發展水平弱化速度較快；強負解耦，表示生態環境壓力在經濟衰退中強化。

2 指標構建與數據來源

2.1 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評價體系構建

本文借鑒已有的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研究成果（李 苒 等，2014； Grossman 等，1992； Tapio，2005），構建適用于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綜合評價體系（表2）。針對綜合經濟發展指標體系，選取經濟運行狀況、居民收支水平、產業經濟結構、社會發展水平作為一級指標，從4個維度選取13個二級指標；針對生態環境綜合指標體系，借鑒P-S-R（壓力-狀態-響應）指標框架，從3個維度選取13個二級指標。

表2 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評價指標體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2.2 數據來源

本文的研究數據來自2011—2020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陜西省統計年鑒》、陜西省各地級市統計年鑒、各地級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相關政府官方網站，以及CNKI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統計數據庫。對于少數缺失數據，利用插值法填補缺失值以處理數據缺失問題（劉慶芳等，2021）。由于陜西省楊陵數據缺失嚴重，本文的研究區域不包含楊陵。

3 實證分析

3.1 研究區區域概況

陜西省地域狹長，氣候類型多樣，分為陜北、關中和陜南，其中，陜北包括延安、榆林，關中包括西安、銅川、寶雞、咸陽、渭南，陜南包括漢中、安康、商洛，陜西省行政區劃示意圖如圖2所示。陜北、關中、陜南生態環境特征差異明顯，農-林-牧交錯帶分布廣泛，多樣化的地形和氣候、豐富的礦產資源為陜西省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截至2019年年末，陜西省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5 793.17億元，人均生產總值66 649元／人，比上年增長7.16%，第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為11 980.75億元、11 821.49億元，占比分別為46.5%、45.8%，經濟發展迅速。陜北、關中、陜南三大區域資源稟賦、產業發展路徑各有不同，經濟發展差異較大。陜北地區能源資源豐富，能源工業主導產業地位突出；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陜北兩市積極推動能源工業轉型升級，著力發展高端能源產業基地，整體上陜北比陜南富裕，但是水資源較少，生態環境壓力大。關中地區工業基礎雄厚，依托政策支持、產業優勢，經濟地位在陜西省舉足輕重；但關中各市產業布局趨同，經濟發展參差不齊，且隨著經濟轉型深入，各市經濟發展態勢分化明顯。陜南地區水資源較為豐富，受地理環境和區位的限制，經濟基礎相對薄弱，綠色循環產業和生態旅游或為陜南地區未來經濟發展的主要方向?？傮w而言，陜西省區域發展不均衡問題突出，協調陜西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是陜西省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

3.2 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分析

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演變特征如表3和圖3所示。

圖3 2010—2019年陜西省陜北、關中、陜南經濟發展指數波動趨勢Fig.3 2010 to 2019 waving tren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es of Northern，Guanzhong and Southern Shaanxi

1）從城市群來看，關中城市群經濟發展指數由2010年的0.392 0下降到2019年的0.384 2，下降了1.98%，峰值出現在2016年（0.410 4），除西安外，關中城市群的其他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均值皆小于關中城市群經濟發展指數均值，說明關中地區發展不均衡，西安是陜西省會，又是國家中心城市與科研、教育、工業基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而經濟發展指數最低的渭南是農業大市，人口眾多，人均GDP水平較低，工業結構嚴重失衡。陜北城市群經濟發展指數由2010年的0.403 6下降到2019年的0.336 6，下降了16.58%，峰值出現在2012年（0.421 1），榆林經濟發展指數均值高于陜北地區經濟發展指數均值，而延安則低于均值，榆林具有完善的交通設施，擁有豐富的煤炭資源，而延安紅色文化濃厚，旅游業發展良好。陜南城市群經濟發展指數由2010年的0.097 2上升到2019年的0.145 8，上升了50.07%，峰值出現在2019年（0.145 8），漢中經濟發展指數均值高于陜南地區經濟發展指數均值，而安康、商洛則低于均值，陜南地區生態環境良好、旅游資源豐富，以期帶動經濟發展。

2）從整體來看，陜西省綜合經濟發展水平由2010年的0.305 9下降到2019年的0.303 2，下降了0.87%，峰 值 出 現 在2016 年 （0.310 1）。2010—2019年陜北地區經濟發展指數波動下降，2010—2014年陜北城市群區域經濟發展水平高于關中和陜南，2014—2015年陜北城市群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出現斷崖式下跌，2015—2019年甚至低于關中，可能的原因是，一味地追求規模，盲目求大，使得煤炭、工業產品價格下行。2018—2019年陜北出現上升趨勢，可能的原因是，以“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為主線，借助高端智能技術實現快速發展。2010—2019年陜南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排名一直較為靠后，但是在研究期內波動上升，可能的原因是陜南縣域工業增加值上升。2019年，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及神木重大煤礦事故的影響，陜西省工業增加值增速大幅回落，陜北、漢中、陜南區域經濟發展水平增長緩慢。

3.3 陜西省10個地級市生態環境發展水平分析

由圖4可以看出，2010—2019年陜西省生態環境綜合指數呈波動上升趨勢，且不同城市間生態環境指數空間差異顯著。根據期末相對期初的增長率（表4），將10個地級市分為4種類型。

表4 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生態環境指數值Table 4 2010 to 2019 eco-environmental indexes of Shaanxi's ten prefectures

圖4 2010—2019年陜西省生態環境綜合指數波動趨勢Fig.4 The fluctuation trend of the comprehensiv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dex of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9

1）波動高速上升型（增幅＞50%），城市數量占比為10%，包括渭南。通過不斷加強環境治理、完善生態建設，努力打造生態文明示范區，為高質量發展增強生態實力。

2）波動中速上升（20%＜增幅≤50%），城市數量占比為20%，包括寶雞、安康。安康不僅是“西安—三峽—張家界”綠色生態旅游長廊中的重要驛站，也是陜西省綠色生態旅游的品牌。

3）波動低速上升（0＜增幅≤20%），城市數量占比為30%，包括西安、咸陽、漢中。漢中是秦嶺腹地國家森林城市群之一。

4）波動下降或停滯型（增幅≤0），城市數量占比40%，包括銅川、延安、榆林、商洛。這些城市較多為生態脆弱區和敏感區，尤其是榆林，隨著資源的開發利用，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現象日趨嚴重。

3.4 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空間演化分析

借助Arc GIS10.2軟件，采用自然斷點法，將2010—2019年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指數分為低、較低、中等、較高、高5種類型，如圖5所示。

圖5 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指數的時空變化Fig.5 2010 to 2019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es of Shaanxi's ten prefectures

1）2010—2015年大部分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以下類型，少數城市屬于低或高類型。2010年80%的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包括銅川、寶雞、漢中、咸陽、渭南、延安、安康、商洛，10%的城市屬于較高類型，包括榆林，10%的城市屬于高類型，包括西安。2015年50%的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包括漢中、安康、商洛、渭南、延安，30%的城市屬于較高類型，包括銅川、寶雞、咸陽、榆林，10%的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高類型，包括西安。由此可見，2010—2015年，西安經濟發展指數一直保持在高類型，寶雞、咸陽經濟發展指數從中等水平上升到較高水平，可能的原因是寶雞是工業城市，工業發展實力雄厚，咸陽離西安近，是關中經濟區核心之一。

2）2015—2019年大部分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以上類型，少數城市屬于低類型。2019年60%的城市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上類型，包括西安、寶雞、榆林、銅川、咸陽、延安，40%的城市屬于低或較低類型，其中，西安經濟發展指數屬于高類型，寶雞、榆林經濟發展指數屬于較高類型，銅川、咸陽、延安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中等，渭南、漢中經濟發展指數屬于較低類型，安康、商洛經濟發展指數屬于低類型。2015—2019年，西安、榆林一直保持在高、較高類型，銅川經濟發展指數所屬的類型上升，榆林地理位置優越、旅游資源和煤礦資源豐富，經濟實力不斷壯大。此外，銅川距離西安近，實施西銅經濟一體化戰略帶動周邊富平、三原發展，對快速提升銅川本身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益處。

借助Arc GIS10.2軟件，采用自然斷點法，將2010—2019年陜西省各地級市生態環境指數分為低、較低、中等、較高、高5種類型，如圖6所示。

圖6 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生態環境指數的時空變化Fig.6 2010 to 2019 temporal-spatial changes of eco-environmental indexes of Shaanxi's ten prefectures

1）2010—2015年大部分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中等以下類型，少數城市屬于高類型。2010年60%的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包括銅川、咸陽、渭南、寶雞、榆林、西安，20%的城市屬于較高類型，包括延安、安康，20%的城市屬于高類型，包括漢中、商洛。2015年70%的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包括商洛、西安、咸陽、銅川、渭南、延安、榆林，10%的城市屬于較高類型，包括寶雞，20%的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高類型，包括漢中、安康。由此可見，2010—2015年，生態環境發展指數一直保持在高類型的城市主要分布在陜南地區，其自然環境具有南方特征，生態旅游資源豐富，關中、陜北地區工業發達，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

2）2015—2019年依然是大部分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中等以下類型，少數城市屬于高類型。2019年70%的城市生態環境指數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包括西安、寶雞、咸陽、渭南、銅川、榆林、商洛，10%的城市屬于較高類型，包括延安，20%的城市屬于高類型，包括漢中、安康。2015—2019年，漢中、安康一直保持在高類型，榆林一直保持在中等類型，延安生態環境指數所屬的類型由中等上升到較高類型，延安是紅色革命根據地，具有豐富的紅色旅游資源，在發展紅色旅游的同時，生態環境在不斷改善。

由圖5、圖6可以看出，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的對比，西安經濟發展指數一直高于生態環境指數，榆林經濟發展指數和生態環境指數接近，漢中、安康、商洛、延安、渭南、咸陽、銅川、寶雞生態環境指數明顯高于經濟發展指數。

3.5 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耦合與解耦態勢分析

3.5.1 年際耦合與解耦動態分析

采用解耦模型計算陜西省10個地級市2010—2019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年際變化率及其解耦指數，探索相鄰年份二者的耦合與解耦關系。5個時間截面及其對應的耦合類型如表5所示。

表5 2010—2019年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解耦類型Table 5 2010 to 2019 decoupling types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of Shaanxi's ten prefectures

1）2010—2011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關系以衰退性解耦為主，城市數量占比為70%，包括西安、寶雞、咸陽、延安、漢中、安康、商洛；強負解耦城市數量占比為20%，包括銅川、榆林；衰退性連接占比為10%，包括渭南。說明大部分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生態環境壓力同時衰退，銅川、榆林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年際“脅迫效應”不斷顯現，經濟發展在生態環境的承載力范圍之外。

2）2012—2013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關系以擴張性負解耦為主，其中西安、漢中、安康、商洛以擴張性負解耦為主，銅川、延安、榆林以衰退性解耦為主，寶雞、渭南以強負解耦為主，咸陽以強解耦為主。擴張性負解耦、衰退性解耦、強負解耦、強解耦城市數量占比分別為40%、30%、20%、10%。2010—2011年，有70%的城市以衰退性解耦為主，2012—2013年此類型的城市占比降低到30%，而擴張性負解耦的城市占比增多，表明城市生態環境壓力隨經濟發展水平提高而增加的問題較為嚴重。

3）2014—2015年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關系以擴張性負解耦和強負解耦為主，其中西安、寶雞、安康以擴張性負解耦為主，銅川、咸陽、延安以強負解耦為主，渭南、榆林以弱負解耦為主，漢中、商洛以衰退性解耦為主，擴張性負解耦、強負解耦、弱負解耦、衰退性解耦城市數量占比分別為30%、30%、20%、20%。寶雞從2012—2013年的強負解耦類型轉換到擴張性負解耦類型，可見寶雞的經濟發展水平有所上升；而銅川、延安從2012—2013年的衰退性解耦類型轉換到強負解耦類型，表明銅川、延安的經濟發展水平雖有所降低，但其生態環境壓力仍然在增加；咸陽從強負解耦類型轉換到強負解耦類型，說明咸陽的生態環境壓力與經濟發展的方向相反，生態環境壓力需要依靠經濟支持來減弱，經濟水平降低，生態環境壓力則會增加。

4）2016—2017年強解耦城市數量占比縮減至20%，包括銅川、漢中；衰退性解耦城市數量占比為30%，包括西安、寶雞、商洛；負解耦的城市數量占比增加至40%，其中，咸陽、延安是弱負解耦狀態，榆林、安康是強負解耦狀態；10%的城市為擴張性連接，即渭南。由此說明該時期所踐行的五大發展理念政策在銅川、延安不斷顯效，經濟發展的年際負外效應在咸陽、延安、榆林、安康不斷增強。

5）2018—2019年60%的城市以強解耦狀態為主，其中，強解耦的城市數量占比為50%，包括銅川、寶雞、渭南、延安、漢中；10%的城市為弱解耦，即榆林市；西安、商洛屬于衰退性解耦；咸陽屬于擴張性連接；安康屬于擴張性負解耦。由此說明生態文明建設推進以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進一步解耦，大部分城市生態環境治理的效果不斷顯現，尤其是榆林，2010—2017年一直是強負解耦狀態，2018—2019年轉變為弱解耦狀態。然而，仍有一些地區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具有脅迫關系。因此，在落實環境保護政策的同時，應重點關注二者的協調發展。

綜上，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關系的年際差異顯著，二者的解耦狀態由衰退性解耦、解耦過渡至負解耦，再緩慢回升到解耦狀態，呈現出階段性反復特征，說明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具有動態性、反復性和不可持續性。

3.5.2 階段性耦合與解耦狀態分析

將研究期劃分為2010—2013年、2014—2016年、2017—2019年3個階段，分析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階段性解耦狀態，綜合反映相關生態環境制度與經濟發展政策的實施效果，如圖7所示。

圖7 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階段性解耦動態分析Fig.7 Phased decoupling dynamic analy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environment of Shaanxi's ten prefectures

1）2010—2013年，強解耦、衰退性解耦、擴張性負解耦、弱負解耦城市數量占比分別為40%、30%、20%、10%，以解耦狀態為主，說明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不太明顯。

2）2014—2016年，強解耦、弱解耦、衰退性解耦、擴張性連接、擴張性負解耦、強負解耦城市數量占比分別為30%、10%、10%、10%、20%、20%，其中，西安、銅川、商洛為強解耦，寶雞為弱解耦，渭南為衰退性解耦，安康為擴張性連接，咸陽、漢中為擴張性負解耦，延安、榆林為強負解耦。由此可見，擴張性負解耦和強負解耦狀態所占的比重相對較多，表明經濟發展的負外部性對延安、榆林城市逐漸顯現，不僅加劇了生態環境的惡化，還制約了經濟的深度發展。

3）2017—2019年，強解耦、衰退性解耦、擴張性負解耦、弱負解耦城市數量占比分別為40%、30%、20%、10%，其中，銅川、渭南、延安、漢中為強解耦，西安、寶雞、商洛為衰退性解耦，榆林、安康為擴張性負解耦，咸陽為弱負解耦。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深入推進和經濟高質量發展政策的實施，各城市注重地區生態環境治理，完善并落實相關環保法規制度，遏制了經濟發展，造成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綜上，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的解耦關系具有“U”型特征，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關系的階段性差異顯著。在實施生態環境治理政策措施時，應充分考慮生態破壞的不可逆性，盡力避免環境負循環累積效應愈來愈嚴重。

4 結論與建議

本文構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綜合指數，基于改進的Tapio脫鉤分析模型，分析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耦合和解耦態勢，得出以下結論。

1）經濟發展方面，研究期內陜西省綜合經濟發展水平略微下降，陜北地區經濟發展指數前期波動下降，后期在波動中上升。2014—2019年關中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陜北、陜南，陜南地區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排名一直較為靠后，但是在研究期內波動上升。整體上，陜西省經濟發展水平存在不均衡現象。

2）生態環境方面，陜西省生態環境綜合發展指數2010—2019年呈波動中上升趨勢，其中波動高速上升型城市數量占比為10%，波動中速上升型城市數量占比為20%，波動低速上升型包括城市數量占比為30%，波動下降型或停滯型城市數量占比為40%。陜南地區的生態環境指數多屬于較高或高類型，關中和陜北地區由于重工業發展雄厚，導致生態環境發展指數較多屬于中等或中等以下類型。

3）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解耦態勢方面，從年際變化來看，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解耦關系的動態變化具有反復性特征，負解耦廣泛分布在受經濟發展影響較大的城市，解耦廣泛分布在經濟發展水平變化不大且生態環境良好的城市。陜西省10個地級市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壓力在階段性解耦關系上大致呈現“U”型，即在研究期初與期末二者關系良好，解耦狀態占主導，而在研究期內二者關系經歷了由惡化向良好轉變。因此，不同時間段存在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負向作用的問題，積極提高經濟發展質量，對構建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良性協調關系非常必要和緊迫。

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水平和生態環境條件皆不均衡，要綜合評價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主要還是看他的短板，因此，針對本文得出的結論，提出以下建議。

1）縮小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差距，激發發展動能和活力。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存在差異，應因地制宜發展各地區特色經濟，增強城市之間的經濟互補和產業聯動（鄭鐵明等，2022）。陜南地區應充分發揮旅游資源優勢，陜北地區應采用創新技術開發綠色能源，關中地區應與省會西安建立區域聯動合作機制，三大地區發揮各自優勢，逐漸縮小各地級市經濟發展差距，整體上實現陜西省經濟高發展質量。

2）科學評估生態脆弱區，制定符合陜西省各地級市發展戰略。陜西省屬于地質環境脆弱型，容易發生地質災害，尤其是陜北地區，應對陜北生態脆弱區實施退耕還林、煤礦生態修復，編制碳達峰方案，推進該地區綠色低碳發展，大力發展和利用水能、生物質能、風能、地熱能和太陽能，提高非化石能源占比，努力減少化石能源使用量，推動生態環境質量持續好轉。陜南地區應注重自然旅游資源開發和生態保護并重。關中地區要堅持資源開發和污染排放源頭治理，實現生態環境質量提升。

3）關注失調地區，促進經濟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由解耦結果發現，陜西省存在經濟發展對生態環境產生較大壓力的問題，應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力度，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針對經濟發展進程緩慢的城市，可選擇跨區跨省合作，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推動產業綠色化轉型升級。因此，應定期評估陜西省各地級市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的耦合協調狀態，科學判斷二者的耦合和解耦狀態，實現并保持經濟與環境協調發展，走可持續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