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共生演化實證研究
——以川渝地區為例

黃定軒，王夢圓，譚斌強，鄧 楊

（重慶理工大學 管理學院，重慶 400054）

0 引言

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興國之器?！吨腥A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國務院關于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通知（國發〔2015〕28號）中都明確提出，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并帶動與之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加快推動兩個產業融合發展。產業融合發生在產業邊界和交叉處，技術進步等因素導致產業間競爭合作關系發生改變，從而模糊化產業界限，提升產業的價值創造能力（馬健，2002），產業鏈的連續性及這種連續性帶來的價值增值驅動產業間共生關系的形成（胡曉鵬，2008）。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相互融合與協調發展既是促進實體經濟穩固發展的重要途徑，又是推動制造業積極轉型的新路徑。先進制造業相較于傳統制造業需要投入更多的技術、人力、信息等因素來實現產業的創新進步，克服傳統制造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瓶頸與限制；生產性服務業是由制造業內部分化產生的特殊型服務業，遍布產業鏈的上下游，幫助其服務的制造業提升產業效率、創造更多附加價值。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經歷由最初的一體化，逐漸開始分化獨立，再到相互共生融合的階段（王玉玲，2017）。

已有研究表明，我國制造服務化的進程仍在路上，我國制造業想要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仍需要進一步變革和發展。夏杰長等（2022）提出當前我國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融合程度較低，生態體系尚未成形，應加強生產性服務業實力，構建有利于兩業融合的創新體系。裴長洪等（2010）研究表明我國當前仍未完成工業現代化，發展先進制造業可以促進相應服務業的發展，同時先進制造業需要服務業的支撐與增強。進一步，豐志勇等（2009）解釋了生產性服務業崛起的產業融合、直接投資等動因，細化了中國生產性服務業的主要發展模式，提出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所需的環境及條件。提高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水平與服務效率是實現先進制造業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重要驅動力，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優勢，大大提升制造業的整體效率，同時也有助于生產性服務業發展。因此，兩個產業在相互促進中一方面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產業可持續發展，另一方面也實現更好地融合發展。

針對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互動作用和共生融合關系，學術界主要從供給需求、產業互動以及產業融合3個角度進行了大量研究。首先，從供給需求角度出發，劉浩等（2010）提出制造業需要生產性服務業的投入增進生產過程的專業化程度，生產性服務業為制造業提供生產要素的同時，也提升自身的創新效率與市場規模。呂越等（2022）通過實證分析發現越依賴服務投入的制造業所得到的附加價值越高，對于產業創新的需求也更大，促進兩個產業自身的發展。而朱彥（2022）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可以通過實現規模經濟效應、競爭效應、合作效應和專業化效應等機制來降低制造業的生產與交易成本，從而推動制造業結構升級。Gnangnon（2021）的研究也表明制造業的績效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多元化發展呈正相關。其次，從產業互動角度出發，王孟欣等（2022）基于投入產出理論對產業關聯進行研究發現，產業間的技術創新以產業關聯形式進行擴散，產業間聯系越密切，研發創新成果就越多，進而推動產業內部技術進步的速度就越快，最終增強制造業整體實力及發展后勁。王鵬等（2020）從產業互動外部性角度切入，發現生產性服務業嵌入制造業價值鏈可以形成動態比較優勢，繼而提升城市創新能力。Pearce（2008）研究發現，增強產業互動、建立共生系統可以實現規模經濟以及緩解發展過程中的諸多限制。陳春明等（2021）利用構建共生模型探究兩個產業間的共生關系，通過數據仿真模擬兩個產業的演化規律，以此來測算共生壽命，預期穩定的共生狀態。最后，從產業融合角度出發，Korner等（2020）表示產業融合可以突破生產率的局限性，實現產業的可持續發展，并預測了產業融合的未來趨勢。王成東等（2022）研究表明產業融合可以有效拓展產業資源空間，并提高產業資源的配置效率，進而提升產業競爭力。Lanaspa等（2016）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顯著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兩者融合需要因地制宜制定產業政策。華堅等（2021）利用GMM 估計模型同樣指出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產生的協同聚集比單一產業聚集會對綠色發展效率有更大的促進作用。彭永濤等（2022）通過構建產業融合的驅動模型，刻畫了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融合路徑，使得兩個產業實現更好融合，促進彼此發展。彭芳梅（2021）表示要進行科學倡導產業融合，不盲從舊式產業融合發展邏輯，重視產業深度融合與協調發展以及產業融合的溢出效應，努力打破產業空間融合的制約因素?？偟膩碚f，基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當前國內外學者通過構造模型（Geum等，2013；傅為忠等，2017；洪群聯，2021；魏艷秋等，2018）、理論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Assun??o等，2015；劉杰等，2010；唐曉華等，2018；王正新等，2017；趙坤等，2017）等多種方法研究了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內在發展規律，為開展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特征研究不僅提供了有益的方法借鑒，而且提供了可靠的實證分析理論基礎。

目前，成渝雙城經濟圈的規劃建設已經上升為國家層面的發展戰略，良好的工業基礎與完備的制造體系為當地先進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為了積極引導制造業的升級轉型，《四川發布“十四五”制造業高質量發展規劃》《重慶市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十四五”規劃（2021—2025年）》聚焦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融合問題，由此實現區域協調發展，同時也為構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新格局提供重要途徑。但是，進一步分析發現，針對兩業的融合問題，已有研究成果大多針對整個中國地區或某一個具體省份展開研究，探究我國西部地區，尤其是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共生融合的相關研究成果還不夠豐富。目前學者們更多圍繞成渝經濟圈內的產業集聚現象展開討論，集中在產業共生融合方面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由此，2個重要的科學研究問題為：1）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處于哪種共生關系？2）兩者之間的共生作用與影響強度如何？

針對上述2個問題，本文通過建立Logistic共生演化模型對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模式進行實證研究，分析兩者的動態演化過程，探究兩者的共生關系，最后為促進二者的共生融合發展提出建設性意見。本文的學術貢獻在于：1）本研究的實證結果可用于探索川渝地區兩個產業的演變過程，并比較研究區域中兩類產業發展的空間差異的量化情況；2）本研究還將為解決中國區域間產業協同發展，特別是從區域協同發展管理政策的角度，提供經驗意義和理論支持。

1 共生演化模型

1.1 個體獨立演化模型

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共生演化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其種群數量受到外界環境的制約，如資源、技術、政策等。王子龍等（2006）利用產業生產總值衡量種群密度，基于生態學中的Logistic模型對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共生演化過程進行實證分析。

2個產業獨立發展時的動態演化方程可以表示為

式中：Q1（t）和Q2（t）分別為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第t年的種群密度；r1和r2分別為2個種群的自然增長率；t0為方程的初始值，假設t0＝0；N1和N2分別為初始條件下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最大環境容量；Qm1和Qm2均為外界資源環境給定條件下所允許的最大環境容量。

依據龐博慧（2012）提出的根據Q（t）和Qm之間的比值來確定2個產業的發展階段，如表1所示。

表1 種群密度與最大環境容量比例關系Table 1 Propor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to maximu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1.2 整體共生演化模型

公式（1）考慮的是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時的情況，當2個產業相互作用時，其增長率受到自身種群數量的限制外，還與另外一個種群的數量相關。本文基于Logistic模型，在之前研究的基礎上加入共生項，建立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相互作用的共生發展動態演化模型，公式為

式中：N′1與N′2分別為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在共生作用下的初始種群密度；A12為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21為先進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作用系數。

根據A12和A21的取值范圍，其對應的共生關系如表2所示。

表2 共生作用系數取值范圍與共生特征的對應關系Table 2 Correlation of symbiosis coefficient range with symbiotic characteristics

在獨立演化模型中加入共生項，構造共生動態演化模型。在共生作用下，2個種群相互影響，實現共生環境范圍的擴大以及效率的提升，也使得最大共生環境容量不斷增加。

對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共生演化過程進行實證分析，確定2個產業之間的共生關系和作用機理。整理公式（2），得到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共生演化模型，

式中：λ1與λ2為二者的共生自然增長率；Mm1與Mm2為2個產業在共生環境下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

在公式（1）中，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兩者發展互不影響，自然增長率r1、r2和最大環境容量Qm1、Qm2可以看作常數；在公式（3）中，考慮了2個種群之間的相互影響，自然增長率λ1、λ2和最大共生環境容量Mm1、Mm2是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這說明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自然增長率和最大共生環境容量都發生了改變。

基于差分方程的分析思路，將時間等分為若干較小的時間段，將任意2個相鄰的年份時間段作為區間 [ti，ti＋1] ，區間長度為Δt＝ti＋1-ti＝1，將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種群密度的動態演化曲線可以近似看作在各時間段內的Logistic演化曲線拼接而成，通過建立公式 （3）差分方程，采用Nelder-Mead Simplex算法迭代重復計算，當方差低于設定的閾值或不再減小時，即得到共生自然增長率和每年對應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黃定軒等，2017）。

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共生自然增長率和最大共生環境容量在極短的時間區間 [ti，ti＋1] 內可近似表示為公式（5）。

在極短的時間段內t∈ [ti，ti＋1] （i＝0，1，2，…，n），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互作用下的種群密度變化符合Logistic模型。對公式（3）進一步求解，得到通解公式（6）。

式中：Q1（t）和Q2（t）分別為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第t年的種群密度；i＝0，1，2，…，n。

整理公式（6），得到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最大共生環境容量的近似替代公式，如公式（7）所示。

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各年度種群密度第k次估計值與實際值的平方差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Δe21（k）和Δe22（k）分別為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ti年度內第k次種群密度實際值與估計值的平方差。

采用Nelder-Mead Simplex算法迭代重復計算，當方差低于設定的閾值或不再減小時，即得到共生自然增長率，將求得的共生自然增長率帶入公式（6），得到每年對應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n）。

2 實證結果分析與討論

2.1 數據來源及整理

根據數據的可得性、連續性以及全面性原則，本研究以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產值為研究對象，并將2省市的數據進行加總得到川渝地區2產業總體情況。選取2個城市2005—2020年的指標數據，數據來源于對應年份的《中國工業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四川省統計年鑒》 《重慶市統計年鑒》?？紤]到國家公布的GDP平減指數的考察范圍遠大于本文的研究范圍，如果用國家公布的平減指數進行數據平減處理，可能會造成數據新的擾亂，因此，對研究對象的名義數據不進行平減處理。

先進制造業的行業數據根據四川省及重慶市“十四五”規劃進行產業劃分后進行篩選加總獲得，涵蓋的行業有“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專用設備制造業” “汽車制造業” “鐵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運輸設備制造業” “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通信設備、計算機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 “儀器儀表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的行業數據根據《生產性服務業統計分類（2019）》進行產業劃分后進行篩選加總獲得，涵蓋的行業有“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通信業” “批發和零售業”“金融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與地質勘查業” “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信息技術業”。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如表3所示。

表3 樣本數據描述性統計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data億元

2.2 兩產業個體獨立發展與共生發展實證分析

2.2.1 兩產業獨立發展實證分析

首先分析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時的動態演化過程，即共生系數A12＝0與A21＝0時的情況。根據獨立演化公式（1），應用Matlab2015a軟件進行數據計算處理，得到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自然增長率，分別為0.362 5和0.223 51；最大環境容量分別為32 435億元和44 905億元。圖1為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圖2為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

圖1 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Fig.1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Sichuan-Chongqing area

圖2 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Fig.2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Sichuan-Chongqing area

由圖1可以看出，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呈現S型，2005—2016年先進制造業產值增長速度較快，2017年之后增長速度放緩。

1）從先進制造業產值與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來看，2013年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的產值為21 919.2億元，達到最大環境容量的68%，根據Logistic曲線相關性質可知，先進制造業處于成熟期；2016 年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的產值為30 458.93億元，此時先進制造業產值與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達到94%，這說明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已經進入成熟期的后期。

2）從先進制造業產值的增長率來看，2006—2011年增長率分別為30%、38%、31%、22%、30%、28%，基本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產值增長速度很快；2012—2016年，增長率分別為11%、21%、17%、9%、9%，相較于前幾年有所下降，但仍然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2017年開始，先進制造業的產值增長緩慢，基本保持持平，甚至還出現了小幅度負增長的情況。

由此可以認為，目前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經歷了前期產業快速發展的成長期，后進入發展速度較緩慢的成熟期。

同樣，由圖2可見，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的產值除2020年有所下降外，實際曲線與模擬曲線的整體趨勢都呈現增速較快的發展態勢。

1）從生產性服務業產值與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來看，2013年生產性服務業的產值達到12 197.6億元，此時生產性服務業產值與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為27%。由此可知，生產性服務業步入增長速度快的成長期。

2）從生產性服務業產值的增長率來看，2014—2019年分別為15%、16%、19%、14%、13%、11%，平均增長率保持在15%左右，增長速度穩定在較快水平。

由此可以認為，目前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正處于產值增長速度較快的成長期。

結合圖1和圖2可以看出，當共生系數A12＝A21＝0時，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獨立發展動態曲線模擬了各自的動態變化趨勢，但圖中擬合曲線與實際曲線的軌跡相比還存在一定的偏差，說明獨立發展時的動態曲線并不能精確描述產業實際的演化情況。

2.2.2 兩產業共生發展實證分析

根據相互作用共生模型（公式（2）），即在公式（1）中加入共生項，這里為A12≠0與A21≠0的情況，應用Matlab2015a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得到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每年對應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以及共生自然增長率，由此計算出每年的產業階段比率，結果如表4所示。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如圖3所示，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如圖4所示。

圖3 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Fig.3 Symbiotic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Sichuan-Chongqing area

圖4 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Fig.4 Symbiotic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Sichuan-Chongqing area

表4 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最大共生環境容量關系Table 4 Maximum symbiotic environmental capacity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Sichuan-Chongqing area

由表4可以看出，2個產業在共生作用下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隨時間不斷增加，2個產業之間的共生作用使得最大共生環境容量與各自獨立發展時的最大環境容量相比都有所提升，產業階段比率也隨之增加。2020年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最大環境容量分別達到38 128億元和52 844億元，都高于獨立發展時的最大環境容量。

如圖3和圖4所示，在共生演化模型中，2個產業的動態演化曲線由若干極短時間段內的Logistic動態演化曲線疊加而成，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的實際曲線與模擬曲線幾乎重合，說明模型很好地模擬了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在共生作用下歷年產值的變化情況。并且，根據上述演算過程，采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的牛頓迭代算法可以計算出2個產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12和A21分別為3.555 6×10-6和2.463 9×10-6。

通過計算得到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12和A21，結果表明2個系數均大于零且互不相等，說明川渝地區2個產業之間的共生關系是非對稱性互惠共生關系。并且，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12大于先進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21，說明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影響強度大于先進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強度。

2.3 重慶市和四川省兩產業共生發展實證分析

2.3.1 川渝地區兩產業獨立發展實證分析

在當前建設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背景下，為進一步探究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特征，將在川渝地區總體情況的基礎上細化分組，對重慶市先進制造業與重慶市生產性服務業、四川省先進制造業與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重慶市先進制造業與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四川省先進制造業與重慶市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的共生關系與促進作用做進一步探究。

首先，分別分析重慶市與四川省2個產業獨立發展時的動態演化過程，即共生系數A12＝0與A21＝0時的情況。

應用Matlab2015a軟件進行數據計算處理，得到重慶市與四川省2個產業獨立發展時的最大環境容量與自然增長率，結果如表5所示。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如圖5所示。重慶市和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如圖6所示。

圖6 重慶市與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Fig.6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Chongqing City and Sichuan Province

表5 重慶市和四川省兩產業獨立發展時的自然生長率及最大環境容量Table 5 Natural growth rate and maximum environmental capacity amid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wo industries in Chongqing city and Sichuan province

由圖5可以看出，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都呈S型，這與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總體發展情況類似。2005—2016年先進制造業產值增長速度較快，2017年之后增長速度放緩，甚至出現小幅度負增長或持平的情況，雖然實際值與擬合值仍存在部分偏差，但根據種群密度和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可以看出，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都達到了成熟期。

同樣，如圖6所示，重慶市和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也與川渝地區生產性服務業總體發展情況類似。除了2020年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產值有所下降以外，2005—2019年2省市生產性服務業產值一直處于增長速度較快的階段，根據種群密度與最大環境容量的比值可以判斷，重慶市和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仍處于成長期。

以上分析表明，通過計算得到的重慶市與四川省兩個產業獨立發展動態擬合曲線與實際曲線之間存在部分偏差，兩條曲線的軌跡并不能完全重合，這也再次說明未考慮共生作用下的產業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無法準確描述其實際狀況，這與川渝地區2個產業獨立發展時的總體情況相吻合。

2.3.2 川渝地區兩產業共生發展實證分析

同樣，應用Matlab2015a軟件對數據做進一步處理，求得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每年對應的最大共生環境容量以及共生自然增長率，進而得到兩者共生演化時的動態演化曲線，分別如圖7和圖8所示。

圖7 重慶市與四川省先進制造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Fig.7 Symbiotic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 Chongqing City and Sichuan Province

圖8 重慶市與四川省生產性服務業共生動態演化曲線Fig.8 Symbiotic dynamic evolutionary curve of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Chongqing City and Sichuan Province

由圖7和圖8可以看出，模型很好地模擬了2省市先進制造業在共生作用下歷年產值的變化情況。最大共生環境容量隨時間不斷增加，2020年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最大共生環境容量分別達到17 111億元和20 942億元，生產性服務業最大共生環境容量更是達到歷年峰值19 426億元和33 392億元，全部高于獨立發展時的最大環境容量。

與獨立發展動態演化曲線不同，重慶市與四川省2個產業的共生動態演化曲線由于加入共生項后得到的模擬曲線與實際曲線幾乎重合，這再次證明不論是川渝地區2個產業的整體情況，還是進一步細分為重慶市和四川省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在產業的實際演化成長過程中離不開彼此的相互作用，二者不是分裂的獨立發展，而是存在互動影響的共同發展。

對此，根據上述演算過程，同樣采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的牛頓迭代算法計算出不同地區之間2個產業的共生作用系數A12和A21，結果如表6所示。

表6 不同城市組合的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共生系數Table 6 Symbiotic coefficients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tive servicing in different city combinations×10-6

由此可以看出，不論將2個省市的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如何排列組合，共生系數都大于零，且A12始終大于A21，說明2個產業處于非對稱性互惠共生關系，并且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影響更大，這與川渝地區2個產業整體狀態的共生關系和作用強度是一致的。

2.4 討論與建議

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工作是我國當前新形勢下促進區域協同發展、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大戰略支撐，也是新時代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促進新發展格局的一項重大舉措。成渝雙城經濟圈地處長江經濟帶與西部“一帶一路”的交匯處，擁有雄厚的產業基礎與廣闊的市場空間，為發展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要“打造國家重要先進制造業中心”，也意味著增進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共生融合符合當前建設經濟圈的客觀要求。因此，本文研究川渝地區2個產業的共生關系有利于識別發展困境、調整產業結構，重點發展優勢產業對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引導傳統制造業積極轉型具有重要意義。

根據上述實證分析過程不難看出，在考慮2個產業共生系數A12＝A21＝0的情況時，即產業在無共生項影響的獨立發展狀況下，如圖1、圖2、圖5、圖6所示，擬合曲線與實際曲線存在一定的偏差，說明獨立發展的情況并非與真實情況相吻合。因此，為了更加準確分析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動態演化過程，在此基礎上還需要進一步在模型中加入共生作用項，以此來考慮二者之間的互動作用與共生關系，即A12≠0與A21≠0的情況，如圖3、圖4、圖7、圖8所示，兩產業共生發展時的擬合值與真實值高度吻合，誤差項極小，表明2個產業并非割裂的各自獨立發展，而是存在相互關聯的融合共生發展。在驗證兩個產業存在共生關系后，采用非線性最小二乘法的牛頓迭代算法計算出兩個產業之間的共生作用系數。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2個產業的整體加總數據，還是細分為重慶市與四川省的詳細數據，計算出的2個產業間的共生系數均大于零，且A12始終大于A21，這說明2個產業處于非對稱性互惠共生關系，并且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影響更大。

由此可知，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確實存在相互影響的共生作用，但兩個產業的發展階段還存在一定差異。由于川渝地區獨特的地理優勢與良好的工業基礎，先進制造業已發展至成熟期，而生產性服務業還處于增長速度較快的成長期。二者的共生關系為非對稱性互惠共生關系，還未形成均衡穩定的產業共生系統，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影響強度要高于先進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強度，這與張亞軍等（2014）的研究結論相同。與苗林棟等（2014）利用投入產出表研究產業關系相比，本文運用構建共生模型的方法驗證了兩個產業的共生關系，進一步豐富了關于西部經濟增長極的產業共生研究。與王成東等（2022）的研究相比，本研究不僅探明了目前川渝地區兩個共生產業所處的發展階段，還進一步證實了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之間的共生關系，得到二者之間的作用系數，這是該研究所缺乏的，產生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圍繞產業融合對價值鏈影響作用的研究方法與本文的研究方法相比，該文的研究方法無法測度2個產業之間的相互作用系數及其大小。與陳春明等（2021）的研究方法相同，都是利用Logistic模型驗證產業共生關系，但區別在于，將重慶市和四川省作為研究對象，對全國的整體情況更加細化，可以更加準確研究西南地區2個產業的發展狀況。在當前全球化競爭愈加激烈的背景下，我國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競爭不僅體現在產能、稅收來源、市場拓展能力等方面，更表現在區域功能上的塑造，即支撐區域功能的產業間的競爭（胡曉鵬，2008），產業之間的融合共生則為此提供了發展方向。不難看出，成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所處的發展階段并不一致，二者的作用強度也有所差別，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較為滯后，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其對先進制造業的促進作用，不利于發揮兩個產業之間的協同作用力，因此，需要大力推動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利用其對于先進制造業的促進作用，幫助先進制造業實現提升效率、節約成本等目的，繼而借助先進制造業反向帶動擴大對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支撐力，逐漸形成良性互動的“雙贏”態勢。

為了更好地促進兩個產業共生融合，實現經濟高質量增長，本文提出以下針對性建議：

1）建立促進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相互融合的產業協調機制。注重調整先進制造業的產業結構，統籌規劃生產性服務業的合理布局，積極引導生產性服務業提高專業化水平，為先進制造業提供有力支撐。幫助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實現有效對接，以點帶面，提升產業間的匹配度與產業關聯效應，有意識地促進產業融合，形成揚長補短、協同互補的良性互動關系。

2）推動完善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先進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的產業生態圈機制建設。由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不同城市各自的資源稟賦不同，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地位也有所差異，因此，應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提升生產要素在各區域間傳遞的有效性，并同時降低流通成本，避免資源的大量浪費與錯配。根據實際情況，考慮實施支持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中不同城市重點產業與領域優先發展間的相互協調、帶動相關配套產業共同發展的策略，促使不同城市間形成彼此關聯、相互協調的產業生態圈。

3）鼓勵制定先進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相關的高校-企業高質量產業人才培養機制。先進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的協同發展最終應當落腳到產業上，而兩類產業的協同高質量發展必然推動相關人才的需求。要滿足兩類產業高質量發展的人才需求進一步推動創新產學研用合作新模式的發展，打破不同主體間的壁壘，增進企業與高校間的常態化合作，注重技術、信息等要素的投入，促使知識資源實現有效整合。充分利用兩類產業相關的產業-科技-人才-金融等有效資源，加大兩類產業的產業鏈整合力度，促進兩類產業發展的高質量人才培養，解決制約產業發展技術層面上的“卡脖子”難題，提升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幫助實現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更好地融合發展。

3 結論

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在國家發展規劃大局中具有獨特的戰略地位，加快生產性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的互動融合，對推動高質量發展、協同促進現代產業體系、融入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探究兩個產業的共生關系有利于把握產業間的融合發展趨勢，幫助進一步厘清影響和制約兩個產業發展的各種因素，促進產業提質增效，實現深度融合。因此，本文以共生理論為基礎，從產業互動角度入手，利用Logistic曲線構建共生動態演化模型，對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和生產性服務業進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之間存在共生作用。

2）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共生關系為非對稱性互惠共生關系。

3）川渝地區先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作用強度不均衡，生產性服務業對先進制造業的影響強度大于先進制造業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強度。

本文明確了川渝地區2個重要支柱產業的共生關系，為把握產業未來發展趨勢、制定相應的產業政策提供參考依據，進一步豐富了西部地區產業互動融合的研究成果，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做出一定貢獻，但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

1）研究過程中以重慶市和四川省為研究對象，未完全依照成渝雙城經濟圈中的城市區縣做數據搜集。

2）對產業動態演化過程中出現的驅動性因素未做進一步探究。

因此，對數據做進一步的細化處理，探究影響和制約兩個產業發展的各種因素，以及如何推動兩個產業協調發展，將成為下一步重點研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