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事地圖的基本理論問題
——邏輯理據、概念界定、表征機制與研究議題

蘇世亮,王令琦,杜清運,張江玥,亢孟軍,翁 敏

武漢大學資源與環境科學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9

敘事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信息交流和情感傳達工具,更是人類經驗存儲與文明傳承的重要手段[1]。自20世紀70年代現代敘事學誕生以來,“敘事”作為各種話語形態中的“元概念”,沖破了學科的壁壘并迅速地擴張,在學術界掀起了一場至今仍勢頭強勁的跨學科“敘事主義浪潮”[2]。與此同時,伴隨著數字媒介的興起及圖像技術的發展,視覺符號超越語言符號成為了人類表征世界和創建現實的主導修辭實踐[3]。視覺敘事躋身敘事學家族的重要成員,架構了敘事學范式從語言文本到視覺“文本”的向度轉換,同時促使了敘事學理論內涵的重構與實踐場域的延展。正如Peter Burke所言“文字是時間的藝術,圖像則是空間的藝術”,視覺敘事的底層邏輯在于強調空間敘事的深刻認知論意義:空間突破了物理學范疇下位置屬性和場所內涵的邊界,被上升為承載敘事功能的認知元素,其豐富的語義內容在故事敘述或勾勒事件發展過程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讓空間敘事的形式和語言成為了視覺敘事必須要直面的核心問題。

地圖具有獨特的視覺表達機制和文化藝術形態,憑借其強大時空語義構建與表征能力,在演繹與表達“故事空間”、創造情感體驗等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成為了視覺敘事的有效形式。一方面,類比文字話語的符號結構使得地圖語言獲得了敘事的表述能力與傳播效應[4]。例如,《拿破侖東征圖》(圖1)通過多種靜態視覺變量的組合生成具有時間指向性的圖形符號,再借助符號的組構實現了對歷史戰役中時間與行軍位置、溫度、軍隊人數變化之間關聯關系的描述[5],生動地講述了拿破侖進攻俄國過程中遭受的災難性損失。另一方面,超越線性邏輯思維的空間化視覺敘事賦予了受眾自由的故事參與體驗[6]。以文獻[6]繪制的《漢口歷史文化風貌區地圖》(圖2)為例,在橫向上以“漢水改道—商幫興起—五國租界—文化風貌”的時間發展脈絡構建敘事主線,在縱向上基于空間形態結構分別對這5部分的物化載體進行串聯和整合。橫縱交錯所形成的敘事網絡為讀者提供了多方向流的閱讀路徑,使其在游歷敘事主線的過程中可以自由地進入支線探索?？梢?敘事與地圖的有機結合賦予了地圖作品一定的線索與脈絡,地圖承載的意義隨著敘事線索流動起來,使得地圖獲得了展現蘊含空間動態過程機制的能力。

圖1 拿破侖東征圖[5]Fig.1 Map of Napolean's Russian Campaign of 1812[5]

圖2 漢口歷史文化風貌區地圖[6]Fig.2 Narrative map for the areas wit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eatures of Hankou[6]

作為敘事學與地圖學的交匯地帶,敘事地圖近年來蓬勃發展并形成了3種研究傳統:第一,將文學、景觀、音樂等敘事學分支中的概念與方法引入地圖及地圖集[7]設計,如《漫步珞珈地圖集》[4]《嘉興市歷史變遷地圖》《五彩嘉興地圖》[8]《World War II Map By Map》[9]《National Geographic Inforgraphics》[10]等;第二,將地圖作為話語生產的媒介,應用于口述故事[11]、文學[12]、游戲[13]、電影作品[14],并與多種媒介交叉融合共同敘事;第三,探討敘事地圖的數據組織與可視化方法,如時空立方體模型的提出[15]解決了事件敘述的數據組織難題。敘事地圖的學理性假設是敘事范式有助于重塑地圖學的科學內涵與發展路徑。然而,必須清楚地看到敘事地圖表面繁榮的背后依然潛伏著深刻的理論危機:第一,敘事概念的泛化與濫用導致短期內涌現了大量“非敘事”的“敘事地圖”,使得敘事地圖領域“泡沫化”端倪初顯;第二,對敘事學理論約束嚴謹性的摒棄,丟失了敘事學廣闊而深邃的理論精髓,致使“敘事”在地圖中存在著淪為“萬有理論”的危險;第三,對“什么是敘事地圖”和“地圖是否能敘事”等基礎問題缺乏深入的剖析,引發了學術界對其理論“合法性”的質疑,更造成了敘事地圖在“如何敘事”這一關鍵問題上懸而未決。

究其原因,上述理論危機根源于不同學術流派對地圖的理解和定義存在差異,以及敘事在不同學科中的研究方法和呈現形式也不同。在本體論和認知論視角下,地圖被視為“現實的反映”,通過圖示化實踐構建真實世界與圖面空間的映射關系[16]?！耙灰粚钡囊曈X語法實現了地理空間屬性的直觀表征,然而其穩定的釋義規則無法塑造敘事復雜的意指實踐。而隨著哲學思潮的語言學轉向,地圖被視為“廣義的空間文本”[17],地圖圖形符號與文字、圖像等其他視覺符號共同建構地圖“文本”的表述邏輯。地圖通過“文本”話語生產獲得了敘事能力,其所表征的物質、社會和想象的世界得以被組織、轉譯和塑造。同時,在敘事研究方面,傳統文學敘事從時間維度出發,將時間作為敘事創作中的敘述邏輯、情節推進的支點,空間僅作為歷時性事件發展的背景和場所[18]。而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空間轉向”革新了這一傳統的敘事模式,呈現出對空間的重視與追求?？臻g化敘事手法隱秘而強大的張力塑造了新的表現模式[19],為揭示時空內部繁雜的異質性因素提供了可能。然而,目前尚未見對敘事地圖開展理論溯源和追問基本理論問題的系統研究。鑒于此,本文首先回顧敘事學及地圖學的發展脈絡,聚焦關鍵性學術轉型中敘事和地圖的概念演變,以及敘事學與地圖學研究對象和方法的互動融合,尋繹敘事地圖產生的邏輯理據;進而,立足于敘事學研究范式以及語言符號學視角下地圖的概念,在闡釋地圖“文本”敘事能力的基礎上,界定“敘事地圖”的概念與內涵,并甄別敘事地圖的本質特征;再次,運用(后)結構主義觀點厘清敘事行為過程,解析敘事地圖的敘事系統構成及其表征機制;最后,提出敘事地圖的研究議題,以期為當代地圖學的理論創新提供參考。

1 敘事地圖產生的邏輯理據

論證新興學科領域產生的邏輯理據,需要對其源流演化的發展歷程進行系統的“學術史”考察,甄別影響學術發展脈絡的里程碑事件,以廓清不同學科交叉融合的現實路徑。對于敘事地圖而言,這一里程碑事件正是人文社會科學的“文化轉向”與“空間轉向”。一方面,在“文化主義”研究范式的影響下,敘事學與地圖學的發展突破了敘事地圖實踐的關鍵性理論問題和技術方法,重新定義了“敘事”與“地圖”的概念內涵和研究范疇,為敘事地圖的研究架構了理論交匯的起點。另一方面,“空間轉向”中開創性的“社會空間”概念引發了人文社會科學對空間的關注以及對地圖再現“空間”的審視,使得敘事和地圖成為了空間實踐過程中文化解析與重構的手段,促進著敘事學與地圖學的深度融合(圖3)。

圖3 敘事地圖產生的邏輯理據Fig.3 Theoretical legitimacy of narrative maps

所謂“文化轉向”,是指隨著后工業社會商品貿易的發展,文化依托著商品流通穩步滲透到整個社會領域,以至于社會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被視為“文化的”,社會不再被認為是先于并決定文化生產的下層建筑,反而是通過文化的表象而存在的[20]。在這一轉向中,“文化”取代了“社會”的地位,成為了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潮流。伴隨著哲學3次重大轉向(本體論轉向、認識論轉向與語言學轉向)中的“語言學轉向”,符號學、結構主義以及后結構主義的理論和方法被提出并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用來分析和闡釋各種社會現象,并建立起了以“語言學模型”為基礎、“文化”范疇為中心的研究范式[21]。即作為概念與實踐的“文化”被視為一種符號系統,通過隱含的結構代碼來獲取意義,如儀式、事件、歷史遺跡和社會體系等,都可以作為“文本”并憑借語言學結構和話語分析的方式探尋其符號結構和話語內涵?！拔幕D向”所帶來的“文化”概念及包含符號學、文本理論、話語分析等方法的“文化主義”研究范式,為敘事學和地圖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學科發展基礎。

敘事學的理論探索肇始于古希臘時期[22-23],隨后在“文化轉向”思潮的影響下,經歷了4次研究對象和日程的轉向,形成了從“經典敘事”到“后經典敘事”的范式調整與轉換。第一次轉向是敘事理論在文學研究內部的轉向,結構主義滋養了敘事學的科學修辭抱負,敘事成為了一種體制研究。隨后歷史編撰學的滲入使得敘事學出現了第二次轉向,聚焦于敘事表征和認知形式的探索,自此形成了一套經典敘事學理論。經典敘事學將敘事作品視為一個由“文本”、故事及敘述行為構成的系統[24],致力于探討作品內部組成成分的關系和結構形式,卻忽視了“文本”產生的社會根源及其語境[25]。為了走出這一困境,敘事學迎來了面向社會科學和社會文化的第三次和第四次轉向,女性主義、人本主義、現實批判主義等聲音進入敘事研究中,呈現出跨學科、后現代的研究態勢。敘事學進而走向了更廣泛的社會舞臺和日常生活,形成了后經典敘事學。后經典敘事學研究超越了句法層次對故事言說策略的闡述,關注作者、讀者與社會歷史語境之間的影響作用[18],同時呈現出多學科相融合的文化研究特質[26]。一方面,敘事本質和對象的界定逐漸實現由符號學到現象學視角的過渡。隨著敘事理論研究的縱向多元發展,“敘事”具有了更加開放的現象學外延,被視為一種“人本化體驗的交流”,是“涉及事件、事象的文化產品”[27],敘述對象也擴展到變化的現象,如自然環境、社會制度和結構、生活方式、文化、科技等的變遷與演進[28]。另一方面,“敘事”被引入地理、建筑、景觀研究,敘事學整合了場所的物理屬性與社會文化意義,構建了人與場所之間的時空關聯關系網絡,塑造了地域文化認同性表征與傳播的新形式。敘事學的探索歷程不僅揭示了敘事過程的思維機制和意義生成原理,而且提供了關于敘事內容、語言、結構、形式和認知的跨學科理論視角,打開了地圖敘事相關問題域的研究之門。

與此同時,跟從哲學思潮“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學”的發展進程[29],地圖學經歷了形式、功能、服務對象及應用領域的革新,地圖的概念和內涵也隨之不斷變化。古希臘羅馬時期的本體論階段,立足于存在主義的制圖實踐將地圖視為通過線條和形狀所建立的“大地的幾何學模型”[16,30],用于實際或抽象實體相對位置的展示。在哲學思潮認知論的轉向下,學術界對地圖的理解也進入了認識論階段。依托于實證主義(客觀經驗主義)認知論的制圖方法探索使得地圖成為了一個解釋空間的媒介,通過地圖的符號“再現”建構現實空間特征的圖形模型[16]。在此基礎上,現代地圖學體系逐漸建成,學者們從信息傳播角度將地圖視為向用戶傳遞給定區域選定信息的媒介,并進一步從幾何學角度將地圖定義為“地球表面在一個平面上的簡化、概括和數學定義的表示,顯示各種自然和社會現象的分布、狀態和相互關系”[30-32],地圖成為了記錄、計算、顯示、分析和理解存在于不同現象之間的空間關系的有效手段。而后,伴隨著語言學轉向,地圖學研究進入了語言學階段,研究焦點逐漸從地圖的工作機制轉向意識形態的建構[17]。在“文化轉向”的背景下,地圖不再僅僅是“世界的表征”,而是作為一種廣義的空間“文本”走進了更廣泛的社會文化實踐活動[33-35]。地圖的視覺符碼開始從“本體”的約束中掙脫出來,期待獲得一定的線索與脈絡而最終以“文本”的形式呈現附著于符號之上的社會文化意義。立足于語言符號學的基本原理,學術界重新審視了地圖的概念范疇和語言構成[36-39]。具體而言,符號學認為“符號”是攜帶意義的感知,通過“能指”(物質形式)和“所指”(物質引發的心理概念)的意義流轉實現顯式或隱式的表意活動[1],如指代、隱喻、表現等。因此,作為意義傳遞媒介的地圖在本質上屬于符號學范疇,其構建過程必然是符號及符號的組構過程。符號學為地圖解讀提供了新的視角,而結構主義語言學則為其提供了具體的研究方法。結構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個完整的符號系統,具有分層次的形式結構,其描寫過程注重對各種對立成分的分析[40]。因此,地圖本身可以像語言那樣進行結構式的分析,所有組件都是從包含在其中的隱含結構代碼獲取意義。在符號學和結構語言學的視角下,地圖的概念內涵得以重塑,被視為一個具有敘事能力的可視空間[41],由地圖圖形符號與文字符號、圖像符號等視覺符號通過特定的規則(包括時間、空間或因果關聯)有機組合而成[39],從而實現對地理空間物理特征和社會特征的表征以及更深層次社會文化意義的構建。

“文化轉向”重新定義了“敘事”與“地圖”的概念內涵和研究范疇,而真正使得兩個學科交叉交融的正是學術界引人注目的“空間轉向”。這場“空間轉向”源于社會生產方式變遷導致的新時空形式的抽象認知。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空間作為社會過程的結果以及社會生產的要素[42],被納入社會生活及社會關系的研究中。Henri Lefebvre、Michel Foucault、David Harvey、Manuel Castells等學術巨擘從社會學角度重塑“空間”概念,將空間視為一個包含眾多社會過程、文化活動及人文思想關系的復雜互動網絡,而非單純、客觀的物理空間[43]。開創性的空間概念將文化研究中對時間與歷史的思考轉移到對空間的關注,因此空間作為社會現象解析的重要維度被置入敘事分析框架中,改變了敘事過程的線性思維[19],使得空間在文化解析過程中得以被全面地解讀和評判[44]。在這樣的背景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由物理層面的區域研究及空間分析轉向為文化層面的對社會空間問題的思考,從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探討空間形態及其特定價值[45]。實證主義、行為主義、結構主義的思想和方法被廣泛引入空間研究,基于文化的生產運作、價值觀念與符號意義考察空間構成、空間秩序與空間競爭[45]。更為重要的是,“空間轉向”也引發了地圖學領域研究方法、問題的變化。John Brian Harley、Christian Jacob、David Turnbull等地圖史學家紛紛展開了對地圖本質的再思考,通過對地圖再現“空間”的審視,強調了對地圖空間與其所處的社會的關系,以及地圖與知識、權力、資本的關系的探討[17,46-47],并由此引發了地圖領域理論與方法的重組,即從對社會現象與規律的表象解釋(explanation)到詮釋(interpretation)與深描(thick description)。在這場轉向中,空間的社會人文意義得到了深入發掘,敘事和地圖作為文化解析與重構的手段被應用于社會空間內涵價值的探索中[48],鋪設了文化研究的“空間邏輯”?！翱臻g轉向”為空間、人文和社會議題的探索提供了新的視角與研究范式,也催生了敘事學與地圖學兩大學術脈絡的匯聚,推動形成了地圖敘事的研究議題,構建了敘事地圖的理論“合法性”。

綜上所述,敘事地圖產生的邏輯理據根源于人文社會科學“文化轉向”與“空間轉向”的碰撞?！拔幕D向”突破了敘事及地圖研究的關鍵性理論問題,而“空間轉向”則催生了敘事學與地圖學的研究轉型,使得兩大學術脈絡在此“匯聚”,當代地圖學由此誕生了敘事地圖這一極具理論活力的分支。

2 敘事地圖的概念與基本特征

2.1 敘事地圖的概念界定

敘事的本質為基于事件間聯系的認知構建,以達到說服或者認同的目的[49]。在索緒爾語言符號學研究的影響下,“敘事”有了更為清晰的概念界定: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中物象的語言或其他媒介表征,其中物象必須涉及前后狀態的改變且必須卷入主體[44]。從此定義出發,符號“文本”應滿足3個基本條件才具備敘事性:一是具有時間及空間維度的表意功能;二是由主體參與的事件構成;三是須構建一個目的、計劃、因果的關系解釋網絡,賦予事件一致性與可理解性[50]?？梢钥闯?語言符號學定義下的地圖具備基本的敘事潛力(圖4):首先,地圖擁有天然的空間表征優勢,地圖圖形符號定義了地理空間與制圖空間的映射結構,能夠隱式地揭示物象間的空間關系。其次,雖然地圖圖形符號本身的空間特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敘事時間的表達,但是依然可以通過視覺符號(如圖像符號)凝固特定時空中的情景單元,以空間的形式保存時間。同時,借助視覺符號組構形成的圖式反映地圖信息的邏輯關系[6],通過重復、并置、幾何化等方式形成視覺或理解上的時間秩序,將已經化為空間的“時間切片”納入時間進程中,完成時間維度的表意實踐。此外,地圖語言的層級結構使其具有事件描述及關系闡釋的基本能力與傳播效應。所謂“地圖語言”,是由文字符號、圖像符號和地圖圖形符號3類視覺符號共同組構而成的語言體系,符合現代普遍、共享、約定俗成的語言規約意義,具有多維度、層次化的綜合可視化能力。地圖話語構造的基本單位是由視覺語素構建而成的獨立視覺對象,視覺對象通過有機組合形成話語表述,再聯結成內涵更為豐富的語言“文本”[3]。類比文字語言“詞—句—篇”的視覺語法使得地圖獲得了敘事的描述性功能及邏輯關系的組織能力,進而滿足話語敘事和結構隱喻的基本訴求。

圖4 “敘事地圖”的定義與基本特征Fig.4 Definition and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narrative maps

由于敘事地圖的發展目前仍不夠成熟,學術界對敘事地圖定義的探討多存在于對敘事與地圖關系的闡述。如文獻[51]認為地圖可以作為“講故事”的工具,展現故事的時空結構及發生場所。相似地,文獻[52—54]列舉并討論了不同類型的地圖如何開展“講故事”的實踐。與此同時,故事地圖(Story Maps,http:∥storymaps.arcgis.com)、地圖故事(Map Story,http:∥mapstory.org)等應用程序被相繼開發并得到廣泛應用,為用戶提供了基于交互式地圖講故事的媒介。從本質上而言,故事地圖和地圖故事是一種依托地圖圖形符號講故事的思維模式或者概念圖示。文獻[55]將敘事地圖理解為一種提取和表征敘事信息的手段。在此基礎上,文獻[56]將敘事視為地圖概念及認知論擴充的切入點,并進一步提出基于地圖敘事的視覺空間設計方式,以此推動地圖制圖慣例的更新。上述研究將敘事視為語言表述的方法,對敘事地圖相應的理解也停留在技術及應用上的革新。而“敘事”并非僅僅為修辭手段,而是涉及思想、觀念等意識層面的思維方式。當地圖僅采用敘事的表述手段而沒有以事件聯系構建認知的敘事思想時,難以達到通過敘事地圖塑造情感體驗與文化認知的效果。因此,本文根據敘事的本質、符號“文本”的敘事條件及地圖的敘事能力,將敘事地圖定義為:以地圖語言為載體的視覺符號“文本”,遵循一定的敘事線索,通過3類地圖符號的有機組構,編排和刻畫由主體參與的事件,最終以達到說服或認同為目的(圖4)。

關于此定義需要做以下說明:第一,所謂“事件”并不是簡單的一個事件,而是發生在復雜時空中的具有前后狀態變化及內在邏輯的一系列事件,包括具體的“事件”和非具體的“事象”。其中,對于具體“事件”的分析主要在于解析事件主體的時空行為,包括人、動物、昆蟲、組織機構等具有類生命活動特征的個體或群體;對于非具體“事象”的分析,通常采用結構隱喻的方式,將宏觀的“事象”隱喻為具體的“事件”,將事象主體隱喻為事件的具體“角色”,分析隱喻意義上主體的行為(例如,“城市發展”可以將“政府”隱喻為“引導人”),其本質都是對于“事件”結構和邏輯的剖析。第二,敘事地圖必須卷入主體,但主體形象可不呈現在視覺“文本”中。主體作為造成某種意向的事態或事態變化的行為主體,決定著“文本”的“情節性”,是敘事的必要條件,但視覺敘事的跳躍性假設可激活讀者的主動聯想,使其即使面對主體形象離場的視覺“文本”時依然可以感知主體與事件的行為關聯,形成主體在解碼過程中的敘事卷入。第三,時間與空間作為一對范疇論意義的概念形式,不僅是事件和現象存在及發展的基本狀態,更構成了人類對事物的認知思維模式[57],即事物在時間維度上獲得了“緣起”“過程”“脈絡”等內涵,在空間維度上獲得了“位置”“范圍”等內涵?？梢?任何過程都可以理解并表征為一種在時間流中展開的空間呈現。因此,敘事線索是指通過時間和空間的相關性編排,傳達故事意義、結構、因果和解釋的模式化關系的網絡。在這一網絡中,單獨的主體和事件都不具有意義的認知有效性和因果性的權力,而只有當它們分布于整體結構的時間和空間的語境中時,才具有了統一的意義向度和連貫的敘事通道,進而臨時性地被賦予了意義和因果性。故而,敘事線索是一種符號性的修辭手法,通過網絡整合(時間次序、空間結構或二者的嵌套)的方式確立故事的合法性,定向傳遞信息、觀念、情感等內容的同時激發讀者邏輯思維的想象,創造一種能被讀者識別的有效意義傳播形式。第四,基于語言學轉向下“地圖”的概念,敘事地圖中“地圖符號”包括地圖圖形符號、圖像符號和文字符號3類。其中“地圖圖形符號”旨在基于地圖的空間再現本質,通過符號化地理空間要素及其屬性實現對特定地理空間的展示,其符號化過程遵循由形狀、尺寸、方向、顏色、紋理等視覺變量組合生成點狀符號、線狀符號、面狀符號的基本設計原理;“圖像符號”則通過視覺變量的編碼直觀地表達地圖所述事物的視覺形象,引導讀者形成對事物的印象或認識;“文字符號”是對地圖圖形符號和圖像符號的語義概述和語境補充,以注釋和描述文字的形式準確地說明二者的內涵。3類符號在地圖敘事實踐中按照一定的組構規則生成具有話語功能的意義單元,再通過敘事線索的組織排布,向讀者傳遞地圖敘事內涵。第五,敘事地圖與“科學”地圖信息傳達的目標不同?！翱茖W”地圖以本體論和認知論“表征現實世界”為底層邏輯,強調精度與準確性,其信息傳達的目標是讀圖效率的提升。敘事地圖則依托語言符號學“意義創造”的理論邏輯,追求的是主體關系的再現,希望通過“敘事”這一形象生動的信息傳達方式減少負面認知反應、引發臨場感并喚起強烈的反思或共鳴,最終實現說服或者認同的目的[58]。

2.2 敘事地圖的類型與特征

敘事線索是地圖敘事的邏輯體現。按照敘事線索的時空編排方式,敘事地圖可以分為時間的體驗、空間的形塑與時空互動融合3種類型?！皶r間的體驗”是指以時間次序為敘事主線的地圖,如圖5(a)基于時間順序對變遷關鍵節點的場景作斜向串聯排列,展開校區變遷故事的敘述?！翱臻g的形塑”是指以空間結構展開故事敘述的地圖,如圖5(b)從空間排布角度展示武漢不同區域的夜游場景,講述武漢市民和游客“移步換景”的夜覽江城故事?！皶r空互動融合”則是指地圖敘事過程涉及時空互作的地圖,表現為故事時間及空間邏輯的組合嵌套,如圖5(c)通過長江隱喻時間的流淌,將整個武漢的起源、發展、現狀置于同一時間背景下,同時從圖面“兩江交匯”形成的空間格局分別講述漢口、漢陽、武昌三鎮的發育過程,解構出武漢“三足鼎立,三鎮齊暉”發展邏輯。

圖5 不同類型的敘事地圖示例Fig.5 Example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narrative maps

可見,敘事地圖與“科學”地圖相比,表現出時空性、故事性和修辭性3大基本特征。時空性是指敘事地圖是時空融合的綜合性敘事藝術,其時空維度貢獻主要在于對靜態橫向的共時性的捕捉,以及對動態縱向的歷時性的沉溺與體驗。共時性內涵體現于地圖的二維空間結構及地圖“文本”中地圖圖形符號的空間再現能力,而歷時性則源于視覺圖式利用空間構建的時間結構,借鑒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的表現手法使空間得以向時間轉換[59]。時空融合的敘事范式突破了傳統文學敘事模式空間表達的桎梏,理解、分析并呈現出事件在時空層面的互動與關聯,進而探尋情節發展的底層邏輯。故事性是指敘事地圖表達的內容具有明確的故事邏輯結構,即事件并非通過視覺符號堆砌排列于空間“文本”中,而是經過敘事性解構挖掘其中的關系網絡,將零碎的事件按照一定的敘事結構編排成具有邏輯關系的情節或故事,再據此組織地圖的敘事話語。故事性塑造了敘事地圖飽滿豐富的情節,使其所蘊含的所有事件的意義都存在于敘事地圖特定的秩序中,從而調動讀者參與過程中的情緒與注意,助力讀者獲取故事中的情感體驗與文化認知。修辭性則源于敘事地圖對地圖語言的策略性使用,通過“說服性話語”的構建引發讀者的認同?！皵⑹隆钡谋举|使得敘事地圖在故事層次對原有事件進行了情節安排與背景渲染,具有一定的審美特征以引發讀者的情感沖擊;同時也使得敘事地圖在話語層面采用了視覺修辭的手段,策略性的話語安排增強了語言的表達能力,從而達到特殊的說服效果。

3 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

敘事學家們用“表征”(representation)一詞界定“敘事的工作”,認為表征行為是敘事的存在模式[60],即通過“文本”語言符號表征敘述者的認知結果,進而傳遞給讀者的過程?！氨碚鳌痹从诶≡~“再現”的翻譯,指離場的外部客體經由符號化過程完成意義的心靈內部再現。這一過程由概念系統和符號系統構成[40],前者構建了外部事物與心理表象之間的意義聯系,后者則通過能指與所指的對應系統,借助符號實現了外部事物離場后的意義生成與傳遞。表征理論立足于符號學,以結構主義觀點解析了由“客體”到“意義(發送者)”、再到“語言符號(物體離場)”和“意義(接收者)”的運行機制。對于敘事而言,該表征機制涉及3類工作空間:第一,物理空間,是外在事件存在與變化的現實空間;第二,心理空間,是內在認知過程的作用空間,以形成對外在事件的感知和體驗結果(即“意義”);第三,“文本”空間,即用于傳遞意義的語言符號的呈現空間。敘述者在獲取了物理空間在其心理空間中的映射后,以語言為載體將該認知結果轉化為“文本”傳遞給讀者,讀者進而通過對“文本”的解讀獲取“文本”表征內容在讀者心理空間中的映射。特別地,心理空間是一個關系空間,以關系連結的形式建構外部事物的內在語義網絡,具有特定的圖式結構[61]?！皥D式”是對某種活動的一種穩定的、有組織的認知結構,從以往類似的認知活動中遷移而來,將主體對外在事件的感知和體驗以一種模式化的概括方式轉化為語義關系網絡。相應地,作為心理空間的語言表征,敘事“文本”也呈現出對應的圖式結構。如敘事作品的順敘結構就是對事件序列時間順序的心理認知結構的“文本”表征?？梢?圖式是敘述者語義關系表征與讀者語義關系認知的窗口。以此為理論基礎,對于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探討也應從物理空間、心理空間與“文本”空間入手:在物理空間中,從事件、主體和背景的故事層面研究“敘述什么”;在制圖者的心理空間中,從視角、結構的構思層面研究“如何敘述”;在“文本”空間中,分別從話語構成和話語表達的“文本”層面研究“語言組織”和“語義表達”;在讀者的心理空間中,從話語闡釋層面研究應“如何解讀”。因此,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包含了地圖敘事故事、地圖敘事構思、敘事地圖“文本”、地圖敘事表達策略與敘事地圖的解碼5個部分(圖6)。

圖6 敘事地圖的敘事系統構成Fig.6 Narrative systems of narrative maps

3.1 地圖敘事故事

地圖敘事故事是地圖敘事開展的動力與素材,其核心是事件。經典敘事研究認為“故事”是由事件參與者引起或經歷的一系列按時間順序構造的且合乎邏輯的事件,可分為角色、情節與場景3個部分[44]。角色是事件的行為主體,推動著事件的發生、發展或狀態改變,在地圖敘事中因制圖者敘事視角的選定和讀者的閱讀參與而彰顯出卷入形態的多樣化及濃厚的個人色彩。情節是事件的組合,是由核心事件和催化事件圍繞敘事意圖組合而成的中間單位[18]。其中核心事件是指在敘事故事中具有后果作用、決定故事發展方向的事件,而催化事件是指對故事發展不產生直接影響且具有補充和連續意義的事件。情節之間因事件的并行與分叉而相互交叉結合,構成了地圖敘事復雜的故事線。場景是角色行動、情節發展的空間或場所,塑造著故事的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在地圖敘事中一方面承擔著地圖空間再現的職責,限定了地圖敘事故事解讀的空間與邊界,另一方面也為故事鋪設特定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情境,規定了故事意義詮釋的法則與框架。

3.2 地圖敘事構思

地圖敘事構思是地圖敘事故事在制圖者心理空間中的映射,即制圖者對故事的感知和思維過程,包括敘事視角與敘事結構兩方面內容。文獻[24]將“視角”視為感知或觀察故事的角度,涉及多感官、思維活動和情感的全知模式。視角決定了地圖敘事作品的敘事主體,進而影響著敘述的方式,可從人稱與視點兩個維度進行刻畫。人稱決定不同的地圖敘事角度、敘事視野和風格,分為人稱敘事和非人稱敘事,其中非人稱敘事占主導。所謂“人稱敘事”是指地圖敘事中有明晰可辨的敘事主體以明確的身份和話語引導著敘事行為的發展。鑒于地圖的科學性與客觀性特性,常見第三人稱敘事,借助地圖圖面中虛擬人物將讀者帶入地圖敘事空間完成敘事體驗。而“非人稱敘事”則是指地圖中沒有明晰可辨的敘事主體,即地圖中主體與故事無直接講述關系,仿佛敘事行為在自主地進行。視點則決定著地圖敘事某一人稱下具體的切入角度,類似電影中的“鏡頭”,形成不同的敘事層面和相應的講述方法,包括內部目視化和零級目視化[24]。內部目視化指地圖所呈現的視覺場景代表了某個人的視點,而零級目視化指視覺場景的視點置身于所有人物之外,是一種全知視點。因此,在非人稱敘事中,所有視點都呈現為零級目視化;而在人稱敘事中,為了在敘事過程中體現地圖的客觀性與全面性,視點則在零級目視化和內部目視化之間交替進行。視點的使用構建了人稱敘事和非人稱敘事的敘事框架,使得敘事層次更加清晰,同時不同視點的轉換也是地圖敘事中的情節性與節奏性的重要體現。

“結構”是指故事的邏輯線索,在制圖者的心理空間中通過時空認知圖式實現復雜主體關系、行為關系及現象關系的推導。具體而言,按照人類認知思維方式,敘事結構可從時間的體驗、空間的形塑與時空互動融合3個維度展開。時間的體驗強調故事線索遵循事件在時間軸線上的演變次序,往往以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作為敘事的起點,各情節根據時間順序展開,具有單一線性因果邏輯?？臻g的形塑強調敘事線索遵循事件物化載體排列組合形成的空間形態結構,常表現為對在同一個主題指引下或同一故事背景下的不同空間中發生的多個事件的敘述,其中各事件相對獨立且完整,通過碎片式的線索揭示故事在空間中的串聯和整合,具有非線性邏輯。時空互動融合強調復雜故事時間及空間邏輯的組合和嵌套,常在時間(或空間)主線索的輔助下解構故事發生與發展的具體空間(或時間)邏輯,可以概括為兩種情形:一是在宏觀層次上以時間為線索而在微觀層次上以空間為線索;二是在宏觀層次上以空間為線索而在微觀層次上以時間為線索。

3.3 敘事地圖“文本”

敘事地圖“文本”是地圖敘事構思的話語運行成果,是對制圖者心理空間中的故事的“文本”表征結果,是由地圖圖形符號、圖像符號和文字符號等地圖語言構成的視覺符號“文本”。語言符號學認為無論何種語言都有其特定的語法系統,被視為該語言“文本”的生成規則和運用規律,滿足話語的學習和運用、交流和理解需求[40]。敘事地圖“文本”作為具有描述性功能的視覺語言,存在著類似文字語言語素構詞的底層結構以及詞構成句、句構成篇的上層結構。底層結構方面,由具有獨立語義的視覺變量通過相互組合而形成具體的視覺形象,進而構成具有完整表意及象征內涵的地圖符號。在此對敘事地圖“文本”的視覺變量做具體說明:鑒于地圖圖形符號和圖像符號都從屬于“圖像語言”,即通過基本圖形和色彩因素的變化來表達地圖所述內容的差異,其基本視覺變量的選定沿用地圖學及圖像學研究的基本圖形要素,包括形狀、尺寸、方向、顏色、紋理5個方面,其中顏色要素包含色相、亮度與彩度分量,紋理要素的從屬變量則為圖案樣式、圖案尺寸、圖案排列,而排列又具有不同的順序、方向和間隔。而文字符號在敘事地圖“文本”中是對地圖圖形符號和圖像符號的語義概述和語境補充,旨在以注釋和描述文字的形式說明地圖圖形符號和圖像符號的內涵,因此其視覺變量僅考慮尺寸、顏色和字體風格,而不考慮字形、排印等圖像化因素。如圖7(a)所示,水通過藍色、面狀、波紋紋理的符號表示。

圖7 敘事地圖“文本”組構示例Fig.7 Examples of “texts” construction of narrative maps

上層結構方面,語言符號學指出第Ⅰ級符號能夠以“能指/所指”的整體性成為第Ⅱ級符號的能指[1],那么單個的地圖符號同樣也可以通過符號的組構成為更高一級地圖符號的能指,以此類推,一系列具有相同表意目的的地圖符號通過“內在規律”組構在一起,形成最終完整的敘事地圖“文本”。從視覺感知角度,這一“內在規律”則表現為視覺通道的構建,即視覺主體、陪體、背景、空白以及主、陪體內部邏輯的安排。敘事地圖“文本”通過逐層視覺通道的塑造將地圖符號有邏輯、層次地組織在圖面上,反映符號所述內涵間的結構和關系,類似于“文本”語言的句法和謀篇布局,是心理空間中認知圖式的層級結構的體現。首先,根據意義單元的表意目的,借助視覺通道將3類地圖符號的有機組合生成句子。例如表示某事件在某地發生,至少需要圖像符號作為視覺主體展現事件場景、地圖圖形符號作為視覺陪體展示其空間位置、文字符號作為背景簡要說明事件過程,如圖7(b)所示。再通過圖面版式及色彩塑造更高層級的視覺通道,將“句子”有邏輯地組織在圖面上形成段落、篇章,傳達完整的敘事地圖“文本”信息。如圖7(c)借助“總-分”的輻射型版式劃分了圖面最高層次的視覺主體與陪體,分別展示完整賞櫻路線和各賞櫻點游覽盛況,同時以文字符號為背景描述賞櫻事件的環境語境?？梢钥闯?圖像符號和地圖圖形符號作為直觀的“圖像語言”為敘事地圖“文本”構建了服務于人類認知惰性的相對淺化的信息加工框架,但鑒于其編碼與解碼的意指浮動,在符號組構的過程中需與具有明確指涉結構的文字符號共同敘事,借助文字的信息錨固效能[62],以“圖文互文”的形式防止讀者內容解讀過程中的信息逸散。

3.4 地圖敘事表達策略

地圖敘事表達策略是對制圖者心理空間中的故事的“文本”表征過程,是在地圖“文本”構成邏輯下開展的地圖敘事構思的語義表征過程,即通過視覺“文本”要素的策略性安排和布局(“詞語”的生成組合、“句子”的組織秩序、“段落”的起承轉合、“篇章”的整體風格等),實現地圖敘事的話語生產與“文本”意義建構,最終達到說服或認同的目的。這一過程包含了對事件內容語義的表征和對事件間邏輯語義的表征兩個層面(圖8)。

圖8 地圖敘事表達策略Fig.8 Visualization strategy of narrative maps

內容語義表征是指對地圖敘事內容的基礎展示,通過地圖符號的生成和組合,將敘事事件轉換成圖形或圖像表現出來。在生成階段,基于“詞語”具體表意需求,選擇合適的視覺變量,組合生成具有獨立內涵的地圖符號,完成各單元語義的視覺傳遞。特別是由于地圖圖形符號表意的嵌套性和層級性,即通過點狀、線狀、面狀符號等多個符號共同完成空間語義表征,地圖圖形符號的生成存在“符號組合生成高層級符號”的特殊情況。在組合階段,根據既定的敘事視角(人稱及視點),將上一階段生成的地圖符號按照一定的敘述方式進行組合,完成對事件完整的語義表征。與強調地圖投影、符號系統、制圖綜合等的科學制圖對地理空間表達的關注相比,敘事地圖受敘事時間的影響,更多地注重事件時間和空間的整體表達,需在根據故事時距(事件發生所需要的實際時間)和話語時距(敘事作品敘述所需要的時間)的長短調整呈現形式,在概述、描述、特寫和省略4種敘述方式中進行選擇[24]。時距相等多用于對主體動作、對話、環境等全面描述,采用描述性場景敘事,如圖9(a),聚焦于敘述對象的整體外觀;故事時距大于話語時距,多用于提供敘事背景或概覽,采用概述或省略敘事,如圖9(b),展示故事發展過程的宏觀空間布局;故事時距小于話語時距則用于描述主觀心理,采用特寫敘事,如圖9(c),聚焦于敘述對象的細節神態與動作。

圖9 內容性知識表達示例Fig.9 Examples for the content based knowledge delivery

不同于淺層次的內容語義表征,邏輯語義表征是使得敘事結構能夠被讀者感知的關鍵。受認知心理學的影響,地圖敘事的邏輯語義表征的實現正是視覺修辭的地圖學運用,可分為結構性修辭和意義性修辭兩方面[63]。結構性修辭,旨在強調地圖敘事話語的語義關系,主要體現于“句子”和“段落”在地圖可視空間中排布結構和方式的調整。其中排布結構是指其形成的“視覺圖式”,是對心理空間中認知圖式的視覺再現。即在視知覺的作用下利用“圖”—“底”關系制造視覺動力,進而呈現出地圖的敘事邏輯,是敘事“文本”語義關系生成的根本。這一過程往往通過構圖、色彩及動態變化的設計實現圖面視覺層次、視覺軌跡以及視覺焦點的塑造,使其在反映敘事“文本”語義邏輯的同時,構建敘事“文本”在地圖空間中可能的閱讀路徑,控制讀者對于地圖信息的訪問流程。如圖5(a),通過“變遷事件”的斜向串聯排列形成從左上到右下的斜向視覺流程,引導視線按時間軸方向流動。排布方式主要包括“句子”和“段落”的重復、排比、對稱、拼貼和蒙太奇,在形式上構建話語的節奏與韻律,增強敘事“文本”的整體感。如圖5(a)中的“變遷事件”采用相同的符號組構方式、色彩與質地元素,構成了“段落”上的排比,形成作品獨特的視覺韻律。而意義性修辭,旨在輔助敘事內容的認知和理解,靈活應用于符號、“句子”“段落”“篇章”等各種語形層次,通過操縱“文本”要素“能指”(形象)與“所指”(概念)關系的偏離,借助隱喻、轉喻、提喻、夸張等手段,引發不同的意義聯想與心理感受,表現敘事“文本”豐富的內涵層次與想象張力。由于敘事邏輯可能存在的抽象性,意義性修辭也常服務于結構性修辭中“視覺圖式”的構建。即借鑒視覺隱喻的表現手法,通過對本體、喻體之間并置、融合及替換關系的表征[64],形成富有恰當隱喻內涵的視覺圖式,實現對敘事概念或關系結構的隱喻,促使讀者觀察并思考地圖敘事的邏輯結構[39]。特別地,風格修辭也是一種意義性修辭,受敘事內容的影響,通過偏離普通地圖作品的形式特征來實現修辭效果,帶來新的視覺感受和文化認同。

3.5 敘事地圖的解碼

敘事地圖的解碼是讀者通過視覺感知器官,獲取敘事地圖“文本”可視信息、形成認知并獲得相應敘事體驗的過程,是敘事地圖“文本”內涵在讀者心理空間中的再建構,包含3個階段(圖10)。在讀圖階段,即視覺感知階段,讀者在視知覺力的作用下獲取敘事地圖“文本”中有關物象的色彩、形狀、所在空間及在空間中的“動力”關系,以辨認物象及其產生的關系結構。根據格式塔心理學感知理論[65],讀者會優先將敘事地圖“文本”識別為具有簡單、相連、對稱或有序結構的一個整體,而不是組成敘事地圖“文本”所有部分的集合。其中對于結構的感知則通過視覺圖式完成,遵循著貼近原則、相似原則、連續原則、閉合原則、共勢原則、好圖原則、對稱性原則和經驗原則[65]。在認知階段,讀者啟動認知圖式,利用視覺感知信息生成事件的語義關系網絡。認知圖式是先驗與經驗知識結合的產物,因個體身體、大腦和環境互作經驗的不同而存在差異[61]?？梢?制圖者雖然作為“文本”的組織者和闡釋的控制者決定地圖整體內涵的建構,但卻無法完全控制讀者的釋義反應。讀者將依據個人不同的經歷、標準及認知能力對敘事地圖“文本”做出不同的解讀。在敘事體驗階段,讀者的想象力介入語義關系網絡,建構一個豐滿的故事世界并將其作為體驗空間,從而更積極地與身體立場兼容,形成讀者在時間、空間和情感維度上的沉浸[66]。其中,時間沉浸塑造了讀者的懸念體驗,空間沉浸賦予了讀者在被述事件中的臨場感,情感沉浸則使得讀者對故事和人物產生情感反應。沉浸過程所形成的態度改變在讀者回歸現實情境時依然會得到保留,這時讀者將通過情緒反應而不是對信息的邏輯分析做出判斷,最終實現說服或認同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敘事地圖“文本”的二維空間性賦予讀者更自由的“解碼”主動權。不同于文學作品的強制線性閱讀路徑,對讀者而言,敘事地圖“文本”是一張由相互連接的敘事節點及其鏈接組成的敘事網絡,提供了多方向流的閱讀路徑。讀者可以進入任何節點,選擇穿過、繞著甚至重復、逆轉敘事文本的閱讀路徑,主動建構自己腦海中的敘事故事。因此,敘事地圖的解碼過程是讀者在敘事地圖“文本”上的一場自由“旅行”,讀者可以從一個敘事節點鏈接到任意一個節點,通過在鏈接中的反復跳轉、思考與再定位,追蹤并理解敘事故事的前因后果,把握地圖敘事故事的內涵以及地圖所傳達的精神與文化。

圖10 敘事地圖的解碼Fig.10 Decoding mechanism of narrative maps

3.6 敘事地圖的敘述模型

在敘事地圖的表征實踐中,地圖敘事故事、地圖敘事構思、敘事地圖“文本”、地圖敘事表達策略與敘事地圖的解碼連接著制圖者和讀者,構成了一個具有完整性、目的性、認知活動的基本過程的敘事系統。這5部分并非各自為營,而是憑借各自的基本構成準則呈現出一定的嵌套結構和互動模型。那么,如何把握它們的互動結構和發生機制?又如何解讀意義在表征機制中的生產與傳播?本文立足于地圖的信息傳輸模型[67-68],同時納入費爾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的話語三維分析框架[69]及敘事傳輸理論(narrative transportation theory)[49],構建敘事地圖的敘述模型。

地圖信息傳輸模型從根源上闡釋了地圖信息傳輸過程的主體構成、傳輸指向及信息流,將客觀世界、制圖者、讀者與地圖統一在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中。在“科學”地圖的研究中,地圖信息傳輸模型將讀者的認知特征反饋給制圖者,通過地圖語言的優化降低認知負荷、提升傳輸效率,實現制圖者世界與讀者世界的最大程度趨近。同樣地,對于敘事地圖而言,地圖信息傳輸模型依然起到了關鍵性的認知反饋作用,探尋符合制圖者和讀者雙方認知框架的地圖語言模式,以保障地圖敘事的高效運行。然而,由于敘事地圖與“科學”地圖信息傳達的目標與方式存在差異,地圖信息傳輸模型無法滿足敘事地圖話語實踐與受眾影響效果分析的需求。為了克服這些局限性,本文一方面從生產者視角引入費爾克拉夫的三維分析框架,探討文本的話語實踐及背后隱藏的權力和意識形態。語言學家費爾克拉夫認為話語實踐是“文本”生產、分析和解釋的過程,分別在“文本”結構、交互過程和上下文語境3個層次涉及語篇、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3個維度。語篇維度的“文本”結構分析,是對“文本”語言形式特征的語言學分析,包括構成、語法和結構;話語實踐維度的過程分析,是對“文本”生產過程、闡釋過程及二者與“文本”之間辯證關系的分析;社會實踐的語境分析,則是對話語意識形態和其中權力機制的分析。三維分析框架中雖然包含了話語的生產與闡釋,但其編碼與解碼機制仍服務于話語的意義構建,缺乏對受眾解碼過程中更深層次的心理效應的解析。鑒于此,本文另一方面從受眾視角將敘事傳輸理論引入地圖信息傳輸模型,分析受眾的心理過程。敘事傳輸理論整合了讀者閱讀過程中注意、理解和想象過程,認為敘事傳輸是實現最終說服效果的心理機制,包含了注意聚焦、敘事理解、情感參與和敘事臨場4個心理狀態,通過作用于讀者的注意力、理解力、情感卷入以及沉浸度來影響讀者態度及行為意向的改變。

通過集成地圖信息傳輸模型、三維分析框架以及敘事傳輸理論的耦合互補優勢,本文提出了敘事地圖表征機制的敘述模型,分別從“文本”分析、話語實踐和社會實踐3個維度對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加以闡釋(圖11)。其中,“文本”分析是核心,在敘事地圖語言系統的符碼原理、語法原理和修辭原理基礎上,探討敘事地圖“怎么講”的問題;話語實踐側重分析“文本”的編碼與解碼,在制圖者和讀者認知與表征行為的解析中,探究敘事地圖“如何生產與傳遞意義”的問題;社會實踐則將整個敘事地圖的表征實踐置于社會、情景和制度中考察,研究敘事地圖“意義生產與傳遞背后的深層原因”。其中:

圖11 敘事地圖的敘述模型Fig.11 Working model of narrative maps

(1) 內層的“文本”分析維度。主要涉及敘事地圖“文本”自身的語言學信息和其作為視覺“文本”的視覺表達策略。前者即為敘事地圖表征機制中的敘事地圖“文本”模塊,包括敘事地圖話語的語言成分、生成語法和“文本”結構;后者則為地圖敘事表達策略模塊,通過敘事地圖的語言符號進行圖面呈現方式的描述。二者決定了敘事地圖話語生成的語法和語篇段落的框架,揭示地圖語言如何表達敘事過程中的語義關系。

(2) 中間層的話語實踐維度。主要包含地圖語言生產(編碼)和闡釋(解碼)兩個過程,分別受制圖者和讀者認知框架的影響。第一,制圖者的敘事編碼并非對真實事件的“現實主義”或“自然主義”再現,而是對制圖者認知框架下的事件的表征。被敘述的事件,即地圖敘事故事,需在制圖者地圖敘事構思的輔助下,重構敘事的背景、視角、邏輯結構與內容。第二,解碼過程也受限于讀者的認知框架。該框架通過作用于讀者讀圖、認知階段中的注意力和理解力,影響其敘事體驗階段的情感卷入和沉浸度,最終帶來不同的說服或者認同效果。第三,作為制圖者和讀者意義溝通的橋梁,地圖語言肩負著制圖者與讀者具有普遍性的認知功能,是二者意義交換所形成的聯合關系與交互作用的結果。因此地圖語言不僅需要服從“文本”分析維度中的語言規則,也應遵從制圖者和讀者雙方的認知框架,從而更有效地服務敘事地圖意義的生產與傳播。

(3) 外層的社會實踐維度。敘事地圖的表征實踐被置于權力關系及其演化的視域中。一方面,受表征的“權力邏輯”的影響,敘事地圖“文本”通過視覺化方式激活某種文化意象,以“逼真”的“現實”模樣傳遞制圖者所選擇、呈現的“授權”意義,構建讀者對其的語義認知。另一方面,制圖者與讀者雖然在話語實踐維度中處于對稱的傳播位置,但不同的社會距離致使其認知框架與表征目的并非對稱,制造了敘事地圖表征實踐不同的意識形態內容。因此,敘事地圖“文本”的意義構建受社會文化、傳播實踐、媒介生產等諸多外部因素的影響,如社會倫理與價值、文化壓力與政策限制、行業慣例等[70]。

4 后續的研究議題

針對學術界存在的敘事地圖學術起源模糊、概念范疇不明和表征機制模型缺失等局限性,本文系統考察了敘事及地圖兩個基本概念的發展脈絡,聚焦“文化轉向”與“空間轉向”關鍵性理論邏輯,論證了敘事地圖產生的邏輯理據;通過厘清“文本”敘事條件及地圖“文本”敘事的能力,界定了“敘事地圖”的基本概念及內涵,并甄別了敘事地圖的本質特征;立足于結構主義敘事學與視覺修辭學的研究范式,構建了敘事地圖的敘述模型,解析了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本文的主要學術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①奠定了敘事地圖的理論“合法性”;②闡明了敘事地圖的概念、特征和表征機制等基本問題,為敘事地圖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論參考。

在厘清了基本理論問題后,后續的敘事地圖研究應該朝著系統化、體系化和學科化的方向發展。具體而言,應圍繞如下幾個關鍵議題展開(圖12):

圖12 敘事地圖的研究領域Fig.12 Research agenda of narrative maps

(1) 時間與空間在敘事地圖中具有怎樣的內涵和表征形態,且遵循怎樣的建構機制?敘事地圖通過構建時間的綿延和空間的拓展幫助受眾獲得時空體驗,對其時間與空間問題的探討將影響著敘事地圖理論及實踐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重點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開展:廓清時間與空間哲學思想演進線索,以此為基礎明晰地圖敘事中故事時間、話語時間、心理時間、故事空間、話語空間、制圖空間、身體空間、情感空間的概念范疇;剖析不同時間與空間范疇間協調互作、意義轉換與傳遞的機制,進一步探討和完善敘事地圖的時空理論。

(2) 符號在建構敘事地圖“文本”意義的過程中具有怎樣的深層關系與關聯機制,并遵循怎樣的釋義模型?在敘事地圖的語言系統中,符號作為人們視覺感知的單元對象,憑借一定的符碼原理、語法原理和修辭原理建構出“文本”的語義內涵,因此探索其傳達意義的結構模式對后續敘事地圖設計與分析研究至關重要。具體可基于組合—聚合關系、圖文系統、概念整合等基礎理論,從符號學、語言學、認知學視角探討敘事地圖符號之間的層級、互文關系及相應的釋義規則。

(3) 敘事地圖設計應遵循怎樣流程并采用怎樣的表達策略?設計過程作為敘事地圖理論的落腳點,旨在引導制圖者創作出符合受眾認知的地圖作品。首先可以借助心理及認知實驗探索敘事地圖視覺邏輯構建問題,建立敘事地圖設計的理論框架,為敘事地圖實踐提供有效、可持續的支撐。其實驗過程可重點關注以下問題:敘事線索在視覺上是如何建構的,不同類型符號間如何形成明確的互作邏輯?時間和空間是如何組織的?具體表現為怎樣的圖式結構?圖式結構具有怎樣的認知模式?同時也需結合視覺修辭學的基礎理論,從視覺語法與修辭結構角度提出相應的“語言策略”,增強敘事地圖在傳播實踐中的影響效力。

(4) 如何評估敘事地圖的敘事效能?在解決了敘事地圖設計方法問題后,需進一步驗證其合理性,進而優化關鍵視覺設計方法,形成一套“理論創新—方法實踐—認知反饋”研究范式?？v觀現今大眾傳播的視覺敘事實踐,敘事“文本”的最終目的就是達到說服或認同,影響讀者的態度、情感和行為。因此,對于敘事地圖敘事效能的評估應是對“文本”說服效能的評估,而非對信息傳輸準確性的過度關注。其實驗過程可以借助腦電、皮電、心電技術手段,精準測量并分析敘事地圖讀者的認知行為和表征情感的生理指標,同時結合情緒量表,定量評估敘事地圖的說服效能。

(5) 如何開展面向敘事地圖“文本”的視覺分析?因其復雜的語言系統與意義規則,敘事地圖的閱讀與理解超越了普通意義上的“觀看”邏輯,涉及更為復雜的視覺認知體系。因此,如何為敘事地圖創立一種觀看結構,從而能在方法論上把握不同主題、內容、形式的敘事地圖“文本”語言及其話語結構和邏輯,是敘事地圖研究的又一關鍵議題?？山梃b圖像民族志、闡釋學、精神學分析等方法,開展相應的視覺語法分析(形式維度)、視覺話語分析(意義維度)與視覺文化分析(語境維度)研究。

(6) 敘事地圖的批評策略是什么?批評作為一種評價和分析行為,能夠引發對于敘事地圖話語構建原理及其深層的權力運作的深入思考,進而揭示敘事地圖創作的意識形態機制。敘事地圖借助符號行為在制圖者、讀者和敘事內容之間建立了一種合法的支配關系與對話關系,那么這種關系是如何建立的?其背后的權力體系是什么?為了探索敘事地圖在社會權力結構中的生產邏輯,可從權力與政治想象、身體與性別、表演與狂歡、文化與空間詩學、本土化與空間美學等角度對敘事地圖給予批判性的解釋、分析、評價和反思。

(7) 敘事地圖在數字媒介下具有怎樣的表征機制?可穿戴設備、混合現實、線上線下場景融合、元宇宙等數字媒介連接了現實物理空間與虛擬數字空間,轉變了敘事中的空間秩序和表征機制。主體通過沉浸式體驗和互動式參與等具身實踐,直接融入敘事“文本”創建與意義建構過程。那么,在數字媒介環境下,敘事地圖具有怎樣的新特點與新機制?數字媒介如何重塑敘事地圖的表征機制?能否提出一套納入主體互動參與和具身體驗的敘事地圖敘述模型?

(8) 敘事地圖在后現代語境下具有怎樣的研究范式?后現代地圖學的理論范式經歷了從表征到非表征的轉換,不再強調地圖的現實再現與社會建構等表征機制,而是更加關注主體在社會建構與實踐過程中的具身體驗,倡導將宏觀社會的偶然性、突發性與日常性,以及微觀主體的感知性、情感性和流動性納入研究視野。在此背景下,敘事地圖能否邁向非表征范式?非表征范式又包含怎樣的本體論、認知論和方法論?

(9) 如何開發敘事地圖的產品體系?隨著人口素質的提升和市場需求的轉變,地圖產業已經步入了“民生服務”的大眾化時代。作為日?；顒又兴苤苯痈惺艿降妮d體,產品的層次豐富程度是地圖產業繁榮與否的直接體現。因此,立足于市場需求,從結構、形態、功能等維度打造多樣完善的地圖產品體系,亦是敘事地圖研究的重要的方向。

(10) 敘事地圖如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文化軟實力是國家綜合實力最高層、最核心的體現[71]。在國際競爭加劇和國家快速發展的歷史時期,敘事地圖如何面向“文化自信”“文化傳播”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尋求“講好中國故事,傳遞中國聲音,傳播中國形象”的關鍵突破口?敘事地圖如何深度參與到城市、社會乃至領土空間的知識生產與社會建構過程,助力國家占據文化發展的制高點并掌握國際競爭的主動權?這些議題關系到敘事地圖學的可持續發展,未來需重點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