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分析

◆岳斯瑋

一、引言

數字經濟是指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數字技術作為核心驅動力量，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通過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提升經濟效率和優化經濟結構的一系列經濟活動[1，2]。隨著社會發展進入數字經濟時代，數字經濟影響著全球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全球的要素資源、經濟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調整，數字經濟水平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關鍵力量。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效顯著，對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測算，2022 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 萬億元，同比增長4.68 億元，占GDP 比重為41.5%；其中，數字產業化規模為9.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數字經濟比重為18.3%，占GDP 比重為7.6%；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41 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占數字經濟比重為81.7%，占GDP 比重為33.9%?？梢姲殡S著數字技術的創新發展，產業數字化轉型持續向縱深發展，產業數字化對數字經濟增長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顯。由此可知，數字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其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促進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功能已經開始顯現，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可以有效地加快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轉變經濟結構、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促進各個領域資源的高效利用，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建設。

因此，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研究已經引起了眾多專家、學者的興趣。但是，縱觀已有文獻，當前研究主要聚焦在對數字經濟領域和實體經濟領域，對兩個領域之間的融合發展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2～10]：第一個方面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理論分析研究。研究重點是探索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互動機理，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的路徑，如曹正勇、焦勇、胡斌等；第二個方面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實證研究。一是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定性研究，探討二者之間融合的意義、現狀、機制、路徑，如蘇獻華和李俊男、郭晗等。二是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的融合的定量研究，如劉昭潔、周曉輝等。

綜上，當前研究主要聚焦在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機理、策略等方面，而對二者之間融合發展的量化研究比較少。然而，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水平的測算，對改善和深化數字經濟賦能區域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具有很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建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構建數學模型，測算出中國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協同融合水平，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發展水平進行評價就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研究設計

（一）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在數字經濟子系統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參考中國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從生產要素、生產力、生產關系三個方面來看，數字經濟主要涉及四大部分：一是生產要素，即數據價值化，主要體現在數據覆蓋能力、傳輸能力、承載能力等方面；二是生產力，即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主要是指數字技術創新成果在產業中的轉化，主要體現在軟件產業、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方面。產業數字化主要是指傳統產業應用數字技術，開展數字經濟嵌入實體經濟發展的新模式，主要體現在企業信息化、交易平臺化、數字金融等方面；三是生產關系，即數字化治理，主要是指數字化公共服務等。因此，從數字價值化、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數字化治理化等著手構建中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在實體經濟子系統指標體系的構建方面，目前有關實體經濟的界定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當前研究主要是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采用實體經濟總量、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等指標來表征實體經濟；二是從實物量投入、信貸支持、市場環境和經濟產出角度通過構建指標體系來測度實體經濟[6～10]。借鑒上述研究，從實體經濟發展規模、實體經濟效益、實體經濟發展潛力等三個方面來刻畫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其中，實體經濟規模，用除金融、房地產以外的行業增加值來量化；經濟效益和發展潛力評價指標選取時，基于工業是實體經濟的主導力量，又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的關鍵領域的考慮，選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發展潛力來刻畫實體經濟的效益和潛力。

綜上，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完備性、層次性、可操作性原則，構建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具體見表1。

表1 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二）評價方法與標準

1.發展水平評價模型。功效函數法是一種測算評價對象綜合水平的方法。其原理是對每一項評價指標確定一個滿意值和不允許值，以滿意值為上限，以不允許值為下限，計算出各指標實現滿意值的程度，以此確定各指標的得分，在此基礎上，通過加權平均計算綜合得分，從而得到被研究對象的綜合情況。為了避免主觀因素影響，在利用功效函數測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時，利用熵權法來計算各指標的權重，構建熵權—功效函數模型，具體如下：

假設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子系統中，有m 個評價對象，每個評價對象有n 個評價指標，第i 個評價對象在第j 個指標上的指標值為aij，對于正效應指標以最大值作為滿意值，最小值作為不允許值；對于負效應指標以最小值作為滿意值，最大值作為不允許值。

①計算各指標的功效分數a*ij:

對于正效應指標：

對于負效應指標：

②計算第項指標的貢獻度

③計算第項指標的熵值：

如果Pij的值為0，則令ej=0。

④計算第j 項指標的熵值權重：

⑤計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得分：

根據模型原理可知，dt∈[0，1]，且越接近1，表明子系統的發展水平越好。

2.協同融合度評價模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是兩個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又存在差異的子系統，與物理學中容量耦合的概念有一定的相符性。因此，在評價兩者之間融合水平時，借鑒容量耦合系數模型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水平r 進行測算，具體如下：

根據計算原理，該測算模型存在一定缺陷，當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都較低且水平相近時，會出現融合度的“偽高”現象，與實際不相符合。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出現，對融合度測算模型進行修正，構建協同融合度測算模型，具體如下：

①確定子系統的綜合發展度

根據各子系統的發展水平得分，計算子系統間的綜合發展度，刻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整體的貢獻情況，計算公式為：

其中，ai表示各子系統權重。由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因此，在具體計算時，各子系統權重分別取為0.5。

②確定協同融合發展度

根據計算得出的綜合發展度及未修正的融合度，計算得出系統的協同融合發展水平，計算公式為：

根據評價原理可知，協同融合發展度的值R 應該在0～1 之間，而且越接近1，表明子系統之間協同融合度越好，反之，則協同融合度越差。

為了刻畫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相對發展水平，根據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計算相對發展水平，計算公式為：

其中，d1，d2分別表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參考已有研究成果[11，12]，規定0≤t≤0.8 表示數字經濟發展滯后，0.8＜t≤1.2 表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同步，1.2＜t 表示實體經濟發展滯后。

3.數據來源及評價標準。由于數字經濟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當前對數字經濟的統計數據與統計指標還不完善。因此，考慮數據完整性、獲取性、連續性，選取我國除港澳臺、西藏以外的30 個省份作為評價對象，2013～2021 年作為評價時間段。評價指標體系中，各評價指標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各省統計年鑒”“北京大學數字金融普惠指數”“中國政務數據治理發展報告”“國家數據”網站等。為了更好刻畫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水平，參考已有研究成果[13～17]，將兩者協同融合水平分為10 個等級，具體見表2。

表2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發展水平等級劃分

三、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的時空演變分析

（一）中國各省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

根據熵權—功效函數模型，計算出我國30 個省市自治區（因樣本數據缺失，我國西藏自治區，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的樣本數據暫未涵蓋）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具體見表3。根據表3可知：首先，從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2013、2017、2021 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得分的均值分別為0.200、0.191、0.185，2013～2021 年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前5 省份為北京、廣東、上海、江蘇、浙江，特別是北京的數字經濟發展水平遠高于其他省份，表明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有所下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省份持續向好，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沒有顯著的進步，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其次，從實體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實體經濟的平均發展水平在穩定提升，且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省份，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較好，表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顯著，如2021 年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最好的為廣東，得分為0.819，最差的為甘肅，得分為0.015；第三，從發展模式來看，2013～2021 年發展模式保持不變的省份有12 個，占比40%，表明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引領模式還不夠穩定，存在一定的波動性；同時，2013～2021 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模式，得到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動態變化圖，具體見圖1。根據圖1 可知，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可以分為2 個階段，2013～2017 年以數字經濟領先發展為主，2017～2021 年以實體經濟領先發展為主，并且實體經濟領先的省份數量有增多的趨勢，可見當前我國整體上從“數字經濟領先發展“轉變為了”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滯后。

圖1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2013～2021 年發展模式動態變化

根據表3，利用SPSS25.0，對我國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進行聚類分析，具體見圖2。

圖2 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聚類譜系

根據圖2，在空間上，可以將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分為三個梯度，具體見表4。第一梯隊的省份要么數字經濟有較高發展水平，要么實體經濟有較高發展水平，但是兩者之間協同性還有待加強；第二梯隊的省份主要處于實體經濟領先發展階段，但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還有待加強，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帶動作用不足；第三梯隊的省份不管是數字經濟，還是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都相對較低，需要以數字經濟發展為契機，促進區域經濟的全面提升。

表4 中國省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空間分布

（二）中國各省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水平時空演變特征

利用計算所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得分，根據熵權—協同評價模型，計算得出中國各省域2013～2021 年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具體見表5。根據表5 可知，中國絕大部分省份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排名變化不大，和2013、2017 年相比較，在30 個省份排名沒有變化的省份分別有13、12 個，排名變化在2 位以上的省份分別有5、4個；其中變化比較大的是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和2013 年相比較，排名分別降低了6 位、5 位和9 位。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總體發展趨勢比較穩定，且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好的省份在兩者融合方面有著絕對領先優勢，排名有變化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數字經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處于第二、三梯隊的省份，可見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發展，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薄弱的省份已經開始注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競爭態勢。

表5 中國各省域2013、2017、2021 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水平

根據表5 中數據，結合表2 的等級劃分標準，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融合水平有“高—中—低”三個空間等級，具體見表6。根據表6 可知，目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處于協同發展類的省份有5 個，占比16.67%，其最好的是廣東，其次是北京，沒有省份進入優質協同發展階段；處于過渡協同發展類的省份有7 個，占比23.33%；處于失調發展類的省份有18 個，占比60%。處于失調發展類和過渡協同發展類的省份主要都是實體經濟領先的發展模式，數字經濟發展水平相對不夠，不能很好賦能實體經濟發展?？梢?，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還不高，絕大部分省份還沒有進入協同發展階段，各省份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和非均衡性，存在一定的兩極分化現象，數字經濟發展滯后影響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與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有著明顯的關聯性，例如，2021 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前5 的省份廣東、北京、江蘇、上海、浙江，其經濟發展水平在我國也是名列前茅的，表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發展可以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

表6 中國省域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水平空間分布

（三）區域間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

根據測算出的2013～2021 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融合水平得分，計算得出我國東北地區、北部沿海、東部沿海、南部沿海、黃河中游、長江中游、西南地區、大西北地區等八大經濟區2013～2021 年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與融合水平平均值（具體見表7）。根據表7 可知：首先，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水平發展存在顯著空間差異性，沿海地區不管是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是兩者之間的協同融合水平都較高于其他區域，特別是東北沿海地區遠高于其他7 個區域，長江、黃河中游地區處于居中位置，大西北地區最差，可見在空間上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呈現出“從東往西逐級遞減”的空間演變特征；其次，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高的區域，其所包含的省份的協同融合發展水平也較高，如東部沿海上海、浙江、江蘇；而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低的區域，所包含省份協同融合發展水平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該類區域有長江中游、黃河中游、西南地區、東北地區、大西北地區等，表明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呈現“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特征，并且以“低低聚集”為主；第三，從發展模式上看，沿海地區的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都為“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模式，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降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也有所減少，使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發展水平也有所降低；長江和黃河中游地區為“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模式，數字經濟滯后不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西南、東北、大西北地區為“數字經濟領先”發展模式，但是這3 個地區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水平都不是很高，雖然數字經濟發展領先，但是數字經濟水平不高，對實體經濟發展賦能不足。

表7 中國八大經濟區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水平評價指標體系，利用熵權—功效函數模型、協同融合度測算模型等測算出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對我國30 個省市自治區（因樣本數據缺失，我國西藏自治區，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臺灣地區的樣本數據暫未涵蓋）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發展水平時空演變特征進行了評價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1）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演變特征方面，一是從數字經濟的發展水平來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整體有所下降，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省份持續向好，而數字經濟發展水平較差的省份數字經濟發展沒有顯著的進步，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性。二是從實體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實體經濟的平均發展水平在穩定提升，且實體經濟發展水平較好的省份，其數字經濟發展水平也較好，表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發展有著顯著的促進作用。但是，實體經濟發展水平差距顯著。三是從發展模式來看，當前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引領模式還不夠穩定，存在一定的波動性；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發展模式可以分為2個階段，2013～2017 年以數字經濟領先發展為主，2017～2021 年以實體經濟領先發展為主，并且實體經濟領先的省份數量有增多的趨勢，當前我國整體上從“數字經濟領先發展”轉變為了“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數字經濟發展存在顯著的滯后。四是從空間上來看，根據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綜合發展水平可以分為三個梯隊。

（2）各省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演變特征方面，一是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總體發展趨勢比較穩定，且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水平比較好的省份在兩者融合方面有著絕對領先優勢，排名有變化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數字經與實體經濟綜合發展水平處于第二、三梯隊的省份，可見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發展，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薄弱的省份已經開始注重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發展，呈現出明顯的競爭態勢。二是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還不高，絕大部分省份還沒有進入協同發展階段，各省份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和非均衡性，存在一定的兩極分化現象，數字經濟發展滯后影響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水平與各省經濟發展水平有著明顯的關聯性，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發展可以促進區域高質量發展。

（3）區域間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演變特別方面，一是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融合水平發展存在顯著空間差異性，沿海地區不管是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的發展水平還是兩者之間的協同融合水平都較高于其他區域，特別是東北沿海地區遠高于其他7 個區域，長江、黃河中游地區處于居中位置，大西北地區最差，在空間上我國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呈現出“從東往西逐級遞減”的空間演變特征。二是我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存在顯著的空間關聯性，呈現“高高聚集，低低聚集”特征，并且以“低低聚集”為主。三是從發展模式上看，沿海地區的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都為“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模式，且數字經濟發展水平有所降低，數字經濟對實體經濟的促進也有所減少，使得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發展水平也有所降低；長江和黃河中游地區為“實體經濟領先”發展模式，數字經濟滯后不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西南、東北、大西北地區為“數字經濟領先”發展模式，但是這3 個地區的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水平都不是很高，雖然數字經濟發展領先，但是數字經濟水平不高，對實體經濟發展賦能不足。

研究結論對中國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發展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結合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的發展實際，在今后發展中，一是應針對不同的區域，制定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目標，實施差異化的數字經濟發展方式，縮小區域間數字經濟的發展差距，挖掘數字經濟的發展潛能，促進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形成高質量發展的“數字經濟—實體經濟”空間布局；二是提升數字經濟的核心技術的研發和儲備，為數字經濟的發展提供創新和技術支撐；三是促進工業的數字化轉型，深化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同融合，打造數字經濟產業鏈，形成多元化的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協同融合生態體系；四是發揮政府、企業、行業協會三者的作用，構建多元主體的數字治理體系，為數字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提供良好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