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強省建設：基礎成效、現實困囿與政策選擇

◆牟錦毅 趙穎文 許鈺莎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強調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從實施鄉村振興到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意味著我國“三農”工作由此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與此同時，黨的二十大和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就加快建設農業強國作出重大部署，向全黨全社會發出了持續重農強農的強烈信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強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根基，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夯實國家安全基礎，都離不開農業發展?！盵1]

四川是我國重要的農業大省和人口大省，自古就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鄉村地域廣闊、農業資源豐富、農耕文明底蘊豐厚。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四川“三農”發展高度重視，多次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四川擦亮農業大省金字招牌，打造新時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糧倉”，加快推動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2]。隨著絕對貧困的全面消除，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的如期實現，四川“三農”工作正式邁入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從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的關鍵階段。也正是導源于這種宏觀形勢的轉變，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強省建設被擺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既是針對當前“三農”發展形勢和城鄉關系調整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事關我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和農業強國建設的大省責任和重要擔當。

二、基礎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立足現實省情農情，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總方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采取一系列新措施，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總體呈現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當前，四川農業現代化全方位展開、鄉村產業結構和經營方式深刻變化、農業農村全面綠色發展、農村居民收入持續提升，一系列現代要素正在不斷滲透與重塑著鄉村生產生活的方方面面，推動鄉村振興迭代升級，助力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開局良好。

（一）農業綜合生產能力邁上新臺階，農業基礎性地位進一步夯實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穩定，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不斷邁上新臺階。2021 年，四川農林牧漁業增加值5818.1 億元，占全國比重的6.69%，僅次于山東省和河南省，列居全國第3 位；全省糧食產量3582.14 萬噸，列居全國第9 位，人均糧食占有量427.9 千克，穩穩高于國際公認的400 千克糧食安全線；糧食單產水平從2012 年的5229.35 千克/ 公頃增至2021 年的5634.32 千克/ 公頃，增長7.74%；大豆玉米帶狀復合種植示范推廣成效顯著，是我國落實任務最多的省份。在糧食安全基本得到保障的同時，四川“菜籃子”產品也日漸充裕豐盈，肉、蛋、果、菜等重要農產品產量均位居全國前列，其中，生豬出欄量常年居全國第1 位，順延了歷史上“川豬安天下”的美譽。2021 年，四川豬肉、牛羊肉、油料、禽蛋、蔬菜（含食用菌）、水果產量在全國的占比分比為8.70%、5.28%、11.53%、4.96%、6.50%和4.31%，倉廩充實，其中，豬肉人均占有量55 千克，牛羊肉人均占有量7.64 千克，油料人均占有量49.76 千克，禽蛋人均占有量20.22 千克，蔬菜（含食用菌）人均占有量601.90 千克，水果人均占有量154.19 千克，較好地滿足了居民不斷增長的對吃得好、吃得多樣、吃得營養的食物消費需求。隨著四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生產在全國地位不斷鞏固抬升，龐大的農業生產規模和豐富的農產品品類為推動四川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農業產業和產品結構不斷優化，鄉村產業鏈正朝著縱深拓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農業產業結構持續優化，農業總體邁入了高質量發展階段。2012～2021 年，四川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年均增速為6.26%，超出全國6.09%的平均增速水平。其中，四川農業產值比重穩定在5 成以上，農業產值增長對全省農林牧漁業總產值的增長貢獻率達到58.85%；農林牧漁專業及輔助性活動產值的年增速最快，為11.72%，表明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進程不斷加速；林業和漁業總產值的年增速分別為11.65%和8.02%，農林牧漁產業結構不斷趨于優化調整。與此同時，四川農業產業附加值大幅提升，農業生產方式逐步從“傳統種養”漸進轉向“鏈式融合”。在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雙重驅動下，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邁出了堅實步伐，農業產業內部整合、農業產業鏈延伸、農業與關聯產業交叉融合等模式紛紛涌現，鄉村傳統產業形態不斷發生“裂變”[3]。目前，以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農村電商、康養文旅、民宿經濟等為代表的新產業新業態在四川各地蓬勃興起，成為拓展農業功能和促農增收的重要經濟業態。2021 年，四川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業綜合經營性收入達到3637.43 億元，接待游客4.66 億人次，規模效益居全國前列；四川農產品網絡零售額達385.9 億元，位居全國第9、西部第1，在推動農民創新就業、開拓農村消費市場和推動鄉村經濟新增長等方面成效顯著。

（三）農業農村綠色化水平持續提升，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秉承“科學施肥、保護耕地、經濟低碳”的綠色發展理念，農業農村發展更加綠色環保，更具可持續性。據四川統計年鑒數據，2021 年，四川化肥施用量207.16 萬噸（折純量），較2012 年減少18.12%；農藥使用量4.10 萬噸，較2012 年減少32%，二者施用量均連續9 年實現負增長，且四川單位面積的化肥、農藥施用量也都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達76%、秸稈綜合利用率在90%以上、農膜殘留回收率突破80%、農藥包裝廢棄物回收利用率達74%，農業產地環境治理保護效果顯著提升。隨著綠色發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四川綠色優質農產品安全供給能力明顯增強。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21 年，四川綠色食品、有機農產品和地理標志農產品數量合計2367 個，產品涵蓋了糧油、蔬菜、水果、畜禽等各個品類及其加工品，為塑造具有區域特色的品牌體系和促成優勢產業集群奠定了良好基礎。另一方面，四川鄉村生態環境也展現出新氣象，截至2021 年末，四川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達到87%，農村生活垃圾進行收運處理的行政村比例達到96%，農村生活污水亂排現象基本得到管控，鄉村人居環境整治工作扎實推進、成效突出。

（四）消除絕對貧困和促農穩定增收，農民農村共同富裕扎實推進

四川脫貧人口基數大，是全國扶貧開發攻堅任務最為繁重的6 個省份之一。隨著我國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四川同步消除了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啟動實施“四大片區扶貧攻堅行動”，著力抓好“五大扶貧工程”，各地基于現實條件創造了生態扶貧、旅游扶貧、電商扶貧、金融扶貧、資產收益扶貧和產權改革扶貧等多樣化扶貧模式。歷經八年的持續奮斗，截至2020 年末，四川724 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88 個貧困縣全部摘帽，11051 個貧困村全部出列，絕對貧困全面消除，為我國脫貧攻堅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據國家統計局貧困監測報告數據，四川貧困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3 年的2740 元增至2020 年的9480 元，年均增長19.40%，超出同期全國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的增速水平。2021 年，四川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7575 元，比2012 年增長了136.48%，年均增速10.04%；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6444 元，比2012 年增長了162.47%，年均增速11.32%（見表1）。由此可見，無論從人均可支配收入還是人均消費支出來看，四川農村居民的增幅及其增速均明顯超出城鎮居民，也超出了同期全國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與消費的增速水平。2012～2021 年，四川城鄉居民收入比從2.72∶1 降至2.36∶1，城鄉居民消費比從2.37∶1 降至1.64∶1，農民獲得感和幸福感顯著增強，減貧戰略也從消除絕對貧困轉向了緩解相對貧困。

表1 四川城鄉居民收入、消費水平變化及其與全國比較 單位：元；%

三、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強省建設中面臨的現實挑戰

四川地域廣闊、人口眾多、地貌氣候多樣，各地農業農村情況千差萬別，一定程度而言，相比浙江、江蘇、山東、黑龍江等傳統農業大省，四川更貼合于中國農業“微觀縮影”的形容。伴隨著“三農”發展的全面轉型，四川人均資源稟賦不足、農業勞動力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農業生產效率效益偏低、鄉村產業競爭力不強等現實挑戰更為突出，亟需置于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加快農業強省建設的新的歷史階段和環境中予以深刻再審視。

（一）農業資源環境剛性約束加劇，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總量供給壓力趨增

耕地是農業生產的命根，水利是農業生產的命脈。四川耕地質量總體不高，數量持續減少，水資源分布與農業生產存在空間錯配特征，水資源利用效率偏低，侵蝕著四川農業生產系統的韌性。一是耕地數量持續減少。據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國國土調查數據，四川耕地面積從2009 年的10080 萬畝降至2019 年的7840.75 萬畝，年均減少224 萬畝，耕地減幅列居全國各省份之最，人均耕地面積從1.23 畝降至0.94 畝。即便在2020、2021 年耕地備受關注的情況下，四川耕地面積依然相繼減少了68 萬畝和23 萬畝，人地矛盾進一步加劇，并且這種趨勢在短時期內難以扭轉。二是耕地保護和質量提升面臨嚴峻挑戰。四川地形復雜多樣、整體耕地質量不高。目前，全省7800 萬畝耕地中有7 成位于6°以上的坡地，“一平二坡七分田”嚴重阻滯了農業規?；l展；中低產田面積占比61.8%，地塊細碎零散、坡多臺多梗多，有利于水土資源集約高效利用的優質耕地資源十分缺乏。為確保糧食等重要農產品穩產增產，農業生產中依然需要大量使用化學品，容易造成土壤板結酸化、有機質含量下降和土壤污染等環境問題。三是農業灌溉用水得不到有效保障。四川水資源豐富，但水資源與耕地資源不相匹配，農業灌溉用水需要依靠農田水利工程來實現空間均衡配置。然而，四川大中型灌區建設進度緩慢，骨干水網尚未形成、渠系配套建設滯后，影響了農田灌溉作用的發揮；而作為丘陵山區供水主力的山坪塘、蓄水池、提灌站等小微水利工程，不僅總量不足且年久失修，成為四川農業生產的重要阻礙。

（二）農村勞動力持續非農化轉移，農業勞動力供需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

2015～2021 年，四川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從47.7%升至57.82%，年均增加1.69 個百分點，在既有農業技術難以跟進的情況下，城鎮化推動農村勞動力非農化轉移的趨勢仍在持續，給農業發展帶來了多方面沖擊。一是糧食等重要農產品需求仍在剛性增長。一方面，城鎮化推動居民膳食消費結構不斷朝著高蛋白、高營養方向轉型升級，顯著提升了居民對畜產品的需求。2015～2021 年，四川居民人均肉（豬牛羊）、禽、蛋、水產品及奶類的年消費量總和從76.09 千克增至86.93 千克，年均增速2.24%，拉動飼料糧消費需求剛性增長。另一方面，近年來，受疫情及宏觀經濟形勢影響，大量川籍農民工從省外返鄉，但絕大多數未回歸農業生產，選擇留在城鎮或在鄉村從事非農產業活動，加重了農產品供給壓力。二是農業用工難問題得不到有效破解。據統計年鑒數據，2010～2021 年，四川農業從業人員數量從2044 萬人降至1506 萬人，減少了26.32%。目前，四川農村常住人口已不足戶籍人口的一半，老人農業和婦女農業成為客觀事實。農村勞動力的持續外流促使四川農業“用工難、用工貴”問題日臻突出，特別是季節性用工短缺問題普遍，嚴重制約了農業可持續生產。隨著農業產業化發展，機械化運用、科學育苗、精準施肥、疾病防控等對農業用工也提出了更多技術需求，而留守的弱能型勞動力很難滿足其要求。三是土地生產功能不斷趨于弱化。隨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將農業當成兼業或副業，在農村實際生活和愿意從事農業的人數越來越少。加之農戶退出土地承包缺乏合理機制，一些農民外出打工期間寧可暫時荒廢土地也不愿流轉出去，致使土地流轉面積增速持續趨緩，農村土地精耕細作的傳統慢慢淡化，部分地區表現出不同程度的復種指數下降和耕地撂荒現象。

（三）科技賦能現代農業效果不強，農業生產率與生產效益難以有效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四川農業科技加快發展，新品種、新技術、新裝備、新模式不斷創新和突破。但相比于農業現代化的客觀需求，農業科技支撐依然不足，目前，四川農業勞動生產率分別僅相當于二、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1/5 和1/4。以糧食生產為例，2021 年，四川糧食單產5634.32 千克/公頃，尚達不到全國平均水平；其中，水稻作為四川傳統優勢作物，單產7964.8 千克/公頃，僅略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為國內最高單產水平（上海）的84.67%；四川小麥單產4208.12 千克/公頃，比全國平均低27.73%，為國內最高水平（上海）的62.46%；玉米單產5865.15 千克/公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6.77%，為國內最高水平（新疆）的64.30%；大豆單產2354.5 千克/公頃，雖高出全國平均水平，卻僅為國內最高水平（新疆）的79.39%（見表2）。同時，作為國內典型的山丘區農業大省，四川農業機械化明顯滯后，農機裝備總量不足、結構不優、質量不高的問題突出。據相關統計，2021 年，四川主要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為65%，比全國平均低6個百分點；而且四川不同區域間農機化發展很不平衡，如成都平原糧食綜合機械化水平為79%，丘陵地區為59%，而攀西地區僅36%。正因此，四川農業機械對人工的替代效應不顯著，對農業降本增效的作用也不明顯。以水稻生產為例，2015～2021 年，全國畝均人工成本從620 元降至534 元，但與之相悖的是，四川畝均人工成本不降反升，從708.28 元升至808.82 元。此外，大數據、互聯網、云計算、物聯網等現代生產要素在農業領域中的應用不足，交疊著農業勞動力減量化和老齡化問題，四川依靠科技賦能農業高質量發展的格局遠未形成[4]。

表2 2021 年四川主要糧食作物單產與全國平均水平比較 單位：千克/公頃

（四）小農戶結構性分化趨于加速，難以有效嵌入現代農業產業分工體系

據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公報，截至2016 年末，四川小農戶數量占農戶總數的99.25%，戶均耕地面積4.35 畝，比全國平均還低了44 個百分點。經過多年市場化發展，四川小農戶群體內部已形成鮮明的分化，家庭勞動力表現出兼業化、離農化、去農化等多向發展格局。同時，受代際分工等影響，鄉村人口老齡化現象突出，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20 年四川農村60 歲及以上人口占農村總人口數的27.32%，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21.92%，分別超出全國平均3.5 和4.2 個百分點?？梢?，四川農村勞動力兼業化、老齡化相比全國更為嚴峻，既有的人力條件完全不具備與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相匹配的素質能力，還在不斷地削弱農業強省建設的人力資本基礎。在高度開放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四川小農戶結構性分化進程還在不斷提速，舊有的土地經營方式、農業生產服務模式已難以適應規?；?、標準化、科技化的現代農業，分散的、弱能的小農越來越難以依靠自身力量打破農業生產的“低水平均衡”，特別在貧困地區、邊遠山區，囿于資源環境惡劣、區域經濟水平偏低，小農戶生產生活極易再次返貧[5]。因此，亟待構建起能夠契合四川小農戶分化趨勢的新型農業經營服務體系，確保小農戶在農業強省建設中不掉隊，這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和農業強省建設中必須直面的現實問題。

（五）鄉村產業質效和競爭力不高，內生動能不足抑制產業能級進階提檔

近年來，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產業興旺”，極大激發了四川各地鄉村產業發展動能，但從總體發展來看，鄉村產業層次與產業能級依然偏低。一是鄉村產業同質化競爭嚴重。不少地方在推動鄉村產業發展過程中，始終未能跳出規模擴張和數量增長的思維局限，部分農產品生產從適宜區轉向了次適宜區甚至不適宜區，帶來產能過剩、產品低端化等問題，很容易陷入價格戰困局。并且，產業的無序擴張還會在無形中抬高產業的準入門檻，使得一些原本就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失去參與產業并從中獲益的機會。二是鄉村產業發展韌性不強。盡管四川鄉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全面開花，但各地三產融合路徑較為混亂，產業間分割明顯、融合程度低。受鄉村用地剛性約束較多、農產品加工技術滯后、物流交通受阻、農用物資供應不足及價格波動等影響，四川多地鄉村產業融合的疊加效應釋放不足；同時，鄉村產業發展未能較好地“楔入”鄉土實際，尤其表現在產業對小農戶的包容性和吸附性不強，甚至進一步加劇了小農戶群體的內部分化。三是農業品牌建設面臨挑戰。當前，四川農產品品質分層和優質優價的實現機制未能有效構建，在生產環節就普遍缺乏質量分級的思想觀念和技術標準，市場環節也就缺失了以質量分級為基礎的價格形成機制，造成市面上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惡意壓價的現象屢見不鮮，綠色優質農產品溢價水平低，農產品品牌建設面臨嚴峻挑戰。

四、在全面鄉村振興中實現四川農業強省建設的內在要求

當前，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農業強省建設已然有了良好的成效基礎。然而，推動四川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是一項具有高度前瞻性、復雜性和系統性的實踐活動，必須深刻認知新發展階段四川“三農”工作的歷史方位和戰略定位，準確把握四川農業強省建設的內在要求，切實走出一條四川特色的農業強省之路。

一是要走彰顯四川特色與個性的農業強省之路。一方面，四川具有明顯的農業大省優勢，橫跨五大地貌單元、涵蓋六個氣候梯度，得天獨厚的農業資源和多類型的自然生態系統孕育著特色農業發展的巨大潛勢，不僅造就了豐富的農產品品類，也為農業多種功能拓展和鄉村多元價值的發掘創造了利好條件，境內不同地區均可立足自身獨特的稟賦優勢選擇別具特色的發展路徑；另一方面，四川具有明顯的市場規模優勢，人口眾多、消費體量龐大。隨著城鄉融合加速發展，市場對優質、個性、高端農產品的需求以及多元化農業功能的訴求與日俱增，這也成為四川特色農業強省建設的重要突破口。因此，四川農業強省建設需在兼備國內農業強省共性特征的基礎上，進一步立足四川農情、彰顯四川特色。

二是要走壓實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安全保供的大省強農之路。四川地理位置特殊，處于中國內陸中心地帶，是我國最重要、最優先考慮的戰略后方基地之一。早在4500 年前，成都平原就開始種植水稻，是我國稻作文明的發源地之一。2000 多年前，秦國蜀郡守李冰父子組織建成都江堰，成都平原從此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的“天府之國”，奠定了成都平原作為國家層面“天府糧倉”的重要地位。歷史上，川糧多次外調支援，既是平定天下的軍糧，也是賑災救急的救命糧，在穩固大后方支撐國家戰略需求方面功不可沒[6]。時至今日，無論現代化程度有多高，確保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安全供給始終是首要目標和底線任務，對于支撐農業強省建設和各方面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意義。只有食物充足、人心安定，穩大局、應變局、開新局才有更大底氣和回旋余地，四川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出更大貢獻，展現更大擔當。

三是要走貫穿增進農民根本利益和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農業強省之路。四川是一個富有小農傳統的農業大省，千千萬萬的小農共同構筑了農業強省的基石。截至2021 年末，四川仍有戶籍小農戶1700 余萬戶，他們承擔了大部分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任務，在農業生產經營中的絕對主體地位難以撼動。但從目前來看，盡管四川現已消除絕對貧困，但農民收入不高、產業基礎不牢、就業不穩定，特別是脫貧地區小農戶自我發展能力不強的問題依然存在。由此決定了要從“三農”全局高度把握新時代小農發展問題，要更多地在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動力上下功夫，目標旨在推動農民農村共同富裕，要以讓廣大農民過上富裕幸福生活作為農業強省建設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

四是要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農業強省之路。四川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在傳統農業時代就非常重視“人”與“天”“地”的關系，農耕文明有著悠久而厚重的歷史底蘊，在深學細悟中較好地汲取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自然之道，養萬物之生”的農業哲學思想和生態智慧，繼承和發揚著“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钡纳餐w理念。同時，作為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守護綠水青山、保護生物多樣性是四川一以貫之的歷史責任，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四川的內在要求。因此，走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強省之路，這既是省情所系、民之所盼，也是四川農業強省建設的文化滋養和力量之源。

五、新時期四川農業強省建設的政策選擇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央在新時代對“三農”工作的新部署與新戰略，農業強省則是鄉村全面振興的省域表現。新時代新征程推動四川全面鄉村振興和農業強省建設，需在科學把握四川農情實際、歷史使命和發展階段的基礎上，堅持問題導向，明確目標定位，找準突破重點。

（一）錨定供給保障強，增強糧食和重要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

踐行新時代打造更高水平“天府糧倉”的時代使命，是四川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基礎，也是加快農業強省建設的頭等大事。必須強化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要做到：一是完善耕地保護機制。嚴守耕地紅線和加強高標準農田建設，分類明確四川平原、丘陵、山地建設的技術標準，確?！凹Z田”為“良田”。著力解決土地撂荒問題，鼓勵本地合作社、經營大戶、社會化服務組織從事撂荒地的租賃經營。加強耕地用途管控，嚴格規范“占補平衡”和“進出平衡”，落實耕地利用優先序。二是優化調整種植業結構。隨著居民膳食結構不斷優化，肉蛋奶水產品等營養豐富的食物消費將保持持續增長勢頭，并促使飼料糧消費取代口糧消費成為居民重要食物來源[7]。因此，為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保障口糧前提下推行種植業結構的調整勢在必行。三是深入踐行大食物觀。面向四川全域，充分發揮耕地、森林、草原和江河湖等自然生態系統的生產功能，全方位、多途徑、立體式開發獲取食物資源，加快構建起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在增強食物供給韌性的基礎上實現區域特色賦能[8]。四是推進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全鏈條減損。樹立減損就是增產理念，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糧食和重要農產品減損的現實意義。系統梳理生產、加工、儲藏、運輸、消費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風險點，在技術上加強各個環節基礎性科學研究，將減損技術推廣應用在糧食和重要農產品全產業鏈條中。

（二）錨定科技裝備強，全面提升科技賦能現代農業發展質效

對于四川這樣一個人均資源稟賦不足但市場需求龐大的省份而言，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必須要向科技要增量、挖潛能、拓邊界。一是加強農業產業關鍵技術和共性技術攻關。面向農業高質量綠色發展，聚焦生物育種、丘陵山區農機裝備、生態低碳農業、節水灌溉、數字農業等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強化農業科技原始創新和精準突破關鍵核心技術，增強有效科技供給[9]。二是提升農業全產業鏈技術創新效能。更加強調依賴技術創新打破農業產業內部以及農業和關聯產業融合的壁壘，著力突破農業產業化發展的技術瓶頸，加強技術集成應用于農業全產業鏈建設，拓展和深化農業農村領域高新技術的應用場景，孵化新業態、衍生新產業。三是探索農業科技協同攻關與轉化應用的創新機制。強化科技創新資源“一體化”配置，構建起政府、科研機構、企業、農戶、社會力量等多方參與、多級聯動、供需雙向互動的農業科技創新協同體系，縮短技術創新與轉化產業化的周期[10]。鼓勵發展多元化農業科技服務組織，支持社會化農業科技服務力量承擔可量化、易監管的農技服務，打通科技進村入戶的“最后一公里”。

（三）錨定經營服務強，構建具有包容性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

四川“人多地少”的省情農情決定了小農戶存在的長期性，隨著小農戶分化加速、農村老齡化趨勢加劇，特別是伴隨著農業市場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加深，小農戶分散經營的局限性日益凸顯，亟需構建起對于小農戶包容性強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一是積極培育壯大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引導和支持農業企業、家庭農場、合作社、種養大戶等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壯大，注重提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小農戶的示范引領和帶動作用，鼓勵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共建農業產業化聯合體。二是引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與小農戶建立多種合作關系。推動小農戶與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等新型經營主體之間形成資源共用、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高效組織經營模式，遵循互惠共贏原則，推動多元農業經營主體在產業鏈上優勢互補、分工合作、利益共享，提升資源配置率和農業生產率。三是著力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業體系。以擴大社會化服務來彌補農戶耕地規模不足的局限性。支持供銷社、合作社、農業服務公司、村集體組織等各類主體通過訂單作業、跨區作業、生產托管等多種形式，提供全面、方便的社會化服務，讓老人農業和婦女農業有存續發展的空間。順應鄉村產業發展趨勢，將社會化服務范圍從生產領域拓展到全產業鏈，培育能夠將政府、企業與農戶連接起來實現一二三產業融合的新型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

（四）錨定產業韌性強，推動農業全產業鏈與全價值鏈升級

產業振興是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重中之重，也是農業強省建設的重要切入點。當前，鄉村價值功能已悄然發生變化，推動鄉村產業振興必須跳出“就農業論農業”的舊有思路，積極謀劃新思路。一是發展優勢特色農業產業。四川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自然資源條件迥異，造就了“土特產”農產品生產的特殊優勢。特色農業發展要依托地方獨特的物候條件、風土人情和民俗文化，以農業生產的區域分工為前提，以優質優價的質量分級為導向，以農產品區域公共品牌為引領，推動特色農業由規?；a向品牌化經營轉變，培植一批有認可度、有識別度和有競爭力的“川字號”品牌。二是注重產業結構優化和產品品質提檔升級。在確保糧食安全供給的前提下，加大農業結構調整優化力度，形成數量供給充足、品質更加優良、結構更加合理、保障更加有力的農業產業供給體系。在農產品加工、冷鏈流通、品質提升、品牌打造等方面深耕細作，提升產業全鏈條升級的“硬核實力”。推進典型縣域農業產業鏈拓展與集群式發展，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地打造地域特色鮮明、業態類型豐富的鄉村產業鏈體系[11]。三是完善產業鏈利益聯結機制。提升鄉村產業韌性，推動新產業新業態健康可持續發展，必須要突出農民的主體性地位，要讓農民更多分享農業產業增值收益。圍繞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構建生產聯動、利益共享的聯農帶農機制，打造多種形式的產業共同體，創新“訂單收購+分紅”“入股+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的多種利益聯結方式，形成多元主體協作分工、集約經營和利益共享的現代經營體系，實現小農戶在現代農業產業鏈、價值鏈、創新鏈和服務鏈中充分融入，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增值收益。

（五）錨定競爭能力強，讓廣大農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提升農業農村競爭力須順應當前深化改革的大背景，用改革視角和創新思維，在做大市場上下更大功夫，增強鄉村產業發展后勁與市場競爭力。針對當前四川鄉村產業市場規模小、布局分散、生產經營成本偏高等突出問題，一是強化鄉村產業振興的要素支撐。在全面鄉村振興中推動農業強省建設，以城鄉融合發展導向，積極破除妨礙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通的制度壁壘，暢通勞動力、資本、技術等要素下鄉進村路徑。盤活、激活、放活各類農村集體資源，探索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樣化途徑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搞好農村集體資源資產的權利分置和權能完善，讓農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12]。二是拓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路徑。推動“家庭經營為基礎、集體經濟組織引領”的統分結合的漸進的農業現代化實踐模式加速形成。推動政府、市場主體、金融機構等外部資源和土地、勞動力、生態等農村內部集體資源有機捆綁，實現資源的外引內聚，因村制宜地發展現代農業、生產性和生活性服務業、配套服務經濟、鄉村旅游等，不斷拓展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新路徑，走培育內生動力的發展道路[13]。三是全面激發廣大農民的主體性。小農是“生于斯長于斯”的在地者，是長期與土地打交道的直接生產者和受益者，他們最了解鄉村的優勢和需求。政府要充分尊重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的主體地位，讓農民參與到鄉村的規劃和建設中來。另外，要注重提升農民自我發展能力，切實將小農群體的龐大人力資源轉化為支撐鄉村振興的雄厚人力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