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元素構成、運作機制和實施路徑

王周秀，張奕瀟，宋子昀

（南通大學 未來教育研究所，江蘇 南通 226019）

新興技術不斷推進經濟社會的數字化轉型進程并逐漸滲透到教育領域?；A教育在我國教育體系中占據基礎性、先導性地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礎教育水平持續鞏固提高，在這一過程中，數字技術的作用愈發凸顯?；A教育數字化轉型指的是將數字技術融入基礎教育領域的各個方面，在培養目標、學習環境、管理體制等方面實現全方位系統性重塑，通過提升主體數字素養、營造數字化育人環境、創造優質數字教育資源、推動智能化教育管理等方式促進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目前，在國家推進教育現代化戰略實施要求下，我國教育信息化實現了跨越式發展，但基礎教育領域的數字化轉型尚處于起步階段并且面臨著系統性挑戰，在國家政策導向及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驅動下，我國基礎教育領域將迎來新一輪發展機遇。學界對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研究熱度也持續增加，已有研究就基礎教育課程[1]3和師資隊伍的轉型道路[2]60、平臺體系的建設路徑[3]、中國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特征與導向[4-5]等主題進行了深入探討，但提煉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要素以及對要素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較少，缺乏對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要素構成和如何運行的挖掘。面向未來，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要助力基礎教育優質均衡發展，實現數字技術在基礎教育階段教學、管理、資源建設的全面深度應用。為此，有必要切實把握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基本點，探索其運作機制與實施路徑。

一、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元素構成

為了把握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基本點，對2018 年至2022 年期間國內外SSCI、CSSCI 等期刊進行系統性文獻綜述，嘗試梳理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構成元素，以期為未來有效開展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理論參考。

（一）方法選擇與問題聚焦

在教育研究領域，系統性文獻綜述具體操作上有執行計劃、檢索文獻、評估文獻、抽取數據資料、整合數據資料、撰寫綜述六個關鍵步驟[6]。本研究擬利用系統性文獻綜述法，將特定的文獻內容進行總結，以解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構成元素為何的問題。

（二）文獻檢索與信息獲取

為確保所選文獻的全面性、高質量、高相關度，在界定文獻范圍為中國知網數據庫、SpringerLink、Science Direct、Web of Science 的基礎上，確定文獻的納入標準。第一，文獻必須與數字化轉型主題相關；第二，研究關注的學段必須是基礎教育學段；第三，文獻所收錄期刊為CSSCI、SCI、SSCI級別；第四，對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涵與特征進行界定。根據研究問題，在中文數據庫中以“基礎教育”“義務教育”“幼兒”“學前”“小學”“初中”“高中”“中學”“數字化”“在線”“網絡”“互聯網”等主題詞，在外文數據庫中以“Primary”“Preschool”“Middle”“k-12”“Online”“E-learning”“Web-based Learning”“Digitization”等主題詞進行初步檢索，在發表時間2018年至2022年內最終獲取中文外文文獻20篇。

（三）基礎架構與主要元素

依據現有文獻構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構成元素的結構模型（見圖1），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包含政府、學校、教師、學生、課程、組織流程等六大構成元素。政府是轉型的領導者，為基礎教育改革這項系統工程提供經費和政策保障。學校承擔著轉型發起者、使用者與保障者的作用。通過完善校園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構建數字化環境。管理者根據教育數據進行科學決策，從而提升數字化領導力。教師承擔著教書育人的重要職責，其轉型旨在提升教師的數字素養，促進專業發展及基于教育大數據的精準教學水平?；ヂ摼W時代對教育的意義尤其體現在對課程文化變革的促進上[7]，開設數字化課程、將數字素養融入數字化課程、重視數字技術賦能教與學是國際社會基礎教育課程數字化改革的顯著特征[1]7。學生的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指向學生的數字素養提升，數字時代的中小學生應從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知識的主動建構者，并利用數字技術解決學習生活中產生的各種問題。組織流程包含四大元素，家校溝通即改善家長與學校的關系，進而增強家長對學生學校生活的參與度，教師間信息共享即學校教學工作者要加強溝通并共享經驗與資源，校際溝通的目的在于促進區域間的資源共享與互助幫扶。

二、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運作機制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運作機制（見圖2）是對其要素結構及運作過程的表征，反映出政府、學校、課程、教師、學生、組織流程等各元素的結構功能以及相互間的關系、作用原理及運行方式。

圖2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運作機制

（一）系統整合機制

著名政治評論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在描述社會運作機制時，將人類社會視為一架機器，機器上的輪子必須一齊轉動[8]?；A教育數字化轉型有社會性作為其根本屬性，要從教育問題的社會性入手尋找切入點。

1.內部系統整合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部系統即教育主體、教育內容、教育手段。教育主體子系統主要包括教育者與受教育者，教育內容子系統包括教材等各種信息載體以及教育環境，教育手段通常指教育者為達到教育目的采取的各種教育工具、模式、方法?；A教育改革通常圍繞這三大子系統開展，如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以減輕學生負擔、提升學校育人水平為主要目標[9]?；A教育改革最終目的都指向學生的成長發展，凸顯人本價值。無論是何種改革指向，都必將引起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內部系統各要素、各子系統間的有效整合。

2.外部系統整合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界定了社會工作實務活動涉及的四個系統：微觀系統（Microsystem）、中觀系統（Mesosystem）、外部系統（Exosystem）、宏觀系統（Macrosystem）[10]。其中，外部系統中的影響因素只對個體產生間接影響?；A教育改革進程與社會方方面面緊密相連，從社會生態系統的角度來看，其外部系統包括參與教育治理的以政府、市場、社會為中心的不同主體。從政府角度來看，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政策支持、資金投入、組織管理。從市場角度來看，企事業單位助力辦學；從社會角度來看，主要包括社區支持與家庭支持?；A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外部系統本質上是利益主體的協調，各外部利益主體都要承擔起促進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責任。

3.內外聯合系統整合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離不開內部系統提供內核力量，離不開外部系統中全社會共同參與創建的協同治理空間，更需要依靠內外聯合系統的整合互動，將不同層面的整合納入相同的工作系統、配備相同的融合機制。葉蓓蓓等[11]學者提出基礎教育生態系統重塑的設想，認為各要素緊密聯動需要高數字化的教育環境、豐富優質的教育資源、基礎教育教學理念更新、師生數字化應用能力發展等。涉及到教育主體和教育內容等內部系統，單憑在內部系統針對教師、學生、管理者提出營造育人氛圍、開展數字化技能培訓課程等要求遠不足以實現數字技術與基礎教育的深度融合，更需要的是外部利益主體，如政府部門提供政策支持和落實監督機制，或是設立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項目，吸引學校、企業、家長的協同參與，深化產教融合及校企合作。

（二）多元共治機制

基于協同理論，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要想成功進行，就要形成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機制。此外，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多元共治機制，本質上也受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契約網絡”驅動（見圖3）。

圖3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中利益相關主體的“契約網絡”

1.利益訴求

在“契約網絡”中，與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關系最緊密的利益相關主體是政府、社會、學校、教師和學生。具體來講，政府是組織者、直接管理者、政策制定者，政府的利益訴求在于轉型的有效性[12]，基礎教育得到高質量發展，學生也得到全面發展。學校的利益訴求在于實現學校自身發展、學生發展、教師滿意度與利益、以及數字化轉型資源供給之間的平衡[13]。社會的利益訴求在于能否為其培養輸送更多、更高質量的人才。教師負責基礎教育教學的順利進行，在落實學校的相關制度的同時，期望享受相應的改革成果，比如更多的自主權。學生在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中接受教育服務，是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以及轉型質量的共同創造者。

2.協同治理

在明確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之后，需要進行制度體系建設以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保障機制[14]。這里的制度體系即協同治理機制，能夠有針對性地解決多元主體的業務協同配合問題，推動多方利益共同發展。協同治理機制一般包括橫向協同以及縱向協同。中央政府是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規劃者、主導者，地方政府對中央政府下達的指令進行地方性轉化之后再執行，體現的是縱向協同關系。橫向協同則有多種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與學校、家長與學校、學校與學校以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協同形式。例如，學校間協同的典型案例有兩江新區、天府新區兩地共17 對中小學校開展學校結對活動；政府不同部門間協同的典型案例是雙減政策的貫徹落實既需要教育部的介入，更離不開財政部為課后服務提供的經費保障。

（三）循證決策機制

祝智庭[15]提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行動需要新的認知，即從“證據支持決策”的視角，理解數據的價值。經過多年的循證教育改革探索，已經逐漸形成一套“提出問題、獲取證據、應用證據、評估證據”的運行機制[16]。在中國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背景下，這種機制將具體化為以下過程。首先，問題的提出是問題解決的前提與基礎?；A教育數字化轉型以具體困境為出發點，并將突破具體困境為根本目標。比如，問題是出在政治把握上還是領導組織上，等等。其次，獲取證據為解決問題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這一環節中，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出現困境的證據質量直接影響應用與評估證據的質量與效率，也從根本上決定了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成功與否。再次，應用證據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不僅需要監管證據的應用過程，還需要靈活多變地處理這一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最后，評估證據的實質是對現有證據的整合，需要通過衡量證據干預的有效性，得出針對具體困境的科學決策，對于能夠解決具體困境的證據將進行輻射推廣。最終，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推進依靠兩條反饋路徑，一是利益主體形成的契約網絡中的內部自查，二是基于具體困境的循證系統。前者在操作層面對利益主體進行行為制約，后者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提供科學、客觀、有效的治理證據。

三、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施路徑

隨著教育信息化的推進，基礎教育治理呈現碎片化特征，僅靠運作機制的引導與制約是遠遠不夠的，還需注重厘清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邏輯關系，制定具體可行的實施路徑（見圖4），即總體規劃—基礎建設—系統推進。

圖4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實施路徑

（一）總體規劃

總體規劃是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第一個階段，即通過歷史情況與現狀分析，以國家對基礎教育發展、教育信息化改革、教育數字化轉型的長遠規劃為依據，確定未來戰略方向與目標定位，回答清楚“是什么”和“為什么”的問題。一方面，回答“是什么”的問題，即厘清基礎教育發展的歷史情況與現狀，把握其總體規劃的背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基礎教育發生格局性變化[17]。與此同時，在教育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基礎教育發展面臨著許多新的問題。例如，中小學校的信息化程度存在區域差距，基礎教育數字化必備的教學環境、數字資源和師資隊伍等方面均存在著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因此，作為基礎教育信息化的高級發展階段，基礎教育數字化要對基礎教育服務生態進一步重組與再造。另一方面，回答“為什么”的問題，即明晰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目標指向，凝聚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價值共識。從淺層次來理解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就是實現核心業務轉型以更好地實現育人目標，從深層次來講，需要數字創新來滿足基礎教育更深層次的數字化轉型需求。在這個轉型過程中，一是充分利用數字技術解決基礎教育教學問題；二是基礎教育相關人員的數字化素養與能力水平提升；三是重構基礎教育生態；四是形成建設性的保障機制為基礎教育轉型保駕護航，保障價值觀念、流程、工具、手段、方法的全方位重塑。

（二）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是在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總體規劃上進一步細化，確定實現目標所需的數字資源以及數字資源能夠更好提供服務的人員和制度保障，以支持數字資源充分的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實施。

1.數字資源建設

基礎教育的數字資源十分豐富且種類繁多。從功能性角度對其劃分，有基礎設施資源、教育教學內容資源、平臺資源。其中，基礎設施資源建設決定了基礎教育數字化服務水平，教育教學內容資源是優化目標，平臺資源直接影響轉型的落地與實施。就目前數字資源建設現狀來看，國家與社會的資金投入是比較高的，但“重建設，輕服務”的現狀持續存在，并且偏重課件、試題、素材的建設，缺乏微課、虛擬現實課程等能夠支持學生進行研究性學習或者滿足學生個性化需求的工具與平臺資源，現有的平臺也無法提供有效的反饋服務與引導服務[18]。因此，健全數字資源與服務水平是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的迫切需求，有效的路徑包括建立基礎教育數據共享庫[19]、構建基礎教育評價體系并進行教育過程的質量檢測[20]、以國家中小學智慧教育服務平臺為主體優化數字資源供給模式[21]等。

2.數字化標準與規范

在數字化標準與規范層面，通過創建規范和標準對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過程涉及的圍繞數據信息、教育教學、軟硬件設施等方面產生的活動進行管制與約束，這是一種有效的治理干預措施。從狹義上來看，標準規范是對轉型參與者的自身行為，以及彼此之間的交互行為提出的約束，從而使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系統內的活動合乎要求，支持著整個系統的生態性發展。一是從環境建設層面打通數據傳輸的技術障礙，需要完善網絡接入、智慧教室、數字校園、平臺體系、教與學終端、AR/VR 等的技術規范或建設指南[7]110。二是建立健全數字資源開發、存儲、傳輸的規范與標準，助力基礎教育數字資源的共建共享。三是在宏觀層面為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建設提供標準化手段的教育管理信息化標準與規范，保障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健康有序發展。

3.數字資源的人員保障

數字資源的人員保障通過提高各類人員有效參與數字化轉型的能力水平來實現。就管理者而言，需要提高的是領導干部的數字化領導力與治理能力，從而在洞察、決策和思維層面推動數字資源的逐步升級與完善。就教育者而言，程建平等[22]學者提出，打造高質量的基礎教育教師隊伍是推進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和實施教育強國戰略的根本保障。教育改革的主陣地在課堂上，站在更廣的社會文化立場上，教師的數字素養即從在法律和道德方面、隱私和安全方面具備一定的知識與正確的態度，以及知道數字技術的作用和能夠使用數字技術進行教學這兩者之間取得平衡[23]。將這種平衡貫徹到教學活動中，教師在合理和健康地使用數字技術進行教學時，同時幫助學習者培養對數字技術使用以及其影響的更深層次的考慮[24]。正如鄭旭東等[2]63學者所述，教師數字化轉型不僅僅要求重溯其適應與勝任數字教育教學工作的能力結構，更重要的是賦能學生的數字化學習與成長成才。

（三）系統推進

基礎教育數字化發展藍圖既需要各要素、各環節、各領域的協調發展，又包含與經濟社會發展的高度協調性，需要精準施策、系統推進。

1.促進教育教學創新

教育教學創新正是作為一個支點，在技術條件與教育需求變化對基礎教育發展提出了更多要求時，很好地平衡了技術條件與教育需求[25]。教學環境重建、教學模式重組、教學評價重構是教育教學創新的基本組成部分。

首先，教學環境重建為數字化環境下的基礎教育教學提供了外部環境條件。在數字化轉型背景下，基礎教育的教學環境具有智慧化的典型特征，具體體現在教學資源、教學工具、教育基礎設施等方面。數字孿生等新興數字技術的發展為智慧教學環境創設提供了技術基礎設施，出現了實現學校業務流程信息化管理的智慧校園、實現物理校園與虛擬校園深度融合的元宇宙學校。利用虛擬現實仿真技術建設虛擬現實課程，以提供沉浸式的學習體驗，也是目前中小學主流的教學環境重建內容。

其次，數字化環境下的基礎教育教學模式重組表現在教學載體的轉變上。常見的信息化教學模式有在多媒體環境中的授導式教學、面向混合式學習環境的翻轉課堂、面向實景教學環境的創客教育、面向非正式學習環境的移動學習、面向VR/AR 的沉浸式學習等。隨著數字技術與教育教學融合的不斷深入，學習者的個體需求越來越得到重視與滿足，師生的關系也不斷發生變化，體現出對“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理念貫徹。例如，科大訊飛智慧教育產品在合肥多所中學中得到常態化應用，為教師精準教學和學生個性化學習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

最后，教學評價重構指的是教學評價方式由“經驗評價”轉向“數據評價”?；A教育數字化過程中產生了各類教育數據，如果得到有效運用，能夠在識別學情個性、優化學習過程、提升教育質量等方面展現出巨大潛能[26]。教育數據覆蓋教育全場景，通過對學習過程的跟蹤與評價、監測與優化，有利于開展精準教學。例如，智能教學系統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分析并自動生成報告反饋給教師，教師不僅能從宏觀上掌握全部的學習情況，還能掌握個體的學習情況，以便于及時改進教學。

2.促進高質量的基礎教育公平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指出，到2035 年普及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實現優質均衡的義務教育，表明基礎教育既要保證公平又要兼顧質量[27]。具體表現在利用數字技術完善起點公平、促進過程公平、保障結果公平[28]。

首先，起點公平即人們都有接受幼兒教育、小學教育、中學教育的機會公平。信息技術促進起點公平要求做好優質資源配置工作，消除基礎教育階段現有的區域、城鄉、校際、群體教育發展差距[29]?，F代信息技術在資源傳輸和配置上具備獨特優勢，通過擴大教育資源傳輸的覆蓋面、提高教育資源傳輸的速度、優化教育基礎設施，縮小由城鄉、地區、學校間由資源分配不均造成的數字鴻溝。為此，需要在資金保障與基礎設施保障上加大投入。

其次，過程公平即學習者在受教育過程中獲得公平的待遇，數字化背景下的基礎教育要保證教育資源平等地供給所有學生，同時與學生高度適配。也就是說，學習者的學習風格、知識儲備、學習方式、認知能力等都具有一定的差異性，要避免傳統基礎教育教學中“一刀切”的方法，更多關注學習者之間的個體差異性。比如個性化推薦系統利用大數據對學生進行精準畫像，科研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指導。例如杭州某中學教育集團基于大數據構建初中生成長助力系統，通過甄別學生在綜合素質、學業水平和個性特長三方面呈現的差異，以便于進行私人訂制成長方案[30]。

最后，結果公平的目的是使學習者獲得與預期一致的高質量教育?；A教育質量評估是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科學合理的教育質量評估體系。對數字化環境下的教育質量進行動態監測與智能診斷，需要貫徹落實將結果評估與增值評估相結合、結果評估與個體努力程度評估相結合、全面發展評估與個性發展評估相結合、線上評估與線下評估相結合[31]的評估理念。

四、結語

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教育現代化的重要舉措。數字化要改變教學理念、手段、機制等傳統教育的方式，面對基礎教育的教育現狀和未來走向，應積極順應數字化教育轉型趨勢并針對目前面臨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思路。我國基礎教育仍處于信息化基礎階段，隨著國家對教育信息化重視程度的提高，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正在積極推進，自全國教育數字化轉型試點工作啟動以來，全國各省市區積極推進教育數字化工作并取得顯著成效。但由于受經濟社會水平、數字技術應用水平等的制約與限制，當前國內大部分中小學教育數字化轉型還停留在初級階段。我國現有基礎教育的教育數字化水平不高、資源分布不均衡、規模不大等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在總體規劃、基礎建設、系統推進的行動路徑指引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進基礎教育數字化轉型，全面促進基礎教育高質量發展，有利于更好地實現五育并舉的教育改革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