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基于CMDS數據的檢驗

周 慧，李 雪

（安徽財經大學 經濟學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一、問題提出

從1978 年至2021 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由18.25‰降至7.52‰，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2.00‰降至0.34‰[1]。與此同時，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轉變，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人口發展矛盾從數量型壓力向結構型壓力轉變。國家放開生育政策以破除制度層面的障礙，由“全面二孩”到“全面三孩”的政策調節。盡管生育政策使得我國生育率出現波動性上升趨勢，但其效果具有滯后性且未觸及到生育群體的現實需求。研究女性生育意愿對考察未來生育水平有重要意義。

流動人口是我國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一個群體。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第七號），流動人口指“人戶分離人口中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2]。農村流動人口相比于城鎮戶籍人口更難獲取公共服務[3]。流動人口作為中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的特殊群體，呈現出規模大和流量大的特征，其生育意愿對于人口均衡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公共服務作為民生的一項重要指標，通常被用于配套來提高生育水平。公共服務供給和公共服務獲得并不相同，鄭建君等定義公共服務參與為“政民互動”和公民之間社會交往的過程，個體參與公共服務有助于提升獲得感[4]。中國各地居民基本公共服務參與程度不等，整體水平偏低。長三角地區作為我國重要人口流動城市群，人口規模大、流動范圍廣，研究這一地區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具有較高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二、文獻綜述

生育意愿指個人或家庭生育子女的偏好，包括數量、性別和時間[5]。生育意愿受多種因素影響，諸多學者從經濟因素、個體特征、家庭特征等方面展開分析。從經濟因素考慮，經濟水平是決定生育意愿的物質基礎，當收入的增長不足以支付生育成本上升，且生育行為造成未來預期收入下降時，生育率往往降低[6]。從個體特征考慮，在接近育齡階段時，生育意愿較強烈[7]。已婚青年意愿生育數量高于未婚[8]，且受教育水平通過提高收入、增強發展事業偏好和推遲初婚年齡來降低生育意愿[9]。從家庭特征考慮，家庭支持有利于生育意愿的提高。女性生育后，祖輩隔代支持照顧孩子會減輕女性的負擔[10]，降低二孩生育成本和縮短女性生育二孩的間隔[11]。

關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西方人口學家提出若干理論，包括選擇理論、社會化理論、干擾理論和分離理論[12]。選擇理論認為發展需求占據流動人口主要精力，導致流動人口有意識控制婚姻和子女數，影響生育。干擾理論認為流動過程會對生理和心理造成負擔，干擾婦女生育行為。此外，夫妻分離也會對生育造成影響。社會化理論認為流動人口遷入城市受社會交往等影響，其生育率會趨于與城市生育率相同。分離理論認為流動人口從農村分離但并未融入城市，處于游離、中間狀態，生育率高于城市人口而低于農村人口。國內關于流動人口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除個人特征、家庭特征和經濟因素等影響外，人口的流動還降低了生育水平，流動群體二孩生育意愿降低[13]。就如何提高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學者研究發現流動人口拒絕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在于生育成本過高[14]，補貼效應較強的公共服務可以提高流動人口生育意愿[15]。

公共服務改善收入分配格局，降低支出和提高可支配收入[16]，可以從工資收入機制和居民幸福感提高生育意愿。一是工資收入機制。有學者以韓國大城市為例，說明居民公共服務獲取機會存在不平等，提高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對生育率的提高至關重要[17]?；A設施類公共服務可以促進產業集聚，增加就業崗位，提高居民收入[18]。此外，環境、醫療等公共服務可以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從而提高人力資本和收入[19]。二是居民幸福感。廉威等發現非發達國家公共支出越多居民幸福感越強[20]。我國仍是發展中國家，增加公共服務支出可以增強居民的主觀幸福感，提高居民二孩生育意愿[21]。具體而言，學者從流動人口視角研究發現醫療保險、住房公積金對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具有促進作用[22-23]。從上述文獻研究看，學界對生育意愿和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展開研究，但較少從公共服務視角出發研究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因此，文章利用2014 年和2018 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庫，以長三角地區為流入地，在此基礎上探究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三、模型設定、數據來源和變量說明

（一）模型設定

文章借鑒黃秀女等選用Logit模型來探究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22]，設定以下回歸方程：

g(x)是Logit 二值選擇模型，P為二值選擇模型的一部分，為事件發生時的概率和事件不發生時的概率，Desirein表示流入地n或市流動女性i的生育意愿，pj為女性i選擇生育意愿方案j的概率，Xin為解釋變量“公共服務參與”，β為解釋變量回歸系數，Kin為相關控制變量，λi為控制變量系數，α0和εin為常數項和隨機擾動項。

（二）數據來源

文章數據來源于2014 年和2018 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庫（CMDS）成人問卷。該數據采用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的PPS 抽樣方法。調查對象為“在調查一個月前來本地居住、非本區（縣、市）戶口且年齡在15周歲及以上的流動人口”。參考段成榮等人[24]對流動人口范圍的界定，文章篩選出流動時間在一個月以上的跨省或省內跨市人員作為流動人口。

（三）變量說明

被解釋變量為生育意愿(Desire)。文章根據數據可獲取性和問卷可及性，生育意愿以“您是否打算再生育一個孩子？”的回答界定，并對此進行賦值，是=1，否=0，不清楚設為0，刪去在孕數據。解釋變量為公共服務參與（Service），包括社會醫療、健康教育、居民健康檔案、本地家庭醫生簽約。剔除公共服務缺失值，參加一項計為1，并除以總計公共服務項目數，參與水平最大值為1?？刂谱兞繀⒖纪趿冀〉仍O定為個體特征（Per）、家庭特征（Fami）、流動特征（Flow）[25]。由上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可知年齡、初育年齡、一孩性別、教育、婚姻、經濟水平均會影響生育意愿，又參考朱明寶等將民族、戶口和曾生子女數納入控制變量[21]。關于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界定及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界定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文章采用Logit模型分析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由表2可知，模型一為2014年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結果并不顯著。模型二為2018年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公共服務參與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生育意愿，說明2018 年相較于2014 年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有所提高，對生育意愿具有促進作用。因此，進一步選取2018 年流動女性作為樣本，以公共服務參與均值為界限進行分析，模型三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下，模型四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上。由模型三和模型四可知，在均值以上的公共服務參與顯著促進了生育意愿，在均值以下不顯著。這說明較高的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較低的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促進作用不顯著。當流動人口參與公共服務較低時，享受的公共服務補貼效應較小，而生育行為既削減了流動女性收入，又增加了其未來消費，在收支矛盾的困境下，生育意愿降低。相反，當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較高時，享受更多的補貼，降低生育成本，抑制生育成本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提高生育意愿。因此，我國不斷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2018 年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水平相比于2014 年有所提高，且增加了本地家庭醫生簽約這一服務，流動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務顯著增加。從控制變量來看，年齡限制、曾生子女數、住房支出增加均會抑制流動女性的生育意愿，已婚、意愿留居促進生育意愿。隨著年份的增加，一孩性別、家庭平均收入也不再促進生育意愿。

表2 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二）不同城市規模下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流動人口流入的城市規模會對其生育意愿產生影響[26]，因此文章將對城市規模進行劃分，進一步分析不同城市規模下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按照《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將長三角地區的地級市按照常住人口大小劃分為超大城市（1000 萬以上）、特大城市（500-1000萬）、大城市（100-500萬）、中等城市（50-100萬）[27]。表3列出了不同城市規模下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因長三角地區中等城市樣本量較少，故刪去此樣本。模型一、二、三分別表示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由表3 可知，超大城市的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生育意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不顯著。進一步分析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公共服務參與水平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按照上文對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水平劃分，模型四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下，模型五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上。結果顯示，均值以上的公共服務參與在10%的水平上顯著促進生育意愿，均值以下不顯著。結果表明，超大城市促進流動女性生育意愿，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較高促進生育意愿，公共服務參與較低對生育意愿促進作用不顯著，提高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能提高生育意愿。

表3 2018年不同城市規模下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三）不同家庭規模下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表2 顯示，曾生子女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降低生育意愿，已有子女數量越多生育意愿越低。進一步分析在已有不同子女數量下，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見表4）。模型一、二、三分別表示有0孩、1孩、2孩的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由表4可知，有0 孩的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生育意愿，已有1 孩和2 孩的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促進作用不顯著，表明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一孩的生育意愿的促進作用更加明顯。進一步研究已有1孩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二孩生育意愿的影響。按照上文對已有1 孩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劃分，模型四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下，模型五表示公共服務參與均值以上。由模型四和模型五可知，均值以上的公共服務參與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促進生育意愿，均值以下不顯著，表明提高已有1孩的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會提高二孩生育意愿。

表4 2018年分子女數量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

表5 2018年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影響

（四）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模型選擇的偏誤，文章利用Probit 模型和Poisson 分布對生育意愿進行穩健性性檢驗。上文論證基礎在于2018年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因此文章針對2018年樣本進行穩健性檢驗。在Probit 模型和Poisson 模型中，公共服務參與均在5%的顯著性水平促進生育意愿，所得結果均是公共服務參與顯著促進了生育意愿。此外，個體特征、家庭特征、職業特征、流動特征和上文結果基本相同，結果穩健，表明公共服務參與促進生育意愿。

五、結論與政策啟示

（一）研究結論

文章基于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利用Logit模型分析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并運用Probit和Poisson回歸進行穩健性檢驗，得出以下結論：

流動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年齡、婚姻狀況、曾生子女數、住房支出、留居意愿。已婚和留居意愿促進流動女性生育意愿，年齡、曾生子女數和住房支出抑制流動女性生育意愿。特別注意的是公共服務具有補貼效應，能夠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流動人口實際收入水平，對流動女性生育意愿有重要影響。首先，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顯著促進生育意愿。具體來說，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較低的年份生育意愿較低，公共服務參與較高的年份生育意愿較高，超大城市和有0孩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促進生育意愿。其次，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整體偏低降低流動女性生育意愿，提高帶有補貼效應的公共服務的參與水平能提高流動女性生育意愿。其中，提高特大城市、大城市和已有1 孩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促進生育意愿。流動人口享受公共服務普遍低于本地人口，隨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的推行、生育政策的放開和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提高，公共服務對生育意愿促進作用加強。

（二）政策啟示

流動人口數量龐大，是我國重要的一部分，提高其生育意愿對我國人口均衡發展有重要作用。文章從流動人口公共服務獲取、參與水平和參與方式方面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首先，完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流動人口參與公共服務種類較少，往往限于社會醫療和健康教育，但社會醫療和健康教育所起的作用有限。為提高流動人口生育水平，在開放生育政策的同時，應加大對教育、醫療、住房、養老等投入，提高公共支出率，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一方面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流動人口收入水平，實現社會公平；另一方面滿足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障需求，提升居民幸福感，緩解生育壓力，減輕生育成本。公共服務旨在為所有居民提供基本的保障，完善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對提高我國流動人口生育意愿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其次，細化公共服務方式，擴大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范圍。流動女性公共服務參與水平較高促進生育意愿，因此，就如何提高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水平，文章建議：納入性別視角，制定女性的差異化福利政策，鼓勵生育。鑒于女性生育后孩子照料、職場歧視、身體傷害對流動女性生育意愿的影響，應制定一系列配套服務政策，加入幼婦保健和完善職業女性產假制度和職業女性晉升考核制度等，保障女性哺乳期的基本權力，優化女性生育環境。此外，社區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抓手，應更加主動地關注外地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擴大流動人口公共服務參與方式，提升外地人口的社會融入感，有效推動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落到實處，從而提高生育意愿。

最后，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增強流動人口公共服務供給力度。盡管戶籍制度已不限制農村人口流入中小城市，中小城市流動人口和本地公共服務參與水平基本相同，但流動人口在就業、工資、居住、教育等方面仍然與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居民存在差距。大城市及以上城市是流動人口的主要目的地，也是戶籍制度改革的主要陣地。戶籍制度改革的關鍵是逐漸剝離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效應，這就需要賦予流動人口基本公共服務權力，增加流動人口均衡性公共產品供給，如進一步放寬城市落戶的限制、擴大流動人口城市固定住所類型范圍、提高流動人口購買的社會保險補貼等，使大城市及以上城市流動人口和本地人口享受基本相同的公共服務，破除公共服務獲取的制度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