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江革命老區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生計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探析
——心理資本的調節作用

覃慶華，胡優玄

（1.百色學院，廣西百色 533099；2.廣西警察學院，廣西南寧 530028）

一、問題的提出

由于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在水利資源開發過程中產生了數量龐大的易地搬遷農戶。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為民造福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本質要求。必須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盵1]在易地搬遷農戶安置與發展過程中，因眾多原因而導致的易地搬遷農戶生產生活恢復與發展問題依然存在。易地搬遷農戶搬得出，但是不一定能穩得住，更難以保證能增收致富。易地搬遷農戶的可持續生計資本如何才能得到充分保證，以確保搬遷戶可持續生計的發展，就成了政府部門和學者們一直關注的焦點問題。易地搬遷農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保護易地搬遷農戶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具有重要的意義。

左右江革命老區包括廣西的百色、崇左、河池，貴州的興義、望謨，云南的富寧等，是我國西南邊陲水資源富集開發區。水庫易地搬遷農戶因集體搬遷，原有的社會資本、土地資源也有了新的變化，在社會技能、生產技術、就業能力、金融貸款以及創業意愿等方面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指導與幫助，就難以提高其生計資本，且會影響他們的可持續發展。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利，但是部分地區易地搬遷農戶提升生計水平存在一定困難，離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仍有一定的差距，尤其在心理資本上的相對匱乏使得搬遷后的水庫易地搬遷農戶較難接受新的技術和先進理念。因此，文章試圖對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的生計資本、心理資本對其可持續生計的影響進行研究，以期為相關水庫移民可持續生計以及相關部門對移民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論參考。

二、相關研究回顧

（一）移民政策持續改善易地搬遷農戶民生福祉

可持續生計依據英國國際發展署（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易地搬遷農戶的可持續生計結果受當地政府指定政策以及制定政策后的落實情況高度相關，而易地搬遷農戶生活物資水平的改善、收入的提高以及心理資本的改善和資源環境的優化等，可進一步催生和提高易地搬遷農戶的可持續生計結果。2006年，國務院出臺《關于完善大中型水庫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意見》，之后廣西、云南相繼出臺了大中型水庫易地搬遷農戶后期扶持政策實施方案。這些政策的出臺與落實均取得了較好的效果，進一步改善了易地搬遷農戶搬遷后的生活狀況。與此同時，隨著時代的不斷變遷，這些扶持政策的頒布與實施時間相對過長，也亟須升級和創新。

（二）生計資本改善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

王晶通過研究煙臺門樓庫區移民發現，生計資本中兩類資本，即社會資本和物質資本對當地移民生活滿意度影響顯著，由此說明移民生活滿意度的高低，與生計資本的豐富程度密切相關。[2]135易地搬遷農戶搬遷后的生計是否具有可持續性，一定程度上決定其能否長期居住、安居樂業的同時給當地社會帶來長治久安。崔學海利用比較分析法研究重慶庫區移民，發現社會保障支持、公共服務支持等政策的實施效果，對促進移民就業能力有較大促進作用，也有效改善和提高了庫區移民的可持續生計結果。[3]89

（三）物質資本奠定易地搬遷農戶安居樂業根基

申鑫研究了白鶴灘庫區移民安置建設工程，提出了群集管理模式，該模式能充分發揮項目群的資源，提升整體效益。[4]61-63基于生計資本對于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研究中，孫海兵等發現移民生計結果較大程度上受到物質資本、社會資本以及資本總量的影響。[5]418孫成玲研究發現，當地政府在給莒南縣大店鎮庫區移民發放生活補助時出現多發、誤發以及庫區移民村發展不平衡等現象。[6]40-42物質資本泛指物質條件和生產工具，如國家不定期出臺家電下鄉、購買農用機械補貼或房屋修繕補貼等等[7]440，甚至還包括庫區移民村飲用水是否能保證長期安全的問題。[8]105這一政策的實施，使得移民易地搬遷后的生產生活條件得到較大改善。

喬遷之喜對于搬遷戶來說是一件大事，具有一定經濟基礎的家庭會增加新的家電、家具、農用汽車或小轎車，而這些生產工具的增加，一定程度上為可持續生計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現代農業生產工具越齊全，生產勞動越便利，易地搬遷農戶投入生產的意愿也就越強。農用汽車可以用于拉貨，小轎車可以在城區或者城鄉結合部提供網約車服務，即便是外出務工也能讓原有的生活條件變得更好。[9]8對于分散安置戶而言，大頭的開銷更多用于二手房的購買。而部分集中安置戶也會由于相互攀比或礙于面子等原因，出現盲目消費，對部分非必需的商品即使需要借款也得馬上購入，使部分家庭陷入一搬遷就負債的窘境。[10]7

（四）社會資本構建水庫易地搬遷農戶“鄰里一家親”

社會資本特指社會關系網絡，這一網絡的建立依賴于共同生活區域的居民交往頻率的大小，左鄰右里間常來常往，一定程度上會增加和改善彼此之間的陌生關系，從最初的相互不認識到逐漸接受對方，部分移民與當地居民最后結為夫妻，結婚生子共同組建家庭；還有的能從素不相識的陌生人轉變成遠房親戚，這一定程度上擴大搬遷戶的社會資本。李聰在研究陜南移民時發現，當農戶在遇到困難和風險時，社會關系網絡規模大小對解決相關問題能起關鍵性作用。[10]7何思妤在研究向家壩水庫移民時，提出社會資本能作為無形資本彌補移民政策的不足，一旦水庫移民生活上遇到逆境或受到外部沖擊，社會資本便能幫助其盡快恢復原有的生活狀態。[11]47-54另一方面，在易地搬遷農戶搬遷到集中安置區后，出行的便利性也增大了人員的流動，加強他們與周邊城市、社區、集市、學校和政府的溝通與聯系，逐漸外擴的社會網絡也有利于提高移民的可持續生計發展。

（五）心理資本提升易地搬遷農戶幸福指數

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的關系密不可分，社會資本是強調“我的朋友圈”，心理資本則是關注“我是誰”“我能成為什么樣的人”。王濤運用DEA 模型評估了三峽庫區移民扶貧績效，發現扶貧績效表現出分散化和兩極化的特征。[12]224-231水庫易地搬遷農戶從原先生活的地方集體搬遷到新的社區，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一定程度上發生了較大改變。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從社會、個體和心理層面，對移民融入當地社區意愿進行研究，尤其是歸屬感和身份認同，包括“過程說”“功能說”和“城市化說”等內容，特別提出心理融入是融入過程中心理狀態，是融入當地社區最高層次的體現。[13]23-28心理資本是對自身的認識，它既是一種心理要素，又是一種心理資源，包括自我效能、目標感、樂觀和心理韌性等方面，也涉及自尊和內控等因素。研究表明，自尊對個人收入有顯著影響，即自尊提高10% 的勞動者，收入就提高13.3%。[14]249-271，[15]815-829柯江林把心理資本分為事務型心理資本和人際型兩種心理資本類型，并開發了具有中國情景下的量表。[16]875-888曾維希在研究城市新移民時，探討了新移民的神經質、宿命感、進取性和人際主動性對融入新城市的影響，發現他們在融入城市過程中，心理資本起到了預測作用。[17]129-137因此，只有倡導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不卑不亢的工作態度，才能使搬遷移民真正從先前的身體搬遷安置到心理安定安置的順利過渡，逐漸提升生活滿意度和幸福指數，最終完成可持續生計結果這一現實目標。

基于以上學者研究進一步發現: 首先，大多數學者研究水庫易地搬遷農戶人力資本、自然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關系，鮮有學者對心理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的關系進行探討。其次，少有學者把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的心理資本作為調節變量，大多學者把其作為自變量。再次，部分研究者發現水庫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中介效應，鮮有學者借助調節變量對影響水庫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進行研究。[18]10-17，[19]208-213本研究從區域發展角度深入研究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如何構建“生計資本—心理資本—可持續生計結果”理論模型，通過構建心理資本的調節作用，探討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狀況，從而提高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實現路徑，為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革命老區建設提供參考。

三、研究假設

（一）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影響

隨著網絡技術的不斷迭代創新，生活在不同地區的居民都能借助互聯網來滿足其日常購物需求，部分易地搬遷農戶借助拼多多、淘寶和天貓等平臺來銷售自家的農產品，更有甚者在抖音、快手和小紅書等App 上擁有超過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名“粉絲”，通過新媒體進行低成本的創業，這無疑會進一步拓寬和增加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蘭順東提出水庫移民的收益隨著土地資本的減少而下降，當地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政策對缺乏土地的移民進行扶持，建立培訓機制拓寬移民視野，依據發達的互聯網+和AI 新技術，培養他們獨立自主的生計能力，有效解決資金不足和土地短缺的問題。[20]197-198李聰研究發現移民搬遷提高了搬遷農戶的物質資本。[10]7孫敬水提出移民因有了現代化生產工具，如農用車、摩托車等，加上當地“村村通公路”工程使得物流設施完善，他們便能開始自主創業。[21]74-87易地搬遷農戶建立核心的社會關系，逐漸接納先進事務和新技術，對重構社會資本網絡具有重大意義。[22]8近年來，國家推出相關創業優惠政策鼓勵有知識、有才干和有能力的年輕人回鄉創業，通過他們的力量吸引更多源源不斷的社會資源助力鄉村振興，如舉辦“村BA”籃球比賽、打造網紅村落、挖掘非遺文化、推出特色農家樂旅游等，再加上部分回鄉創業者本身就是“網紅達人”，通過在新媒體開設直播，讓粉絲能身臨其境地看到當地的直播現場，這樣既可以樹立當地農產品品牌，又可以讓新打卡地有了更多的關注和流量，從而進一步提升了易地搬遷農戶的經濟效益。借助DFID 可持續生計分析框架，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要素有可能影響其可持續生計結果。

基于以上探討假設如下：

假設H1：物質資本正向影響可持續生計結果。

假設H2：社會資本正向影響可持續生計結果。

（二）心理資本在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調節作用

一方面，水庫易地搬遷農戶搬遷后，搬遷戶的學齡兒童升學率逐年提升。隨著教育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和優質網絡課程的不斷普及，讓易地搬遷農戶搬遷后生育的適齡兒童，在學業上通過網課的學習逐步縮小他們與發達地區同齡人的差距。另一方面，所屬社區不定期會組織水庫易地搬遷農戶進行生產技能、創業技能等培訓，其個人榮譽感和自信心會隨著教育培訓程度的不斷提升而日漸增強。移民在融入當地時心理資本水平越高，其感知到與當地居民的社會距離越小，獲得的各種資源和信息也就越多，就業的能力也就越強。[23]30-38心理資本通過移民的社會網絡起作用，擁有積極心理資本的移民，會更加樂觀、自信，能夠進行積極的心理歸因，保證既定目標得以完成。同時，心理資本還能幫助移民增強積極面對新生活的態度、建立堅韌不拔的意志和毅力，在面對困難和挫折時善于總結經驗和發現問題，并能及時調整方向，從而找到失敗的原因，在下一次遇到同樣問題的時候就能迎刃而解，逐步改掉“聽天由命”“得過且過”的守舊思維，有助于提高其可持續生計結果。[24]412-416，[25]26-36心理資本有可能會對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產生影響。

基于以上探討假設如下：

假設H3：心理資本正向調節物質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

假設H4：心理資本正向調節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

構建研究模型如圖1 所示：

圖1 實證研究模型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收集

因左江流域沒有大中型水電站，2019 以來，本課題組成員選取右江流域大中型水電工程易地搬遷農戶作為調查對象，赴廣西百色右江區水利樞紐陽圩鎮、隆林各族自治縣天生橋水電站天生橋鎮和椏杈鎮、西林縣馬蚌鎮、樂業縣雅長鄉，河池天峨縣龍灘水電站六排鎮、向陽鎮和下老鄉，云南文山富寧縣的剝隘鎮，貴州興義安龍縣巴結鎮和港灣村以及貴州黔西南冊亨縣坡妹鎮等地區對水電工程易地搬遷農戶進行調研。調研對象為安置時間3年以上，在當地居住3年以上的分散和集中安置的搬遷戶，通過入戶調查、面對面訪談、問卷調查等方式，訪談了25 人次，發放問卷450 份，回收問卷440 份，其中有效問卷412 份，有效率91.5%。

（二）變量選擇

問卷調查內容分為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心理資本、可持續生計結果等內容。本研究采用李克特5 級量表法，選取自變量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依據鄭瑞強[26]10-13、孫海兵等[27]9-12、柯江林等[16]875-888對人際型心理資本以及后期扶持對易地搬遷農戶生計的影響研究，設定心理資本（4個題項）作為調節變量進行測量。因變量可持續生計結果，主要參考DFID 的分析框架內容，該量表從穩定的個人收入、勞動力就業能力、自我價值的實現和生活滿意度的提高4 個方面測量移民戶的可持續生計結果，共有4 個題項。

（三）信度和效度檢驗

利用SPSS25.0 軟件對各變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該量表各變量的KMO 值分別為0.731 至0.811，Cronbach's α 系數值分別為0.708 和0.771，表明各變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較高（表1）。

表1 變量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表2 為各變量間相關系數，各變量之間均顯著相關，表格系數均符合預期研究要求。

表2 描述性統計和相關系數

五、實證檢驗

依據溫忠麟等提出的調節作用檢驗方法，先檢測自變量與因變量是否顯著，再檢測調節變量與因變量是否顯著，最后檢測自變量與調節變量交互項與因變量是否顯著。[28]268-274按照上述的調節檢驗步驟，將自變量物質資本和社會資本，調節變量心理資本和因變量可持續生計結果分別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調節效應分析結果

（一）物質資本、社會資本主效應檢驗

模型1 檢驗控制變量，包括性別、年齡、職業、移民安置方式、移民安置時間等；模型2 檢驗自變量物質資本、模型3 檢驗自變量社會資本；依據表3 顯示：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標準化路徑系數顯示為0.262；物質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標準化路徑系數顯示為0.341，系數均顯著相關，假設H1、H2 成立。

（二）政策效果調節效應檢驗

接下來采用SPSS 26 進行調節效應檢驗。調節變量心理資本（模型4）、物質資本與心理資本交互項（模型5）和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交互項（模型6）進行檢驗。結果表明（表3），自變量在加入心理資本調節變量后影響了標準化系數，具體顯示為物質資本與心理資本交互項、社會資本與心理資本交互項與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回歸系數顯著（B=0.097，B=0.101，P＜0.05），說明心理資本對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起調節作用。綜上所述，物質資本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46**，通過調節變量心理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的間接影響，社會資本標準化路徑系數為0.185**，通過調節變量心理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的間接影響，假設H3、H4 成立。

圖2 表明，物質資本正向影響與可持續生計結果，心理資本對物質資本較高時，回歸直線斜率較大。即心理資本較好，物質資本可更為顯著地提高移民可持續生計結果，心理資本顯著調節物質資本和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關系。

圖2 心理資本在物質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調節作用

圖3 表明，社會資本正向影響與可持續生計結果，心理資本對社會資本較高時，回歸直線斜率較大。即心理資本較好，社會資本可更為顯著地提高移民可持續生計結果，心理資本顯著調節社會資本和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關系。

圖3 心理資本在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調節作用

（二）幾點討論

1.心理資本調節物質資本后對移民可持續生計結果影響因素分析

模型1 中，水庫易地搬遷農戶生計資本包括人均居住面積、家用電器、道路和現代化農業機械等，回歸系數為正值且都對可持續生計結果影響顯著。表明：第一，印證了“先安居才能樂業”，易地搬遷農戶首先有了屬于自己的家，才會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希望和期待。第二，擁有現代化的農業機械和私家車，生活逐步融入城市，才能提高生活品質和工作效率。第三，可持續生計結果受所居住地的交通影響，交通越便利，商品的流通越快捷，生活的節奏越高效，易地搬遷農戶外出務工和自主創業的意愿越強烈，這個檢驗結果符合H1 假設，即物質資本的提高正向影響可持續生計結果。

從模型5 中可以看出，心理資本與物質資本交互項顯著影響移民可持續生計結果?？梢钥闯?，有了賴以生計的房子、車子和交通，可以極大地增加易地搬遷農戶對美好生活的期待與追求，對個人和家庭的光明前途充滿希望與信心。由此說明，心理資本在物質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中所起到的關鍵因素，即易地搬遷農戶幸福感提高了，也增加了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原動力，為其生計可以持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與國家提出的鄉村振興、共同富裕的現行政策相一致，H3 得到驗證。

2.社會資本受心理資本影響后對移民可持續生計結果影響因素分析

與物質資本因素不同，在模型6 中，移民可持續發展生計結果主要影響因素是相對穩定的收入、勞動力就業能力得到提高、社會價值的提高以及對生活的滿意度等。它們的回歸系數取正值，表明：第一，成為友好的“社會人”是現代化國家精神文明進步的直接體現，依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構建和諧社會需要你我他的共同努力，大多數水庫易地搬遷農戶一旦搬遷，就會逐步跟所在地生活的人群溝通交流，從原來幾家幾戶的左鄰右里融入更寬闊的社會圈子。第二，通過當地舉辦的職業培訓、社區游園活動、易地搬遷扶貧車間等項目，能提高個人職業技能，在家門口人人都能就業，有效解決同時照顧老人和小孩的現實問題，這無疑又進一步提高了易地搬遷農戶的幸福感。第三，部分易地搬遷農戶的生活習慣和方式也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而逐步改變，在遇到問題和困難時自己會想辦法去解決，過去“等、靠、要”的心態逐漸消退，增強了依靠自身努力創造財富來實現個人富裕的心理韌性。

適齡兒童積極上學的學習氛圍越來越濃，中老年人每天的生活除了工作還有健身、跳廣場舞、開展籃球聯賽等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為美麗鄉村建設助力，以上都是易地搬遷農戶是否愿意在新聚居地扎根下來的具體體現。研究還發現，心理資本程度越高，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就越好，表明易地搬遷農戶對當地社會環境的適應程度較高。因此，對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有積極正向的影響，H4 得到驗證。

六、研究結論及理論貢獻

（一）研究結論

本文通過對左右江革命老區的廣西百色右江區及隆林各族自治縣、西林縣和樂業縣，廣西河池天峨縣，云南文山富寧縣，貴州興義安龍縣以及貴州黔西南冊亨縣的水電工程易地搬遷農戶412 份數據進行分析，運用SPSS 軟件實證分析并驗證了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對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影響，驗證了心理資本在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調節作用。研究表明：

第一，易地搬遷農戶的物質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主效應正相關，相比而言，物質資本比社會資本的影響程度更顯著，即易地搬遷農戶社會資本對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影響程度低于易地搬遷農戶的物質資本。

第二，易地搬遷農戶的社會資本與可持續生計結果顯著正相關，相比而言，社會資本比物質資本對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影響程度更顯著，即易地搬遷農戶的社會資本對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影響程度明顯高于易地搬遷農戶的物質資本。

第三，易地搬遷農戶的物質資本、社會資本通過調節變量，心理資本對其可持續生計結果產生正向影響。

（二）理論貢獻

本研究通過構建一個基于心理資本的調節變量模型，來研究生計資本與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關系，通過構建物質資本、社會資本兩維度與心理資本、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的變量關系，運用SPSS 軟件分析了心理資本在物質資本、社會資本與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結果之間的調節作用，拓寬了水電工程易地搬遷農戶可持續生計領域的研究范疇，豐富了目前有關該領域的研究成果。

七、研究局限性與展望

本研究選擇的研究對象是較具典型意義的左右江革命老區的水電工程易地搬遷農戶的可持續生計問題，但由于研究范圍和調查樣本較為有限，不能反映全國不同區域、不同類型、不同年代的水電工程的易地搬遷農戶的可持續生計的整體情況，因而推廣有限。同時，設計的研究模型只考慮了心理資本的調節變量效應，對其他生計資本的中介效應未能涉及，今后的研究可以考慮在本研究的基礎上加入社會資本、金融資本、心理資本等其他可持續生計資本中介變量效應，以及動態調節變量等分析動態的影響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