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課外時間使用模式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巴 音，張藍文

（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北京 100084）

一、問題的提出

當代大學生的日常在校經驗是高等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關切。近年來，隨著社會生活方式的快速變遷，我國大學生在校經驗呈現出了新的樣態。其中課內經驗受培養方案學分限制，自主安排的空間小，模式較為統一。但在課外，閑暇時間增多，活動種類日益豐富，不同學生群體間逐漸展現出了模式化的差異。如何對難以度量的日常經驗模式展開研究，探索學生中不斷涌現的模式差異，成為學界亟須探討的問題。

時間是大學生活最基礎的資源之一。學生差異化的時間使用經常被學者用來度量個體或群體日常經驗中的不同狀態[1-2]，通過不同經驗模式間的對話反觀經驗背后的社會結構特征[1]。相關研究也表明，時間使用是大學生學業收獲和個人發展的重要預測指征，院校管理者可以通過了解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更為有效地指導其時間管理策略等[3]。

但目前大學生群體課外時間使用差異研究僅對某一兩項活動時長展開分析，如課外學習、兼職打工時間等[4-7]。極少數研究試圖探索時間使用模式：或受制于數據集樣本范圍，僅涵蓋某一特定特征的大學生群體，如精英大學生[6-7]、大學新生[8]，難以了解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的總體圖像；或使用了非概率式的分類方法[9]，使得后續針對模式影響因素的分析不夠精確，無法深入探討不同子群間的異質性。

因此，本研究采用“中國大學生學習與發展追蹤研究（CCSS）”2019 年的調查數據，從整體性和群體性兩種角度分別描摹大學生課外時間使用的模式，運用多組潛在類別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LCA）和多元邏輯回歸，重點探討以下問題：

（1）中國大學生如何分配課外時間？有哪些典型的課外時間使用模式？

（2）大學生的課外時間使用模式受哪些因素的影響？

（3）不同大學生群體的時間使用模式是否具有異質性？

二、文獻綜述及理論框架

（一）大學生課外時間使用類型劃分及方法

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大學生活的經驗性內核[10]，即“學生在大學期間所做的事情比他們是誰或在哪所大學就讀更重要”[4]。了解學生就讀期間的經驗及其內部差異成為研究新趨勢。時間使用作為概念工具之一，方便獲取、易于測量，并有助于直觀了解個體與群體間的經驗差異、分析產生分化的原因[1-2]。因此，大學生日常使用時間的慣例與架構成為關注熱點[11]。除了課內投入外，課外時間使用也被發現能預測學業成功，并與學生參與、自我感知的教育收獲有密切聯系[5，8，12-16]。課外時間使用的研究有兩種思路：一是關注不同類別活動的時間使用長度，二是關注不同類型學生的時間使用風格。鑒于時間使用是系列活動中時間變量的組合，如“分而治之”，極可能忽視各活動“此消彼長”的自然規律，得出盲目拓展某一類活動投入時長的無效建議[8]。因而，采用第二種研究思路更有利于揭示學生們差異化的時間使用方式，也為理解學生多元化的在校生活經驗提供了新思路。

目前國外已有研究者遵循第二種思路進行探索，借助分類式和聚類式兩種方法分析大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但國內受數據及方法的限制，尚未有實證研究分析探索我國大學生時間使用的典型模式。分類式方法是指研究者先形成系統性的分析框架或編碼類目，再結合時間使用效率進行分類歸納。如布林特和坎特威爾（Brint＆ Cantwell）[9]從學習/非學習、主動/被動、聯結/分離三個維度建立分類框架，根據在17 類活動中的時間投入把大學生分為“學者”“積極學者”“積極分子”“工作者”和“消極分子”五類，并結合學生學業收獲情況，把前兩者視為“時間使用核心”學生；其他為“時間使用邊緣”學生。亨斯利（Hensley）等人[11]則基于美國某大學時間調查數據總結出六種模式：“晚起步學習”“周日臨時抱佛腳”“工作日持續學習”“周六學習”“固定就寢”和“固定起床”，并結合時間使用效率將前兩種歸為無效模式，后四種歸為有效模式。

聚類式方法則更具探索性，研究者在分析前不必預先給出分類構想及標準，而是基于樣本數據的實際情況進行聚類（clustering），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分類式方法因主觀因素導致的錯誤歸類、進而導致虛假關聯的局限性。層次聚類和k-means 聚類是常用方法，以幾何距離測量樣本間的相似性，通過最小化組內差異、最大化組間差異創建分類。諾尼斯和哈德森（Nonis＆Hudson）[16]曾對美國公立學校商科學生的時間日志進行層次聚類，劃分出以校園為中心和以生活為中心兩類學生群體，并發現前者的學業收獲要高于后者。馬洛肖諾克（Maloshonok）[12]則使用K-means 聚類，基于中美俄三國數據發現五類大學生課內外時間使用模式：課堂活動為主，良好學習者，學習和運動組，多任務學生和被動學生。然而，上述兩種傳統聚類方法更善于描述性聚類可觀測的特征，無法探查特征的潛在分布[17]。

潛在類別分析則能有效從一組可觀測指標中，發掘未觀察到的、但截然不同的關聯模式，并推斷每個潛在類別的成員[18]。LCA通過可觀測指標與關聯模式間的概率關系（項目反應概率，item-response probabilities）及關聯模式在總體中的分布（潛在類別流行率，latent class prevalences），間接推斷潛變量的情況[19]。LCA 能通過分析大學生參與活動時間，識別潛在且有實際意義的組合模式，以了解大學生生活經驗的分野。已有少數學者采用了該方法，如夸德林和魯德爾（Quadlin＆Rudel）[2]2015 年利用LCA 識別出三種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認真型”（41%）、“不活躍型”（26%）和“社交參與型”（34%）。福斯納赫特（Fosnacht）等人[8]2018 年則使用了適用于連續變量的潛在剖面分析，在NSSE 2014—2015 大一學生中識別出四類時間使用模式：在課程準備、娛樂社交間均勻地分配時間的平衡型，熱衷課外活動和志愿服務的參與型，在娛樂和社交活動上高投入的派對型和花費大量時間做兼職工作、照顧家人的父母型。

鑒于LCA 的獨特優勢，本文將采用LCA 補充目前國內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研究的空缺，把不可直接觀測的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視作潛變量，通過觀察不同活動時長之間的關聯模式及樣本分布，推斷不同活動的時間投入與時間使用模式間的概率關系（即項目反應概率），并理解學生時間使用模式的差異結構（即潛在類別流行率）。

（二）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因素及內部異質性

已有研究中，時間使用及其模式的影響因素可歸為國家、院校、個體三個層面：國家層面，國別文化會對學生時間使用模式產生影響[12]；院校層面，學科領域[8，20]、年級[21]、院校層次[8]與時間使用存在相關關系；個體層面，不同性別差異明顯，如李琳琳發現，我國女大學生課外學習時間顯著高于男生[22]。

由于時間投入對學生教育收獲起到顯著的影響作用，研究中普遍將時間使用行為視為理性選擇下的有限資源投入，是學生在校期間對學習和發展的投資，以助日后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更高的報酬[23]。但人的行為并非全然出于理性，只是試圖根據其掌握信息和所處境況做出決策[24]。時間使用亦是如此，并非所有學生都能自由裁量、理性決策時間，其行為還受其他方面因素的制約。而這些或處在制約下做出的時間選擇，對學生未來的生命歷程卻有重大影響。

這也與社會學視角的分析相呼應，即時間使用是社會化過程中的產物，既是社會不平等的起因，又是社會不平等的后果[1]。所以，應更關注時間背后潛在的不平等問題，以深入理解學生日常生活經驗的組織[25]。事實上，由于背景差異，學生在自由支配時間上面臨結構性限制。首先，不同的經濟狀況會導致大學經驗有質的不同。背負貸款的學生在時間使用模式上更傾向于認真型和不活躍型[2]。經濟劣勢會增加兼職打工時間，社交和課后學習時間相應減少，不利于在校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累積[10]。獎學金也被發現能改變學生的時間投入[26-27]。其次，家庭文化資本積累也是重要解釋性因素。來自城市還是鄉村[28]、是否第一代大學生[9]均與學生時間分配相關。

從以上研究中不難發現，多數僅探討單一群體的時間使用模式（如大一年級、商科專業），或將不同子群（如性別、年級、專業）視為同質性群體，通過回歸分析鑒別該因素對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大小。但當樣本總體內部子群體間的測量恒等性（measurement invariance）情況未知時，直接進行群體差異分析值得存疑[29]。為此，柯林斯和蘭扎（Collins＆Lanza）[30]提出了多組LCA 方法，用于總體樣本可被已知變量劃分為多個子群時，檢查測量恒等性是否跨組成立。當測量恒等性假設成立時，才能將項目響應概率限制為組間相等。該方法首先在子群內進行LCA 分析，檢驗不同組間是否具有相同數量的潛在類別。如果不同組間具有相同數量的潛在類別，即可進一步檢驗類別的項目反應概率和組別的潛在類別流行率。這種方法可以解決以往研究中的子群異質性問題，精確展示出因素對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力。

本文將采用多組LCA，對在多元邏輯回歸中發現的部分影響因素作為子群異質性的劃分標準、在子群間分別進行LCA，以精確展現出不同影響因素對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效果差異。該方法可使本研究在總體畫像基礎上，補充子群的微觀特寫，更為直觀地展示出總體與子群、子群與子群間的關系。

（三）理論框架

時間具有清晰的社會意涵，是人類社會集體行動的生活協調機制[31]，既非客觀實存，亦非心理建構，而是生成自人際關系之間的“社會事實”，即“社會時間”[32]。社會時間具有社會時間結構和社會時間形式兩種面向。一方面，社會時間是一種具體的社會制度，社會集體為協調生活運作形成行動參照框架，即“社會時間結構”，在制度規范和道德層面產生行動強制力。另一方面，人的日常行動未必完全遵從時間結構的要求，還受觀念、偏好等個體性因素的影響，進行個性化的時間實踐。當這些個體實踐匯歸到社會層次，便形成了整體社會運作的韻律樣態，即“社會時間形式”[33]。

社會時間結構和社會時間形式相輔相成。社會時間結構的制度性為時間形式提供了參考框架；而當個體參照此框架進行日常實踐時，也成就了該社會結構的有效性。對應社會時間結構“自然化—標準化—彈性化”的歷史變遷，時間形式歷經了“自然韻律—時序韻律—有限同步韻律”的演進[33]。當今社會正處于彈性化時間結構階段，個體的時間實踐越來越因情境而變動。同時，隨著個體自我意識的不斷覺醒，社會時間結構的強制性也被日益瓦解，個人需要處理的事務逐漸零散化，但個人不能完全憑自己的喜好去處理事務，而是被規定了必須完成的期限[34]。當社會時間結構被內化進個體的日常實踐中，每個人必須建立自己的行動時態安排模式，時間管理便成為日常社會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任務之一。于此，集體層面上標準化社會時間結構階段的普遍同步性日益薄弱，社會時間形式的同步韻律也相應式微。但這不意味時間形式徹底喪失了同步性，而是在不同群體間呈現出不同特征的“松動”，成為當代社會運作的特殊韻律性質。

與其他經典社會學理論一致，社會時間理論的發展也遭遇了“結構主義”與“個人主義”的二元對立階段[32]。面對這一理論紛爭，埃利亞斯為我們指出了新的理論取徑，主張用介于社會整體與個體之間的中層概念“型構”（figuration）來理解社會時間：人并非孤立個體，任何行動都與他人產生關系性的交織，時間亦是如此，需要“置于關系之中（In-Beziehung-setzen）”來思考。作為型構的時間不僅外在于人，更內化于人、重塑于人，既是約束，也是選擇[35]。恰如卡瓦利（Cavalli）的“馬賽克隱喻”[36]：個人使用時間就像使用馬賽克瓷磚進行圖案創作，每個人都可以自由構建最符合個人行為習慣的日常時間安排。但搭建材料馬賽克塊是“被分配”的，如其所處的機構和家庭。該隱喻指出了結構性與能動性對社會時間使用的雙重影響，也暗示了個人和結構之間發生的互動結果存在不可預測性。探究社會時間使用是對個體與社會的雙重洞悉，也是社會學視域下的時間研究理論發展的重要切點。

學校系統是個體習得社會時間結構的重要場合，大學的特殊性使得作為“型構”的時間更為凸顯。盡管仍對學生的時間使用進行強制性規訓，但是較之中小學，大學的時間規訓性減弱，具有彈性化特征。但彈性化既是學生的機遇，也是挑戰：一方面，這給予了學生極大的時間自主權，每個人的在校時刻表都是獨一無二的；另一方面，這對學生的時間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如果學生時間管理能力不足，或是在時間使用上處在結構劣勢，那么非常容易遇到事務全部堆在一起的被動情況，繼而影響學生發展與收獲。

基于“型構”理論研究大學生的時間安排模式，了解學生在日常生活究竟是如何中協調性地安置時間、最終在集體層面而展現出的相互交織的時間使用韻律，將進一步豐富“型構”理論在高教場域下的解釋力，是回應近年來諸多大學生時間實踐、體驗及自我認同現象（如“躺平”“卷”）的起點，也是大學管理者為學生日常時間自我管理提供更多支持的基礎。

三、研究設計

（一）數據的收集

本文主要使用CCSS 2019 年數據。CCSS 每年在全國參與院校內根據年級、學科和性別分層隨機抽樣，工具的效信度經過了嚴格的測量學檢驗[37]。其中學生學校、年級、性別等人口學變量來自合作院校提供的客觀數據，時間使用情況、學生的家庭背景等由學生自我匯報。

最終共收集有效問卷77711份，來自40所院校，包括5 所一流大學建設高校、13 所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及22所普通本科。具體變量及其描述性統計情況見表1。因缺失率較少，本研究并未對缺失值進行填補處理。

表1 變量情況

（二）數據的分析

本研究的分析分為三個部分。首先，運用LCA 探索樣本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該方法假定6 類課外活動時間使用彼此相關，其聯合概率分布可由T 個互斥的潛在類別變量解釋，每種潛在類別對各外顯變量的取值有特定傾向[30]。擬合T=1，…，n 個模型并根據AIC、BIC 等擬合指標確定最優T，基于學生的最高分布概率確定歸屬類別。LCA 的具體操作及結果分析詳見下文。其次，利用多元邏輯回歸說明不同背景學生使用時間模式的差異，以潛在的時間使用模式為因變量，探索學生人口學特征、家庭背景、高中教育經歷和大學教育經歷的相關背景因素對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最后，以學生課外時間使用模式的高影響力背景因素為標準，劃分子群體，運用多組LCA 探索不同子群體時間使用模式的異質性。

四、研究結果

（一）課外時間使用及其模式研究

大學生在課外各項活動中的時間投入情況存在較大差異。從表2 可見，大多數學生平均每天課外學習1～2 小時（47%），也有15%的學生每天學習5 小時以上。兼職時間是指校內外以賺取經濟收入為主要目的兼職和打工時間，而實習時間主要是以求職準備為主要目的的工作時間。在這兩項活動中，分別有20%的學生平均每周花費1～5 小時，有63%和56%的大學生并不投入時間。超過半數學生平均每周花費1～5 小時參加學校社團活動。至于娛樂社交，學生投入到與朋友相處、玩游戲、看電視或視頻等活動的時間差異較大，每周花費1～5 小時、6～10 小時、11～15 小時、16～20 小時以及20 小時以上各段均有13%～28%不等比例學生分布。健身鍛煉時間則相對比較集中，超半數學生平均每周花費1～5小時。

表2 課外時間使用的描述性統計（分布比例%）

為呈現大學生各項課外活動時間投入的相對情況，以學生總體在該活動投入時間的均值為標準，將6 個變量轉成啞變量（1 表示該生在該活動投入時間高于平均水平，屬于高時間投入者；0 為低于平均值，是低時間投入者），進而利用6 項活動相對時間投入情況進行LCA。LCA 模型擬合優度可以通過系列擬合指標進行判斷，AIC、BIC 和aBIC 越小，模型擬合度越高[30]；LMR 和BLRT 兩個指標的p值達到顯著水平，則表明k類別模型顯著優于k-1 個類別。本研究從1 開始逐個增加潛在類別個數，直到模型擬合度不再上升（結果見表3），發現在數據可以實現趨同的范圍內，三類別模型的擬合優度表現最好，與前人的研究結果也最為一致[2]。

表3 潛在類別分析模型擬合優度

圖1 為三類別時間使用模式的具體分布情況，X 軸表示不同課外活動，Y 軸表示學生在該活動中為高投入者的條件概率?；诓煌顒訒r間投入相對狀況，本研究將三類時間使用模式命名為“多面高手型”“社交達人型”和“校園隱士型”。

圖1 三類時間使用模式

1.多面高手型

“多面高手型”學生在多項課外活動中均表現出高投入的傾向。此類學生在兼職打工等創收型活動和實習等未來準備型工作中投入較多時間；在學習、校園社團類活動和體育鍛煉上也有超過60%的概率成為高投入者；娛樂社交類活動高投入的概率雖然不是最高的，但也超過了50%。約14.86%大學生的時間使用表現為“多面高手型”。

2.社交達人型

“社交達人型”學生有最高的可能性花費超過均值以上時間在社交娛樂活動中，并且在兼職打工和實習中高投入的概率最低。但該模式并沒有忽視課外學習，其中52.31%的學生課外學習時間超過均值。約28.77%的大學生為“社交達人型”。

3.校園隱士型

相較而言，“校園隱士型”學生在各項課外活動中投入的時間均較低，呈現出相對隱身的狀態。他們在課外學習、社團活動、社交娛樂和體育鍛煉方面的高時間投入概率最低，兼職打工和實習中高投入的概率相較“社交達人型”略高。在大學生的課外時間總量一定的前提下，該模式在6 類活動中較少的時間投入意味著該類學生睡眠時間高于均值的概率更高。56.37%的大學生屬于“校園隱士型”。

在以往研究中，大學生分類學和時間使用的相關分析均有涉及“多面高手型”[38]、“社交達人型”[39]和“校園隱士型”[9]的相關例證。也有研究同時描述了這三種類型[2，10，40]，但多為分類特征的簡單描述，極少探究時間使用模式的形成與學生特質的關系?？涞铝趾汪數聽枺≦uadlin＆Rudel）[2]的研究關注美國貸款大學生群體，以學生貸款作為解釋變量進行探究。而在我國，學生貸款不如美國普遍，解釋力度有限，課外時間使用模式背后的影響因素有待進一步探索。

（二）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因素

接下來，以學生人口學特征、家庭背景、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經歷的相關因素為自變量，以時間使用模式作為因變量進行多項邏輯回歸，探究大學生課外時間使用模式背后的學生特征差異。分析結果見表4。

表4 多項邏輯回歸結果

人口學變量方面，性別對于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具有顯著影響，相較于社交達人和多面高手，女生更容易成為校園隱士型。獨生子女、少數民族和城鄉對時間使用模式影響不顯著，僅獨生子女相較于校園隱士更容易成為多面高手型；與直轄市學生相比，來自省會城市的學生更不容易成為校園隱士型，鎮區學生比起社交達人型更容易成為校園隱士型。

家庭背景方面，家庭收入、父母職業和第一代大學生均對課外時間使用模式產生顯著影響。對比校園隱士型，經濟劣勢和第一代大學生更不可能成為社交達人型，較少將時間花費在與同學、朋友社交娛樂活動中；卻更有可能成為多面高手型，傾向于將更多時間投入到打工兼職和實習工作中，為未來生活做好準備。不過父母職業等級低的學生更傾向于成為校園隱士型，在實習和兼職活動中的投入也不高。

大學教育經歷方面，學校類型、年級、學業要求和大學經濟來源是顯著影響因素。首先，相較普通本科，“雙一流”高校學生成為校園隱士型的概率更高。其次，相較于大一，高年級在社交娛樂上投入時間更少，在學習、課外活動及兼職、實習方面投入時間相對更多。再次，學校對學業時間投入越強調、課程學習任務要求越多，學生越不容易成為課外學習投入時間少的校園隱士型。最后，接受父母或者親戚經濟支持的學生更容易成為多面高手型，而依靠助學金、私人借貸、勤工儉學和自己賺錢的學生更易成為校園隱士型。

（三）不同群體時間使用模式的異質性

大學生課外時間使用模式的影響因素顯示，除了學校學業時間要求、課外學習任務量、經歷來源等因素外，性別、家庭背景、大學類型和年級等學生基本特征也是顯著影響因素。以上述背景特征為標準，利用LCA法探究不同子群體的時間使用模式，發現不同大學生群體內部呈現出顯著異質性。

1. 不同性別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分性別群體進行LCA 擬合，發現女生內部除了三類別模式外，還出現了“兼職能手型”，占女生的16.51%（見圖2）。該模式有91.67%的概率是兼職打工高時間投入者，但在其他活動上均傾向低時間投入。這部分女大學生大學就讀階段，接受家庭父母或親戚經濟支持的比例顯著低于其他時間使用模式者（p〈0.01），依靠自己賺錢的比例顯著高于其他時間使用模式者（p〈0.01）。

圖2 不同性別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2.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以家庭收入高低、是否為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職業等級高低三項家庭背景標準劃分群體，分別進行LCA 擬合，發現經濟劣勢、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低職業等級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表現出相似的特征，經濟優勢、非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高職業等級大學生表現相似，但兩者彼此間存在差異：相對劣勢的大學生中，校園隱士型學生在兼職打工上高時間投入的概率略高于社交達人型，相對優勢的后三類則相反（見圖3）。

圖3 不同家庭背景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家庭收入、第一代大學生和父母職業等級彼此之間區別不大，主要原因是在中國的情境下，三者彼此高度重疊。在本研究的界定下，經濟劣勢大學生占總體大學生的54%，第一代大學生占總體的66%，父母低職業等級大學生占78%，而經濟劣勢且父母低職業等級的第一代大學生（簡稱為劣勢大學生）就占總體的37%，在三個方面都占據優勢的大學生（簡稱為優勢大學生）占總體的15%。從直接對比優劣勢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的結果發現，劣勢大學生除三種時間使用模式外，還出現有高概率在兼職打工活動中成為高時間投入者的兼職能手型，占劣勢大學生總數的11.94%（見圖4）。

圖4 優勢、劣勢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

3.不同院校類型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不同院校內部分別進行聚類，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如圖5所示，相較于一流學校建設高校，一流學科建設高校和雙非院校社交達人型學生在兼職和實習活動中高時間投入概率略高于校園隱士型，且都出現了兼職能手型，雙非院校兼職能手在兼職實習上的高時間投入概率高于一流學科建設高校，說明低層級院校中存在一定數量的學生專注于兼職與實習工作。

圖5 不同院校類型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4.不同年級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不同年級群體的課外時間使用模式表現出了大學不同階段的顯著差異。如圖6 所示，大一學生課外時間使用具有多樣化的樣態，除了學習和社交都是高時間投入的社交達人型（30.04%），也分化出高娛樂社交-低學習投入的娛樂玩家型（9.86%），后者的行為表現呈現出“上了大學就解放了，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的傾向，需要更多引導。另外還出現一類在學習和兼職活動上高時間投入概率較高，其他活動都較低，社交娛樂活動最低的兼職能手型（6.93%），其社會交往發展狀況有待關注。大二的時間使用模式呈現出了與總體類似的表現，多面高手型、社交達人型和校園隱士型并存。但大三在升學壓力影響下，社交達人型消失。大四學生面臨畢業，實習專注型出現，26.28%的畢業年級學生在實習中投入較多時間，其他課外活動時間投入都相對較少。

圖6 不同年級學生的時間使用模式

五、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基于全國性學情調查數據，將時間使用作為大學生日常經驗的表征，分析大學生時間使用模式及其影響因素，并探究內部群體異質性。主要結論如下：

第一，大學生的時間使用浮現出三種模式：“多面高手”在學習、兼職打工、實習、課外活動和健身鍛煉等多項課外活動中都投入了相對較多的時間；“社交達人”在課外社交娛樂活動投入更多的時間，“校園隱士”在以上活動，特別是課外活動和健身鍛煉中表現出低參與的特征。此三種時間使用模式反映出了大學生群體的社會時間形式在總體上呈現出“多軌并行”的韻律樣態。

第二，大學生的課外時間使用模式并非完全由個體自主選擇的，除了學校學業時間要求、課外學習任務量的影響外，也受到學生的性別、家庭背景、院校類型以及年級等結構性因素的影響。

第三，不同性別、家庭背景、院校類型和年級分群體的時間使用模式具有異質性。女大學生相較于男生多出現一類高兼職投入的類型，該類型同樣出現在家庭背景處于劣勢和非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大學生群體中，說明仍有部分大學生缺乏足夠的大學經濟支持，需要依靠自身力量賺取收入，在兼職打工活動中投入大量時間，甚至影響到了其他課外活動參與。而不同年級則表現出“大一多元化，大二模式化，大三無社交，大四去實習”的時間使用特征。這一發現也印證了羅薩的“去時間化”（Entzeitlichung）趨勢理論，即在彈性化的時間環境中，社會時間形式的普遍同步性逐漸松動，在特定社會群體內展示出有條件的同步性[34]。

時間使用模式的“組間”分配和“組內”選擇表明了時間作為一項基本資源兼備結構性和能動性特征。作為經由某些外在具有強制力的協調要素與個體自我調節共同型構的產物，社會實踐形態受到結構約束和個人選擇的相互作用[33]。一方面，不同性別、家庭背景和院校類型中時間使用模式的差異呈現出結構性的限制，時間對于大學生而言并非平等的可利用資源，如何利用時間實則是群體間在日常經驗上的區隔化展演。相對弱勢群體多呈現出“兼職能手”樣態，在工作活動中投入相對更多的時間，表明部分大學生追求經濟支持和為未來工作做準備的迫切需求。盡管本研究開始嘗試區分以追求經濟支持為主要目的的兼職打工行為和以積累未來工作經驗為主要目的的實習行為，但兼職和實習活動內部本身也有多種分類，出于不同動機進行的工作活動，仍待進一步區分。而在校期間工作活動的高時間投入，是會占用學習時間、消極影響學習成就[41]，還是能促進學生認知及非認知能力發展[42]，要結合動機與投入程度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另一方面，相同背景因素下多樣時間使用模式的同時出現，表明個體依然有能動性展演的空間。埃利亞斯提示我們，個體將社會時間結構內化、進行自我調節與選擇后，才通過行動表現出來，是為社會時間作為型構在個體和結構間的互動性[35]。已有研究發現，我國青年群體中出現了“逆社會時鐘”現象，有意識地與社會時間參照框架逆向行之，在時間層面上展現自我主體性[43]。該發現與本研究結果都說明，雖然個體在日常實踐中受到結構性因素的限制，但擁有不同觀念和策略的個體也可以通過選擇個性化日常時間方案，展現其能動性。

社會意義上的時間，不僅意味著結構的約束，也意味著個人的選擇。社會結構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決定個人行為，而個人又如何改變社會結構以適應自己的目的？在高等教育場域內回應此問題有著重要的理論潛力。受制于研究方法，我們無法對個體如何能動地塑造日常時間給出答案，但后續研究者可以著眼于個體選擇的角度，理解當下變遷中的時間現象，以及交織的時間型構背后的時間權力問題。筆者初步探索發現，多面高手型相較于校園隱士型展現出了更高的院校支持感知。雖然院校支持和大學生時間使用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有待進一步測算，但這已然提醒我們注意：院校應進一步思考如何助力大學生，幫助他們打破時間使用上結構性的限制，發揮能動的潛力，合理分配個體時間，獲得更充分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