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稅稅負歸宿與調節收入分配效應研究

□ 李寶鋒 付燕妮 李超民

（1.河南科技大學 商學院，河南 洛陽 471023；2.上海財經大學 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增值稅在我國稅制結構中占有重要地位，營改增后其稅收收入一度占全國稅收總收入的近40%。增值稅實行普遍征收，所有商品及勞務都屬于其征稅范圍，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對收入分配具有重要影響。居民收入差距較大是我國現階段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現之一，在由全面小康邁向共同富裕的新發展階段，應充分發揮稅收在國家治理中的基礎性、制度性與支柱性作用，更加注重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為此，“十四五”規劃及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均強調要加大稅收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高精準性。增值稅作為我國第一大稅種，研究其稅負歸宿與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對于在“十四五”這一新發展階段推進稅制建設，健全稅收再分配調節職能，促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義。

增值稅的稅負歸宿及調節收入分配研究是公共經濟學中最重要和最困難的課題之一（約瑟夫·E·斯蒂格里茨，2005）[1]。國內關于增值稅稅負歸宿與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相關研究并不充分，方法上主要有微觀模擬法和一般均衡分析法。大多數學者根據稅負前轉假設，運用微觀模擬法來研究增值稅的收入分配效應。劉怡和聶海峰（2009）[2]根據1995-2006 年城鎮居民消費數據和法定稅率，考察了不同收入組別居民增值稅負擔情況，發現增值稅呈累退性。聶海峰和劉怡（2010）[3-4]、田志偉和汪豫（2020）[5]借鑒Metcalf（1999）[6]的方法建立投入產出稅收轉嫁模型，研究發現增值稅擴大了城鎮居民收入差距。岳希明等（2014）[7]根據傳統稅收歸宿分析方法研究表明增值稅呈累退性，加劇了城鎮、農村及全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也有學者根據稅負混轉假設，基于一般均衡理論構建可計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對增值稅稅負歸宿進行研究。金雙華和邱韻智（2020）[8]利用2015年投入產出表數據，運用CGE 模型分析了我國增值稅稅負歸宿，結果表明城鎮居民收入來源端稅負低于農村居民，消費使用端稅負及總稅負均高于農村居民。

綜上所述，我國學者對增值稅稅負歸宿與收入分配效應研究還不夠深入。微觀模擬法假定增值稅稅負全部前轉給消費者，這一假設與實際情況并不符合，因為現實生活中需求彈性不可能等于0，這意味著稅負不可能百分百地轉嫁給消費者（萬瑩和徐崇波，2020）[9]。CGE 模型是基于一般均衡理論、宏觀經濟結構關系和國民經濟核算數據而建立起來的一套全景描述經濟系統運行的數量模擬系統，可以測算不同稅收政策設定下的均衡價格變化，全面模擬分析前轉和后轉的情況，對稅負歸宿及調節收入分配效應分析更貼近現實。然而，相對微觀模擬法的簡便易行（張敏等，2021）[10]，CGE 模型需要依據嚴密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通過一系列方程構建起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內在聯系，顯然更復雜和難以掌握。自Walras首次提出一般均衡概念以來，一般均衡理論長期停留在抽象的經濟描述階段，直到Scarf（1973）[11]提出了基于計算機的求解大型CGE 模型的壓縮不動點算法，該理論才具備了走向實際應用的可能。之后世界銀行開發了求解CGE 模型的GAMS 軟件（General Algebraic Modeling System，通用數學建模系統），加之社會核算矩陣研究日益成熟，20 世紀80 年代以來該模型在國外日益得到廣泛運用。而我國相關研究較少，目前僅有金雙華和邱韻智（2020）[8]利用2015 年投入產出表數據，運用CGE 模型專門針對增值稅稅負歸宿進行研究。

與現有文獻相比，本文的主要邊際貢獻有兩點：（1）構建稅收一般均衡模型，不僅分析了增值稅稅負歸宿，還分析了其調節收入分配效應。（2）對稅負歸宿和調節收入分配效應兩種測算方法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調節收入分配效應方法相對更客觀準確。

本文基于2018 年《投入產出表》編制涵蓋增值稅和異質性居民的社會核算矩陣（SAM），構建稅收CGE 模型，不僅對城鄉居民增值稅稅負歸宿進行分析，還從收入效應和消費效應雙重視角，以基尼系數和MT 指數作為衡量指標，整體分析增值稅調節農村、城鎮及全國居民的收入分配效應，使研究時效性更強、更深入全面。

二、CGE 模型的設定、數據來源與測算指標

（一）CGE 模型的設置

為了研究增值稅稅負歸宿及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本文根據我國經濟結構和增值稅的特點，在標準CGE模型（張欣，2017）[12]的基礎上，基于完全競爭、勞動和資本要素自由流動、生產規模報酬不變等假設，構建了一個稅收CGE 模型。該模型包括生產模塊、對外貿易模塊、居民模塊、企業模塊、政府模塊和市場均衡等模塊。本文主要介紹涉及增值稅的生產模塊和政府模塊、反映居民收支的居民模塊，核心方程及其含義如下：

1.生產模塊

模型使用兩層嵌套的生產函數來描述廠商的生產行為。第一層生產函數為非線性的固定替代彈性（CES）生產函數，部門i的總產出QXi由增加值QVAi與中間投入總量QINTi組成，各投入部分QVAi與QINTi之間存在著替代性，其份額βiq和1 -隨著相對價格的變化而變化。PXi、PINTi、PVAi分別是部門i的總產出、中間投入和增加值的價格，是函數的規模參數，是替代彈性參數。增值稅、消費稅、城建稅、土地增值稅、資源稅等間接稅種是在商品和勞務流轉環節征收，增值稅的計稅依據為增值額，消費稅及其他間接稅的計稅依據主要是銷售額。為了方便起見，假定除增值稅之外的消費稅及其他間接稅為價外稅，包含在PXi之中，而在PINTi、PVAi之外，消費稅稅率為tcomsi， 其他間接稅稅率為tothi。該層生產函數最優化條件下的數量和價格表達式如下：

第二層生產函數包括中間投入部分的生產函數和增加值部分的生產函數。中間投入部分的生產函數是線性的列昂惕夫生產函數，與標準CGE 模型相同。增加值部分的生產函數也是非線性的固定替代彈性（CES）生產函數，部門i的增加值QVAi由勞動要素投入量QLDi與資本要素投入量QKDi組成，各投入部分QLDi與QKDi之間存在著替代性，其份額βiva和1-隨著相對價格的變化而變化。WL、WK分別是投入的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的價格，是函數的規模參數，是替代彈性參數。增值稅是價外稅，包含在PVAi之中，而在WL和WK之外，其實際稅率為tvai。該層生產函數最優化條件下的數量和價格表達式如下：

2.居民模塊

不同居民收入與支出差異是影響其收入來源端和支出端稅收負擔差異的根本原因（萬瑩和徐崇波，2020）[9]。居民h的收入YHh由向要素市場提供勞動獲得的勞動報酬、向要素市場提供資本獲得的資本收益及來自政府的轉移支付三部分組成。勞動要素總供給QLSA中居民h的份額為shifhl，資本要素總供給QKSA中居民h的份額為shifhk，政府對居民h的轉移支付為transfrhgov。居民繳納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之后形成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費與儲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tient，個人所得稅稅率為tih。QHch為居民h對商品c的消費量，PQc為商品c的價格，shrhch為居民h對商品c的消費份額參數，mpch表示居民h的邊際消費傾向。

居民收入表達式如下：

居民在收入約束下最大化其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數來安排消費，得出的居民h對商品c的最優消費需求是：

3.政府模塊

政府收入YG主要來自增值稅、消費稅、其他間接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等各類稅收及來自國外的轉移支付tranfrgrow。政府支出EG用于購買公共產品及行政性開支、對居民的轉移支付transfrhgov及對國外的轉移支付transfrrowg等，政府的收支差額為政府儲蓄GSAV。

（二）數據來源與參數設定

1.SAM 表的編制及數據來源

社會核算矩陣（SAM）是CGE 模型的數據基礎，能夠將國民經濟各個賬戶系統地聯結起來，反映國民經濟運行的循環過程。本文基于最新的2018 年《投入產出表》，參照李寶鋒（2020）[13]的余項平衡法，編制涵蓋增值稅和異質性居民的SAM。將《投入產出表》的139 個投入產出行業與《中國稅務年鑒》（2019）中“2018 年全國稅收收入分稅種分產業收入情況表”中的稅收行業進行對應，得出75 個部門，再將投入產出數據與各稅種稅收收入數據在75 個產業間分配。同時根據收入水平將農村與城鎮居民五等分1分別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中等收入戶、中高收入戶和高收入戶。。由于2012 年以后國家不再公布分收入等級的居民收入和消費數據，故2018 年農村與城鎮各組居民收入與支出情況根據以前年度收支數據通過線性回歸方法擬合得出。

農村居民收入與支出數據分別來源于2002-2012 年《中國農村住戶調查年鑒》中人均純收入五等分分組中總收入情況2包括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4 項，本文將農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歸為勞動收入，經營凈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歸為資本收入。及農村家庭支出項目3包括家庭經營費用支出、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娛樂、醫療保健、其他商品和服務支出及財產性支出11 項。。城鎮各組居民收入數據來源于2000-2011 年《中國價格及城（市）鎮居民家庭收支調查統計年鑒》中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4包括工資收入、經營凈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4 項。按將城鎮居民工資性收入歸為勞動收入，將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歸為資本收入。，其支出數據來源于2000-2012 年該年鑒中消費支出項目5包括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及用品、醫療、交通通信、文教娛樂、其他商品服務和支出及非現金支出9 項。。農村及城鎮各組居民支出情況與投入產出表中居民各類商品消費情況按類別及消費比重進行對應，將投入產出表中農村及城鎮居民各類商品消費在各組居民之間進行分配，得出城鄉各組居民各類商品消費金額。

2.參數設定

彈性參數主要是外生給定的，包括生產要素之間的替代彈性，居民需求函數中的彈性等，其值的大小將直接影響校準參數和模型模擬的結果。本文各彈性參數主要參照汪昊和婁峰（2017）[14]的相關數據計算而來6增加值與中間投入品的替代彈性參數 為-0.67，勞動與資本要素替代彈性參數 為-0.25，出口商品替代彈性參數 為0.5，進口商品替代彈性參數為0.75。。

（三）測算指標

1.增值稅稅負歸宿的測算指標

根據一般均衡理論，增值稅的征收會引起各類商品及勞務價格、勞動及資本要素價格的變化，勞動及資本要素價格變化影響居民收入端的稅負，商品及勞務價格變化影響居民消費端的稅負。依據Browning（1978）[15]給出的居民稅收負擔公式，本文使用公式（12）—（14）對居民收入的收入端、消費端和總的稅收負擔進行測算。假設征稅不會影響政府對居民的轉移支付，則：

其中，tsh、tuh和th分別代表居民h的收入端、消費端和總的稅收負擔。YHLh0為基期居民h的勞動收入，YHKh0表示基期居民h的資本收入，TYHh0為基期居民h的總收入，則YHLh0/TYHh0和YHK h0/THKh0分別表示基期居民h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份額。（WL-WL0）/WL0、（WK-WK0）/WK0和（PQc-PQc0）/PQc0分別表示勞動、資本和商品c 的價格變化。

2.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的測算指標

本文將征收增值稅情況下居民取得的收入定義為實際收入，用Ya表示；將不征收增值稅情況下居民取得的收入定義為市場收入，用Ym表示；將實際收入根據征稅前后居民支出變動進行調整后的收入定義為增值稅調整后收入，用Yr表示。以實際收入Ya與市場收入Ym之間的差異，反映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以增值稅調整后收入Yr與實際收入Ya之間的差異，反映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以增值稅調整后收入Yr與市場收入Ym之間的差異，反映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整體效應。

本文以MT指數作為度量稅收再分配效應的衡量指標，其計算公式為：

Gb為稅前收入基尼系數，G a為稅后收入基尼系數。若Gb大于Ga，即MT指數大于0，說明稅后基尼系數相對于稅前基尼系數有所下降，則稅收降低了居民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稅收具有累進性。反之，則說明稅收具有累退性。

三、增值稅稅負歸宿分析

根據稅收CGE 模型和2018 年SAM，使用GAMS 軟件可以測算出增值稅征收前后各類商品及勞務價格、勞動及資本要素價格的變化情況。本文從收入端、消費端和總稅負對農村和城鎮各組居民負擔的增值稅稅負進行計算，并對城鄉居民稅負進行比較分析。

（一）農村居民增值稅負擔

從收入端來看，根據CGE 模型模擬分析發現，征收增值稅會使資本要素價格相對勞動要素價格下降6.4338%，由公式（12）可測算居民收入端增值稅稅負。如圖1 所示，農村居民（h1-h5）增值稅收入端稅負區間在1.5436% 至2.3786% 之間，稅負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呈U 型分布，稅負最高為低收入戶居民，最低為中高收入戶居民。稅負變化趨勢與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密切相關，如圖2 所示，農村居民資本收入占比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也呈U 型分布。通常農村低收入居民收入來自于土地經營所得較多，高收入居民收入多來自于經營性收入及財產性收入，而中等收入居民主要依靠提供雇傭勞動而獲得工資性收入。征收增值稅后資本要素價格相對勞動要素價格下降更多，對低收入和高收入群體影響更大，其收入端稅負更高；而對中等收入群體影響較小，其收入端稅負相對較低。

圖1 農村居民增值稅負擔

圖2 農村居民收入結構

從消費端來看，根據CGE 模型模擬分析發現，征收增值稅會使絕大多數商品及勞務價格上升，其中煙草制品產品價格上升幅度最多，達到28.26%。從居民消費占比較大的主要行業來看，隨著收入提高而消費有所遞減的一些行業，如第一產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等價格上升幅度較??；而隨著收入提高而消費呈顯著遞增的一些行業，如紡織服裝服飾業、汽車制造業、計算機及電子設備、金融業及房地產業等行業價格升幅均超過5%。如圖1 所示，由公式（13）進行測算可知農村居民消費端增值稅稅負區間在4.0494% 至4.0905% 之間，稅負最高為中低收入戶，最低為高收入戶居民，但變化幅度相對較小，說明征收增值稅對農村不同收入組別居民消費支出影響程度基本相當，這是由于農村居民消費結構隨收入上升變動相對較小。

總稅負是居民的收入端和消費端稅負之和，如圖1所示，農村居民增值稅總稅負區間在5.6185%至6.4314%之間，呈U 型分布，消費端稅負大于收入端稅負。中等偏高收入戶居民負擔的增值稅稅負最輕，為5.6185%；低收入戶居民增值稅稅負最重，為6.4314%。

（二）城鎮居民增值稅負擔

從收入端來看，如圖3 所示，城鎮居民（h6-h10）增值稅收入端稅負呈U 型分布，稅負區間在0.6408% 至1.0648%之間，中等收入戶居民稅負最低，高收入戶居民稅負最高。如圖4 所示，收入端稅負變動趨勢與資本收入占比變動趨勢相似，城市低收入居民一般來說受教育程度較低，往往沒有固定工作，靠小本經營為生，資本收入占比較高；中等收入居民大多靠個人技能受雇于企事業單位及政府，收入更多來源于工資性所得，勞動收入占比較高；而高收入居民占有大量的社會財富，經營收入及財產性收入較高，資本收入在所有收入居民中占比最高。相比于農村居民更多收入來自于土地經營收入，城鎮居民整體勞動收入占比更高。

圖3 城鎮居民增值稅負擔

圖4 城鎮居民收入結構

從消費端來看，如圖3 所示，城鎮居民消費端稅負隨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略有增加，低收入戶居民稅負為4.2107%，高收入戶居民達到4.4760%。由公式（13）可知，影響居民收入消費端稅負的因素為消費結構及價格的相對變化幅度。汽車制造業、計算機及電子設備、金融業等在城鎮居民消費結構中隨收入上升，消費占比顯著提高，征收增值稅后其價格上升幅度均在5%以上，這會造成高收入群體征稅后消費支出增長幅度更大，相應其消費端稅負也較高。

城鎮居民增值稅總稅負區間在4.9420%至5.5408%之間，呈U 型分布，波動幅度較小，消費端稅負遠大于收入端稅負。中等收入戶居民負擔的增值稅稅負最輕為4.9420%，而高收入戶居民稅負最重為5.5408%。

（三）農村居民與城鎮居民增值稅稅負比較

如圖5 所示，從收入端看，農村居民增值稅平均稅負為1.8245%，遠高于城鎮居民的0.7775%。這是由于農村居民平均資本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28.36%，相較于城鎮居民平均資本收入占比（12.08%）要高得多。征收增值稅會使資本要素價格相較勞動要素價格下降6.4338%，對農村居民收入影響更大，導致農村居民增值稅收入端稅負高于城鎮居民。

圖5 城鄉居民增值稅平均稅負比較

從消費端來看，城鄉居民增值稅消費端的平均稅負差距不大，農村居民的4.0730% 略低于城鎮居民的4.3192%。比較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可以發現，農業、農副食品加工業等農村居民消費占比較高的行業，征收增值稅后價格上升幅度在1.5% 左右，而汽車制造業、計算機及電子設備、金融業等城鎮居民消費占比較高的行業，征收增值稅后價格上升幅度均超過5%，這會導致城鎮居民增值稅消費端稅負略高于農村居民。

從增值稅總稅負來看，農村居民平均總稅負為5.8975%，高于城鎮居民的5.0966%，這主要是由收入端的較大稅負差異所導致的。

四、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分析

本文根據CGE 模型模擬分析的增值稅征收前后各類商品及勞務價格、勞動及資本要素價格的變化情況，對增值稅調節農村、城鎮及全國居民的收入效應、消費效應和整體效應進行測算分析。

（一）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

根據CGE 模型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征收增值稅會使資本要素價格相對勞動要素價格下降6.4338%，導致居民的實際收入aY相對市場收入mY有所下降。由于農村和城鎮不同收入組別的居民收入結構不同，增值稅的征收會從收入端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造成影響。

1.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

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如表1 所示，征稅后人均實際收入aY相對于征稅前的市場收入mY的下降幅度，從絕對值來看隨著不同組別居民收入的提高而增加，但從相對值來看先降后升，呈U 型分布，變化趨勢與農村居民資本收入占比（見圖2）相似。其中農村低收入戶居民收入下降最多，為2.3786%，中等偏上戶居民下降最少，為1.5436%，平均下降1.8245%。農村低收入居民資本收入占比高達36.97%，遠遠大于其他收入戶組居民，征收增值稅導致資本要素價格相對勞動要素價格下降6.4338%，使得低收入戶居民相對于其他收入戶居民收入減少最多，受影響最大。

表1 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測算單位：元/%

從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來說，按征收增值稅前的市場收入m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3710，按征收增值稅后的實際收入a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4066，MT指數為-0.000356。因此，從收入效應來說，征收增值稅使農村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擴大，稅收呈累退性。

2.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

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如表2 所示，征稅后人均實際收入aY相對于征稅前市場收入mY的下降幅度，從絕對值來看單調遞增，從相對值來看先降后升，呈U 型分布，變化趨勢與城鎮居民資本收入占比（如圖4）相似。其中，中等收入戶居民收入下降最少，而高收入戶居民收入下降最多。

表2 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測算單位：元/%

從城鎮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按征收增值稅前的市場收入Ym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1307，按征收增值稅后的實際收入Ya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0621，MT指數為0.000686。因此，從收入效應來說，征收增值稅使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稅收呈累進性。

3.增值稅調節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收入效應

征收增值稅后農村居民收入端平均收入下降幅度為1.8245%，是城鎮居民（0.7775%）的2.35倍，因此征收增值稅使得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

征收增值稅前全國居民按市場收入Ym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26716，征稅后全國居民按實際收入Ya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27678，基尼系數上升0.000962，MT指數小于0，說明增值稅對全國居民收入來源端的分配效應具有累退性。

（二）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

根據CGE 模型進行測算的結果表明，征收增值稅會使絕大部分商品及勞務的價格上升，從而使居民消費支出增加，最終導致居民的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相對實際收入aY有所下降。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由兩方面因素決定：一是征稅后不同收入組別居民的消費支出變動幅度。由于征收增值稅后不同商品及勞務的價格變動不同，各居民的消費結構不同，征稅后不同收入組別居民的消費支出變動幅度也有所不同；二是不同收入組別居民的消費收入比。農村和城鎮不同居民的消費占收入的比重差異較大，征稅后相同的消費支出變動會對不同居民的增值稅調整后收入影響程度不同，消費收入比高的居民增值稅調整后收入受影響的幅度更大，而消費收入比低的居民增值稅調整后收入受影響的幅度較小。

1.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

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如表3 所示，由于征收增值稅后各類商品及勞務價格均有一定幅度的上升，農村居民人均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相對于實際收入aY有所下降，下降幅度從絕對值來看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但從相對值來說隨著收入的提高而單調遞減，低收入戶居民下降最多，為4.6151%，高收入戶下降最少，為2.0804%，平均降幅為2.8741%。從征收增值稅造成消費支出增加幅度來看，如圖6 所示，農村各收入戶居民（h1-h5）之間沒有太大區別，增幅在4.22% 至4.27%之間，平均增幅為4.25%。但由于消費收入比差異較大，低收入戶居民達到了113.88%，高收入戶居民只有51.38%，導致征收增值稅引起的物價上升對農村低收入戶居民購買力及增值稅調整后收入的影響非常大，對高收入戶居民的影響較小。

表3 增值稅調節農村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測算單位：元/%

圖6 城鄉居民消費收入比及征收增值稅后消費支出變動情況

從農村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看，按實際收入a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4066，按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7083，基尼系數增加了0.003017，MT指數小于0，稅收呈累退性。因此，征收增值稅后商品和勞務價格上漲導致農村低收入居民收入下降幅度遠超高收入居民，拉大了農村居民收入差距。

2.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

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的消費效應如表4 所示，人均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相對于實際收入aY的下降幅度，從絕對值上來說隨收入上升而單調遞增，但從相對值來說單調遞減。低收入戶居民下降了2.5823%，高收入戶下降了2.1587%，平均降幅為2.3288%，整體低于農村居民的下降幅度。如圖6 所示，征收增值稅引起城鎮居民（h6-h10）消費支出增加幅度隨收入上升而有所提高，高收入戶居民消費支出增幅達到了4.69%，平均增幅為4.52%。城鎮居民消費收入比隨收入上升而呈下降趨勢，低收入戶居民為61.33%，高收入戶居民為48.23%。城鎮居民消費收入比下降幅度高于消費支出增加幅度，導致增值稅調整后收入相對實際收入降幅從相對值來說單調遞減，拉大了城鎮居民的收入差距。

表4 增值稅調節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測算單位：元/%

從城鎮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來說，按實際收入a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0621，按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321202，基尼系數上升0.000581，MT 指數小于0，故征收增值稅使得城鎮居民消費支出端的收入差距相對擴大，稅收具有累退性。

3.增值稅調節全國居民收入分配的消費效應

征收增值稅后各類商品及勞務的價格都有所上升，增加了城鄉居民的消費支出，城鎮居民平均增幅為4.52%，略高于農村居民的4.25%。而農村居民的消費收入比相對城鎮居民要高得多，導致農村居民增值稅調整后收入相對實際收入的平均降幅為2.8741%，大于城鎮居民的2.3288%。

全國居民按實際收入a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27678，按增值稅調整后收入rY測算的基尼系數為0.428832，基尼系數增加了0.001155，MT指數小于0。從消費效應來看，征收增值稅使農村與城鎮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擴大。

（三）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整體效應

對于農村居民，征收增值稅從收入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上升0.000356，從消費效應上使居民基尼系數上升0.003017。因此，征收增值稅從整體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上升0.003373，稅收呈累退性，擴大了農村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對于城鎮居民，征收增值稅從收入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下降0.000686，從消費效應上使居民基尼系數上升0.000581，收入效應大于消費效應。因此，征收增值稅從整體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下降0.000105，稅收呈弱累進性，縮小了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

對于全國居民，征收增值稅從收入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上升0.000962，從消費效應上使居民基尼系數上升0.001155。因此，征收增值稅從整體效應上使基尼系數上升0.002117，稅收呈累退性，擴大了全國居民的收入差距。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一）結論

本文構建稅收CGE 模型，編制了2018 年SAM，從收入端及消費端研究了增值稅稅負歸宿與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研究發現：

第一，從增值稅稅負歸宿來看，農村居民消費端稅負略低于城鎮居民，收入端稅負高于城鎮居民，總稅負也高于城鎮居民。

第二，從調節居民收入分配效應來看，征收增值稅使農村及全國居民基尼系數上升，稅收呈累退性，擴大了農村內部及城鄉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這與其他大多數同類研究結論相似。而有所不同的是，對于城鎮居民，征收增值稅從收入效應來說是累進的，且累進程度大于消費效應的累退性，故增值稅的整體效應是累進的，縮小了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與相關研究結論有所差異的原因在于同類研究大多假定增值稅稅負是前轉的，只考慮消費效應，而忽視了收入效應。

第三，從消費端來看，稅負歸宿分析結果顯示增值稅稅負隨居民收入提高而總體呈上升趨勢，稅收呈累進性；而調節收入分配效應分析結果顯示，征收增值稅后，居民增值稅調整后收入相對實際收入的下降幅度隨收入提高而遞減，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稅收呈累退性。兩種方法得出相反結論的原因在于稅負歸宿分析只考慮了各類商品和勞務價格變動及其所導致的居民消費支出變化情況，而調節收入分配效應分析則綜合考慮了消費支出變化和消費收入比兩方面因素，以稅前稅后居民基尼系數變動為衡量標準，相對研究更全面，結論更客觀準確。

（二）政策建議

整體來說，增值稅具有較強的累退性，擴大了居民收入差距。應以增值稅立法為契機，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調整稅率結構，加大其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并提高精準性，以更有效推進共同富裕。

第一，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加大其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力度。增值稅是我國第一大稅種，而其具有較強的累退性，不利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職能的發揮。應進一步降低增值稅稅率，縮小其在稅制結構中的比重，改變一稅獨大的局面，減弱其累退性。增值稅稅率降低及稅收收入的減少，會增加直接稅稅源，提高直接稅在整個稅制結構中的比重，并最終改善我國稅制整體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能力，縮小收入分配差距。

第二，調整稅率結構，提高增值稅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精準性。一方面應對居民生活必需品實行較低的優惠稅率?，F行增值稅僅對初級農產品、自來水、天然氣等少數生活必需品實行9%的低稅率，且該稅率遠高于大多數服務業適用的6%的稅率。應降低生活必需品稅率，同時將更多日常所需的農副食品、服裝、藥品等納入低稅率范圍，以減輕低收入居民消費支出的增值稅稅負水平。另一方面應提高增值稅起征點，下調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很多低收入居民以小本經營為生，或就職于小規模納稅人企業，提高增值稅起征點，降低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有助于減輕這些行業及企業從業者稅負，提高其收入水平，從而縮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