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文學《勞燕》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
——基于社會翻譯學視角的考察

邵平宇

(浙江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提升“文化自信”作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界的時代使命, 直接影響世界文學格局的角力和國家軟實力競爭。在此過程中,“走向世界”成為中國文化和文學的必然要求和必經之路[1]。近年來,學界掀起了中國文學外譯研究的浪潮,學者從不同角度切入,對莫言、曹文軒、麥家等中國作家作品的海外傳播進行研究,希冀推動更多優秀中國文學“走出去”。而新移民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2],與中國本土文學“同中有異, 異中有同, 雙向刺激并雙向互補”[3],在傳遞中國聲音、展現中國文化的過程中亦扮演著重要角色,其海外傳播同樣值得學界關注。

張翎是旅居加拿大的海外華文作家,與嚴歌苓、虹影并稱新移民文學的“三駕馬車”。其作品屢獲文學界重要獎項,并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于海外發行?！秳谘唷肥菑堲崃ψ髦?曾入選新浪網中國年度好書榜,其英譯本一出版,銷量可觀且好評如潮。目前學界針對《勞燕》英譯的研究較少,與該作品在英語世界的走紅之勢并不相稱?！秳谘唷肥侨A語文學“走出去”的成功典范,以其為個案開展研究對推進華語文學海外傳播大有裨益。傅琳凌、陳嘉歡分析了《勞燕》譯者補償文化缺省的策略與方法[4];孫云等人利用亞馬遜相關讀者評論構建文本數據庫,探究英語讀者對《勞燕》的情感態度[5]。近年來,隨著翻譯研究“社會轉向”的興起,從社會學視角研究翻譯活動,關注翻譯行為背后的社會性因素,探討翻譯與社會之間的雙向互動關系,成為翻譯研究的熱門話題[6]。本文基于《勞燕》英譯本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情況,以及《勞燕》作者、譯者和編輯之間的訪談和相關報道,運用拉圖爾和布迪厄等人的社會學理論,調查《勞燕》英譯本的生產與傳播過程,探析《勞燕》英譯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運行效度,以期為中國文學外譯提供借鑒。

一、《勞燕》在英語世界譯介與傳播情況

《勞燕》經白雪麗(Shelly Bryant)譯成英文,由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于2020年分別以精裝本、平裝本和Kindle電子書3種形式出版。此外,輝煌音頻(Brilliance Audio)于2020年以有聲CD和有聲書形式出版了《勞燕》英譯本?！秳谘唷酚⒆g本的有聲書榮膺AudioFile雜志頒發的耳機獎(Earphones Award)。

《勞燕》一經譯介至英語世界便成功走紅,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態勢令大部分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難以望其項背。在《勞燕》英譯本正式發行前的預售中,其Kindle電子書就榮登美國亞馬遜電子書暢銷榜“二戰小說”和“華語文學”類別榜首,精裝版則位列美國亞馬遜華語文學暢銷榜第六位。

《勞燕》英譯本銷量可觀,真正實現了“走出去”,但其是否實現了“走進去”,還需要考察英語讀者對它的接受程度。專業英語讀者的書評或意見是衡量文學作品接受效果的重要尺度。權威學術期刊WorldLiteratureToday褒揚《勞燕》的敘事藝術,稱性別、記憶和傷痕交織構成了這本書的敘事主題[7]。英國嚴肅文學書評網站Historical Novel Society稱贊《勞燕》推動情節發展的方式十分巧妙,且十分有趣[8]。美國知名在線文學交流社區Narrative Muse的評論者認為張翎是講故事能手,《勞燕》是一部優美又悲愴的小說,讀者讀完后會久久不能釋懷[9]。

此外,普通讀者作為文學作品最大的受眾群體,其接受程度亦是衡量文學作品傳播效果的重要尺度。筆者通過爬取美國亞馬遜網站中《勞燕》英譯本的打分及評論數據,考察《勞燕》在普通英語讀者中的接受程度。從打分情況來看,截至2023年3月1日,共有12 734名普通英語讀者參與打分,其中,有58%的讀者給予5星滿分,28%的讀者給予4星高分。從書評情況來看,《勞燕》英譯本共收獲948條書評,但考慮到亞馬遜網站對讀者評論設置的門檻較低,書評質量無法保證,因此筆者去除了與作品質量或內容無關的書評,最后實得書評863條,書評數量仍相當可觀。此外,據亞馬遜網站所展示的《勞燕》書評“內容概要”,《勞燕》書評的關鍵詞為“質量上乘”“語言優美”“極力推薦”和“閱讀體驗舒適”等。結合上述兩個方面來看,《勞燕》不僅引起了普通英語讀者的關注與熱議,更是廣受其褒揚與推崇。

二、《勞燕》在英語世界譯介與傳播的社會學探析

翻譯不單是語際的轉換,更是發生于特定社會、服務于特定社會對象、受制于特定社會語境的一種“社會現象”[10]。自20世紀90年代起,中外學界借助社會學理論來解釋分析翻譯現象,其中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學界最為熟悉,相關成果也最為豐厚。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以慣習(habitus)、場域(field)、資本(capital)為核心概念。慣習指的是人在成長、家庭教育、學校學習、工作、交際等社會化過程中所塑造的思維和行為特點;場域指的是社會空間根據作用和功能分成各種不同類型的結構系統;資本則可細分為文化資本(如著作、譯作、學歷等)、經濟資本(如財富實力)、社會資本(如人際與社會關系)和符號資本(如地位名聲)[11]。借助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來開展翻譯研究克服了主客二分的僵化模式[12],且更關注翻譯行為的個人及社會文化因素,但對整個翻譯過程及非人類因素的考量不夠全面[13],暴露出一定缺陷。

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等提出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ion Network Theory,以下簡稱ANT)是另一個被引進翻譯研究領域的社會學理論。ANT以行動者(actor)、轉譯(translation)、網絡(network)為核心概念,將所有行動的發出者都納入行動者范疇,既包括作者、譯者、出版社與發行商等人類行動者,也涵蓋原作、譯作、媒體等非人類行動者,注重不同行動者在互動聯結過程中留下的一系列動態痕跡[14],探究行動者之間如何通過轉譯構建運作網絡。借助ANT來開展翻譯研究不僅注重對譯本的整個生產過程進行考察,且對稱、動態地看待人、非人、自然、社會、科學、文化[15],從而彌補了布迪厄理論的不足。

二者相結合的社會翻譯學研究模式已受到海內外學者一定的關注。加拿大學者Buzelin認為ANT與布迪厄的理論是“意外的盟友”,二者相輔相成,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系統地開展翻譯研究[16]。劉紅華和劉毓容認為,二者相結合的社會翻譯學視角同時關注宏觀、中觀與微觀研究,可以為社會翻譯學提供更廣闊的研究視野及更科學的研究方法[17]。汪寶榮則將上述兩個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有機結合,描述了運作于項目發起、翻譯生產、譯作傳播這3個過程的“譯介與傳播行動者網絡”[18]。

本文將以ANT為主要理論框架,搜集《勞燕》作者、譯者和編輯之間的訪談和相關報道,對《勞燕》的英譯與傳播全過程展開細致的調查,考察《勞燕》英譯與傳播行動者網絡的運行效度。鑒于《勞燕》的英譯傳播并非一蹴而就,其過程具有長期性和復雜性,因此本文按照行動開展的先后順序,將《勞燕》英譯與傳播行動者網絡劃分為“譯作生產網絡”和“譯作傳播網絡”2個子網絡加以分述。但是行動者網絡中制定的行動方案必須基于行動者的職業慣習和資本的運作才能實施[19],因此本文還將結合布迪厄的社會實踐論,探析各大行動者如何基于其資本與慣習以構建運作《勞燕》“英譯與傳播行動者網絡”,進而管窺《勞燕》英譯與傳播的成功之道。

(一)譯作生產網絡

1.譯作生產網絡的初期發起

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的工作人員注意到《勞燕》不但擁有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及優美動人的語言,而且出自在中國文學場域中屢獲重要獎項的作家張翎之手,遂有意在英語世界出版《勞燕》?！秳谘唷吩鞒洚敵跏夹袆诱?吸引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發起《勞燕》譯作生產網絡。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在西方出版場域擁有雄厚的社會資本和符號資本,是順利招募其他行動者的重要前提和《勞燕》英譯本出版與傳播的重要保障。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隨即同張翎簽署合同,購買了《勞燕》的版權,招募作者張翎加入該網絡。

隨后,張翎向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推薦她的好友白雪麗(Shelly Bryant)作為譯者。彼時,白雪麗在翻譯場域中處于資本積累期,其名氣雖未及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韓斌(Nicky Harman)等漢學家,但在此之前她已譯作頗豐,其中有幾部更是取得了不俗的譯介效果。例如湖南作家盛可以的《北妹》經她譯介至英語世界后,不僅提名英仕曼亞洲文學獎(Man Asian Literary Prize),且受到《紐約時報》《環球時報》等媒體的好評。由此可見,白雪麗在翻譯場域中已積累了一定的文化資本,能夠勝任《勞燕》的英譯工作,被順利招募進《勞燕》的譯作生產網絡。

此外,白雪麗在接受利茲大學采訪時說道,“大多數情況下,我只翻譯出版商給我的東西。這其中的緣由很多,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我不了解作者的版權問題,這很容易導致作者和譯者之間的誤解”[20]。在張翎與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達成版權協議之后,白雪麗作為譯者加入譯作生產網絡,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隨即告知其翻譯事宜和預期的翻譯效果。由此白雪麗的疑慮得以消弭,其譯者慣習得到滿足,并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各大行動者之間在后期網絡運作中的利益沖突。

至此,出版社、作者和譯者作為關鍵行動者,在確?！啊秳谘唷纷g作得以順利生產并在英語世界傳播”這一共同利益的驅使下,均已加入《勞燕》譯作生產網絡。

2.譯作生產網絡的中后期運作

白雪麗作為譯者,無疑是譯作生產網絡中至關重要的行動者。然而一個行動者無論多強大, 也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行動, 而是需要與網絡中其他行動者共同完成該項行動。ANT觀照下的翻譯研究就是要找出其他行動者,并分析他們對譯者以及譯本的影響[21]。

譯作生產網絡的中期運作,主要依賴于白雪麗和原作者張翎的雙向互動。白雪麗早年移居新加坡,成年之后還常到中國生活,長時間在華語世界的離散經歷賦予她獨特的譯者慣習,使其在面對《勞燕》跨文化故事情節時可以游刃有余地譯成英文。正如她本人所言,“《勞燕》跨文化沖突的故事情節在我生活中是真實發生的”[22]。她與同樣有著離散經歷的原作者張翎達成共識:“在面對原作的跨文化情節時,直譯不可取,中文中優美的語言要是直譯成英文的話會顯得很尷尬,此外譯作還要體現英語優美的特征?！盵22]白雪麗通過和原作者張翎的雙向互動,對翻譯策略作了取舍,確保了譯作語言之美。

在譯稿初步完成后,譯作生產網絡便運作到后期,行動者的數量也隨之增加,譯者白雪麗與他們的聯結也更為緊密。首先,白雪麗會邀請她的一位同事充當“內部編輯”,對譯作初稿提出意見。而后,白雪麗會把譯作初稿遞交給原作者張翎,張翎通讀一遍后并給出建議。張翎先后于復旦大學和卡爾加利大學取得英語學士與碩士學位,英語能力出眾,可以為白雪麗的譯作提出真知灼見。最后,《勞燕》譯作初稿遞交給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的編輯麗莎·達頓(Lisa Darton)。

麗莎曾是企鵝出版集團(Ponguin Press)的編輯,姜戎的《狼圖騰》英譯本正是由她操刀?！独菆D騰》在英語世界一出版便大獲成功,麗莎因此在出版場域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從而在編輯出版《勞燕》時熟門熟路,并能夠確?！秳谘唷纺苋缤独菆D騰》一樣被英語世界讀者所接受。以麗莎為核心的編輯團隊十分重視《勞燕》原作中的“中國文化韻味”,正如麗莎所言,“翻譯作品的價值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它的源語國,出版商經常悄悄地出售這些翻譯作品,因為他們不想過于明顯地表明作品并非由母語所寫,從而嚇跑讀者。但我們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與之相反,我們毫不掩飾地展現我們對翻譯的興趣,并努力不讓原作的魅力流失”[23]。

麗莎及其編輯團隊在收到譯稿后,便和白雪麗一起逐字逐句地多次校對譯稿,確保不出紕漏,此外還會就譯稿中的個別表達進行修改,以使其符合目的語詩學規范。原作者張翎也憑借出色的英文能力加入譯稿審校,以求譯作精益求精。編輯麗莎直言:“通常情況下,譯稿最后的審校階段都是編輯和譯者負責,譯者代表作者,但所幸張翎英文能力十分出色,因此我們幾個可以作為一個團隊共同商討《勞燕》英譯細節?！盵24]

例如,3人曾就作品名稱的英譯深入交換了意見?！秳谘唷窌请p關語,蘊含雙重寓意。一方面,該書名與書中的女主人公“阿燕”呼應;另一方面,該書名與漢語成語“勞燕分飛”息息相關,暗指阿燕在戰火紛飛中形單影只,被迫與愛人相分離。在翻譯書名時,麗莎說道:“‘燕子’這一事物在漢語語境中有著豐富的意蘊,而這種意蘊在英語語境中是缺失的。我們3人反復思考作品名稱英譯的辦法,甚至考慮過采用‘加腳注’的方式,但這樣會破壞音韻。我們最終還是決定譯為‘A Single Swallow’,英語讀者或許不明白‘燕子’的含義,但這也無傷大雅?！盵24]此處采用了異化的翻譯策略和頭韻的修辭手法,雖不易為英語讀者理解,但保留了源語的文化意味,使譯作名稱富有音韻美。3人還就譯者人物名稱的英譯各抒己見,白雪麗回憶道:“張翎建議將原作中的主人公‘阿燕’譯為‘swallow’,‘劉照虎’則譯為‘tiger’,我個人不建議這種譯法,而是傾向于音譯,即分別譯為‘Ah Yan’和‘Liu Zhaohu’。編輯持有的看法與我相同。經過我們的協商,張翎做出了讓步,把決定權交給我和編輯,因為她認為我和編輯在譯作出版時最有發言權?！盵24]最終譯者采用音譯的翻譯策略來處理作品中的人名,保留了原作人名的異質性,為英語讀者創造了異域閱讀體驗。

在《勞燕》譯作生產網絡中,各大行動者基于資本與慣習,緊密聯結,從而確?！秳谘唷纷g作不僅存續了原作優美的語言,更沿襲了原作的風韻。

(二) 譯作傳播網絡

作者、譯者、編輯及背后的出版商作為《勞燕》譯作的“切身利益者”,是譯作傳播網絡中的主要行動者。張翎、白雪麗、編輯麗莎接受了各大書評網站邀約,漫談《勞燕》英譯本在編輯出版過程中的趣事,宣傳《勞燕》英譯本。此舉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勞燕》英譯本知名度,從而促進其傳播。發行商亞馬遜出版集團在2021年“世界讀書日”之際,精心遴選了10本小說,以電子書形式供全球讀者免費下載閱讀,《勞燕》英譯本正是其中一本。亞馬遜出版集團憑借其雄厚的經濟資本,不惜將《勞燕》英譯本免費供讀者閱讀,此外,亞馬遜出版集團還以Kindle電子書和有聲書等多模態途徑出版《勞燕》英譯本,豐富了《勞燕》英譯本的承載媒體,擴大了《勞燕》英譯本的讀者群體。

此外,非人類行動者的作用也逐漸凸顯,首先是諸類媒體?！都~約時報》(TheNewYorkTimes)將《勞燕》英譯本納入全球新書推廣(Globetrotting),推薦廣大讀者閱讀。紐約時報作為普及性媒體,其推介一定程度上充當“風向標”,引導讀者的購書選擇;《今日世界文學》和英國專業書評網站歷史小說協會相繼刊登了《勞燕》英譯本的書評,羅徹斯特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官網則轉載了張翎暢敘《勞燕》創作背景與創作心得的英文訪談,以此來推介《勞燕》英譯本。這些學術類媒體的推介與評價,可信度高,頗具權威性和專業性,亦是普通英語讀者購書的重要參考,可以有效促進《勞燕》英譯本的傳播。另外,好讀網(Goodreads)、臉書(Facebook)、個人博客這類社交媒體的宣傳作用也不可小覷。大眾英語讀者可以在上述社交媒體中跟帖交流,闡述自己的閱讀心得,大大提升了《勞燕》英譯本的熱度。

其次是源語與譯入語國家共同經歷的歷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美兩國結為同盟并肩抗日,而《勞燕》的故事情節恰恰基于這一歷史事實。World war(世界大戰)也是《勞燕》書評的一大關鍵詞,此段歷史無形之中成為《勞燕》聯結英語讀者的紐帶,吸引英語讀者購買該書,從而大大促進其傳播。

最后是譯入語境下的社會文化需求?！秳谘唷酚⒆g本發行之際,恰逢新冠肺炎疫情于全球肆虐。受疫情的影響,無數人的生活秩序被打亂,甚至與親朋好友陰陽兩隔?！秳谘唷芬粫墓适卤尘盎趹馉幒蜑碾y,卻播撒了大愛與真情,對于廣大受疫情所困的人而言,無疑是寶貴的“精神慰藉”,迎合了疫情籠罩下英語讀者的閱讀需求。編輯麗莎在與英語讀者在線交流中也提及,《勞燕》十分適合廣大因疫情而隔離在家的讀者閱讀[22]。

三、《勞燕》英譯與傳播對中國文學外譯的啟示

在譯作生產網絡的初期發起階段,中國文學作品要想受到西方主流商業出版社的青睞,首先,作品本身質量上乘,口碑良好?！秳谘唷纷鳛樾乱泼裎膶W中的佼佼者,其引人入勝的故事情節和細膩唯美的語言是其得以譯介至英語世界的首要因素。其次,文學獎項等符號資本的加持也是重要因素,亞馬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在其官網的聲明“我們出版在各國榮膺獎項的文學作品”就是佐證?！秳谘唷返靡越泚嗰R遜跨文化出版事業部譯介至英語世界,亦受惠于其作者張翎在中國文學場域中所積累的符號資本。故筆者建議,國內的各大文學獎項在維持其一貫的遴選標準基礎上,多挖掘、嘉獎一些非傳統文學作品,或年輕作家的作品,讓更多質量上乘但遭到冷落的中國文學作品走進海外商業出版社的視野。

在譯作生產網絡的中期運作階段,譯者往往是主體,負責譯作初稿的完成。然而即便譯者在源語文學場域中積累了充足的文化資本,并具有優秀的雙語能力,在面對源語作品棘手的文化負載詞時,難免會捉襟見肘。因此,原作者應積極發揮主體性,憑借資本和慣習介入譯作生產過程,彌補譯者對源語文化的認知空缺。作者積極介入翻譯生產可以避免文化失語,確保譯作質量。

在譯作生產網絡的后期運作階段,即譯作的修改審校至最終出版,編輯與出版社的作用至關重要。編輯與出版社往往憑借其在西方出版場域的經驗和對西方文學場域中讀者閱讀偏好的了解,對譯本語言進行適當的修改,以使其符合目的語詩學規范。而文學是一種具有審美屬性的語言藝術,若以易于讀者理解與接受為首要目標, 弱化或刪減文學文本中帶有審美特質的表達,則與再現作品藝術風格、彰顯作品文學魅力這一文學翻譯的追求相背離[25]。故此編輯與出版社在調整譯作語言時,還應保持原作的文學性及其審美特質,在保證譯作可讀性和流暢性的同時,保留原作的異域風情。

在譯作傳播網絡中,由于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學場域中仍位居邊緣位置,加之翻譯文學在西方圖書銷售市場中處于劣勢,大部分西方讀者對中國文學作品所知甚少。邵璐和李偉[26]在分析劉震云作品在英語世界遇冷時,認為其或多或少歸咎于英語讀者對劉震云及其作品缺乏了解。在這種情形下,作者、譯者、編輯作為譯作切身利益擁有者,應主動參與譯作的宣傳推廣,加強與讀者的互動,提高譯作在西方文學場域中的知名度。

四、結語

《勞燕》譯介與傳播網絡的順利運行,是各大行動者合力協作的結果,不但歸功于譯者白雪麗準確生動的翻譯,更得益于原作者張翎的積極介入、編輯麗莎對譯稿的反復審校與調整、出版商亞馬遜多種方式的宣傳推動和各大媒體的積極推介等。誠如汪寶榮和周恩奇所言,“中國文學譯介與傳播是一個依靠網絡運作的系統工程,其效果不光取決于翻譯質量及風格”[27]。然而,行動者的異質性決定其行動出發點和所追求的利益往往不一致,因此各大行動者還需通過對話協商,積極解決利益爭執,以實現合力協作。中國文學外譯中的行動者沖突焦點常體現在譯者或海外出版社對譯作的操縱有悖于作者意愿,因此作者、譯者和出版社應對譯作生產出版過程中的諸多細節加強溝通,避免不必要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