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典籍翻譯中文化缺省的翻譯補償
——以《赤壁賦》3種英譯本為例

尚巾斌,唐家揚

(1.湖南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0; 2.廣東理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廣東 肇慶 526000)

20世紀末以來,翻譯與文化的關系越來越受到譯界的關注,譯界甚至提出了“文化轉向”的觀點。經典文學作品之所以傳世不僅僅因為其語言優美,也因其具有獨特的文化內涵。作者用母語創作時,會因為母語讀者具有相同的語言文化背景而做一些文化省略,這些文化省略往往成為異語讀者的文化空白,給他們閱讀理解造成障礙。在翻譯過程中恰當補償文化缺省,是跨文化交際中翻譯工作者面臨的挑戰。

《赤壁賦》是古典文學經典名作,作于宋神宗元豐五年(1082)蘇軾被貶謫黃州(今湖北黃岡)時期,記錄了蘇軾與友人月夜泛舟游黃州赤壁的經歷。作品表達的情感豐富:先抒發月夜泛舟賞景的怡然心情,轉而懷古傷今,最后表達內心困頓消解后的釋然心理,體現了蘇軾超然物外的道家思想。全文語言晦澀,顯化特征不明顯,其中凝聚的深層文化內涵使得文化缺省現象尤為突出。因此,譯者需要采取恰當的補償措施,以傳達中國文化精髓?！冻啾谫x》現存十幾種英譯本,如翟理思、李高潔、葛瑞漢、華茲生、謝百魁、卜立德、楊憲益、戴乃迭、羅經國、林語堂等人均對《赤壁賦》進行了翻譯。本文擬選取其中3個譯本,即楊憲益、戴乃迭合譯本FirstVisittotheRedCliff[1]、翟理思譯本ThoughtsSuggestedbytheRedWall:Summer[2]以及葛瑞漢譯本TheRedCliff[3],對3種譯本中的文化缺省及補償程度和補償方法進行比較分析,從中總結漢語典籍英譯文化缺省補償的一般原則。

一、文化缺省及其翻譯補償策略

文化缺省的概念由我國翻譯家王東風提出,他認為文化缺省是“交際雙方在交際過程中對雙方共有的文化背景知識的省略。被缺省的部分與語篇內信息有關,就叫做‘語境缺省’,而與語篇外的文化背景有關的,便就是‘文化缺省’”[4]。某些信息或知識在一種文化環境中特有,且已經成為該文化環境中成員的廣泛共識,故在交際時,人們默認這些信息或知識是已知的,無需過多闡釋。但是原語經過翻譯轉換為另一種文字后,如果對其中涉及的某些文化缺省信息或知識不加補償說明,那么,缺乏原文化知識的譯語讀者會產生認知障礙。

針對上述問題,翻譯工作者、學者提出了解決原則、策略和方法。謝靜認為功能對等原則可用以應對文化缺省問題,她還指出要避免超額翻譯及欠額翻譯的現象,既使目的語讀者獲得與原語讀者相似的交際效果,又給讀者留以審美空間[5]。

在補償策略和方法上,王大來認為,文化補償應力求還原原語的文化特性,他提出根據文化因素選擇文化缺省的補償方法,即添加腳注法、文內補償法和歸化法[6]。劉桂蘭、肖永賀則聚焦常用文化補償方法之一的解釋性翻譯,對其限度進行探討,并提出語句通順、一句為限、不增內容和文體限制4個條件[7]。

譯者肩負跨越文化鴻溝的重任,要對文化缺省進行翻譯補償[8],學者們雖然提出了補償原則、策略和方法,但是如何補得恰如其分,既要避免忽視原語信息或者對原語信息打不應該有的折扣的“欠額翻譯”現象[9],也要避免譯者增添較多個人對文本的理解,補償過多,不忠實于原文的美學價值呢?譯者首先需要對原語承載的文化內涵有深刻透徹的理解,斟酌缺省的內容,然后才能采取恰當策略,用適當的方法,謹慎把握補償的程度。

二、《赤壁賦》3譯本文化翻譯補償對比分析

(一)社會文化詞匯的翻譯補償

社會文化與人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具有地域性、民族性或群體性。在《赤壁賦》中,社會文化主要涉及紀年、歷法以及星宿名稱,例如:

(1)壬戌之秋,七月既望。

楊、戴譯:In the autumn of the year Renxu, at the time of the full moon in the seventh month[1]252.

翟譯:In the year 1081, the seventh moon just on the wave[2]175.

葛譯:In the autumn of the year ren-xu(1082), on the sixteenth day of the seventh month[3]263.

中國傳統歷法使用天干、地支的組合作為計年、月、日、時的方式,十天干與十二地支相配共組合成60個計時序號,謂“一甲子” ?！叭尚纭蹦晔寝r歷紀年中一個循環60年中第59年的名稱。但對西方讀者來說,天干地支組合紀年法就如同“天書”,在翻譯中需要恰當補償。楊、戴譯本采用音譯法,葛譯本亦使用音譯法,并在其后補充了“壬戌”所指代的具體年份。在此處,音譯加標注和信息補充方法既保留了原文文化特性,又補足了譯語讀者所缺失的原語文化信息知識。翟譯本則譯為“the year 1081”,譯文雖然向讀者傳達了具體的時間信息,卻未能保留原語文化特質,削弱了原文文化色彩。對文化進行補償不意味著要消除文化異質性,而是根據原文文化信息, 采用適當的策略對缺省部分進行補償,既給英語讀者展現中國文化,又不至于造成過大的文化隔閡。

例(1)中第二個文化負載詞為“既望”。中國古代農歷每月第十五日稱為“望日”,十六日為“既望”。16世紀后西方通行的格列高利歷法與中國古代農歷是兩種不同的歷法,體系、名稱差別巨大,翻譯時若仍直接采用音譯法,對一般西方讀者來說,譯文沒有傳遞任何信息。采用文內明示法進行釋譯,可將隱含的信息言明,為讀者減少文化差異帶來的沖擊。楊、戴譯本將十六日為“月圓之日”這層隱含信息顯化,在傳達原語信息的同時保留了原語文化內涵,將月夜泛舟的情境展現出來。而翟譯本直接譯為“the seventh moon”,有過分簡化之嫌。再如:

(2)徘徊于斗牛之間。

楊、戴譯:hovering between the Dipper and the Cowherd[1]252.

翟譯:wandering between the Wain and the Goat[2]175.

葛譯:and wandered between the Dipper and the Herdboy Star[3]346.

此句講的是月初升時的方位?！岸放！敝傅氖侵袊糯煳膶W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3個譯本均將“斗”理解成“北斗星”,譯作“the Dipper”和“the Wain”。對于“?！?楊、戴和葛都理解成了“牽牛星”,故分別譯為“the Cowherd”和“the Herdboy star”。王水照認為:“星名和星宿名是兩個不同概念,不應混淆?！匪蕖喾Q‘南斗’,‘牛宿’亦稱‘牽?！?但不宜徑稱‘南斗星’和‘牽牛星’?！盵10]李賢浚也認為,“斗宿亦稱南斗,屬人馬座;牛宿屬摩羯座”[11]。由此看來,3個譯本均存在理解偏頗的問題?！岸放！辈⒉荒苤苯幼g為星名,應以星座名譯之。由于譯語文化里有相對應的星座名稱,此處使用歸化策略譯為“摩羯座”和“人馬座”較為合理?！岸贰薄芭！笨煞謩e譯為“Sa-gittarius”“Capricornus”。

(二)物質文化的翻譯補償

物質文化是人類創造的物質文明,包括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以及創造物質產品的技術,幾乎涵蓋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冻啾谫x》中物質文化主要涉及酒容器、交通工具以及旗幟名。例如:

(3)舉匏尊以相屬。

楊、戴譯:toast each other by drinking wine from a gourd[1]252.

翟譯:we have drawn inspiration together from the wine-flask[2]175.

葛譯:pouring each other drinks from bottlegourds[3]347.

“舉匏尊以相屬”意為舉起杯盞相互敬酒,“尊”即“樽”?！稗恕笔呛J的一種,“宋代陸佃的《埤雅·釋草》:‘長而瘦上曰瓠, 短頸大腹曰匏’”[12]?！稗俗稹北硎巨酥频木崎?應是短頸腹大的盛酒容器。楊、戴譯為“a gourd”,葛譯為“bottlegourds”,兩譯本都使用文內明示的方法,準確體現出盛酒器具為葫蘆,最貼近“匏尊”的原義。而翟譯為“wine-flask”,即長頸瓶或細頸瓶,與“匏”的形狀有一定出入。楊、戴譯本和葛譯本相當注重原文細節的再現,選用的表達體現了中國古代酒容器的外觀特征,一定程度上傳遞了中國古代酒文化風貌。再如:

(4)舳艫千里,旌旗蔽空。

楊、戴譯:his battleships stretched for a thousand li, his armies’ pennons and banners filled the sky[1]252.

翟譯:His war-vessels stretched stem to stern for a thousand li, his banners darkened the sky[2]175.

葛譯:his vessels were prow by stern for a thousand miles, his banners hid the sky[3]347.

“舳”指船尾,“艫”指船頭。該句意在描寫赤壁之戰中曹操軍隊之聲勢浩大:戰船首尾相連延伸千里,戰旗數量龐大以至遮蔽了天空。3譯本中,翟譯本和葛譯本使用文內意譯的方法,將曹軍戰船首尾相連(stem to stern、prow by stern)的作戰情形描繪了出來,楊、戴譯本則未將這層意思顯化。對于“旌旗”的翻譯,楊、戴譯本則最為精準,文化補償程度最高。楊、戴譯文有意將“旌”與“旗”拆分來譯?！办骸迸c“旗”在被合稱泛指旗幟之前,分別指兩種旗幟。根據《周禮·春官·司?！?綴旄牛尾于桿頭,下有五彩析羽為飾者為“旌”,有熊虎等花紋圖案的則稱“旗”。楊、戴譯文選用“pennons”和“banners”兩個代表不同旗幟的詞以體現戰旗形式多樣,側面向英語讀者展現赤壁之戰中曹軍的雄偉氣勢。此句中,“旌”與“旗”兩個物質文化詞的缺省現象更為隱蔽,容易被忽略,這要求典籍英譯者具備洞悉文化缺省問題的能力,然后才能進行恰當的翻譯補償。

(三)宗教文化詞匯的翻譯補償

奈達認為,宗教文化翻譯問題主要表現在神名以及與神有關表達的翻譯[13]。幾位譯者對《赤壁賦》中“羽化”和“仙”的英譯處理,反映了中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差異。例如:

(5)羽化而登仙。

楊、戴譯:as light as if we had left the human world and become winged immortals[1]252.

翟譯:sailing through air like the Gods[2]175.

葛譯:and risen as immortals on newly sprouted wings[3]346.

對于“羽化”一詞,楊、戴和葛譯作“left the human world”和“risen”,有“飛升”之義?！跋伞币脖蛔g為“immortals”(不朽者),崔俊認為,“長生不死,羽化登仙”是道教追求的終極目標[14]。故兩位譯者譯為“不朽者”是切合原意的。但兩位譯者將“仙”譯作“有翅膀的”“新張出翅膀的”,與道家思想不符,道家追求“絕對自由”,是不需要憑借外力(翅膀)的?！坝鸹庇小暗玫馈敝x,“羽化”即“得道飛升”,故此句可改譯為“as light as if we had achieved supreme enlightenment and become immortals.”。翟理思或受基督教文化的影響,將“仙”譯作“the God”,但“仙”反映了蘇軾的道家思想,譯為“上帝”大大削弱了原語文化內涵。

(四)生態文化詞匯的翻譯補償

生態文化反映了某一語言群體的自然地理環境、氣候狀況和特征。中西方生態文化詞所負載的文化意義多有不同。例如:

(6)寄蜉蝣于天地。

楊、戴譯:We are nothing but insects who live in this world but one day[1]252.

翟譯:a couple of ephemeredes[2]175.

葛譯:mayflies visiting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3]347.

蜉蝣被視作一種朝生暮死的生物,“寄蜉蝣于天地”意為如同蜉蝣置身于廣闊的天地中。原句中,蘇軾友人抒發人在世間極其渺小、生命轉瞬即逝的感慨。楊、戴譯文將“蜉蝣”譯為“insects”,隨后采用文內明示法,補充說明這種昆蟲在世上僅存活一天,以突出蜉蝣體現生命短暫的引申含義。翟理思選用的“ephemerides”一詞有“短命的東西”之義,同樣還原了蘇軾友人對時光飛逝、生命無常的感慨。葛譯本選用的“mayflies”一詞亦指“蜉蝣”這種生物,但與楊、戴及葛的譯文相比,似乎僅體現了人的渺小,無法直接將生命短暫這層隱含義顯現出來。再如:

(7)桂棹兮蘭槳。

楊、戴譯:Our rudder and oars, redolent of cassia and orchids[1]252.

翟譯:With laughing oars, our joyous prow[2]175.

葛譯:Cinnamon oars in front, magnolia oars behind[3]346.

屈原作品中常出現各類香草,以表達詩人的高潔品行、美好人格,桂、蘭就是其中的代表。楊、戴譯本和葛譯本均未對兩種植物的象征意義進行明示。翟譯本用“laughing”“joyous”兩個詞代替植物名,同樣也限制了讀者對“桂”和“蘭”寓意的進一步思考和想象。因為在英語中有完全相對應的植物名詞,譯者可使用文外注釋法,將“桂”與“蘭”的文化內涵意義注釋于文后。

(五)語言文化詞匯的翻譯補償

奈達認為語言文化與每種語言的特點密切相關[13]。翻譯時,譯者不能忽視與該語言特殊性有關的文化問題。例如:

(8)望美人兮天一方。

楊、戴譯:Longing for my dear one under a different sky[1]252.

翟譯:Great heroes dead, where are ye now?[2]175.

葛譯:The girl up there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sky![3]346.

“美人”一詞在古漢語中常比喻明君、品德美好的人。蘇軾當時被謫貶至黃州,政治抱負難以施展,夜游赤壁飲酒興起而歌,表達了仕途不順的苦悶。在后文中,蘇軾友人吹奏洞簫,心情轉而哀怨,是因聯想到一代英雄曹操而心生感慨。楊憲益和戴乃迭、葛瑞漢分別將“美人”譯為“dear one”“the girl”(情人)”,會使英語讀者產生疑問。翟理思譯為“dead heroes”(逝去的英雄人物)。3個譯本對“美人”的理解均有偏頗。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謫黃州,此處是蘇東坡借“美人”這一隱喻含蓄地抒發仕途失意的沮喪情緒,可照其字面意思將“美人”譯為“fair lady”,再采用文外注釋的方式,解釋“美人”的真正含義,以補償文化意義空缺。

通過對《赤壁賦》3個英譯本文化缺省的翻譯補償情況進行分析,筆者認為在文化補償的程度和對原文文化風味的保留上,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最佳。二人多使用文內解釋的方法以填補文化差異帶來的意義空缺,且對于解釋性翻譯的“分寸”拿捏到位,譯本始終忠實于原文,不會增加或刪減原文內容而扭曲原文含義。而翟理思多以歸化作為翻譯補償策略,致力于提高譯本的可接受度,對于文化缺省的補償程度不夠。葛瑞漢也比較忠實原文,其譯本多使用文內加注和文內明示策略,但他對一些蘊意深厚的文化詞匯理解還不夠深刻,未能譯出其隱含的文化風味。

三、典籍翻譯中文化補償的原則

首先,譯者應深刻理解和把握原語與目標語文化內涵,這也是補償的基礎和前提。譯者進行典籍翻譯時必須具備良好的文化的素養,把握原文本主題思想,這樣在進行文化補償時才不至于使譯本在大方向上產生偏離。在這個意義上,來自原語的譯者比來自目的語的譯者更具優勢。楊憲益、戴乃迭譯本補償程度最深最恰當,是因為楊、戴兩位譯者中英文文化素養深厚,文化背景搭配相得益彰。二人聯袂致力于將中國的優秀文化遺產推向英語世界,其中英合璧的跨文化身份和教育背景,使他們在英語翻譯這種跨文化交際活動中具備天然優勢,他們對譯本在歸化和異化策略的選擇上具有更強大的把控力。

其次,典籍英譯意在傳播文化,翻譯中的文化補償不意味著要消除文化異質性。作為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國著名漢學家,翟理思的漢語言文化素養深厚,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文學、文化均有很深的研究和很高的造詣。但是,翟理思漢語典籍英譯的特點在于他往往不自覺地從西方文化立場評選中國文學,其譯本多以歸化作為翻譯補償策略,致力于提高譯本的可接受性,使其能更好地為英語讀者所理解。不過過分強調歸化原則會掩蓋原文化所蘊涵的文化信息。翻譯過程中過度采用歸化策略會使原文異國文化的痕跡消失殆盡,剝奪了讀者欣賞原文的異質文化的權利,無益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

最后,譯者要本著“不增不減”的翻譯補償原則,在準確傳達原語信息的同時盡量保留原語的文化內涵。楊憲益曾提出,“‘信’和‘達’,在翻譯則是缺一不可……總的原則……對原作的內容,不許增加或減少”[15]。對原作“不增不減”是以忠實性為取向,同時顧及讀者的需要和感受。譯者在“不增不減”把握原文內涵的同時要留心文化缺省現象的存在。筆者認為,適當的翻譯補償方法有文內解釋、直譯加注,解釋與注解能及時地向譯文讀者提供所需的原文文化知識,增進他們對原文的了解。

四、結語

翻譯中恰當文化補償的前提是譯者深諳兩種文化,譯者只有深刻、全面把握兩種文化的內涵,才有文化缺省補償意識。另外,文化無優劣之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應該平等對待原語與目的語文化,做到在譯文中不隨意增減其文化缺省,同時采取恰如其分的翻譯方法,最大限度地傳遞原語文化內涵,消除目的語讀者的意義真空,從而促進真正意義上的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