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變”改革政策對民族地區農民收入的影響研究

劉小旭

（湖南農業大學，湖南 長沙 410128）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強調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當前，黨和國家各項事務經歷了新的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現代化建設取得了新的歷史性突破[1]。在全力推進鄉村振興的關鍵時刻，實現我國邊遠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已經成為縮小我國地域和城鄉發展差距的關鍵路徑[2]。農業農村現代化仍是國家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短板[3]。在鄉村現代化進程中，貴州六盤水市出現以“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為主要內容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4]，稱之為“三變”改革政策，盤活了集體資產，壯大了集體經濟[5]，以資源的資本化和權力重組帶動農業經濟，使農民群眾得到了實惠。黨中央非常重視 “三變” 改革政策，2017—2019 年，“三變” 改革政策連續3 年被寫入中央文件，“三變”改革政策上升為中央政策。從哲學角度看，“三變”改革遵循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6]，同時也是順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一次成功的改革研究和實踐。近年來，我國各個地方根據當地特色因地制宜推進“三變”改革的實施，充分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多樣化發展路徑，取得了積極成效[7]，農業產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得到有力推動，農民收入穩步增長。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發展，需要繼續總結各地區推廣“三變”改革的經驗，讓農民在參與“三變”改革的基礎上更有效地參與農業產業發展，促進農民和農村共同富裕。當前，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水平獲得了顯著增強和提升，但是這些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薄弱、自身綜合能力不強等問題依然存在。因此，在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必須重點解決好這些問題，努力提高民族地區低收入農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縮減與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成為實現共同富裕發展目標的關鍵[8]。

本文以已經實施“三變”改革政策的盤州市民族聚居地區為研究對象，分析鄉村振興背景下的“三變”改革政策對當地農民收入的影響以及作用機制。

1 文獻綜述和研究假設

1.1 “三變”改革政策

學者們指出農村“三變”改革的核心是“讓沉睡的資源活起來”[9]，整合國家、社會、集體、農民閑散資金，從而改變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10]。目前“三變”改革研究大致分為4 個方面。（1）“三變”改革內在邏輯的研究。在我國農村，2014 年在貴州省六盤水市啟動的“三變”改革被認為是農村經濟體制又一次“革命”[11]，是一條切實可行的科學脫貧之路[12]?！叭儭备母锇l揮了集體經濟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優勢，對農村改革提出新的改革方向[13]。學者們也在不斷深入對“三變”改革與脫貧攻堅、鄉村振興相聯系的研究分析。徐亞東和張應良[10]從個體層面和鄉村層面進行分析，證明了“三變” 改革能有效銜接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2）“三變”改革的路徑研究。全國各地都對“三變”做了諸多探索，謝治菊[14]在推進脫貧攻堅實踐中分析出，“三變” 改革催生了 “三變”+特色產業+貧困戶、“三變”+村集體經濟+貧困戶等多種扶貧模式。邵騰偉和鐘汶君[13]根據不同的主導模式，劃分出3 種改革模式，分別是政府主導型、市場主導型和政府與市場共同主導的改革模式。陳華彬[15]認為可將集體經濟公司作為母公司，不參與市場運營，母公司和經營主體依照“保底收益+按股分紅”的模式，共同成立子公司，由經營主體控股經營。（3）“三變”改革機制的困境研究。劉遠坤[16]分析在實行“三變”改革的過程中需要防范以下風險：一是在國家涉農資金轉化為企業發展股金的過程中，需防止國有資產不流失，確保真正用于支農惠農；二是土地入股確權量化不明晰不穩固可能引致的風險；三是土地用途質量改變形成的風險[11]。劉琴和周真剛[17]提出了農村“三變”改革股權架構的設計、實施及與現行法律的銜接仍存在很多問題，且“三變”中不同角色參與者的利益訴求沒有得到合理平衡。張應良和徐亞東[4]認為在發展集體經濟時，對于思考如何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如何拓寬市場等還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改革中還存有明顯的政府行為和市場的邊界。（4）“三變”改革的推進對策研究。蘭定松[18]提出，完善基礎設施是前提、確保產權明晰是關鍵、實現利益共享是核心、落實風險管控是底線、黨委政府支持是保障。王永平和周丕東[19]從堅持問題導向、尊重農民意愿、發揮政府作用等方面提出了對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啟示建議。

1.2 “三變”改革與農民收入

當前，我國民族地區通過精準扶貧政策，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民生活物資匱乏的問題，鄉村振興進入全面推進階段[20]。但中西部民族地區由于自然環境相對惡劣、物質基礎相對薄弱、文化發展相對落后等因素，導致農村社會發展仍相對滯后。學者們通常運用比較法、中介效應模型、因子分析法等方法來分析土地政策、科技政策等對農民收入的影響。Schult Z[21]提出勞動力培訓政策是農業經濟增長的重要推手，能有效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而且研究發現受過職業教育的農民更容易成功，進而提高農民收入水平。Jayne T S[22]分析指出非洲東南部地區，農場經營規模不斷變小，約25%的農民幾乎沒有耕地，有賴于政府出臺相關合理的土地政策。Briggeman[23]認為惠農補貼政策與農民的收入存在一定關聯，當政府加大對農業補貼力度時農民的收入會明顯增加。Lerman Z[24]指出集中規模經營政策的推行能節省農場經營成本，一定程度上提高農場收入。

政策與農民收入總是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叭儭备母镎咦屴r民以土地、房屋等資源以及資金入股合作社，轉變身份成為合作社員工，實現集觀光、旅游、高效現代農業為一體的轉型發展?！叭儭备母锛辛宿r村分散閑置的各類資源，選擇適合當地的特色產業，將分散的小農戶家庭農場改造成具有一定規模和更高生產效率的合作經營。農民將閑置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資源投入“合作”經濟組織中，實現組織和管理的雙創新。這不但提高了現有農業資源的生產效率，增加農民收入，還加快了貧困地區農民的脫貧步伐。李子聯[25]從制度角度出發，提出農地、戶籍和惠農政策的調整有效地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對于“三變”改革政策，各個學者也有不同的理解。王東京和王佳寧[26]認為提高農民資產性收入是“三變”改革的本質追求。張敏娜等[27]認為“三變”改革政策使農民收入得到提高，使他們的財產權利和各項利益得到充分保護。劉培生和楊正巧[28]認為“三變”改革政策提升了農業生產效率，提高了農民的收入，為欠發達地區提供經驗，強有力推動解決“三農”問題，為實現鄉村振興提供新的途徑。

通過對文獻進行梳理，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本文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具有重要的參考和借鑒意義。但對“三變”改革的研究工作傾向于理論上的系統性、完整性、全面性，不能從定量方面直觀明了地看出“三變”改革帶來的影響。本文通過實地發放調查問卷的形式，研究和探索“三變”改革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為繼續推進“三變”改革提供有力的支撐，同時也為實現農民收入不斷提高提供理論工具。

2 模型設計與數據來源

2.1 數據來源

貴州省盤州市下轄14 個鄉鎮、6 個街道、7 個鄉鎮，是貴州省少數民族最多的地區之一，共有28 個少數民族，主要有彝族、苗族、布依族等，共26.5 萬人，占盤州市總人口的20.08%。在新一輪的農村改革浪潮中，盤州市結合當地實際情況，于2014 年提出“三變”改革這一全新的概念，2016 年3 月貴州省出臺方案，在全省推廣。2017、2018、2019 年3 次被寫入中央一號文件，并開始在全國逐步推廣。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三變”改革也在同步進行，它繼承了以往農村改革的特點，涉及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因此，本次線下調研在盤州市進行。在出發調研之前，為了確保研究小組成員的專業性，對小組7 人開展了3 d 的專業培訓。

為保障調研問卷的科學性與合理性，本次調研問卷結合具體目的調整后生成。正式投放問卷前，研究小組成員根據隨機抽樣的原則，抽取坪地彝族鄉作為預調研地點，派出研究小組中3 人前往坪地彝族鄉預調研，并將問卷送與該領域專家進行評估，依據預調查情況及專家反饋意見進行修改。2022 年10 月初至11 月中旬，研究小組7 人在貴州省進行實地調研，調研全程遵循國家和省市疫情防控要求。在調查方法上，本文采取多階段抽樣法，即依據“三變”政策的實施情況在盤州市的下轄縣（村）中隨機抽取2～4 個縣（村），分別是普古彝族苗族鄉、羊場布依族白族苗族鄉、?；缱逡妥遴l和淤泥彝族鄉。之后，依據每個縣（村）農民的數量多寡在每個縣（村）隨機抽取120～140戶，進行入戶問卷調查。此次調研共獲得農戶調查問卷432 份，在進行實證分析時，共有416 戶有效樣本。

2.2 變量選取

變量的選擇至關重要，變量選取不好，會導致相關數據無關研究內容，研究本問題的價值不高，造成相關人力、物力、智力的浪費。本文主要測度的是貴州省農民是否參與“三變”改革政策對其收入的影響效果，因此本文選取農民2021 年家庭收入作為因變量，農民是否參與“三變”改革作為關鍵變量。本文根據已有研究和相關文獻，結合貴州省盤州市農民的具體情況，選擇了農民自身特征、家庭特征和生產經營要素3 個方面作為主要影響因素，農民自身特征因素變量包括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29]，家庭特征變量選取了農民家庭勞動力數和2021 年農民家庭收入作為變量，生產經營要素選取了家庭經營耕地面積，中介變量包括家庭勞動力和人力素質水平，分別用家庭成員勞動力數量和家庭勞動力受教育水平來測度[30]，詳見表1。

表1 變量選擇與說明

這些變量的選取重在通過分析農民“三變”改革的參與程度，以及參與組和未參與組在總收入、收入結構方面的差異，通過這些變量弄清“三變”改革的內在作用機制，從而得出“三變”改革對當地參與農民的影響。

2.3 模型設定

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來計算“三變”改革的收入效應。傾向得分匹配法是使用非試驗數據或觀測數據進行干預效應分析的一類統計方法[31]。具體為包括參與組和未參與組在家庭總收入以及收入結構的差異等方面通過問卷收集并分析相關數據，得出一個科學而具體的結論。首先，依照協變量的不同，計算農民參與改革的概率，將參與改革的農民與未參與的做條件概率對比，找到進行參照對比的樣本，用Logit 模型構建農民“三變”改革參與決策方程，模型如下：

在該表達式中，Pi代表的是農民i 參與“三變”改革的條件概率大小。

其次，將參與“三變”改革農民與匹配后的沒有參與“三變”改革農民的平均收入進行比較，得到“三變”改革對參與農民收入的平均處理效應。

在上式中，N 表示參與“三變”改革的數量。i∈(D＝1) 表示本處理組樣本集合，Yi為處理組樣本i的家庭收入，Y0i為被匹配對象的家庭收入。

3 數據分析

3.1 回歸分析

根據表2 的回歸結果，分析表明農民參與“三變”改革存在一定內生性。因此，本文并未選擇弱工具變量。

表2 農民參與“三變”改革政策的農民增收水平的促進效應及內生性檢驗

3.2 參與“三變”改革與未參與“三變”改革農戶收入效應分析

本文采用最近鄰匹配、半徑匹配及核匹配3 種比較有代表性的匹配方法。由表3 可知，匹配結果均顯示試驗組（參與“三變”改革的農民）的數值大于控制組（未參與“三變”改革的農民）數值，表明農戶參與“三變”改革可以增加其收入效應。

表3 “三變”政策參與傾向得分匹配法估計結果

3.3 中介效應檢驗

從理論層面來說“三變”改革會對農民的勞動配置產生一定的影響，從而進一步對農民的收入產生影響。本文運用Sobel 法檢驗了家庭勞動力數量和人力素質在“三變”改革對農民收入影響中的中介作用。在不考慮中介效應時，“三變”改革對農民的收入存在明顯的影響。從表4 得出，家庭勞動力數量和人力素質在“三變”改革影響農民收入中，存在中介效果。在家庭勞動力數量中介作用的檢驗中，存在推動效應。用Sobel 檢驗得出結果分別為：Z=3.115 6，P<0.01；Z=0.136 8，P<0.05。這表明家庭勞動力數量對“三變”改革與農民收入的關系存在一定的推動效應，也就是說，家庭勞動力數量增加能夠使“三變”改革帶來的總收入增加；人力素質則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即農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長，參與此項政策導致的收入負增長可能性越小。

表4 家庭勞動力數量和人力素質中介效應檢驗

4 結論及啟示

4.1 結論

文中通過問卷調研“三變”改革發源地貴州省盤州市432 戶農民得到的數據，采用傾向值匹配法評估了“三變”改革政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及作用機制。從對上文的數據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從調研數據整體來看，農民對“三變”改革政策的參與率較高；從影響農民參與“三變”改革行為的影響因素分析，由于農民是家庭生產的決策者，他們的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對是否參與“三變”改革政策有著重要的影響。男性作為家中重要勞動力，在面臨選擇時相比女性更容易接受改革；農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采用新技術和新技能，也會更傾向于參與“三變”改革；年齡因素對農民是否參加“三變”改革呈負相關，農民越年輕選擇參與“三變”改革的概率會越高。年紀越年輕、受教育年限越長的農民，參與“三變”改革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勞動力數量與耕地面積是農民參與“三變”改革顯著的影響因素。家庭勞動力數量與參與“三變”之間呈正相關，調研過程中發現家庭勞動力數量較少的農民大部分選擇放棄務農而選擇外出務工，因此家庭經濟不依賴農業生產。參與“三變”改革需要農戶投資入股，家庭耕地面積較小的農民，也不會選擇參與“三變”改革。家庭收入對于農民是否參與“三變”改革政策也有重要影響，高收入者更有可能參與“三變”改革。其主要原因是，在“三變”改革政策下，農民自愿將土地、林地等承包經營權、使用權、住房財產權（包括宅基地使用權），以及生產經營各種設施，大中型農業機械、資金、勞動力等生產要素，投資入股經營主體，然后獲得股份權[32]。

首先，“三變”改革政策對于盤州市參與改革的農民收入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收入與參與“三變”改革呈正相關，從調查問卷中可以分析得出，參與改革的農民在土地、房屋等資產收入以及參加合作務工收入明顯高于未參與組，這是因為參與改革的農民除了自己種地的收入，還有流轉土地、資金入股等方式參加合作社所帶來的財產性收入。其次，家庭勞動力數量的增加能夠使參與“三變”改革帶來的總收入增加，通過對“三變”改革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得出，參與改革的農民流轉了土地，以土地形式參加合作社，剩余少量的土地種植或者直接全部流轉給合作社，于是勞動力就有了空閑時間參與當地合作社務工，賺取更多的收入，因此在參與改革的前提下，勞動力越多，家庭總收入就越多。最后，人力素質起到了部分中介效應，即農民的受教育年限越長，參與此項政策導致的收入負增長可能性越小。通過問卷調查統計的數據和對農民受教育年限的中介效應檢驗發現，參與“三變”改革的農民平均受教育年限遠超出未參與改革的農民，這個結果說明“三變”改革作為新政策，受教育年限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民的參與意愿，即受教育年限越長，參與改革的意愿越強烈，因此，受教育年限影響了農民的政策參與率，從而進一步對農民收入造成影響。同時受教育年限在參與組里也產生了較大影響，通過對參與組的家庭總收入和戶主受教育年限的分析得出，在參與組中，戶主受教育年限越長，家庭總收入越高。

4.2 啟示

持續增收是民族地區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發力點，在民族地區扶貧開發過程中，居民收入特別是農村居民收入實現了穩步增長，但結構和持續性有待優化[33]。從對調查問卷分析得到的結果來看，“三變”改革對參與農民的收入有顯著的促進作用，盤州市收入較低的農民通過參與當地的“三變”改革政策，讓貧困發生率大大降低，這一扶貧模式值得其他地區學習借鑒。

首先，需要加強農民對參與“三變”改革的感知有用性。從農村居民內在原因來看，民族地區的農村具有居住散、分布廣等特征，主要是山區或者距城市較遠的鄉村，市場化程度低，農村居民多從事附加值較低的工作，大多依靠的是勞力[34]，從而導致農民素質不高、技能不強的現象未得到根本改變。各地區應加大對“三變”改革政策的宣傳力度。通過各農業推廣中心，加強給使用傳統農業以及對“三變”改革不了解的農民進行相關方面的基礎知識培訓，加大對“三變”改革政策的宣傳，利用新聞媒介、政府宣傳、學校教育等手段讓更多農村居民了解到參與“三變”改革對居民增收的積極影響。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網絡講座、聯合技術培訓等方式，普及盤州市刺梨、獼猴桃等特色農產品的種植知識[35]。根據盤州市各鄉鎮的實際情況，招聘種植能手，因地制宜為農產品種植戶提供種植方法以及種植經驗，以此提高農民對農業結構調整的感知有用性，促進農民跟上“三變”改革的步伐。

通過在當地因地制宜地推動“三變”改革，爭取政府資金支持，可以引進外來企業，成立合作社，發展種養殖產業，進而撬動社會資本和投資參與農業生產活動和脫貧攻堅工作。讓貧困農民可以參與合作社，以土地等資源入股合作社，來獲得穩定的收入來源，還可以獲得分紅，從而達到脫貧的目的。通過“三變”改革可以改變扶貧工作的方式和格局，變“輸血式”為“造血式”，激發農村長足發展的內生動力。

加大對農民的知識技能培訓力度。要充分發揮農村人才的作用，就必須做好工作，形成一支農村新型農民人才隊伍，在引領工作的同時，為返鄉農民工、返鄉大學生創造良好的創業平臺，多措并舉使精英人才愿意留在農村和流向農村。從上文可知，農民的受教育年限對農民的參與改革的意愿以及家庭收入都有很大的影響，因此，可以通過加大對基層廣大農村地區農民知識技能的培訓力度，開辦農村夜校和相關專業培訓班的方式，使他們更加深入了解這項政策，增強參與這項改革的意愿。同時通過對農民的知識技能培訓，學習先進的生產理念和技術，提高生產技能，從而提高生產效率。農民掌握的新理念和技術將會成為他們持續增收的不竭動力，以此提高農民對“三變”政策的感知易用性，促進農民跟上農業發展的步伐，促進農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