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產業鏈綠色轉型
——“雙碳”窗口期下中國的機遇、 挑戰和路徑

許彩慧 張 開

一、 引 言

新一輪綠色低碳轉型將對中國產業鏈格局產生重大影響。 “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加快制造業轉型升級, 走上綠色、 低碳、 循環的發展路徑, 實現高質量發展”。 黨的二十大明確列出“綠色發展”一節, 并將“雙碳”行動作為重點任務專章部署, 提出加快發展方式綠色轉型, 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綠色化、 低碳化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 發展綠色低碳產業, 健全資源環境要素市場化配置體系, 加快節能降碳先進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 倡導綠色消費, 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 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 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 有計劃分步驟實施碳達峰行動。 在“雙碳”背景下, 國家層面從低碳的維度突出強調了產業鏈綠色轉型的必要性, 中國作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 全球能源消費大國, 產業鏈發展對能源具有強依賴性, 加快構建內需主導、 內外互促的綠色產業體系, 探究碳減排和產業鏈韌性提升任務十分迫切。

二、 全球及中國產業鏈綠色轉型發展現狀

(一)綠色產業鏈界定及特征

1. 準確把握綠色產業鏈

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的概念起源于英國, 1989年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在其出版的《綠色經濟的藍圖》一書中首次提出“綠色經濟”, 同年加拿大作為工業發達國家提出了“綠色計劃”, 這是第一次從宏觀層面把綠色同整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遠景規劃結合起來。 2003 年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 創建低碳經濟》中提出了“低碳經濟”的概念。 國際綠色產業聯合會于2007 年給出定義: “如果產業在生產過程中, 基于環?？紤], 借助科技,通過綠色生產機制力求資源節約及污染減少, 我們即可稱其為綠色產業?！卑凑赵摱x, 綠色產業鏈是指整個產業價值鏈中各環節、 各因素通力配合聯動,實現與自然、 與社會各相關群體的良性互動, 達到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的統一, 促進經濟綠色可持續發展。 隨后, 20 世紀90 年代共有12 個工業化國家根據國情分別提出了20 多項“綠色計劃”, 盡管各國綠色計劃有所差異, 但基本點是一致的, 即綠色計劃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可持續發展, 從這一共性上來說各國都積極推動綠色經濟的理念朝著現代化、產業化和應用化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 2013 年國內有學者初步研究綠色全產業鏈, 認為綠色全產業鏈是圍繞產品和服務, 在設計、 研發、 采購、 制造、物流、 銷售、 服務、 消費及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等一系列環節踐行低碳運作所形成的鏈條。 全產業鏈的“低碳運營”是將綠色經濟和循環經濟的理念嵌入到全鏈各環節中, 是所有環節相互作用的結果, 要從全產業鏈的宏觀視角來考察減污降碳、 生態環保、綠色循環等低碳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

2.“綠色產業鏈”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綠色產業鏈是綠色、 低碳、 循環在產業領域的集中運用和最新體現, 既是科學的安全觀, 又是科學的認識論、 價值論和方法論。 “綠色產業鏈”是一種理念, 強調的是人類利用科技發展的一切優秀成果, 依靠科技進步、 物質投入等提高產品生產能力,在合理使用產業鏈各環節資源產品的前提下, 注重循環再利用。 綠色發展具有相對性和可持續性, 沒有絕對的綠色低碳安全, 安全、 經濟和環保之間存在“不可能三角”, 要立足對態勢的動態感知和評估, 將產業鏈健康發展的本質內涵向寬領域和立體化的方向拓展, 最大限度地實現產業安全, 同時不能把綠色問題泛化, 要把握好綠色的邊界。 “綠色產業鏈”是一種方法, 強調的是產業鏈各環節產品及技術的先進性和標準化, 更加注重“碳”要素, 系統考慮全產業鏈環節標準化全程控制, 以此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 確保標準集成的全面性、 標準實施的可操作性, 實現信息共享、 效率提升、 優質優價等目標, 從而提高產業整體競爭力。 “綠色產業鏈”是一種狀態, 從時間次序性來看, 上下游鏈環有時間先后之分, 實質則是各產業中企業之間供給與需求的關系, 要將產業鏈盡可能向上下游拓展延伸。從空間分布性來看, 產業鏈具有明顯的空間指向性,產業鏈各環節增加值不同, “循優推移”的空間經濟演變結果是各環節主動位移到有利于其經濟活動的特定區位, 產業鏈空間范圍的拓展導致市場范圍擴大及產業競爭力增強。

(二)全球產業鏈綠色低碳轉型快速發展趨勢明顯

1. 世界各國推動經濟綠色低碳轉型的意愿趨強

綠色低碳時代的發展是大勢所趨, 世界主要經濟體同步推進低碳經濟與產業戰略布局落地實施。1992 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的頒布標志著全球氣候治理時代的正式到來,此后在該《公約》框架下達成的1997 年《京都議定書》、 2015 年《巴黎協定》及2021 年《格拉斯哥氣候公約》被視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標志性成果, 世界各國的碳市場在此框架體系下也應運而生。 目前, 全球已經有50 多個國家實現了碳達峰, 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40%, 這些國家大多是因為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優化、 城市化完成及人口減少而形成的自然達峰, 還有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則是因為經濟衰退或經濟轉型而實現的達峰。

總體來看, 世界主要經濟體已全面布局綠色產業競爭戰略, 當前已有130 多個國家提出“零碳”或碳中和目標。 而且, 發達國家是綠色低碳經濟的引領者, 如美國重返《巴黎協定》, 承諾到2050 年實現碳中和, 秉持“能源獨立”和“美國優先”戰略; 歐盟綠色新政“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于2023 年10 月1 日開始試運行, “歐洲綠色投資和公正過渡機制”計劃使歐洲在2050 年成為第一個碳中和大陸,隨后《歐洲氣候法》明確其法律地位; 《歐洲綠色協議》在產業政策層面重點聚焦清潔能源、 循環經濟等方面, 措施覆蓋幾乎所有經濟領域, 實則直指產業競爭力與綠色規則制定權; 德國提出更為激進的能源轉型目標, 實施“棄核、 棄煤”計劃, 將可再生能源和能效作為轉型戰略兩大支柱, 預計2035 年可再生能源供給達100%; 法國提出可再生能源與核電并重發展, 降低核電比例; 日本推出《2050 碳中和綠色增長戰略》, 在“技術強國”整體思路下壓縮核能并發展氫能技術, 探索碳捕獲和碳儲存技術商業化的可能性, 并通過稅收優惠、 金融政策等措施推動能源和工業部門綠色轉型。

當前, 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缺乏碳定價機制, 但已有不少國家開始積極探索。 如印度通過了《2022年節能修正案》, 這將為其建立全國自愿碳減排市場奠定法律基礎; 越南2022 年初發布了其碳市場發展路線圖, 進入探索階段; 馬來西亞大馬交易所在2022 年底前推出自愿碳市場; 俄羅斯從資源依賴型轉向打造技術創新型能源強國, 依托本國獨有成熟核技術和強大的全產業鏈一攬子方案搶占全球核能市場, 反對能源轉型領域中的激進主義、 單邊主義;中國承諾碳達峰碳中和的“3060”戰略目標使得環境約束增強, 將深刻改變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 不少跨國公司從低碳市場釋放的信息中看到了新的機遇,如蘋果、 奔馳、 微軟等多家大型跨國公司已采取相應措施來響應全球產業鏈綠色化, 以期實現碳中和目標。

2. 以獨立、 安全為主導的綠色低碳競爭勢頭快速上升

經濟獨立和安全的矛盾始終是各種復雜國際矛盾的根源, 無論是歐美國家還是中國, 守住獨立安全底線是永恒的課題, 在此前提下各國都在探索如何更好更科學地推進碳達峰。 一方面, 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意識到能源獨立的重要性, 能源產業鏈可分為上游原材料環節和下游制造業環節, 雖然需求上升使得新能源產業整體受益, 但利潤上升更多地發生在壟斷性和議價能力更強、 供給彈性較小的原材料環節, 可再生能源作為提升能源獨立性、 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解決方案, 有望迎來黃金發展期; 另一方面, 技術進步是實現低碳經濟的重要途徑, 能源產業在技術創新方面也將面臨更加激烈的國際競爭。 目前, 歐美等發達經濟體已在生態補償機制設計、 碳公平評估、 跨區域碳市場、 能源市場路徑優化、 能源技術等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效。

3. 全球產業鏈綠色低碳轉型未來發展前景廣闊

全球產業鏈呈現綠色轉型加速的態勢, 未來綠色產業開放與國際合作發展的潛力巨大。 就時間維度而言, 變革以化石能源為主的能源結構, 再造清潔低碳的能源系統, 需要代際傳遞才能完成; 就空間維度而言, 綠色低碳問題已超越國界, 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性的, 影響各國綠色低碳發展的內外部因素是相互作用且相互傳遞的, 必須在經濟全球化的產業分工體系下考慮。 從產業鏈視角看, 產業鏈是產業環逐級累加的有機統一體, 根據不同驅動力可將經濟體分為資源國、 工業國與消費國, 下移鏈環的資金和技術密集性突出, 上行鏈環的資源加工性、 勞動密集性突出。 產業鏈的綠色化進程要考量環保、 技術、 資本等因素帶來的新的成本變量, 高新技術和綠色領域的跨境直接投資大幅增加, 極大改變了產品生產流程和成本結構, 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產品出口貿易方式, 全球生產網絡逐步向低碳化優勢地區集聚。

(三)中國產業鏈綠色低碳轉型整體邁向新高度

1. 產業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

近年來, 中國持續推進經濟領域綠色低碳轉型,經濟增長和綠色轉型的協同發展成效不斷顯現, 資源能源高效利用的綠色低碳循環產業體系初步建立。如圖1 所示, 2017—2022 年我國萬元GDP 能耗率及二氧化碳排放率連續六年均為負增長, 表明我國資源能源利用效率、 集約化程度大幅度提升。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2 年三次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分別優化為7.3%、 39.9%和52.8%, 農業、工業和服務業綠色化水平全面提升, 傳統制造業加快調整, 先進制造業發展壯大, 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15.1%。 生態環境部數據顯示, “十三五”期間累計退出鋼鐵落后產能達1.5 億噸以上、 水泥過剩產能3 億噸左右, 地條鋼實現了全面出清。 綜合治理不符合產業政策及環保能效要求的企業集群累計超10 萬家, 重點區域實現“污染型”企業動態清零。 現階段是治理由末端向源頭轉型和結構全面優化的關鍵期, 推動產業綠色低碳轉型的任務依然艱巨。

圖1 2017—2022 年我國萬元GDP 能耗率及二氧化碳排放率變化情況

2. 能源資源利用效率持續提升

當前, 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基本普及, 形成資源能源利用高效與綠色產業發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徑。如圖2 所示, 自2012 年以來, 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彈性系數均先降后升, 顯示出我國經濟發展對能源投入的依賴變化程度。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我國清潔能源消費比重由2012 年的14.5%升到2022 年的25.9%, 提升超10 個百分點, 煤炭消費比重由68.5%降到56.2%, 單位GDP 能耗強度累計下降26.4%, 以年均3%的能源消費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經濟增長。 根據國家能源局數據顯示,當前我國能源消費增量有2/3 來自清潔能源,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比重17.5%左右, 在市場需求驅動下, 國內天然氣、 海洋能、 太陽能和風能等清潔能源的生產和利用率不斷提升。 中國建成了世界最大清潔煤電體系, 可再生能源發電裝機增長2.1 倍, 突破10 億千瓦, 風、 光、 水和生物質發電裝機容量均穩居世界第一, 清潔能源產業加速擴容,助力能源結構穩步優化。

圖2 2012—2020 年我國能源生產及能源消費彈性系數

3. 綠色低碳產業競爭力顯著增強

綠色經濟是當前中國最活躍、 增長最迅猛的領域之一, 形成了一批科技含量高、 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綠色產業集群。 根據工信部統計數據, 中國清潔能源設備生產規模居世界第一,2022 年節能環保產業產值超8 萬億元, 環保產業營業收入達到2.22 萬億元, 節能服務業產值超6000 億元, 年均增長約 22%。 汽車、 光伏和鋰電池等領域形成了一定的國際競爭力, 多晶硅、 硅片和組件產量全球占比均超70%, 新能源汽車產銷量連續8 年居全球第一, LNG 和甲醇等綠色動力船舶的國際市場份額接近50%, 成為中國外貿發展的新優勢新動能。

4. 數字化與綠色化融合水平提高

數字經濟具有高創新性、 強滲透性、 廣覆蓋性,數字資源作為新的要素快速融入低碳產業, 數字技術的廣泛應用大幅提升了綠色經濟的市場價值和潛能。 數字技術強勢賦能煤炭清潔、 新能源開發、 可再生能源非電利用、 智能電網和節能儲能技術等核心領域。 綠色數字技術以市場為導向, 一批綠色技術創新企業蓬勃發展起來, 《新時代的中國綠色發展》白皮書指出, 目前中國培育了153 個國家綠色數據中心, 全國規劃在建大型以上數據中心平均設計PUE 值(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評價數據中心能源效率的指標)已降到1.3, 重點耗能降碳行業技術水平顯著提升, 大幅降低了交易成本, 綠色經濟的運行模式和技術手段嵌入了數字化符號。

5. 綠色產業發展的體制機制更加健全

中國大力推動實施“雙碳”行動, 密集出臺“1+N”系列法規和政策, 四梁八柱的改革舉措著力打通綠色低碳發展體制機制障礙, 使生態文明建設取得實質性突破。 綠色產業發展政策工具從單一到多元,政策重點聚焦, 主要涉及綠色產業發展的財稅、 金融、 價格等保障制度, 排污權、 用能權、 用水權、碳排放權等市場化交易制度, 生態環境法規、 規章、標準、 技術等規范體系, 各政策工具鏈之間協同耦合, 生態環境治理體系更加健全, 治理能力邁上新臺階。 國家統籌推進產業結構高端化、 能源消費低碳化、 資源利用循環化、 生產過程清潔化、 產品供給綠色化轉型, 既有中國特色又有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的綠色低碳政策支撐體系不斷完善。

三、 “雙碳”窗口期下中國產業鏈綠色發展存在的機遇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 實現碳中和目標需要同時兼顧經濟增長和低碳轉型, 為沖破中國在國際產業鏈分工中的固化位置, 需加快形成自主安全、 多元可控的綠色低碳產業鏈, 未來是中國產業鏈綠色轉型的機遇期。

(一)綠色“一帶一路”帶來的戰略機遇

新階段的“一帶一路2.0”建設以“綠色”和“智慧”為主題。 當前全球分工產業體系和區域布局正進行廣泛而深刻的調整, 全球產業鏈主要是以大國為核心逐步形成的北美、 歐洲和亞洲區域產業鏈, 中國作為亞洲區域產業鏈的中心, 可充分利用世界上最長、 最具潛力的“一帶一路”六大經濟走廊優勢, 利用中亞、 北亞、 西亞能源資源及東亞、 東南亞市場資源, 從打造多元合作平臺、 促進先進技術應用、 參與綠色規則制定等方面著手, 培育綠色低碳產業集群, 促進綠色低碳產業和產品生產環節分步梯度轉移。 根據國家能源局統計數據, 當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可再生能源投資額每年維持在20 億美元以上, 在光伏、 水電、 風電和熱能領域展開國際合作的國家超100 個, 總體呈增長態勢。

(二)產業鏈高端化帶來的窗口機遇

新能源技術已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制高點, 哪個國家能率先形成完整的以新能源技術為核心的產業鏈, 該國就能在重塑全球能源供需格局中占據主動。 與歐盟、 美國、 日本等發達國家相比, 中國低碳化經濟發展起步較晚, 對全球能源體系的影響力有限。 客觀來講, 我國在傳統領域領跑較難, 但顛覆性綠色低碳技術處于發展初期且意義重大, 完善技術和基礎設施仍需要時間, 新一代低碳技術創新與清潔能源轉型等前沿技術可能帶來科技范式轉換, 低碳技術的領先也將伴隨后續技術授權轉讓等方面更大的紅利。 值得說明的是, 更早提出綠色轉型并不必然意味著綠色產業能一直保持領先, 具體實施成效還取決于產業政策、 市場環境、 技術創新、 人才配套等多方面因素。 中國作為工業化后發國家能夠在新技術、 新模式快速發展期嘗試新道路, 在前景新、 范式新、 模式新上實現彎道超車, 打破西方“卡脖子”技術封鎖壁壘, 獲得產業控制權和發展主動權。

(三)超大規模供需帶來的市場機遇

從供給角度來看, 中國目前擁有功能最為齊全、規模最為龐大的工業體系, 隨著碳中和目標的設定,中國將新能源產業列入戰略性新興產業, 大額補貼、綠色貸款、 綠色債券使新能源行業、 儲能行業與節能行業進入爆發期。 目前中國可再生能源容量接近全球的30%, 在規模與投入上都處在世界前列, 對新能源、 光伏、 風電、 節能設備等產業鏈投資可帶來長期收益。 同時, 在能源轉型的宏觀背景下, 化石能源成本逐步超過新能源, 國際能源價格上升重創各國金屬冶煉等高耗能產業, 國外大量企業減產或關閉, 但國內能源價格管控阻礙了成本傳導, 導致中國高耗能產業對國際能源價格上升帶來的成本沖擊存在時滯效應。 國際產能缺口拉動了中國部分高耗能產業如光伏、 硅料、 汽車、 機械、 電子產品等低成本商品出口, 為我國企業更好地利用海外資源和市場帶來了機遇。

從需求角度來看, 碳中和既取決于清潔能源發展速度, 也取決于能源需求增長速度, 中國能源行業經歷了40 年的快速增長, 建立了全球最龐大的能源系統, 未來經濟持續增長意味著需要更龐大的能源系統提供支撐。 中國低碳經濟發展除了要滿足能源消費增量, 還要替代龐大的存量, 能源需求攀升的重要基礎就在于國內巨大的市場消納空間, 能源產業整體從能源需求總量進一步增加中受益, 產業迭代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

四、 “雙碳”窗口期下中國產業鏈綠色發展面臨的困境

中國發展綠色低碳經濟面臨的形勢并不樂觀,發達國家與我國經貿博弈增加, 單邊主義、 逆全球化浪潮, 國際大環境帶來的能源供給沖擊力度加大。與此同時, 中國處在發展模式轉型和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關鍵期, 國內能源保供壓力增大, 過去長期積累的粗放發展矛盾也逐步顯現出來, 使得經濟社會轉型脆弱性加劇。

(一)國際層面的困境

1. 我國產業鏈長期處于全球產業鏈中低端, 受多重壓制阻截

歐美發達經濟體憑借國際先進工業和高新技術占據產業鏈中高端壟斷地位, 具有全球范圍極強的購買力、 投資力和控制力。 盡管我國產業鏈目標定位于中高端, 但實際上產業鏈和供應鏈被長期鎖定在低附加值環節, 我國中低端產業鏈處于弱勢地位,不能完全分享國際比較優勢帶來的紅利。 同時, 歐美重新打造區域產業閉環意欲“去中國化”, 排他性的做法使得中國外部壓力上揚; 新興國家的后發優勢逐步凸顯, 尤其是近些年中國逐漸失去了廉價的要素成本比較優勢, 傳統產業優勢被分化, 中低端產業鏈獲利難度加大。

2. 經濟領域國際話語權缺失, 標準規則體系建設滯后

國際話語權本質上反映的是國際政治權力關系,歸根到底就是國家利益的博弈。 近年來, 中國成為多種大宗商品的重要消費國和國際貿易的重要參與國, 國際話語權有了較大程度提升, 但巨大經濟體量并沒帶來與之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和規則標準制定權, “西強我弱”的格局還沒有根本改變。 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話語權缺失有一定的客觀原因, 如WTO、 IMF、 WBG 等多數國際支柱規則的制定已由西方國家主導完成, 中國往往要通過對既有國際規則的認同來參與國際治理; 對國際高標準規則研判不夠, 對接不到位, 在貿易合作中處于被動地位;缺乏大宗商品交易市場, 形成不了供需決定的價格,只能被動接受國際市場價格。

3. 能源等關鍵材料存在斷鏈風險, 供應鏈壓力較大

能源安全具有動態性和宏觀戰略性, 能源轉型所需的原材料對多種關鍵礦產的依賴度極高, 我國關鍵礦產資源雖儲量豐富, 但能源短板十分突出, 呈現出資源、 技術、 市場“三頭在外”的格局, 以戰略性礦產資源為代表的關鍵礦產及原材料面臨重大風險。 當前中國的礦產資源優勢并未轉化為產業競爭優勢, 未來大規模利用關鍵材料存在價格波動、 資源不足、 分布不均、 供需失衡等問題。 加之西方國家大力推行產業鏈本土化策略, 新能源產業鏈生產、 加工、 運輸的鏈條隨之發生位移, 如何找到替代材料或加大材料的循環利用, 加強關鍵環節產能儲備和備份, 盡量尋求多方供應渠道, 避免供應鏈單一化, 解決關鍵原材料供應鏈脆弱性問題將是應對挑戰的關鍵。

4. 國際能源成本上升造成鏈環波動, 價格上升且浮動大

綠色轉型大趨勢意味著未來一段時間內能源使用成本會上升, 綜合來看兩方面原因造成能源成本上升。 一是碳定價政策在逐漸變嚴、 約束性在變強。近年來, 公布凈零碳排放目標的國家越來越多, 各國普遍通過碳排放總量、 強度控制等命令型政策和碳稅、 碳市場等激勵型政策來管控碳排放, 前者給產業鏈帶來了隱性碳成本或影子價格, 后者則帶來了顯性碳成本即碳價格。 二是能源供給彈性下降。市場預期化石能源需求將加速達峰, 而其投資回報期往往較長, 導致產業鏈上游油氣資本投入處于低位, 同時清潔能源投資對化石能源投資存在擠出效應。 未來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或使全球大宗商品供應體系更加割裂, 導致化石能源供給彈性下降, 一旦發生能源供需沖擊, 化石能源價格會大幅上升且波動頻率和幅度會隨之提高。

(二)國內層面的困境

1. 關鍵核心技術創新研發不足

目前, 我國綠色轉型技術總體成熟度不高, 還有諸多技術需要研發突破。 一是關鍵核心技術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科技部組織專家分析中國實現“3060”目標的相關支撐技術, 1/3 處于示范階段, 另外還有1/3 處在概念和研發階段, 核心技術缺失問題背后成因復雜, 且核心技術具有投入高、 耗時長、 難度大的特點, 我國要發展獨立、 安全的綠色低碳產業體系, 意味著產業鏈要從低端轉型到高端, 核心技術的缺失甚至空白往往意味著全產業鏈的安全不可控。 二是研用并舉, 突出應用的綠色技術發展不足。 中國在推動綠色技術創新方面做了積極探索, 但目前循環再生技術、 能源綜合利用技術、 水重復利用技術、 廢物最少化技術等實用性、 可推廣的綠色技術供給較少, “三高兩低”的問題依然存在, 綠色技術研發、 應用推廣、 產業發展貫通融合的局面尚未打開。 三是數字化水平建設尚待提高。 現代化的綠色低碳產業需要先進的數字技術、 信息技術提供支撐, 但綠色低碳產業數字化轉型不只是單純地引入數字技術, 也不僅是少量龍頭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 而是產業鏈眾多環節及大量企業實現較成熟的數字化轉型, 否則容易陷入“數字化”誤區。 同時, 與高質量相適配的產業綠色數據庫暫未建立, 綠色管理數據較為匱乏, 難以對產業的綠色發展狀況進行績效評價。

2. 相關制度建設不健全

一是從理論視角來看, 廣義綠色產業所涵蓋的綠色、 低碳、 循環等內容是生態文明建設的主要方向, 具有豐富的內涵和外延, 但其概念較為寬泛,存在綠色產業概念不明、 邊界不清的情況, 難以在理論和實踐上深層次把握, 容易導致產業政策無法聚焦、 “泛綠色”監管困難、 執法懲戒實操性差等問題, 致使綠色產業鏈管理水平不高。 二是從實踐視角來看, 全產業鏈綠色低碳轉型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 既有約束力又有保障力的制度體系, 現有的法律法規涉及環境、 能源、 資源等多個領域, 但缺乏對碳中和目標的統籌考慮, 各類政策工具在使用中缺乏科學性、 系統性、 協調性, 體制機制整體效能有待加強, 制度改革仍需精準施策。 三是從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來看, 政府與市場“越位、 缺位和錯位”并存, 難以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如價格機制、 供求機制、 競爭機制不完善, 碳市場覆蓋行業和交易主體較為單一, 市場主體活躍度不高、流動性不強; 財稅政策、 金融政策等保障體系不健全, 政策激勵約束較弱。 但政府與市場并非天然對立, 絕大部分情況下可以把握好兩者間的平衡。

3. 當前兩大結構不合理

一是產業結構偏重。 從國內視角來看, 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的時間窗口偏緊, 我國工業化還在深入推進,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第二產業占GDP 比重長期穩定在35%以上, 第二產業能源消費占全國能源消費的70%左右, 是第一、 第三產業的4 倍以上;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中鋼鐵、 有色金屬、 建材、 石化、化工等六大高耗能產業比重偏高, 占工業能源消費的70%左右, 第二產業含“碳”量高, 能源消費仍將保持剛性增長。 從國際視角來看, 中國在國際分工中主要承擔耗能強度較大的加工制造環節, 全行業產品附加值較低, 單位生產總值的碳排放量明顯高于發達國家, 短期內國際分工格局難以改變, 引起隱性碳排放。 二是能源結構偏煤。 中國是少數幾個以煤為主的國家, 如圖3 所示, “富煤、 缺油、 少氣”的資源稟賦特征使得中國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改變。 中國2022 年煤炭消費占一次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為56.2%, 石油占17.9%, 天然氣占8.4%, 水電、 核電和風電等非化石能源占17.5%。 通常情況下, 煤炭單位碳排放比石油和天然氣分別要高36%和61%, 導致中國單位能源碳排放強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0%左右, 這也意味著中國能源結構低碳化轉型難度較大。

圖3 2012—2022 年我國能源消費結構

五、 “雙碳”窗口期下中國產業鏈綠色發展的優化路徑

(一)培育世界級產業鏈綠色平臺, 加強產業鏈對外控制力

1. 深化國際協調合作

未來, 綠色領域國際合作空間非常廣闊, 可依托亞投行、 全球環境基金、 綠色氣候基金、 國際能源署、 國際可再生能源署等現有國際組織, 推動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 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 金磚國家、 東盟“10+X”等多邊機制合作, 積極參與全球綠色經濟治理, 在能源革命、 技術創新、 綠色金融等重點領域加強跨國、 跨地區交流。 堅持高水平對外開放, 堅持公平、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能力原則, 中國在這一輪全球綠色轉型中的主要任務將不只是承接高耗能、 高碳排放產業, 更應該平衡好綠色產業與傳統產業之間關系,在開放合作中形成更強創新力、 更高附加值的產業鏈, 促進中國產業綠色發展成果和經驗全球共享。

2. 依托“一帶一路”建設

綠色“一帶一路”建設在中亞、 東南亞和中東歐等地區都取得了積極進展, 要以共建綠色“一帶一路”為契機, 實施綠色絲路使者等合作計劃, 與共建國家建立起更緊密的綠色發展伙伴關系。 加大對“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的支持, 致力推進共建國家間“高標準、 惠民生、 可持續”協同合作目標, 在綠色基礎設施、 綠色能源、 綠色交通、 綠色投資、 綠色貿易等領域構建安全戰略同盟, 促進生態環保標準、 項目管理、 環保大數據平臺等領域的信息互通, 把中國碳中和及綠色發展理念變為惠及沿線國家的國際行動。

3. 提升國際規則話語權

從當前國際治理情況看, 發達經濟體會繼續主導全球綠色經濟規則治理, 要進一步加強對綠色低碳國際治理問題的研究, 深入了解規則競爭的特點和規律, 針對不同問題明確增強中國國際規則話語權的著力點。 主動對標國際低碳產業標準、 碳交易市場標準、 綠色技術標準、 綠色評價標準等規則,加快成立綠色行業認證組織和產業聯盟, 支持龍頭企業主導并參與國際綠色標準制定, 掌握國際競爭主動權。 穩步推進綠色低碳相關議題的討論與治理,積極參與國際綠色產品清單制定與擴圍, 打破碳關稅等貿易壁壘, 推動改革全球治理體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

(二)建設國內統一大市場, 打造產業鏈立體多元布局體系

1. 開辟綠色產業全新賽道

綠色環保戰略性新興產業迎上風口, 要瞄準綠色產業發展新賽道和廣闊的市場空間。 中國在光伏、風電、 新能源、 新材料、 高端裝備、 綠色智能船舶等新興領域同發達國家的差距較小, 甚至在某些環節占有優勢, 可圍繞“雙碳”目標與智慧、 綠能、 生態的基本定位, 細致分解低碳生產環節, 不斷延伸產業鏈, 深耕傳統行業的同時加速低碳產業布局,積極培育綠色低碳制造業, 加快推進綠色創新成果轉化和商業化發展, 吸引各類要素向綠色領域聚集。

2. 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轉型

基于中國當前發展階段和國內稟賦條件, 必須通過產業結構優化調整來抑制高耗能產業規模。 要把握好產業結構轉型力度和節奏, 現階段調整方向應是穩油、 加氣、 減煤, 推動六大耗能行業轉型,嚴控重點產業新增產能, 大力發展先進制造產業,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 同時, 推進能源革命, 加快打造多元化的低碳能源供給體系, 大力推廣低碳或無碳的清潔能源和新能源, 實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動, 逐步降低傳統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和貿易比重,構建傳統能源與新能源多能互補、 安全替代的新格局。

3. 推進全產業鏈綠色低碳發展

產業鏈綠色低碳轉型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厘清全產業鏈各方利益, 兼顧不同需求, 形成全產業鏈上下游一體化協同聯動發展模式。 要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上搶占未來產業鏈風口, 依托上下游國家間的供需關系, 以核心產業為支點, 加快產業向綠色低碳和數字智慧方向主動轉型, 重點關注上下游產品低碳化、 使用低碳化、 制造低碳化及能源低碳化等多個維度, 形成覆蓋范圍廣的綠色創新、綠色設計、 綠色采購、 綠色制造、 綠色流通等低碳組合和生產方式, 促進全產業鏈、 全生命周期向低碳、 近零碳、 零碳深度推進。

(三)完善綠色低碳政策支撐機制, 助力產業鏈高質量發展

1. 加強綠色發展政策導向

一是完善投資政策。 充分發揮政府和國有企業投資引導作用,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 構建與碳達峰、碳中和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 嚴控高碳項目投資,加大對節能環保項目的支持力度。 二是積極發展綠色金融。 有序推進綠色低碳金融產品和服務開發,擴大綠色保險和綠色債券規模, 設立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 將綠色信貸納入宏觀審慎評估框架, 引導金融機構提供長期限、 低成本融資支持。 三是完善財稅價格政策。 各級財政加大對綠色低碳產業發展、技術研發等支持力度, 研究碳減排相關稅收政策,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約束力的碳價機制, 為綠色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四是推進競爭性市場化機制改革。 加快建設完善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碳匯交易納入并逐步擴大市場覆蓋范圍, 豐富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 完善配額分配管理。 建立健全能夠體現碳匯價值的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全行業監管體系等。

2. 堅持技術創新驅動

一方面, 強化基礎研究和前沿技術布局。 把提升綠色低碳科技水平作為突破口, 加強基礎研究及共性技術、 顛覆性技術創新, 強化原始創新和集成創新, 培育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 國家技術創新中心、重大科技創新平臺。 開展儲能新材料、 新技術、 新裝備攻關, 深入研究智能電網技術、 新型儲能技術、 碳捕集利用與碳封存技術等。 加快綠色低碳自主創新步伐, 建設碳達峰碳中和相關人才體系, 鼓勵企業與高校、 科研機構開展碳中和技術產學研全鏈條創新合作。 另一方面, 加快先進適用技術研發和應用。 制定綠色產業指導目錄和綠色技術推廣目錄, 進一步探索深度減污降碳路徑, 優化生產流程和工藝, 不斷提升綠色技術、 產品和服務的供給能力。 促進數字經濟和綠色經濟深度融合, 以數字化驅動綠色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 通過數字技術改善能源和資源管理, 挖掘綠色產業更大的潛能。

3. 突出企業主體地位

培育壯大企業主體, 鼓勵企業主動踐行社會責任。 “十四五”時期, 積極推進產業領域碳中和試點示范, 推動重點行業企業開展減污降碳試點工作,逐步放松能源價格管控力度、 優化管控方式, 在重點行業和地區率先打造一批“雙近零”排放標桿企業和綠色樣板園區。 支持龍頭企業牽頭組建跨行業、跨技術領域的創新研發聯合體和國家級綠色企業技術中心。 探索建立健全環境、 社會責任和公司治理(ESG)體系, 引導行業間共享能耗和碳排放的核心數據, 盡快形成可復制推廣的經驗, 保障產業綠色化和綠色產業化齊頭并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