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研究

趙 甜 曹守新

一、 引 言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 創新是第一動力, 要通過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 建設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 抓住了創新, 就等于抓住了牽動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牛鼻子”。 根據《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20》, 目前中國的國家創新指數綜合排名世界第14 位, 在發展中國家位列第一, 企業創新排名世界第11 位。 創新效率作為企業創新活動投入產出的轉化率, 既能綜合反映創新能力的高低,又能評價創新能力是否具有可持續性, 是衡量創新水平的有效指標。 作為新型的全球化合作方案,“一帶一路”倡議為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開啟了一條全新通道, 推動中國與沿線各國建立了更加緊密的合作關系。 在中歐班列、 絲路電商和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新契機的拉動下, 國內企業的創新發展潛能獲得了進一步的釋放。 那么,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是否達到了推動創新發展的預期目標?若答案是肯定的, “一帶一路”倡議帶動創新效率提升的具體作用機制是什么? 針對上述問題的回答將有助于更加科學地評價“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效果, 對進一步推動高質量的創新發展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創新效率是指企業或組織在創新活動中所達到的成果與所投入的資源之間的關系。 早期研究多從宏觀層面分析省際或行業的創新效率(劉偉,2015), 近年來學者們開始使用企業層面數據進行分析, 對創新的衡量以各類專利數量為主(程新生等, 2023), 而創新效率更能體現高質量創新發展的要求,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對國內企業創新效率的研究有待深化。 目前,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效應已經開始逐步顯現, 早期有部分研究使用省級數據分析了其對創新效率的影響(孫吉樂等, 2017),近年來更多的研究是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創新發展的作用機制, 但關于“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效率影響的直接研究尚不豐富, 更多的是集中在更宏觀層面對企業創新的影響, 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研究: 第一, 促進作用為主。 在外貿方面, 通過提升產業鏈效率、 轉變合作方式等渠道提升創新效率(李林等, 2023); 在投資方面, 從制度異質性、逆向技術溢出、 研發成本分攤等渠道提升創新水平(王妍等, 2023)。 第二, 抑制作用為主。 “一帶一路”沿線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收益率低、 沿線國家的疑慮和抵觸情緒等導致多種風險疊加, 影響長期內對研發活動的投資, 進而影響創新水平(Bremet al, 2021)。 第三, 還有學者發現了復雜的非線性關系。 例如, OFDI 產生的逆向溢出效應對沿線創新活動的影響呈現出倒U 型特征(于津平等, 2023), 但隨著“一帶一路”沿線整體政治、 經濟、 法律制度質量的提高, 其對創新的促進作用會進一步增強(Qiu et al, 2022)。

綜上所述, 目前雖不乏對“一帶一路”倡議與創新發展問題的研究, 但由于研究視角的差異, 對作用機制的討論較為零散。 現有研究多從“一帶一路”沿線經貿合作的某個視角, 比如進出口或OFDI, 分析其對創新活動的影響, 較少從企業國際化經營的整體視角考察“一帶一路”倡議的政策效果。 此外, 現有研究多從單個變量的角度分析中介機制, 忽視了“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影響機制的復雜性。 因此,本研究嘗試從以下方面做出可能的邊際貢獻: 方法方面, 建立三階段數據包絡分析模型(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測算企業創新效率, 利用雙重差分法(Difference in Difference, DID)對“一帶一路”倡議影響國內創新效率的程度進行事后評估, 兩種方法的結合有助于解釋“一帶一路”倡議對創新效率的動態影響, 更好地克服了傳統回歸過程中空間因素和環境因素的影響。 機制方面, 從企業內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網絡的角度分析“一帶一路”倡議影響中國企業研發資本存量的具體渠道, 有助于深入挖掘“一帶一路”倡議提升創新效率的機制原理。

二、 理論機制

(一)“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內部吸收能力的影響機制

國內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化經營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除了關注在此過程中產生的技術溢出, 更重要的是關注對國內企業吸收能力的影響。吸收能力的強弱決定了溢出的技術能否被企業所掌握, 從而形成自身的競爭優勢。 具體而言, 國內企業為參與國際化競爭, 必然增加更多資金和人力資本投入, 以形成可以與國際市場競爭對手相匹敵的研發能力。 同時,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 各參與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國際合作程度都得到了有效提升, 企業面臨的融資約束也在不斷放松, 這些因素的改善都促進了企業吸收能力的提升。 對新技術和管理經驗的吸收越充分, 越有助于研發資本存量的積累, 形成“識別—轉化—再造—修正”的良性循環, 幫助企業進一步投入資金和人力進行研發創新, 最終提升了國內企業的創新效率。

(二)“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外部合作網絡的影響機制

作為開放的國際區域經濟合作網絡, 絕大多數國內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都是通過國際化經營的方式, 經過近十年的建設, 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沿線合作網絡得到了充分的延展, 交易品的數量不斷增長, 網絡聯系強度不斷提升(王雅貝等,2022), 為積累研發資本存量提供了有效保障。 同時, 借助合作網絡的拓展, 國內企業不僅獲得了自身經營條件的改善, 中國企業與沿線國家的正式和非正式關系都得到了提升, “五通”得到了更全面的落實。 隨著貿易伙伴數量的增加, 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關鍵節點位置得到了一致認同, 其外部合作網絡的韌性也得到了進一步提升。

(三)吸收能力和合作網絡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機制

“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以后, 中國企業在沿線國家的國際化經營水平、 范圍和力度都有顯著提升,貢獻了可觀的研發資本存量。 根據國際研發知識溢出模型, 充足的研發資本存量是創新效率提升的必要條件, 外貿和投資正是實現國內和國際研發資本存量擴充的兩個最重要渠道。 一方面, “一帶一路”沿線市場廣闊, 激烈的國際化競爭不僅加強了產業間和產業內聯系, 而且倒逼參與者進一步擴大研發投入; 另一方面, 根據世界銀行統計數據, “一帶一路”倡議使全球貿易總成本平均降低了1.1%～2.2%, 為創新發展提供了更加充足的資金支持。 影響研發資本存量的因素, 其作用路徑可以歸納為內部和外部兩條渠道, 而“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顯著改善了參與企業的內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網絡,為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充足可靠的保障。

1. 吸收能力對創新效率的作用機制

第一, 多元化知識獲取。 通過與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伙伴開展合作, 中國企業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領域、 不同國家的知識和技術資源。 這種知識的多元化獲取可以刺激企業內部的創新思維, 激發新的創新方案。 第二, 技術引進與轉化。 跨國合作可以促進技術的引進和轉化, 借助“一帶一路”倡議提供的合作機會, 中國企業可以獲得更加豐富多樣的生產技術、 管理經驗和創新模式, 從而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 第三, 知識溢出效應。通過與“一帶一路”合作伙伴的交流, 中國企業可以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 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創新實踐經驗并應用于自身創新中, 這種知識溢出效應可以提高企業的創新效率。

2. 合作網絡對創新效率的作用機制

第一, 資源共享與整合。 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合作項目和合作網絡, 中國企業可以分享和整合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 如技術、 專利、市場信息等, 這種資源共享與整合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 第二, 協同創新與跨界合作。 跨國合作為企業提供了與其他企業進行協同創新和跨界合作的機會, 通過共同研發、 共享研究設施和實驗室等方式, 中國企業可以開展更加深入和廣泛的創新活動,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創新潛力。 第三, 市場拓展與國際化。 參與“一帶一路”倡議可以幫助沿線企業進入新的國際市場, 擴大市場份額和國際影響力, 使得處于國際市場競爭中的中國企業面臨更多的創新需求和挑戰, 有助于促進企業進一步加強創新動力。

三、 創新效率的測算

(一)測算方法

選擇DEA 法的重要原因在于它不依賴于特定的生產函數, 可以有效避免模型設定偏差, 在對不同對象進行創新效率比較時是一種有效的方法。 傳統的DEA 法運用決策單元(Decision Making Unit, DMU)初始投入產出數據進行測算, 由于沒有考慮松弛變量的影響, 可能導致測算結果的偏差。 由于環境因素等外部影響對企業創新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 因此三階段DEA 法成為本研究更為合理的選擇。

在樣本選擇方面,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具有更高的創新效率, 有更強的動力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唐書林等, 2021), 所以選取中國滬深兩市A 股上市公司作為創新效率測算的DMU。 按照慣例剔除ST股、 專利數量連續兩年為0、 相關變量數據缺失嚴重的企業, 數據主要來源于Wind 資訊數據庫、 CSMAR 數據庫和中國一帶一路網等。 為對比該倡議提出前后中國企業創新效率的變化情況, 研究時間段選擇2011—2021 年, 共獲得1576 家樣本企業的平衡面板數據, 共計17336 個有效樣本。

在第一階段, 研發投入選擇該企業研發人員和資金的投入數量, 研發產出選擇專利申請數量和有效專利數量。 將投入產出相關指標代入傳統的DEA模型, 可獲得各DMU 的松弛變量。 第二階段使用SFA 方法將松弛變量和影響DMU 的相關因素進行回歸, 根據回歸結果剔除環境因素和統計噪聲的影響。環境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資助(采用研發經費中政府資金占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比例表示)、 研發人員密度(采用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占科技活動人員數的比例表示)、 研發硬件條件(采用研發機構儀器設備購置費用占研發經費內部支出的比例表示)、 區域市場環境(采用人均GDP 表示)。 第三階段將經第二階段調整后的各DMU 的投入產出相關指標代入第一階段的DEA 模型進行重新測算, 獲得剔除了環境因素、 隨機因素和空間因素的創新效率值, 能夠更加確切地反映各DMU 的內部管理水平。

(二)測算結果

總體而言, 在2011—2021 年期間, 中國上市公司的綜合創新效率數值區間在0.025 ～0.077 之間。雖然DEA 測算值是相對值, 進行數值比較沒有經濟意義, 但發現研究期內存在創新發展不均衡的現象,而且創新效率呈現出明顯的上升趨勢。 對比使用三階段DEA 法調整前后, 多數企業的綜合創新效率數值有所增加, 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得到了高達五倍左右的提升, 這是使得綜合創新效率提升的關鍵所在。 測算結果顯示, 海南企業創新效率的排名始終位于最末, 說明該省的創新活動還存在較大發展空間;位于中部地區上市公司的綜合創新效率在經過三階段DEA 調整后有所下降, 而東西部地區上市公司的綜合創新效率有所提升, 西部地區企業的規模效率相對最低, 中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相對最低。

經過三階段DEA 法的調整, 測算所得創新效率的現實經濟意義也更加明顯。 例如, 根據傳統DEA法的測算結果, 北京企業的創新效率在31 個省份中位列第25 名, 處于下游水平, 而京滬企業聚集了大量優秀的研發人員和資本, 上海企業的創新效率名列前茅, 北京企業的排名卻如此靠后, 出人意料。 然而,在控制了環境因素和隨機因素的影響后, 北京企業與上海企業一起占據了創新效率榜單的前兩名。 又如寧夏企業, DEA 法測算結果表明其創新效率位于國內前30%, 但根據三階段DEA 法的測算結果, 其創新效率位于國內倒數第三名, 創新發展存在較大空間。

根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以下簡稱《愿景與行動》)的分類標準, 將樣本企業按所在省份是否位于“一帶一路”沿線進行匹配和歸類。 “一帶一路”沿線18個省份企業的創新效率均值(0.043)略低于非沿線的13 個省份企業(0.059), 這是由于沿線省份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區, 其經濟基礎和創新發展的軟硬件基礎相較東部地區還存在一定差距。 雖然時間趨勢反映出“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以來國內上市公司的創新效率的確得到了明顯提升, 但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仍需要更加科學的方法進行判斷。

四、 實證分析

(一)實證模型與變量設定

實證研究成立的前提條件是“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合格的準自然實驗, 即需要同時滿足隨機性和同質性假設。 首先, 對國內企業而言, 無法事先預料到“一帶一路”倡議是否提出及何時提出, 其所處的地理位置也無法預先選擇。 因此, 滿足準自然實驗的第一個假設條件——隨機性。 其次, 將位于“一帶一路”沿線的企業視為處理組, 將其余企業視為對照組, 觀察二者在實驗發生前后的趨勢。 發現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 二者的增速呈現相近的趨勢, 但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 處理組創新效率的增速更快, 二者的差異在不斷縮小。 因此,滿足準自然實驗的第二個假設條件——同質性。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表明,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并不顯著, 而提出后對企業創新效率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而且該影響在之后的多年都持續發揮作用。 因此, “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不存在預期效應, 平行趨勢假設成立, 可以進行后續的DID 檢驗。 選擇模型如下:

在公式(1)中,inno表示中國企業的創新效率,數據來源于前文測算的結果。time表示“一帶一路”倡議開始的時間, 根據習近平總書記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構想, 設置2014 年及之后的年份賦值為1,之前的年份賦值為0。treated表示樣本企業分組,若賦值為1 則為處理組, 若賦值為0 則為對照組。如果兩組樣本的變量具有相同的時間效應, 那么準自然實驗前后兩組結果的變化就是本研究關注的政策凈處理效應。表示影響創新效率的相關控制變量的集合, 選擇的控制變量包括企業年齡(age), 用企業上市年限的對數表示; 企業規模(size), 用企業總資產量的對數表示; 總資產凈利率(roa), 用企業凈利率與總資產平均余額之比表示;資產負債率(lev), 用企業的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之比表示; 國際市場份額(int), 用企業每年總銷售額中的國際市場份額占比表示; 技術引進(tec), 用技術引進經費表示。ui和vt分別表示地區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是隨機誤差項。 本研究關注的重點是time×treated的系數α3, 即“一帶一路”倡議對創新效率影響的凈處理效應。ui表示地區固定效應,vt表示時間固定效應。i表示企業所屬省份,i=1,2, …, 31。t表示研究時間段,t=1, 2, …, 11。相關數據皆來源于CSMAR 數據庫。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詳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與分析

1. 基準檢驗

如表2 所示, 可以看出, “一帶一路”倡議推行后中國上市公司的創新效率的確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在考慮了主要影響因素及控制了個體效應和時間效應后, “一帶一路”倡議對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約為0.0196, 且該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基準檢驗。

表2 基準檢驗結果

2. 分年度檢驗

前文的檢驗證實了“一帶一路”倡議對提升中國企業的創新效率具有促進作用, 那么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其對國內企業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是否逐年提升值得進一步探索。 因此, 接下來進行分年度檢驗, 考察“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動態影響, 具體年份包括倡議提出的第一年(2014 年)到第八年(2021 年)。

如表3 所示, 交互項的系數值呈現明顯的動態上升的態勢, 從最初不顯著的負向影響逐漸轉變為比較顯著的正向影響, 其他變量的系數和顯著性水平每年差異較小。 這表明, “一帶一路”倡議對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具有持續性, 但在倡議提出的最初幾年, 其對國內創新效率的影響非常有限。 一方面是由于任何政策效果的顯現都存在滯后期, 另一方面, 雖然2013 年秋天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的美好設想, 直到2015 年國家發改委、外交部和商務部才聯合發布了《愿景與行動》, 從國內和國際兩個大局進行統籌, 為“一帶一路”倡議制定了更加明確的發展規劃, 這一倡議才從偉大的構想步入務實的合作階段。 之后“一帶一路”倡議對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隨著倡議的推進而逐步加強, 企業獲得的創新能力溢出也越來越顯著。

表3 分年度檢驗結果

3. 安慰劑檢驗

為獲得更加可靠的檢驗結果, 接下來改變政策的推行時間。 將“一帶一路”倡議作為準自然實驗的時間由2014 年提前, 將2011—2012 年作為實驗前時間段, 將2013—2021 年作為實驗后時間段, 按照與基準檢驗相同的方法進行安慰劑檢驗。 如果“一帶一路”倡議的處理效應仍然存在且顯著, 則說明基準檢驗并不穩健, 國內創新效率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其他影響因素。 表4 展示了安慰劑檢驗的結果。 當使用2013 年作為虛擬的政策實施年份進行估計時,time×treated這一交互項在回歸結果中不再顯著。 再次證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對國內創新效率的確起到了顯著的正向推動作用, 而這一作用在2013 年之前并不存在。

表4 安慰劑檢驗結果

4. 內生性檢驗

上述檢驗已經證實“一帶一路”倡議對促進國內創新效率提升發揮了重要作用, DID 法可以部分地解決其中的內生性問題, 但仍可能存在其他方面的內生性影響。 例如, “一帶一路”沿線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是否來源于國家和地區對創新的鼓勵政策,或者“一帶一路”沿線企業本身就具有更大的創新潛力。 因此, 接下來使用工具變量法對內生性問題作進一步排除。 借鑒陳勝藍等(2018)的做法, 使用古代“絲綢之路”途經的省、 市或自治區①古代“絲綢之路”途徑的省份包括: 陜西、 甘肅、 寧夏、 青海和新疆。作為政策分組的工具變量。 一方面, “一帶一路”倡議是在古代“絲綢之路”基礎上提出的, 二者具有極高的相關性。另一方面, 本研究關注的是“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 起源于西漢時期的“絲綢之路”與21 世紀中國的創新效率之間并無直接聯系。

使用古代“絲綢之路”(IV)作為treated的工具變量, 若某省份位于古代“絲綢之路”上則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 使用交互項time×IV作為time×treated的工具變量, 使用2SLS 方法進行回歸, 結果如表5所示。 觀察F 值和樣本量, 可以發現弱工具變量問題影響極小。 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表明, 位于古代“絲綢之路”上的省份有更大可能被列為“一帶一路”沿線的省份; 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中, 以創新效率(inno)為被解釋變量,time×IV的檢驗結果顯著為正, 這表明在處理好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后, 基準檢驗的結果仍顯著成立, “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創新效率的提升存在積極作用。

5. 穩健性檢驗

通過替換自變量的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考慮到衡量創新效率的常用指標以發明專利為主, 分別利用專利數量和專利質量代替創新效率, 以驗證“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企業創新發展的影響。 其中, 專利數量以研究期內樣本企業的發明專利授權量衡量, 數據主要來源于CSMAR 數據庫; 專利質量的衡量方法借鑒Zhao(2022)的做法可以獲得相關數值, 即結合樣本企業所獲專利的主分類號, 計算該專利涉及的知識寬度, 知識寬度越廣, 專利質量越高, 其反映的創新效率越好。 實證檢驗結果見表6, 可以發現, 不論專利數量還是質量, “一帶一路”倡議實施后樣本企業的創新效率的確獲得了顯著提升, 但從檢驗結果來看, “一帶一路”倡議對擴大專利數量的幫助更加顯著, 樣本企業發明專利的質量和應用仍存在一定提升空間。

五、 進一步分析

(一)異質性檢驗

1.“一帶一路”倡議對重點區域創新效率的影響

“一帶一路”倡議既包含陸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又包含海上絲綢之路。 絲路沿線的經濟結構和創新發展情況存在較大差異, 有必要分別進行異質性檢驗。 第一, “一帶一路”倡議在推行之初就重點布局了15 個港口的建設目標(上海、 天津、 寧波—舟山、廣州、 深圳、 湛江、 汕頭、 青島、 煙臺、 大連、 福州、 廈門、 泉州、 ?？诤腿齺?, 根據上述港口所處省份, 總結為重點布局的8 個省份(上海、 天津、 浙江、 廣東、 山東、 遼寧、 福建和海南)。 第二, 《愿景與行動》中提出“一帶一路”倡議計劃重點打造兩個核心區(新疆和福建)、 四個門戶(陜西、 甘肅、 廣西和云南)、 八個開放高地(蘭州、 西寧、 成都、 鄭州、武漢、 長沙、 南昌和合肥), 總共涉及“一帶一路”沿線13 個省份, 它們與早期規劃中提到的18 個沿線省份既有重合也有不同。 第三, 針對國內各區域發展特點和水平, 近年來我國提出了多項國家級重大區域發展戰略, 所涉及區域的創新發展問題受到相對更多的關注。 據此可以從京津冀、 粵港澳大灣區、 長三角、 長江經濟帶和黃河流域五個代表性最強的區域選擇樣本, 共包含23 個省份的樣本企業。接下來, 實證檢驗“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對這些重點區域創新效率的影響。

從表7 前三列的檢驗結果來看, “一帶一路”倡議對海絲沿線重點港口城市創新效率的提升作用并不顯著, 對兩核心、 四門戶和八高地區域樣本表現出顯著的促進作用, 特別是對五大重點戰略區域樣本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程度和顯著性均略高于基準檢驗。 可能的原因在于產業結構的差異, 海絲沿線港口城市通常以貿易和物流等服務業為主, 而國家級戰略區域內更加注重制造業和實物產品的創新,在創新資源和要素儲備方面已積累了一定的優勢,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等有利外部條件的推動, 更容易實現創新飛躍。

表7 異質性檢驗結果

2. “一帶一路”倡議對不同類型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

表7 后四列展示了對區分所有制和產業類型的樣本企業的檢驗結果, 總體來看, “一帶一路”倡議對國有企業的創新效率提升作用大于對非國有企業, 對制造業的創新效率提升作用大于對服務業。 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直以來, 國有企業在國際化經營中承擔著先鋒作用,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 國有企業最先積極響應, 而且它們在資源配置和創新研發方面具有先天的優勢。 向“一帶一路”沿線走出去的企業大多為制造業企業, “一帶一路”倡議向其提供了更加廣闊的市場,在競爭效應和學習效應的作用下, 國內制造業企業的創新效率獲得了進一步提升的機會。 但這并不意味著服務業創新效率沒有受益于“一帶一路”倡議, 由于文中選用專利數據來衡量創新效率, 而制造業中發明專利數量明顯多于服務業, 所以結果呈現出“一帶一路”倡議對制造業企業創新效率提升作用高于服務業的結果。

(二)作用機制檢驗

對樣本企業的內部吸收能力, 從研發經費和人員投入方面選擇指標。 研發經費投入以研發支出占企業凈資產之比、 無形資產占企業凈資產之比表示,研發人員以技術員工占比、 本科以上學歷人員占比表示, 通過因子分析法獲得以上四種投入的線性組合, 以此表示企業的吸收能力(張玉昌等, 2022)。對樣本企業的外部合作網絡, 使用網絡中心度進行衡量。 主要考察在相應年份與樣本企業發生關聯交易活動的企業數量, 企業數量越多, 涉及行業越多,說明合作網絡越廣(楊志浩等, 2023)。 上述相關數據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表8 的模型(1)和(2)分別展示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企業吸收能力和合作網絡的影響, 兩個模型中time×treated系數顯著為正, 說明“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有力地改善了中國企業的內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網絡。 模型(3)和(4)分別展示了吸收能力和合作網絡對國內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time×treated不論是系數值還是顯著性方面都有明顯下降, 說明存在中介效應, 通過提高吸收能力和擴展合作網絡,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企業創新效率得到了提升。 總體而言, “一帶一路”沿線企業內部吸收能力越強,越容易掌握國際化經營中逆向溢出帶來的技術、 利潤和經驗, 為自身創新效率的提升提供保障。 企業的外部合作網絡越廣泛, 越有助于擴充國內外研發資本存量, 檢驗結果表明“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促進了中國企業創新效率的提高。

表8 機制檢驗結果

六、 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利用三階段DEA 法對中國上市公司創新效率進行科學測算, 然后使用DID 法實證檢驗“一帶一路”倡議對樣本企業創新效率的影響, 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 2011—2021 年中國主要上市公司的創新效率呈現穩步提升的態勢。 不同區域間企業創新效率的差異逐漸縮小, 由于“一帶一路”沿線省份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區, 從均值來看, 該區域企業創新效率均值的提升速度快于非“一帶一路”沿線省份企業, 這一趨勢在“一帶一路”倡議推行之后更加明顯。

第二, “一帶一路”倡議對國內企業創新效率的提升起到了關鍵作用, 隨著倡議的不斷推進, 這種促進作用呈現波動上升的趨勢。 對位于兩核心、 四門戶、 八高地、 五大國家級戰略區域內的企業, 制造業企業, 國有企業創新效率的促進作用最為顯著,而對海絲沿線企業創新效率的溢出程度和提升力度有待加強。

第三, 內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網絡是影響企業創新效率的重要渠道。 “一帶一路”倡議帶動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積極開展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活動等國際化經營活動, 在此過程中, 改善了企業的內部吸收能力和外部合作網絡, 有效積累和擴充了國內外研發資本存量, 為提升國內創新效率提供了保障。

(二)政策啟示

第一, 加強國內不同地區間創新發展合作。 中部地區由于產業結構的先天不足和政策上長期的邊緣化, 在人才和資本方面失去了創新發展的先機,海絲沿線企業的創新效率也并未因“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而獲得更高程度的躍升。 因此, 國家應繼續加大對創新活動的資金投入, 提供更多的研發補貼和稅收優惠政策, 以激勵企業增加技術研發和創新投入。 鼓勵各地區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共享資源、信息和技術, 以促進合作研究項目的開展。 建立跨地區的科研平臺和實驗基地, 提供便利條件和支持措施, 推動創新技術的共享和交流。 同時, 需要平衡政策扶持的力度和方向, 力爭實現全面均衡的創新發展。

第二, 深化“一帶一路”倡議以帶動高質量創新發展。 要促進企業積極參與跨境合作與創新聯盟,鼓勵企業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相關項目, 積極尋找合作伙伴構建創新聯盟, 通過共享資源、 技術和市場信息, 提高企業創新效率。 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支持, 簡化合作程序, 并建立跨國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鼓勵在“一帶一路”沿線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合作。 將創新之路走深走實, 幫助沿線各國各展所長, 共同參與創新, 共建共享其成果。

第三, 內外部雙管齊下以擴充研發資本存量。創新發展的基礎是充足的國內和國際研發資本存量,一方面, 需要繼續加大對研發資金的投入力度, 制定靈活有效地激勵創新發展的政策, 增強對研發人員在制度、 經費、 生活等方面的保障, 主要依靠自主創新和改善吸收能力以積累國內研發資本存量;另一方面, 多措并舉地支持國際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的開展, 借助國際化經營產生的逆向技術溢出、競爭效應和學習效應, 打造更加廣泛且牢固的合作網絡, 擴充國際研發資本存量, 通過創新資本的跨境流動, 形成深化“一帶一路”倡議—參與國際化經營—研發資本存量積累—創新效率提升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