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全球價值鏈地位、環境規制與碳排放績效

張慧智 孫茹峰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憑借人口紅利、資源優勢及政策扶持積極融入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產品內分工為特征的全球價值鏈體系，通過學習國際前沿知識與技術經驗，實現與發達國家間國際資源和產業轉移的對接，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也開拓了廣袤的國際貿易市場［1］（P99-114）。而中國在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起始時，因資源稟賦與技術配置原因以“低端嵌入”方式參與國際分工合作承接的更多是高污染、高碳排放生產方式［2］（P33-43）。據國際能源署報告，我國202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363億噸，約占全球總量的33%。2021年，歐洲聯盟率先推出全球首個“碳邊境稅”征收計劃，并對碳排放密集型產品征納碳關稅。我國也向國際社會作出莊嚴承諾，“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新時代我國將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道路。有效改善碳績效是實現“雙碳”目標和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

實際上，全球價值鏈體系已然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動力，近2/3的生產均是通過全球價值鏈分工網絡發生［3］（P65-77）。因此，各國在融入全球價值鏈生產體系時，其中間品序貫貿易所采用的生產類型方式會因所處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差異，進而對碳排放績效產生影響。在全球價值鏈體系重構與中國“雙碳”承諾期臨近背景下，厘清全球價值鏈地位與碳排放績效的關系并完善二者相互促進的體制機制，有利于實現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與綠色發展的雙贏局面。

一、文獻綜述

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本國區域與行業的環境污染可以通過進出口貿易、對外投資等方式演變為全球性的環境污染問題［4］（P3814-3854）?；谕度氘a出模型研究，張友國認為進出口貿易與投資對我國的能源以及環境問題具有不利影響［5］（P16-30），而李小平和盧現祥表示國際貿易使我國工業行業的二氧化碳量減少，并未使我國成為“污染天堂”［6］（P15-26）。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相較于前期有關貿易隱含碳排放流向追溯的相關研究，學者們開始從全球價值鏈視角考察參與全球價值鏈所帶來的環境效應問題［7］（P84-100）。張弘媛和丁一兵通過分析中國制造業行業數據，認為全球價值鏈嵌入可以提升綠色全要素能源效率［8］（P13-26）。尹天寶等表示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優化、綠色技術創新與綠色消費需求手段刺激綠色經濟效率提升［9］（P17-28）。

聚焦于全球價值鏈地位與減排問題，王玉燕等、林漢川等和彭水軍等均將減排理論納入全球價值鏈理論框架中，表示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能夠顯著抑制碳排放量［10］（P148-162）［11］（P86-104）［12］（P168-182）。關于全球價值鏈影響減排的機制探討也是從規模效應、技術效應以及生產轉移效應層面加以探討［13］（P27-39）［14］（P13-26），而忽視了全球價值鏈地位、能源與碳排放間三者間的關系。王玉燕等雖曾考察全球價值鏈與節能減排間的關系，但并未具體闡述其影響機制［15］（P65-77）。在能源約束趨緊背景下，相對于單一維度的碳排放測度而言，碳排放績效作為將碳排放納入全要素生產增長測算框架下所得到的全要素碳排放生產率，更能精準識別當下經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情況，這一測度方式顯然更符合經濟增長與綠色發展“雙贏”的內在要求。

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在以下方面有所突破：第一，摒棄以往以碳排放強度作為單一指標的衡量方式，基于投入產出要素視角，將碳排放納入全要素生產測算框架中所得到的碳排放績效值更精準反應綠色發展的內在要求。第二，重點考察能源消費結構與能源利用效率在全球價值鏈地位與碳排放績效關系中的作用機制，以期豐富能源要素層面上的全球價值鏈地位的環境改善效應研究。第三，環境規制的賦能效應以及行業與技術層面的異質性分析結果，可為行業政策制定提供差異化的思路借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各制造行業地位依附自身要素構成、區位因素與政策疊加等優勢沿全球價值鏈攀升。當全球價值鏈地位較低時，下游行業依賴其豐富的資源要素而承擔高能耗生產任務，占據優勢地位的行業也會將高碳排放、附加值低的生產任務轉移至下游，導致下游行業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分工地位被迫跟隨并附屬于上游行業。再者，下游行業的技術水平發展較低，對位于全球價值鏈地位較高行業的節能技術虹吸作用較弱。當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時，國內節能技術與國外先進技術水平差距縮小，更容易通過先進環保技術來改善生產任務中的碳排放績效；另外，全球價值鏈的上游市場對標更為嚴格的低碳生產標準，賦予產品“節能環?！币?，市場競爭也不單局限于數量競爭，還有更深層次的質量要求，進一步使碳排放績效改善進入價值增值與節能生產的良性循環過程。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能夠促進制造業行業碳排放績效改善。

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有助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進而對碳排放績效產生影響。第一，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出口學習效應”使制造行業能夠及時了解到國際市場環境信息與先進綠色技術標準，通過管理經驗交流等渠道掌握更多的低能耗生產技術，淘汰高能耗、高污染性生產任務，通過降低運作過程能源使用的強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第二，全球價值鏈地位分工網絡所具備的低碳技術創新要素流動是能源利用效率的重要推動力，應用低碳技術能改進現有工藝和生產流程，推動相同等份能源要素投入帶來更多的產出。同時，全球價值鏈地位提升也可以通過鏈條端技術溢出效應使制造行業獲取低碳創新要素，為碳排放績效改善提供技術保障。第三，基于一體化生產體系對最終產品質量與能源含量的把控，上游制造業行業與其它參與主體合作生產時會提供必要支持與鼓勵，通過高端綠色技術援助加強全球價值鏈上下游國家的產業合作與技術合作，引領各行業生產技術向節能方向轉型，進一步提高技術改變過程中的能源利用效率。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設。

假設2：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制造業行業碳排放績效。

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使市場競爭內涵發生轉變，并且通過社會效益與環境效益兩個層面作用于能源消費結構。第一，在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過程中，同一發展水平的制造行業為規避鏈條上的橫向競爭，會主動改變生產任務中的能源要素投入比例，通過降低煤炭等能源消費量、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來提高生產環節的清潔性，進而增強行業的低碳競爭力。能源消費結構變化大幅改善了運作過程中的能源損耗與環境污染問題，也發揮了提升行業競爭能力和社會效益的節能屬性。第二，嚴格的碳排放把控市場會隨著全球價值鏈地位的攀升而出現。高規制的碳排放把控市場環境下，制造行業努力調整生產過程中的能源使用方式，實現由非清潔型能源消費向清潔型能源消費方向轉變，通過優化原有能源消費結構、提高動態競爭力來適應高規制市場環境。動態競爭力的提高也會在環境層面上更加敦促行業在技術研發過程中轉變清潔型能源結構。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設。

假設3：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改善制造業行業碳排放績效。

從行業能耗生產模式與碳排技術選擇層面來看，制造業對市場環境規制強度的反應是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過程中的主要體現?！安ㄌ丶僬f”認為環境規制強度的“創新補償效應”通過改變生產模式與技術方式提高行業及產品競爭力。這一情況主要表現為，全球價值鏈地位低的行業往往處于環境規制強度較低的市場環境；而采用綠色技術手段來運作生產任務的行業往往處于環境規制強的市場環境。高環境規制強度改變行業現有的稅收與補貼政策，激發企業進行綠色技術創新，避免在全球分工生產網絡中承擔高能耗任務時所帶來的碳排放強度增加。同時，環境規制通過改變行業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來調整產業結構，產業結構調整改善了行業資源配置能力，進一步增加了中國制造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環境治理效應。低環境規制強度下的制造業行業在承擔高碳排生產任務時只能以現有的技術模式加以應對，不利于碳排放績效的改善?；谏鲜龇治?，環境規制通過資源再配置與綠色技術溢出增強全球價值鏈地位參與過程中的碳排放績效改善能力。據此，本文提出如下基本假設。

假設4：環境規制強化了全球價值鏈地位對制造業行業碳排放績效改善的賦能作用。

三、模型、變量與數據

為實證檢驗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本文構建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碳排放績效的計量模型，并對變量選取、數據處理與來源進行詳細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定

針對假設1，為檢驗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建立方程（1）。

其中i和t分別表示行業與時間，cmcpiit為碳排放績效指數；gvcit為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Xit為控制變量，包括要素稟賦結構（endow）、研發水平（research）、外商直接投資（investment）和行業發展水平（development）εit為隨機擾動項，μi為行業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

（二）變量說明與指標選取

1.被解釋變量。關于衡量碳排放績效指標，學界較常使用的是能源強度、CO2排放強度與碳化指數等指標［16］（P2316-2330）［17］（P281-308）［18］（P912-923）。Ramanathan基于整體考慮提出“全要素思想”用于績效評價指數［19］（P99-127）。

為得到碳排放績效指數，本文選取數據包括分析（DEA）中的非前沿生產函數來衡量關于二氧化碳排放相關要素。Fare 等學者基于DEA-Malmquist指數法來度量全要素生產率［20］（P79-116）。如方程（2）所示，其中（yt，xt）和(yt+1，xt+1)分別表示t 時期與t+1 時期的產出和投入，Dt0、Dt+10為謝潑德產出距離函數。距離函數未能將CO2排放納入分析，結合Tyteca提出的環境績效評價方法，得出以CO2為導向的距離函數［17］（P281-308）。如方程（3）所示。

其中，K表示資本，L表示勞動力，E表示投入能源，Y表示期望產出，C表示非期望產出。為了更進一步測算碳排放績效指標，借鑒Zhou的方法，基于CO2導向的距離函數構建Malmquist CO2排放績效指數［21］（P194-201）。

通過對方程（4）的進一步分解，可以將Malmquist CO2績效指數進一步分解為技術效率指數EFFCH與技術進步指數TECGCH，如方程（5）與（6）所示，當技術效率或進步指數大于1，則碳排放績效得以改善，反之引致績效降低。

2.解釋變量。文章采用Koopman的做法，從國家與部門的雙層面視角考察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22］（P19-58）。測算方法如下：

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標所蘊含的思想是衡量一經濟體特定產業作為中間品出口方與進口方的重要程度。由公式（7）可知，gvc值大小取決于國內產業增加值IV、國外增加值FV及總出口E三要素。若一國處于上游行業，則該國家作為中間品出口方來參與國際生產，其國內產業增加值占總出口的比重較大，即方程（7）中前者分子越高；若一國處于下游行業，則該國家的國外增加值占總出口的比重較大，即方程（7）中后者分子越高。

3.控制變量?？刂谱兞堪ㄑ邪l水平、外商直接投資、行業發展水平與要素稟賦結構四個變量。研發水平（research）由制造業R&D人員數表示，為使數據口徑一致，個別年份采用規上行業R&D人數來代替。一般而言，研發水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行業技術創新能力，研發水平越大越有利于低碳技術創新，越能改善碳排放績效；外商直接投資（investment）用各行業實際的外商投資金額來表征。外商投資水平反映了行業獲得外部融資的難易程度，數值越大，行業融資能力越強，用于研發資金越多，更有利于低碳技術開發；行業發展水平（development）用制造業各行業工業增加值減去稅金總額來表征。行業發展水平數據側面衡量了行業在產業轉型時的成本大??；要素稟賦結構（endow）的衡量方式借鑒白俊紅和余雪微的研究思路，用資本存量與行業人數之比衡量來表征［23］（P144-159）。要素稟賦結構側面反映了行業產業結構，而不同的產業結構意味著碳排放能力也會有所不同。

4.中介變量。在上述中介效應模型中，選取了能源利用效率與能源消費結構兩個為中介變量。其中，測算能源利用效率（Ee）時借鑒張少華和陳浪男的思路，選取行業能源消費總量與行業工業增加值之比表征［24］（P102-111）?？紤]到能源消費結構（Ec）主要指的是行業生產過程中某種能源的使用占比總能源使用，因此參考王林輝等的觀點，選取煤炭消費與能源消費總量之比為能源消費結構［25］（P75-87），用（Ec）表示。

（三）數據處理及來源

1.數據處理。測算碳排放績效所需要的中間數據處理如下：對2000-2014年的各行業資本存量以永續盤存法為評估手段進行估計得到行業資本K［26］（P735-776）。通過剔除價格影響后的制造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及固定資產累計折舊差分的方式獲得的固定資產折舊與營業利潤相加得到資本要素報酬rK；各行業年平均從業人數代表勞動力投入L；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代表能源投入E；各行業工業總產值加上應交增值稅再減掉工業增加值得到期望產出；本文將CO2排放量視為非期望產出，參考楊曉軍的研究，選取煤炭、石油與天然氣三種細分能源為測量CO2排放量的基準能源［27］（P32-37）。根據IPCC所公布的下述方程進行測算。

其中，Cj表示中國制造業j行業的CO2排放量，i分別表示原煤、石油與天然氣，Eij表示制造業各行業的能源消耗實物量，NCVi表示平均低位發熱量，CEFi表示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數，COFi為不同能源的CO2氧化因子。根據上述公式可以得到原煤、石油與天然氣的CO2排放系數分別為2.763、2.145與1.642，同時利用折標系數將能源消費總量折算為標準煤表示。

由于WIOD在2016年發布的數據與中國國民經濟行業分類未能直接對應，本文需要對樣本數據進行統一行業口徑的處理。依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17）》和ISIC Rev4.0對兩種不同分類標準的制造業行業進行對應匹配，最終得到合并后的制造業行業。便于后文的異質性分析，在此將制造業按技術與行業類別進行分類，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業行業匹配與行業分類

2.數據來源。本文的研究樣本為中國制造業2000-2014年度的行業數據。測算碳排放績效所需的資本、勞動、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四個控制變量，以及能源利用效率與能源消費結構兩個中介變量的相關數據均來源于《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與《中國統計年鑒》，測算全球價值鏈地位所需的數據來自WIOD數據庫。

四、計量結果分析

本章節首先考察了全球價值鏈地位與碳排放績效的關系，其次進行一系列的穩健性與內生性檢驗和異質性分析，最后考察了能源利用效率與消費結構的作用機制。

（一）基準回歸

本文首先對樣本面板數據進行了相關性分析，通過計算VIF值發現變量間不存在嚴格的相關性關系，在對面板數據進行多重共線性問題分析后，進行了Hausman、F值與BP檢驗，檢驗結果使本文選擇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進行實證分析。表2 的列（1）-（5）報告了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基準回歸結果。由表2中的列（1）結果可知，全球價值鏈地位gvc系數為正，表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能夠改善碳排放績效。在逐步加入要素稟賦、研發水平、外商投資與行業發展控制變量后，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依舊為正，初步驗證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能夠促使碳排放績效改善，驗證假說一。列（5）回歸結果顯示，變量gvc的估計系數為0.1036，說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每提升1%，將會提高碳排放績效改善能力0.1036%。

表2 基準回歸結果（全樣本）

（二）穩健性分析

為確保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影響的準確性，下文采用替換模型法、平滑樣本、替換被解釋變量與替換解釋變量四種方式進行穩健性檢驗。

1.模型替換。在基準回歸時，雖然Hasuaman和F檢驗選擇了固定效應模型，但是BP檢驗結果認為隨機效應是合理的，因此將固定效應模型替換為隨機效應模型，再次對基準回歸進行分析。結果如表3列（1）所示，gvc系數為0.00649，表明替換模型后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改善能力依舊穩健。

表3 各類穩健性檢驗結果

2.平滑樣本?？紤]樣本期間宏觀經濟波動的影響，參照尹天寶的做法取各變量三年移動平均值再次進行回歸［9］（P17-28）?；貧w結果如表3列（2）所示，結果顯示結論依舊穩健。

3.替換被解釋變量。在全球價值鏈地位影響碳排放績效回歸中，我們選取包含CO2排放量的Malmquist指數作為碳排放績效指標。在此，借鑒陳詩一做法，用全要素碳排放生產率增長與各行業的生產總值增長之比表征碳排放績效［28］（P32-44）。用該指標納入模型（1）中重新考察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檢驗結果。如列（3）結果顯示，gvc系數符號保持不變，表明在更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結果依舊準確。

4.替換解釋變量。Fally指出，上游度通過衡量行業生產與最終需求間的階段數，可以反映該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29］。參考其思路，本文定義上游度為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如方程（9）所示。

其中，Yj表示j部門的總產值，dij表示j部門生產一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的i部門產品價值。將該指標重新納入模型（1）中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列（4）所示。同時，位于全球價值鏈上游地位的國家通常聚焦于產品研發與設計等高附加值生產，其產品出口復雜度較高；反之全球價值鏈下游地位國家的出口復雜度較低。因此，基于貿易結構反映生產結構邏輯，參考Hausman等的研究，再次定義出口復雜度為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數［30］（P1-25）。如方程（10）所示。

其中VXj，i表示i國j行業的貿易出口增加值，Yi表示i國人均收入，用人均GDP表示，將出口復雜度作為全球價值鏈地位指標納入模型（1）中，考量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的改善效果，檢驗結果如表3列（5）所示，結果顯示核心結論依舊成立。

（三）內生性處理

本小節從聯立因果的內生性克服、遺漏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解決與自選擇偏誤的內生性處理三個方面入手，解決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影響時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

1.聯立因果的內生性克服。位于全球價值鏈不同地位的行業可以采用環境規制等手段改善行業間的碳排放績效，同時碳排放績效又決定了各行業貿易間的比較優勢，進而對全球價值鏈地位產生影響。為避免雙向因果關系引致的內生性問題，引入全球價值鏈地位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一步使用工具變量法與系統廣義矩估計法再次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列（1）與列（2）所示。由sargan可以知道，一階滯后變量的選擇是有效的，同時AR（2）的p值表明模型殘差項不存在二階序列相關，gvc系數也表明在處理因果關系后所引致的內生性問題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制造業碳排放績效的改善作用依舊顯著。

表4 各類內生性檢驗結果

2.遺漏解釋變量的內生性解決?；鶞驶貧w中所采取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雖然可以避免部分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但是研究仍有必要重點考察遺漏變量所帶來的內生性問題，一方面現有碳排放績效研究仍處于萌芽探索期，該階段認知的局限性易導致模型出現遺漏變量問題；另一方面基準研究中雖然控制了行業差異變化，但考慮到碳排放績效的創新要素與貿易環境因素影響較大，參考蔡禮輝等的研究，引入技術創新與貿易開放度再次進行估計［12］（P86-104）。結果如表4列（3）與列（4）所示，再控制創新要素與貿易環境因素后，基準回歸結論依舊成立。

3.自選擇偏誤的內生性處理。在考察全球價值鏈地位與碳排放績效關系時，GVC行業與非GVC行業間可能存在碳排放績效差異，因此，GVC行業可能存在“自我選擇”效應，即能夠明顯改善碳排放績效的行業才選擇主動促進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為緩解自選擇性偏誤帶來的內生性問題，采用傾向匹配得分法（PSM）對基準回歸再次進行分析。首先，以全球價值鏈地位作為處理變量，將高于樣本行業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平均值作為實驗組，低于全球價值鏈地位平均值的行業設置為控制組，將控制變量作為協變量，利用最近鄰匹配法進行得分匹配。其次，對匹配效果進行平衡性檢驗，平衡性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匹配后，各變量標準化偏差絕對值在10%以內，P值大于0.05表明匹配效果較好，且匹配后變量在組間是均衡的。最后，利用經過PSM匹配后的樣本對基準回歸再次進行估計，結果如表4列（5）所示，說明在解決了自選擇偏誤帶來的內生性問題后，基準回歸的結論仍然被支持。

表5 PSM平衡性檢驗結果

（四）異質性分析

從上文計量結果可知，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是顯著存在的，但是中國制造業內部在行業類型、污染密集程度、技術水平上有較大區別，因此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改善作用可能對于不同行業類型、污染密集程度、技術水平而言也存在區別，為此作以下分析。

1.基于行業類型的異質性分析?？紤]到不同類型行業下的全球價值鏈地位可能對碳排放績效水平產生不同影響，本文基于OECD分類標準將中國制造業按照資源要素集中度分為勞動、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對基準回歸進一步考察，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1）-（3）分別為三種類型行業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結果。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技術密集型行業的碳排放績效改善效果最明顯，資本密集型行業次之，勞動密集型行業最后。原因可能在于勞動密集型行業多數為競爭能力較弱行業，長期低端鎖定于價值鏈低端，難以對發達國家節能技術進行模仿，依照路徑依賴效應而繼續依靠自身素養稟賦優勢來承擔高碳排放型生產。反之，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多數承擔價值鏈前端生產任務，具有較強的技術研發與資金使用能力，容易通過價值鏈攀升過程中低碳技術溢出效應來模仿發達國家的節能技術，提升碳排放績效能力。

表6 異質性分析結果

2.基于污染密集度的異質性分析。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下，后發國家的環境規制水平低，發達國家會將高污染性、低附加值生產任務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使污染密集度高的行業更容易“鎖定”于價值鏈后端，導致碳排放強度增大。因此，相比于非污染密集度行業而言，污染密集度高的行業下，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參與不利于碳排放改善。依據現有研究，將污染治理成本大于1.8%的行業視為污染密集型行業，同時按此標準對中國制造業行業分類，得出c7-c9、c11與c12為污染密集型行業，其余為非污染密集型行業。將行業按污染密集度分組后進行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其中，列（4）（5）分別為污染密集型行業與非污染密集型行業下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影響，報告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的改善效果在非污染密集型行業下更為明顯。

3.基于技術水平的異質性分析。不同技術水平在技術模仿與技術創新等方面存在差異，賦予制造業行業攀升過程中的比較優勢亦不同。因此本文按技術水平將制造業分為高技術與中低技術水平并分組回歸，結果如表6所示。結果顯示，相比于中低技術水平行業而言，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的改善效果在高技術水平下更為明顯，產生該結果的原因可能是中低技術水平企業引進高端技術受限，依靠較強研發實力與學習能力去突破發達國家封鎖限制的周期較長，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初期成本較大，致使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改善碳排放績效能力較弱。反之，高技術行業下技術創新與模仿能力較高，容易通過前向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突破發達國家的封鎖和限制、實現規模經濟并減少內嵌于成本的平均產出能源消耗、促進環保技術創新。

（五）機制分析

理論分析表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可能通過能源利用效率與能源結構改變促進制造業碳排放績效改善，同時環境規制在一定程度可以強化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改善的賦能作用。因此，本部分將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優化能源結構改善與強化環境規制賦能角度來驗證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制造業碳排放績效改善的影響。

1.能源利用效率的機制檢驗。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改變了制造業以勞動和資本等傳統要素投入為核心的生產方式，有效緩解能源要素的稀缺性約束。從要素耦合視角來看，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可以增加要素耦合的協調性，其本質是全方位實現異質性生產要素與包含綠色技術在內的技術創新的作用互構，通過鏈條行業間的技術溢出效應促進當前高耗能、高污染的生產模式轉換，進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因此，本文將圍繞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在一定程度上促進能源利用效率提升進而促進制造業碳排放績效改善的影響機制展開研究。參考蔡慶豐和劉昊［31］（P127-139）做法，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Eeit表示能源利用效率，即制造業行業i在t年的能源利用率，Eeitgvcit表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能源利用效率的交互項，其交互項系數為γ3。通過對模型（11）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能源利用效率的交互項系數為負，表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能夠降低行業單位產值下的能源消耗量，進而通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制造業行業的碳排放績效。

2.能源消費結構的機制檢驗。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的低碳技術創新要素引入會倒逼制造業行業間改善現有生產任務中的能源要素投入，實現生產流程的綠色化與低碳化。同時，一方面，全球價值鏈地位中的各制造業行業依靠現有的比較優勢配置到相應的生產環節，通過使用其他行業中的能源與勞動要素來改變能源消費結構；另一方面，在委托產業鏈上其他行業進行代工生產較低級的工業與產品升級的過程中，也能夠對現有的能源產業結構作出優化調整。因此，我們認為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在一定程度上能優化能源消費結構進而促進制造業碳排放績效改善。據此，構建如下回歸模型：

其中，Ecit表示能源消費結構，即制造業行業i在t年的能源消費結構，Ecitgvcit表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能源消費結構的交互項，其交互項系數為γ3。通過對模型（12）進行回歸，回歸結果如表7所示，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能源消費結構的交互項系數表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會通過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改善制造業行業的碳排放績效。

3.環境規制的調節效應檢驗。上述分析表明，環境規制會強化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碳排放績效改善的賦能作用。為檢驗環境規制為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影響的調節效果，構建如下模型（13）。

其中，cmcpiit表示碳排放績效，gvcit表示全球價值鏈地位，Erit表示調節變量環境規制，Xit控制變量，εit為隨機擾動項，μi為行業固定效應，γt為時間固定效應。關于環境規制測度方式，較為常規的為政府頒布的環境法律法令、政策數量、排污費收入與投資成本與企業生產總值之比等來方式?？紤]到本文所選取的為中國制造業面板數據，不同行業的碳排放程度不同。因此參考李玲和陶峰［32］（P70-82）做法，采用綜合指標法加以度量。其中一級層和二級層的選取分別為廢水、廢氣和廢固；廢水排放達標率，工業二氧化硫去除率與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具體計算環境規制的方式如下：首先將二級層無量綱化；其次賦予不同行業的污染權重；最后根據單項指標的標準化與權重值計算環境規制強度。

雙向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后，檢驗結果如表7所示。表7中報告了以環境規制為調節變量的模型估計結果，列（5）（6）對應模型（13），其中列（5）為僅行業固定效應結果，列（6）為雙向固定效應結果。結果顯示，全球價值鏈地位與環境規制的交互項對碳排放績效的作用顯著，即環境規制能夠增強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賦能作用。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全球價值鏈地位視角探討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對中國制造業碳排放績效的影響，研究結論如下：第一，中國制造業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能夠改善碳排放績效，經不同方式的穩健性檢驗后，該結論依舊成立。第二，在解決雙向因果、遺漏變量缺失與自選擇偏誤所引致的內生性問題后，發現全球價值鏈地位可以通過提升能源利用效率與優化能源消費結構促進制造業行業的碳排放績效改善。一方面，參與全球價值鏈網絡分工過程時，中國制造業行業更易獲得包含低碳創新要素流動的技術溢出效應，為提高價值鏈條上制造業行業的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有力支撐。另一方面，處于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高水平的國家更易因嚴格的環境規制對鏈條其他行業產生能源結構改善的倒逼作用，同時，鏈條間同一發展水平行業間也會主動調整能源投入組合來有效規避競爭，兩者均會改善碳排放績效。同時，環境規制可以增強全球價值鏈地位對碳排放績效的賦能效果。第三，資本與技術密集型、高技術水平以及非污染密集度行業表現與總樣本類似。

根據上述結論，我們的政策建議是：第一，實現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與碳排放績效改善是構建新發展格局和改善生態環境治理的主要路徑。因此，中國制造業應在原有的對外開放格局下，以“一帶一路”建設與加入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等為重點，構建全方位與多層次的發展格局，以積極姿態融入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充分發揮碳排放績效的改善能力。第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與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是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過程中改善碳排放績效的兩種間接機制。因此，政府可以通過加大財政金融的扶持力度、制定偏向型政策，鼓勵制造行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在提升全球價值鏈地位的同時實現國家碳減排。同時，政府也應積極引導制造行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地位競爭以學習鏈條前端行業的生產模式與低碳技術研發，鼓勵制造行業向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中的高環保標準靠近，不斷優化能源投入組合與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強度，提升行業中的產業低碳競爭力。第三，勞動密集型行業與中低技術水平行業在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過程中存在轉換成本高、周期長等問題，政府應該加大資金支持，實現資金與該行業的良好對接，打造中國制造業競爭新優勢。進一步，政府在鼓勵各制造行業參與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同時，也應重點扶持全球價值鏈地位下游行業，提高其技術吸收與轉化能力，敦促下游行業沿全球價值鏈地位攀升，通過吸收與模仿上游行業的綠色技術創新要素來改善自身行業的碳排放績效，以促進行業的長期綠色發展。第四，充分發揮環境規制的賦能效果。中央政府應做好環境政策的頂層設計，加強對地方政府以及行業的適時監督，糾正地方政府為過度追求經濟發展而產生的系列短視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