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倉市居民與健康傳播關鍵人群健康素養水平比較及影響因素研究

陳詩嫻,徐曉波,吳晶,劉秋燕,姜紀武,沈明其

太倉市衛生培訓與健康促進中心,江蘇 蘇州 215400

健康素養是指個人獲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務,并運用這些信息和服務做出正確決策,以維護和促進自身健康的能力[1]。研究表明,健康教育干預中的健康自我管理小組和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模式有利于提高人群健康素養水平[2-3]。健康自我管理小組是指小組成員在醫務人員的指導下,掌握基本的健康知識和技能,對自身的健康問題進行管理,并且潛移默化對身邊的病友、家人朋友傳遞健康的知識與技能[4]。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指掌握了較多健康生活方式知識和技能,能夠承擔起家庭和社區健康教育、健康生活指導作用的社區成員,承擔健康生活方式實施促進工作[5]。本研究旨在比較太倉市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組員、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的健康素養水平差異,并探索其影響因素,為制訂提高居民健康素養水平措施提供科學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對象 調查對象為2020年太倉市15～69 歲常住居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組員(參加太倉市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的社區居民,簡稱“組員”)、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經過培訓并聘任為太倉市指導員的社區居民,簡稱“指導員”)。本研究通過倫理審查。

1.2 方法

1.2.1 抽樣方法 ①根據中國居民健康素養監測方案,每年監測抽樣方法一致。采用PPS、簡單隨機抽樣、KISH表等方法隨機抽取太倉市15～69歲常住居民為調查對象。②采取隨機抽樣的方式,從全市兩類健康傳播關鍵人群中隨機抽取組員和指導員。

1.2.2 調查方法 使用2020年“全國居民健康素養調查問卷”,采用便攜式平板電腦(Pad)進行入戶調查?，F場調查、問卷質控、信息錄入同步實施。

1.2.3 評價標準 單選題、判斷題選對得1分,選錯為0分;多選題全對得2分,其余得0分。問卷得分在總分的80%以上的判斷為具備健康素養,各類健康素養達標判別標準均為得分達到該分類總分的80%。

1.3 質量控制 現場調查員和質控員統一培訓并通過考核后,方可進行入戶調查。調查過程通過現場督導及錄音監聽等進行質控。調查系統后臺導出數據并進行核實校對,確保數據無錯誤。

1.4 統計分析 采用SPSS 22.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共納入1 272名太倉市居民、217名組員、218名指導員。居民組女性占比為50.17%,組員組、指導員組女性占比分別為71.97%、71.11%;居民組25～<35、35～<45、45～<55、55～<65歲組人數較多,分別占比17.30%、18.79%、20.36%、25.79%,組員組55～<65、65～<70、≥70歲組人數較多,分別占比36.87%、30.88%、21.66%,指導組25～<35、35～<45歲組人數較多,分別占比35.80%、17.89%;文化程度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職高/中專、大專及以上的占比,居民組分別為16.75%、34.75%、21.38%、27.12%,組員組分別為28.57%、43.78%、21.20%、6.45 %,指導組分別為0.92%、13.76%、20.64%、64.68%。以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χ2=57.20、534.76、219.04,P值均<0.05)。

2.2 具備健康素養水平情況 2020年,居民組1 272人中具備健康素養455人,健康素養水平35.77%;組員組217人中具備健康素養96人,健康素養水平44.24%;指導組218人中具備健康素養124人,健康素養水平56.88%。3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指導組>組員組>居民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36.99,P<0.01)。調整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后,多因素Logistics結果顯示,組員組的健康素養水平高于居民組(OR=2.30,95%CI:1.63～3.25,P<0.01),指導員組與居民組差異無統計學差異(OR=1.22,95%CI:0.88～1.68,P>0.05)。

2.3 三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單因素分析 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三類人群不同性別間健康素養水平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0.14、0.12、0.31,P值均>0.05);年齡均是三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的影響因素(χ2=83.30、15.78、28.14,P值均<0.05);文化程度是居民、指導員健康素養水平的影響因素(χ2=198.66、36.49,P值均<0.05)。見表1。

表1 三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單因素分析[(n)%]

2.4 健康素養三個維度比較 在基本知識和理念方面:指導員組、組員組>居民組,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方面:指導員組、組員組>居民組,以上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健康技能3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調整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后,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基本知識和理念健康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OR=3.12,95%CI:2.22～4.39,P<0.01),指導員組與居民組差異無統計學差異(OR=1.03,95%CI:0.75～1.42,P>0.05);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健康素養水平組員組、指導員組的高于居民組(OR=1.73,95%CI:1.23～2.42;OR=1.44,95%CI:1.04～2.00,P值均<0.05);健康技能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OR=1.52,95%CI:1.10～2.10,P<0.05),指導員組低于居民組(OR=0.64,95%CI:0.47～0.88,P<0.05)。

表2 2020年太倉市三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分類情況[(n)%]

2.5 六類健康問題比較 科學健康觀素養:指導員組>居民組、組員組;傳染病防治素養:指導員組、組員組>居民組;慢病防治素養:指導員組>組員組>居民組;安全與急救素養:指導員組>居民組>組員組;基本醫療素養:組員組>指導員組>居民組,上述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健康信息3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調整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后,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科學健康觀素養水平,組員組、指導員組與居民組的差異均無統計學差異(OR=1.27,95%CI:0.91～1.76;OR=1.30,95%CI:0.92～1.83,P值均>0.05);傳染病防治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OR=2.32,95%CI:1.66～3.24,P<0.05),指導員組與居民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1.06,95%CI:0.77～1.44,P>0.05);慢病防治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OR=2.46,95%CI:1.69～3.57,P<0.05),指導員組與居民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1.08,95%CI:0.77～1.51,P>0.05);安全與急救素養水平,組員組、指導員組與居民組的差異均無統計學差異(OR=1.12,95%CI:0.80～1.55;OR=0.81,95%CI:0.57～1.15,P值均>0.05);基本醫療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OR=3.75,95%CI:2.60～5.41,P<0.05),指導員組與居民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OR=1.02,95%CI:0.70～1.48,P>0.05);健康信息素養水平,組員組高于居民組(OR=1.92,95%CI:1.38～2.68,P<0.05),指導員組低于居民組(OR=0.63,95%CI:0.46～0.87,P<0.05),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3 討論

太倉市居民2020年健康素養水平為35.77%,高于全國水平(23.15%)[6]和許多其他省份[7-10],與長三角地區周邊市縣持平[11-12],具有較高的健康素養水平。分析表明年齡、文化程度是健康素養水平重要影響因素,與國內外研究相一致[13-14]。

本研究對健康傳播關鍵人群的健康素養水平進行了調查,調整年齡、文化程度、性別后,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組員的健康素養水平高于太倉市居民,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的健康素養水平與太倉市居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在三個維度六類健康問題中,除了科學健康觀、安全與急救方面,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組員素養水平均高于居民。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在健康生活方式與行為方式高于居民,在健康技能、健康信息素養方面低于居民。年齡是三類人群健康素養水平的影響因素,文化程度是居民和指導員組健康素養水平的影響因素。

太倉市健康自我管理小組項目10年實踐,逐步形成“規范建設一個點、科學管理一個組、示范帶動一撥人”的規范模式。日常接受健康知識的途徑多于普通居民有關,且小組同伴教學形式效果優于培訓,這應該是健康自我管理小組組員健康素養水平提升主要原因。太倉市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項目自2017年推進后,強化繼續教育,通過系統理論教學與技能培訓,持續提升指導員的健康素養。與健康自我管理小組項目實施時間相比,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模式實施時間短,且針對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的培訓大多采用老師集中授課的方式,培訓人數一般在30人左右,偏向于技能培訓實操,理論知識學習吸收效果不如同伴教育,因而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的健康素養水平與居民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居民健康素養水平的提升必然是個緩慢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后將針對健康素養水平薄弱點結合影響因素有針對性的重點培訓。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健康生活方式指導員的有效培訓,以發揮其“傳幫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