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

李子聯,孫 杰,張 艷

(1.南京師范大學 商學院, 南京 210023; 2.南京大學 商學院, 南京 210093;3.江蘇師范大學 商學院, 徐州 221116)

二十大報告指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而通過提升高等教育質量來促進受教育者專業知識、實踐技能和文化素養的提高,并進而推動有效人力資本的積累是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關鍵。因此,提升高等教育質量不僅是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更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探討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對新形勢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機制,對于發揮高等教育在國家重大戰略實施過程中的作用,也就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诖?本文擬聚焦于高質量發展的“數量層面”,就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展開機理分析和實證研究?？赡艿倪呺H貢獻在于:一是在傳導機理上綜合揭示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二是測度宏觀層面的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并基于此運用省際面板數據分析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

一、文獻述評

就高等教育發展所帶來的“增長績效”,已有文獻主要從高等教育“數量擴張”的角度分析了其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測算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早期代表性文獻運用余數法測算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指出以教育為核心投資途徑的人力資本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長期困擾經濟學家們的“增長余值”問題[2]。就高等教育而言,許多文獻或是基于丹尼森和麥迪遜算法,或是通過構建生產函數模型,或是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估算了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3][4]。以中國為例,在1982-2004年,中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平均每年增加1%,將會引致GDP增長約712億元[5],足見高等教育經濟功能的表現顯著而強勢。

第二,研究高等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大部分文獻均發現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且兩者之間呈現出單一的線性關系。如有研究采用單個替代指標或構建多維指標體系,運用時間序列或是面板數據模型研究了全國或區域的高等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互動關系,且大都發現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積極的影響[6]。因此,高等教育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且這一作用將隨著知識經濟的發展而愈發明顯[7-10]。不過,亦有文獻得出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發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兩者之間極有可能存在著“倒U”型的曲線關系[11]。

第三,揭示高等教育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渠道。已有文獻大都發現伴隨著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提高,經濟將因人力資本積累的加快而快速發展,人力資本的培養是高等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12][13]。實際上,人力資本的這一重要貢獻在于其近乎“無漏損”地提升了技術創新水平,因為受教育水平高或人力資本豐富的勞動要素更能有效地促進科技創新[14],或者說,教育部門對經濟產出的貢獻主要是通過提高生產部門的技術而間接實現的[15]。人力資本與技術創新之間的同向變化關系如此緊密,以至于在許多研究中總是將兩者視為彼此的替代變量[9]。此外,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通過內在效應和外在效應使一種產品的生產過程本身產生遞增的收益,并且可以促進資本和勞動力等其他物質要素的收益增長[2]。

與如上有關高等教育“數量擴張”影響經濟增長的研究范式相似,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盡管研究較少,但亦有少許文獻從三個方面做了創新嘗試:一是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主要基于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模型探討了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邏輯[16]。二是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如運用面板數據研究教育質量對微觀個體高等教育選擇和宏觀層面國家經濟發展的影響,發現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更大[17]。三是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路徑分析,指出教育質量從間接和直接兩個方面影響了經濟增長,其中間接效應是指教育質量的提升會吸引一部分潛在的受教育者對教育進行投資從而帶動經濟水平的提升,而直接效應則是指教育質量的提升會使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水平達到一個較高的水平從而推動經濟增長[17]。

綜合而言,已有文獻主要從“數量”的角度對高等教育影響經濟增長的關系做了較多分析,這為本文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研究思路與理論認知。遺憾的是,注重于從高等教育質量的角度所展開的直接研究因其重要性看似應該較為豐富,但實則較少出現在文獻之中,這在經濟社會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新時期,無疑是一種理論上的滯后和研究上的缺位。而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主要是因為高等教育質量的數據并未直觀統計,而其測算方法又具有復雜性,使得僅有的相關研究只是在定性層面分析了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經濟效應?；诖?本文擬嘗試突破這一研究障礙,在借助各大機構高校排名數據的基礎上測算地區層面的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并以此分析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和數量關系。

二、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

相比于物質資本、勞動要素和資源稟賦,人力資本能夠為社會總產出帶來更加強勁持久的增長動力,這是因為人力資本積累所帶來的增長效應既具有內生性,又具有外溢性。從基本功能看,高等教育肩負著培養專業人才和高級人才的重任,是知識方法和技術創新的主要來源,是人力資本的重要創造者[18]。同理,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則能夠促進高質量人力資本更加有效地積累,并進而帶來更為顯著的經濟增長績效。這一傳導機制具體體現在人才培養、發展科學和社會服務三大職能所帶來的經濟效應中。

首先,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通過人才培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優質的人力資本。經濟的“增長剩余”應歸因于人力資本的貢獻[19],而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無疑是形成人力資本最為重要的途徑。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有利于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共同發展,有利于培養社會需要的基于通識教育的復合型人才以及符合各行業發展需求的專業型人才,兩者共同保障了經濟增長中的人力資本需求。具體而言,高等教育通過開設滿足市場需求的職業培訓,使受教育者的勞動技能隨著知識的不斷更新得以提高,使其能夠適應經濟形勢和技術要求的不斷變化;高等教育通過提高整體受教育者的科學文化水平,為先進工藝的推廣、科學文化的傳播以及科學管理方法的實施創造了有利的條件,有利于整個社會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生產效率的提高[20]。因此,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使受教育者在增加知識、提升技能和素養的同時,能夠不斷積累人力資本和提高勞動生產率,帶來社會總產出的快速增長[6]。

其次,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通過發展科學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技術保障。第一,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有助于基礎研究的進步,即有助于人們認識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提高微觀個體的認知能力和創新能力,為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知識基礎和智力資源。第二,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有利于提高應用研究水平,有利于提高將基礎研究成果轉化為實用技術的能力,即提高基礎研究在特定目標研究中的實現能力。第三,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有助于開發性研究的發展,即有助于發揮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在生產實踐中的作用。在科學研究中,只有切實將知識形態的科技轉換為物質形態的生產力,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經濟績效才能有效顯現。作為科學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中心環節,開發性研究因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而得以有效推進,這將進一步促進“科技-生產力”的轉換和國家或區域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因此,高等教育因其對研究發展和技術創新具有關鍵影響而帶來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21]。

最后,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通過服務社會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持久的發展動力。服務社會既包括高等教育“本身”作為一種行業或產業,直接參與社會經濟體系的分工與合作,并以其獨特的供應鏈而促進經濟增長,又包括高等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和研發的成果為經濟增長提供了知識基礎和智力支持。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既表現為“直接效應”,又表現為“間接效應”。就“直接效應”而言,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豐富了社會服務的形式,增強了教育消費意愿,擴大了教育投資規模,推動了教育行業發展,進而直接對經濟產生了正向影響。就“間接效應”而言,高等教育通過提供科技攻關研究和咨詢咨政服務而為重大關鍵問題提供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不僅如此,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還具有較強的“外溢效應”,即新知識和新技術一旦被優質科研團隊“生產”出來后,能夠很快被其他團隊所學習吸納,從而形成一種由內而外的“外溢效應”,最終帶來地理區域內整體創新能力的提升和經濟增長的協同推進[22]。

綜合而言,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既有“直接效應”,又有“間接效應”和“外溢效應”。其中,“外溢效應”表現為地區間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相互影響,是“間接效應”在空間傳播上的一種體現。由于人力資本與科技創新之間具有高度的同向變化關系,因此“間接效應”亦可以等同地將科技創新視為這一傳導路徑中的關鍵變量。在新形勢下促進經濟的平穩增長,既應通過做大做強教育產業來發揮教育質量促進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又應通過教育質量提升后科技創新的發展來發揮其促進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兩者在邏輯上具有順承性和補充性。

三、變量設置與典型事實

(一)變量設置

為檢驗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本文設置以地區生產總值為被解釋變量,以高等教育質量及其與科技創新的相乘交叉項為主要解釋變量的省際面板數據模型,從全國和地區兩大層面來綜合分析“增長績效”的時空差異,變量設置見表1。其中“直接效應”體現在高等教育質量影響地區生產總值的基準模型中,而“間接效應”中高等教育質量通過促進人力資本或科技創新來間接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則借助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的相乘交叉項來進行刻畫。本文之所以選取科技創新而未選取人力資本作為中介變量,主要是因為:一方面,人力資本在度量上與高等教育質量指數的部分指標存在著重合,同時將人力資本與高等教育質量納入解釋變量中容易出現多重共線性問題;另一方面,科技創新在統計上與人力資本具有高度相關的線性關系,將科技創新視為人力資本的替代變量常見于相似主題的研究文獻中[9]。因此盡管在上述機理分析中,本文均將人力資本和科技創新視為兩個重要的“傳遞點”,但在實證研究中則僅選取科技創新來表征這一間接渠道。

表1 變量設置與經濟意義

對于科技創新的度量,本文采用國內專利授權數來作為代理變量。在替換解釋變量的穩健性檢驗中,我們著重于考察科技創新中“人”的因素,選擇了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這一指標來作為替換變量之一。此外,由于技術市場成交狀況能夠綜合反映單位時間內創新投入所帶來的產出規模,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亦選擇了技術市場成交額這一指標來作為科技創新的替換變量。

對于控制變量,本文基于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框架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經驗,選擇了勞動要素、資本要素、市場開放度和城鎮化水平四個指標,分別用全社會總就業人數、全社會固定資本形成總額、進出口總額/GDP和城鎮人口/總人口來進行度量。

(二)典型事實

除高等教育質量指數測算中高等院校排名的原始數據來源于艾瑞深中國校友會網中國大學排行榜(2003-2018)、網大中國大學排行榜(1999-2013)和武書連中國大學評價的數據外,其他所有數據均根據1999-2019年中國除港、澳、臺之外的31個省份統計局披露的官方數據整理計算而得。在所挖掘的數據中,地區生產總值、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國內專利授權量、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勞動要素和資本要素均為總量數據,為使其與其他相對指標保持統計單位上的一致性,特對這些變量采取對數處理。

從中國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及其與科技創新的相乘交叉項、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變化趨勢線來看,兩兩之間均存在著同向的線性變化關系,且這一關系因散點密集分布在趨勢線的周圍而呈現出十分顯著的統計特征。測算結果表明(1)西藏1999和2000年兩年高等教育質量指數的對數值均為0。為排除這一結構性影響,圖1暫未將其統計描繪在內。: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大部分省市高等教育的規模在不斷擴張的同時,教育質量也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且這一事實并不會因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幅度不大而招致歪曲。與此同時,我國各省市的經濟增長規模也幾無例外地呈現出了逐年增長的特征,且這一趨勢在統計學上十分顯著。因此,在所考察的樣本范圍內,我國高等教育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總體上存在著同向變化關系,且這一關系具有較高的相關度,見圖1(a)。

圖1 中國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與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注:橫坐標分別為高等教育質量指數及其與國內專利授權量對數值的相乘交叉項,縱坐標為國內生產總值的對數值。

在高等教育質量指數與國內專利授權量的相乘交叉項,即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的綜合效應指標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動態變化關系中,兩者之間也表現出了十分顯著的同向變化關系,見圖1(b)。這一統計現象表明:高等教育質量越高,經濟增長規模就越大,反之則反;高等教育質量與科技創新的綜合作用力度越大,經濟增長水平也越高,反之則反。那么,在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中是否存在著顯著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

四、實證檢驗與經濟解釋

本文首先以高等教育質量為主要解釋變量來揭示其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以高等教育質量與專利授權量的相乘交叉項為主要解釋變量來揭示其通過科技創新影響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其次,采用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來替代專利授權量,以作為科技創新的替代指標,并仍以其作為控制變量、或以其與高等教育質量的相乘交叉項作為主要解釋變量來檢驗結論的穩健性。再次,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采用廣義矩估計法(GMM)來對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行內生性檢驗,以有效消除模型中的內生性問題。復次,就如上“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一步從東部、中部和西部三個地區來考察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空間差異。最后,設置表征高等教育質量空間互動影響的解釋變量分析其所帶來的“外溢效應”。

(一)全國樣本估計

對各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后發現:不管是在全國樣本中,還是在分地區情形下,各變量經ADF、LLC和PP檢驗后均為零階平穩。進一步地,對各類模型進行Hausman檢驗及相應選擇后,全國層面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影響經濟增長的估計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全國樣本下“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EGLS估計

在“直接效應”的檢驗結果中,模型1和模型2中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均能通過1%統計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高等教育質量等變量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具有較強的解釋力,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能夠得到計量檢驗的支持。具體而言,在控制變量中加入國內專利授權量前后,模型1和模型2的高等教育質量對國內生產總值具有正向影響作用,這與已有文獻[17]的研究發現相一致。在“間接效應”的檢驗結果中,模型3中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均能通過1%統計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間接效應”亦能夠得到實證檢驗的支持。具體而言,高等教育質量與國內專利授權量的相乘交叉項對國內生產總值具有促進作用。這一結論強而有力地驗證了機理分析中的觀點,即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有效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促進科技創新更能有效地帶來經濟的高速增長。

進一步地,選用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來替換國內專利授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后,結果發現:高等教育質量對國內生產總值仍然具有正向作用(見模型4和模型6),表明“直接效應”具有結論上的穩定性,它不受變量選擇在主觀誤差上的影響;同樣,在以研發人員全時當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作為科技創新的替代變量后,高等教育質量與其的相乘交叉項對國內生產總值亦具有正向作用(見模型5和模型7),表明高等教育質量通過促進科技創新而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間接效應”亦具有統計上的穩定性。

實際上,高等教育質量與經濟增長之間可能存在著互為因果的內生性關系,即在高等教育質量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社會總產出規模的擴大反過來對高校教育質量的提升帶來了正向激勵作用。為有效消除這一統計上的內生性問題,本文擬同時設置高等教育質量與其省級平均值的差值以及高等教育質量的滯后項作為工具變量[10],采用GMM估計來進行內生性檢驗。之所以選用高等教育質量指數與同年省級平均值之間的差值,是因為根據同群效應理論,處于同一發展環境下的各省市會在相互比較的過程中產生相互影響,也就是說,這一依托于省級平均值而“自我設定”的評判標準會影響其高等教育質量的變動,卻不會對經濟增長帶來直接的內生性影響。在表3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內生性檢驗中,除常數項的影響系數由正轉負之外,模型8—模型14的解釋變量均能通過1%～10%統計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表明“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為顯著,其結果與初始檢驗和穩健性檢驗中所得出的結論并無差異。

表3 全國樣本下“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的GMM估計

(二)分地區樣本估計

在區別空間差異并采用GMM估計法對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各省市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分別進行檢驗后,發現所有的主要解釋變量均能顯著地影響國內生產總值,表明在考慮地區差異后,高等教育質量及其與科技創新的相乘交叉項與全國情形一樣,亦能較強地解釋地區生產總值的變化,見表4。具體而言,在三大地區的檢驗模型中,高等教育質量不僅能夠直接帶來地區生產總值的擴張,還能間接地通過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帶來促進作用,且這一間接作用在替換交叉變量后依然顯著。因此,“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不因樣本選擇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其在統計檢驗上具有較強的穩健性,上述機理分析中的傳導路徑能夠得到有效的驗證。

(三)“外溢效應”的檢驗

進一步地,為了檢驗“間接效應”中的空間傳導作用即空間互動影響的“外溢效應”,本文設置了外省高等教育質量的均值(HEQS)以替代本省高等教育質量(HEQ)作為主要解釋變量,用以刻畫除本省之外所有其他省市的高等教育質量對本省經濟增長的影響。從理論上看,外省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亦有可能通過上文傳導機制中的渠道對本省經濟增長帶來“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因此本節亦按照上文的實證研究思路對“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進行分別檢驗,結果如表5所示?？傮w而言,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均具有顯著的“外溢效應”,見模型21和模型22。也就是說,本地經濟增長不僅受益于本地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還直接和間接地受到了外地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積極影響。

表5 全國和分地區樣本下“外溢效應”的GMM估計

這一結論在東部地區樣本的估計結果中亦成立,即其他省市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不僅能夠直接促進東部各省市的經濟增長,還能夠通過促進東部地區的科技創新而間接帶來其經濟規模的擴張,見模型23和模型24。但是,“直接效應”的空間“外溢效應”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檢驗結果中卻并不顯著,見模型25和模型27?！伴g接效應”的空間“外溢效應”在中部和西部地區則表現出了較大的差異性,即其他省市的高等教育質量提升通過中部和西部地區省市的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分別帶來了正向影響和負向影響,見模型26和模型28。之所以出現差異,是因為東部地區對全國高質量高等教育所培養的人才具有較強的吸引力,中部次之,西部最弱,這就使得高質量人才及其所形成的教育產業和資源不斷向東部省市和部分中部省市集聚。因此,西部地區成了最大的人才輸出地,它較少受益于外地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而帶來其經濟增長,使得西部地區的“外溢效應”表現為負效應;而中部具有強于西部地區的資源吸引力,因而其“間接效應”的外溢效應為正,但“直接效應”的外溢性則不顯著。在東部地區,不管是“直接效應”還是“間接效應”,均能顯著地吸收外省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外溢效應”。

五、結語

高等教育質量主要通過促進高質量人力資本的有效積累而帶來了經濟增長績效。其中,高等教育質量通過人才培養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優質的人力資本,通過發展科學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堅實的技術保障,通過服務社會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持久的發展動力。因此,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所帶來的“增長績效”既有“直接效應”,又有“間接效應”?！爸苯有敝饕憩F在高等教育作為一種特殊的產業,其所引致的消費需求和投資規模的擴大直接帶來了社會總產出的增長,這一效應既體現在服務社會的教育職能中,又體現在教育產業的發展績效中;而“間接效應”則主要體現在高等教育質量通過促進人才培養、發展科學研究和提供社會服務而帶來了有效的人力資本積累和促進了科技創新能力的提升,并進而帶來了經濟的持續增長。此外,高等教育質量也將通過空間傳導渠道對其他省市的經濟增長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綜合而言,“直接效應”和“間接效應”之間在邏輯上既相互補充又相互促進。

從檢驗結果看:首先,在中國高校擴招以來的教育發展實踐中,雖然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幅度總體較小,且個別省份甚至出現了下降的現象,但卻不可忽視其在直接促進經濟高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說,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具有顯著的“直接效應”。其次,人力資本積累所帶來的科技創新增強是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影響經濟增長的關鍵渠道,“增長績效”中的這一“間接效應”在替換交叉項后依然顯著而穩健。最后,在吸收外地高等教育質量提升對本土績效外溢作用的力度上,“直接效應”在東部地區最強,中部和西部地區則不顯著;“間接效應”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均為正,而在西部地區則為負,這與“西北有高樓”和“孔雀東南飛”的要素流向現實極為吻合。

如上結論的啟示在于:一方面,在高質量發展階段應注重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既要發揮高等教育質量對經濟持續增長的直接作用,又要疏通高等教育質量影響經濟增長的傳導路徑,以有效構建高等教育促進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長效機制。應進一步推進旨在促進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制度改革。應在理念上繼續把教育事業擺在優先發展的重要位置,在實踐中加大經費投入和加強政策支持;應堅持將人才引進和人才培養作為高校長遠發展的關鍵舉措,通過引才創新、職稱評定、薪酬改革等制度激勵來發揮人才在高等教育質量提升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應重視高等教育質量提升中科學研究的重要作用和戰略意義。應改革科學研究的評價機制,以更加靈活、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的指標體系來促進更有自由度和更富創新力的科學研究;應改革科學研究的激勵機制,應適度為科研人員“松綁”,為其創造一個更加寬松和舒適的科研環境,以此提升科學研究的投入效率和產出質量,并最終在形成和積累有效人力資本的過程中切實發揮高等教育質量提升的“增長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