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的相關性分析

張紅梅，楊海波，陳卓，祝穎，李炳欽，魏瑞華

（1.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視光中心、眼視光學院、眼科研究所，國家眼耳鼻喉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天津市分中心，天津市視網膜功能與疾病重點實驗室，天津 300384；2.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 300387）

焦慮是一種復雜的情感心理反應，源于緊張、恐懼、悲傷、憂慮和恐慌之類的感覺。大學生處于校園與社會的交接點，面臨日常學習、生活交友、畢業就業等各方面壓力，焦慮是影響大學生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1]。有Meta 分析對84 289 名全國高校大學生進行統計，共檢出焦慮癥狀者15 976 名，焦慮癥狀檢出率高達21.51%（95%CI：19.62%～23.40%）[2]。大學生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其身體健康及心理健康狀況備受社會關注。

WHO 指出，人類的健康都是通過良好的生活習慣和飲食方式來保持的，生活方式和飲食模式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3-4]。來自西班牙1 055名大學生的橫斷面調查發現，82.3%的大學生過多攝入甜食、過低攝入乳制品，這種不健康的飲食模式與焦慮、壓力和抑郁顯著相關[5]。一項隨機對照臨床研究（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表明，與社會支持相比，遵循改良的地中海飲食模式減少了患者的焦慮（OR=-0.594，95%CI：-1.147～-0.042）[6]。國際營養精神病學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Nutritional Psychiatry Research）建議將營養醫學視為心理疾病實踐、研究、教育和健康促進的主流[7]。

大學生學習、生活相對自由，部分作息無規律，一日三餐不能按時按量進行，不注重飲食搭配等行為習慣可能影響到心理健康[1]，而關于我國大學生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的研究較少。本研究旨在通過橫斷面研究探索大學生不同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的關聯，為促進我國大學生身心健康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天津醫科大學眼視光學院聯合公共衛生學院每年為天津醫科大學學生進行眼健康檢查，包括身高、體重、視力、屈光度、眼底拍照及眼生物學參數測量。因此2020年9～12 月，在精神衛生與心理學系協助下，按照學生學號順序，采取單純隨機抽樣的方法，隨機抽取1 000 名大學生，進行飲食模式和心理健康問卷調查。在同意參加調查的978 名學生中發放問卷，剔除未完成者，收回問卷947 份，回收有效率96.8%。排除問卷中有缺失值，回答質量不佳等問卷197份，共獲取有效問卷750 份用于分析。其中男生268 名（35.7%），女生482 名（64.3%）。平均年齡為（18.16±0.65）歲。納入學生和排除學生在性別、年齡均無統計學差異（性別P=0.31，年齡P=0.32）。本調查不涉及個人隱私信息，問卷為匿名填寫，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資料完全保密。本研究已通過天津醫科大學眼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編號：2021KY-16），所有參與調查的大學生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研究方法

1.2.1 健康相關行為調查 研究采用自編的大學生健康相關行為問卷。調查問卷經過流行病學相關專家指導并完成預調查及問卷信度和效度分析。由前期受過統一組織培訓的眼視光醫學生、公共衛生學院學生和精神衛生與心理學系研究生按照院系、班級進行調查，受試大學生掃描電子問卷二維碼，匿名填寫電子問卷。工作人員通過問卷系統后臺逐一核對問卷信息，檢查所填問卷是否出現邏輯錯誤以及漏填等問題，確保問卷信息填寫完整有效。調查內容包括社會人口學資料、性別、年齡、家庭所在地、戶口性質、父母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吸煙、飲酒習慣、眼部疾病史、眼部手術史、睡眠情況、飲食習慣以及焦慮癥狀等。大學生填寫時間約為20～30 min。

1.2.2 飲食情況調查 研究采用半定量食物頻率問卷收集大學生最近1 周的飲食頻率。該問卷可操作性強，受試者容易配合，是飲食攝入調查的主流工具之一。Meta 分析顯示，中國成年人群中該問卷具有中等可接受的信效度水平，提示該問卷在人群中開展飲食評價具有良好的應用價值[8]。問卷包括燒烤油炸、速食快餐、蛋糕甜點、碳酸飲料、動物油、腌制肉制品、蛋及其制品、豆及其制品、奶及其制品、新鮮水果、精細米面、豬牛羊肉、雞鴨鵝肉、植物油、葉類蔬菜、茶、核桃堅果、根莖蔬菜、咖啡、糙米全麥粗糧、魚蝦蟹貝水產。通過詢問調查對象最近1周進食食物種類次數來衡量飲食頻率。每個食物問題有7 個選擇類別：1=幾乎不吃，2=1 周<1 次，3=1周1 次，4=1 周2～3 次，5=1 周4～6 次，6=1 次/d，7=≥2 次/d。每個選項的得分均為1～7 分。此外，按照是否能按時吃一日3 餐分為規律飲食組和不規律飲食組。

1.2.3 體力活動水平調查 使用國際體力活動問卷—短卷（international physical activity questionnaireshort form，IPAQ-SF）進行評估[9]，通過詢問靜坐、步行、中等強度體力活動以及重體力活動的頻率、強度和時間[某種強度體力活動水平=該體力活動對應的代謝當量賦值×每周頻率（d/周）×每天時間（min/d）]，再計算3 種強度體力活動總和，等分為低強度運動組、中等強度運動組和高強度運動組。步行的代謝當量賦值為3.3，中等強度活動的代謝當量賦值為4.0，高強度活動的代謝當量賦值為8.0。

1.2.4 焦慮情況調查 采用焦慮自評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調查近1 周以來大學生焦慮程度。量表由W.K.Zung 于1971 年編制，含有20 個項目，為4 級評分，主要評定癥狀出現的頻度，其標準為：“1”表示沒有或很少時間有；“2”表示少部分時間有；“3”表示大部分時間有；“4”表示絕大部分或全部時間都有。其中條目5、9、13、17、19 為反向計分題，其他為正向計分題。各項目得分之和為粗分，粗分乘以1.25 為標準分，標準分值越高，癥狀越嚴重。參照中國常模結果，SAS 標準分低于50 分無焦慮癥狀，≥50 分為有焦慮癥狀。50～60 分為輕度焦慮，61～70 分為中度焦慮，70 分以上為重度焦慮。量表的α 系數為0.931。SAS 能夠較好地反應被試者焦慮傾向主觀感受，并且得到廣泛認可與應用，是臨床和科研常用的測量焦慮的標準量表[10-11]。

1.3 統計學處理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6.0 統計軟件。定量資料是否進行正態性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使用“均數±標準差”表示，不符合正態分布的，使用中位數（四分位間距）。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頻數（百分比）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本研究通過21 項問題調查學生飲食情況。研究變量之間存在線性相關關系（每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均大于0.3），數據結構合理（KMO 檢驗系數為0.829，單個變量的KMO檢驗系數均大于0.6，Bartlett′s檢驗結果為P<0.001），提示研究數據可以進行主成分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大學生飲食模式，飲食模式的主成分根據食物類別進行命名，因子符合的絕對值≥0.3。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法，并計算因子得分。根據飲食模式因子得分的四分位數將參與者分為4 組，因子得分Q75 為Q4 組；因子得分越高表示越符合此種飲食模式。采用二分類Logistic回歸模型，以是否有焦慮癥狀為因變量（0 為無焦慮癥狀，1 為有焦慮癥狀），以飲食模式（快餐類飲食、健康類飲食、傳統類飲食及零食類飲食）四分位數為自變量，評估不同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之間的關聯程度。雙側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大學生焦慮癥狀檢出率分析大學生焦慮癥狀檢出率為11.87%（89/750），是否能按時吃3 餐與焦慮癥狀檢出率間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02），基本人口學特征與焦慮癥狀檢出率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大學生基本人口學特征分析與焦慮癥狀檢出率分析[n（%），]Tab.1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zation and rate of anxiety symptoms in university students[n（%），]

表1 大學生基本人口學特征分析與焦慮癥狀檢出率分析[n（%），]Tab.1 Analysi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zation and rate of anxiety symptoms in university student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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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學生飲食規律與否與焦慮的差異性分析 焦慮總得分、焦慮癥狀檢出率、不同焦慮程度所占比例在規律飲食組和不規律飲食組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t=-4.826，P<0.001；χ2=11.786，P=0.001；χ2=17.677，P<0.001）；規律飲食組和不規律飲食組在條目2、3、6、7、8、9、11、12、15、16、17、19、20 差異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2。

表2 規律飲食和不規律飲食組焦慮自評量表單項得分、總得分、焦慮檢出率和焦慮嚴重程度比較[n（%），]Tab.2 Comparison of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score，total score，anxiety rate，and anxiety severity between regular and irregular diet groups[n（%），]

表2 規律飲食和不規律飲食組焦慮自評量表單項得分、總得分、焦慮檢出率和焦慮嚴重程度比較[n（%），]Tab.2 Comparison of anxiety self-rating scale score，total score，anxiety rate，and anxiety severity between regular and irregular diet groups[n（%），]

注：#焦慮自評量表反向計分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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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大學生飲食模式的潛在類別主成分分析 結果提示，本研究中前5 位主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分別解釋20.645% 、11.293% 、7.303% 、5.305% 和4.995%的總數據變異。碎石圖分析提示應提取前4位主成分，同時解釋能力判斷也提示提取前4 位主成分比較符合研究實際需要。因此，本研究最終提取前4 位主成分。提取后的主成分累計解釋44.547%的數據變異。根據因子載荷的絕對值和食物特性，確定大學生的4 種飲食模式，分別命名為：快餐類飲食，健康類飲食，傳統類飲食和零食類飲食，見表3。

表3 大學生飲食模式的因子載荷矩陣Tab.3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dietary patterns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2.4 大學生不同飲食模式與焦慮的回歸分析 快餐類飲食、零食類飲食的Q4 組焦慮癥狀檢出率最高，且呈劑量效應遞增趨勢；而健康類飲食和傳統類飲食的Q4 組焦慮癥狀檢出率最低，且呈劑量效應遞減趨勢；二分類Logistic回歸調整前OR值及95%CI結果顯示：快餐類飲食Q4 組較Q1 組增加焦慮檢出率2.723 倍；零食類飲食Q4 組較Q1 組增加焦慮檢出率1.066 倍；而健康類飲食Q4 組較Q1 組降低焦慮檢出率50.5%；傳統飲食Q4 組較Q1 組降低焦慮檢出率51.1%；調整性別、年齡、家庭居住地、家庭月收入、父母文化程度、吸煙、飲酒、身高、體重、體重指數、睡眠時間、是否按時吃3 餐及身體活動情況因素后，快餐類飲食Q4 組較Q1 組增加焦慮檢出率3.825 倍；相反，健康類飲食Q2 組較Q1 組降低焦慮檢出率52%；健康飲食Q3 組較Q1 組降低焦慮檢出率54.6%，見表4。

表4 大學生4 種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的回歸分析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four eating patterns and anxiety symptoms in university students

3 討論

本研究對大學生飲食與焦慮癥狀的橫斷面調查結果顯示：大學生飲食與焦慮癥狀有顯著相關性。不規律飲食者的焦慮癥狀總得分、焦慮癥狀檢出率均高于規律飲食組。通過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大學生飲食模式可分為快餐類飲食、健康類飲食、傳統類飲食和零食類飲食4 種?？觳皖愶嬍澈土闶愁愶嬍吃黾咏箲]癥狀檢出率，而健康類飲食和傳統類飲食降低焦慮癥狀檢出率。

本研究中，大學生焦慮癥狀檢出率為11.87%（89/750），女生焦慮檢出率高于男生（13.5%vs.9.0%），但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我國2020 年心理健康藍皮書《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12]顯示，8.4%的大學生有焦慮傾向，與本研究結果基本一致。低于前述Meta 分析的焦慮癥狀檢出率21.51%[2]。研究結果的不同可能與研究受試者文化水平、經濟條件不同以及使用的調查工具不同等有關。

本研究通過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所確定的4種主要飲食模式，分別解釋了食物攝入量總變異的20.645%、11.293%、7.303%和5.305%，累計解釋44.547%的數據變異。該值略低于之前有關中國大學生飲食模式研究中解釋食物攝入量總變異的51.29%[13]，和中國青少年飲食模式研究中解釋食物攝入量總變異的35%[14]和49.5%[15]基本持平。說明本研究得出的飲食模式與大學生的實際情況基本吻合。

本研究結果顯示：健康類飲食降低焦慮癥狀檢出率。這與國內外多項研究一致。澳大利亞的傳統飲食模式（以蔬菜、水果、肉類、魚類和全谷物為特征）、中國的傳統飲食模式（以粥、燕麥、全谷物、新鮮的黃色或紅色蔬菜、水果和豆漿等食物為特征）和地中海飲食模式與焦慮癥狀風險較低相關[16-17]。在西班牙進行的一項橫斷面研究分析中，地中海飲食與焦慮癥狀的降低有關[18]。挪威也進行了相似的研究[19]。營養素如色氨酸、維生素B6、維生素B12、葉酸、苯丙氨酸、酪氨酸、組氨酸、膽堿和谷氨酸，是產生神經遞質（如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所必需的，這些神經遞質參與調節情緒、食欲和認知[20]。健康的飲食模式能提供這些微量營養素，本研究中的健康類飲食與地中海飲食模式非常類似，包含蛋及其制品、豆及其制品、奶及其制品、新鮮水果、葉類蔬菜、核桃堅果、根莖蔬菜。新鮮水果和各種蔬菜，富含大量葉酸和抗氧化劑，可通過影響炎癥過程和調節氧化應激來影響心理功能[21]。豆類食物含有較高水平的葉酸和B 族維生素，可通過大腦中多巴胺的合成對心理狀況產生有利影響[22]。蛋奶及其制品和堅果等均能提供調節情緒的微量營養素。

本研究同時發現：快餐類飲食增加焦慮癥狀檢出率。在澳大利亞進行的一項橫斷面研究報告稱，焦慮程度更嚴重的人食用的飲食種類、健康食物選擇、水果和蔬菜更少，營養不足、能量密集的食物更多[23]。由加工或油炸食品、精制谷物、含糖食品和啤酒組成的西方飲食模式與更多的心理癥狀有關[17]。在希臘進行的一項研究稱，女性攝入甜食、肉類和肉制品與較高的焦慮分數相關[24]。最新證據表明，不同程度的加工食物是心理健康的一個獨立危險因素[25]。本研究中快餐類飲食含燒烤油炸、速食快餐、蛋糕甜點、碳酸飲料、動物油、腌制肉制品，與西方飲食模式類似，均為甜食、肉類以及加工食物。高溫、高油、高脂、高糖、高鹽的飲食模式，破壞了微量營養素攝入，進而可能影響大學生情緒的調節。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調查對象來自于天津醫科大學，結論的外推效度有限。其次，本研究為橫斷面研究，只能確定飲食模式和焦慮癥狀的相關性，但不能確定因果關系。需要通過更多高質量的干預性研究來明確二者的因果關系。再者，研究采用的問卷調查為自我報告方式，存在一定的回憶偏倚和報告偏倚。最后，飲食問卷收集大學生最近1 周的飲食頻率，并不能對食物的準確劑量進行定量分析。

綜上，大學生飲食與焦慮癥狀有顯著相關性。不規律飲食者的焦慮癥狀總得分、焦慮癥狀檢出率均高于規律飲食組?？觳皖愶嬍吃黾咏箲]癥狀檢出率，健康飲食降低焦慮癥狀檢出率。大學生飲食模式與心理健康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