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基本共識與關鍵分歧

【內容摘要】??自2018年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強硬以來，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都主張對華戰略競爭。這表明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達成基本共識，將中國作為“主要挑戰與對手”，逐漸偏離過去的對華“接觸政策”，轉而采取以競爭為主的對華政策。盡管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在轉向強硬方面具有共識，都以戰略競爭概括其對華政策，但在對華強硬程度上存在分歧，且兩黨在對華戰略定位、政策目標、競爭強度與合作意愿方面也不盡相同。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就是民主黨試圖堅持對華戰略競爭，同時確保中美競爭不失控；共和黨則傾向于對華更激烈的競爭，對華政策具有較強的對抗色彩。美國兩黨對華政策出現分歧，既有兩黨背后的利益群體與價值觀存在差異的深層原因，也有兩黨政策精英的對華交往水平存在差異的因素。未來，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分歧將繼續存在，也有趨同演進的可能。中國需積極應對，加強與美國保守派的政策交流，盡快確立發展中美關系的指導原則，盡力牽制共和黨對華戰略中的消極傾向，推動中美關系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關鍵詞】??中美關系??美國兩黨??基本共識??關鍵分歧??戰略競爭

【作者簡介】??蘇劉強，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上海??郵編：200233）

【中圖分類號】?D822.371.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1-0037-17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1003

2018年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向消極方向轉變，特朗普政府與繼任的拜登政府都主張對華進行戰略競爭。不少觀點認為，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近些年在對華政策上達成了共識，沒有本質差別。然而，在中美關系的實踐中，相對于特朗普政府時期中美關系持續“風高浪急”，拜登政府時期的中美關系雖有波折，但總體趨于穩定。由此而論，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對華政策似乎既存在強調對華強硬與競爭的基本共識，也存在不少重要分歧，很難斷言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沒有本質差別。鑒于中美關系正處在“戰略十字路口”，厘清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與分歧，對于把握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以及中美博弈都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厘清當前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與分歧，也具備一個相對有利的條件：自美國對華政策轉向戰略競爭以來，美國兩黨內部的權力結構漸趨明朗。民主黨方面，左翼進步派的黨內地位有所下降，中左翼建制派主導民主黨的對外政策；共和黨方面，中右翼建制派的黨內地位顯著下降，以“特朗普派”（Make?America?Great?;Again，?MAGA?Republicans）為代表的共和黨右翼日益主導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美國兩黨內部權力結構趨于穩定的態勢，便于在厘清當前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與分歧時，排除兩黨內部其他派系等次要變量的干擾，從而抓住兩黨對華政策主導力量這一主要變量。

一、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基本共識

中美建交后，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盡管各有不同，但也達成一些基本共識。一是多數情況下將中國視為合作伙伴。20世紀80年代，美國主要將中國視為制衡蘇聯的戰略伙伴。冷戰結束后，美國經過數年調整，主要將中國視為經濟合作伙伴。二是以“接觸”作為對華政策的基本思路，支持中美經濟、社會等領域的密切交往，推動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并試圖通過對華“接觸”影響和塑造中國的戰略方向。?三是以“競爭加合作、合作為主”作為對華政策框架。對華合作是對華“接觸”的必然結果，但鑒于中美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及其他各領域存在分歧，兩國利益不盡一致，美國以必要競爭來為“接觸與合作”加上“保險”。然而，特朗普政府執政后，很快偏離對華“接觸”政策，其對華政策迅速轉向強硬。拜登政府執政后，繼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強硬政策基調，并加以調整和完善。經過兩屆政府對華政策的反復調試，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基本共識已然形成。新的兩黨對華政策基本共識，就是將中國視為“主要挑戰與對手”，放棄美國長期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轉而采取以強硬為基調的對華戰略競爭政策。

第一，兩黨都將中國視為美國的“主要挑戰與對手”。特朗普政府執政后發布《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將中國定義為“修正主義國家”及“影響美國全球地位的首要挑戰”。?此后，特朗普政府的對華認知日趨負面。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特朗普就將中國稱為美國的“最大敵手”（biggest?adversary）。同年，特朗普政府發布《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認為“中國在經濟、價值觀與安全方面對美國構成三大挑戰”。?拜登在競選總統期間，將中國稱為美國的“最大競爭對手”（biggest?competitor）。拜登政府執政伊始就發布《臨時國家安全戰略指南》，將中國定義為“唯一具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潛力挑戰國際秩序的競爭對手”。?此后，拜登政府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以及國務卿布林肯的講話基本確定了對華政策基調，即“唯一有意圖且具備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能力來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

第二，兩黨都認為應結束對華“接觸”政策，開展對華戰略競爭。共和黨對華戰略競爭的邏輯起點是：美國幾十年來所奉行的對華“接觸”政策基于一個假設，即隨著美國擴大與中國在各領域的交往，中國的政治經濟體制會變得更像美國，成為符合美國期待的伙伴；但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沒有按照美國的預期演進，中國通過與美國的“接觸”反而極大增強了自身實力。因此，美國認為對華“接觸”政策是幼稚與錯誤的，是美國外交政策自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最大失敗。?盡管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表述中仍包含“接觸”的提法，主張在符合美國利益的問題上盡可能與中國開展建設性“接觸”，如在氣候變化、兩軍、經濟方面的“接觸”等。?但相對于過去在美國對華“接觸”政策指導下中美合作的廣度與深度，拜登政府的對華“接觸”僅局限于少數議題上的對話與合作，二者存在本質不同。事實上，作為拜登政府對華政策操盤手的杰克·沙利文（Jake?Sullivan）與庫爾特·坎貝爾（Kurt?M.?Campbell）也承認對華“接觸”政策應該結束，?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實踐也表明其已偏離過去幾十年的對華“接觸”政策。

在放棄對華“接觸”政策后，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都宣稱世界進入大國競爭時代，將中美關系定位為“大國競爭關系”，對華政策轉向以強硬為基調的戰略競爭。?盡管兩黨都宣稱其對華戰略競爭不排斥在利益一致的領域與中國開展合作，但不會因為對華合作而放棄原則。?因此，相對于過去“競爭加合作、合作為主”的對華政策框架，當前美國的對華戰略競爭政策無疑“以競爭和對抗為主”，同時保持必要和適度的合作。

第三，兩黨對華競爭的基本思路與方式相似。首先，“全政府、全社會、全方位”應對中國?！叭睉獙?，要求聯邦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實現權力集中，以最大程度調動行政資源開展對華競爭，同時加強聯邦政府內部的對華政策協調，避免政府各部門的對華認知與政策不一致?！叭鐣狈婪?，旨在加強聯邦政府與國會、州和地方政府、私營部門、民間社會和學術界的合作，共同防范所謂“中國對美國社會的‘滲透’與‘威脅’”?！叭轿弧贝驂?，是指對華施壓從傳統的政治、安全、貿易以及意識形態等領域，擴大至科技、投資、人文交流、全球治理等領域。

其次，聯合盟友、伙伴共同圍堵中國。美國兩黨均認為，應對“中國挑戰”的最有效方法是聯合美國的盟友和伙伴共同遏制中國，維持美國的競爭優勢。一方面，兩黨均強調加強“印太”聯盟體系，提出“印太戰略”。同時，美國大幅升級在亞太地區的聯盟結構，除繼續保留過去美國與亞太國家的雙邊聯盟體系外，還新建了一批政治、安全小多邊機制，包括美日印澳“四國機制”（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AUKUS）、美日韓三邊同盟。另一方面，美國推動北約與其“印太”地區盟友的政治、安全聯動，推動北約國家介入南海與臺海問題。

再次，經貿、科技領域局部“脫鉤”。美國兩黨都以限制中國產業與科技發展為對華政策核心。特朗普政府以加征關稅、出口管制、制裁中國頭部科技企業、限制中國對美投資為政策工具。拜登政府則以“小院高墻”和“去風險”為思路，不僅維持和加強特朗普政府各類對華經濟、科技打壓措施，還進一步限制中美雙向投資、重構排除中國的關鍵供應鏈等。

二、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

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轉向強硬方面存在基本共識，但兩黨在對華強硬程度上存在關鍵分歧。美國兩黨盡管都以“戰略競爭”概括其對華政策，但在對華戰略定位、政策目標、競爭強度與合作意愿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別?？傮w上，拜登政府主張的對華戰略競爭，目標與強度相對克制，包含較多對華合作，類似常規的大國競爭；共和黨右翼主張的對華戰略競爭則更具危險性與攻擊性，具有強烈的對抗色彩。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就是民主黨試圖堅持對華戰略競爭，同時確保中美競爭不失控；共和黨傾向于對華更激烈競爭，放任中美關系走向對抗。

第一，兩黨對華戰略定位的差異。從美國兩黨涉華政策文件與高官涉華言論來分析，民主黨的對華戰略定位較為穩定、清晰，主要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競爭對手”；共和黨的對華戰略定位則相對搖擺，將中國定位為介于“競爭對手”與“敵人”之間的“最大敵手”。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Center）2021年2月至2023年3月的四次民調顯示，約半數共和黨人將中國視為“敵人”，約四成共和黨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與之相對，僅約兩成民主黨人將中國視為“敵人”，超過六成的民主黨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案偁帉κ帧迸c“敵手”之間存在對華負面認知的強弱差異。更重要的是，相對于民主黨較為穩定的對華定位，共和黨對華定位仍在動態發展中，且傾向于對華更為消極的定位。

兩黨對華戰略定位的分歧，體現了兩黨對所謂“中國威脅”與“中國挑戰”的認知差異。相對于共和黨聚焦“中國挑戰”，民主黨盡管也將中國視為“首要挑戰”，但也非常重視應對全球性問題帶來的挑戰以及來自俄羅斯的挑戰。 民主黨對全球治理問題與來自俄羅斯的挑戰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對沖和分散了民主黨對所謂“中國挑戰”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共和黨將中美戰略博弈視為關乎美國生死存亡、類似于美蘇冷戰對抗的博弈。相對于共和黨對“中國威脅”與“中國挑戰”的擔憂，民主黨對“中國威脅”與“中國挑戰”的感知則相對較為理性。民主黨的主流看法認為，把中國比作蘇聯，夸大了中國對美國的生存威脅。盡管中美在亞洲熱點地區有爆發沖突的風險，但這種風險沒有上升到冷戰時期在歐洲的劇烈程度；中美沒有把世界拖入代理人戰爭，也沒有讓各國因意識形態而加入兩個對抗的軍事陣營。?民主黨對美國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最終取勝或“競贏”的前景更有信心，認為盡管美國與中、俄正在進行激烈競爭，但美國仍處于領先地位，中、俄面臨更大挑戰。

第二，兩黨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分歧。毫無疑問，美國兩黨對華戰略的最大目標是維護美國的全球霸權。美國往往用“維護國際秩序”或“維護美國的全球地位”等來表達其維護全球霸權的目的。民主黨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相對穩定和明確。在維護美國全球霸權的總目標下，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還包括若干次級目標。首先，制衡中國，而非改變中國。拜登政府多份涉華政策文件及高級官員反復表示，美國對華政策的目標不是改變中國，而是塑造對美國有利的外部環境。?拜登總統也多次表示，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其次，和平共存。主導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杰克·沙利文與庫爾特·坎貝爾，較為系統地闡述了美國的對華戰略目標“不應是尋求實現類似蘇聯解體那樣的終極確定狀態，而應是尋求有利于實現美國利益和美國價值觀的和平共存”；和平共存意味著美國要“把競爭視為一種需要管控的狀態而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拜登團隊的“和平共存”主張，與中方所倡導的中美關系“和平共處”原則較為契合，表明雙方都不愿中美之間陷入沖突或對抗?！昂推焦蔡帯币渤蔀?023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的一項重要共識，兩國元首一致強調中美要和平共處。

盡管特朗普政府聲稱美國的對華政策不是以改變中國的國內治理模式為前提，?但共和黨的各類涉華文件表明，共和黨特別是共和黨右翼具有較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偏見，企圖喚醒美國及西方國家的冷戰記憶，為其反華政策尋求意識形態的支撐。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兩黨在是否改變中國體制的問題上出現了意識形態“錯位”。民主黨歷來重視價值觀外交。拜登政府盡管不斷強調中美競爭中的意識形態對立，但反對以改變中國體制作為對華戰略競爭的目標。拜登政府過去兩年多的政策實踐也基本證實了這一點。共和黨傳統上奉行基于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特朗普也不重視價值觀外交，但一些共和黨右翼勢力卻在對華政策方面帶有強烈的反華意識形態偏見，幾乎在所有涉華問題上都表現出強烈的反華色彩。盡管部分共和黨右翼的反華傾向尚不構成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但其發展勢頭較快，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塑造作用顯著，需要警惕。共和黨右翼勢力的對華偏見極大影響了美國社會的對華負面認知，毒化了美國國內的對華政治氣氛，使美國各界在對華交往上產生“寒蟬效應”，限制了民主黨政府改善對華政策的空間。

第三，兩黨管控對華競爭強度的差異。盡管兩黨都宣稱要致力于與中國保持溝通渠道暢通，以避免誤解、減少風險、防止沖突，但由于兩黨的對華戰略定位與政策目標存在差異，兩黨對于管控中美競爭強度的意愿也存在明顯不同。在共和黨右翼鼓吹對華“新冷戰”的背景下，共和黨在管控對華競爭方面動力不足。更為重要的是，由于共和黨右翼對華存有強烈敵意，中美政治互信缺乏，使得中美管控競爭與危機變得更為困難。

相對而言，拜登政府管控對華競爭強度的意愿更為強烈，其將管控競爭、防止沖突作為對華外交的核心議題，并為此持續投入大量外交資源。首先，在戰略上，拜登政府反對中美“新冷戰”，主張中美良性競爭、健康競爭、和平共存。這一立場不僅體現在拜登政府的各類對外政策文件中，而且反映在拜登政府主要成員在中美互動中反復向中方所作的保證。其次，在外交上，拜登政府積極開展對華外交接觸，意在通過直接外交溝通來管控競爭、防止競爭失控。2022年以來，面對共和黨右翼勢力的攻擊，拜登政府頂住國內政治壓力，堅持對華外交互動。再次，在經濟上，拜登政府一方面積極推進對華出口管制、貿易制裁、投資限制、供應鏈重組等措施，另一方面試圖回應美國商界、中國及國際社會對中美經濟“脫鉤”前景的擔憂。為此，拜登政府提出“小院高墻”和“去風險”的對華經貿科技政策，宣稱該政策不尋求打壓遏制中國發展，不尋求同中國“脫鉤”，?而是僅限于涉及國家安全與人權的狹義領域，并非普遍的商業“脫鉤”。?盡管中方懷疑拜登政府仍以“去風險”之名行“脫鉤”之實，但拜登政府公開否認對華“脫鉤”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管控中美經濟競爭的立場。

拜登政府管控中美競爭強度的政策，獲得美國中左翼政策精英的廣泛支持。2022年下半年至2023年上半年，在中美關系因佩洛西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及無人飛艇事件而持續緊張之際，美國國內政策界掀起了一輪反思美國對華政策的大討論。?參與討論并主張穩定中美關系的美國人士多為中左翼前政府官員、學者與媒體界人士，他們對中美關系的失控深感憂慮，也對美國國內鷹派綁架對華政策感到不滿。為此，他們提出了一系列反思觀點，包括反對中美對抗或“新冷戰”，呼吁拜登政府審慎處理臺灣問題、減少對華挑釁，主張限制對華經濟、科技“脫鉤”范圍，要求加強中美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等。經過此輪討論，拜登政府隨即加快對華外交接觸，接連派出國務卿布林肯、財政部部長耶倫、商務部部長雷蒙多、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等高級官員訪華，中美關系持續下滑的局面暫時得到控制。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保守派政策精英基本沒有參與此次討論，這也從側面反映了美國兩黨政策精英對華態度的差異。

第四，兩黨對華合作意愿的差異。拜登政府的對外戰略包括應對大國競爭與應對全球挑戰兩大目標。?為此，拜登政府在堅持對華戰略競爭的同時，主張與中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債務、糧食等各類挑戰，認為中美兩個大國如果不合作則難以解決諸多全球性問題。因此，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競爭政策同時包含競爭與合作兩個方面，只不過競爭與合作的主次位置發生了調整，即從過去的“合作為主、競爭為輔”變為“競爭為主、合作為輔”。?相對而言，共和黨對華合作的意愿明顯不足。共和黨對全球治理問題的重視程度偏低，甚至往往從中美競爭的角度來看待全球性挑戰，因此認為中美很難在全球治理方面開展合作。根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民意調查，超過四成的民主黨人認為可以與中國合作應對氣候、傳染病等全球性問題及地區沖突，但只有兩成多的共和黨人認為可以與中國合作應對上述問題。

三、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產生分歧的原因

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既有兩黨背后的利益群體與價值觀存在差異的深層原因，也有兩黨政策精英對華交往水平不同的技術性因素。

第一，利益群體的差異，導致美國兩黨在對華競爭認知方面存在差異。美國兩黨的政治力量分布與利益群體分布存在較大差別。傳統上傾向于支持民主黨的地方主要包括東北部的紐約州、新澤西州與新英格蘭地區，還有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亞州、華盛頓州、俄勒岡州，五大湖地區的伊利諾伊州，以及大城市。傳統上傾向于支持共和黨的地方主要包括廣大中西部及南部各州，以及中小城市與鄉村。相對而言，傾向于支持民主黨的地方多為美國經濟發達、高新產業與現代服務業聚集、全球化程度較高的地區，也是對華經貿往來較多、從全球化中獲益較大的地區（見表1）；而傾向于支持共和黨的地方差異較大，既有得克薩斯州等經濟發達、產業發展領先的地區，但更多的是傳統產業與農牧業占比較高且傳統產業受經濟全球化及中國產業沖擊更為顯著的地區。一般而言，從中美相互依存中受益的個人和團體對雙邊關系的惡化感到遺憾，并呼吁穩定雙邊關系；而那些從中美合作中獲益甚微的有政治影響力的人，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深化中美雙邊關系。?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3月的民意調查，盡管美國兩黨的多數支持者對與中國進行經濟競爭表示擔憂，但相對而言民主黨的支持者中“非常擔憂”的比例（29%）小于共和黨的支持者（47%）；同時，民主黨的支持者從中美經貿關系中獲益的比例明顯多于共和黨的支持者，民主、共和兩黨的支持者中認為“中美同等獲益”的比例分別為29%和17%，認為“中國獲益更多”的比例分別為37%和61%，認為“美國獲益更多”的比例分別為9%和6%。

第二，價值觀偏好與行為模式的差異，導致兩黨的對華政策風格不同。盡管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政治理念本質上都是自由主義，但相對于民主黨偏向自由進步主義理念，共和黨相對比較保守，而共和黨右翼更是屬于極端保守派。當前，人們普遍認為共和黨已經“特朗普化”，被共和黨右翼“劫持”。而當前共和黨右翼在對華政策中執著于安全與意識形態。共和黨右翼帶有一定的種族主義傾向，包括反對外來移民，對華裔美國人不信任與針對性執法，以及傾向于從種族與文明競爭的視角看待中美博弈。共和黨右翼的對華認知充滿反華意識形態色彩，這使其對華競爭政策更具攻擊性，也更關注對中國的絕對傷害。當前共和黨右翼對安全與意識形態的強調，是其作為保守黨的一貫政治傳統，也與其宗教右翼屬性有關。特朗普政府比以往各屆政府更加依賴宗教保守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支持，其成為數十年來美國最親近宗教右翼的政府。

如果說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政策以民粹主義、孤立主義為特征，體現了共和黨右翼粗暴、大破大立的外交政策風格，那么拜登政府的對外政策則以自由主義、多邊主義為特征，代表了民主黨建制派規避風險的外交政策傾向。拜登政府更注重對華政策的性價比，偏好低成本、低風險的施壓方式，盡量避免直接軍事沖突、經濟對抗、單打獨斗等高風險、高成本的打壓方式，重視通過聯合盟友、對華外交接觸、價值觀“賦能”等手段，降低對華政策成本、提高對華施壓效果。同時，相較于特朗普政府內部矛盾復雜、互相傾軋以及決策混亂、缺乏協調的情況，?拜登政府內部的人員相對穩定，政策協調較為順暢，外交風格比較穩健。相對于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更具可預測性與穩健性。

第三，政策精英的對華交往差異，導致兩黨對中國真實意圖的理解存在差異。過去幾年的實踐表明，民主黨政策精英與中國的交往頻率遠高于共和黨政策精英。首先，民主黨高級官員與中國的交往更為密切。拜登政府外交團隊的重要成員與中國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工作關系。拜登政府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2023年11月被提名為常務副國務卿的坎貝爾、原國防部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科林·卡爾（Colin?Kahl）、負責“印太地區”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埃利·拉特納（Ely?Ratner）、原國務院“中國事務協調辦公室”負責人華自強（Rick?Waters）等人，在加入政府前以智庫學者等身份與中方政策界保持著密切聯系。拜登政府的對華外交接觸，也使中美兩國總體保持著正常的高層互動。相較于拜登政府，特朗普政府外交團隊的重要成員多來自軍方、情報界與商界，在進入政府前與中國政策界的交往較少。其次，美國保守派智庫與中國的交往頻率偏低。在美國對外政策形成過程中，智庫發揮著巨大作用，其不僅引領和塑造著美國的外交政策和觀念，而且智庫學者通過“旋轉門”機制可以進入政府，直接參與外交決策。雖然美國主流智庫都標榜其具有“跨黨派”屬性，但很多智庫也存在對特定政黨與政治意識形態的偏好。自特朗普政府以來，中美智庫交流主要是中方智庫學者與美國中左翼智庫學者的互動，而缺少與美國保守派智庫學者的互動。

美國兩黨政策精英對華交流水平的差距，導致兩黨對中國真實意圖的理解存在差異。民主黨政策精英通過與中方官員和學者的直接討論，能夠相對準確地理解中國外交的真實意圖，從而評估中國的真實情況，校準對華認知，制定相對理性、務實的對華政策。相反，共和黨右翼所提出的諸多對華極端政策，反映了其對中國實際情況缺乏準確認知，具有強烈的主觀臆想與偏執的意識形態色彩。早在2019年，沙利文與坎貝爾等民主黨政策精英就曾指出，特朗普政府放棄對華“接觸”政策，轉向“戰略競爭”，是用一種新的自以為是的觀點代替一種舊的自以為是的觀點。?由于與中方的交流不足，共和黨政策精英缺乏評估中國真實情況的有效信息，對華政策的制定經?；趯χ袊俜轿募钠娼庾x。一方面，共和黨政策精英往往從表面上理解中國的政策文件，而忽略中方政策文件的政治傳統與特定背景，因而難以準確理解中方的真實意圖。另一方面，共和黨政策精英往往斷章取義，只選取中方政策文件中符合其對華強硬主張的部分，故意曲解中方的立場與意圖。

四、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演進前景

從短期來看，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仍將繼續存在。首先，當前美國兩黨的內部權力結構較為穩定。民主黨建制派的黨內地位較為穩固，仍將主導民主黨對華政策。但是，特朗普代表的共和黨右翼的政治能量仍沒有得到完全釋放。2022年的美國中期選舉表明，共和黨右翼仍是共和黨內最具政治影響力的派別，也是引領、塑造共和黨對華政策的最重要黨內派別。同為共和黨右翼人士的特朗普和德桑蒂斯，目前仍是2024年美國大選中最熱門的共和黨參選人。在兩黨內部權力結構很難出現重大變化的情況下，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關鍵分歧將持續存在。其次，導致兩黨對華政策關鍵分歧的因素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兩黨代表的利益群體與價值觀的結構性差異仍將長期存在，兩黨政策精英的對華認知差異在短期內也很難改變。再次，美國的政治體制使兩黨不易形成共識，兩黨形成關于中美戰略博弈“下限”的共識仍需要一個過程。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國內就在持續醞釀改變對華“接觸”政策、呼吁采取對華強硬政策的大討論。?特朗普以其獨特的執政風格，以中美貿易問題為契機，最終完成美國兩黨對華戰略競爭基本共識的塑造，但是兩黨關于對華戰略競爭的“下限”仍不明確。一種看法認為，對中美博弈邊界的探索主要有兩個路徑：一是通過對事件與危機的處理來總結經驗，二是通過政策和戰略對話來獲得啟示。?無論哪種路徑，都需要一個過程。

從長期來看，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可能趨同演進。兩黨對華政策的共識遠大于分歧，這是兩黨對華政策趨同演進的基礎。競爭而非對抗，是美國兩黨與中國經過長期多輪博弈所形成的利益平衡點，具有客觀性與長期性。除了維持當前民主黨主張的戰略競爭狀態，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演進還可能出現融合的前景。未來如果共和黨右翼力量更加強大，對抗中國的意志更為堅決，那么美國對華政策可能會從當前民主黨主張的戰略競爭演變為介于戰略競爭與“新冷戰”之間的混合狀態。但除非中美關系發生重大變化，否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政策總體上將得以延續，不會升級為對華“新冷戰”。

2024年美國大選后的對華政策走向將遵循上述邏輯。如果民主黨獲勝，美國的對華政策將保持連續性，總體上維持當前的對華戰略競爭政策。事實上，民主黨對拜登政府當前對華政策的成效較為滿意，認為該政策成功管理了高度復雜的中美關系。如果共和黨獲勝，美國的對華政策存在不確定性。如果共和黨右翼人士當選美國總統，很可能會采取更為激烈的對華競爭政策甚至對抗政策，但同時也面臨美國國內與國外各種因素的制約，不排除其會進行一定程度政策回調的可能，即在戰略競爭框架下進行局部調整與加強。

結?束?語

由于美國兩黨在對華政策上的關鍵分歧短期內難以消除，美國的對華政策會隨著其政黨輪替出現較大波動，從而使中美關系面臨挑戰與不確定性。但是，中國對中美關系的走向同樣具有很大的塑造能力。2018年至今的中美戰略博弈，好比是中國與美國兩黨之間進行的一場“三方拔河博弈”：中國為一方，總體上不希望“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希望中美關系保持健康與穩定；盡管美國兩黨為另一方，但兩黨用力方向不盡相同，民主黨傾向于堅持戰略競爭，共和黨傾向于更為激烈的競爭甚至對抗。因此，三者之間形成一定的相互牽制，共同塑造著中美戰略博弈的動態與結果。中國可采取措施應對和制衡共和黨右翼對抗色彩濃厚的政策傾向，促進中美關系的戰略穩定。另外，中國要有戰略定力與戰略耐心，積極應對美國兩黨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及其對中美關系的破壞，保障中美關系的基本穩定。

第一，防止中美軍事沖突，避免中美戰略博弈升級。美國的政治體制不易形成共識，美國兩黨形成關于中美戰略博弈“下限”的共識需要較長時間，最終有可能仍在戰略競爭范疇。然而，一旦中美發生直接或間接的軍事沖突，兩國對彼此的敵意將迅速上升，美國兩黨的對華政策很可能從競爭走向對抗。這顯然不符合中國式現代化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長期戰略目標。因此，中美雙方必須積極管控競爭，防止發生重大沖突。

第二，積極確立發展中美關系的指導原則。目前，中美亟須重建互信和共識，確立發展中美關系的指導原則。在2022年的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上，習近平主席與拜登總統同意要共同探討確立中美關系指導原則，并責成雙方團隊在會后就該問題繼續談下去。 在2023年的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中，兩國元首認可雙方團隊自巴厘島會晤以來討論確立中美關系指導原則所作的努力，強調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保持溝通、防止沖突、恪守《聯合國憲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負責任地管控雙邊關系中的競爭因素。兩國元首歡迎雙方團隊繼續就此討論。?兩國團隊在一年中已就中美關系指導原則形成初步共識。未來中美關系指導原則的最終確立值得期待。

第三，加強與美國保守派的政策交流。中美關系要實現穩定和發展，中方不僅需要與民主黨政策精英積極互動，還需要加強與共和黨及美國保守派政策精英的交流互動，改善共和黨的對華認知，減少其對中國真實意圖的認知偏差，爭取共和黨重新執政后中美關系不出現大的波動。加強與美國保守派政策精英的交流是一項極為重要的工作，也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工作。首先，中國需要加強與美國國會的交流。過去幾年，美國國會對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持續上升，對中美關系的破壞性影響也不斷凸顯。為此，中國可以加強與美國國會議員的互動，加強中美立法機構的交往，中方可邀請更多美國國會議員訪華，積極塑造美國國會對華全面、務實的認知。同時，中國的官員和智庫學者也可以加強與美國國會的聯系與交流。智庫在與美國國會交流方面具有政治敏感性低、專業知識強的獨特優勢，可作為與美國國會交往的先行者。此外，中國也要加強與美國保守派智庫及學者的交流，爭取在一定程度上糾正其對華的非理性認知。

[責任編輯：樊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