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與霸權護持

【內容摘要】??拜登政府于2023年3月發布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這是自小布什政府以來美國發布的第四份網絡安全戰略報告。作為在網絡空間擁有非對稱技術資源優勢與支配地位的國家，美國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始終以護持網絡霸權為目標。從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戰略目標從國內控制、國際塑造、單邊護持，發展為多邊“競贏”；其針對網絡安全的策略也經歷了本土防御、網絡威懾、進攻性行動與綜合性遏制四個階段。美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網絡安全戰略既具有延續性，又存在顯著差異，其背后反映出美國對網絡空間、自身實力地位與安全威脅的認知演化。隨著綜合實力的變化，美國對于自身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的認知發生了轉變，對網絡空間安全威脅的認知也不斷變化。在地緣政治與網絡空間安全化等因素的影響下，美國針對網絡安全的戰略敘事也隨之變化，這成為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演進的主要驅動機制，由此加劇了網絡空間的泛安全化與意識形態化。

【關鍵詞】??美國??網絡安全戰略??霸權護持??威脅認知??戰略敘事

【作者簡介】??宮云牧，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上海??郵編：200433）

【中圖分類號】?D815.5???TP309???????????【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568-（2024）01-0054-21

【DOI編號】?10.13851/j.cnki.gjzw.202401004

2023年3月2日，拜登政府發布了新版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該報告以“確?；ヂ摼W開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為基礎，旨在打造一個“可防御、有韌性的數字生態系統”，?這是美國政府公開發布的第四份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從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國政府相繼推出的網絡安全戰略，既具有一定延續性，又存在顯著差異，其背后折射出美國對網絡空間、自身實力地位與安全威脅的認知演化。

一、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

當前，網絡空間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新領域，其逐漸出現政治化與“再主權化”的趨勢。一方面，以網絡安全為代表的網絡議題被納入國際政治議程，而美國為了維護自身網絡霸權積極渲染所謂“安全威脅”。?另一方面，地緣政治競爭向網絡空間滲透，網絡空間中的權力競爭、治理模式競爭與軍事化趨勢等均反映出地緣政治競爭的邏輯，而美國將這一邏輯引入網絡空間已成為全球網絡安全的新威脅。?面對網絡空間中的大國戰略博弈，國家行為體傾向于從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推進網絡空間的“再主權化”，以網絡監管法律法規為依托，將其他行為體納入對內主權范疇，對外確立國家行為體的網絡安全主體地位。

作為互聯網的創始國、核心網絡技術與關鍵網絡基礎設施的擁有國，美國將技術創新與網絡安全發展視為其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非常重視網絡安全戰略的制定與實施。?確立在全球網絡空間中的“制網權”始終是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第一要務，因此美國政府從組織、技術、法律和執行層面全方位保障網絡安全戰略的實施。?小布什政府首次確認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政策的獨立地位，?而直到奧巴馬政府時期網絡安全政策才逐步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優先事項，奧巴馬政府用更具結構化與全面性的網絡安全措施來替代臨時性和部門層面的網絡政策。?特朗普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則具有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具有“全政府”模式特征，其嘗試突破主權限制，通過“持續交手”與“前置防御”（defend?forward）將進攻性網絡行動延伸至他國主權邊界內，加劇了國際沖突風險與國際秩序失范。?從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經歷了被動應對、主動防御與國際威懾的不同階段，而奧巴馬政府和特朗普政府在信息自由、治理模式與主權歸屬等方面的網絡空間治理理念也有所不同。

拜登政府在繼承奧巴馬政府強調的盟友合作與國際規則的基礎上，又延續了特朗普政府使用綜合性手段實施網絡威懾的戰略，加強政府各部門間的協調與公私伙伴關系，希望盟友間能夠信息共享、采取統一的安全行動、共同塑造國際規則。?拜登政府希望依托國際機制與盟友網絡，建立技術與規范層面的網絡霸權，將國內網絡安全戰略與網絡技術政策推廣為國際政策實踐。?具體而言，拜登政府從安全威脅評估、國家利益界定和競爭對手塑造入手，打造“全政府”“全國家”“全系統”的網絡空間治理模式，?推動網絡安全領域的公私合作，加強對關鍵基礎設施與數字生態系統的安全保護，以“零信任”理念為指導構建網絡防御體系。?在對華網絡政策方面，拜登政府以護持美國在全球網絡空間中的技術優勢與規則制定權為目標，通過提高自身網絡技術能力、強化供應鏈安全、渲染“中國網絡威脅”、增強聯盟與伙伴關系等方式，?遏制中國在網絡空間的技術發展能力與影響力，并以價值觀因素和意識形態為著力點，引導網絡治理規范與國際技術標準制定。

總體來看，國內學界的既有研究較少圍繞美國幾屆政府出臺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進行比較分析。本文首先從戰略目標與策略選擇出發，梳理從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網絡安全戰略的迭代演進過程；其次，從霸權護持的角度分析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利益訴求與相關網絡行動；最后，從威脅認知與戰略敘事的視角，探討美國網絡安全戰略演變的驅動機制與外溢影響。

二、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迭代演進

2003年2月，小布什政府首次針對網絡空間制定了專門的國家安全戰略，發布了《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報告，?這標志著美國對網絡安全政策獨立地位的最終確認。?2009年5月，奧巴馬政府發布《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報告，?隨后于2011年5月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化世界的繁榮、安全和開放》報告，?以推動美國在網絡相關議題上的國際參與。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發布了《國家網絡戰略》報告，?該戰略更具進攻性，強調要對惡意網絡行為作出快速反應。?本文對小布什政府以來的美國歷屆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進行比較分析，探尋其發展演化的邏輯。

（一）從“塑造”到“競贏”：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目標的演化

從小布什政府開始，網絡安全的重要性不斷上升，成為美國國家安全中的獨立議題。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整體性戰略目標是構建和護持霸權。

第一，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戰略目標是實現國內控制。在“9·11”事件之后，保障美國基礎設施安全與抵御網絡黑客攻擊成為美國政府關注的重點。小布什政府在《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中確立了三個戰略目標：其一，防范針對美國關鍵基礎設施的網絡攻擊；其二，降低國家面對網絡攻擊時的脆弱性；其三，最大限度地減少網絡攻擊造成的損害和縮短恢復時間。?上述戰略目標分別對應實現國內控制的三個步驟：一是事前預防，即在攻擊發生前采取措施，避免關鍵基礎設施受到網絡攻擊；二是事中抵御，即在攻擊發生時，保護關鍵基礎設施及互聯網系統，強化國家抵御網絡攻擊的能力；三是事后恢復，即在攻擊發生后，快速修復網絡安全漏洞、恢復數據信息等，以減少損失。

第二，奧巴馬政府時期，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戰略目標由國內控制轉向國際塑造。面對網絡攻擊事件日益頻發的情況，奧巴馬政府將網絡安全戰略的重心從美國本土轉向國際層面。?奧巴馬政府于2011年發布了《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化世界的繁榮、安全和開放》報告，指出美國的戰略目標是“在國際上努力促進開放、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的發展，以支持國際貿易、強化國際安全、促進言論自由和創新”。?有別于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的網絡空間戰略目標突破了主權國家的限制，著重強調美國在全球網絡空間治理中的主導權與國際地位優勢。?該戰略還提出“美國將在網絡空間構建負責任的行為規范來指導各國行動，維持伙伴關系，并支持法治建設”。?總體來看，奧巴馬政府側重于將互聯網視為提高效率、促進經濟交往與思想交流的平臺，認為在網絡空間設置邊界將損害數字經濟的發展。?換言之，奧巴馬政府以提升互聯網的開放性與創新價值為目標，旨在依托“互聯網自由”概念來塑造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全球網絡空間秩序。

第三，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側重于強調為經濟發展服務，并保護美國的核心國家利益。?這一時期，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的戰略目標由國際塑造轉變為單邊護持，即通過單邊主義的方式來護持自身的網絡霸權。特朗普政府認為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成功取決于四個條件：一是有效管理網絡安全漏洞，二是減少針對美國的惡意網絡活動，三是阻止網絡空間中不負責任的行為和活動，四是具備利用網絡實現國家安全目標的能力。?在特朗普政府的認知中，網絡空間不再是兼具開放性和創新性的國際平臺，而是實現美國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的工具。特朗普政府在《國家網絡戰略》報告中不僅強調美國在網絡空間中的領導者地位，而且尋求以單邊主義方式來護持自身霸權。

第四，拜登政府時期，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雖然重回多邊主義軌道，但更傾向于采取“小多邊”方式，以多邊“競贏”（outcompete）為主要戰略目標。?就互聯網發展愿景而言，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開放、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聯網”基礎上，拜登政府增加了“自由”和“全球性”兩個形容詞，并強調互聯網的發展須以西方價值觀為基礎?？梢?，拜登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綜上所述，小布什政府以來的美國歷屆政府在網絡空間領域追求四種具體的戰略目標，分別為國內控制、國際塑造、單邊護持與多邊“競贏”。

（二）從“防御”到“遏制”：美國網絡安全策略的演進

美國在網絡安全的具體策略上經歷了本土防御、網絡威懾、進攻性行動與綜合性遏制四個發展階段。

第一，本土防御階段。小布什政府在《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報告中提出五項優先計劃：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應對系統，國家網絡空間安全威脅與漏洞防范計劃，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意識與培訓計劃，政府網絡空間安全保障，國家安全和國際網絡安全合作。?小布什政府希望通過上述五項計劃來增強美國在網絡空間的本土防御能力。

第二，網絡威懾階段。奧巴馬政府在《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化世界的繁榮、安全和開放》報告中將威懾理念引入網絡空間，提出“美國將與其他國家一道，鼓勵負責任的行為，反對那些試圖破壞網絡和系統的行為，勸阻和威懾惡意行為者”，強調“將使攻擊或利用美國網絡所帶來的風險遠遠超過潛在的好處”。?換言之，奧巴馬政府傾向于在網絡空間實施“懲罰威懾”（deterrence?by?punishment），對敵對網絡行動進行懲罰。?值得注意的是，奧巴馬政府總體上強調網絡防御而非升級網絡沖突，即在應對網絡威脅時不會以損害網絡空間的開放性為代價。

第三，進攻性行動階段。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在特朗普政府時期具有一定的進攻性傾向。2018年，特朗普政府采取更加強硬和積極的網絡安全策略，被視作是對奧巴馬政府過于謹慎、保守的網絡安全政策的回應。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國防部提出“前置防御”的理念，即“先發制人”地打擊對手的網絡攻擊能力。?例如，特朗普于2018年簽署有關“美國網絡行動政策”的《第13號國家安全總統備忘錄》（National?Security?Presidential?Memorandum?13，?NSPM-13），?授予美國網絡司令部更大的權限，以提高美國網絡行動的速度與效率。?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Bolton）甚至宣布美國將更積極地開展進攻性網絡行動，允許軍方在國防部部長的批準下開展低于“武裝攻擊”門檻的網絡行動。

第四，綜合性遏制階段。拜登政府計劃修改完善NSPM-13，確保白宮和國務院在較為敏感的網絡空間軍事行動中掌握更多信息。?可見，拜登政府希望加強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協調，以提升政府在網絡空間的綜合行動能力。拜登政府在《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出的第五個政策支柱為“建立國際伙伴關系以追求共同目標”，第一項目標便是“建立聯盟以應對數字生態系統所面臨的威脅”。由此看來，拜登政府雖然重回多邊主義軌道，但與奧巴馬政府時期強調塑造國際網絡空間的愿景相比，仍然呈現戰略收縮之勢。拜登政府不再強調既有國際組織在網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而是將美國建立的“小多邊”聯盟延伸至網絡空間，以期形成對中國的綜合性遏制。

概言之，從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再到拜登政府，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的戰略目標從國內控制、國際塑造、單邊護持，發展為多邊“競贏”。美國政府圍繞網絡安全的策略也經歷了本土防御、網絡威懾、進攻性行動與綜合性遏制四個發展階段。上述幾屆政府出臺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在具體目標與策略選擇上雖然存在顯著差異，但其背后均體現出相似的利益訴求——護持美國在網絡空間中的霸權地位。

三、霸權護持：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的利益訴求與行動

網絡空間可以細分為三個層次：由服務器、路由器、交換機、終端接入設備、線纜等組成的物理層，包括域名管理與解析的通信協議、IP地址分配協議、數據傳輸協議的邏輯層，以及由互聯網平臺企業和網絡用戶創造的網絡應用層。?美國憑借自身在物理層、邏輯層與應用層的結構性優勢，建立起全球網絡霸權，并采取網絡行動以維護其霸權。

（一）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利益訴求

維護美國在網絡空間的霸權地位是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主要目標。美國對自身國際地位的首要認知是世界領導者。奧巴馬政府認為美國的領導力和核心地位不可替代，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國將繼續引領世界以確保未來網絡空間領域的繁榮，拜登政府更是強調美國是不可匹敵的領導者。?由此看來，美國對于自身國際地位的認知并未發生顯著變化，世界領導者角色與網絡霸權地位仍是美國追求的核心目標。維護網絡霸權地位是以相應的國家綜合實力為支撐，但網絡空間領域國家行為體的實力對比已逐漸發生變化。本文將從絕對實力與相對實力兩方面分析美國與其他國家實力對比的變化。

具體而言，美國在網絡空間領域擁有三類非對稱優勢。其一，網絡技術研發能力的非對稱優勢。美國最早研發出互聯網的雛形——阿帕網（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Network，?ARPANET），?并使TCP/IP協議成為網絡空間中的事實標準，?由此掌握豐富的技術資源。其二，網絡基礎設施的非對稱優勢。美國是主要根域名服務器及其管理服務的供給者，全球13臺根服務器中的10臺均位于其境內，?其他國家對美國的基礎設施供給形成非對稱性依賴。其三，數據資源的非對稱優勢。得益于規模較大的本土市場與較高的國際市場占有率，美國互聯網企業在生產與利用數字資源方面擁有顯著優勢。這也是美國在網絡空間應用層國際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作為全球信息與通信技術（ICT）服務的主要提供者，美國在2022年向世界出口的ICT服務總額超過933億美元，ICT服務貿易順差超過302億美元。 簡言之，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實力仍占據絕對優勢。

美國對其他國家相對實力上升較為敏感，非常關注相對收益的變化。本文選取俄、中、日、印這四國與美國進行相對綜合實力?的比較。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世界銀行GDP數據庫（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和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軍費開支數據庫（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的相關數據制作。

如圖1所示，從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的相對綜合實力整體呈現下降趨勢，而中國的相對綜合實力則顯著上升。在奧巴馬政府時期，中國的綜合實力上升勢頭較猛。到特朗普政府執政時，中國的綜合實力已基本達到美國的一半。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中國與俄羅斯等國被美國明確列為網絡空間中的“安全威脅來源”。在相對綜合實力下降的情況下，美國對網絡空間中的相對收益更為關切，在其網絡安全戰略中既強調提升自身互聯網技術實力與網絡服務競爭力，又重視對潛在競爭對手的遏制，以維護美國的網絡霸權地位。不過，美國政府傾向于將其相對實力的下降歸咎于他國，從而對自身實力地位的認知產生偏差。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就體現出這種認知偏差，即美國一方面強調要發揮世界領導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強調在網絡空間領域與志同道合的盟友和伙伴國家合作的重要性。前者反映了美國維護網絡霸權的核心訴求，后者反映了美國在實力下降后遵循的戰略競爭邏輯。

（二）美國政府采取的網絡行動

憑借自身在網絡空間的支配性地位，美國在物理層、邏輯層與應用層采取網絡行動，以護持自身的霸權地位。

在網絡空間物理層，美國通過對數字基礎設施的非對稱優勢與國際合作網絡，獲取信息與情報。例如，微軟（Microsoft）、雅虎（Yahoo）、谷歌（Google）、臉書（Facebook）和優兔（YouTube）等美國互聯網企業均參與了“棱鏡”項目，向美國國家安全局提供用戶個人信息并進行監控，而“上游”監控項目則利用海底電纜獲取互聯網與電話通訊數據。?據報道，2012—2014年美國國家安全局通過設在丹麥的海底電纜登陸站監聽德國、瑞典、法國等歐盟國家政要的通訊信息。?上述網絡監聽活動在奧巴馬政府時期被曝光，加速了網絡空間安全化進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在網絡空間推行“互聯網自由論”的合法性。

在網絡空間邏輯層，美國仍擁有對互聯網根域名的控制權與管轄權，能夠單方面實施長臂管轄封鎖特定網站域名。?例如，美國司法部于2021年6月以“散布虛假信息”和違反美國對伊朗制裁的決定為由，查封了伊朗伊斯蘭廣播電視聯盟（IRTVU）使用的33個網站和卡提卜真主黨旅（KH）運營的3個網站。?美國商務部下屬機構國家電信和信息局雖然已于2016年向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ICANN）移交了互聯網域名的管理權，但ICANN委派的域名注冊服務商之一的美國威瑞信（VeriSign）公司管理著包括“.com”和“.net”在內的16個互聯網頂級域名。?該公司受美國的司法管轄，使美國擁有實施長臂管轄封鎖特定網站域名的權力。

在網絡空間應用層，美國政府將他國社交媒體應用軟件定義為“威脅代理”，以此為相關網絡治理政策提供正當性。需要強調的是，中國企業推出的應用程序在美國日益受到終端用戶的歡迎，Temu（拼多多海外版）、TikTok（抖音國際版）、Capcut（剪映國際版）和SHEIN（希音）這四款應用程序，占據了2023年3月美國蘋果iOS商店和Google?Play商店中手機應用程序下載量排行榜的前四名。?拜登政府認為美國民眾越來越多地使用由外國“競爭對手”擁有或控制的一些應用程序，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持續性威脅。

在此背景下，2023年3月7日，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參議員共同推出《限制危及信息和通信技術安全威脅出現法案》（RESTRICT?Act），要求聯邦政府采取行動，識別和有效應對信息與通信技術產品和服務（如社交媒體應用程序）中的“外國威脅”，防止中國和俄羅斯等國通過在美國運營的技術服務對美國公民的隱私與國家安全構成“威脅”。?有鑒于此，美國政府進一步積極推動網絡空間應用層的安全化進程，從護持網絡霸權的角度出發，基于安全威脅認知構建戰略敘事，為自身網絡治理政策與網絡行動提供合法性。

四、安全威脅認知：美國網絡安全戰略演進的驅動機制

國家利益推動戰略敘事的形成，戰略敘事又進一步影響一國的政策選擇。?美國國家戰略在冷戰后雖呈現出一定的穩定性與延續性，但各屆政府所關注的戰略重點仍存在差異。美國國家戰略在不同時期對國家利益、安全威脅和應對政策的排序也各不相同。作為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網絡安全戰略反映出美國政府在網絡空間領域的戰略敘事與安全威脅認知。在地緣政治因素與安全化的驅動下，美國針對網絡安全的戰略敘事不斷演化，繼而推動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演變。

（一）地緣政治視角下的威脅認知塑造

在數字時代，現實空間的實體信息以數字化的形式映射到網絡虛擬空間。?網絡空間不再是“全球公域”，而是大國地緣政治博弈的新空間，一國的網絡力量可以成為其追求傳統地緣政治目標的權力工具。?在網絡空間中，美國基于地緣政治博弈來塑造安全威脅認知，而安全威脅認知的變化也成為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發展演化的重要驅動力。?通過對小布什政府、奧巴馬政府、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報告進行文本分析，可以看到美國對網絡空間安全威脅來源和威脅類型的認知變化。

第一，美國對網絡空間安全威脅的整體認知日趨復雜。在對相關網絡安全戰略報告中“威脅”（threat）一詞進行詞頻統計時發現，小布什政府的《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報告中“威脅”一詞共出現了100次，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兩份報告《網絡空間政策評估——保障可信和強健的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和《網絡空間國際戰略——網絡化世界的繁榮、安全和開放》中提到了47次“威脅”，特朗普政府在《國家網絡戰略》報告中“威脅”一詞也只出現了37次，而拜登政府在《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及了57次“威脅”。受到“9·11”事件的影響，小布什政府認為“網絡空間為遠距離、有組織地攻擊美國境內基礎設施提供了平臺和途徑”。?奧巴馬政府提出“網絡安全威脅是21世紀最嚴重的經濟和國家安全挑戰之一”。?特朗普政府的網絡安全戰略報告則用相對較少的篇幅來闡釋安全威脅，更多涉及地緣政治因素與大國競爭。相比之下，拜登政府對網絡安全威脅的認知更為全面且更多涉及意識形態因素。

第二，美國對網絡空間中安全威脅的來源逐步明確與具體化。小布什政府與奧巴馬政府并未明確具體的威脅來源，只是使用“潛在對手或敵對方”以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等表述。特朗普政府則將地緣政治博弈延伸到網絡空間，明確將俄羅斯、伊朗、朝鮮和中國視為美國在網絡空間中的主要“威脅”。而拜登政府在此基礎上又將意識形態話語納入對安全威脅的描述，強調以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為代表的國家是美國網絡安全“威脅”的來源?？梢?，美國政府對于網絡安全威脅的認知具有強烈的主觀性，與美國自身的地緣政治訴求緊密相關。

第三，就安全威脅的類型而言，小布什政府以來的美國政府均強調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攻擊是美國面臨的重大安全威脅之一，但對網絡空間中安全威脅類型的關注重點卻各不相同。小布什政府從反恐的角度看待網絡安全，對威脅的認知聚焦于基礎設施和相關軟件所面臨的外部威脅；奧巴馬政府從打造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網絡空間國際環境入手，對威脅的認知也更加多元化，還將針對信息的網絡攻擊納入安全威脅；特朗普政府則是以經濟競爭為第一要務，將網絡經濟間諜活動與知識產權盜竊活動等視為網絡安全威脅；拜登政府在繼承前幾屆政府對網絡安全威脅分類的基礎上，又著重強調了勒索軟件攻擊的危害性，并將在網絡上以削弱美國民主和公信力為目標的“影響戰”作為新的安全威脅。

由此可見，美國對網絡安全威脅進行了主觀建構與塑造，并通過戰略敘事的方式呈現，以服務于國家的地緣政治戰略。

（二）安全化進程下的戰略敘事建構

網絡空間中的安全化可分為如下三種類型：一是國家層面的超安全化（hypersecuritization），即通過夸大安全威脅來推行非常規的應對措施；二是社會層面的日常安全化（everyday?security?practice），即通過對日常生活中的安全威脅的建構，使相關安全話語獲得更多民眾的支持；三是技術應用層面的安全化（technification），即以技術專家為安全化主體來提高相關安全話語的權威性與可信度。?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數字珍珠港”事件以及“網絡9·11”等重大安全威脅并未出現，?由政府主導的社會層面的日常安全化成為網絡空間安全化進程的主流趨勢。網絡安全威脅呈現一定的主觀性，反映出國家行為體在特定話語結構和行為模式塑造下產生的主觀認知，圍繞安全風險與安全威脅的認知進一步推動了網絡安全相關實踐的發展。

面對網絡空間的安全化進程，國家行為體圍繞網絡安全威脅認知建構自己的戰略敘事。戰略敘事以話語作為外交競爭的武器和塑造國家形象的工具，通過整合資源、塑造認知和爭取利益的方式，以“故事呈現”的形式，在大國戰略博弈中來達到打壓競爭對手、確立自身行動的合法性并獲得民眾支持的目標。?從整體來看，戰略敘事涉及國際系統、國家與政策三個層次，包含場景設置、因果關系、角色與情節四大要素。?戰略敘事設定了行為體及其所扮演的角色，為所處時代和所在場景賦予了意義，并將事件塑造成一個情節，同時將其他看待事件的方式排除或邊緣化。?聚焦網絡空間，美國政府從自身安全威脅認知出發，圍繞場景設置、因果關系、角色與情節建構其網絡安全戰略敘事。

第一，場景設置，即對敘事背景、場所和主題的設定。美國政府通過對網絡空間的描述，為其網絡安全戰略設定敘事場景。小布什政府將網絡空間視為國家的“神經控制系統”，由成千上萬臺相互連接的計算機、服務器、路由器、交換機和光纜組成，以保障關鍵基礎設施的運行，對美國經濟和國家安全至關重要。?奧巴馬政府將網絡空間界定為相互依賴的信息技術基礎設施網絡，包括互聯網、電信網絡、計算機系統和關鍵產業中嵌入式處理器與控制器，?被稱為“網絡空間”的全球互聯網數字信息和通信基礎設施支撐著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并為美國經濟、民用基礎設施、公共安全和國家安全提供關鍵支持。?特朗普政府將網絡空間視為美國創造財富和創新的基礎，也是美國金融系統、社會以及政府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網絡空間不再被視為與國家權力的其他要素脫節的一個單獨政策類別。?拜登政府進一步指出網絡安全對于美國經濟的運作、關鍵基礎設施的運行、民主和民主制度的發展、數據和通信的隱私保護以及國防都至關重要。?可見，二十多年來美國政府對網絡空間的認知不斷發展演化，從包含網絡技術設施與相關軟件運行的單維度空間，發展成為與物理空間深度嵌套的多維度空間。

第二，因果關系，即人為建立事件之間的因果聯系。在安全化進程中，一國政府是“安全化的施動者”，他國的大型互聯網企業由于掌握了一定的數據資源、網絡基礎設施與技術能力而被認定為“威脅代理”，本國民眾則是需要被保護的“指涉對象”。?上述措施屬于典型的社會層面日常安全化進程，即通過塑造國家安全的“威脅代理”，建立其他國家或企業的行為與本國的國家安全之間的因果關系，以提高本國政府相關政策的合法性并尋求獲得民意支持。例如，拜登政府在《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中提到的第五個支柱“建立國際伙伴關系以實現共同目標”中關于“保護信息、通信和運營技術類產品與服務的全球供應鏈”戰略目標的闡述，反映了美國對網絡安全威脅認知建構的全過程。首先，將敵對國家確立為安全威脅的來源；其次，塑造新的安全威脅類型，即美國對外國關鍵產品與服務的依賴給自身帶來多重系統性風險，通過戰略敘事建構本體的不安全；再次，指認不受信任的供應商為“威脅代理”，聲稱后者提供的信息通信技術、運營服務與數字基礎設施給美國帶來安全風險，由此建立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最后，以保護本國數字生態系統安全和管控國際供應鏈風險的名義，要求在美國國內研發或者與美國的盟國和合作伙伴密切協調開發網絡空間中的關鍵組件和數字系統，并推動供應鏈通過伙伴國家和受信任的供應商流動。?概言之，面對網絡空間的國際競爭，美國傾向于引入安全化進程，以建構外部安全威脅的方式，推進政府的行政干預，保護本土市場、培育本國企業、提高本國的競爭力，以期在國際博弈中護持霸權。

第三，角色是敘事中的行動者，敘事由角色組成。?在美國的網絡安全敘事中，中國逐漸成為主要角色。美國基于對華威脅認知來塑造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中的角色。美國對“中國角色”的塑造圍繞能力與意圖兩個方面展開。在能力層面，美國表現出對中國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快速提升的焦慮，認為這將會對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國家利益構成挑戰；在意圖層面，美國認為中國試圖重塑國際秩序，并打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國家利益相悖的互聯網體系。于是，美國在網絡空間中將中國塑造為“威脅來源國”并在國際社會中推廣和傳播這一“中國角色”，以服務于美國對華競爭的總體戰略布局。

從小布什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國對于“中國角色”的塑造從“潛在合作者”轉向“地緣政治挑戰者”，整體上與中國綜合實力的上升密切相關。小布什政府歡迎一個“強大、和平、繁榮”的中國，?由于小布什政府以反恐為戰略重點，對華網絡外交以戰略溝通為主要形式，希望將中國打造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面對共同安全挑戰時尋求中國的合作與支持。奧巴馬政府不再歡迎一個“強大”的中國，將中國的修飾限定詞改為“穩定、和平與繁榮”，這從側面反映出中國相對實力快速提升給美國造成的競爭壓力。一方面，中國經濟實力迅速增長，在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以此為由鼓吹“中國經濟威脅論”；另一方面，鑒于中國在網絡空間的技術實力不斷攀升，美國將“中國竊取技術威脅論”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的話語體系。在此背景下，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美國將在網絡安全方面采取必要行動，保護美國本土企業與網絡安全，防范中國政府為了商業利益通過網絡竊取商業機密。?此外，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發表了著名的“互聯網自由”講話，渲染所謂的“中國黑客威脅”，并攻擊中國等國家的網絡治理政策。

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持續上升，美國政府對中國的威脅認知日趨強烈。特朗普政府將中國稱作“修正主義國家”，?在“中國竊取技術威脅論”與“中國經濟威脅論”的基礎上又提出“中國軍事威脅論”，指責中國與俄羅斯共同尋求塑造一個與美國價值觀和利益背道而馳的世界，?由此推進網絡空間的意識形態化與泛安全化。拜登政府更是將中國視為“美國最重大的地緣政治挑戰”，?提出所謂“中國網絡威脅論”，進而將中美戰略競爭延伸至網絡空間。

第四，情節是敘事的基本組成部分，確立了角色與場景之間的關系，并構建出因果解釋。?關于國家安全的辯論往往是由主流敘事支撐的，這些敘事將當前的挑戰、過去的失敗和勝利以及可能的未來塑造成一個連貫的故事，具有明確的人物和情節主線。?整體上，敘事在國際關系領域呈現出三個層次：國際體系層面敘事、國家層面敘事與政策層面敘事。

以拜登政府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報告為例，在國際體系層面，拜登政府將敘事場景設置為“開放、自由、全球性、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且基于尊重人權和自由價值觀的互聯網”；在國家層面，拜登政府將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中的角色塑造為“美國政府和私營部門網絡中最廣泛、最活躍和最持久的威脅來源”，進而將中國確立為美國“最先進的戰略競爭對手”，認為中國“具備威脅美國國家利益并主導對國際發展至關重要的新興技術的能力”；在政策層面，拜登政府圍繞網絡安全治理議題，提出要“建立一個可防御、有韌性的數字生態系統”。?在此基礎上，拜登政府在網絡空間構建對華敘事情節，將中國塑造成網絡空間中的消極角色。

綜上所述，美國圍繞網絡安全的戰略敘事受到地緣政治因素與安全化進程的雙重驅動：一方面，美國政府從地緣政治視角入手，在網絡空間塑造安全威脅，以期為美國的網絡行動賦予合法性；另一方面，美國政府圍繞場景設置、因果關系、角色與情節建構網絡安全戰略敘事，渲染中國在全球網絡空間的負面形象，并將自身塑造為對抗“互聯網未來黑暗愿景”的負責任的國家，通過這一戰略敘事來削弱競爭對手的合法性、維護自身在網絡空間中的霸權利益，尋求在大國博弈中獲得競爭優勢。

結?束?語

在地緣政治因素與安全化進程的影響下，美國的網絡空間戰略基于安全威脅認知而構建戰略敘事，由此驅動了國家網絡安全戰略的發展演變。而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快速增強，國家間的實力對比發生變化，也推動了美國網絡外交的轉變，對華戰略競爭逐漸發展為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重要考量因素。當中國的相對綜合實力難以對美國網絡霸權構成威脅時，小布什政府和奧巴馬政府仍致力于推動網絡空間多邊合作，加強國內控制與國際塑造。當中國的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快速增長時，美國的對華威脅認知加劇，特朗普政府開始渲染中國的“修正主義”意圖，拜登政府更是將中國視為“唯一有意圖且具備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能力來重塑國際秩序的競爭者”。特朗普政府加速了網絡空間意識形態化與泛安全化進程，拜登政府則將中美戰略競爭延伸到網絡空間。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的新動向將為全球網絡空間的戰略穩定帶來外溢性影響。一方面，網絡空間的意識形態化與泛安全化將加劇網絡空間中的國際競爭，阻礙國家間應對共同安全挑戰的合作。另一方面，美國將對華戰略競爭延伸到網絡空間，希望全方位遏制中國，以護持美國的霸權。美國的網絡安全戰略將加速網絡空間的碎片化，擾亂全球數字技術與基礎設施產業鏈的正常發展，使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不穩定因素上升。

[責任編輯：陳??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