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分析*

鄒玉友，孔藍藍，田國雙

(東北林業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哈爾濱 150040)

東北、內蒙古重點國有林區(以下簡稱重點國有林區)位于大小興安嶺、長白山生態功能區，是我國天然林分布最集中、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生態安全最重要的地區，也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區域發展特征表現為森林生態系統服務與居民福祉共生共存，職工作為重點國有林區社會系統中最基礎的單元，既享受著森林生態系統提供的優質服務，也受到生態保護紅線政策的沖擊。自1998年兩期天保工程實施以來，重點國有林區森林資源總量、森林生態產品供給能力以及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逐漸增強，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分別為2 727.48萬hm2和30.07億m3，占全國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的12.64%和17.55%[1]。隨著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實施，資源型國有企業逐利性與公益性的“雙重屬性”特征凸顯[2]，帶來原有依林生存職工工資性收入增長、選擇兼業化生計方式等改變，由此引發國有林區微觀主體福祉的變化。福祉是行為主體對當下生活方式、生活狀態以及人生追求滿意程度的綜合表征，有客觀福祉與主觀福祉兩個維度，包括物質需求、社會關系、收入和安全等多個方面。職工福祉變動會對森林生態系統健康狀態及國有林區改革效能產生直接影響[3]。因此，融入福祉指標檢驗重點國有林區改革效應，探尋福祉改善之策，利于穩步提升職工福祉水平并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發展[4]。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初衷是“保生態、促民生”，已有學者從宏觀層面的林業產業結構轉型[5-7]、生物質能源發展[8-9]、社會治理能力[10]以及微觀職工層面的生活滿意度[11-12]、身份性質[13]和勞動力資源配置[14]等視角探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林區產業變遷及職工家庭生計的影響，普遍認為林業第一產業比例變化對林區經濟增長有顯著負向作用，且第三產業尚未成長為林區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7]；天保工程促使原有從事木材加工業的職工難以獲得充足補償，福利水平下降[14-15]，隱性失業現象突出[10，16]。然而，既往研究尚未對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多種政策的職工福祉效應給予明確回答，尤其缺乏基于不同福祉水平的異質性分析和多渠道效應檢驗。因此，利用2021年重點國有林區500份職工微觀調研數據，基于OLS回歸，科學評價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職工福祉影響效應及其異質性，并進一步探究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收入多樣性等渠道作用于職工福祉的可能機制，以期為提高重點國有林區改革效應提供經驗依據。

1 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說

融合生態元素的阿瑪蒂亞·森可行能力理論從個體“能力”和“功能”雙重視角出發，構建的涵蓋健康狀況、經濟條件、社會關系、社會保障和發展機會5種工具性自由為分析職工福祉提供了基礎理論框架[3]。2015年啟動的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首要目標是在實現森林資源和生態系統改善的基礎上提高職工切身利益，實施了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森林生態效益補償、加強公益林建設和落實管護責任制等森林生態保護政策及富余職工安置和增強職工社會保障等民生政策，職工是否參與政策以及參與程度均會誘發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職工家庭收入結構以及個體未來發展機會的轉變并直接或間接帶來職工個體福祉變化，加之改革進程中職工所在部門歸屬、生態感知、社會參與以及就業機會的群體側重，由此引發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異質性影響效應。具體邏輯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

圖 1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影響的邏輯分析框架Figure 1 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e impact of the reform of key state-owned forest areas on the employees’ well-being

1.1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直接效應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是一項社會—生態耦合制度安排。一方面，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以及公益林建設，這不僅為次生天然林林齡結構、林分組成以及生物多樣性恢復提供保障，還降低了自然災害發生頻率，為職工提供更充足的新鮮空氣、清潔水源、優美環境等生態福利[17]。同時，管護責任制促使原有依林生存職工逐步向森林管護主體轉型帶來職工家庭收入結構變化，職工福祉會因重點國有林區生態公共產品供給數量和質量提升而呈現不同方向轉變[18]。另一方面，富余職工安置和職工社會保障政策實施確保職工家庭收益不降低，減少因森林保護紅線帶來的負面沖擊，建立起與城鎮居民水平相當、惠及民生的可持續社保福利體系[19]，為重點國有林區生態福利提供社會公眾支持。據此，提出1個研究假設。

H1：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產生顯著影響

1.2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異質效應

生態補償政策會因群體資源稟賦條件以及自主感知意識差異而形成異質性實施效果[20]。朱洪革等認為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利于職工工資性收入增長，且對不同收入層次的職工工資性收入均有正向影響，收入水平越高其獲益越大[21]。進一步地，高水平福祉職工家庭生計策略往往呈現多樣化，生態依賴程度低，剔除林業工資性收入外，還通過林下經濟、森林旅游和外出務工等多元化方式獲得更多的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加之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帶來基礎設施改善以及社會保障水平提升會對職工家庭生產經營活動開展提供更多可能性，職工福祉感知水平顯著上升；低水平福祉職工家庭大多采取單一生計策略，依林生存程度高，重點國有林區“四分開”實施后，職工身份發生明顯變化，重點國有森林資源管理體系、企業經營管理體系中常年在崗職工和非常年在崗職工的改革滿意度明顯降低，尤其受制于個體就業能力弱、非林就業渠道窄、多種就業政策支持力度低的掣肘，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后社會福利和職工利益不均衡，尚未達到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社會福利帕累托效應最大化，職工福祉水平處在低水平徘徊階段[10]。據此，提出1個研究假設。

H2：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1.3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渠道效應

千年生態系統評估(MA)指出生態系統服務功能通過某些途徑在空間上轉移到系統之外并產生效能，促進人類福祉提升[22]。良好的生態壞境是増進民生福祉的源泉，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改善以及職工家庭收益最大化息息相關，帶來新經濟增長點和福祉提升著力點?？紤]到重點國有林區現實情景，重點國有林區改革下的職工福祉是兼顧追求生態福利最大化、保證家庭收益以及擁有更多個人發展空間的集合?；诖?，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通過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收入多樣性3個渠道影響職工福祉轉變。一是生態系統服務感知。生態系統服務是各類生態系統通過自然物種及其結構變化提供糧食、飲用水、薪柴等物質及凈化空氣、土壤培育和水源涵養等非物質收益，主要包括供給、調節、文化和支持四種服務功能[17]。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多種配套政策通過引致四類服務功能發揮帶來職工福祉變化，如公益林建設和管護責任制的資金支持是森林生態系統調節服務補償的直接收益展現，供給服務提供的非木質林產品及文化服務供給的森林旅游、森林康養等新業態構成職工家庭經營性收入的間接收益。同時，非木質林產品在親友間贈送與交換過程中提高職工社會網絡緊密度，水土保持和涵養水源等功能通過發揮生態基底保證職工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23]，為職工福祉增進提供了更加持久的保障。二是可持續發展動能。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牽引效應從原有的過度依靠財政支持逐步轉向個體“造血式”可持續發展動能。一旦職工具備可持續發展動能，便能激發其參與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積極性，并在改革進程中逐漸尋求更有價值和前景的職業發展空間以及生產經營方式以轉變原有生計策略，緩解森林資源詛咒誘發的生計風險，調整資源枯竭與經濟發展沖突，實現森林資源可持續經營以及職工的可持續發展，增進職工福祉[24]。三是家庭收入多樣性。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職工家庭收入效應呈二元性，一方面，林業補貼政策是造林、撫育及森林管護職工工資的主要來源，林業補貼政策實施效果越好，職工森林依賴度越高且就業形式越單一，低端鎖定了職工家庭收入多樣化，特別是職工工資水平低且天保工程標準滯后性加劇了職工家庭收入的不平等性[25-28]；另一方面，《國有林區改革指導意見》提出：充分發揮林區綠色資源比較優勢，通過森林旅游、特色養殖種植、境外采伐、林產品加工、對外合作等方式，創造就業崗位，拓寬職工家庭收入渠道，使其擁有更充足的資金用以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和生產方式。由此可知，家庭收入多樣性是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影響職工福祉的關鍵渠道之一?；?，提出3個研究假設。

H3：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通過提升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的渠道對職工福祉產生影響

H4：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通過改變職工可持續發展動能的渠道對職工福祉產生影響

H5：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通過拓展職工家庭收入多樣性的渠道對職工福祉產生影響

2 數據與方法

2.1 變量選擇

2.1.1 被解釋變量

職工福祉。借鑒已有的研究成果[18-19]，從健康狀況、經濟條件、社會關系、社會保障、發展機會5個維度設計職工福祉評價指標體系(表1)。為了避免主觀賦權的人為因素干擾，先運用熵值法[26]對各維度指標進行客觀賦權，再采用加權求和的方式計算出職工福祉的最終得分，得分越高，說明職工福祉水平越好。

2.1.2 解釋變量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結合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進程，以森林生態保護政策中的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公益林建設和管護責任制以及民生政策中的富余職工安置和增強職工社會保障五類政策為衡量標準，若職工參與其中的一項政策，則計數為1，參與其中的兩項則計為2，以此類推，進行1～5賦值，得分越高表明職工參與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程度越深。

2.1.3 渠道變量

在生態系統服務感知方面，依據理論分析可知，只有當職工切身體會到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后的生態系統服務增進程度，才會提升其個人福祉。因此，通過提問“您感覺最近幾年重點國有林區生態系統改善狀況如何？”來表征，選項從“非常不好”到“非常好”，賦值為1～5；職工可持續發展動能主要考察職工及其家庭成員在參與重點國有林區改革中獲得的職業發展空間，以“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后您的職業發展空間如何？”來表征，選項從“非常小”到“非常大”，賦值為1～5；家庭收入多樣性可以從職工家庭收入渠道數量來評判，通常職工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五種類型，若職工家庭有其中一種收入類型，則計數為1，有其中兩種收入類型則計為2，以此類推，得分越高表明職工家庭收入多樣性越豐富。

表 1 職工福祉的評價指標體系

2.1.4 控制變量

考慮數據可得性并參考已有研究[29-31]，從個體特質和家庭特征2個維度，分別選取性別、家庭人口數、受教育年限、年齡4個控制變量。

各變量含義及賦值如表2所示。

表 2 變量含義及其賦值

2.2 數據來源

研究數據源自2021年7—8月東北林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課題組關于重點國有林區職工森林生態系統服務感知情況開展的微觀調查。此次調查采用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在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起步時間早、實施效果好、生態資源豐富的龍江森工和伊春森工集團獲取調研數據。先依據等距抽樣原則在每個森工集團選擇6個國有林管理局，每個國有林管理局選取3個林場，后在每個林場隨機抽取15位職工展開問卷調查，共計發放調查問卷540份，回收有效問卷500份，問卷有效率92.59%。問卷內容涵蓋職工個體特質、職工家庭生計情況以及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進程等方面。這些受訪者以接受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31～60歲男性為主，其家庭以2～4人的結構居多，且年均總收入和年均總支出集中于1～10萬元。各變量樣本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3所示。

表 3 變量描述性統計

2.3 數據處理

2.3.1 測算職工福祉水平

為了測算職工福祉水平，設定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影響的基準模型為：

Welfarei=β0+β1Reformi+β2Controli+εi

⑴

式中β為待估參數，其中β1表征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總體效應，包含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直接影響以及通過3種渠道對職工福祉產生的間接影響；Welfarei為職工福祉水平；Reformi為樣本參與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程度；Controli為控制變量；εi為殘差項；β0為常數項。

2.3.2 檢驗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異質性影響

基準模型回歸分析了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所有職工福祉的平均影響，但未就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不同福祉水平下的職工影響強度進行差異化分析。為了詳細考察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異質性影響，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對全樣本進行實證檢驗。

2.3.3 測算渠道變量的中介效應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可能會通過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收入多樣性3個渠道對職工福祉產生影響，為了進一步探究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收入多樣性3個渠道變量在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影響機制中的作用，采用溫忠麟等[32]提出的中介效應模型對影響機制進行檢驗。

Mi=λ1+η1Reformi+δ1Controli+εi

⑵

Welfarei=λ2+η2Reformi+φMi+δ2Controli+εi

⑶

式中Mi為中介變量；η、φ和δ分別為解釋變量、中介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待估參數。

2.3.4 檢驗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的穩健性

利用有序Logit模型對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進行穩健性檢驗。

2.3.5 測算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影響渠道變量的效應值

在明確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渠道變量存在影響后進行效應值測算。

3 結果與分析

3.1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能有效促進職工福祉提升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表4)表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能夠有效促進職工福祉提升，研究假設H1得到驗證。其中，模型Ⅰ為不加入控制變量的模型估計結果，模型Ⅱ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模型估計結果，兩次回歸結果顯示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職工福祉均在1%統計學水平上顯著正相關。

3.2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存在異質性

采用分位數回歸模型對全樣本進行實證檢驗的結果(表5)顯示，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不同福祉水平的職工的影響存在顯著的差異性。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福祉的影響效應是隨著職工福祉分位數變化始終為正(10%～60%)，并在60%分位處轉變。這表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中低福祉水平職工產生顯著正向影響，尤其是對低福祉水平(10%)職工影響尤為明顯，發揮著維系職工家庭生計的基本功能，起到民生兜底作用；隨著職工福祉水平的提升(20%～60%)，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中低福祉水平職工的影響程度降低并處于平穩的波動變化狀態，但對高福祉水平的職工不存在顯著影響。實際調研結果也證實了這一點，物質資本充沛的林區職工往往更愿意采取非林型生計策略，通過開展林下經濟、農家樂、森林旅游等多種經營方式增加家庭收入，在保證收入等客觀福祉滿足基礎上，通過優化社會保障制度來提升高福祉水平職工的主觀幸福感，這符合“伊斯特林悖論”的理論初衷；而對于中低福祉水平職工而言，他們大多是從事造林、撫育、管護等傳統林業工作的職工，森林保護政策和民生政策的持續向好更有利提高他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傮w來講，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的影響存在異質性，假設H2得到檢驗。

表 4 基準模型回歸結果

3.3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職工福祉間的渠道效應極為顯著

中介效應模型檢驗的結果表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的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均產生顯著影響(P>0.01)，對家庭收入多樣性的影響不顯著(表6)。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的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6中的模型Ⅱ和模型Ⅳ所示。

表 6 中介效應模型回歸結果

重點國有林區職工的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收入多樣性的渠道效應分別為0.020、0.064和-0.001，3個變量對重點國有林區職工福祉影響的直接效應為-0.052，直接效應為負(表7)，說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職工福祉間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之間存在遮掩效應，即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直接正向影響的一部分被重點國有林區改革通過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可持續發展動能和家庭經營多樣性降低職工福祉的負向沖擊所遮掩。由此可見，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在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職工福祉之間具有顯著作用，即假設H3和H4得到檢驗，即通過提升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以及改變職工可持續發展動能拓寬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職工福祉水平；H5未通過檢驗表明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家庭多樣化收入存在滯后，需要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提升重點國有林區接續產業發展動力，貢獻職工家庭多樣化收入。

表 7 渠道效應估計結果

4 結論與啟示

4.1 結論

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對職工福祉具有正向影響，且對中、低福祉水平職工的影響更為顯著；職工的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在重點國有林區改革與職工福祉之間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提升職工的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并改變職工的可持續發展動能有利于提升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的政策福祉效應。

4.2 建議

在重點國有林區改革持續深化進程中，可從異質性職工福祉視域出發，圍繞生態系統服務感知和可持續發展動能等方面助力改革政策的實施。

一是精準落實生態保護政策。長期推進全面停止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公益林建設和管護責任制，制定周密詳細的森林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生態產品永續供給規劃，鼓勵職工選擇適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發揮的生產經營方式，減少對森林生態系統的破壞，實現職工生產經營與生態建設的優質協調發展，持續增強職工生態系統服務感知。

二是提供職工多元化生計策略政策支持。針對不同福祉水平和生計策略的職工，一方面，擴大工資性收入和家庭經營性收入渠道，鼓勵職工在森林旅游開發、非木質林產品加工與銷售等方面的自主創業，通過設立創業孵化基地、提供創業培訓和指導、提供創業貸款等方式為有創業意愿的職工提供創業支持；另一方面，對職業能力欠缺或兼職就業困難的職工進行職業培訓和轉崗安置，拓寬就業渠道，警惕依附心理和依賴行為的產生，避免陷入“福利陷阱”。

三是深挖重點國有林區潛在的職業發展機會。加快職工身份轉變，增強他們的責任感和歸屬感。特別是針對職工從“事業編”向“企業編”轉變中的心理落差，應主動幫助職工融入到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中，引導其破除依賴森工集團的固有思維，持續激發職工的內在可持續發展動能，強化自我身份和自我價值認同，促使重點國有林區改革形成政策福祉溢出效應，全面釋放重點國有林區改革紅利，提升職工的幸福感和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