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與東盟國家產能合作：基于產業梯度、產業結構和要素流動的實證研究

章 平 毛桂蓉 王煒倩

2023年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周年，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倡議①2013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印尼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提出“攜手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倡議，強調要堅持講信修睦、合作共贏、守望相助、心心相印、開放包容，使雙方成為興衰相伴、安危與共、同舟共濟的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十周年。十年來，東盟始終是中外共建“一帶一路”的優先方向和重點地區，雙方互聯互通不斷提升，經濟融合不斷深化，經貿合作實現高速發展。2020年，東盟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首次形成中國—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伙伴的良好格局。2021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197.3億美元，同比增長22.8%，占同期對“一帶一路”國家投資的81.7%，中國也成為繼美國之后東盟第二大投資來源地②數據來源：《2021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同時，根據《東盟投資報告（2022）》數據，2021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136億美元，同比增長達96%。。

廣東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樞紐和經貿合作中心，并依托地緣優勢，在中國—東盟經貿合作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2020年，東盟首次成為廣東第一大貿易伙伴，且增勢持續擴大。2022年，雙方進出口總額達到2013.92億美元，占同期中國對東盟貿易總額的兩成以上，領先全國其他省市，占同期廣東省貿易總額的16.3%，遠超中國香港地區、美國和歐盟。

在世界各國著力于疫情之后經濟恢復與發展以及經濟全球化逆流背景下，如何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加快融入全球價值鏈，成為中國廣東與東盟共同關注的議題。尤其是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以及《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實施等多重機遇下，產能合作成為雙方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點方向。本文重點研究廣東—東盟開展產能合作的可行性，以及在機遇與挑戰并存情況下雙方產能合作方面高質量發展的有效路徑，為推動廣東—東盟向產業鏈高端邁進，促進區域產業鏈、價值鏈深度整合提供新思路。

一、“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產能合作新特征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不同于傳統產業梯度轉移。經典產業梯度轉移理論[1][2]認為，不同國家或區域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存在梯度差異，主張發達地區應將本地區相對落后產能向欠發達地區轉移，為本地區發展先進產能、率先進行產業升級騰挪空間，以保證本地區長期處于價值鏈高端。然而，產業梯度轉移在為承接國帶來短期收入和就業的同時，也造成承接地產業長期低端鎖定的困局。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國際產能合作戰略性、長期性和跨產業梯度合作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經典產業梯度轉移的弊端。

（一）基礎性和長期性：基礎設施合作優先于制造業投資

不同于傳統產業梯度轉移模式的短期“逐市場”或“逐資源”行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強調對投資目的地工業基礎的培育。由于大多數承接國交通運輸、能源、供水等基礎設施不完善，水泥、鋼鐵等工業基礎材料供應不足，嚴重制約當地的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因此，基礎設施合作成為“一帶一路”倡議下雙邊政府高層對話的首要內容和產能合作的優先領域。同時，雙邊政府推動下的國際產能合作表現出基礎設施合作先發于制造業投資的特點，使之成為迅速補齊當地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短板的有效路徑，對于推動當地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具有重大意義。例如中國對東盟建筑業、電力等能源供應業以及采礦業投資占中國對東盟總投資比重由2013年的53.2%降低至2022年的22.2%，制造業投資占比由47%上升至77.8%①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诮ㄖI、電力等能源供應業、采礦業以及制造業投資額測算。。

（二）互動性和跨梯度合作：避免承接國產業的低端鎖定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既遵從了梯度轉移的規律，又超越了梯度轉移的一般邏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承接國產業的長期低端鎖定。一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不是單向的產業轉出，而是雙向的產業互動。如廣東、新加坡共建廣州知識城，促使一批新加坡科技企業在知識城開展技術轉化應用，實現了雙邊研發和產業化的良性互動。二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國際產能合作具有跨產業梯度合作的特征。例如，當前中國—東盟產能合作不局限于傳統制造業產業鏈的延伸，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將數字經濟作為重點投資領域，包括電子商務、大數據和5G應用、智慧城市建設等。2020年11月中國與東盟發布《關于建立數字經濟合作伙伴關系的倡議》，明確了數字基礎設施、產業數字化轉型等合作內容，對當地產業鏈升級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二、廣東—東盟國家產能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一）廣東—東盟產業梯度系數分析

產業梯度用以刻畫區域間產業發展的差異，是引發區域產業轉移的重要因素。產業梯度系數綜合了區位商與比較勞動生產率兩個指標的特征，既反映了區域產業專業化程度，又比較了區域勞動生產效率的高低，是反映區域產業發展梯度，分析區域產業優劣勢的重要指標，其計算公式如下：

基于此，本文分別測算了廣東和東盟國家主要部門的區位商（見表1）以及產業梯度系數（見表2）。區位商測算結果表明，廣東省在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房地產業，專業技術服務業等高附加值部門專業化程度更高（區位商大于1）。在考慮比較勞動生產率之后，廣東優勢產業部門進一步擴大至批發零售業和交通運輸行業（產業梯度系數大于1）。而東盟各國除新加坡外，大多數國家在農林牧漁業、采礦業方面更具優勢。這直觀反映了雙方產能合作的互補性。這一結果與當前廣東—東盟貿易結構數據相契合（如表2所示）。其中，農產品、礦物燃料是廣東主要的貿易逆差商品，制造業產品是廣東主要順差商品。然而，進一步分析比較勞動生產率發現，印度尼西亞、緬甸和越南采礦業雖然具備一定規模，但存在勞動生產率較低的問題（產業梯度系數低于區位商），為廣東—東盟高端裝備制造相關產業提供了產能合作空間。

從部門來看，制造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有望成為廣東—東盟重點產能合作部門。新加坡和文萊在制造業部門具有突出優勢，產業梯度系數分別為19.35和7.91，遠高于廣東及東盟其他國家，屬于制造業第一梯隊，同時制造業產業梯度系數遠高于區位商也進一步表明兩國在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方面具有顯著優勢。其次，馬來西亞和泰國屬于制造業第二梯隊，產業梯度系數分別為1.55和1.43，也具有相對良好的制造業基礎。而在附加值更高的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部門，僅新加坡、馬來西亞兩個國家具有顯著優勢。因此，新加坡、文萊、馬來西亞和泰國成為廣東先進制造業重點合作對象，當然廣東也面臨來自這些國家優勢產業的競爭。東盟其他國家如柬埔寨、印尼、菲律賓、越南等，成為廣東制造業產業鏈延伸的重點合作地區。在交通運輸和倉儲領域，除新加坡和泰國外，東盟大部分國家處于產業劣勢，成為廣東數字商貿等產業的重點投資對象。

（二）廣東—東盟國家產業結構相似度分析

產業梯度系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雙方產業的互補性，而產業結構相似系數反映了雙方產業的一致性，是開展長期產能合作的重要基礎。一般而言，產業結構越相似，雙方可進行產能合作的機會越多，產業承接基礎越好。測算公式如下：

其中，Xki和Xkj分別表示區域i和區域j中k產業的結構比重。相似系數Sij介于0和1之間，系數值越大，兩地間產業結構相似程度越高。一般而言，系數高于0.8表示高度契合，處于0.5-0.79之間表示顯著契合，低于0.5表示不契合。從表3測算結果看，除文萊與廣東產業結構不具有相似性外，東盟大多數國家與廣東產能合作具有良好的產業結構相似度基礎，其中泰國、越南、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產業結構與廣東最為相似，是廣東開展長期、多領域產能合作的重點對象。

表3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產業結構相似系數整理表

（三）廣東—東盟國家要素流動程度分析

要素流動是廣東—東盟產能合作的重要基礎。雙邊要素充分自由流動是區域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深度融合的重要反映。本文從貿易、投資、產能合作平臺建設三個方面對廣東—東盟要素流動情況進行分析。

廣東—東盟雙邊貿易額持續增長。2020年，東盟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形成了中國—東盟互為最大貿易伙伴的良好發展格局。其中，廣東與東盟經貿聯系密切，在中國—東盟貿易中位列全國第一（如圖1所示）。2020年至2022年，廣東與東盟進出口貿易占當年中國與東盟的比重從21%提升至23%，持續保持著與東盟貿易第一大省的地位，遠超其他省份。

圖1 2020-2022年中國與東盟貿易前六位省、市

從具體貿易額來看，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廣東與東盟進出口貿易規模持續增長，2013年至2022年，廣東對東盟進出口額從1022.21億美元增至2013.92億美元，年均增長14.5%；占當年廣東進出口貿易比重從9.4%提升至16.3%。2020年，東盟首次超越香港成為廣東第一大貿易伙伴（如圖2所示）。同時，疫情期間廣東和東盟的貿易仍保持持續增長態勢，進一步說明廣東和東盟具有扎實的經貿合作基礎和巨大的增長空間。

圖2 2013-2022年廣東主要貿易伙伴的進出口貿易額占比

廣東對東盟投資呈整體上升趨勢。廣東對東盟直接投資逆勢增長。2017年至2019年，廣東對東盟部分國家投資總額由21986萬美元提升至49506萬美元，年均增長達25%（如圖3所示）。據東盟統計數據顯示，同期中國對東盟總額下降23%。同時，廣東對東盟投資具有較強的韌性。受疫情影響，2019年至2020年廣東對東盟部分國家投資總額投資下降22%，但2020年至2021年上升31%。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東盟是中國在“一帶一路”開展工程承包的主要區域，2022年，中國企業在東盟的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298.1億美元，占“一帶一路”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的33%。其中，廣東在東盟實現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營業額分別占總體市場的22.83%、25.73%①資料來源：廣東省人民政府https://www.gd.gov.cn/gdywdt/zwzt/jfqyhl/wzwmwz/content/post_4255009.html。。

圖3 2017-2021年廣東對東盟部分成員國直接投資額 （單位：萬美元）

廣東—東盟合作具有良好的交流平臺。境外經貿合作區是廣東和東盟產能合作的重要平臺[3]。目前我國納入商務部統計的境外經貿合作區141家，位于東盟成員國家47家，占比33.3%。廣東省企業投資建設境外經貿合作區7家，位于東盟2家，分別為廣墾泰華天然橡膠加工產業經貿合作區（泰國）和中國·越南（深圳—海防）經濟貿易合作區。其中，中國·越南（深圳—海防）經濟貿易合作區2017年被列為中越經貿合作 5 年發展規劃重點合作項目。截至2023年，已有37家企業入駐，合作產值達23.5億美元，已為當地創造1.5萬個就業機會[4]。同時，據商務部境外投資企業名錄統計，2020年廣東對東盟投資的企業數量為656家，居于全國前三位。

三、廣東—東盟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的機遇與挑戰

（一）廣東—東盟產能合作機遇

數字經濟發展戰略成為雙方共識。東盟數字經濟產業發展前景廣闊，根據東盟秘書處預測，2025年東盟數字經濟產業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將從2015年的1.3%提高至8.5%，躋身世界前五大數字經濟體行列。同時，東盟將數字經濟視為經濟恢復發展的重要引擎，2021年1月，東盟發布了《東盟數字規劃2025》，旨在將東盟建設為領先的數字經濟體。東盟各國也紛紛出臺數字經濟發展相關政策，以加快推進地區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和數字化轉型（見表4）。然而，當前除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外，東盟多數國家在以云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數字基礎設施方面仍處于起步階段①數據來源：華為《全球聯接指數（GCI）2020》。新加坡在綜合指標上得分為81，位居世界第二，也是東盟唯一處于第一類的領跑國家；馬來西亞、泰國與中國評分相近，為第二類的加速國家。。也有部分國家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和老撾等仍處在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階段。這為相關領域的投資合作創造了空間。

表4 近年來東盟部分國家數字經濟發展規劃

中國數字經濟產業發展位于世界前列，其中廣東省無論是數字經濟規模還是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均處于引領地位。2022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為50.2萬億元，占GDP比重提升至41.5%，已開通5G基站231.2萬個，5G用戶達5.61億戶，全球占比均超過60%。其中，廣東數字經濟產業規模為6.41萬億元，占地區GDP比重達49.7%，總體規模連續六年居全國第一。5G基站累計建成27.9萬個，物聯網終端用戶3.6億戶，光纖用戶4474萬戶，千兆用戶975萬戶，網站60.7萬個，規模均為全國第一②數據來源：《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因此，廣東作為中國數字經濟產業發展的領頭羊，以及東盟國家對數字經濟發展的迫切需求和廣闊的消費市場，加之地緣優勢，使得廣東—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前景廣闊。

東盟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需求強勁。當前東盟大部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尚不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高漲，尤其在交通基礎設施和能源電力領域等。例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越南、馬來西亞和泰國年度人均發電量和人均鐵路長度分別僅1733.40 千瓦時/人、25.42 公里/百萬人，相較我國同期分別為6041.52 千瓦時/人、77.71公里/百萬人，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因此東盟部分國家亟需改善基礎設施狀況以提升區域互聯互通水平。2016年東盟提出的《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2019年的“東盟印太展望”及東盟國家各自的互聯互通計劃，都將基礎設施建設視為重點。同時，中國—東盟雙方在鐵路、公路、電力、通信等領域合作意愿增強?！耙粠б宦贰背h對接《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2025》，加快設施聯通建設是成為“一帶一路”的關鍵與核心內容。此外，伴隨著以跨境電商為代表的跨境交易、跨境購物平臺的興起，雙方在信息基礎設施領域合作持續深化。

RCEP生效實施，貿易投資進一步自由化、便利化。2022年1月《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正式生效實施，標志著當前全球體量最大、經貿規模最大和最具發展潛力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③RCEP包含15個成員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5國以及東盟10國。2019年，RCEP的15個成員國總人口達22.7億，GDP達26萬億美元，出口總額達5.2萬億美元，均占全球總量約30%。。RCEP通過最終零關稅產品數整體上將超過90%、以負面清單方式推動投資自由化、采用區域累積的原產地規則深化域內產業鏈價值鏈、利用新技術推動海關程序和貿易便利化、發展新型跨境物流等一系列方法，同時實現了區域市場、資源和規則的整合。這對進一步釋放一體化市場潛力，放大廣東—東盟地緣優勢，促進雙邊貿易往來，優化廣東對外投資企業產業鏈布局，以及促進企業與更高標準貿易投資接軌，構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經濟體制具有重大意義。

（二）廣東—東盟產能合作挑戰

外部大國干預與內部政治風險并存。東盟對世界經濟格局有著極為重要的影響，因此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廣東和東盟的合作難以避免內嵌于該競爭格局之中。例如美國將東南亞視為戰略重點區域，進一步推進“印太戰略”，對沖中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日本依托“印太戰略”，強化與東盟國家合作，在基建領域與中國展開競爭，與“一帶一路”倡議競爭意圖明顯。同時，部分東盟國家內部政治問題導致雙邊產能合作面臨較高的經營與安全風險。例如，競爭性黨爭制度下存在的政黨輪替風險、內部勢力沖突與政局不穩風險、政府腐敗風險等[5][6]。2022年全球清廉指數（CPI）數據顯示，全球180個經濟體中，東盟有6個國家排名在100名以外，100名以內的僅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和越南（見表5）。

表5 東盟成員國全球清廉指數（CPI）排名情況

區域內外優勢產業競爭關系加強。當前廣東與東盟貿易往來的產品結構中仍然以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①以農產品與礦產資源及其中間品等為代表的資源密集型產品是東盟的出口優勢產品，也是廣東逆差的重要原因；以紡織工業和陶瓷工業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順差第6、8、9、10位）是廣東對東盟順差的重要產品。，部分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如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器具及零件（84）、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85），存在“大進大出”特點，尤其是電機、電氣、音像設備及其零附件（85）行業對進口中間品貿易依賴度高，存在較大的供應鏈安全問題。而高技術附加值產品也存在與日韓等國的競爭壓力。伴隨著東盟國家新一輪的工業革命浪潮，東盟“工業4.0”戰略對勞動密集型產業沖擊較大，廣東和東盟合作的競爭性特征將可能強于互補性特征，廣東產業結構升級壓力增大。同時，RCEP的實施也將為廣東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帶來更激烈的競爭。市場準入放寬和原產地累積規則促使投資企業產業鏈布局更加靈活，廣東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競爭壓力陡增。

產能合作綠色轉型面臨阻礙。氣候問題對東盟國家威脅較大（見表6），各國綠色轉型訴求強烈。然而，東盟國家經濟發展對我國部分碳密集產業高度依賴為雙邊產能合作綠色轉型造成阻礙。東盟成員國中，僅有新加坡、文萊和馬來西亞三個高收入國家，大部分國家均處于工業化進程之中，基礎設施建設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而水泥、鋼鐵、玻璃等基礎建材需求量的不斷提升勢必導致當地能源消耗的不斷增長。例如，從當前共建“一帶一路”產業分布來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越南等國均布局有鋼鐵、水泥、煤炭、化肥、煉化和乙烯等高排放產業（見表7），這無疑為雙邊產能合作綠色轉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大多數東盟國家在可再生能源、清潔能源以及提高能效等綠色發展路徑上也面臨較大的資金和技術缺口。

表6 部分國家氣候經濟指數② 說明：該來源對48個經濟體的氣候經濟指數進行測算，東盟國家中排名最高為新加坡（39）。據Swiss Re Institute估計，與2.6%的氣溫上升情景相比，在實現《巴黎協定》遠低于2℃的氣溫上升目標的情況下，到2048年東盟地區可減輕的GDP 損失為25%。

表7 東盟國家部分高排放產業分布

表8 東盟國家數字化水平及合作重點

四、廣東—東盟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路徑

（一）完善政府間對話機制，促進合作可持續發展

廣東—東盟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提升合作的可持續性。完善政府間對話與溝通機制，促使廣東—東盟雙方開展更加務實的合作與溝通，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雙方政府須提升貿易規則、準入規則等方面互聯互通水平，加強市場監管，降低交易成本，改善營商環境。國際產能合作存在較大風險，合作項目普遍存在周期長、資金需求大等特點。政府應在金融、保險、稅收等領域出臺針對性政策，保障相關項目對長期、可靠資金來源的需求，提升產能合作的穩定性及企業參與活力。

同時，政府應加強與第三方機構合作，及時預警相關的金融風險、政治風險。此外，政府可以通過優惠政策、信貸支持等，鼓勵市場主體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興領域加強雙邊合作，拓寬廣東—東盟合作空間，尋找雙方合作新動能。

（二）緊抓RCEP區域一體化機遇，優化產業鏈布局

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烏沖突對產業鏈的沖擊，暴露全球產業鏈面臨的不確定性和產業布局安全性問題，產業鏈布局正在從單純以效率為優轉向效率與安全平衡。中國與東盟主導推進的RCEP協定，為推進區域一體化、增強區域供應鏈安全提供了重要機遇。RCEP協定和全球最大自貿區，為廣東重塑產業鏈布局、破解產能合作挑戰提供新思路。廣東應積極融入生產鏈、供應鏈、消費鏈疊加的重要市場，以差異為核心，分區域、分行業、有重點地推進廣東與各國的合作與發展，推進區域產業鏈重構。

順應產業外遷趨勢，發揮比較優勢聯動東盟國家。結合廣東的技術、研發優勢與東盟國家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成本優勢，推進廣東在加工貿易環節轉型升級；以廣東的數字經濟優勢，助推東盟國家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制造業數字化轉型升級。發揮珠三角地區的產業優勢，積極引進外資，構建區域創新發展中心。以產業轉移和升級為手段，把握貿易互聯互通機遇，深度融入國際區域分工網絡，構建東盟、中國及日韓穩定合作的三方市場。

（三）把握數字經濟重大機遇，拓寬產能合作空間

構建廣東—東盟統一的數字經濟領域市場，是拓寬廣東—東盟產能合作空間的重要舉措。除跨境電商平臺以外，雙方合作應在產業應用、規則制定等多維度提升數字合作水平。發揮廣東在數字化領域的引領優勢，建立相關企業對接東盟國家的合作發展平臺。推廣數字化產品在重點合作領域的應用，助力東盟傳統工業的轉型升級。推進數字化治理和數字化監管，促進廣東—東盟在智慧城市方面合作。突破傳統基建項目合作，推進雙方在基礎設施領域的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一體化市場的硬環境。探索建立統一的數字化市場規則，提升本區域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的話語權，構建數字經濟一體化市場的軟環境。

此外，當前東盟各國數字經濟發展水平嚴重不平衡，甚至存在數字鴻溝，如新加坡當前已進入全球領跑隊列，菲律賓、老撾、緬甸等國家互聯網滲透率仍低于50%，處于網絡基礎設施建設階段，因此廣東—東盟數字經濟產能合作可明確重點、分類布局。

（四）促進產能合作綠色轉型，推進“小而美”項目

產能合作的綠色化轉型是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廣東與東盟合作應將綠色能源、綠色金融等領域視為雙邊合作的重要領域。綠色產業政策是推進產能轉型的關鍵，雙方應通過政策互通實現合作互聯。改變傳統以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合作布局，加強雙方在新能源領域合作，打造產學研一體化合作與發展模式。建立基于數字技術的產業合作方式，利用數字技術賦能綠色產業發展，提升區域內數字化和綠色化協同發展和創新能力。搭建雙方在綠色領域的投資平臺，應對綠色轉型的資金難題。將“小而美”項目作為綠色產能合作優先項目，提升民營企業參與能力，促進雙方互利共贏。

（五）拓展境外經貿合作區空間，釋放平臺能效

緊抓RCEP實施新機遇，吸引國際龍頭企業、重點企業、優質企業入駐已有境外經貿合作區，充分發揮園區內產業集聚效應，做強做大已有合作平臺。緊抓東盟數字經濟發展和產業綠色轉型機遇，加快推動合作區內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搭建研發型企業入駐平臺，提高合作區運營水平，全面提升已有合作區質量。同時，政府應加強雙邊產能合作需求對接，為企業集群式“走出去”提供產業定位指導，充分發揮廣東—東盟地緣優勢，鼓勵支持新增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以帶動廣東優勢產業集群“走出去”。借鑒已有合作區開發模式，鼓勵龍頭企業牽頭、東道企業參股的多元主體聯合開發，通過風險共擔破解融資難題，通過雙邊利益互嵌破除投資壁壘、規避投資風險，進一步拓展廣東—東盟產能合作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