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與生態質量矛盾的突破：國際實踐與深圳路徑

袁易明 劉 暢

一、經濟增長與生態質量矛盾的普遍性

國內外眾多國家或城市的道路追求是不破壞環境質量的經濟增長，但由于面臨資金匱乏、技術水平落后等條件，這樣的理想道路難以存在。經濟起飛及其后對生態環境質量的強調會使這些國家不堪重負。然而，發展經濟是生存所必需，由此發展中國家只能長期面臨環保和發展雙重挑戰，面臨著物質財富多一點、環境質量低一些還是環境質量高一些、經濟增長慢一些的抉擇。幾乎所有的國家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著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兩難選擇，陷入兩難困境。

（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難以協調統籌生態質量與增長速度的平衡

亞非拉地區眾多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陷入長期經濟停滯。此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也是“環境庫茲涅茨”悖論典型代表者[1]。1993年Panayotou借用庫茲涅茨曲線將環境質量與人均收入間的關系稱為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時候，環境污染的程度較輕，但是隨著人均收入的增加，環境污染由低趨高，環境惡化程度隨著經濟增長而加??；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也就是說到達某個臨界點（或稱“拐點”）以后，隨著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環境污染又會由高趨低，其環境污染的程度逐漸減緩，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這種現象被稱為環境庫茲涅茨（EKC）曲線。EKC曲線所處的階段一定程度上表現了環境與經濟水平的協調程度。在低收入階段，以無視環境的模式推動經濟增長，大多呈現人均收入增加與環境污染由低向高相伴隨的現象。然而，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增長動力衰減，但是環境污染問題卻不斷加速提級[2]。亞非拉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在2013-2022年的十年間，人均GDP僅增長1000美元左右，但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卻持續放大，普遍增長了30%以上[3]。

（二）世界范圍內仍存在以犧牲生態換取經濟增長的情況

豐富的自然資源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促進作用，因此部分地區以資源稟賦條件確定自身的比較優勢，通過資源置換經濟利益，實現經濟增長。然而，隨著“荷蘭病”的出現，豐裕的自然資源對經濟增長是“詛咒”還是“福祉”引發了一系列的探討。對于資源依賴型增長模式下的國家，2013-2022年間年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噸數）基本處于7至25之間，遠超世界銀行公布的2013-2022年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公噸數）4.60。由此可見，這類資源豐裕國家的高速或者加速經濟增長是以犧牲環境質量為代價的[4]。

（三）我國大城市面臨生態質量與增長速度間的困惑

根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理論，經濟發展經歷初級階段后，環境污染與人均收入的拐點將出現，即呈現出經濟繼續增長與環境質量持續優化的并存[5]。然而，以我國2022年經濟規模體量排名前十的城市為例，可以看出七個城市仍未呈現環境質量優化“拐點”，僅北京、深圳、杭州呈現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的雙優成績。

二、發達經濟體的探索實踐

在世界GDP十強城市中，洛杉磯、倫敦、巴黎、紐約和東京已分別于1990年、2000年、2004年、2005年、2013年實現碳達峰。上述經濟體便是先增長后治理的典例，通過構建綠色建筑、綠色交通、綠色生活、綠色轉型、綠色能源體系，推動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出現。

（一）洛杉磯有效推廣綠色低碳建筑體系

洛杉磯是美國節能建筑認證的數量最多的城市。通過鼓勵多方社會主體，如公益組織、業主或消費者共同參與推進建筑領域降碳的做法更具特色。通過建筑脫碳聯盟聯合建筑能源利益相關者、能源供應商、環境組織以及地方政府，加快加利福尼亞州零排放房屋和建筑物開發，推出消費者教育和承包商認證計劃，幫助政府與建筑商合作，加快向零碳建筑過渡。其中已落地的舉措中成效最為突出的是成立“洛杉磯更好的建筑挑戰計劃（LABBC）”組織。該組織是由決策者、行業和倡導團體組成的，致力于增強城市的可持續性、彈性和經濟活力。LABBC通過與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合作，在能源使用最高的社區中，每年支持150戶公寓式住宅用戶節約資源，預計降低15%的能耗和20%的水耗。

（二）倫敦注重低碳交通體系建設

鼓勵綠色出行，通過向30個行政區提供逾350萬英鎊的資金建造8000個自行車停車位的方式，讓更多倫敦人選擇騎車出行。削弱小汽車地位，利用健康街道的方法，促使短距離出行向步行或騎自行車轉移，通過將 WiFi 引入地鐵、適當給予公共汽車優先權、保持公共交通的優惠票價等多種舉措，提高公共交通服務水平，增加其交通吸引力，從而削弱小汽車出行的主導地位。注重利用經濟價格手段管控，通過引進碳價格制度，征收二氧化碳稅，向進入市中心的車輛征收費用等激勵機制，降低地面交通運輸的碳排放。加之，倫敦于2008年1月開始實施低排放區政策，作為交通擁堵收費方案的配套政策之一，應對空氣污染問題。

（三）巴黎植入綠色生活方式理念

綠色生活已成為巴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中促進公民參與的重要途徑，也是培養公民綠色低碳意識，鏈接公眾、企業和政府積極參與的重要橋梁。形成綠色生活、綠色消費習慣，倒逼產品綠色低碳升級，巴黎的食物消費相關的碳足跡占城市碳排放的18%，因此巴黎通過著力提升可持續的食物消費降低碳排放，包括增加本地農產品供應、鼓勵低碳飲食和有機食物。此外，推廣循環利用、提倡電話會議、減少高碳出行并選擇綠色低碳出行方式等。

（四）紐約大力推動工業領域低碳轉型

隨著城市資源、土地、環境要素日益緊張，紐約的工業領域轉型走向低碳化發展。通過大力發展低碳型新興產業，制定并實施城市創新發展戰略，大力扶持高新技術產業，實行城市工業園區戰略，建立高科技產業研究園區，加快推動高技術產業和制造業高端化，促進傳統產業低碳化改造，加快形成低碳產業體系。與此同時，注重建立行業標準，推動工業低碳發展。全球排放中約8%來自水泥行業，建筑業在工業節能降碳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因此，紐約將建筑業管理作為低碳發展核心。2021年，紐約通過《低碳水泥指引法案》要求紐約公共服務局為低碳水泥的采購建立法律標準并構建工程評價體系，對滿足綠色混凝土要求的工程項目進行獎勵，以促使工業實現綠色發展。

（五）東京強調清潔低碳能源體系應用

面對能源危機，東京大力研究、開發與利用綠色低碳能源，包括太陽能、生物質能源、風電、水電的新技術新工藝。1998-2008年間，東京使用一次能源的比例大幅增加，碳基能源（石油天然氣、煤炭）的利用規模大幅減少，能源結構的清潔化程度顯著提高。此外，不斷推進零碳排氫能應用，鼓勵安裝使用可再生能源氫氣的設備，使用來自其他地區的氫能供應系統并安裝氫能站為燃料電池機動車和快速公交系統供應氫能。

三、深圳經濟增長與生態質量協同的實現

深圳市總用水量、總能耗已經到達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正處于隨人均GDP增長而下降的階段，表明目前深圳經濟增長對水資源、能源的依賴開始下降，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開始趨于協同[6]。

（一）資源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

2012-2021年，深圳市總用水量與人均GDP呈現倒U形趨勢（見圖2），2019年開始出現拐點。從2012年深圳用水量19.43億立方米隨人均GDP的增加連續攀升，到2019年深圳市總用水量已增至21.06億立方米，隨之開始出現下降態勢，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總用水量將持續降低。

2012-2021年間，深圳市總能耗與人均GDP呈現倒U形趨勢（見圖3），2019年開始出現拐點。2012年深圳市總能耗為3507.01萬噸標準煤，隨人均GDP的增加持續上升，2019年深圳市總能耗4534.14萬噸標準煤達到頂點，隨之開始逐年下降，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總能耗會保持穩步下降的態勢。

（二）經濟增長對環境質量影響的變化

大氣污染的改變。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工業廢氣總量雖有所增長，但增速已經逐年放緩；且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量、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隨人均GDP增加已經出現下降態勢?？梢?，深圳經濟增長與主要大氣污染物排放已經出現“脫鉤”跡象，工業廢氣也即將到達拐點位置，隨著經濟增長預計會出現下降。隨著人均GDP的增加，工業污水排放量、污水處理總量已經出現緩慢下降態勢?？梢?，深圳水污染排放已經到達拐點位置，隨著經濟的增長預計水污染排放會出現持續下降趨勢。雖然一般工業廢棄物隨著人均GDP的上升仍處于持續上升的態勢中，但深圳生活垃圾防治初見成效，自2019年開始生活垃圾清運量隨著人均GDP的上升開始呈現下降態勢?？梢?，深圳經濟增長與生活垃圾、工業垃圾排放量已出現“脫鉤”現象[7]。

2012-2021年，深圳市工業廢氣與人均GDP呈半倒U形趨勢（見圖4），自2012年起深圳市工業廢氣排放量呈現隨人均GDP增加而逐步增加的趨勢，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工業廢氣排放量近期仍將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的趨勢可能暫時無法得到抑制。

2012-2021年，深圳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與人均GDP呈倒U形趨勢（見圖5），2012年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達到頂峰，開始出現拐點，自2013年起深圳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隨人均GDP增加而逐步減少，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工業二氧化硫排放量將繼續呈現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減少的趨勢。

2012-2021年，深圳市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量與人均GDP呈半倒U形趨勢（見圖6），自2012年起深圳市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量隨人均GDP增加而逐年穩步遞減，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工業氮氧化物排放量將繼續呈現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減少的趨勢。

2012-2021年，深圳市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日均值與人均GDP呈倒U形趨勢（見圖7），2013年深圳市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日均值達到頂峰，開始出現拐點，自2014年起深圳市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日均值隨人均GDP增加而逐步減少，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日均值將持續降低。

經濟增長進程中的水污染排放。2012-2021年，深圳市工業污水排放量與人均GDP呈倒U形趨勢（見圖8），2019年深圳市工業污水排放量達到頂峰，開始出現拐點，自2020年起深圳市工業污水排放量隨人均GDP增加而逐步減少，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空氣中工業污水排放量將持續降低。

2012-2021年，深圳市污水處理總量與人均GDP呈半倒U形趨勢（見圖9），2019年深圳市工業污水排放量達到頂峰，開始出現拐點，自2020年起深圳市污水處理總量隨人均GDP增加而緩慢遞減，按照目前的發展趨勢，深圳市污水處理總量將繼續呈現下降態勢，但不排除繼續上升的可能。

經濟增長中的固體廢棄物排放。2012-2021年，深圳市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與人均GDP呈現U形趨勢（見圖10），自2011年至2015年一般工業廢棄物產生量呈波動下降的趨勢，2015年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124.63萬噸，從2016年開始隨著人均GDP的上升呈現持續上升的態勢，可以看出尚未產生“脫鉤”現象。

圖1 資源依賴型增長模式下的國家普遍存在環境質量問題

圖2 深圳市總用水量EKC擬合曲線

圖3 深圳市總能耗EKC擬合曲線

圖4 深圳市工業廢氣EKC擬合曲線

圖5 深圳市工業二氧化硫EKC擬合曲線

圖6 深圳市工業氮氧化物EKC擬合曲線

圖7 深圳市空氣中可吸入顆粒物EKC擬合曲線

圖8 深圳市工業污水排放量EKC擬合曲線

圖9 深圳市污水處理總量EKC擬合曲線

圖10 深圳市一般工業廢棄物EKC擬合曲線

2011-2021年，深圳市生活垃圾清運量與人均GDP呈現倒U形趨勢（見圖11），生活垃圾清運量從2011年的482萬噸增長至2019年的760萬噸，達到拐點，隨之出現下降態勢，自2020年開始生活垃圾清運量隨著人均GDP的上升開始逐年下降。

圖11 深圳市生活垃圾EKC擬合曲線

四、環境與增長：從矛盾到協同的深圳路徑

深圳作為走出生態與增長沖突困境的奇跡，對國內目前仍深陷生態環境與經濟增長矛盾的城市具有示范引領作用。深圳已形成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制度建設、文化建設以及社會建設全方位體系，是對國內其他城市實現生態環境和經濟增長協同發展有啟示價值的深圳路徑。

（一）創新生態經濟治理模式

深圳國際低碳城案例揭示了“生態+”全方位治理能力提升的成功要素和可復制性條件，將低碳城市規劃設計、低碳建筑、低碳交通、低碳能源、低碳公共意識和行為方式融會貫通，打破傳統的新建區域“孤島”模式，注重產業功能、空間功能、城市功能，有別于其他的“生態城”。從項目起源看，深圳國際低碳城建設背后有城市經濟發展戰略的考量，也是在低碳領域探索國際合作的一個重要成果，于2012年8月21日正式啟動；從管理與保障上看，鑒于涉及生態敏感區內的城市更新項目，設立低碳更新專項資金，保障了公共利益的落實和生態本底的維系，并以專項資金發揮杠桿作用撬動社會投資參與；從前沿技術領域看，強調最新的低碳技術的研發與應用，吸引國際上有實力的以及國家級的低碳技術研發中心落戶；從產業選擇看，強調新進入的產業要有更高的低碳標準，形成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產業體系，推動“低碳—高增長”發展模式成為現實，注重碳核查、碳審計、碳足跡、碳金融、碳交易一條龍“碳產業鏈”綜合配套；從低碳更新模式看，積極推動建筑高質量地區在現有基礎上的功能改變和綜合整治，以重大項目建設和選址為依托，拆除或重建低質量、低強度地區，對于高密度建筑進行技術性節能整治，對低密度建筑進行功能性置換改造，最終將其更新成為低碳文化創意建筑、低碳產品專業市場及低碳公寓。從多方主體參與看，在社區、企業、家庭、個人間建立一系列激勵機制，撬動多方主體參與熱情，啟動尋找“十百千萬示范工程”，即十個低碳示范社區、百個低碳示范企業、千個低碳示范家庭、萬個低碳示范個人。從區域聯動看，深圳國際低碳城在深莞惠一體化發展格局下有條件成為發展主軸線上的重要產業功能區，其建設不僅符合全球環保理念，為全國各城市產業低碳轉型升級提供示范，創立和鞏固深圳在全國乃至國際范圍內發展低碳經濟的先行地位。

（二）建立并發揮制度功能

深圳在GEP核算制度、生態控制線管理制度、生態補償制度、生態修復制度等方面，率先實踐、率先探索，以制度創新平衡生態目標與增長理性。

在建立GEP核算制度方面，深圳率先轉變觀念，不再一味地以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論英雄，試點實施GDP與GEP核算“雙軌制”。把資源消耗、環境損害、生態效益等指標納入評價考核體系，建立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目標體系、考核辦法、獎懲機制，把生態環境質量優劣放在經濟社會發展評價體系的突出位置，并成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導向和約束條件。在生態控制線管理制度方面，深圳緊跟形勢變化，從健全基本生態控制線共同管理機制、完善基本生態控制線內各類信息統計調查機制、建立基本生態控制線分區管制制度、制定基本生態控制線內新增建設活動管理和動態優化調整制度等方面推進生態控制線管理制度改革，不僅推動了管理職責分工清晰化、摸清家底為后續精細化管理提供有力支撐，更是向建立健全精細化、差異化的城市生態空間分級管理制度目標的實現邁進了一大步，很好地處理了保護與發展的關系。在生態補償制度方面，深圳根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綜合運用行政手段和市場手段，調整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相關各方之間的利益關系，按照新時代生態補償機制的新要求，先后在大鵬半島、深圳水庫核心區穩步推進生態補償試點，并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效。在生態修復制度方面，深圳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生態保護修復，運用現代生態學、資源經濟學、環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在更好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同時，深入認識和掌握污染和破壞生態環境的根源和危害，有計劃地保護生態環境，預防生態環境質量惡化，控制生態環境污染，促進人類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

（三）政府發揮引導作用

藍天、綠水、垃圾處理及噪音管理是一項社會工程、系統工程、文明工程、基石工程，具有明顯的公共產品屬性特征，容易產生“公地悲劇”。因此在提供優勢的生態環境“產品”的過程中，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長久等待，必須引入全生命周期的系統性思維方式，探索多方合力，解決生態環境產品供給中的市場失靈問題。供給高質量生態環境“產品”是一項事務工作，具有廣泛性特征，需要因地制宜且簡便易行。在推進生活垃圾分類過程中，深圳根據市民生活習慣、垃圾成分、末端處置設施等城市發展實際，讓廣大市民在最短的時間里懂得為何分、怎么分。供給高質量生態環境“產品”是一項做人的工作，具有艱巨性特征，需要人人擔責且強制落實。在解決生活噪音問題上，深圳將抓責任落實作為關鍵，規避責任落實真空地帶與“越俎代庖”。供給高質量生態環境“產品”是一項社會治理工作，具有復雜性特征，需要政府推動、企業參與、社會協同。在推進水污染治理方面，深圳在“民間河長”與“官方河長”間形成良性互動，扭住多方主體合力推進水污染防治“牛鼻子”。供給高質量生態環境“產品”是一項長期工作，具有持久性特征，需要重在行動貴在堅持。在推進空氣質量優化提升方面，深圳以鹽田為試點持續開展碳幣交易，將經濟利益驅動與制度約束有效結合，引導大眾心理逐步從“不關我事”“我不管”到“我要管”“我管好”的根本轉變。

（四）構筑有效市場機制

深圳在環境治理過程中，采取政府支持和社會資本合作的方式，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實現了“專業人做專業事”，推動生態與增長間的穩態維持。在深圳已錄入全國PPP監測服務平臺重點推進的項目中，有三項與生態環境相關。一是深圳市光明區海綿城市建設PPP試點項目，屬于新建和存量類PPP項目，項目總投資15.82億元，采用競爭性談判式選擇社會資本方，投融資結構本項目要求社會資本與政府出資代表聯合組建的項目公司實繳注冊資金5億元，其中成交社會資本出資51%即2.55億元，時為光明新區管委會委托新合并組建的新區建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代政府出資49%即2.45億元。同時，新區財政統籌安排2億元直接補貼，用于光明新區水質凈化廠改擴建工程。剩余資金由項目公司通過銀行貸款、股東借款等途徑籌集。二是光明環境園，屬于新建類PPP項目，項目總投資70819.12萬元，擬建設1000噸/天的餐廚垃圾處理設施，配建各100噸/天的廢舊家具、綠化垃圾處理建筑物，配建1500平方米的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科普教育基地，采用BOT運作模式，以可行性缺口補助為回報機制。三是固戍水質凈化廠二期工程項目，屬于新建類PPP項目，項目總投資146191.73萬元，采用公開招標方式選擇社會資本方，在項目建設與運營階段政府出資7926.904萬元，社會出資31707.616萬元，回報機制為完全政府付費，項目選址位于寶安區西鄉街道,建設規模為32萬噸/日，出水水質主要指標達到《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IV類標準。

五、深圳未來發展戰略

（一）深化區域聯動，構建綠色低碳產業深港協同體

進一步破除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創新要素跨境跨區域流動存在的障礙，實現“深圳研發+香港定義能力”“深圳智造+香港技術推廣”“深圳場景+香港渠道”，構建綠色低碳產業深港協同體。優化科技人才簽注管理，根據科研周期適當延長人才異地居留時間，促進人才跨境流動便利；健全深港綠色低碳產業領域人才職業資格互認范圍；促進科研設備和耗材通關便利，降低通過成本；探索與香港合作出資設立綠色低碳產業發展基金，專門資助兩地科研機構合作開展的科研項目；利用好香港“超級聯系人”的特殊定位，規劃建設深港綠色低碳創新要素匯集中心，瞄準深圳綠色低碳產業的技術瓶頸尋找建立項目庫。

（二）持續深化調研，編制粵港澳大灣區綠色低碳城市群發展白皮書

組織粵港澳灣區綠色低碳產業市場調研，梳理綠色低碳市場的產品譜系、創新方向和發展現狀，編制大灣區綠色低碳城市群發展白皮書，以雙碳目標列入國家頂層設計為切入點，以建設國際一流灣區和綠色低碳城市群為目標，以生態環境保護、綠色低碳轉型為剛性約束，提出生態環境、低碳轉型和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及剛性要求。

（三）專項規劃引領，統籌產業長遠發展

高質量編制《深圳市綠色低碳產業發展規劃》，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創新驅動、高質高效的原則。一方面，系統構建綠色低碳產業創新體系，聚焦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圍繞低碳、零碳、負碳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市工信局、市科創委等部門同企業攜手攻堅克難；市知識產權局、市工信局同綠色低碳企業共同打造產業創新支撐平臺，持續提升核心技術研發能力，推動深圳市綠色低碳技術發明量邁向新臺階。另一方面，激發市場主體創新活力，在綠色低碳領域支持以企業為主體建設產業創新中心、技術創新中心等創新平臺，針對綠色低碳發展技術創新需求，鼓勵領軍企業聯合高校院所和各創新主體組建創新聯合體、聯合實驗室、新型共性技術平臺等，產學研合作推進重點項目協同和研發活動一體化，解決跨行業、跨領域關鍵共性技術難題。

（四）啟動靶向導引，編制綠色低碳產業近期行動方案

圍繞綠色低碳產業發展規劃，編制近期綠色低碳產業行動方案，制定階段性、可行性的發展目標。推進綠色低碳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在交通、工業等領域，探索綠色低碳產品商業化發展路徑，在智能網聯汽車推廣與應用環節市交通運輸局要和有關企業緊密配合，加快構建綠色低碳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支持電動汽車、清潔能源燃料運輸設備運用，搭建便利高效的充電基礎設施信息智能服務平臺；市工信局、市住建局要加大安全節能環保產品、技術在工業、建筑業的推廣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