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保稅區設立與產業結構優化:實證檢驗與影響機制

楊仁發,劉金輝

(安徽大學a.經濟學院;b.創新發展戰略研究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但與發達國家的“三二一”產業結構發展模式存在一定差距。隨著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產業結構亟需進一步優化?！笆奈濉币巹澝鞔_提出要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著重強調要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伴隨新一輪信息革命和創新驅動的沖擊,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和現代產業體系構建已然成為我國產業發展的重要發力點。然而產業政策的實施會影響國內市場競爭,帶來擠出效應,其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的有效性并未達成共識。而貿易政策有利于國內外資源流動,打開國際市場大門,拓寬產品銷路,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顯著。其中綜合保稅區作為承接國際國內貿易往來的重要載體,在城市產業結構優化歷程中充當重要角色?！秶鴦赵宏P于促進綜合保稅區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綜保區是開放型經濟的重要平臺,對發展對外貿易、吸引外商投資、促進產業轉型升級發揮著重要作用。深化綜保區功能開發有利于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完善城市產業現代化體系,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一、文獻綜述

國內外學者對貿易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經濟功能區,大致分為三個層面。一是經濟功能區對地區經濟發展的影響,多數文獻表明經濟功能區的設立通過政策效應和溢出效應[1]、物質積累和技術創新[2]、產業結構調整[3]、擴大就業規模[4]等多種途徑對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生積極影響,對鄰近地區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5],并且這種影響呈現出“邊際遞減”的規律[6]。二是經濟功能區對地區對外貿易的影響,學者在分析經濟功能區的政策效果、比較優勢和產品競爭力的基礎上認為經濟功能區政策可以顯著促進地區企業進出口[7-8],且經濟功能區內部企業出口數量、種類以及質量都明顯高于外部,這種影響存在顯著的區域差異和產業差異[9-10]。三是經濟功能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袁其剛等從地區異質性和產業異質性角度研究發現,經濟功能區對企業生產率影響呈現出倒U型,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企業生產率,優化產業結構[11]。李賁和吳利華分析了開發區設立促進企業成長的“政策效應”和“集聚效應”[12]。戴萍萍等利用省級面板數據得出,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產生負向作用,對合理化起正向作用[13]。李富通過分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對我國制造業的影響發現,自由貿易區有效改善了我國制造業的產業結構,有助于其更高效率的發展[14]。此外,部分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綜保區對就業結構[15]和區域經濟增長[16]的影響,進一步肯定綜保區作為“地區增長極”對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

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過程,伴隨著相應主導產業更新迭代和要素向生產率高的部門流動,最終實現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穩固發展。干春暉等從產業結構變遷的兩個維度將產業結構升級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發現兩者對經濟增長均呈現顯著的正向作用[17]。關于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的研究中,肖琬君等研究發現,外資進入主要通過城市內產業間和企業間資源再配置效應實現產業結構優化[18],張林研究表明雙向FDI的支持作用有利于產業結構升級[19],郭凱明等分析了傳統基礎設施和新型基礎設施在供給側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的差異性[20],孫偉增等驗證了交通基礎設施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分工效應、趨同效應和學習效應[21],韓峰和陽立高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專業化集聚通過發揮規模經濟效應和技術外溢效應推進產業結構升級[22],張治棟和黃錢利在此基礎上加入了產業集聚的競爭效應對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23]。

綜上所述,并沒有文獻直接闡述綜保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因此本文嘗試從以下方面做出探討:一是從城市層面出發,運用多期DID策略考察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實證分析綜保區設立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二是在研究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基礎上分析綜保區設立對不同地區產業結構的影響,以期給不同地區的產業結構發展提供參考依據;三是分析綜保區設立影響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內在機制,為評估綜保區的政策效果提供文獻支持。

二、政策背景和理論機制

(一)政策背景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借鑒國外自貿區的成功經驗,在沿海地區設立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并取得一定成果。隨著我國加入WTO和世界經濟走向全球化,保稅區面臨功能缺失、優勢消減等難題。在此背景下,黨中央國務院為更好適應全球貿易發展潮流開展了綜合保稅區試點工作,并于2006年設立中國第一個綜合保稅區——蘇州工業園綜合保稅區。蘇州工業園綜合保稅區設立加速了地區資源流動,有力提升了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為綜保區在全國推行奠定了良好基礎。截至2021年1月,全國綜保區數量達到147個,占全國現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90%以上。綜保區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張,成為推動地區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增長極。此外,江蘇是全國擁有綜保區數量最多的省份,高達20個,海南、甘肅、寧夏、西藏四個省區各自僅有1個。從地區分布來看,東部地區綜保區數量多于中西部地區,設立時間也較早,這種具有明顯時間特征和區域特征的政策為多期雙重差分研究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準自然實驗”,有助于系統地評估綜保區設立對產業結構的沖擊。

為了保障綜保區科學發展,國務院多次出臺政策引導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2015年印發《加快海關特殊監管區域整合優化方案》,2019年出臺《關于促進綜合保稅區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意見》。作為“開放新高地”“創新孵化器”“改革試驗田”,綜保區試點城市憑借突出的政策優勢和高水平服務吸引了周邊產業集聚,加強了各產業協同發展,極大發揮了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海關總署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綜保區實現進出口總額39.1萬億元,同比增長21.4%,明顯高于全國對外貿易增幅,綜保區已然成為促進地方經濟發展、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引擎。

(二)理論機制

1.外資進入有利于綜保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綜保區的政策優惠會降低企業的生產成本和交易風險,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吸引更多的外資投入到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并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外商直接投資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變遷的重要原因之一,外資和國外管理模式涌入引導區域內部自由進行加工儲存、貿易中轉等業務,企業相應調整生產方式和組織架構,形成規模經濟[24]。外資涌入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資本和技術,推動我國產業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豐富了出口產品的種類、數量和質量,有利于加快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提高我國的出口競爭力[25]。實際利用外資金額增加,有利于企業擴大再生產,完善生產管理方式,優化資源配置,大幅度提高國際貿易和國際物流的發展水平,推動我國的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邁進,有助于城市產業結構升級。

2.基礎設施完善有利于綜保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綜保區設立之后,地方政府會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其中包括標準廠房、物流倉儲基地等生產配套設施以及通信、綜合服務區和城市道路等基礎設施?；A設施建設具有顯著的外部性,特別是交通和通信基礎設施有利于勞動、知識、信息等要素的傳播,促進了產業專業化分工[26]。在需求側,基礎設施水平的提升可以刺激服務業與制造業互動,影響居民的消費和投資結構,在供給側,基礎設施建設可以拉動產業間勞動與資本的替代,提高企業生產效率,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27],尤其綜保區的設立可以有效聯動國際國內兩個市場,降低貿易成本,進一步擴大市場范圍和產業規模[28],實現城市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除了傳統基礎設施建設,人工智能、互聯網、醫療服務等設施的優化也會推動產業朝著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演進,加快城市產業結構優化。

3.產業集聚提升有利于綜保區發揮產業結構優化效應。作為一項貿易特殊政策,綜保區吸引勞動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地理集聚,促進產業內部和產業之間的關聯,為地區產業集聚提供了良好平臺。一方面通過選擇效應加劇“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提高區域內企業的服務質量和產品質量,實現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各產業協調發展[29];另一方面通過集聚效應共享“資源蓄水池”和中間投入品,形成規模經濟和外部經濟,促進技術進步和知識溢出,提高區域內部和鄰近地區的資源配置效率,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產生積極作用。

三、模型設定、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

(一)模型設定

考慮綜保區設立的時間特征和區域特征,參考楊仁發和李勝勝的方法[30],選用多期雙重差分策略實證分析綜保區設立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Ii,t=β0+β1Di,t+Xi,tγ+λi+γt+εi,t

(1)

式中I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i城市的產業結構水平,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方面,Di,t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i城市是否設立綜保區的虛擬變量,Xi,t是控制變量,λi和γt分別表示城市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εi,t表示誤差項。本文設置了treated和post兩個虛擬變量,treated表示處理組和控制組的虛擬變量,處理組表示某城市設立了綜保區,treated取值為1,控制組表示某城市并未設立綜保區,treated取值為0;post表示政策時間的虛擬變量,對于已經設立綜保區的城市,定義設立年份以及此后年份為1,之前的年份為0,未設立綜保區的城市取值為0;同時生成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雙重差分項D=treated*post,代表綜保區政策的凈效應。

(二)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即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實現各產業協調發展。本文借鑒干春暉等的研究方法,將產業結構升級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兩個維度衡量綜合保稅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17]。對于合理化的測度,部分文獻從要素資源利用角度著手,運用產業結構偏離度E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程度。其公式為:

(2)

其中,E是產業結構偏離度,Yi表示i產業的產值,Li表示i產業的就業人數,Y表示地區生產總值,L表示地區就業人數,i=1,2,3,分別表示一二三產業。Yi/Y表示i產業產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Li/L可以看作i產業就業結構,當經濟處于均衡狀態時,各個產業的生產率水平相同,產業結構偏離度趨向于0,因此E便可衡量要素投入產出結構耦合程度。E值越大說明產業結構越不合理,但是結構偏離度并未考慮不同產業的異質性。本文選用泰爾指數并對其取絕對值來衡量產業結構合理化,并記作tl。其公式為:

(3)

相對于產業結構偏離度而言,泰爾指數更重視不同產業對產業結構的相對貢獻,tl為負向指標,越趨向于0,說明產業結構越合理。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各產業向高技術化、高集約化演進的過程。本文選用第三產業產值與第二產業產值之比來測度產業結構高級化,并記為ts,ts的值越大,說明第三產業產值增長速度大于第二產業產值增長速度,即社會經濟朝著服務化發展,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演進。

2.核心解釋變量。核心解釋變量為前文設置的雙重差分項D,代表綜保區設立的政策效應。

3.介變量。(1)實際利用外資(fdi)。綜保區設立增強了地區產業對外資的吸引力,資本流入以及生產管理模式的革新有利于企業生產率提升,推動產業結構優化。(2)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ra)。本文選用城市公路密度作為衡量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指標,即公路里程與行政區域土地面積之比。政府設立綜保區之后會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加快生產要素流通,進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3)產業集聚水平(aggl)。本文借鑒孫浦陽等的經驗,采用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與行政區域土地面積的比值衡量產業集聚水平[31],產業集聚反映城市產業之間的共性和互補性,有利于不同產業間資源和信息等要素共享,加速產業結構優化。

4.控制變量。結合已有文獻對控制變量的選擇和數據可得性,選取以下控制變量:(1)地區經濟發展水平(lngdp),產業結構優化基于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本文選取地區生產總值的對數衡量經濟發展水平來控制經濟水平的干擾;(2)政府干預程度(gov),由于政府決策會影響產業結構發展,本文使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的對數衡量政府干預程度;(3)消費結構(c),選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地方GDP的比重來表示當地的消費結構;(4)金融發展水平(fin),選用城市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表示城市金融發展水平。

(三)數據說明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市統計年鑒,綜保區設立基本概況來源于《中國開發區審核公告目錄(2018版)》,選取2003—2019年這一時間跨度,以避免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沖擊。由于部分城市的撤銷、設立以及更名,本文刪除部分城市,并對數據進行處理,最終選取全國262個城市2003—2019年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表1展示各個變量數據特征。

表1 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研究

(一)平行趨勢檢驗

選用雙重差分法評估綜保區政策效果,首先要驗證處理組和控制組之間是否滿足平行趨勢假設,即在政策沖擊之前處理組和控制組具有相同發展趨勢,在受到政策沖擊后,處理組會偏離原來的發展趨勢,與控制組產生顯著差異。圖1為平行趨勢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不論是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還是產業結構高級化,在政策時點之前均不顯著,說明控制組和處理組在政策施行之前的變化趨勢具有相似性,在政策時點之后開始顯著,說明綜保區設立之后,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受到政策沖擊,處理組發生顯著變化,滿足平行趨勢檢驗,確保了綜保區政策的有效性和雙重差分模型的可行性。

圖1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二)基準回歸結果

表2展示了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基準回歸結果,列(1)和列(3)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初步說明綜保區設立有利于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并且對合理化的影響大于對高級化的影響。加入控制變量之后,列(2)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5%水平上顯著為負,列(4)核心解釋變量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進一步證明綜保區設立顯著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從列(2)可以看出控制變量經濟發展水平和消費結構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和居民消費結構也有利于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而政府干預程度的系數顯著為正,可能原因是政府重視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使得產業結構偏離合理化發展,金融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機構的發展水平導致城市產業結構向第三產業傾斜,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合理化進程。列(4)中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負,可能原因是經濟增長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質,但并未全面推動人力資本邁向高端,導致勞動力大量集聚于第二產業,而金融發展水平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發展水平明顯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向高級化邁進。

表2 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基準回歸結果

(三)穩健性檢驗

以上結果證明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顯著,為驗證基準回歸結果的可靠性,本文選用3種方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1.更換被解釋變量衡量指標。借鑒韓永輝等提出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的衡量指標sr來代替泰爾指數絕對值tl[32]。公式為:

(4)

同時本文對sr先后進行了縮尾和取對數處理,處理后的指標記作lnsr,lnsr既考慮不同產業的權重又保留產業結構偏離度的特點;對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本文選取第三產業產值占GDP的比重來替換,并記作ts2?；貧w結果如表3前兩列所示,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lnsr和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ts2的系數顯著說明綜保區設立有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確保了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

2.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紤]內生性和反向因果的影響,本文對被解釋變量分別滯后一期進行回歸,表3的列(3)和列(4)顯示核心解釋變量D的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綜保區設立顯著促進了城市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發展。

3.剔除特殊年份。綜保區設立通過影響實際利用外資以及對外貿易等方面對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產生影響,國際經濟局勢發生動蕩必然會制約產業結構升級?？紤]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嚴重影響全球貿易和經濟發展,本文參照姚星等的方法將2009年的數據剔除然后進行回歸[33],以減少異常事件對回歸穩定性的沖擊。列(5)和列(6)顯示核心解釋變量D的系數顯著,說明在剔除了異常年份的數據之后,綜保區設立依然有利于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

表3 穩健性檢驗

綜上所述,在采取更換被解釋變量衡量指標、被解釋變量滯后一期及剔除特殊年份三種方法進行回歸之后,綜保區設立依然能夠顯著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保證基準回歸結果的穩健性。

(四)異質性分析

1.城市擁有綜保區數量異質性?？紤]到各個城市設立綜保區的時間以及擁有的綜保區數量不一致會對城市的產業結構發展水平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為了驗證城市設立綜保區時間早晚和綜保區數量多少與產業結構優化效應是否一樣,本文按照城市擁有綜保區數量進行異質性分析,在基準回歸模型的基礎上加入了交互項Di,t*num,構建了新的回歸模型:

Ii,t=β0+β1Di,t+β2Di,t*num+Xi,t+λi+γt+εi,t

(5)

其中,num代表城市擁有的綜保區數量,其余變量均與基準回歸模型具有相同意義,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列(1)交互項Di,t*num的系數顯著為負,列(2)交互項Di,t*num的系數顯著為正,均表現為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升級,說明擁有多個綜保區更有利于地區產業結構升級,進一步肯定了本文的基準回歸。

2.東部和中西部的地區異質性。由于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異,綜保區設立對不同城市產業結構發展的影響也會不同,因此本文分東部和中西部兩個層面分析綜保區設立效果,回歸結果如表4所示。從列(3)和列(4)可以看出綜保區設立對東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而是有利于中西部城市的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這種現象可能是由于東部城市憑借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產業結構合理化水平幾近瓶頸,導致綜保區設立顯著促進中西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進程,對東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影響較小;列(5)和列(6)顯示綜保區設立促進東部城市的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對中西部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作用并不明顯,可能在于產業結構高級化是在合理化的基礎上不斷演進的,東部城市合理化水平較高,更利于高級化發展,因此綜保區設立對東部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促進效果更為顯著。

表4 綜保區異質性回歸結果

五、機制分析

基于上述分析,進一步考察綜保區設立通過實際利用外資(fdi)、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ra)和產業集聚水平(aggl)三個中間變量對產業結構優化效應的影響,借鑒溫忠麟和葉寶娟的研究方法,構建以下綜合的中介效應檢驗模型[34]。具體方程如下:

Ii,t=α0+α1Di,t+α2Xi,t+λi+γt+εi,t

(6)

Mi,t=β0+β1Di,t+β2Xi,t+λi+γt+εi,t

(7)

Ii,t=η0+η1Di,t+η2Mi,t+η3Xi,t+λi+γt+εi,t

(8)

其中,M表示中介變量,包括實際利用外資fdi、基礎設施水平infra和產業集聚水平aggl三個方面,其余變量與基準回歸模型一致。若α1、β1和2均顯著,說明存在中介效應,若1顯著,說明中介變量Mi,t表現為中介效應,否則表現為完全中介效應。

1.綜保區設立通過吸引外資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表5列(1)顯示,綜保區的設立顯著促進了實際利用外資,列(2)和列(4)顯示實際利用外資水平有助于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進程,并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列(3)和列(5)為運用中介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對于列(3),雙重差分項D的系數為負,但是不顯著,fdi的系數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實際利用外資fdi為完全中介。對于列(5),雙重差分項D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正,實際利用外資fdi的系數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說明綜保區設立有利于外資涌入,發揮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表5 機制分析回歸結果1

2.綜保區設立通過完善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表6列(1)顯示雙重差分項D的系數在1%水平上顯著為正,列(2)表示基礎設施建設水平顯著,列(3)表示在基準模型中引入infra之后雙重差分項D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系數依然為負顯著,說明綜保區設立確實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但表7的最后兩列顯示,綜保區通過提高基礎設施建設水平促進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這一路徑并不顯著。

表6 機制分析回歸結果2

3.綜保區設立通過提高產業集聚水平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效應。表7列(1)顯示,雙重差分項D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綜保區的設立可以顯著提高城市的產業集聚水平,列(2)和列(3)產業集聚水平系數不顯著,表明產業集聚水平這一中介變量并不能促進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列(4)和列(5)顯示產業集聚水平顯著為正,說明綜保區設立確實通過提高產業集聚水平加速產業之間的縱向延伸,引導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

表7 機制分析回歸結果3

六、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03—2019年我國262個城市面板數據,選用多期雙重差分作為識別策略考察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實證結果表明:(1)綜保區的設立顯著促進我國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并且通過了穩健性檢驗;(2)異質性檢驗發現,綜保區有利于東部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和中西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發展,對東部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中西部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進程并無顯著促進作用;(3)機制分析可以得出綜保區設立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主要是通過吸引外資、完善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產業集聚水平三種渠道來實現,其中外資涌入有助于城市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進程,而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提升僅有利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集聚水平的提高僅有利于城市產業結構高級化。

政策啟示:(1)綜保區要明確自身發展定位,積極發揮綜保區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合理調整政策發展目標,充分激發自身“承前啟后”的潛力,把握綜保區服務質量,積極適應新形勢下城市產業結構升級步伐。(2)地方政府要正確把握產業演進方向,有效發揮綜保區優化資源配置的調控作用。綜保區應配合相應產業政策,克服城市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的效率低下等障礙,充分依托政策優勢和地區優勢,鞏固城市主導產業地位,引導傳統產業及新興產業積極發展,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3)政府應注重城市之間發展水平的差異,因地制宜,合理分配要素,推動地方經濟高質量發展。對于欠發達地區要以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為目標,鼓勵產業協同發展,兼顧產業內部和產業間的均衡發展,針對經濟發展基礎較好的地區,在提高原有產業發展效率的同時,通過政策優惠呼吁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激發產業創新能力,推動城市產業高質量發展。(4)除吸引外資、改善基礎設施和提高產業集聚水平外,要積極探索綜保區推動城市產業結構升級的其他渠道,正確把握綜保區和產業結構升級的雙向因果關系,通過提高產品競爭力和擴大企業進出口規模等方式,推動綜保區和地區產業的協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