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士人階層向下流動原因考論

李夏豪,徐 紅

(湖南科技大學 人文學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中國傳統社會以農業水利為基礎、儒家意識形態為引導,社會階級、階層相對凝固封閉,流動程度相對較小,這一狀況發展到宋代有了顯著的變化。此前有學者認為,唐宋之際中國歷史上產生了重大變革,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層面上均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使宋代在諸多方面與唐代及以前的社會風貌大異其趣。且不論這種變化的程度是否被夸大,能否稱之為“變革”,單就社會流動層面尤其是社會的縱向流動層面而言,宋代社會打破了魏晉以來相對凝滯的社會結構,其變化無疑是明顯的。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分層體系的開放性與封閉性是由社會中發生流動的速率所決定的,一個社會中發生的流動率越高,說明該社會的開放程度越高[1]。社會流動會引起社會結構的變化,大多數人流動的方向和頻率反映著社會變遷的方向。因此,社會流動被人們看作是社會變遷的指示器,是社會選擇的一種途徑。美國學者Pitirim A.Sorokin最早提出“社會流動”的概念,他將其定義為“個人或社會事物,或社會價值(任何由人力創造或改造的東西)從這一社會地位到別一社會地位的任何轉移”[2]。此外,他還將社會流動細化為水平流動與縱向流動。其中,社會縱向(垂直)流動中的向上流動往往被視為社會變遷的風向標,一個社會能夠創造更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是社會充滿活力的象征,是社會進步的表現[2]。其后,柯睿格1947年發表于《哈佛亞洲研究》的《帝制時代中國科舉考試中的家庭出身與個人才能》一文,通過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與《寶祐四年登科錄》中的進士家庭背景數據進行統計分析得出,科考是促進社會向上流動的重要因素,率先運用社會學中的“社會流動”概念來研究宋代科舉社會,由此為研究中國傳統科舉社會打開新路徑。近來,不少學者已在宋代社會流動這一領域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多以考察宋代社會的向上流動為主,涉及向下流動,尤其是士人階層向下流動的原因部分有待進一步挖掘。鑒于此,本文試在考察宋代社會流動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究宋代士人階層向下流動的原因、士人的心理活動等,分析造成這種社會性表象背后的成因及導致的結構性變遷等因素,希冀豐富宋代士人階層社會流動的歷史圖景。

一、士人階層向下流動的社會背景

入宋以來社會風向的變化使得宋代社會的諸多特點較唐末以來大為不同,種種因素混糅交織,共同構成了士人向下流動的助推器。

其一,貴族門第之衰落。用錢穆先生的話說,即“(門閥)大盛于東晉南北朝,至隋唐統一,科舉制興,始漸衰”[3]786。他認為門第衰落后的社會新形象包括三點:一是學術文化傳播更廣泛,二是政治權解放更普遍,三是社會階級更消融。其所描述的“真真的白衣公卿,成為常事”,“農家子弟可以一躍而為士大夫”,即是社會向上流動的情形,而“士大夫的子弟,亦可失其先業而降為庶民”乃是向下流動的表述,較為真實地反映了宋代社會的縱向流動境況[3]787。此觀點也被其后的研究者基本證實,如孫國棟依據唐宋史料,通過分析門第破壞原因、比較晚唐及至北宋的社會人物出身狀況,認為北宋社會實際上是以憑借科舉上進的寒門士子為中堅力量,與唐代以貴族高門為社會中堅的狀況迥然不同[4]。日本學者內藤湖南也認為唐宋政治上的差別在于“貴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獨裁的出現”[5]。

其二,宋廷“崇文”的方針。趙匡胤建宋,本自軍班行伍出身卻懂得“攻守易勢易術”之道,他深知武將勢力過大對政局的影響,因而建宋之初即采取“崇文抑武”的政策。一方面擔心自己“黃袍加身”的歷史會重演,對武將多采取抑制防范措施,領軍大將常被奪兵權后出任地方節度使,如建隆二年(961),身為太祖義社兄弟之一的石守信被移為天平軍節度使,雖“兼侍衛都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6]50。殿前都指揮使王審琦、都虞侯張令鐸等皆受到不同程度的降職任免。自建隆三年始,又漸次“稍奪”節度使之權,先后剝奪節度使管轄地方各項權力,使節度使成為與知州、刺史在職權上沒有本質區別的州級行政長官,不再構成對中央的威脅。另一方面,宋太祖自立國始就相當重視文教,有意提高讀書人地位。乾德四年(966)在與竇儀的談話中曾明言,“宰相須用讀書人”[6]171,此外還誓“不殺大臣及言事者”[7]11700。宋人也曾有“國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8]17897的表述,因而太祖重文當屬不刊之論。最高統治者對文士的重視,無疑有助于扭轉唐末五代以來的社會風氣,為宋代科舉勃興、士人階層壯大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其三,科舉制度的成熟及其地位的提高。宋太祖著力提高科舉地位,其原因本人已曾明言,建隆三年詔:“國家懸科取士,為官擇人,既擢第于公朝,寧謝恩于私室?將懲薄俗?！盵9]5285建隆四年又頒布詔書:“‘禮部貢舉人,今后朝臣不得更發公薦,違者重置其罪?！适?每歲知舉,將赴貢闈,臺閣近臣得公薦所知者。至是,禁止之?！盵9]5285此外,還對年歲較大且長期落第的考生予以“特奏名”的恩典:“凡士貢于鄉而屢絀于禮部,或廷試所不錄者,積前后舉數,參其年而差等之,遇親策士則別籍其名以奏,徑許附試,故曰特奏名?！盵7]3609太祖不斷完善科舉制度,切斷唐以來座主門生的關系,廢除原先的“公薦”等措施,其目的即在于懲治私門以示公于天下,進而籠絡寒門士子精英,打擊唐中葉以來遺留的世家大族以鞏固統治。繼太祖之后的宋初諸位帝王皆力行“祖宗之法”,不斷對科舉考試制度進行完善,繼而“鎖院”“糊名”“謄錄”等措施相繼建立。此外,朝廷還逐漸擴大取士名額,據張希清先生統計,兩宋通過科舉取士計115 427人,平均每年361人,無論對比前朝還是以后的元明清,可以說“宋代科舉取士之多,是空前絕后的”[10]?？梢娝瓮⒂幸馓岣咄ㄟ^科舉選拔的寒門地位,將科舉取士視為仕進之正途。宋代科舉制度的成熟與地位的提升,意味著朝廷將讀書考試與功名利祿牢牢捆綁起來,通過科考選任的過程,舊有的門閥士族逐漸衰落,以科考出身的新的官僚士大夫階層逐步成為社會中堅力量。

其四,士人階層的崛起。宋代通過科舉取士,削弱了門第家族血緣關系在統治階層的壟斷地位,擴大了寒門布衣入仕的機會。這使大批飽學之士通過科舉躋身統治階層行列,中央到地方各級行政機構的選任也多由經歷過科舉選拔的文彥之士充任,可以說宋代真正意義上建立起“皇權—士大夫”的政治體制。據陳義彥統計,《宋史》列傳中的1 953人中,出身寒微而入仕者占比達55.12%[11]。此外,宋廷對士人階層的態度也極為優容,文臣即使言辭激烈觸怒皇帝,甚至犯了彌天大罪,其處罰也不過罷免流放,切實做到了太祖“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承諾。清人對此有贊:“自太祖勒不殺士大夫之誓以詔子孫,終宋之世,文臣無毆刀之辟?！盵12]7大量寒族有識之士被吸納進統治階層隊伍,很快也演變為新士族,繼而逐漸產生士大夫階層的群體意識,他們往往不將個人利益置于社會和階層利益之前來考量,反表現出“遇事奮然感為”“仕以行道”[13]《石介傳》的責任意識,“以天下為己任”[14]《本朝三》也被余英時先生用來概括宋代士大夫的基本特征,其與“士大夫在當時權力結構中的客觀位置有密切的關系……他們已隱然以政治主體自待,所以才能如此毫不遲疑地把建立秩序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15]6,恰能反映出士人階層進入權力核心后主體意識的增強及其客觀地位相較于前代的顯著提升。

二、士人階層向下流動的直接原因

士人階層向下流動這一現象是由多種因素所致的,其中既有士人自身的抉擇,亦有客觀外部環境如考生數量激增、科舉制度性弊端、社會風氣變遷、思想轉向等因素?？梢哉f構成士人階層向下流動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撮要論述如下。

(一)考生數量的激增

據張希清先生統計,宋代科舉取士的人數是空前絕后的,平均每年361人,數倍于前后的朝代。從時間上看,參加科舉的人數不斷增長,以北宋參加禮部考試的舉人數為例(見表1),宋初科舉制度處于變動完善期,舉人數逐漸增長,此后一段時期趨于穩定,這是由于考生人數的增多導致管理難度加大,不得不對參加禮部考試的舉人數量進行限制,使考試易于管理。仁宗天圣七年(1029),參加京城秋試的考生人數已經“不下一二千人”,“舊制先引諸科三場,方試進士。緣五科三場以前人數尚多,每場分為五甲,計已半月”[9]5548?？梢娍忌鷶盗康脑鲩L已對管理造成了一定影響,考試需要花費近半月時間方能結束,為避免興起爭議,“詔分甲先試,委自主司相度,余如所請”[9]5548。因而英宗治平三年(1066)“……所有禮部奏名進士以三百人為額,明經、諸科不得過進士之數”[9]5548成為定制。

表1 參加禮部考試的舉人數量

如果說參加禮部考試的舉人數量變動不足以說明考生群體的激增,那么透過地方州試的配額比例可以側面印證這一現象的客觀存在(見表2)。

表2 州試法定配額比例

上表所示的州試配額比例基本呈現出隨時間推移而遞減的趨勢,實際地方各州的配額變動基本不大,而州試比例的降低恰能說明考生數量的滋長。有學者統計,北宋中葉及以后全國范圍內州試考生人數,在11世紀初期約為2萬至3萬,11世紀末12世紀初的1099年、1102年、1105年已達到7.9萬人,而南宋時期的州試人數竟驟增至約40萬人[16]55。以福州為例,北宋后期福州每次參加發解的考生不過3千至4千余,而60年后的淳熙年間(1174—1189),參加發解的考生數已超過原來的5倍,而解額仍保持紹興二十六年(1156)的62名不變。此外,從南宋省試錄取進士的比率也可窺見考生隊伍的逐漸龐大,如高宗建炎元年(1127)詔:“以一十四人取一名,余分不及一十四人亦取一名?！盵9]5325孝宗淳熙二年(1175)詔:“今來省試每一十六人取一名?！盵9]5341由十四取一發展到十六取一,足見考生競爭的激烈程度與日俱增?？忌鷶盗康捏E增所帶來的系列影響也是顯著的:其一,考生人數增長而相應的配額未見如考生數量那樣大幅增長,眾多考生為在科舉考試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之中謀得競進,場屋內外涌現出各種非法手段也就不足為怪了;其二,眾多落第舉子歷數載之寒窗仍屢屢失意,若家境殷實尚足以支持其繼續考取功名則可,若出身貧寒則不得不考慮現實的生計問題,因而最終流向其他職業而放棄科舉者亦不在少數。

(二)科舉公正性的破壞

關于科舉公正性的破壞,大致可分為應考前與應考后兩個環節,即場屋之外與之內的分別。往往官吏、書鋪等利用規則漏洞與考生內外勾結,以各種手段腐蝕制度的公平性。舉其要者如下。

其一,冒貫寄應。迫于科考壓力,不少應試舉子為個人利益采取非法手段,往往通過寄應京師、一身多試、冒親詭貫等方式提高中第概率,變相降低科考難度。其原因在于各地區解額不均、牒試較寬等,解額少的地區競爭壓力更大,故解額狹地考生往往至寬鄉取解,以宋嘉祐年間各地解額比率為參考(見表3)。

表3 嘉祐年間監府和部分路得解、免解及登科人數表

參見表中數據可知,開封府解額較之它處明顯寬松,因而冒貫情況尤甚。天禧三年(1019)有臣僚言及“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難于取解,遂奔湊京谷,寓籍充賦”[9]5546的情況,外來考生眾多擠占開封府本地人的名額導致“解送之際,本府土著登名者甚少,交構喧競,亦由于此”[9]5546,可見宋初開封府的冒貫情形已較多乃至驚動了中央。仁宗天圣七年有臣僚奏稱,“今歲開封府舉進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戶籍,請條約之”[6]2527。英宗治平年間歐陽修也曾言及各地解額不均的情形:“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人,比至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蹦纤螘r冒貫情形依舊如故,據沈作喆記載:“舉子奸計,多占臨近戶籍,至有三數處冒試者,冀于多試之中,必有一得?！盵17]《卷一》宋廷雖采取一定措施予以扼制但始終不能從根本上杜絕此種現象,對此現象蘇頌的解釋十分透徹,“蓋此開封府舉人不多,解額動以數百人,適所以招來之而使其冒法”[18]《貢舉議法》。

其二,官吏舞弊。饒有資財者在考前便已經通過賄賂考官胥吏的方式買到題目,或事先串通記號。嘉定六年(1213)有臣僚言:“今富室子弟先期計會漕胥,秘知考官姓字,要之于路,潛行賄賂,預賣題目,暗為記號,僥幸中選,銅臭得志,而真材老于巖穴矣?！盵9]5366宋廷即使采取封彌、謄錄等手段作為防范,考試各環節中仍有空隙可以鉆營,如舉子姓名所對應的“字號”往往被奸猾之吏泄露,使封彌試卷失去了作用:“所買字號之弊,不獨在逐州監門,其原在于發號官防不密,致吏輩漏泄作弊?！盵9]5352南宋時權要請托防不勝防,如秦檜先讓人記誦其孫之文,后其人被遣去知貢舉,方茅塞頓開明白秦檜用意所在爾后心照不宣。翻閱《宋會要》,北宋至南宋官吏舞弊情形數不勝數,宋廷革弊之詔令往往成為具文,舞弊情形依舊如故。

其三,書鋪?！皶仭迸c“書坊”不同,并非經營圖書出版印刷,而是以法律中介業務為主,如代人提供保證契約、證明等,為考生代辦相應的入試手續,考生的家狀、卷紙等都要事先交由書鋪審核無誤后,交予貢院,考生方得入試。由于書鋪多與貢院胥吏相熟,往往暗中協助考生進行舞弊、冒貫、代筆等違法之事。凡應考有資財者,通過書鋪打通關節已成常事,書鋪也借此機會上下勾結,牟取暴利,如熙寧九年(1076)練亨甫奏:“自來諸路舉人于開封府冒貫戶名應舉,計會書鋪行用錢物,以少約之,亦不下六七千?！盵9]2975此狀況北宋時期或不甚嚴重,南宋時愈演愈烈,成為官私謀利之所在。乾道七年(1176),宋孝宗曾發布禁牒試貢舉改移鄉貫的詔令,有意加強對書鋪的管理,“書鋪知情受賂,重加配流施行”[9]4520。然而寧宗時期情況依舊如故,其業務范圍甚至能染指彌封、謄錄等,嘉定十三年有臣僚奏,“換易卷首,皆是部監點吏與書鋪通同封彌所作弊……書鋪無非熟于奸弊之人,凡富室經營,未有不由書鋪,設有官吏公心,弊亦難絕”[9]4348。

其四,宋廷革弊之輕。以場屋之內常出現懷挾夾帶的現象為例,宋代雕印漸成熟普及,更出現活字印刷技術,使印刷出版業尤盛,因而出現專供為考生懷挾夾帶的“夾袋冊”,史載“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19]《條約舉人懷挾文字札子》,然而宋廷革弊的應對之策僅僅是處罰“懷挾書策,舊例入省門搜獲者,不計多少,扶出,殿二舉”[9]5290,即禁止考生參加此后兩場考試的資格,不可謂不輕。南宋高宗時的處罰更為嚴厲,“今欲應因懷挾殿舉,并令實殿舉數,不以赦恩原免。如再犯,永不得應舉”[9]5334,然而翻閱《宋會要》所見懷挾之處仍然不勝枚舉,可見南宋處罰雖較北宋更重,但也給予了極大的包容。

(三)向上流動的渠道變窄

宋代科舉考試制度盡管有一些制度層面的局限,但確實提供了一個公開競爭的平臺,仕宦家族想要長期保持興盛實屬不易。甚至往往存在子弟沉淪而致家道中落的現象,如袁采曾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盵20]《卷上·子弟食繆勿使仕宦》同書又清晰記錄了南宋縉紳家庭的落第子弟流向,“士大夫之子弟,茍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為仰事俯育之資,莫如為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醫卜、星相、農圃、商賈、使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為也”[20]《卷中·子弟當習儒業》。韓明士分析指出,此種境況的原因在于謀官之途徑愈發困難,因而縉紳家庭在職業選擇上趨于多樣化,允許天資不甚聰慧、在讀書考功名上不大擅長的子孫后代去從事曾被社會輕視的職業[21]56-58。凡此種種恰恰是科舉社會向下流動的表征,是宋代社會流動加速的寫照?？婆e社會的公平性在此極為凸顯,一方面為寒門俊秀提供了向上流動的缺口,另一方面給官宦縉紳帶來了極大的向下流動的壓力。當功名的指標,或者說選拔官吏的標準以科舉考試的成功與否為主導時,即便達官顯貴,若非子孫在科名中嶄露頭角,也很難長期保持顯赫的地位。

某種意義上,正因為科舉制度的公平性、普遍性在發揮作用,導致考試之外的其他因素對科考成功與否施加著莫大的影響,鑒于科舉的難度隨著多重因素的交織逐漸上升,因而家庭所積累的財富、特權,家族中是否有官宦者等就對成功登第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其一,如前述冒貫、代筆等手段,動輒耗費數千,非應考之人家中有所資財而不可為。其二,除父親直系外,具有家族、婚姻關系的旁系血親等也能夠在科舉中發揮一定影響。如虔州人李君行去開封,其兄弟子孫也想去,詢問緣由稱:“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本蓄H有操守而不許,訓斥道:“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先事君而先欺君乎?寧緩數年,不可行也?！盵22]《卷上》類似李君行這樣有操守的寥寥無幾,可以推測憑借親緣關系在開封(京師)取應的不在少數。其三,特權在登科中所起的作用同樣不容小覷。如起初為回避官員子弟與孤寒競進而設的“別試”(南宋正式稱“牒試”),北宋時“別試”的配額比例與解試大致相等,但隨著考試競爭的不斷加劇,南宋時期的“牒試”配額已提升至至少50取1的寬松比例[7]3640,相較于州試的100取1顯然要更為容易①(1)① 1168年編回避之法時出現特例,規定符合資格者以40取1,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第5571頁。?！半涸嚒北居糜诒苊獠还?最終發展的結果反而違背初衷,成為特權者上進的特殊通道之一,而另一條特殊途徑則是太學。太學或國子監解試專為權貴大開方便之門,雖然后來在諸多士大夫改革的背景下演變成官辦的教育學府,對一切社會人士開放,但專供官員子弟入學的國子學仍然保留。太學除荊公變法建三舍法時通過上舍考試取得學銜外,一般主要通過考試入仕,而這一途徑的仕進比例顯然較州試更為寬松,配額比例往往保持在1/4與1/5之間[9]2743,5551。由此觀之,出身官宦家庭的子弟同寒門士子于科場的較量之中多數情況是占據優勢的,也難怪諸多落第士人屢試不中而改途他業,乃至為養親人不得不從事科舉以外更低微的職業,正所謂“母老不擇祿,一官勤夙興”[23]110。

三、結語

要之,士人階層所以向下流動頻仍,是由多方因素交織所致的,究其根本,最核心的當屬來自多方的機會結構驅使而致的向上流動難度提升這一客觀事實。制度存在的缺陷、原本的權勢等要素如今不能直接作用于子孫政治上的地位,卻變相降低了權貴子弟科舉仕進的難度,增加了寒門士子考試的壓力,制度層面的公平反而出現被特權腐蝕的趨勢,最終導致大量落第士人灰心失意,無奈轉從他業。此外,科舉社會也同樣增加了官宦子弟仕進的壓力,即便有別試、牒試、國子監、太學等途徑,較之一般平民子弟配額寬松許多,但倘若子弟紈绔無意讀書向學,向下流動的壓力也是顯著的①(2)① 據陳義彥先生統計,官宦子弟雖能夠憑借蔭補入仕,但在遷轉上不如有科舉出身者來得快,由蔭補入仕而有機會擢升至高層者寥寥,甚至中高官家庭的子弟也有不少不憑借特權踏入仕途的。。

以上所述,一方面指出寒素子弟在科舉中相對于官宦子弟所處的不利地位,另一方面也表明,這種不利甚至是制度層面的缺失是存在的,但平民子弟仍有機會通過才智與努力同其他人競爭,并且貴族子弟也存在相當程度向下流動的風險?？梢哉J為,寒素子弟所處的不利地位是科舉社會的另一表象,共同構成宋代社會縱向流動雙向加速且并存的兩面。盡管宋代科舉制度仍存在一些弊病,但從無論官宦子弟還是平民子弟都以科舉出身為“士林華選”,不同家世、背景的考生都要同臺競技,歷經學?？嘌?、落第登科的曲折旅程,就可以了解宋代社會的性質某種程度而言確已較前代有所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