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關系及影響機制研究

文余源 劉 洋

[提要] 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蘊含的“增長”與“公平”要義緊密相關。文章選取2011-2020年中國27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綜合運用雙向固定效應、分位數回歸和雙重差分模型等多種方法,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關系及其影響機制。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積極推動作用,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正向推動效應,但數字排斥等現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并未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影響。隨著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會因規模效應而提升。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存在區域、城市規模和創新創業能力異質性。經濟增長是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渠道。

引言

跨入21世紀后,亞洲國家經濟的繁榮與高速發展背后伴隨著收入平等狀況的日益惡化,因此,2007年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將目光從“親貧式增長”轉移到“包容性增長”,擴展經濟增長定義的涵蓋范圍。近年來,國際社會逐漸認識到普惠金融對于支持經濟增長、促進就業、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即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意義。2016年G20杭州峰會為普惠金融貼上“數字化”標簽,強調通過數字技術助力普惠金融發展,把握數字時代機遇,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2018年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六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以“把握包容性機遇,擁抱數字化未來”為主題,展現了蓬勃發展的數字技術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動力。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G20高級別會議提出的《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均強調了利用金融科技促進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性。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發展數字經濟,這對推進金融數字化轉型,不斷提升普惠金融水平,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關系對于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本文選取2011-2020年中國27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試圖探尋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高度契合的要義。本文的主要貢獻有:從數字普惠金融角度拓展了經濟包容性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且探尋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不同維度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貢獻。同時,本文通過分位數回歸驗證了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的提升,其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推動力會逐步增強,通過雙重差分回歸驗證了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也可以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此外,本文從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兩個渠道探究了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機制。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框架

數字金融所展示的最大的優勢即是支持普惠金融的發展(黃益平等,2018)[1]。近年來有不少學者深入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提升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平以及提升就業水平的作用,這些研究的結果也趨于一致。從微觀角度來看,數字金融的發展可以提升新企業注冊數量與創業增速(謝絢麗等,2018)[2],助推企業創新(萬佳彧,2020)[3],幫助金融機構甄別小微企業的融資需求,提升資源配置效率(王馨,2015)[4]。數字普惠金融通過緩解流動性約束、便利居民支付兩種機制促進居民消費(易行健等,2018)[5],其中農村居民金融消費受到的影響尤為深刻(傅秋子等,2018)[6]。從宏觀角度來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通過改善經濟結構、推進企業創新、提升居民就業質量、推動區域平等從而促進經濟增長(Kapoor,2014;[7]錢海章等,2020;[8]向秀莉等,2023[9]);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了2011-2020年中國省域及市、鄉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通過對指數的分析發現數字金融造福了偏遠地區的經濟發展(郭峰等,2020)[10];同時,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服務長尾客戶、降低服務成本、提升觸達能力、增強風控能力等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宋曉玲,2017)[11];隨著中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的不斷提升,農村居民收入得到極大改善(鄧榮榮,2023;[13]董曉波,2023)[14],而數字普惠金融得益于數字基礎設施水平建設的提升對于緩解貧困,改善收入分配(黃倩等,2019;[15]周利等2020[16]),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汪亞楠等,2020)[17]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數字普惠金融的減貧效應存在區域異質性,陳慧卿等(2021)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中西部農村地區減貧效應的邊際貢獻要遠高于東部地區;[18]數字普惠金融對于不同地區的收入分配改善程度也不盡相同,在農村地區數字基礎設施、金融生態發展滯后的情況下,城鄉間的“數字鴻溝”等現象凸顯(星焱,2021)[19]。

自2008年亞洲開發銀行提出包容性增長這一概念以來,對于包容性增長的研究不斷深入。目前學者對于包容性增長的定義并不統一,Ramoset.al(2013)認為經濟包容性增長包含兩個維度:共享和參與。共享維度表現為收入增長以及收入分配改善程度的提升,即社會成員共同分享了經濟增長果實;參與維度通過社會增加就業的情況得以反映,二者缺一不可。[20]Ali and Son(2007)認為包容性增長應該包含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增長過程和結果的共享、減貧、收入的提高等。[21]對包容性增長的度量包括社會機會函數(Ali and Son,2007)、Bonferroni集中指數(Silber and Son,2010)[22]、包容性增長綜合指數(McKinley,2010)[23]和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估算的把收入差距作為非期望產出的包容性TFP(陳紅蕾等,2014)[24]等。對包容性增長影響因素的研究主要從戰略優勢、國際貿易、金融發展等角度開展,近年來隨著數字技術及人工智能的發展,關于數字基礎設施、人工智能對于包容性增長影響的研究也不斷深入(許薛璐,2022;[25]陳東等,2022[26])。

學者們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研究驗證了其主要涵蓋兩大要素——收入增長和收入分配改善,這兩大要素與數字普惠金融高度契合,表明其可能是數字普惠金融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橋梁。從數字普惠金融引致的經濟增長效應來看,一方面數字技術與傳統金融的結合可以降低金融機構與客戶的信息搜尋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供需不匹配問題,引導資金流入實體經濟,提升資金利用效率,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可以打破金融活動線下模式的壁壘,提升客戶金融參與度,提升信貸投資參與度,提振經濟增長。從數字普惠金融引致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來看,其對于緩解收入不平等起到了促進作用(Soekarno,2020;[27]Ayse Demir,2022;[28]陳嘯等,2023[29])。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貧困群體的進入門檻,將抵押物不足或信用不完善的納入金融服務體系,助力貧困緩解(黃倩等,2019)[15];另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為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滯后,金融發展遲滯的農村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金融服務,為農村地區積累資金,提升農村居民收入,改善城鄉收入差距。

從現有研究來看,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數字普惠金融水平在提升過程中對于收入增加或收入差距改善其中一方的作用,對于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之間結構效應及其傳導機制的研究不足,且對于不同空間、社會特征背景下二者關系異質性的研究也較為匱乏。本文在現有研究基礎上嘗試驗證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關系、影響機制及其異質性。

二、研究設計與數據來源

(一)模型設定

本文使用面板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構建的基準回歸模型如下式所示:

GMLit=α1+α2DIFIit+αXit+hi+ut+εit#

(1)

GMLit=β1+β2INDEXit+βXit+hi+ut+εit#

(2)

式(1)中GMLit表示經濟包容性增長指數指數,DIFIit表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指標體系的構建是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三個維度來構建的,因此進一步從上述三個維度探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式(2)中INDEXit分別為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指數(COVERAGE)、數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數(USAGE)、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指數(DIGITIZATION)。這里,Xit表示控制變量,h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u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εit表示擾動項。

(二)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1.被解釋變量

本文的被解釋變量為經濟包容性增長。本文借鑒陳紅蕾和覃偉芳(2014)的研究使用Global-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數測度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24]其中投入變量包括資本投入與勞動投入。資本投入采用資本存量衡量,采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同時借鑒張軍(2004)的研究成果,使用2011年的實際資本形成總額除以10%作為基期資本存量,設定資本折舊率為9.6%。[30]勞動投入采用勞動力人數即《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的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衡量。產出變量包括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期望產出使用地區生產總值測度,非期望產出使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度量。GML指數大于1表示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正向效應。

2.解釋變量

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增長率(DIFI)。在數字普惠金融這一概念提出后,學者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數字普惠金融的內涵、與普惠金融的異同、發展趨勢等理論研究,而對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程度測度的研究較少,直到2016年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發布了2011-2015年涵蓋中國31個省份、337個城市以及千余個縣級數據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第一期)》,該指數使用了覆蓋范圍、數字服務、使用深度等維度的26個指標,全面精確地衡量了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水平。2021年,該數據更新后將指標擴充為33個,以金融服務均衡性、兼顧地區與時間的可比性、金融服務的多層次和多元化、確保數據的連續性等為構建原則擴充了數字普惠金融的考察范圍,指標構建體系更加成熟,在數字普惠金融與貧困緩解或城鄉收入差異等關系的研究中得到廣泛應用。本文使用了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2021年發布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通過計算得到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由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是從數字金融覆蓋廣度(COVERAGE)、數字金融使用深度(USAGE)和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DIGITIZATION)這三個維度來構建的,因此本文還選取這三個指數為解釋變量,分別分析三個指數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貢獻度。其中數字金融覆蓋廣度的提升表示數字金融將更多的群體納入數字金融服務體系;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表示客戶通過數字普惠金融平臺接觸各類金融服務,提升金融服務觸達性;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的提升表示數字普惠金融的移動性和便利性得以提升。本文將以上指標均除以100,以控制回歸系數量綱。

3.機制變量

根據上文的影響機制分析,本文納入收入增長程度(GROWTH)和收入分配改善程度(GAP)作為機制變量。隨著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中國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幅攀升。在對收入增長程度進行度量時,本文使用GDP增長率測度城市收入增長程度,采用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測度收入分配改善程度。

4.控制變量

考慮到影響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的因素較多,為了控制其他變量對中介效應檢驗結果準確性的影響,本文參考韋東明等(2021)[31]、李建軍(2020)[32]等的研究,在選取控制變量時考慮了社會、經濟、政府和文化等維度。本文采用城市年末總人口與行政區域土地面積之比表示人口密度(POPD);采用第二三產業增加值與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表示產業結構;采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與GDP之比表示傳統金融發展水平(TF);采用國際互聯網用戶數與年末總戶數之比表示信息基礎設施建設水平(INF);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量取對數(FIRM);采用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數與年末單位從業人員數表示地區創業水平(BU);采用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收入與地方財政一般預算內支出之比表示財政自主度(FIS);對每萬人在校大學生數取對數表示教育水平(EDU)。在考慮樣本數據的可得性和行政區劃調整情況后,本文選取2011-2020年中國27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樣本,解釋變量來源于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被解釋變量及控制變量主要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表2第1列報告了數字普惠金融指數與經濟包容性增長的OLS回歸結果,結果顯著為正表明在控制相關變量及各類固定效應后,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積極推動作用。前文雖已通過控制固定效應,消除了部分遺漏變量造成的內生性問題,但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與城市人口流失仍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和“遺漏變量”問題。一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會影響經濟包容性增長,但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的提升即城市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也會反過來促進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在這種情況下,數字普惠金融單向影響經濟包容性增長的結論不再成立。另一方面,受限于數據的可得性,控制變量中仍存在遺漏變量問題,因此本文需要通過選擇合適的工具變量緩解上述問題。本文借鑒錢海章等(2020)的研究,采用人均郵政業務量作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的工具變量。[8]第2-3列展示了2SLS估計結果。一階段回歸結果顯示工具變量與解釋變量間存在相關性,同時Kleibergen-PaaprkWaldF統計量顯示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著為正,表明在控制相關變量及各類固定效應后,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會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

表2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

表3中第1-3列、4-6列和7-9列分別報告了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指數、數字金融使用深度指數和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指數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OLS及2SLS回歸結果。OLS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正向推動效應,但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并未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影響。第一階段回歸結果均顯著,且Kleibergen-PaaprkWaldF統計量顯示通過了弱工具變量檢驗。第二階段回歸結果顯示數字金融覆蓋廣度及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即數字金融用戶群體的增加及客戶觸達性的提升均可助推經濟包容性增長。但是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的提升并未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影響,可能的原因是部分長尾客戶對于數字金融的認識及學習能力不足,導致數字排斥現象的出現,這一現象致使普惠金融數字化在短時間內無法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積極影響。

表3 不同維度指標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影響的基準回歸結果

(二)穩健性檢驗

1.分位數回歸

與基準回歸中采用的均值回歸相比,分位數回歸不對模型做任何分布假設,根據不同分位點利用樣本含有的不同信息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采用分位數回歸既可以緩解異常值導致的偏誤,也可以更好地捕捉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影響的結構特征。表4第1-3列的回歸結果顯示在25%、50%和75%分位點上,數字普惠金融的回歸系數均顯著為正,且回歸系數隨著分位點的增加而上升,表明隨著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升,其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會因規模效應而提升。

2.刪除省會及直轄市

中國的4個直轄市和28個省會城市是各省域政治、經濟、科學、教育、文化和交通中心,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會相對更高,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回歸系數偏大。為了檢驗回歸結果并非由這些大城市驅動,本文從樣本中剔除這32個城市。表4第4列回歸結果表明剔除省會城市及直轄市后,回歸結果依然顯著。

3.雙重差分檢驗

2016年G20高級別會議提出《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這一政策發布時間符合外生性,且地區之間受政策影響的程度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較中西部地區更高(錢海章等,2020)[8]。為驗證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可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本文構造實驗組和控制組,使用雙重差分檢驗數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效應。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GMLit=γ1+γ2treati× postt+ γ Xit+ hi+ ut+ εit#

(3)

其中postt為時間虛擬變量,將2016年前賦值為0,2016年后賦值為1。treati表示地區虛擬變量,將中西部地區設定為實驗組,賦值為1;東部地區設置為控制組,賦值為0。Xit表示控制變量,hi表示城市固定效應,ut表示年份固定效應,εit表示擾動項。表4第5列回歸結果顯著為正,表明2016年《數字普惠金融高級原則》的提出對于西部地區經濟包容性增長有顯著促進作用。該回歸結果可以論證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積極影響,同時該結論表明不同地區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三)異質性分析

1.區域異質性

中國的經濟發展及人口分布極不均衡。東部地區經濟更為發達,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較高,而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較低。為了探究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不同地區經濟包容性增長的異質性影響,本文分別以東、中、西和東北地區的城市作為研究樣本,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除東北地區外,各個地區回歸結果均顯著為正,表明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都能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提升。但在東北地區回歸結果不顯著,可能的原因為近年來東北地區人口流失嚴重,產業發展受阻,經濟增長水平下滑,故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無法提振其經濟包容性增長。

2.城市規模異質性

為了考察不同規模城市的產業多樣化是否對其人口變化有不同的影響,本文將中國不同規模城市歸并劃分為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兩類,進一步研究了不同規模城市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表6第1-2列分別列出了上述兩類城市的回歸結果,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大城市經濟包容性增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該影響在中小城市不顯著,可能的原因是數字普惠金融在中小城市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不足,導致其未能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助推作用。

3.創新創業能力異質性

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依賴于其運行機制,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運行機制的差異可能會導致城市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程度和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不同,城市創新創業能力越強表示城市運行機制越完善。本文采用由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區域創新創業指數來衡量不同城市數字普惠金融運行機制的差異,以年平均數的中位數為界限將276個城市分成高、低兩組?；貧w結果顯示在創新創業能力較高的城市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促進作用的才能得以發揮,反之在創新創業能力較低的城市,由于數字普惠金融難以通過高效的運行機制實現其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的有效提升,故難以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影響。

表6 創新創業能力及城市規模異質性

(四)機制檢驗

數字普惠金融發展能夠顯著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這背后的傳導機制如何?本文從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兩個角度對其傳導機制進行探索。從經濟增長角度來看,數字普惠金融可以緩解金融機構與客戶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提升資金的利用效率,強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能,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數字普惠金融可提升金融服務的觸達性,使更多客戶能夠更加便捷高效地享受金融服務,增強客戶的金融參與意愿,提振投資以促進經濟增長。從收入分配角度來看,數字普惠金融降低了低收入群體因征信信息不完善等因素受到金融排斥的概率,在數字技術的基礎上助力“金融廣化”對于不同收入階層收入差距的緩解功能。同時,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助力較為落后的農村地區的金融體系發展,提升農村居民收入,緩解城鄉收入差異。因此本文在基準模型的基礎上引入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兩個變量,以識別上述機制。具體模型設定如下:

GROWTHit=ρ1+ρ2DIFIit+ ρ Xit+ hi+ ut+ εit#

(4)

GMLit=μ1+μ2GROWTHit+ μ3DIFIit+ μ Xit+hi+ ut+ εit#

(5)

GAPit= θ1+ θ2DIFIit+ θ Xit+ hi+ ut+ εit#

(6)

GMLit=η1+ η2GAPit+ η3DIFIit+ η Xit+ hi+ ut+ εit#

(7)

GROWTHit和GAPit分別表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表6第1列和第2列的回歸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效應是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渠道。第2列和第4列的回歸結果表明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無法緩解城鄉收入差異,且收入分配效應并非數字普惠金融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重要渠道,雖然通過省域、勞動力追蹤調查數據可以觀察到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應(黃倩等,2019;[15]周利等2020[16]),但本文使用的地級市數據無法在目前樣本中得出數字普惠金融有效改善收入分配的結論,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國城市數量龐大,城市異質性較強,不同城市城鎮與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較為懸殊,數字普惠金融對于城市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在研究階段仍未發揮效應。

表7 機制檢驗

四、結論與啟示

貧困、收入不平等和失業是全世界都十分關注的問題,由單純注重經濟增長速度的發展模式向經濟包容性增長轉變,使得人人都能參與經濟增長,并共享經濟增長果實,是解決當今世界經濟發展問題的關鍵。在當前中國數字普惠金融發展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準確對經濟包容性增長水平進行測度,結合理論基礎通過實證方法驗證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之間的關系及兩者間的傳導機制,有助于探索并優化中國當前經濟發展模式。本文選取2011-2020年中國276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面板數據,研究數字普惠金融與經濟包容性增長的關系與影響機制,主要研究結論有: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積極推動作用,數字金融覆蓋廣度、數字金融使用深度的提升均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正向推動效應,但數字排斥等現象的存在致使普惠金融數字化并未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產生影響。隨著數字普惠金融水平的提高,其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會因規模效應而增大。數字普惠金融對于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影響存在區域、城市規模和創新創業能力異質性。數字普惠金融通過提高資金的利用效率與金融服務觸達性促進經濟增長,并進一步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

上述結論對于中國發展數字普惠金融推動經濟包容性增長具有一定政策啟示: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促進作用的發揮需要穩定的經濟、金融環境作保障,因此必須推動偏遠地區經濟發展,提升貧困群體的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質量,并進一步改善收入不平等狀況,縮小收入差距、促進就業,以實現經濟包容性增長。一方面,需要扶持農村發展特色產業,保障農村居民增收,推動農村經濟發展。中國低收入群體中很大一部分是農村居民,而農業、養殖業以及其他相關產業是農村居民的重要收入來源。各地政府應該增加對農民的財政支持,提高欠發達地區信貸分配和金融資源吸收能力。還應確保各地發展符合本地特色的產業,提高產業附加值,保障農村居民增收,從而推進經濟包容性增長。另一方面,要大刀闊斧改革金融體系,優化金融體系各項功能。金融經濟發展需要以服務社會發展為重心,加強服務實體經濟功能,強化資本向關鍵領域和薄弱領域的分配,滿足個性化的金融需求,提升服務效率。在優化功能、完善服務體系的基礎上,協調金融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運行體系,增強融資便利性。

未來可在如下方向進一步拓展研究:在城市層面持續追蹤數字普惠金融對包容性增長的影響以把握其效應與趨勢特征,如數字普惠金融對于收入分配的改善效應,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包容性增長影響的空間作用,探究某一區域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可否在提振自身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同時對鄰近區域產生溢出效應。關注宏觀角度研究的同時,也可從企業或居民等微觀視角切入分析數字普惠金融發展對經濟包容性增長的微觀影響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