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萬歷重印版《甘珠爾》的價值

巴 多 張智瑜

[提要] 長期以來,因存世量少、記載欠詳,萬歷版一直是眾多藏文《甘珠爾》版本中存疑最多的版本,其刻板究竟是否為重新刊刻、42函的續藏是否為《丹珠爾》等情況,一直因缺少實物證據或原始文獻記載而眾說紛紜。從對波蘭藏萬歷版孤本、萬歷版《大明皇帝御制勅諭》等一手文獻的重新梳理中,可以清晰得知,萬歷版《甘珠爾》并非重新刊刻,而是奉萬歷皇帝之命,以永樂版的木刻版印造而成,印刷時以黑墨代替朱墨。新刻的萬歷版42函續藏,補充的是一些經常念誦的經品,包括《甘珠爾》中的《吉祥真實明經》《延壽無量佛經》等部分經品,以及許多藏族高僧大德著作,如八思巴的《長壽佛贊》、宗喀巴的《釋迦牟尼佛贊》《緣起贊》,而并無萬歷版《丹珠爾》。故萬歷版可稱為永樂版之增補重印版。萬歷版及其續藏是明代朝廷和皇帝對藏傳佛教的重視態度的直接體現,更是藏漢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增補后的藏漢大藏經合璧并行,形成了漢藏顯密經典的大圓滿,極具歷史文化價值和宗教價值。

最早刊刻的永樂版《甘珠爾》,以及其后的所謂“萬歷版”皆屬明代官版藏文《甘珠爾》,由皇室主持刊刻、印刷,專供皇室及上層寺院和佛教領袖供奉,印刷量小。加之朝代更替,年代久遠,其刻版早已不存。且至今尚未見一套相對完整的萬歷版印本,因此,長期以來,其真實情況顯得撲朔迷離。

最近,筆者有幸查閱到波蘭藏萬歷版《甘珠爾》孤本的全部電子圖片資料,以及北京新發現的萬歷版殘卷,結合之前國內外諸家的研究,對萬歷版進行了系統性的再梳理,發現了萬歷版多方面的重要價值,希望借此明晰學界的幾點不確和疑惑,并引起進一步的重視和研究。

一、萬歷版孤本的存世情況

(一)萬歷版的印版年代

日本學者辛島靜志于2014年發文介紹道:“德國柏林國家圖書館(Staatsbibliothek)收藏有一套1680年印《甘珠爾》。這套《甘珠爾》基于萬歷版《甘珠爾》?！盵1]但此判斷未標明來源。文中的圖表還含有“萬歷版(1605)→柏林印本(1680)”的關系圖。辛島引用了作于2010年的《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anli Kanjur》[2](P.88)。然此文中說,收藏在柏林國家圖書館的乃1680年的《甘珠爾》手寫本(Berlin Manuscript Kanjur),且文中再無任何有關1680年的論述。故可推測,辛島應將柏林手寫本誤認為是萬歷版《甘珠爾》印本,并推測該萬歷版的印本年代為1680年。龍達瑞教授最早在國內刊文介紹波蘭藏《甘珠爾》,證實了辛島所謂柏林國家圖書館珍藏的是萬歷《甘珠爾》[3],雖未明確說萬歷版印制于1680年,但似乎也將“柏林甘珠爾寫本”與“波蘭萬歷版《甘珠爾》”混淆。波蘭《甘珠爾》確實曾藏于柏林國家圖書館,但這些文物在1944年后便離開柏林(詳見下文)。據此,波蘭藏萬歷版的印刷時間為1680年的判斷有誤。

據日本學者酒井紫朗1944年的文章介紹,五臺山羅睺寺曾藏有帶有續藏的萬歷版印本,五臺山普樂院曾藏有無續藏的萬歷版印本①。從五臺山藏本來看,萬歷版有三個主要標志:第一,在永樂版漢文《御制藏經贊》中的年款“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后,增刻了“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見圖1)②,是萬歷版印刷的時間;第二,印本中包括萬歷皇帝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所作的《大明皇帝御制勅諭》(見圖2);第三,包括42函續藏,其完成的時間最早為1607年(詳見后文)。

然波蘭藏本中僅包含42函續藏中的22函,并無前兩點特征?？梢姶擞”镜膶嶋H印刷時間必然早于萬歷三十三年。但其卻采用黑墨印刷,而非永樂版采用的朱墨,故其可能是萬歷初年至三十三年之前的印本。國內外眾多研究者因波蘭藏本采用黑墨印刷,且包括續藏,較為符合萬歷版的特征,故將其認定為萬歷版。實際上,波蘭藏本乃多版本的混合本,但具有萬歷版的研究價值。

圖1-1 永樂版《御制藏經贊》尾頁

圖1-2 萬歷版《御制藏經贊》尾頁

圖2 萬歷版《大明皇帝御制勅諭》 出自[日]酒井紫朗,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J],密教研究87,1944年,第67-69頁。

(二)波蘭藏品及北京新發現

這批善本共有865冊,包含藏文、漢-藏文、蒙文經典,大多為木刻印本,也有手寫本,被分為Pander A、B、C、E、F和Pantheon等6種編號?！陡手闋枴肪幵凇癙antheon”中。

2.北京新發現。2020年11月,翁連溪研究員無意間在北京的一處舊書攤上發現了“萬歷版”《甘珠爾》的殘卷36卷,這些印本并非傳統的梵夾裝,而采用了裝藏用的卷裝式,墨印,每卷大多不超過25葉,其中4卷有標簽。2021年6月,他在北京的一個拍賣會上又發現了5卷,裝幀形式相同,頁碼錯亂。

烏日切夫教授對此有所介紹:

2021年9月,蘇米雅博士在珠海一處寺廟中發現了一個無外框的經函,書簽上寫有“說剛波等百悟經一卷第三”,展簽上標注的年代為“民國”。烏日切夫教授從紙張、外包裝、書簽、行數、字體等方面進行對比,認為這些卷裝經與翁連溪研究員從北京發現的卷裝經同一出處。

表1 北京拍賣會所見萬歷版經卷五卷

翁連溪研究員根據紙張厚薄差異、頁碼錯亂,推測這些經卷是整套印本之外多出的散本。筆者推測,這些經卷裝可能因印刷瑕疵或其他原因流散民間,由梵夾裝改為經卷裝,重新為每卷經品印制了標簽?！翱追蜃优f書網”等網站上也出現了類似的卷裝經,也應為同一批的印本(參見圖3、4)。

圖3 百度百科對“經卷”一詞的配圖,原圖上有“孔夫子舊書網”的水印

圖4 萬歷版《甘珠爾》部分經卷,烏日切夫拍攝,2020年11月

另外,日本大學也曾藏有萬歷版《甘珠爾》印本至少19函,但毀于1923年的大地震。除此之外,目前尚無萬歷版存世的發現。由此可見,存世的萬歷版極為稀少,波蘭龐德藏品成為目前具有一定系統性研究價值的孤本。

(三)波蘭藏《甘珠爾》總目

萬歷版包含正藏和續藏兩個部分,正常的順序是先正藏后續藏,但波蘭藏本的收藏編號先編排了續藏,故本文按照已有編號的順序論述。

1.續藏部分

萬歷年間重印的《甘珠爾》中有新刻的42函經書,包含一些經誦經典,如《吉祥真實明經》《延壽無量佛經》等,以及藏族高僧大德著作,如八思巴的《長壽佛贊》⑥、宗喀巴的《釋迦牟尼佛贊》《緣起贊》⑦等,可稱為“續藏”。為了增添功業,其中皈依、發心、回向文等內容有多次重復的現象。波蘭藏《甘珠爾》中有續藏22函,各函的字號分別為“朝、拱、平、章、愛、育、臣、戎、壹、體、賓、鳴、鳳、白、駒、場、化、賴、萬、方、蓋”?？梢?新增補的經函是以《千字文》中的字序作為各經函的字號。

表2 波蘭藏萬歷版續藏

2.正藏部分

萬歷版正藏與永樂版相同,有秘密經部24函、版若經部24函、大寶積經部6函、華嚴經部6函、諸經部32函、戒律部13函、目錄1函,共106函。波蘭藏本中,有秘密經部23函、諸經部1函,出自三個版本的般若經部12函(有重復函)。詳情如下:

(1)秘密經部。原有24函,缺第13函。收藏編碼為23-28(1084-1089),38-46(1099-1107),48(1109),50-55(1111-1116),57(1118),并未完全按照秘密經的函序排號。諸經部第13函的收藏編碼為56(1117),應該是收藏者誤將此函認做秘密經的第13函。

(2)諸經部第13函。諸經部共有32函,這里僅收藏了第13函,裝飾均與《秘密經》相同。

(3)般若經部。波蘭藏本中的《般若經》出自3套不同印本,屬萬歷版和北京康熙版兩種不同的版本。其中萬歷版的《般若經》又是出自兩套不同批次的印本,故含有相同的經函。為描述方便,下文將兩種萬歷版印本稱為萬歷版1、萬歷版2。

大般若經第二、八、十二函,收藏編碼59、47、49(1120、1108,1110),為萬歷版1。這3函與上述《秘密經》有著相同模式的彩裝,綜合版面和裝幀情況來看,這三函與上述23函的萬歷版《秘密經》屬同一套印本。

為便于檢索與研究,筆者將波蘭藏萬歷版正藏的目錄學信息匯編為下表一覽。

表3 波蘭藏萬歷版正藏

二、版本價值

(一)與永樂版的關系

1933年,呂澂指出:“明永樂年間,嘗取其經藏翻刻為永樂版”,后來“又翻刊經藏為萬歷版。清康熙雍正間又翻刻全藏為北京版”[4](P.41),1950年,關德棟撰文介紹:萬歷版的“內容就是永樂版的重刻。不過在這版甘珠爾的最后,曾添加有四十二帙續添藏,這是不曾為過去學術界介紹過的,雖然它在學理的研究上不占重要位置,但是西藏佛教研究資料中,卻是較重要的東西?！盵5]1980年《中國佛教》刊文稱:“明代還有藏文藏經甘珠爾的刊行,在永樂和萬歷時代,前后曾翻刻過兩次?！浜笕f歷三十三年(1605),又翻刻永樂版蕃本,以黑字印行,稱為萬歷版?！盵6](P.120)1986年,王堯撰文稱“公元1605年又在北京刊刻第二個刻本,時為大明萬歷皇帝在位第三十三年,故稱萬歷本甘珠爾?！盵7]可見,在呂澂之后的眾多學者均認為,萬歷版是以永樂版為藍本重新刊刻的復刻版。

然而,作于“大明萬歷三十四年八月”的《大明皇帝御制勅諭》中明說:“爰命所司査理清洗舊板,重刊印造,共一百五函,續添四十二函?！?見圖2)。另外,《御制藏經贊》的尾頁有落款:“永樂八年(1410)三月初九日”“萬歷三十三年(1605)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且在藏文《御制藏經贊》的相應位置,并沒有增刻萬歷的落款。

通過對印本的比較,可見兩者的內容、字體、行距、文字位置等均完全相同。以上相互印證之下,可以明確萬歷版《甘珠爾》正藏的“重刊印造”乃是用永樂版重新印刷的,并增加了42函《續藏》。而呂澂所言的“翻刊”,即指重新修訂、印刷。從版本學角度來看,其可稱為重印增補版。

另外,也有學者認為永樂版是用銅版刻制的,如:

這是第一次甘珠爾的刻本。不是木刻而是銅版。[7]

永樂版——1410年明永樂年間,根據蔡巴《甘珠爾》制成銅版印行。[8]

有關銅版之說,最早于1910年在《庫倫版甘珠爾目錄》中記載:“古昔于內地大明永樂皇帝迎請大師(指宗喀巴)乃以大慈法王釋迦益西為代表以應?！嘶实蹖⒏手闋柦涚澮糟~版而印刷,實為刻本甘珠爾之首創也?！雹嗟鞒勺娴摹队撇亟涃潯分杏涊d為“刊梓印施”,據此判斷,應為木版,而非銅版。庫倫版甘珠爾目錄中所提銅版可能是指以朱墨印制。

(二)與其他大藏經版本的關系

萬歷版《甘珠爾》與永樂版在版本傳承上,可看作同一版本,其藍本為《蔡巴甘珠爾》手寫本⑨?？逃?608至1621年的理塘版,同樣以《蔡巴甘珠爾》手寫本為藍本,同時參校了《達龍續部》手寫本。以理塘版為藍本或校對本刊刻的版本為卓尼版(1721-1731)、德格版(1717-1733)、北京版(1683-1692/1700)。而后,又以德格版為藍本或校對本刊刻的版本有拉加版(1814-1820)、庫倫版(1908-1910)、瓦拉版(20世紀初)、拉薩雪版(1920-1934)。由此可見,所有的木刻版藏文大藏經均為《蔡巴甘珠爾》的傳承。

波蘭藏萬歷版中的每一函中,均包含永樂皇帝題寫的《御制藏經贊》《御制后序》的漢、藏雙文。二者除了沿用至萬歷版,還被收錄于許多漢文大藏經中,如《永樂北藏》中的《御制藏經贊》《御制藏經跋尾》;《大正新修大藏經·法寶總目錄》中的《藏經贊》《藏經跋尾》。

萬歷版與其他木刻版大藏經最大的區別,是萬歷皇帝為其增刻了42函續藏。

有些學者認為,萬歷年間增刻的42函續藏為萬歷版《丹珠爾》。如:

萬歷三十三年(1605),以永樂版大藏經為底本,增刻《丹珠爾》42函顯密經典,刻印全套《甘珠爾》經106函和《丹珠爾》42函,共計147函。[9]于明萬歷年間,1605年在北京刻印的,共有108函。明萬歷年間同時還刻印了《丹珠爾》中的42函經論。[10]萬歷版——1605年明萬歷重刻永樂版《甘珠爾》,并增刻《丹珠爾》42函,漢文文獻中記載增刻“續藏”42本為錯誤。[11]

但事實并非如此。據萬歷版《大明皇帝御制勅諭》中的最原始記載,漢文大藏經《永樂北藏》經“圣母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嘉皇太后⑩續刊四十一函,業已全備?！庇纱?在藏文大藏經中,萬歷皇帝“續添四十二函、用足全數”。故“續藏”并不是指《續部》,更不是《丹珠爾》。補充續藏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先續刻了漢文《大藏經》中的41函,故萬歷皇帝效仿之,在藏文《甘珠爾》中補充了42函經常念誦的經品,以增添功業、更廣流傳。

續藏首函“朝字第一百六卷”,所記載的日期為“大明萬歷三十四年(1606)九月二十一日”;第39函“方字第一百四十四卷”所記載的日期為“大明萬歷三十五年(1607)五月”,第40函中未記載時間,41、42函缺失。如果最后的41、42兩函中也有時間記載,可以推測時間應也在明萬歷三十五年之內。由此可知,萬歷版中記載的最早日期為永樂版《御制藏經贊》中補充的“萬歷三十三年(1605年)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即開始刊印的時間;1606年萬歷皇帝做《大明皇帝御制勅諭》,計劃開始雕刻42函續藏;全部刊印完成的時間最早應是1607年。

此前,多數學者只知萬歷版有42函續藏,但不清楚具體內容如何。發現于五臺山羅睺寺的萬歷《續藏》,共40函,缺失第25、37函,并有目錄《續添如來大藏秘密壇場經四十二函總目錄》。而波蘭龐德藏品中的22函萬歷《續藏》包含缺失的第25函。綜合兩方信息后,可以得到目前較為完整的萬歷《續藏》信息,現通過下表予以明晰。

表4 萬歷四十二函《續藏》詳目

由圣母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嘉皇太后為漢文大藏經續刊的四十一函續藏目前無緣得知其詳。然《重修普陀山志》第一卷中記載了萬歷《御制佛藏經序文》二首,其中《御制圣母印施佛藏經序》(0039a04)載:

朕聞儒術之外,釋氏有作,以虛無為宗旨,以濟度為妙用……貝葉有所不盡,龍藏有所難窮。惟茲藏經,繕始于永樂庚子,梓成于正統庚申。由大乘般若以下,計六百三十七函。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又益以《華嚴玄談》以下四十一函,而釋典大備。

《御制新刊續入藏經序》(0046a05)載:

續入藏經四十一函,起《華嚴玄談會玄記》,至《第一希有大功徳經》,記四百一十卷,此我圣母慈圣宣文明肅皇太后所命刻也。朕惟釋教東流,經典遞譯,函卷繁富極矣?！竺魅f歷十四年三月□□日。

從中可以得知,漢文《續藏》補充的是《華嚴玄談》以下的四十一函,首尾為《華嚴玄談會玄記》與《第一希有大功徳經》二經,為藏文《續藏》四十二函中不含。由此可見,藏、漢兩文《續藏》的內容并不相同。

三、歷史文化價值

(一)反映萬歷皇帝的信仰

明永樂皇帝敕令刊刻了最早的藏文大藏經永樂版《甘珠爾》,以及漢文大藏經《永樂北藏》,并自詡為觀音菩薩的化身,可見佛教對明皇室已經產生了深厚的影響。萬歷皇帝雖沒有主持刊刻大藏經,但卻多次將《永樂北藏》637函及41函續藏、萬歷版《甘珠爾》106函及42函續藏這兩部漢、藏大藏經一同贈與重要的名山大寺。

相傳,我國四大佛教名山中的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是觀音菩薩和普賢菩薩的道場,是十分殊勝的佛教圣地。萬歷皇帝與這兩處有頻繁的來往,其對佛教的重視可見一斑。從《重修普陀山志》《峨眉山志》卷六等文獻中可以看出,萬歷皇帝在位期間,曾為兩處多次敕贈《永樂北藏》、修建寺院,并親書宸翰敕諭。

《重修普陀山志》中有萬歷皇帝多次為普陀山贈經的記載:《皇帝敕諭普陀山寶陀禪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時間為大明萬歷十四年三月□日;《敕諭南海普陀山普陀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時間為大明萬歷二十七年二月初十日;《皇帝敕諭南海普陀山普陀寺住持及僧眾人等》時間為大明萬歷二十七年二月□□日。并且,還為損毀的普陀寺遣官督建,耗時五年,并題額名為“大明敕建護國永壽普陀禪寺”,作《御制重建普陀寺碑》文,時間為大明萬歷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峨眉山志》卷六中同樣記載了萬歷皇帝多次為峨眉山勅賜《永樂北藏大藏經》和續藏,如:《明神宗勅賜峨眉山白水寺藏經勅書》時間為萬歷二十七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明神宗勅賜峨眉山慈延寺藏經勅書》時間為萬歷四十年六月十五日;《明神宗勅賜峨眉山永延寺藏經勅書》時間為萬歷四十二年。

另外,在《大明皇帝御制敕諭》的《□□□寺主持及僧眾人等》中,亦有與上述敕諭非常類似的表述,并將萬歷版藏文大藏經“査理清洗舊板,重刊印造,共一百五函,續添四十二函。用足全數,施舍中外各處寺院,俾番漢二藏大經同傳,永垂不朽?！?/p>

從以上萬歷皇帝的敕諭中看,其對佛教的態度可歸結為:“朕惟佛氏之教具在經典,用以化導善類,覺悟群迷,于護國佑民不為無助?！薄白怨诺弁?以儒道治天下。而儒術之外,復有釋教,相翼并行”。其目的亦可知為:“茲者朕嘉善道之可依,念傳布之未廣,爰命所司,印造全藏六百七十八函,施舍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永垂不朽。庶表朕敬天法祖之意、弘仁普濟之誠,使海宇共享無為之福?！薄百路瑵h二藏大經同傳,永垂不朽?！?/p>

(二)反映當時漢藏佛教發展情況

明代創立后,太祖皇帝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治國理念,但同時也積極支持佛教、道教的發展,倡導三教并行。至明成祖時期,對藏傳佛教的信奉加深,邀請了眾多西藏高僧,由明朝廷冊封形成了平衡各教派勢力的三大法王傳承體系。同時還發展出了“朝貢貿易”和“茶馬互市”的現象,使藏地與內地的官方和民間交流往來日益頻繁,駐京藏僧也不斷增多。后世歷代君主基本均沿用此對藏政策體系。由此,極大地促進和深化了藏漢民族文化、宗教、經濟、藝術等多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此時期,明王室對藏傳佛教以及藏地情況的認識也隨之進一步加深。

同時,明成祖還敕令編撰了被譽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的《永樂大典》、刊刻了首部藏文大藏經——永樂版《甘珠爾》以及漢文大藏經《永樂南藏》(1412-1417)《永樂北藏》(1419-1440)等大部頭文獻。這標示著,隨著在永樂年間明朝的國力趨于鼎盛,藏漢佛教在明朝的發展也日益壯大,形成“俾番漢二藏大經同傳,永垂不朽”的局面。

明宣宗之后,明朝中期的歷任皇帝對藏傳佛教也更加尊崇,尤以“親習西番梵唄,與番僧輩演唱于禁中”[12](P.684)的明武宗為甚。除世宗信奉道教,一度禁佛外,明朝后期的諸君仍崇奉藏傳佛教,并常在宮中舉行法會,但規模和頻繁程度已大不如前。

萬歷處于明中后期,此時由萬歷皇帝重新刊印藏文大藏經,并為其補充了42函常念誦的經函作為續藏。這一現象說明,萬歷版的衍生,代表著藏傳佛教在當時的內地已經具有了一定的信眾基礎,且隨著藏傳佛教的發展穩固和眾多寺院的新建,對藏文大藏經也有了新的需求。

(三)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波蘭收藏的萬歷版《甘珠爾》共有60函,分為兩個部分,其中續藏22函,正藏38函,是可對萬歷版開展研究的僅存孤本,對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發揮著積極作用。

在每函首的空白頁上,有幾種編號,大部分在左右兩邊,應該是龐德在收藏時所做的編號,這些編號的順序與《甘珠爾》原版的經函排序并不相同。且經過對裝幀的比較,可見其中含有分屬于不同版本或版次的印本。筆者特在此做出分析和解讀,并將相關信息匯集成表格,盼為學界研究者提供便利。

1.續藏部分編號解讀

圖5 龐德藏品萬歷版續藏第一函函首空白頁

2.正藏部分編號解讀

波蘭藏萬歷版《甘珠爾》的正藏部分有秘密經23函,諸經部1函,般若經13函。最后一函是目錄,編號為60,無其他編號。以上除目錄函外,各函首的空白頁上,左邊有綠色筆記的編號1084-1120。中間有藍色筆跡書寫的以字母B開頭的編號(下文簡稱為“B編號”)。在《A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Wanli Kanjur Kept in the Jagiellonian Library,Krakow》一書中提及:“B=Berlin ManuscriptKanjur,numbers according to Beckh’s Catalogue”?？梢缘弥?字母B應是“Berlin Manuscript Kanjur”或“Beckh’s Catalogue”的縮寫,且B 編號應與“柏林甘珠爾寫本”相對照,相同的編號代表相同的函。

如大般若經第一卷至第十四卷的B編號為B17-B30,其中的第二卷和第十二卷各有兩套,其B編號為2個B18和2個B28;秘密經第一卷至第二十四卷為B85-B108;經部第十三卷為B65。故推測經部(共三十二卷)的B編號應為B53-B84,這樣就與秘密經(共二十四卷)的B85-B108相連。剩余B1-B16、B31-B52的編號,應為第二般若經等般若部分、大寶積經、華嚴經、戒律部、大藏經總目錄等《甘珠爾》剩余部分。

圖6 龐德藏品萬歷版秘密經第二函函首空白頁

四、版本藝術價值

最早的藏文《甘珠爾》永樂版,每函均有上下夾板和經匣,是完整的梵夾裝樣式,并無彩繪裝幀。萬歷版未見有夾板、經匣的報道或實物證據,但卻有較為罕見的彩繪裝幀,顯得格外莊重、精美,是一種對梵夾裝形式的創新,具有獨特的版本價值和藝術價值。從波蘭藏品中相同函的不同彩裝現象來看,萬歷版印本應均經過彩繪裝幀,不同印本的彩繪也各具特色,可能是出自同時期不同畫師的印本,抑或不同批次的印本。

可見,萬歷版是最早采用彩繪裝幀形式的《甘珠爾》版本,也是目前發現最早的彩繪裝幀藏文木刻版印本。其后的官版藏文《甘珠爾》北京版的部分重印本也沿用了類似的彩裝形式。萬歷版的彩繪裝幀面貌,長期以來不被國內學者所知曉,現可通過波蘭藏品窺知一二。

(一)秘密經部

圖7 龐德藏品萬歷版秘密經第二十四函厚度面彩裝

(二)般若經部

圖8 龐德藏品萬歷版1大般若經第二函厚度面彩裝

其二,即收藏編碼為29-37(1090-1098)的9函大般若經,其彩裝與上述印本有明顯區別。但通過印本對比,可知其同屬萬歷版,故這9函應是萬歷版的另外一套印本,即萬歷版2。

此套印本的插圖,按照唐卡的方法進行了彩繪,并增加了紅色的粗細雙框線。觀察印本左側的框線,可見與藏文函號字母有一定的重合。故可斷定,此框線并不是在原印版上增刻的,而是單獨刻制了框線的印版,套版印刷?？捎纱送茰y,這9函所屬的全套印本應該均有相同的彩繪和框線(見圖10)。

圖9 龐德藏品萬歷版2大般若經第一函厚度面彩裝

圖10-1 永樂版大般若經第二函上第一葉

圖10-2 萬歷版1大般若經第二函上第一葉

圖10-3 萬歷版2大般若經第二函上第一葉

其三,即般若經第10函,收藏編碼為58(1119)的印本屬北京版。通對比可見,此函與永樂版、萬歷版均不同,是北京版《甘珠爾》的印本(見圖11)。此函有框型的護板,外包織錦,首頁版式精美,畫像彩繪細致,上面有金粉書寫的經名。此函厚度面的彩裝褪色較為嚴重,厚度窄面的一側,蓮花座上有火焰紋珍寶,上方有花藤環繞。另一側有蓮花座上有背光火焰紋,但因褪色較為嚴重,無法確認是否有函號。厚度寬面有四朵蓮花及法輪、吉祥結、花藤等紋樣(見圖12、13)。

圖11 北京康熙版大般若經第十函上一葉

圖12 北京康熙版首頁

圖13 龐德藏品北京康熙版厚度面彩裝

(三)續藏

其版式和正藏基本相同,每葉左側有藏文頁碼,右側有漢文頁碼。每函書的四個立面均經過彩裝,底色均為紅色,一面書寫漢字經名,一面有背光蓮花座圖案、卷號。厚度寬面兩側均為蓮花圖案,共有三朵。每朵花上有四組帶花苞的綠色花葉,花朵中間有佛教的七寶紋案,分別是犀牛角、國王和王后的耳飾、十字珠寶、珊瑚樹、象牙(見圖14)。

圖14 龐德藏品萬歷版續藏第一百四十四函厚度面彩裝

五、宗教價值

“大藏經”一詞并非源自古印度,它最早出現在隋唐時期,主要代指由朝廷主持纂集的一切經典。我國最早刊刻的漢文大藏經《開寶大藏經》始刻于北宋開寶四年(971)的益州,因此被稱為“蜀版大藏經”,又因其乃朝廷主持刊刻,故也被稱為“北宋官版大藏經”。

至明代,隨著永樂版《甘珠爾》的刊成,亦誕生了官版藏文大藏經。加之永樂帝主持刊刻的永樂版《甘珠爾》,由官方出版的藏、漢兩文版的大藏經均已問世。經過歷代藏漢同胞共同的惠心編匯、潛心?？?、精心雕版,才形成藏漢官版藏經合璧同傳的盛況。萬歷年間的增補再版的萬歷版《甘珠爾》在補充續藏后,成為更加全面的藏文大藏經。與漢文《永樂北藏大藏經》及其續藏一同,標示著漢藏顯密經典以官方出版的形式得到空前的圓滿。

漢傳佛教主要是“菩薩乘”,可分為凈土宗和禪宗兩大系統。藏傳佛教主要融合了密宗的“金剛乘”與顯宗的“菩薩乘”(大乘),同時還吸收了西藏地區以苯教為主的原始宗教與自然崇拜等內容。均是佛教進入中國后,融入本土實情和民族特點,演變出的不同的中國化佛教體系。藏傳佛教雖顯密皆俱,但因其四部密法具備,故尤以密宗為精華。而漢傳佛教中的密宗只有前三部密法,沒有無上密,且漢密在本土幾乎已經失傳。藏漢《大藏經》的并行,使佛教經典更加豐富和完善,標示著佛教中國化后不同支派經典的圓滿融匯,對中國佛教的發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六、結語

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一套完整的萬歷版印本。目前藏于波蘭的萬歷版孤本,是對其展開研究的重要實證。國內近期陸續發現了卷裝式的萬歷版零散印本,但尚未呈現出原本經函的完整面貌。根據比較和推測,這些零散印本應是同一批次進行的卷裝式二次裝幀。它們的具體出處,以及其間還有哪些內在聯系,有待繼續發現和研究。此前學界認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之前刊刻的十二個藏文《甘珠爾》古木刻版為永樂版、萬歷版、北京版、理塘版、卓尼版、德格版、納塘版、拉加版、庫倫版、拉薩雪版、瓦拉版、昌都亞倉版?，F已可確認,永樂版與萬歷版,為同一套木刻版的兩種不同印本。在兩種印本中,僅有如下差異:1.前者為朱墨印刷,后者改為黑墨;2.萬歷版《御制藏經贊》在“永樂八年三月初九日”的落款后,增補了“萬歷三十三年十二月吉日奉旨重刊印造”的年款,但在藏文《御制藏經贊》的相應位置,卻并沒有增刻萬歷的落款;3.不同批次的印本,彩裝圖案有所不同。有些萬歷版印本中的插圖進行了彩繪,并套版印刷了紅色的粗細雙框線。除此之外兩者完全相同,故可視其為永樂版的增補重印版。永樂版為銅版之說也難成立,應為木刻版。

萬歷版《甘珠爾》的42函續藏并非《丹珠爾》部分,而是在漢文《永樂北藏大藏經》進行增補后,萬歷皇帝增補的一些經常念誦的經品。其中包括《甘珠爾》中的《吉祥真實明經》《延壽無量佛經》等部分經品,以及許多藏族高僧大德著作,如八思巴的《長壽佛贊》、宗喀巴的《釋迦牟尼佛贊》《緣起贊》。補充續藏后的萬歷版《大藏經》,與漢文《永樂南藏大藏經》及其續藏一同流傳,標示著漢藏顯密經典在明代,最早以官方出版的形式得到空前的圓滿,為增進藏漢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促進藏漢文獻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積極的作用。

注釋：

①參見[日]酒井紫朗《華北五臺山の大藏經》,《密教研究》,1944(87)。

②圖15-2、16-2出自:Baron A von St?el-Holstein.On a PekingEdition of the Tibetan Kanjur which Seems to be Unknown in the West[J].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Vol22,1999.

③尤金·龐德Eugen Pander (1854-1894)出生于沙皇時代的立窩尼亞(Livonia),是19世紀歐洲藏傳佛教的研究的創始人之一。

⑤參見龍達瑞《波蘭亞蓋隆大學藏萬歷版〈甘珠爾〉》,《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⑥萬歷版,第106函,303b3-305b2。

⑦萬歷版,第110函,280b5-286b4,286b4-289a6。

⑧見庫倫版《甘珠爾》,第105函,第5葉正6行:

⑨參見巴多、張智瑜《清代官版藏文〈大藏經〉之刊刻考》,《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2期。

⑩孝定太后(?-1614年),李氏,明穆宗朱載垕之貴妃,明神宗朱翊鈞之生母,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加尊號曰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加尊號曰慈圣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